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界与超越：东西文化对话的终极关怀

2023-12-0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三、家国天下我们要关心国家甚至世界的大问题，比如其中的文化问题等，但有效的关注却反而要求我们将思考先行集中于一个人如何面对宇宙人生的问题，即先要将思考集中于自家的问题、切身的终极关怀。

3.1　切身之终极关怀

宇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怎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这些终极问题在今天似乎已经过时了，一个不充足的表面理由是西方后现代对宏大叙事的批判。但西方实际上是一直有着它们的信仰，西方的基督教等信仰并没有像儒学一样在中国受到致命的冲击，而后现代的批判只是西方文化超市中的一员，许多人还是可以在超市中选择其信仰的，并且许多后现代学者事实上也是在传统信仰体系中成长的。但对当今的中国就不同了，传统的儒释道在近代受到极大冲击，何以安身立命就成了近现代学者一直思考的重要问题，“信仰真空”、“信仰重建”在民国和八九十年代还一度成为了热点问题。

但现在的学界似乎更关心具体的小问题，认为小问题才是扎实的学术，而终极关怀等大问题则成了空泛的代名词，对安身立命、国计民生的关注则变得很冷漠，这是不对的，这是重了术而丢了道。我们并不能仅仅生活于对一人一书一事等小问题的译介考证之中，乾嘉考证最为扎实，但清朝时期中国的学术思想却最无建树。国学本有义理、考据两条路子，考据只是小学，而义理才是大学，当所有人都只做小学之时就是思想之死。

实际上，终极问题不是空泛的大问题，不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小问题，而是根本问题，是一个谁也无法回避的切身问题，它并不是庞大的，却是简洁的、深奥的。

一、基本起点

我们被“抛”入了生活之中，我们必须要生活，这是谁也无法选择的。

既然必须要生活，那我们就必须要作一选择，即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因为对于我们的心灵来说，有多种生活方式的可能。比如在无神论与有神论之间，有神论中又有各种宗教间的选择。我们必须要在自由意志之下做出选择，表面上的“不选择”实际上也是一种不高明、不负责任的选择，实质就是逃避，或者是依偶然性出身的环境的选择。

既然必须要选择一个生活方式，那就要明白哪种生活方式是值得选择的，是最正当的，而要明白哪种生活方式值得选，就要先明白我们被抛入的这个宇宙人生到底是什么，也就是说，要先明白“是什么”，再决定“如何做”，即要先解决宇宙观问题再解决人生观问题。形象说来，一个信徒要先明白天堂的地盘是上帝的还是佛陀的，然后才能选择去教堂还是寺庙。

所以，这个宇宙世界是什么，如何生活是正当的等终极问题是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尽管我们可以认真负责地思考它，也可以随意地做个选择。

二、边际际遇

宇宙人生等终极问题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一种边际际遇，一场大病或一花一草或某个黄昏都可能曾经触动过我们，去思考生从何来、死又何往、“我”到底是谁等终极问题。毫无疑问，对绝大多数人而言，这些问题都是转瞬即逝的，他们从未成为自己人生的真正主人，去自觉地反思生活，而是盲从着环境，看别人如何活自己就如何活。这些盲从者是从边际状态退回了现实，而没有做出“勇敢的一跃”，去超越现实。(www.chuimin.cn)

确实，面对终极问题是痛苦而危险的。蜈蚣悠哉游哉地四处爬行，一旦它思考究竟自己先迈哪只脚时，它就再也不能动了；当天天使用电脑的我们一旦尝试修改一下电脑的基本设置时，电脑可能就无法启动了；当张大千思考睡觉时胡子在被子里面还是外面时他就失眠了。而哲学思考正是要人不做一个盲从者，而要去反思面对这些“日用而不知”的“道”。古希腊讲，一个没有经过反省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东方讲，佛即是对宇宙人生的觉悟者，而一个没有哲学反省和思想的民族、文化不仅可悲，更有消失的危险。

扩展一点讲，一个民族的土地被占领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思想的灭亡，而糟糕的是，我们从五四开始有系统地砍掉了传统，现在又拒绝终极关怀，说严重一点，不用敌人占领，我们自己就把自己整死了，所以我们不得不看到，年青人不仅热心过圣诞节现在还要过感恩节，山村里的小孩也会美国式的军礼，而升国旗时很多人不行注目礼却行摸心礼，这正是文化之根缺失的表象。可以说，我们的民族也正面临一个边际际遇，这个民族的边际际遇叫危机也许更准确一点，如果我们的思想家整体性退回到常识与盲从，那将是致命的灾难。

三、家国天下

我们要关心国家甚至世界的大问题，比如其中的文化问题等，但有效的关注却反而要求我们将思考先行集中于一个人如何面对宇宙人生的问题，即先要将思考集中于自家的问题、切身的终极关怀。家、国、天下是有一个顺序的。

《大学》开篇即讲本末之辨，“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那何为本？何为始？何为先呢？其回答有二，“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另一回答即耳熟能详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此“知止”，非停止思想，“止者，所当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止即知识之通达完善。^[21]格物致知者，物为多，知为理，理为一，格物致知即求杂多的经验事物背后那统一的理。这两个回答都强调求知为本，修身固然是中心，但修身亦以求知为始、为先、为本。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但如果己未立、己未达，甚至不知何以立、何以达，如何去立人、去达人，何况治国平天下之政治改造了，以己之浑浑焉能使人噩噩？简单说来，如上文所述，就是要先明白这个世界“是什么”，再决定“做什么”，这是本末不可倒置的两个步骤。

中国历史近百年来风雷激荡，经历“千年未有之变局”，在此变局中我们常常是被动地疲于应付，急急地开药方，却少了医理之本的研习。余英时先生强调，“造成中国思想贫困的客观因素当然很多，不过从主观方面来看，中国学术思想界也不能完全辞其咎。七十年来，中国并没有一个持续不断的文化建设的运动。”^[22]其原因一方面是“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思想，一方面也是政治环境使然，正如康有为对王照之先行文化建设再行政治之路不以为然，“‘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如何来得及？’康有为的想法在今天中国仍然是十分普遍的。”^[23]我们总是将自己还未真正清楚的东西急急用于社会政治的改造上，而少了西方为知识而知识的精神，昨天急于救国，今天急于崛起，而文化建设需要的是气定神闲的冷思考。

余英时还举了王安石为例，王安石对学术和政治均很重视，但王安石很清楚本末的问题。

王安石讲，“为己，学者之本也……为人，学者之末也。是以学者之事，必先为己，其为己有余，而天下之势可以为人矣，则不可以不为人。故学者之始也，始不在于为人，而卒所以能为人也。今夫始学之时，其道未足以为己，而其志已在于为人也，则亦可谓谬用其心矣。谬用其心者，虽有志于为人，其能乎哉！”（《临川先生文集》卷六八《扬墨》^[24]）“中国近代从事文化运动的人便不幸而犯了‘其道未足以为己，而其志已在于为人’的大病。”^[25]

一民族之雄强于世，固然要有军事、政治、经济之基础，但“退而更化”之文化建设亦是一个关键环节。并且，在文化建设中亦有本末，其本是看不见的形而上之“医理”，是对宇宙人生之根本认识、绝对之探求，其末才是对伦理、社会的建议“药方”。

所以我们的思考，首先要集中于一个人如何面对宇宙人生的终级问题上。如果从文化角度来看诸民族文化之竞争，在诸多表面的竞争背后，其竞争的硬核是各自的形而上学，是各自对宇宙人生等终极问题不同路径的回应。某些学者形象地称之为诸神的战争，战争之决定者不是战士，而是护佑战士的诸神，诸神实际上正是隐喻了诸文化回答终极问题的形而上学，所以民族文化之争，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它们的形而上学之争，这就使我们不得不尽心去关注、建设自己的形而上学。

境界与超越：东西文化对话的终极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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