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教育困厄：罗崇敏与中国教育交锋

2023-12-0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中国是教育古国。传说中，炎帝神农是中国教育的始祖。正当先进教育思想开始融入中国社会，并将推动中国教育走向繁荣的时候，国共两党决裂，日寇入侵，“战时教育”“国家意识”取代了一切。教育是最大的民生，是关系到国家稳定、文化复兴和民族未来的大事。

1　教育古国的困厄

“教育起源于初民生活的需要，在渔猎时代，教育就是怎样捕鱼，怎样猎取鸟兽，怎样采掇果实。在畜牧经济时代，教育就是怎样架设栅栏，怎样追逐水草，怎样喂牛赶羊……”在《天鉴》一书中，罗崇敏如是说。

中国是教育古国。中国五千年的古老文明蹒跚起步于教育。

传说中，炎帝神农是中国教育的始祖。神农距今四五千年以前，是中国原始农业、商业、医药和教育的发行者。神农教人们识别百草、播种五谷，聚货交易，授予人们纺织和饲养技术，让人们学会用火和制陶。这类似于我们现代教育的专业教育与职业教育。同时，炎帝神农教导人们制作乐器，懂得礼仪，还教人们射箭、绘画、音乐、舞蹈、健身等，开启了后来儒家“礼、乐、射、御、书、数”的先声。

用今天的话说，炎帝神农开创的原始教育具有如下两个特点：一是希望全面发展。他教的科目很多，既有实用性很强的，也有娱乐和艺术性很强的。二是强调实践性。他的教学成果皆由实践中得来，他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最终为寻找诊救夭伤之病的良药，误食“火焰子”肠断而死。

很多古代帝王都向炎帝学习，中国最早的教育专著《礼记》就说：“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先王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一个先王要建设国家、治理人民，就必须把教育放在首位。

到西周，出现了一种奇特的教学方式：塾。一些退休官员，奉命到地方上从事教育事业，《礼记·学记》中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那时“学在官府”，塾是官学的一部分。直到儒学创始人孔子第一次设立私塾，塾才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基本教学单位。

作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教育家，孔子的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有教无类，任何人都有权接受教育；二是因材施教，对不同的教育对象要采取不同的办法，有的放矢地进行差别教育；三是寓教于乐，“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学习是一件快乐的事，这快乐既缘于学有所用的功利性，又缘于与好友相互切磋琢磨、共同提高素养的非功利性。

中国教育对世界人才选拔制度最重要的贡献，恐怕非始于隋、兴于唐、盛于宋明、结束于20世纪初的科举考试制度莫属。现代人多谈科举色变，视之为囚笼毒药，视之如洪水猛兽。其实，科举亦是社会进步的产物，更是教育发展的产物。它历时1300余年，对中国的社会结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文化思想等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隋唐以前，政府从民间选拔人才主要靠举荐和世袭两种方式，举荐容易形成裙带关系，世袭则更不靠谱，只会造成万马齐喑、人才凋零、误民祸国的局面。经过南北朝的多年混战，贵族与平民易位，世袭的脐带被截断；民族与地域融合，举荐亦陡添难度，于是在隋朝开始了科举考试。科举考试不仅影响中国，而且影响世界。最初，近邻日本、韩国、越南纷纷效法；在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中，不少英、法思想家盛赞中国的科举考试。19世纪中叶，英国文官制度的考试原则便脱胎于科举制度。

毫无疑问，科举制度对于人才的挖掘与培养、知识普及与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乃至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根基与博大气象，都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但到了明朝，科举考试重形式，轻才学，科目单一，思维僵化，文字狱大兴，写文章时还得时时牢记本朝的“避讳”，一不留神就脑袋搬家；读书为科考，考试为做官，最后成为对中国社会贻害无穷的毒液，以致到了晚清，买官鬻爵和科举舞弊现象屡禁不绝，腐败猖獗，礼乐崩坏，国家虚弱至及。(www.chuimin.cn)

鸦片战争的炮火震惊了国人，同时也在拷问中国教育。1923年2月，梁启超出版《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一书，痛感中西差别巨大，从器物、制度、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维新派意识到从深层次进行教育改革的必要，提出“开民智”“育新民”的口号，于是，科举被废了，新学堂开办了，“德先生”和“赛先生”请进来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思想与文化空前活跃，教育界更是生龙活虎，精彩纷呈。

正当先进教育思想开始融入中国社会，并将推动中国教育走向繁荣的时候，国共两党决裂，日寇入侵，“战时教育”“国家意识”取代了一切。教育的工具性凸显，成为政治运动与社会变革的重要手段。

由于千年来官本位思想的深层积淀，由于百年来积弱积贫、挨打受欺的屈辱历史，教育的工具性深深隐入了中国社会的集体无意识中。20世纪50年代，教育更是赤裸裸地成了政治忠诚、思想统一、经济发展的工具。

“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波及全国每一个角落，停课闹革命，斗资批修，致使教育休克、文化衰敝、人才零落。中国，即便没有外侮，似乎也将宿命式地陷入由乱到治的另一个轮回。

“文革”对中国文化与教育的戕害怎么估量都不过分。1977年，因“文革”中断了十年的高考制度得以恢复，这是当时政治与文化趋于稳定的标志性大事。紧接着，中国开始全面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一方面，社会和政府急需各种人才振兴经济建设；另一方面，国家和民族急欲迎头赶上，国力增强、民族复兴成了共同理想。高考，让沉落在民间的一大批能人志士短期内脱颖而出，让陷入混乱的中国社会迅速找到方向，理清脉络，迈出走向现代化的坚实步子。

然而，尝到“高考”甜头的中国教育，渐渐过于依赖高考。一切以高考为中心，高考成了中国教育的“指挥棒”，孩子从幼儿园、小学开始，就必须抬起他们的小脑袋，将目光朝向十多年后的那一次“定终身”的考试。

患了“高考综合征”的中国教育，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病征、病灶，从胎教到幼儿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乃至终身教育无一幸免，千头万绪，问题丛生。很多有识之士都意识到了教育危机，但教育改革喊了近20年，依然难以改变“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的局面。

这么多年来，中国教育的真实面貌是什么样子呢？教育观念落后，课程设置僵化，教学方法陈旧，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素质教育推进困难；学生适应社会和就业创业的能力不强，创新型、实用型、复合型人才紧缺；教育机制不活，学校办学活力不足；教育结构和布局不合理，城乡、区域教育发展不平衡，贫困地区、民族地区教育发展滞后；教育投入不足，教育优先发展的地位没有完全落实……

教育是最大的民生，是关系到国家稳定、文化复兴和民族未来的大事。汉代思想家、文学家贾谊说：“教者，政之本也。”他把教化安排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首要位置。当代中国，经济改革风起云涌，成效卓著，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奇迹，已然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教育改革因牵涉面太广、争议太大、方向不明，总是雷声大，雨点小，停留在一个又一个文件和口号上。学校是中国拥有人数最多的一个行业，教育管理部门是中国政府最为庞大的一个部门，然而，政府摇摆不定，教育管理者苦无良策，校长照章办事，教师照本宣科，家长纠结、焦虑，烦恼不已，学生头疼、胸闷，痛苦不堪……

21世纪一晃过去了好多年，20个世纪所产生的教育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变本加厉，困扰着中国改革的发展路径与中国社会的前行步伐。

改变教育困厄：罗崇敏与中国教育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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