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国与法国的反响及法使的含混

在侍卫的指引下，一身戎装的李维业，带着十几名全副武装人员，趾高气扬地大步走进河内总督府。河内总督黄耀起身相迎，有人跑进跑出奉茶倒水。

李维业落座，从护书里摸出一封他给黄耀的信，又把法国政府的通牒摆到黄耀的眼前。李维业的这封信用法越两种文字写成，通牒亦然。

黄耀把通牒看完，又展开信来读。

李维业的信这样写道：

“总督先生：您要求我给您写信，告诉您我在拜访时要对您谈些什么，我非常愿意。交趾支那总督派我来东京，是为了加强驻河内的部队，军队已经增加了一倍。法国政府和交趾支那总督有某些理由对安南政府提出指责。即使不谈古丁先生及威列罗亚先生和黎那先生家中仆人的往事，最近又发生一件更为严重的事，法国学者福希在黑旗军占领的芒街万宁，没有能够下船登岸，刘永福用枪炮对准他乘坐的船只。这是对法国的一种侮辱，因为船上持着法国国旗。这也是对法国的朋友和同盟者安南政府的一种侮辱，因为条约规定两国互相支援。然而，安南政府回答说，它不能反对黑旗军，由于黑旗军曾为它效劳，因此，它对黑旗军承担了义务。因此，法国有义务保护它的国民和旅游者，给予它的同盟者所应有的行动手段，这就是河内驻军增加的原因。总督先生，至于我本人，我将尽一切努力，使我的士兵同黎民百姓，保持非常友好的关系。”

黄耀把信推向一边，抬头问：“李将军，信我看完了。您想对我本人说些什么？因为您的信写得糊涂，我看不明白。”

李维业身边的翻译急忙翻成法语，李维业一愣，说道：“我本来是要同总督先生谈谈诗的，哪知道您连一封信都看不明白！——我同您说，您马上把黑旗军迁离保胜，离河道越远越好。他多次侮辱我国政府，制造了许多麻烦，我们不能容忍他再胡闹下去！总督先生，您听懂我的话了吗？”

听了翻译的话，黄耀大怒道：“你胡说！你想让我死我就得死吗？我是越南国大臣，不是你富浪沙大臣！我今天明确告诉你，刘团的事由朝廷定夺，我无权管。何况，他是在保胜制造麻烦，不是在河内！”黄耀把李维业说的“谈谈诗”，听成了“让你死”。

翻译未及把话讲完，李维业已是腾地一声站起身来，非常痛苦地大叫道：“上帝呀，他不仅看不懂我的信，连我说的什么他也听不懂啊！我可怎么办哪？”

翻译话音刚落，黄耀马上气愤地说道：“怎么办是你的事，与我无关！”

李维业失魂落魄地走出总督衙门，口里很无奈地叹道：“这可怎么办哪！——我来到了一个没有诗的国家，碰到了一个不懂诗的总督！”

李维业回到领事馆，苦着脸对领事说道：“领事先生，您大概做梦都没有想到，混蛋透顶的安南国王，竟然派了一个既看不懂信，又不懂诗，还听不懂话的人，来河内当总督！”

李维业说完这话，便铺开纸拿出笔，向卢眉写讲述事件经过的书面报告。几乎与此同时，黄耀也派出快马，将法国的通牒及李维业的信函送交朝廷。

此时，与越南有宗藩关系的大清国在干什么呢？其实，从法国与越南签订《法越和平同盟条约》的那一刻起，大清国朝廷及内外臣工，就一直暗中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并在积极地寻找一条切实可行的办法。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但事关属国、邻邦的安危，中国又不能无动于衷。

光绪五年底（公元1880年初），大清国驻英、法两国公使曾纪泽无意中从巴黎一位官员的口中得知，法国欲兴兵犯越，就马上带上一应随员赶到法国外交部，向当时的外交部长佛来西尼声明：“越南系中国属邦，闻知贵国欲对越南兴兵，不知法越两国有何矛盾？中国乃越南上国，可代为调解。”

佛来西尼急忙回答：“请曾公使放心，法越两国极其和睦，法国并无兴兵犯越之事，此系谣传。”

但曾纪泽并不相信法国人的话。他在作了一番调查后，不久即致电总理衙门，提出：“法人谋据安南……惟蕴蓄久者其发必烈，异日事端之起，必有突如其来之势，使人猝不及防。”曾纪泽在提醒国内，对法国欲侵越南之事，要提前筹划，未雨绸缪，以防战争突如其来。

电至总理衙门，大清朝廷却久议不决，一直拖到光绪七年初（公元1880年底），听政的慈禧太后才就总理衙门上奏的“臣等查法人占越南境，久割膏腴，此次添船筹款，虽以捕盗为名，其叵测已可概见。越之积弱，本非法敌，若任其全占越土，粤西唇齿相依，后患堪虞。”一折，发交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张树声、云贵总督刘长佑、广西巡抚庆裕、云南巡抚杜瑞联等人，并电致驻英、法、俄三国公使一等毅勇侯曾纪泽、驻美国公使陈兰彬、容闳等驻外使臣，命他们从速妥筹复奏。

当时大清国的皇帝冲龄践阼，执政名义上是恭亲王奕，实际权柄全掌握在慈禧太后一人的手里。慈禧太后又称西太后，那拉太后。满州正黄旗人（一说满州镶蓝旗人，后抬旗入镶黄旗），叶赫那拉氏，安徽徽宁池广太道惠徵女。她于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被选入宫，封兰贵人。四年后生子载淳，封懿妃，次年进懿贵妃。咸丰崩后，年仅六岁的载淳入继大统，年号“祺祥”。母以子贵，她与皇后钮祜禄氏并尊为皇太后。咸丰遗命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御前大臣景寿、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等八人总摄朝政，为赞襄政务王大臣。她不甘心被排斥在朝政之外，便伙同恭亲王奕，在英国公使卜鲁斯的支持下，采用霹雳手段发动政变，将摄政王大臣悉数逮问，或杀或流放，改元同治。加恭亲王奕议政王封号摄政，她与慈安太后（钮祜禄氏）共同垂帘听政。慈禧太后确非常人可比，她识满文、通汉文，早在咸丰崩前，就协助皇帝批过奏折。说是两宫太后共同垂帘听政，其实是她使用的障眼法。慈安太后性格懦弱，又识不得汉字，加之处居深宫，对朝政几乎是一无所知，但凡是国家大事，只要慈禧太后拿不出主意，她便也没主意；慈禧太后定的事，她全不反对。恭亲王奕倒是个比较有见识的议政王，他受命主持军机处和总理衙门以来，一改老祖宗定下的“重满轻汉”的方针，大胆起用一些有能力的汉员，使大清国朝纲大振。但就是这样一位能办事的王爷，因为擅自做主的时候多了，慈禧太后便以“专权”为由，在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罢去他议政王等一切职务。尽管很快又起复他为军机处和总理衙门领班，但头上的“议政王”头衔却没了。这就使奕不敢不夹起尾巴老老实实地做人、办差，一有什么事情，飞也似地往宫里跑，唯恐一不小心，又被她打闷棍。同治帝病危，她为了能继续把持朝政，便一个人做主，把与同治帝同辈分的醇亲王奕譞的儿子载湉过继给咸丰帝为子。同治帝前脚驾崩，她后脚便让年仅五岁的载湉登基。改元光绪，她仍以皇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从同治元年至光绪七年，大清国一直是牝鸡司晨，已达二十余年，中外尽知。

李鸿章收到曾纪泽电报的时候，恰好法国驻华公使宝海由上海乘船返京路过天津。

李鸿章为了探听法国的真实意图，所以就在把曾纪泽的电报转递京师的同时，特意约见宝海。

宝海如约来到北洋大臣公署。

李鸿章带着翻译热情地把宝海迎进会客厅，又摆上香喷喷的咖啡，这才开始有了下面的一段对话。

李鸿章：“宝公使啊，老夫听外国传闻，说贵国欲加兵于越南，不知确否？”

宝海：“李中堂容禀：同治十三年，我国与越南订立《法越和平同盟条约》，无非是为了多开口岸，并在富良江（红河）通航。现富良江沿岸盗贼颇多，阻碍商路，而越南又无兵无船，我国只好派几艘小船代为巡逻，这都是越南王同意的。中堂适才所言实为谣传。”

李鸿章：“但愿公使适才所言是实。但老夫有几句话，要说给公使听。公使应该知道，越南本属中国，贵国如欲吞灭，中国断无坐视不理之理。”

宝海：“中堂的咖啡很好喝，是进口别国，还是自制？”(www.chuimin.cn)

李鸿章知道宝海心存打岔，只好道：“我国咖啡全系进口。”

宝海：“味道很特别，鄙人是第一次喝。”宝海显然是不想谈下去了。

送走宝海，李鸿章仍不放心，因为越南北圻，毕竟关乎大清国的西南之门户，于是又给轮船招商局的总办唐廷枢急函一封，着唐廷枢转饬粤局商董老于世故之人，利用往越南运粮之便，全方位了解一下法国、越南，以及让法国人恨之入骨的黑旗军等三方面的实际情况。李鸿章是外交重臣，又老于兵事，做事向来缜密。恭亲王与慈禧太后都对他格外高看。

总理衙门的奏折随旨发下来后，李鸿章并没有复奏，因为唐廷枢派到越南的人还没有回来，他不能无的放矢。

慈禧太后收到的第一份复奏，竟然是云贵总督刘长佑递过来的。刘长佑也不是个等闲人物。刘长佑是湖南新宁人，字子默，号荫渠，拔贡出身。他同李鸿章一样，也是靠办团练成为封疆大吏的。他先是出任广西巡抚，三年后升授两广总督，未几调任直隶总督、广东巡抚、云贵总督。云南与广西都与越南毗邻，有关越南的事情，刘长佑最有发言权。

刘长佑认为，越南乃云南、广西的门户，不可等闲视之；法国觊觎越南北圻，实为窥我滇粤，欲由此而进入四川，若任由其所为，则我大清边境不得安宁也。

刘长佑的奏折拜发不久，他便收到两广总督张树声的一封急函，函后附有左江道周星誉上给张树声的一个条陈抄件。周星誉的这个条陈，是在宣化县典史王敬邦见过回籍省墓的刘永福之后，单写给张树声的。周星誉个人认为，大清国应该出兵支持刘永福抗法，或将刘收归我有，以破法人吞北圻之志。这就是说，大清国不能办的事，可让刘永福出面来办。

周星誉的条陈这样写道：

“职道窃查刘永福仕孱弱之邦，外危疑之地，将兵数仅三千，筹饷年仅五万，前此之阵斩法将安邺即安都司，亦属偶然幸事。而刘永福狃于小胜，好作大言，似不屑措意者。法人于永福则畏之如虎，如该国所恃惟伊一人，是以涂普义（堵布益）、吴源成辈，或阳饵甘言，或阴施毒计，必欲得而甘心。永福孤立无援，支持不易。即使扼据陆地要害，所向无前，而游匪李亚生、覃四娣等与之仇怨滋深，今又被我军夹击，穷蹙无归。万一纳款法人，为之先导，该匪等素娴陆战长技，亦与永福所部黑旗兵相等，若为法人所用，即足与永福为难。是越南专恃永福，而永福究似未可深恃也。若粮饷炮械之不逮法人，更无论矣。据永福来禀及告王典史之言，虽称鞠躬尽瘁等语，而察其隐衷，系情中国官职，蓄志来归，已非一日。每对人言：愿为中朝千把，不愿为越南提镇云云，似此情形，恐未必为彼国效死。若一旦不支，不北走滇，即东走粤，款关求附耳。其实永福为我用，不过授以偏裨，即充其量亦不过分统数营，效力边防。留之越南，则所系甚重。且北圻十六省为该国统督黄佐炎辖境，永福向受佐炎拔擢深恩，虽无必胜把握，亦不至一蹶不振，尽覆其巢。惟北圻地广途遥，专赖一人转战其间，不免疲于奔命。若但能固守宣光一带，则可为云南蒙自、开化作一外屏。如广南府及广西镇太各边，则隔保胜千有余里，伊兵力势不能兼顾也。至滇粤三省合力助兵二万之请，由永福不知我国目下边储，亦属力有未逮，而其不足深恃之处，已可概见矣。”

读完条陈抄件，刘长佑再展读张树声的急函，这才知道张树声的用意：主张联刘抗法。张树声在信中说：

“黑旗军虽只三千，永福又好大言，但就目下观之，其实乃越国抗法主力，无人可取而代之。刘之胜败存亡关乎抗法大局。以弟观之，法人曾为之所创，必将调船征兵，寻隙于永福，除之而后已。永福既去，则越人无能抗其颜行者，累卵之势将益难展。弟窃以为，除广西防营出关设防外，滇军应否也出关与黑旗军联络。因由保胜入滇之路并澜沧江上游与云南相近地方，当由滇省筹布兵备，相度设险，东与粤营联络声势，驾驭刘永福使为官军犄角。”

张树声又在信后说，他已上奏朝廷，并将周星誉的条陈附后，供上采择。

刘长佑连日把身边的幕僚召到议事大厅，公议张树声的信函及周星誉的条陈。幕僚们议了两天，一致赞同张树声“联刘抗法”的主张，但不赞同公开支持刘永福，建议不露痕迹地“暗助”。

刘长佑于是又紧急给朝廷加奏一折，提出：“越南之副提督刘永福者，籍本广西，……今驻兵保胜州，与滇南接壤。倘朝廷密谕越南信用其人，而令其招抚贼豪覃四娣等，翕老同力，中国稍为资助，俾不穷溃，则越境西北可借为藩篱。悍贼不亡，即越不亡，法人之谋可不折而自沮矣。”

刘长佑虽赞同张树声“联刘抗法”，但却认为，应该由越南明助，中国只可暗资。刘长佑更深一层的用意是：借刘永福之力与法抗衡，既可达到巩固西南门户之目的，又可保存中法之间现有之关系。刘长佑此折与云南巡抚杜瑞联联衔题奏。

折子拜发，刘长佑忧心忡忡地对幕僚说：“黑旗军寡饷粮薄，枪炮又不敌法，恐不足恃也。”

不久，广西巡抚庆裕的奏折也递进京师。庆裕观点虽与张树声大同小异，但较张树声更进了一步，认为应该加强援越桂军，并明谕刘永福，有警互相接应；内地则预筹精兵，多办军火粮饷，以备不虞，并特别强调：如此大张声势，法人必有所顾忌，得弭衅端，实为厚幸。庆裕的折子接着又说：“倘仍遵其狡谋，一闻警报，奴才惟有将腹地防营，先其所急，酌量调往关外谅山等处布置严防。发文照会法人，以越南本系我之藩服，谅山等处系用我兵力粮饷收复之地，为粤西边境屏障。断不能轻弃与人，慎勿相侵，以敦和好。一面密谕刘永福，预为决战地步。”

庆裕显然是建议朝廷先“示形摄敌”，然后再联刘抗法。

恭亲王奕把张树声、庆裕以及刘长佑与杜瑞联联名题奏的折子，同着军机大臣宝鋆、李鸿藻、景廉、翁同等人，反复计议了数天，一致认为刘长佑、杜瑞联二人的观点比较可取，因为自打越南背着中国私下与法国签订《法越和平同盟条约》以后，中国就一直处于非常被动的境地。从中也可看出，越南嘴上承认自己是中国的属国，但心中并未把中国当成上国看。也就是说，对中国的感受，越南并没当成一回事。否则，法国也不会公然抓住北圻不放。但恭王还不敢贸然表态，因为还有几位督抚的复奏没有递到，这里面包括李鸿章；还有驻法公使曾纪泽，他的意见也很重要。

驻法公使曾纪泽这时也已经认识到，要想打掉法国吞并北圻的野心，必须先把《法越和平同盟条约》从根本上否掉。此条约不除，法吞越之心永远都不会死。主意拿定，他紧急约见当时临时担任法国外交部长的桑迪里，明确向对方表示：“贵国与越南所定之约，中国碍难认之，且越南国王并未奏明中国。如贵国在该处有何意思，务与中国先行商议，以免碍难之事。”

桑迪里则冷笑着回答：“本大臣不知贵爵所言系何意思？安南乃自主之国，彼与我国订约，未奏明贵国，系彼之事，与我国何涉！”曾纪泽因是世袭的侯爵，桑迪里故对曾纪泽有贵爵之称，也是为了显示尊重。

曾纪泽马上回应：“越南系我中国属国，贵国也知道这点。彼与贵国订约，均应奏明我国，否则我国碍难认之。”

但桑迪里并不做正面回答，只是用他事敷衍。

曾纪泽交涉无果，只好急电国内建议：“此事动静之机，与口舌争辩绝不相关，仍视吾华应付处置之方何如耳。若我备预周详，隐然示以不可犯之势，则法人语气虽硬，而侵伐之役仍当缩手。若实事未经布置，但与外交部公使往复争辩，在我虽据理辩胜，仍恐无济于事。”曾纪泽劝国内采取实际行动。

电至总理衙门月余，朝廷未有只字回复。事关西南门户的大事，朝廷竟然要作置身事外状。曾纪泽大为不解。

曾纪泽并不知道，大清国朝廷各主事大臣，此时正在激烈地讨论李鸿章转递的唐廷庚有关越南的条陈，顾及不到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