抗日战争的爆发,逼迫中国政府加大力度、加快速度发展航空事业。因为是中央航校,影响遍及全国,被誉为“中国空军的摇篮”。笕桥中央航校大大加速了中国空军建设的步伐,成为中国航空事业发展的里程碑。......
2023-12-01
三、中国现代航空之母
笕桥中央航校创办时,校长由蒋介石自兼,派航空署长葛敬恩代理,并委以毛邦初副校长之职。到1933年7月间,葛敬恩辞去航空署长职务及中央航空学校代理校长后,即由毛邦初代理校长,负实际责任。
1934年1月,中央航校再度改制。为加强对各军事学校的管理,增进学员们的荣誉感和职责感,蒋介石改用中央各军事学校总校长名义,全面负责国民党所属各军事学校的学生,也力图建立一种特殊的人际关系——封闭式的师生关系。另派周至柔担任中央航空学校校长,负实际责任。
中央航校大门
笕桥中央航空学校主楼
笕桥机场一角
笕桥中央航校虽然诞生较晚,但是无论是从教官、编制、设备情况,还是从实际训练等诸多方面来看,在中华民国建立后的20多年里,实居第一,较之南苑、广东等航校要正规多,训练人才也最多。
笕桥中央航校开设的学科主要有:飞行学(空气动力和飞行原理)、航行学、发动机学、飞机制造学、空军战术、无线电通讯、空中摄影等,还有侦察学、英语以及工厂实习(飞机发动机拆卸和修理)等,反映了当时世界范围内航空教育的最先进理念。
飞行训练则分初级、中级、高级三级进行,平均每级飞行60小时。相比之下,南苑、广东航校的初级飞行毕业只30~40个小时,东北、云南航校更短,只有20多个小时。高级飞行分为轰炸、驱逐、侦察和专门战斗技术训练等。其中,轰炸组长为王叔铭,[15]使用的教练机是道格拉斯,驱逐组长为刘超,教练机为容克3或霍克,侦察组长是陈嘉尚,教练机为可塞。
航校对学生的身体素质非常重视,每半年都要严格体检一次。学员的待遇大致是:入伍生除全部生活供应外,每月津贴12元,学飞行后,每月津贴18元。毕业后除照官阶领取正薪外,每月有飞行津贴。美国飞行教官每人每月有1000美元,合中国币3000元;美国打字员每月500美元。而中国空军上校,每月只有中国币600元。中央航校对外籍航空人士的依赖情况由此可见一斑。
从招生方面来看,从1931年起,基本上是每年招生一期。由于各种训练时间不同,笕桥中央航校在抗战前学员最多时期,曾达到400多人。
从第五期开始,中央航校的招生计划逐步扩大,并在南昌办过一期飞行训练班(称甲班,毕业后即停办。在笕桥的称乙班)。1934年,笕桥中央航校本部因在校学生尚未毕业,而第六期学生人数较以前各期为多,校内设施及机场均不堪拥挤;又恰值“一·二八”事变,航校地处沿海,深受在杭州湾巡弋的日本航空母舰威胁,有时甚至被迫停飞,因此,蒋介石决定在内地再办一所航空学校。当时,洛阳刚好已经有一所陆军军官学校分校,于是便决定在洛阳设立中央航空学校洛阳分校。然而,洛阳地区多风沙,不甚适宜飞行训练,对教育教学的影响很大。到1937年春,第九期招生后,洛阳分校便不再续办。
两广事变之后,蒋介石为了控制广东、广西,于1936年冬设立广州分校,利用原广州航校的校舍设备,又补充一部,其组织和洛阳分校一样。
国民政府原计划在中央航校设中、高级训练班,而将初级训练交由洛阳和广州两分校来负责。“八·一三”上海战事一起,抗战形势日紧,紧接着笕桥中央航校本部又迁往云南昆明巫家坝,各地分校都相继并入本校。航校同时也改为中央空军军官学校。
中央空军军官学校所需的空军器材与燃料都是由美国供应的。但是,从美国运经印度西海岸抵昆明,费用十分昂贵。后经中美双方协商达成协议,凡中央空军军官学校所招新生,首先在四川铜梁进行入伍生训练半年,之后到昆明校本部训练三个月学科,接着到印度拉合尔[16]进行为期半年的初级飞行训练,然后再到美国接受中高级训练一年。整个抗战期间,美国先后帮助中国训练了飞行人员500多人,这些人在抗击日本侵略的战斗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945年抗战胜利,辗转办学的中央航校迁回杭州笕桥原址。1948年冬,中央航校学校迁往台湾。
1949年新中国成立,笕桥航校旧址作为新中国航空学校和军用机场使用。1957年1月,中国民航局在笕桥机场正式建客运站,称杭州航空站,笕桥机场改为军民两用。1961年改称中国民用航空浙江省管理局。2000年12月,杭州萧山机场建成并正式启用,民航撤出笕桥机场,机场恢复为单纯的军用性质。
中央航校之所以能创建,除了深受孙中山先生“航空救国”思想的影响外,还与蒋介石“无空防即无国防”的思想也是分不开的。1925年,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蒋介石掌握民国政权之后,顺应时势,力行孙中山发展空军事业的遗志,创立了中央航空学校,并亲自担任校长。他曾手谕“我视本校教育之成败,为中国革命最后之成败”,在蒋介石心目中,中央航校几乎与陆军黄埔军校齐平。事实上,在后来的中国军事领域,这两个军事学校作为陆、空军的各自最高学府,的确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人才资源库。从此以后,中国空军的革命教育也得以发展,革命精神得以发扬。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者空袭杭州笕桥及安微广德两个机场。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在大队长高志航的领导下,奋起迎战,给予日军当头棒喝,一举击落敌机6架。大大振奋了全国人心,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野心,重挫了日军的锐气,写下了中国抗战史和中国近代史极其光辉的一页,成为闻名中外的“八一四”笕桥空战。因此,笕桥精神遂成为了当时空军的具体象征。如今的笕桥空战原址,驻扎着新一代的人民空军,他们继承了历史遗传下来的“笕桥精神”,在这里挥洒着青春与热血,守护着祖国的蓝天,保卫着和平年代的笕桥,使这里的老百姓无忧生活,安享太平与江南小镇的富足。
作为中国空军的摇篮,笕桥中央航校的历史价值不可估量。不仅它的一些建筑,如航校大礼堂、军官宿舍等一直被完好地保存着,成为具有特殊价值的历史文物,笕桥抗敌卫国的精神也成为今天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和教材。为了纪念这段不该忘记的历史,纪念航校英雄们的壮举,笕桥镇镇政府计划在此建立一个中国空军博物馆,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培养青年一代的爱国热情,发扬中华民族英勇顽强的民族精神,让人们牢记历史,不忘国耻。(www.chuimin.cn)
笕桥将与中央航校同载历史,辉煌的中央航校也会与笕桥共承厚重的历史。
【注释】
[1]该书由宋代陈敷所著,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谈论水稻栽培种植方法的农书。
[2]清代乾隆年间,仁和进士翟灏编。
[3]王永福:《笕桥往事》,第85页,西子联合控股有限公司、华夏风情杂志社2005年印制(内部文稿)。
[4]蔡汝揆,字君审。出生于笕桥镇西南的蔡巷庙。宋代24孝之一。拜饶鲁为师,得道学之传,门人称为愚泉先生。著有《希贤录》、《贯道集》、《友议》。生卒年月不详。
[5]戴进(1388~1462),字文进,出生在笕桥相婆弄。明代“浙派”创始人。戴进在绘画上山水、神像、人物、走兽、花果、翎毛无一不精,其画作在明代就已被称为“绝艺”。后世从学者甚多。他的山水多含人物活动,风俗迥异,现存《风雨归舟图》为传世名作。
[6]胡世宁(1469~1530),字永清,仁和人,居笕桥镇横塘村。明弘治六年(1493)进士。任南京刑部主事,上书极言时政缺失。再迁郎中,与李承勋、魏校、余佑称南都四君子。后迁江西副使,疏论宁王宸濠反状,系锦衣狱,减死戍辽东。
[7]仁和县:1645年(顺治二年)6月,清军南下,攻占杭州。是年,清袭明制,置杭州府,辖钱塘、仁和、富阳等9县。1912年与钱塘县并置为杭县。
[8]根据《杭洲市志》、《江干区志》、《余杭县志》等文献整理而成。
[9]根据周峰:《民国时期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相关内容整理。
[10]转引自浙江省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涯赤子情》,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22、25页。
[11]本组数据来源于1948年6月编印的浙大同学会会员录。
[12]城北堂是位于杭州德胜路363号的一座基督教堂,毗邻京杭大运河上的德胜桥。该堂由美南长老会创建于1881年,1905年在湖墅的大夫坊购得土地13亩,建造了教堂。
[13]参见徐晓群、陈之卿、张伟达:《笕桥》,《杭州日报》2005年7月15日。
[14]唐斌:《笕桥要建一个抗战历史街区》,《杭州日报》2007年6月9日。
[15]王叔铭(1905~1998),原名勋,又名曛,山东诸城人。1932年任中央航校飞行教官,中央航校洛阳分校主任等职。抗日战争时期,任成都空军军士学校教育长,中华民国政府驻苏联大使馆空军武官等职。后任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美国空军志愿大队中国人员管理主任,空军第三路少将司令兼空军参谋学校教育长,航空委员会代理副主任。1946年任空军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参谋长。1948年,晋空军少将。1949年至台湾。当时是毛邦初派的得力成员。
[16]现属巴基斯坦,巴基斯坦第二大城市、历史名城、旁遮普省首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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