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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人文断裂的解决:境界与超越

【摘要】:中国科学与人文的断裂使中国传统科学的发展失去了思辨诉求这一重要的外在动力。

4.1 科学人文之断裂

中国哲学传统强调的天人合一等境界论思想与科学传统的有机论特点是相适应、相协调一致的,甚至是相互促进的,传统哲学也从不反对科学实践活动。西方科学与宗教关系史有重要一页就是日心说、进化论一度被视为挑战信仰的邪恶思想而大受迫害,中国却从未将医学或农业或某种数学算法视为邪恶的,如前文所述,传统哲学对传统科学的态度是漠不关心。

中国传统的科学研究者实际上也希望自己的研究能上升到天道的层面,但儒学等却一直不领情。以数学为例,《孙子算经》序中写道:“夫算者,天地之经纬,群生之元首,五常之本末,阴阳之父母,星辰之建号,三光之表里,五行之准平,四时之终始,五物之祖宗六艺之纲纪。”[55]又如,《算法统宗》卷一中写道:“世间六艺任纷纷,算乃人之根本。知书不知算法,如临暗室昏昏。”[56]但这只是一厢情愿而已,实际上,在礼乐射驭书数这六艺中数是排在最末的,在四书五经中更是连数学的影子也看不到。儒学从不认为天地之根本、人之根本是数理,儒学强调天地人之根本是道德与心性。

论语》中樊迟学稼的故事可以作为一个典型代表。子路篇第十三讲,“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孔子的这个故事正体现了儒学等传统哲学对科学实践的态度,儒士精英们更关心的是心性、道德以及治国平天下的问题,更关心是“生命”而不是“自然”[57]、是社会问题而不是科学问题,正如李约瑟所讲,“儒家的集中注意于人与社会,而忽略其他方面,使得他们只对‘事’的研究而放弃一切对‘物’的研究。”[58]在《汉书-艺文志》中,医学连九流都不入,只能与神仙、房中等算为方技,而农家也只是居九流之末。并且,中国古代社会通过举孝廉或科举等社会制度,使儒学等传统哲学吸收了大量的知识精英,而这些知识精英关注的哲学传统却又轻视科学,这就对科学的发展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实际上这正形成了中国传统中科学与人文的断裂。

科学之发展有实用性诉求与知识精英的文化诉求(或可称思辨诉求)两大外在动力。中国科学与人文的断裂使中国传统科学的发展失去了思辨诉求这一重要的外在动力。科举等活动选拔了大量优秀知识分子去为官,高级官员最需要的是治天下之德性修养与社会知识,具体的技术官员无论是搞收税还是丈量土地,更多是需要实用的算法而不是纯思辨的思维游戏。这就使中国传统科学不得不有实用性特点,还以数学为例,“中国传统数学的整理编纂者是经济管理等方面的官员,而希腊数学的研究人员是学者。”[59]确实,西方知识精英对科学一直有着浓厚的思辨兴趣,古代柏拉图学园不懂几何者不得入内,中世纪算术与几何是 “七艺”中的两门。而在近现代这种关注就更大了,比如,“十八世纪仍然表明有对微积分的新攻击,其中最强的攻击来自乔治-贝克莱主教”。[60]数学危机在西方可以一直影响到哲学、宗教,甚至成为一个主教的强烈的关注点。数学对现代哲学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比如数学哲学中的基础运动与科学哲学的相互影响。[61]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西方文化认为数学、科学与整个世界观是密切相关的。与西方相反,中国传统数学中的无理数、无限等问题没有引起任何哲学或社会问题,因为人们对数学的定位只是实用而已,如果一个方法被证明是不好的,那就不用好了,并不至于波及整个文化。中国历史上的知识精英倾心于儒学然后去为官,或倾心于佛学之修养,很少大规模、系统的、自觉地迁流到民间的医生、农学等行业,也没有什么长期延续的文化运动在哲学与科学之间展开互动,即使是象日心说一样的大批判也没有。(www.chuimin.cn)

这些现象正说明了儒学对科学的轻视,其内在原因是儒学在天、地、人三者中较为重视天道和心性,而对地(气)是较为轻视的。

首先,对自然之关注研究多易于导向宇宙论路径,视宇宙之超越为一个理,从而重视现实物质对心性之限制而轻视道德实践之超越,从而被心性论路径视为不究竟、不彻底的思想。在哲学史,对气关注较多的董仲舒、王充、朱熹、戴震等人也确实是宇宙论路径。心性论传统的王阳明在年青时曾受朱熹格物穷理思想的影响,以竹子为对象格了七天,最后累倒一无所获,然后转向了心学。显然,道德诉求更易于从天道心性中去获取。

其次,即使宇宙论路径的朱熹等人,也是认为天命之性为高级的,而恶等原因正在于天命之性下贯于气这些具体存在而产生的气质之性,气质之性不仅不是宇宙之本原,而且是一种不好的东西。顺便一提的是,朱熹等的格物致知也根本不是科学性的研究,因为“格物论的发展是指向人文理性而不是科技理性。其结果是经典学、历史学、哲学的发展,而不是科学技术的发展。”[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