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和谐：现代国家建构中的基层民主与社会和谐

2023-12-0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一)和谐社会:概念本质与现代性核心难题1．和谐社会:传统与概念。这种惊人发展速度使得现代经济制度与传统自然经济泾渭分明，与此类同，社会和谐的制度化构造及其概念本质在现代社会也是与传统截然不同的。构建和谐社会的决议，是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关键时期提出来的，这一理念既具有中国文化的独特渊源，更是发展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扩展现代性的普遍性难题。

(一)和谐社会:概念本质与现代性核心难题

1．和谐社会:传统与概念。推进社会和谐，首要问题是对什么是和谐社会作出基本的判断。追寻人类思想发展的历史，东西方文明都一直在寻求一种美好、和谐的社会图景。总体来看，古代东方文明主要从伦理性的追求出发，试图建构一种从人伦关系扩展出来的和谐共处的家国天下观。在中国文化中，“和”字最早见之于金文，有关“和谐”的思想源远流长。孔子力倡以“仁、义、礼、智、信”为中心的伦理性秩序，《礼记·礼运第九》中提出“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使“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社会理想。^[3]《左传·襄公十一年》表述了一种中国古典时代的政治和谐风貌:“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4]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各怀其策，激烈论争，虽然对于强国之策各有所论，但是对于社会和谐的追求上，并没有根本的差异。从孔子的“和为贵”“和而不同”^[5]，到墨子的“兼相爱”“爱无差等”，再到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都表达了社会和谐的主张。在西方思想史上，思想家们重于抽象思维，试图从特定的真理性秩序出发来构建合理的社会生活秩序和政治状态。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从混沌的宇宙观出发提出“整个天是一个和谐”;柏拉图面对“民主”希腊后期社会秩序的混乱，试图建立一个由哲人王统摄的、社会各个行业、阶层各自履行自身合理职能的“理想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面对早期曼彻斯特式资本主义的混乱和罪恶，希图创造“全世界和谐”，欧文则依据初步的公有制理想打造“新和谐公社”^[6]。

然而，工业文明以不到200年的时间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所有财富的总和。这种惊人发展速度使得现代经济制度与传统自然经济泾渭分明，与此类同，社会和谐的制度化构造及其概念本质在现代社会也是与传统截然不同的。其差异性最明显的表现之一就在于，我们不能给和谐社会下一个本质性的定义。

如前所述，人们对何谓和谐社会，虽有着一些目标共识，但是，究竟理想的和谐状态是什么，是政治和谐、阶层和谐、劳资和谐抑或人际关系和谐、人与自然和谐等等，仁者见仁，难有定论。从方法论层面来说，和谐社会实际上是一个本质上可争议的概念。这是什么意思呢?如很多学者都认为公平是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我们可以做一个假设的推理。假设甲、乙二人同受雇于一家公司，各自负责在2个月内生产该公司的一半产品，由此可各自获得2万元收入。再假设甲出身贫寒，家庭急需用钱，而乙出身富家，收入对其并不那么紧要。现在设定甲1个月就完成了任务，但是产品质量较低，但基本符合要求;而乙2个月完成任务，产品质量非常好。现在，我们来确定一下甲乙各应得多少报酬才是公平的。如果依照“各得依约所与”原则，则两人各得2万元;如果依照“各得所值得”原则，则乙应该多得;如果依照“各得所需”原则，则甲应该多得。那么，怎么给付这笔报酬才是公平的呢?恐怕每种原则都有相应的公平理论和道德言说来支持。^[7]这样说来，岂非不能精确定义和谐社会不成?

我们认为，关于怎样才是和谐的，基于不同的价值观、道德观和哲学立场来看，各不相同但是各有相应的理性依据。比之于整个社会中，大众各怀自己对何谓和谐的感受和想法。因此，贸然以一种举措或者一个定义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本质，排斥其他方面，都有可能让一些社会群体产生被剥夺和受挫感，从而难以真正达到和谐。在复杂的市场经济社会中，绝大多数社会政策和政治决断都不可能是帕累托最优的，即使有，那么在为何有人获益、有人未获益，有人获益多、有人获益少等问题依然难以化解利益冲突。

也就是说，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和谐社会，不可能是某一个理性原则支配下的社会状态，而是在各种可欲的价值原则、哲学假定和道德观选择之间，通过公民的公开、平等、理性协商和平衡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只有发展民主才能构建和谐，只有在适当的民主机制中才能寻求国家权力、资本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的平等协商和妥协平衡，从而形成所欲追求的和谐社会的共识目标。

2．现代性的核心难题与民主。构建和谐社会的决议，是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关键时期提出来的，这一理念既具有中国文化的独特渊源，更是发展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扩展现代性的普遍性难题。(www.chuimin.cn)

我们知道，人类现代社会的产生是经过了几次根本性的大转型发展而来的。按照卡尔·波兰尼的说法，第一次社会大转型源自经济自由主义在19世纪建立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这一体系让社会的运转从属于市场，而人类在19世纪之前经济生活都是“嵌入”社会之中的，也就是说经济交易是社会关系中的一个辅助性成分。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从工业革命的成功国家迅速向其他国家扩展，也将这一体系的风险向全世界扩展。因为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假设土地、劳动力和货币是虚拟商品，而这个假设是不成立的。例如，劳动力的载体是社会中的人，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将生活在传统的稳定环境中的个体带入充满风险的现代市场社会中，整个社会呈现“拔根状态”，规则秩序混乱。快速的社会转型破坏了旧有的社会应对机制和个人生活安全网，但在新的应对机制产生以前，社会成员已经萌发了社会安全的需要。因此，依托于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的现代性发展自然激发了社会力图抵制经济“脱嵌”的反向运动。这种反向运动的极端形式之一就是法西斯主义。^[8]在波兰尼看来，现代市场经济是由一种双向运动构成的，即力图扩展市场范围的自由放任运动和由此生发的、力图抵制经济脱嵌的保护性反向运动。但是我们也看到，这种反向运动虽然具有道义上的自足性，但是方式失当也极有可能将人类生活引向灾变。第二次世界大战，除了其他方面以外，是新兴的资本主义秩序对于处理民众民主要求的两种反应之间的一场战争。一些国家选择了法西斯独裁，另一些国家则进一步扩展民主，发展福利国家体制。^[9]从现代西方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解决波兰尼提出的难题的方案是:国家通过适当的形式和途径扩展公民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发展民主政治，构建全面的公民权利，保护市场社会中的个体免遭市场这样一个“撒旦的磨坊”的毁灭性打击。

实质上，波兰尼只讲述了现代性核心难题的一半，即借助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得到无限扩张的资本的经济权力迅速摧毁了个体的社会屏障，使其生活于永恒的不稳定和不安全状态中，这将引发个体各种形式的抵制。一方面，资本的经济权力具备历史的正当性，因为大量财富由此产生;另一方面，社会个体要求非异化的、稳定安全的生活的要求同样也是自然正当的。核心点在于找到不同主体之间均衡的权利诉求和平衡机制，从而让社会财富的创造和人的更加自由、稳定的生活和谐并存。这个问题在当下的中国也是非常具有针对性的。前不久引起较大社会反响的“反思改革”的思潮，其基本立场就是借助市场体制改革中出现的资本权力对缺乏社会经济权利的大众的损害和经济不平等的事实，掀起对改革本身正当性的质疑。^[10]如果我们对此缺乏应有的应对机制，放任这种状况的发展，将会埋下较大的隐患，危及社会和谐。

现代性核心难题的另一半是关于政治权力问题的。我们知道，现代市场经济和公民权利的建构，都依赖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创造。^[11]正是现代国家承担起了摧毁地方封建割据、统一国内市场、建立货币信用体系、保护长途贸易、维护交易规则和秩序等职责，经济学家称之为自发秩序的自由市场才得以在民族国家内部和之间迅速扩张，资本权力才得以形成强大的力量;同时，也正是现代国家将长期隐藏在历史阴影中的“百姓”转化为国家的公民，从而赋予了个体通过发展政治、社会和经济权利来参与政治过程、避免被现代市场社会所吞噬的命运。由于国家是税收的动物，资本和劳动力都是它从社会汲取财政力量的源泉。而前者比后者相对稀缺，所以发展导向的国家倾向于牺牲后者以换取前者的迅速扩张。这是政治权力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政治权力在推动社会的现代性发展的同时，积累起了较为集中而强大的力量。这些力量可以用来保卫市场交易秩序和民众权利，也可以被滥用，扭曲市场机制，侵犯个人基本权利，成为阻碍社会发展和个人自由权利扩展的障碍。这在以国家推动现代化建设的后发现代化国家中更加明显。如何既保障强大的国家权力以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推进公正、可预期的市场交易秩序，发展公民权利，同时又防止权力被人民的代理人滥用，就成为另一个核心的现代性难题。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以其对前一个现代性难题的长期关注和深刻阐释赢得了经久不衰的荣耀，^[12]而西方现代民主理论家们则在如何限制国家的专断权力，发展民主基础上的国家能力方面较有建树。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来说，两者皆不可偏废。

这个论述的实质是如何确保国家的政治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平衡，这是促进社会和谐的另一个重要选择。正是现代民主机制保证了政治权力这柄双刃剑能够积极保障社会的个体权利、抑制国家扩张其强权从而产生社会掠夺性的冲动，使得权力的运作负有社会责任感，形成了社会中不同主体之间平等协商、合作博弈的动态平衡机制，确保现代性的核心难题得到化解，从而为社会和谐构建求解。

民主和谐：现代国家建构中的基层民主与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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