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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民主普适性及其在中国转型中的功能

【摘要】:(二)民主的争议追求民主和科学是19世纪以来中国寻求自己现代身份的主要命题之一。在当下中国,有关民主的思考,虽然并非如此截然两分,但是确实混杂而充满争议。[19]2.质疑民主普适性及其在中国现代转型中的功能。

(二)民主的争议

追求民主和科学是19世纪以来中国寻求自己现代身份的主要命题之一。尽管后者一直被持续不断的坚持,但是前者却是命途多舛。在一些时候,她的形象似乎圣洁而高不可攀,另一些时候,她的某种实现形式则又邪恶而堕落,需要附加更为神圣的形容词才能将其从泥淖中拯救出来。在当下中国,有关民主的思考,虽然并非如此截然两分,但是确实混杂而充满争议。

1.民主应该加上什么样的形容词。很长一段时间中,我们总要给民主加上一个形容词才显得合适。从传统的社会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民主,到后来的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西方民主和中国民主、人民民主和自由民主、参与民主和代议民主,再到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等,概念讨论层出不穷,但是很多讨论往往拿其中一种作为理论基础,将对立者赶出民主阵营之外。社会主义民主论者过于强硬的立场就是否认资本主义民主的民主身份;对文化大革命式直接民主的惧怕导致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基层民主艰难启动时却否认其民主价值;对中国民主的偏爱或反对的态度决定西方民主这个概念究竟是鲜花还是毒草……民主从来缺乏一种独立的身份证明,可以据此来确定什么是更民主的,什么不是民主的;民主也没有稳定的价值判断,民主更好还是不民主更好均没有定见。一方面一些学者宣称“中国的民主模式已经确立”,另一方面不少研究者还在追问“中国式民主”路在何方。[19]

2.质疑民主普适性及其在中国现代转型中的功能。中国正在进行一场规模空前的大转型,面临三重挑战,即民主建构、市场创建与国家建构,社会矛盾十分集中,转型任务极为艰巨。面对这种状况,一些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对抽象的民主原则的追求中暂退一步,提出“新权威主义”的观点,援借韩国、新加坡以及南美诸国通过政治集权发展市场经济的成功经验,认为欲求民主与自由的联姻,先得通过集权力量与市场自由的“调情”,借助新权威主义的政治体制推进市场和自由扩展,从而为最终实现民主铺平社会基础。[20]实质上,新权威主义论既是一种学术上的迂回战略,也在一定程度上认为民主并不适合于社会转型中的国家保持繁荣与稳定。此外,还有一些研究者将民主置换为“选举民主”和“多数决”,认为民主与正义没有关系,不能促进政治平等,不利于自由权利和法治建构,不能制止腐败,也不能造成社会团结。因此,质疑学界和整个社会的民主迷信症。[21]另外,还有一批标志为“新左派”的学者,一方面批评西方自由民主的虚伪,另一方面要求经济民主和全面的参与民主。[22](www.chuimin.cn)

3.民主发展的素质论、国情论和危险论。一种在官方和民间都通行的关于民主的观点是:民主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但是实行好的民主条件要求很高,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人民文化素质和政治素质不高,所以难以享受民主的果实。还有一种是国情论,认为民主来自西方,在东方社会水土不服,或者中国有特殊的社会结构、伦理结构与文化结构,具有集体主义特质,与个人主义为基础的民主不能相容。此外,还有一种就是民主危险论,这个观点一般从一些民主转型失败或者本土基层民主中的问题出发,认为民主重则导致社会分裂、经济凋敝,腐败增加,政府衰弱,黑社会兴起,轻则影响经济效益,妨碍改革深化。[23]

4.民主发展道路的争论。学界大量讨论集中在这个领域。概而观之,有“通过法治迈向民主”“合作主义国家模式”“通过现代国家构建发展民主”“增量民主论”“咨询型法治政体”以及“基层民主和地方民主推动论”等六种主要观点。[24]

如果缺乏明确的民主内涵和基本范式,不能打消人们的民主疑虑,不能在如何发展民主并促进社会和谐的具体机制上有系统而周全的研究,抽象的民主理想和善良的民主构想就只能停留在纸面上,难以开始切实的民主行动。而且,社会不和谐因素和民主滞后会将分散的社会矛盾挤压到一起,使得温和的改革和改良既缺乏民间基础又缺乏国家层面的良好互动。[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