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交流与西方文化结合的机遇

2023-12-0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今日中国将面临中西文化交流为主的第三期，这场交流将会影响到文化的方方面面。值得说明的是，今日中国文化之交流固然以面对西方文化为主，但印度文化也是不可忽视的。[28]就西学而言，只有与中国相结合、本土化之后才有可能真正被接受。

3.2　中国之机遇

对终极问题的关心并不是从头自己想起，在文化的比较对话中去思考是一个有效的方式。我们要先行了解不同文化对终极问题的不同回应，这些不同回应是数千年深入思考的结晶，是思考的最佳起点，下一步则是在这些不同回应之间反复地辩证比较，以求取更深的进展。

全球化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文明间的大交流，不同传统的文化对话是当今最重要的时代课题之一，而中西文化之交流对话将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文化事件，对于中国来说也是一个特别的机遇。

一、文化传统之河系

由于人类认识必然有其局限性，对同一个宇宙，“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影响至今的大传统是4个，即希腊、希伯莱、中国和印度。希腊与希伯莱已汇合成西方传统，而基督教与科学是当今西方文化中最重要的两个文化形态。佛学传入中国提供了一次中印传统的交流，促进了中国文化之兴盛，一面是佛学中国化之天台、华严、禅宗等真常唯心系佛学的兴起，另一面是融合佛学的宋明儒学之兴起。而在明末即开始的中西文化交流，实际上开启了一个新的文化对话，即中西对话。

现代信息技术等全球化因素使这个世纪成了文化对话的世纪，书桌边的学者可以、甚至不得不随时面对世界上迥然相异的文化传统，而在几千年文明史中，大部分学者终其一生，更多是沉浸在自己的传统中，遥远的异族文化只属于偶然的猎奇，不会产生必须面对的文化压力。但今天的历史机缘使各个传统的学者不得不真正地考虑他者，文化对话也就成为一种必然的热潮。仅就中国学界所关注的而言，除历史上的儒释道三教关系外，从民国至今又出现了中西比较、耶儒对话、耶佛对话、汉语神学、波士顿儒学、科学与宗教、科学与人文，以及约翰-希克、孔汉思、潘尼卡、库比特等倡导的宗教间对话等等热闹的话题。

圣经有通天塔之故事，人们合力建一个通天之塔，但上帝变乱了人类的语言，人类无法交流，于是通天塔失败了。这个故事中语言交流之不通可以看成文化交流之阻隔，但这个阻隔在今天已受到极大的挑战。历史上的文化对话由于交通方式之限制，是缓慢悠长的，而今天信息技术的发展则打破了地域之阻隔，人类文化的交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交流对话也表现为急速和激烈的形式，这正可以看成新的通天塔之建设。

宏观来看，这一场新的文化大交流将促成中国文化的第三期。

杜维明等认为儒学有三期，孔孟之奠基性思想为第一期，中印文化交流之下的宋明理学为第二期，此期之特点在于回应、融合了印度传统之佛学。今日儒学为第三期，其特点是儒学将与西方文化融合。我们可以类似地看，中国文化亦有三期，第一期即先秦诸子之中国文化形成期，第二期即中印文化交流期，其成果是真常唯心系之佛学和宋明理学。今日中国将面临中西文化交流为主的第三期，这场交流将会影响到文化的方方面面。比如对儒学而言，“一如印度文化的输入，在历史上曾展开了一个新儒家运动一样，西洋文化的输入，无疑亦将大大地促进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即是儒家新发展的“一大动力”。^[26]

人类历史上社会文化的大发展常是与文化大交流相结合的。比如，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帝国，地跨亚欧非三大洲，促进了希腊文化与东方文化之交流进而产生了希腊化文明。近代欧洲从中世纪苏醒后，吸收了在阿拉伯帝国存贮的东西方文明，再加上中世纪对理性思维的训练产生了欧洲的近代文明。日本的明治维新吸收了西方的先进文化，促成了日本的高速发展。中国也曾因吸收了印度的文化进而促成了宋明之新儒学，近现代则吸收了西方的现代文明从而促成了新中国的快速进步。所以我们应以积极开放的心态去面对文化之交流。

值得说明的是，今日中国文化之交流固然以面对西方文化为主，但印度文化也是不可忽视的。当我们将目光转向西方时，我们不得不发现西方一些学者却将目光转向了印度，因为印度传统毕竟提供了许多独特而重要的思想。并且，中国历史上虽因佛教之传入中国与印度文化有过一次交流，但这次交流是不充分的，因为印度的主流是重视“常边”的婆罗门印度教传统而不是重视“断边”的佛学，实际上我们并未能真正深入地去面对印度。

二、汇通而不是移植

我们要积极面对外来文化，但这种面对是立足于本土之上的面对，是汇通而不是移植。

余英时强调，“文化虽然永远在不断变动之中，但是事实上却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可以一旦尽弃其文化传统而重新开始。”^[27]贺麟亦认为，“任何一个现代的新思想，如果与过去的文化完全没有关系，便有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绝不能源远流长、根深蒂固。”^[28]

就西学而言，只有与中国相结合、本土化之后才有可能真正被接受。比如玄奘之唯识在中国佛学诸流派中最为接近于印度本土之佛学，且又有唐朝皇室之支持，而玄奘之学养毅力亦是少有，但流传影响却是最小，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本土化之禅宗，其真正发扬者惠能不识字，并长期居于山中，且在开始时只是流传于远离政治中心的南方，但最终其影响却是最大，因为禅宗是佛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融合，所以才有最大之生命力。

就中国传统而言，诚如钱穆先生所说，“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中国文化自不能不进行调整和更新，但是调整和更新的动力必须来自中国文化系统的内部。易言之，此文化系统将因吸收外来的新因子而变化，却不能被另一系统（西方）所完全取代”，即为“更生之变”。^[29]也就是说，外来文化的有效吸收是一个复杂的同化或重新建构的过程，是以西方文化为外缘促进中国文化内部的生发，不是完全的嫁接移植，或简单在中西文化之间进行加减。

虽然今天的学界已很少有人明确坚持全盘西化的观点，但现状恐怕比五四时期更为倾向于西化，五四时期虽然反传统求新学的呼声很高，但有不少学者是在传统文化的培育下成长的，而现在严格意义上的传统文化已成了“游魂”，现代学者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和训练相比五四要少了很多，所以现代少有象熊十力、牟宗三等能够真正坚持并发扬传统的大师级人物。虽然近些年中国传统的东西重新受到关注，但文化的学养并非短期可成，它有一个长期的传承，所以今天实际上更加面临全面西化的压力。

三、中国文化的独特机遇

但我们也要看到中国文化的特别机遇。

首先，今天中国并没有特别的传统或文化理论绝对地一统天下，实际上是一个百花争鸣的特别时期，它不像中国古代儒学或佛学等占了绝对地位，也不像西方基督教或科学占了统治地位，我们现在既可以热心地学习任何一个传统，也可以无任何负担地去批评任何一个传统。学者曾一度热心于讨论信仰真空的问题，我们现在的这个真空空档，正好给各种文化传统的竞争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这种时期对于我们的发展实际上是一个优势，因为“一张白纸可以画出更美、更好的图画”。

其次，西学以逻辑为主，逻辑的东西对东方来说虽不习惯，但其学习毕竟有理路可循，是入门难，向后则易于掌握，所以中国学西方困难要相对较小，实际上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西方的逻辑思维要学习东方的直觉体验式的形象思维却很难，因为它要靠长期的体悟积累和文化积淀。并且中国近代一直有一种危机意识，其学习是认真而迫切的，西方对东方学习虽很有成绩，但从根源上并没有非学不可的迫切性，猎奇性占了很大比重。

最后，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中国传统整体来说虽然处于潜隐或游魂的状态，但它并没有消失，而是作为一种文化沉淀或素养潜伏着，一旦有合适的机会就会生发出来，另一方面中国现在又相当程度地学习了西方文化。所以现在中国的环境在某种意义上是同时具备了东西方文明的成果，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竞争的大平台，正如两块铀放在一起超过临界体积会发生裂变爆炸一样，我们也可以希望东西文明在中国的舞台上聚合爆发，催生出新的文明之花。

【注释】

[1]Jesse Fleming. Comparative Philosophy: Its Aims and Methods [J].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2003(6).260.

[2]A·J·巴姆.比较哲学与比较宗教[M].巴姆比较哲学研究室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24-38.

[3]A·J·巴姆.比较哲学与比较宗教[M].巴姆比较哲学研究室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25.

[4]Jesse Fleming. Comparative Philosophy: Its Aims and Methods [J].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2003(6).260.(www.chuimin.cn)

[5]Jesse Fleming. Comparative Philosophy: Its Aims and Methods [J].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2003(6).261.

[6]杜小真.远去与归来——希腊与中国的对话[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扉页.

[7]Jesse Fleming. Comparative Philosophy: Its Aims and Methods [J].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2003(6).262.

[8]于连.迂回与进入[M].杜小真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前言,3-4.

[9]杜小真.远去与归来——希腊与中国的对话[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4-5.

[10]孙景强.中西哲学比较中的几个关键问题——俞宣孟与于连的对话[J].世界哲学, 2006(3). 106.

[11]于连.迂回与进入[M].杜小真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前言,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