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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2-01
西方现代民主发展的基本经验：民主和谐论
【摘要】：(一)西方现代民主发展的基本经验西方现代民主的发展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课题，我们这里仅仅从民主发展过程中一些重大的权利争议和矛盾化解的角度作简要追溯。杰弗逊调整建立了自由资本主义和民主发展之间的和谐关系，这也成为许多国家设计本国民主的蓝图。凯恩斯调整加强了大众的民主政治权利和平均主义的物质保障，减轻了资本对大众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对后发民主国家来说，这一理所当然的前提往往被忽视。
(一)西方现代民主发展的基本经验
西方现代民主的发展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课题，我们这里仅仅从民主发展过程中一些重大的权利争议和矛盾化解的角度作简要追溯。这个追溯的主要目的在于，我们认为民主是一种解决政府、资本和大众权利平衡与协调的机制，但是这个机制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伴随着社会发展通过动态的权利平衡过程来实现的。有统治能力的政府、以财产权为基础的资本和启蒙运动之后的自由平等个体，这三者能够结合起来构建出相对和谐的秩序并不是必然的。
1.公民权的扩展诉求与洛克调整[22]。英国民主革命之后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解决公民平等的民主承诺与经济的不平等相协调的问题。经历了推翻斯图亚特王朝的政治专制运动的一部分英国公民，尤其是下层民众，在革命后很快就提出了经济平等的要求，这就是所谓掘地派的出现。资本主义国家在面对这个问题时，一方面采取强制措施压制激进的经济平等主张，另一方面则采用了洛克意义上的公民权限制:即根据纳税、文化程度和以家庭住房面积为基础的家庭责任标准限制的选举制度。实质上，这些限制使得公民权仅仅给了那些有一定财产、文化教育程度的资产者。这在当时只占总人口中的1%。在资本主义体制尚未稳定下来的时代，这种公民权的限制固然不够民主，但是过度煽动公民权扩大的人却往往有可能是民主的敌人。[23]因此，19世纪的民主发展主要围绕公民权，尤其是选举权的扩大而展开。那些随着社会发展顺应工人阶级扩大趋势而逐步扩大公民权的资本主义国家，其民主进程就比较顺利，而工人阶级缺乏公民权的资本主义国家则不稳定，极易走向革命和动荡。前者如英国，后者如法国和德国。随着公民权的逐步扩大，洛克调整逐步崩溃，但是工人阶级也进入了民主秩序中。
2.自由与平等的冲突与杰弗逊调整。美国革命之后，社会情势与英国截然不同。后者可以寻得贵族与资产者联手限制公民权，而前者却是一个生而自由平等的国度。[24]在这样一个国家里，限制公民权的洛克调整缺乏正当性基础和社会支持力量，更何况美国独立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向母国要求公民的平等权利。自由的个体何以愿意进入资本主义的秩序中呢?新大陆丰富的土地资源为这个矛盾解了围:普遍而且廉价的土地所有权使得财产和民主权利的冲突得到缓解。这就是杰弗逊的策略:它通过糅合洛克与平等派思想，一方面规定投票权需要二十五英亩的土地财产资格，另一方面提议广泛授予成年男性以平均50亩的土地。杰弗逊调整建立了自由资本主义和民主发展之间的和谐关系，这也成为许多国家设计本国民主的蓝图。(www.chuimin.cn)
3.民主与财产权的冲突与麦迪逊调整。随着美国工业化的发展，支持杰弗逊调整的条件逐渐不复存在:缺乏土地财产的工人阶级不断壮大，一些政党精英为了执政而极大地推动了工人阶级的政治参与;杰弗逊的再分配计划产生的小财产所有者们逐渐沦落为工人阶级;在工业化过程中边缘化的农场主激烈反对工业化的巨大扩张。[25]大多数的普选权与少数的资本权力如何和谐共处呢?最后采取的办法被称之为麦迪逊调整，即由于社会的不同阶层和群体的利益并非在一定时间一定地点都被划分为截然不同的对立两极，因此，民主本质上并非多数人的统治，而是多重少数人的统治，多数难以形成针对少数的财富剥夺决议。“少数人的统治经由多数人永久分裂而得以保证。”这是麦迪逊式民主精英主义对防止多数暴政的哲学思考。
4.贫富分化的冲突与凯恩斯调整。然而，正如马克思的预言所表明的，工人阶级会逐步认识到自己的阶级利益，并有可能经由工人阶级政党将多数利益整合起来。因此，工人阶级在选举上的数量优势将会摧毁少数资本的剥夺。这个事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得到确认:一些不够坚固的民主国家由于害怕工人阶级而演变为资本专制和法西斯制度，剥夺工人阶级的民主权利。二战之后，对战争的反思以及冷战的促动，出现了建构福利国家的凯恩斯调整。凯恩斯调整加强了大众的民主政治权利和平均主义的物质保障，减轻了资本对大众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大众可以通过具有干预能力的政府权力来限制资本的过分掠夺，而与此同时，资本也获得了经济领域财产权的进一步保障以及在工作场所的控制权利。[26]
历史地看，西方现代民主和社会秩序的构建是一个随着民众参与政治的意愿和能力的提高逐步变化调整的过程。而西方民主的发展过程中较少讨论国家问题，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构建国家的任务已经在民主化之前就完成了，因此，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运用国家权力，来平衡社会和资本的权利冲突。对后发民主国家来说，这一理所当然的前提往往被忽视。[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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