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张底牌：保留管人管事的平衡制约与间接牵制战胜直接强制

十　平衡制约　间接牵制往往胜过直接强制

平衡制约是一种至关重要的高尖端管理艺术，它需要管理者站在统筹的高度，把多种因素调整到有利于自己的状态，达到控揽全局之效。能否掌握并灵活运用这一张底牌，直接决定着管人管事的效果，更决定着一个领导者最终所能达到的事业高度。

1.和谐与制衡是管理的基本目标

管理有两个基本目标，一个是和谐，一个是制衡。使下属在和谐中不徇私，在相互竞争、牵制和监督中不损和谐，这是经营管理的最高境界。

一个组织内部的和谐一致，是组织发展的基本条件。这里所说的和谐，是指在管理者制定的目标和原则下，各人都有自己应负的责任，都有自己应守的立场，各人以协调、合作的精神去完成自己的任务。

下属彼此各干各的，谁也不管谁，这固然有悖于和谐，但如果大家都是老好人，有意见不肯讲，不肯得罪人，大家表面上和和气气，实际上彼此和稀泥，这也不是和谐的本意。

还有一种情况，有的人彼此私交不错，凡事都能互相包涵，你拜托我做的事不管对不对，碍于面子不好意思拒绝。我请你帮忙，即使对组织不利，你也不能拆我的台。他们之间够“和谐”了，可是这要比老好人或者彼此间发生冲突更糟糕。

如果下属彼此不合作，管理者一眼可以看出来，并马上调解，促使他们协调，如果是老好人，管理者也能发觉，个别做工作。唯独对那些为了私交连原则都可以牺牲的人，管理者不容易看出来，他们之间的“和谐”，是对组织利益的潜在威胁。有些外国人曾说我们是个“私情重于公谊”的民族，这当然有点言过其实，但是为了私情而损害公事的事情的确也不少。

当然，想使所有的下属彼此之间都毫无芥蒂，相处得如同兄弟一样，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彼此感情好的有，感情坏的有，感情不好不坏的也有，身为管理者大可不必为这种事费心，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只要每个人都能为整体目标努力工作，你所要求的和谐理想就达到了。何况，一个组织所需要的和谐，是在不同中求统一。每个部门或岗位，为了完成任务，在做法上也许彼此有利害冲突，或者意见分歧，但这些分歧和冲突，是在完成任务这个总目标之下产生的，不是为私而是为公，这就需要管理者的协调。虽然各部门的工作方法或许不同，但为公司发展的想法应该是一致的。

在组织当中，和谐与制衡应该是相反相成的。事实上，企业设有不同部门、不同岗位，除了有专职专责的意义之外，也具有相互监督、制衡的作用，其目的是使任何人、任何部门都不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因为公司是个有敏感反应的有机体，这些都会提醒管理者及时予以处理。

“制衡”还有另外一些作用，比如平衡下属的情绪，激励下属的进取心。

例如：公司要提拔一个人，按一般人的想法应该提升甲，但你有自己的考虑，结果提升了乙。甲当然在内心里不是滋味，这时你为了平衡甲的情绪，应该想方法在其他方面给他一些补偿，使甲觉得你不是不重视他，从而打消心中的不满情绪。

再如：有些下属骄气太盛，一受到重视，就目中无人，不可一世。这种人如果不给一点磨炼和挫折，由他的个性发展下去，势必会影响公司的发展。因为管理者对他好，他跋扈一点，别人也奈何不得，但久而久之自然会引起别人的不满，甚至连带对管理者也有了怨气，觉得他欺负人是你宠坏的。这时，你对这个骄态毕露的下属，一定要找机会挫一挫他的骄气，这不仅是对他的磨炼，也是平复其他下属情绪的平衡艺术，让他们知道你是大公无私的。

有些管理者在人事安排上，也常常暗含制衡之牌。例如：同级不同部门的主管，他绝不安排两个非常合得来的人。这看起来是跟和谐的宗旨相矛盾，实际是和谐的最高运用。一个能力强、驾驭力高超的管理者，绝不害怕下属骨干分子之间闹意见，他知道人们之间有意见，自然会为了争取管理者的赏识和重视而竭尽全力地运用智慧在工作中表现自己。

相反，两个主管，如果一个太强，一个太弱，也不是好事情，弱的一个只求相安无事，而强的一个为了更多地表现而往往“飞象过河”。一弱一强，失去了平衡，得不到真正的和谐。喜欢趋炎附势的下属自然讨好强的一方，生性耿直的人又自然看不顺眼而满腹牢骚，这样下去哪里还会有什么和谐？

因此，公司内部也要有竞争，没有竞争就没有进步，从竞争中求得制衡。当然，这种竞争必须是能力上的竞争，工作业绩上的竞争，而绝不是人事上的倾轧。

和谐是由于制衡运用得当而产生的，不懂得运用制衡的管理者，公司内永远不能求得真正的和谐。就像一台秤，你要随时把不同类型的下属调整到他们适当的工作位置，这台秤才能摆平，公司内才能出现平衡、和谐的局面。

2.管理实际上就是一种动态平衡

管理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活动，这种活动能使人和组织更为有效，通常我们所说的管理主要都是指组织的管理。管理的本质是一种平衡，在组织发展中各种关系的平衡，这种平衡不是简单的静态平衡而是一种动态平衡，随着时间、空间、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不同，这种平衡也将不同，正是因为这种动态性，使管理充满着灵活性和创造性，所以，人们喜欢把管理学称为一门艺术。因为在人类生活中，艺术的最大特征就是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创造性。

平衡的思想，最早源于老子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他认为：“天之道，其犹张弓乎，高者仰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指之，不足者补之。”他还说：“曲则全，枉则直，清则盈，敞则新，少则得，多则惑，……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这里都是说“平”者生存，“不平”者淘汰。自然界中力学的公例也两力平衡，才能稳定，水不平则流，人不平则鸣。懂得运用平衡牌的，就能在两强的夹缝中生存下去，并求得发展；也能有效地控制两弱，使之均臣服于我。

管理者的关系网络不是单极而是多极的，在你和他人存在关系的时候，别人之间也会发生关系。因此，以自己为轴心平衡各方面的关系，使其更好地为自己服务，是管理者不能不做的事。

春秋战国时代，华夏列国相争，齐、楚、韩、赵、魏、燕、秦等七强并立，而在大国夹缝中生存的有名无实的东周、西周，虽然握有象征着天子的九鼎等宝物，却无自卫的力量。于是，为了生存的利益，他们执行了一条均衡外交的路线，即对东、西方强国在保持等距离的情况下，用比较灵活的外交手段，利用各国之间的利害冲突，竭力调整大国之间的力量平衡，从而维持相对稳定的战略格局，以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

有一年，齐国的大将田婴率领齐国的军队去帮助韩、魏两国攻打楚国，打败楚国后，又打算联合韩、魏两国去攻打秦国。因常年战争，力量消耗很大，就派使者去向西周借兵借粮。西周天子犯难了：不借兵粮给齐国，就会得罪了齐、韩、魏三国；如借兵粮给他们，势必又会得罪强大的秦国。在这两难之际，谋士韩庆自告奋勇地愿意去说服田婴不向西周借粮。

韩庆到了田婴的帅营，拜见了田婴，对他说：“将军您率领强大的齐军，用了五年的时间，替韩、魏两国攻下楚宛、叶以北的地区，而使这两个国家的国力得到了加强；现在如果再攻占了秦国的一些地区的话，那只会使韩、魏两国的力量更加强盛。这样一来，韩、魏两国南面没有楚国的忧患，西面不必担忧秦国的攻击。它们的国土扩大了，国家也日益受到了尊重；而齐国不仅劳民伤财，没有得到一点实惠，反而会受到它们的轻视。末梢胜过了根干，本末倒置，这就不合乎常情了，窃私下为将军感到不安。”

田婴听了，认为韩庆说得有些道理，便问道：“照先生的说法，我应该怎样做才是呢？”

韩庆献计道：“依在下愚见，将军您不如让您的国家暗中与秦国和好而不去攻打秦国，这样您也就不必去向西周借兵借粮了。您可以兵临函谷关而不去进攻秦国，然后派您的使者去对秦王说：

‘薛公（田婴封地在薛，故又称薛公）一定要出兵破秦而使韩、魏两国强大，原因就是想要让楚国把东周（楚国的地名）割让给齐国啊？’秦王如果能放回楚王（此时楚怀王被扣留在秦国），而使秦、楚两国和好，您就可以使您的国家有惠于秦国，而使秦国感到能够完好无损，正是由于楚国割让了东周，才使自己免遭到进攻，秦国必定愿意这样做。楚王被放回了楚国，也必定会感谢齐国。齐国得到了东周而更加强盛，将军您的封地薛城也就可以世世代代没有什么忧患了。秦国没有受到大的削弱，处在韩、魏、赵三国的西部，这样，秦对这三个国家是个不大不小的威胁，这三个国家自然也不敢轻慢齐国了。”

田婴说：“说得好，就照您的意见办！”

于是，他派韩庆作为自己的使者去游说秦王，还说服了韩、魏、赵三国不再去进攻秦国，这样，齐国最后自然也就不必向西周借兵借粮了。

聪明的韩庆不仅善于就各方的具体矛盾来思考问题，而且还是设身处地地为齐国及薛公本身的利益着想，他的设想对齐来说，又是一个均衡外交的战略，这是大国强国的等距离外交，即既不弱秦强韩、魏；又不弱韩、魏而强秦，使得这三者或五者（秦、韩、魏、赵、楚）均有求于齐。这种战略布局自然为田婴欣然接受。齐、秦弭兵，齐向西周借兵借粮这件事自然也就不用提及了。韩庆此举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跳出了形式逻辑中的两难推理的狭隘局限，求得了一个全新的解决办法，从而挽救了僵局，走活了全盘。这个以平衡之牌解决问题的聪明方法，很值得我们后人深思。

3.利用特殊人物来平衡各方关系

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有不同的心理。作为管理者，必须仔细研究被管理者在各个时期的心理状态，因时施方，详察众心，想方设法找到具有特殊作用的人物，用他作为一张牌，来消除众人的疑虑、平衡各种关系。在这方面，刘邦是个中典范。

在秦汉之际群雄逐鹿的年代，天下的豪杰无不各自选择明主，既是为了更好地施展自己的才能，也是为着成功之后的荣华富贵。因而，当时的贤能之士游移于各路诸侯之间，去此就彼的事时而有之，屡见不鲜。刘邦为了成就他的帝王之业，也是尽力招揽贤才，有很多人原在敌对势力或其他诸侯那里供职，有不少人在“各保其主”的情况下，曾做过十分令刘邦困窘的事。

雍齿在丰城降魏，使刘邦处于困窘的境地。刘邦攻打丰城，未能攻下。举兵之初的艰难之际，雍齿的叛变使得刘邦最为寒心，嫉恨终生。即使如此，刘邦后来还是宽容了雍齿，使他得以为刘邦立有不少功劳。刘邦时时想杀死雍齿以解宿怨，但总是念他功多，但更主要的是刘邦从大局出发，这才使得雍齿并未遭到杀害。

刘邦平定天下之后的一天，在洛阳南宫边走边观望，只见一群人在宫内不远的水池边，有的坐着，有的站着，一个个看去都是武将打扮，交头接耳，像是在议论着什么。刘邦很是奇怪，便把张良找来问道：“你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张良毫不迟疑地答道：“这是要聚众谋反呢！”

刘邦大吃一惊：“为什么要谋反？”

张良平静地说：“陛下从一个布衣百姓起兵，与众将共取天下，现在所封的都是以前的老朋友和自家的亲族，所诛杀的是平生自己最恨的人，这怎么不令人望而生畏呢？今日不得受封，以后难免被杀，朝不保夕，患得患失，当然要头脑发热，聚众谋反了。”

眼见自己的帝位不保，刘邦非常害怕，问道：“那怎么办呢？”

张良想了一会儿问道：“陛下平日在众将中有没有造成过对谁最恨的印象呢？”

刘邦说：“我最恨的就是雍齿。我起兵时，他无故降魏，以后又自魏降赵，再自赵降张耳。张耳投我时，才收容了他。现在灭楚不久，我又不便无故杀他，但想来实在可恨。”

张良立即说：“好！立即把这个看起来似乎很有争议的人封为侯，就可解除眼下的人心浮动。”

刘邦对张良是极其信任的，他对张良的话没有提出任何疑义，他相信张良的话是有道理的。

几天后，刘邦在南宫设酒宴招待群臣。在宴席快散时，传出诏书：“封雍齿为甚邡侯。”

雍齿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当他确信真有其事后，才上前拜谢。雍齿封为侯，非同小可。那些未被封侯的将吏和雍齿一样高兴，一个个都喜出望外：“雍齿都能封侯，我们还有什么可顾虑的呢？”

事态的发展果然不出张良的所料。不仅雍齿，连其他武将都被这一手段牢牢地笼络住了。日后在吕后篡权，企图发动以吕代刘的政变之时，也多亏了这些武将赴汤蹈火，为再造汉邦立下了赫赫功勋，保住了刘汉王朝的正统血脉。

要想达到有效管理下属的目的，就得把被管理者的心理研究得通通透透，这样才可以实施四两拨千斤的平衡和控制之牌。

后来有人说：将军们所谈论的未必是有关谋反的事，他们果真有造反的念头，张良也不会等到高祖询问时才说。张良只因高祖初即帝位，便以个人的爱憎行赏论罪，造成诸臣不安，所以才忠言劝谏，改变高祖的作风。也有人说：张良为雍齿游说，造成高祖对功臣的不信任，致使日后三大功臣遭到诛杀，未尝不是张良一句话所种下的祸根。由前者看张良是忠臣；由后者看张良是祸首。

其实，与其说张良是个善于用谋的高手，不如说他是一个善于研究人的心理并妥加利用的高手。刘邦以平民称帝建立汉朝，所有的大臣都是当年并肩征战的伙伴，若人心不安必会谋反，高祖所忧虑的也在于此。张良借高祖问话道破高祖心意，所以高祖能轻易地接受张良的建议，平息群臣的疑虑，平衡武将心理，协调上下关系，不能不说张良出牌方式确实很高明。至于说日后韩信等功臣的被杀，又岂是张良能事先预料的呢？

4.平衡各派力量可实现控制全局之效

在管人管事的过程中，有时会遇到这种情况：你的下属分为不同的派别，每一个派别都拥有自己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还没有实力将他们一一掌控，平衡各派力量以达到对全局的管理和控制就成了首要的出牌方式了。

晋愍帝在长安向匈奴刘聪投降后，西晋政权灭亡了。一年之后，安东将军司马睿在建康建立东晋，力主其事的便是一代名相王导。

在当时的情况下，复兴晋室只是内聚北方士人的公关手段，在王导的内心，若能安定东晋已是极为不易的了。所以，主战派多次提出“北战收复失地”的主张，均未得到王导的支持。对于北伐名将祖逖等人，东晋王朝的态度也是消极的，因为从稳定的角度考虑，以北伐为国策并不符合南方望族的意愿，而且，一旦大事北伐，新形成的北方势力也可能危及东晋王朝。既团结北方士族又协调朝廷的关系，就此而论，王导的策略是成功的。

有一次，叛军攻打建康，将军温峤擅自将皇帝巡幸必往的朱雀桥烧掉了。皇上知道后暴跳如雷，但是温峤并不在意，连道歉的意思也没有。王导知道此事可能会造成的后果（或者它本来就是一种信号），于是，匆忙赶来为温峤说情：“皇威之下，温峤不敢说话，请皇上面察。”这既保住了皇上的面子，也给温峤一个台阶下，温峤也就势道歉，化解了一场可能产生的内乱。

平时，对于各地的叛乱，王导尽可能大而化小。如此做法自然令人不满，但是王导也有其苦衷。对于一个虚弱的王朝来说，不顾一切，硬拼可能远不如忍耐一时，等待变化更为明智。当然，王导对军队力量也并不是罚，但是皇帝却做了非常处理：“王导大义灭亲，应恕其罪至百代之后。”毫无节制的。譬如，他极力强化贵族的威势。有时候，判军甚至已经占领了都城，并想当皇帝，至少来个挟天子以令诸侯。

但是，一掂量，感到军队的威势还远远不够，结果，还是得将王导抬出来，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对于东晋朝廷，王导的策略是极力推崇它的皇威，以此号召天下。同时限制皇族势力的发展，使政局不致失衡。在公开的场合，王导是诚惶诚恐，礼数周到；当他独自面对君王时，又敢于犯颜直谏，甚至直言无忌。一次，晋明帝问温峤，自己的司马氏祖先是如何统治天下的，温峤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王导道：“温将军时值壮年，不熟悉这段历史，就由微臣代他回答吧！”于是，王导从司马懿如何清除异己开始，一直到司马昭是如何杀害魏王曹髦，诸般险事一一道来，毫无隐瞒。明帝听了不禁为之叹服，说：“如此看来，朝廷的命运也是在天之数了。”

当然，王导之所以能这样做，除了高超的平衡策略，还在于王氏家族有着巨大的力量，当时谚语曰：“王与马，共天下。”但是王导也知道，对王姓家族的势力若不加以限制，也会破坏脆弱的平衡关系。

东晋的建立，王导与其堂兄王敦出力最大。后王导任宰相，而王敦任大将军，领重兵在外。如此局面，又使得皇帝有傀儡之感，便有意削弱二王之权。王导不动声色，颇令士大夫同情，王敦则木然，他本来就有野心，干脆借口除奸而率兵杀向建康。

以当时的客观力量而言，朝廷远不及王敦，而且宫中也有议论，认为王敦造反有理。但是王导内心里丝毫不愿与王敦合谋，他认为唯有司马氏才是安定的象征，王氏家族在安定的情况下，不必因此而失衡，否则王氏家族同样遭到迫害，何况以王敦的个性，一旦大权在握必定酿成大祸。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有趣的一幕：一面是王敦的造反；一面却是王导率领以四个族弟为首的20余位族人，每日清晨去中书省自请裁定。当时，朝廷虽然也有人上书要灭王门九族，王导也清楚，晋元帝不敢那么做。但是他仍通过各种渠道疏通关系，终于重新获得了元帝的信任，元帝赐其“大义灭亲，一代忠臣”的诏书，将国家大事重新委托给了王导。趁着王敦的叛乱，王导在朝廷中的地位反而变得更加稳固。两年以后，王导发兵灭了王敦，消除了危及平衡的大障碍。本来，王敦叛乱，王氏家族理应受王氏家族从而得以延续。

公元339年，64岁的王导去世。他先后担任三代宰相，自身没有任何积蓄，然而却以其独特的平衡术，团结了各种社会力量，在风雨飘摇之中维持了东晋王朝的存在和社会的安定。在那样一个战乱时代，这一奇迹的发生，可以说与王导善打平衡牌有直接的关系。对此，现代管理者不可不静下心来好好学习。

5.“唆使”自己的“走卒”去诛自己的“鹰犬”

身为一个管理者，控制局面最好的办法，未必是自己亲自动手去强制，而在于用好平衡这张牌，利用矛盾达到控揽全局的效果。特别是在时势不稳的情况下，不妨先让一个人冲锋陷阵，然后再让另一人紧随其后，并“唆使”他们斗争起来，你就可以舒舒服服地当裁判了。

武则天把持朝政后，把宗室诸王势力的存在，视为潜在的威胁。为了使自己耳聪目明，及时掌握政敌的动向，扫荡诸王势力，武则天下令，无论什么人，都可以到京城面见皇帝，告发机密；凡是告密之事，任何人不得盘查、阻拦；外地来京告密者，沿途地方官员要安排食宿，接待规格如同接待朝廷的五品官员一样，即使告密人是监狱中的囚犯，也要优待有加。

告密人进京以后，武后往往亲自召见，如果告密之人擅长辞令，面色凶狠，两眼凶光毕露，可以做爪牙的，武后立即封官，或予御史之职，或授予游击将军，并赏赐金银绸缎；如果告密者所报不实，也不加追究。

由于武后大力提倡，一时间，告密成为一种时髦。人们把告密者和小偷比较，觉得告密比偷窃更好。因为偷窃如果失败，有坐牢的危险，侥幸成功，才可获得金银财宝；而告密者如果有精力与才能，就能升官发财，即使失败，对于告密者本人来说也无害处。因此，告密成为一班无业流氓、赌徒、罪犯、无赖之辈获得富贵的捷径。

朝中大臣纷纷反对武则天的做法，认为这样会搅乱朝纲，使小人得志，使百官离德，民心尽失。但武则天不听劝告。

武则天从告密者中选拔了一批新人，这些人多是无赖，狡诈残忍，惯于陷害无辜，是一帮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使用异常残酷的手段，帮助武则天镇压异己。武则天借助于告密，利用酷吏扫荡了唐朝宗室势力，唐朝宗室子弟几乎被斩尽杀绝。

告密和酷吏的横行肆虐，造成了小人钻营，世风败坏，人心惶恐，冤狱遍地，怨声载道。武则天意识到，这个权宜之计的使命已经完成，该是收场的时候了。为了安定民心，稳定政局，武则天接着向酷吏开刀。

酷吏周兴，以善于制造“谋反”罪而著称。他草营人命，残害无辜，杀人数千，恶贯满盈，朝野上下无不对他恨之入骨。正在他横行得意之时，有人告发他“谋反”，武则天令酷吏来俊臣审理周兴案。来俊臣深知周兴老奸巨猾，诡计多端，难于招供，不好对付，便想出一计，让他痛痛快快地招认。(www.chuimin.cn)

来俊臣在受命之后，派人将周兴请至家中饮酒，席间，来俊臣说：“有个罪犯不肯认罪，你看应当采取什么办法呢？”周兴说：“这事容易，拿来一个大瓮，四周燃起炭火，把囚犯装入瓮中，还怕他不认罪吗？”于是，来俊臣叫人抬过来一口大瓮，按照周兴说的办法，用炭火围住烧烤，然后站起来对周兴说：“有人告你谋反，太后有令，叫我审讯老兄，就请老兄入瓮吧！”周兴恍然大悟，惶恐不安，只好叩头认罪。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请君入瓮”的故事。

除掉周兴之后不久，又有人告发来俊臣谋反，武则天下令将他斩首于市。为了争取民心，武则天下了一道诏书，历数来俊臣的罪状，将任用酷吏以来造成的灾祸，统统归于来俊臣身上。

武则天利用酷吏，为她扫荡了政敌，铲除了唐朝宗室势力，为自己坐稳皇帝的宝座扫清道路。而后又以毒攻毒，用酷吏的头颅，清洗自身，缓和危机。她这种“唆使自己的走卒诛自己的鹰犬”的出牌方式很是高明。倒霉的是别人，得益的是自己。由此可见，武则天手段之高明。

6.不要让某一方力量拥有绝对优势

在时势不稳的情况下，正确地使用“唆使自己的走卒诛自己的鹰犬”的平衡之牌，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但在这个过程中，绝不要让某一方力量拥有绝对优势，而应设法使各方力量处于均衡状态。如果某一方力量势力太大，你的位置恐怕就有危险了。即使用了平衡牌借力打力，成功地让其他人打倒了他，如果又让后来者再次拥有绝对优势，那也照样解决不了问题。

唐代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在西逃过程中，太子李亨在群臣拥护下，于灵武即皇帝位，这就是唐肃宗。在艰难之际，肃宗之子李倜、李琰立有大功，其正妻张皇后及宦官李辅国因拥立有功而相表里，专权用事，谋杀李琰，拥立李倜为太子。

在争权过程中，张皇后与李辅国发生冲突。公元762年，肃宗病重时，张皇后召太子李倜入宫，对他说：“李辅国久典禁兵，制敕皆以之出，擅逼圣皇（唐玄宗），其罪甚大，所忌者吾与太子。今主上弥留，辅国阴与程元振谋作乱，不可不诛。”太子不同意，张皇后只好找太子之弟李系谋诛李辅国。此事被另一个重要宦官程元振得知，密告李辅国，而共同勒兵收捕李系，因禁张皇后，惊死肃宗，而拥立太子即皇帝位，是为唐代宗。

李辅国拥立代宗，志骄意满，对代宗说：“大家（唐人称天子）但居禁中，外事听老奴处分。”听到这种骄人的口气，代宗心中不平，因其手握兵权，也不敢发作，只好尊他为“尚父”，事无大小皆先咨之，群臣出入皆先诣。李辅国自恃功高权大，也泰然处之，孰知代宗除他之心已萌。

在拥立代宗时，程元振与李辅国合谋，事成之后，程元振所得不如李辅国多，未免有些怨气，这些被代宗看在眼里，也记在心上。于是他决定利用程元振，乘间罢免李辅国的判元帅行军司马之职，以程元振代之。李辅国失去军权，开始有些害怕，便以功高相邀，上表逊位。不想代宗就势罢免他所兼的中书令一职，赏他博陆王一爵，连政务也给他夺去。此时，李辅国才知大势已去，悲愤哽咽地对代宗说：“老奴事郎君不了，请归地下事先帝！”代宗好言慰勉他回宅第，不久，指使刺客将他杀死。

代宗用间其首领的方法，很快地除掉李辅国，但又使程元振执掌禁军。程元振官至骠骑大将军、右监门卫大将军、内侍监、豳国公，其威权不比李辅国差，专横反而超过李辅国。程元振不但刻意陷害有功的大臣将领，而且隐瞒吐蕃入侵的军情，致使代宗狼狈出逃至陕南商州。一时间，程元振成为“中外咸切齿而莫敢发言”的罪魁。囚禁军在程元振手中，代宗一时也不敢对他下手。就在此时，另一个领兵宦官、观军容处置使鱼朝恩领兵到来，代宗有了所恃，便借太常博士柳伉弹劾程元振之时，将程元振削夺官爵，放归田里，算是除掉程元振的势力。

程元振除去，鱼朝恩又权宠无比，擅权专横亦不在程元振之下。如果 朝廷有大事裁决，鱼朝恩没有与闻，他便发怒道：“天下事有不由我乎！”已使代宗感到难堪。鱼朝恩不觉，依然是每奏事，不管代宗愿意不愿意，总是胁迫代宗应允。有一次，鱼朝恩的年幼养子鱼令徽，因官小与人相争不胜，鱼朝恩便对代宗说：“子官卑，为侪辈所陵，乞赐紫衣（公卿服）。”还没得到代宗应允，鱼令徽已穿紫衣来拜谢。代宗此时苦笑道：“儿服紫，大宜称。”其心情更难平静，除掉鱼朝恩之心生矣。借一宦官除一宦官，一个宦官比一个宦官更专横，这不得不使代宗另觅其势力。代宗深知，鱼朝恩的专横，已经招致天下怨怒，苦无良策对付。正在此时，身为宰相的元载，“乘间奏朝恩专恣不轨，请除之。”代宗便委托元载办理剪除鱼朝恩的事，又深感此计甚为危险，便叮嘱道：“善图之，勿反受祸！”

元载不是等闲之辈。他见鱼朝恩每次上朝都使射生将周皓率百人自卫，又派党羽皇甫温为陕州节度使握兵于外以为援，便用重贿与他们接纳，使他们成为自己的间谍，“故朝恩阴谋密语，上一一闻之，而朝恩不之觉也。”有了内奸，就要扫清鱼朝恩的心腹。元载把鱼朝恩的死党李抱玉调任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并割给该道五县之地；调皇甫温为凤翔节度使，邻近京师，以为外援；又割兴平、武功等四县给鱼朝恩所统的神策军，让他们移驻各地，不但分散神策军的兵力，还将其放在皇甫温的势力控制下。鱼朝恩不知是计，反而误认为是自己的心腹居驻要地，又扩充了地盘，也就未防备元载，依旧专横擅权，为所欲为，无所顾忌。

李抱玉调往山南西道，他原来所属的凤翔军士不满，竟大肆掠夺凤翔坊市，数日才平息这场兵乱。军队不听话，根源在于调动，鱼朝恩的死党看出不妙，便向鱼朝恩进言请示，鱼朝恩这才感觉有些不好，意欲防备。可是，当他每次去见代宗时，代宗依然恩礼益隆，与前无异，便逐渐消除了戒备之心。

一切准备就绪，在公元770年的寒食节，代宗在宫禁举行酒宴，元载守候在中书省，准备行动。宴会完毕，代宗留鱼朝恩议事，开始责备鱼朝恩有异心，图谋不轨，慢上悖礼，有失君臣之体。鱼朝恩自恃有周皓所率百人护卫，强言自辩，“语颇悖慢”，却不想被周皓等人擒而杀之。禁宫中的事，外面不知。代宗乃下诏，罢免鱼朝恩观军容等使，内侍监如故；又说鱼朝恩受诏自缢，以尸还其家，赐钱六百万以葬。尔后，又加鱼朝恩死党的官职，安顿禁军之心，成功地剪除了鱼朝恩的势力。

代宗借元载之力除掉鱼朝恩，元载“遂志气骄溢；每众中大言，自谓有文武才略，古今莫及，弄权舞智，政以贿成，僭侈无度。”久而久之，自然也招致代宗不满，代宗曾对李泌说：“元载不容卿，朕匿卿于魏少游所。俟联决意除载，当有信报卿，可束装来。”

元载也非善辈，有所耳闻，深知代宗对他有成见，便深谋自固。他内与宦官董秀相勾结，借以刺探代宗的意向；外使百官论事自告长官，长官告之宰相，再由宰相上闻，欲控制各方面的信息，尤其是不利于自己的信息，更是上下其手匿而不闻。以此，元载居相位十五年之久，“权倾四海”之后，也不免“恣为不法”。于是，“贿赂公行”，“侈僭无度”，家中“婢仆曳罗绮者一百余人”，贪污更甚，家中仅调味用的胡椒就有八百石之多。

十余年的宰相，其势力也是盘根错节的，代宗“欲诛之，恐左右漏泄，无可与言者”，于是找自己的舅舅吴凑密谋。在公元777年，代宗先杖杀董秀，断绝元载内廷信息通道；然后命令吴凑前往政事堂收捕元载及其党羽，逼令元载自杀，又成功地除去元载势力。

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每一个朝代都存在着权力的争夺，在争夺权力中，最高管理者都会面临如何平衡统治集团内部的派系的权力问题。一般说来，不管你用哪一个下属去剪除权臣，必须把握这样一个底线：不让任何一方力量占据绝对优势。这样管理者才能稳居高位，相安无事；相反，则可能弄巧成拙，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还会长久地危及管理者的安危。

7.以隔离、牵制的手段防止“兵变”

如同医学上“防病重于治病”一说一样，不使权力失控的有效途径，不在于费尽心思地去处理问题，而在于防患于未然。因此，管理者需要保留一些底牌，防止“兵变”的出现。历史上留给后人“隔离、牵制”的手段便是解决问题的很好选择。

历朝历代，皆有手握重权的大臣，这是在派系竞争中获取优势的派系头目。这种权臣、重臣，对君主的地位构成威胁。因而，君主要采取削权弱势术，以削减其权力，消除其威胁。

（1）迁徙豪富和贵族

周公征讨武庚叛乱之时，将殷朝“顽民”，迁到洛阳去，是让有反抗情绪的原京都殷民，远离周朝京都，离政治中心越远，其危害政权的势力越小。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将12万户天下豪富迁往咸阳。汉高祖刘邦，在 打下江山之后，害怕原六国贵族兴风作浪，便下令将他们迁往关中，让他们离开他们的基地。脱离了有熟人关系的乡土，就很难组织起大的反抗力量，确保了汉朝的稳定。

（2）频繁调动军事将领

朱熹说过：“兵权所在，则随之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之以亡。”

历代枭雄对于兵权，常采用各种隔离和牵制权术，以防止军队发生哗变。

中唐以后，在军事上设置枢密使，掌管全国军队的招募、训练、供给和调动，但没有用兵权，不能统率军队出征。而统率军队出征的将领又无权招募和调动军队，这就可以避免将领擅自调军造反。

五代各朝还实行将兵与家属分离的办法以此制约兵将造反。因为家属在皇帝的势力控制之中，相当于变相的人质。

五代时，帝王还用频繁调动节镇统帅的手段，不让一个将帅在一地一军中呆得太久，以防其培植党羽，形成朋党。你到某地某军中刚刚培植起一批党羽，皇上又将你调往另一地另一军，而不准随带多个部下，这样你就很难形成反对势力。例如：后唐的张温，在庄宗、明宗两朝，曾做过几个地区的刺史、节度使。

久任，是形成将相私人势力的重要条件。因此，北宋时，规定各级地方官由朝廷派遣文臣出任，原则上3年一任，到期就要更换。

许多封建王朝还规定了地方官的“回避制度”，即地方官不能用当地人担任。中央任命的地方官不能在本籍当官。以防止他们在本乡本土中形成私人势力。

袁世凯组建北洋新军，培养将士对他的感情，让将士只知有袁大人，而不知有大清朝。然而他对自己属下的统制（师长）却经常调来调去，以防止部下形成下一级的朋党系统。例如：号称“北洋三杰”之一的段祺瑞，虽然号称是袁世凯的心腹大将，但也被袁世凯调来调去，先后担任过第三、四、六等镇的统制。

实际上，时代虽有不同，权力领域也各有其特点，其道理却是相通的。在现代组织中，你也可以使用各种理由将下属，尤其是能力出众、有可能形成权力网的部下在各个岗位上调动：可以将其平级调动到各个部门，也可能使用明升暗降的措施，以防在其周围形成小圈子。你还可以将管理、财务等工作分开，使权力分散，彼此监督、牵制，这样“兵变”也就失去了产生的基础了。

8.用新的权力中心制约原有的权力中心

在中国古代，帝王对于权臣，除了使用隔离手段削弱其权势外，还有另外的出牌方式，比如：扶植新的权力中心，以削减、抵消原有的权力中心。这是“以臣驭臣”的平衡办法。

在封建社会，宰相是帝王的副手。秦汉时期，丞相权力很大，用一语概括：丞相辅佐天子，助理万机，上至天时，下至人事，几无所不包，无所不管；丞相不但为国家最高官吏，还是辅佐皇帝补其缺失唯一人臣。秦汉时期，君主若有差失，只有丞相能够谏阻，良相应当以此为己任。丞相对皇帝诏令如有不同意见，可以面折廷争，甚至拒绝执行。对此，皇帝很不放心。因此自西汉武帝以后，首先用尚书一职以分丞相拆读奏章的权力，继而提高太尉、御史大夫的地位，使之与丞相平级，并将此三职先后更名为大司徒（丞相）、大司马（太尉）与大司空号称“三公”，从而改变丞相无所不统的局面，将一相变成三相。至东汉，原先由丞相执掌的政务，全归属尚书台，三公徒拥虚名。

三国宰相，有公官及省官。公官又有上公、三公、从公三类；太傅、太保、大将军，西汉已为上公，三国设置，难有更革，唯大体不改。至于相国或丞相及大司马为上公，则自三国首创，这点与汉有所不同。三国宰相除公官外，还有省官。

南北朝的开头阶段，宰执虽有省官，为数甚少，见于史者，尚有尚书令一种，且只有蜀国有之。曹魏设有尚书台，但其权为中书监所攫夺，中书监是皇帝亲近机构，负责草拟诏书，平议尚书奏事，参与政事，权力较大，拟于宰辅，由此宰相之权落于尚书台，尚书台权力又落于中书监之手。以此宰相权柄一再受制而逐渐减替。晋、南北朝以三省长贰为宰相者，除尚书令，仍有中书监、中书令、侍中及尚书仆射等，共同参与平议尚书奏事，此类官员负责管理皇帝门庭之下诸事，故又设立门下省。至隋代，另立殿内省，包揽管理皇帝内务职掌，门下省成为一个参与政事的封驳机关，尚书台权力又一次受到制约。

唐代，承上启下，在前朝官制基础上，正式设立“三省制”。即由中书省掌制令决策，起草诏令；门下省掌封驳审议，对中书省所制定诏令如有不同意见，有权批改复奏，然后下达尚书省；尚书省负责执行，其下分设六部（吏、礼、户、兵、刑、工）分管各部政务。三省长官都可参与国计，均为事实上的宰相。同时，皇帝还可以让级别较低的官员，带上“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知政事”头衔，参与三省长官联合办公，这些官员亦可视为宰相。这样，秦汉时一个丞相所承担的政务，已由三个机关与十数名官员分别担任，以期达到相互制约的目的。

到了明代，太祖朱元璋采取一切措施，既加强了中央集权，又使臣属不敢越轨。

洪武初年，地方政权基本沿袭元朝的制度，即设行中书省，统管一省的军政、民政、财政等大权，地位重要，权力很大。一行中书省实际上就是一个独立王国。朱元璋本人做小明王的行中书省丞相。作为行中书省的丞相，他拥有一方政权，压根儿就没把小明王放在眼里，他故而对行中书省设置的弊端有透彻的体察。

随着明朝统治的渐趋稳定，君权与相权、皇权与臣权，中央集权与地方权发生了一系列纠葛与矛盾。特别是洪武六年胡惟庸进升中书省丞相后，相权与皇权矛盾激化。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朱元璋改行中书省为布政使司，地方的控制指挥权皆集中到中书省。胡惟庸控制中书省，专权用事，淮籍的军事宿将大多集其门下，形成一个淮人官僚集团，使朱元璋感到芒刺在身、大权旁落。于是，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胡惟庸谋反为名，毫不留情地将其抄家灭族。

接着，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削弱地方政权、巩固皇权的措施：宣布政使司后，即设左右布政使各一人，掌管民政财政。同时，设提刑按察司，设按察使一人，统管刑法；设都指挥使司，掌管军事，与布、按并称三司。这三司互不相属，各自直隶中央。有重大政事，需都、布、按三司共同会议，上报中央。布政司下的地方政权是府（直隶州）、县。同时，在省与府之间划分若干道，作为省的派出机构。道不是一级地方特权，而是监察区。这种行政划分削弱了地方权力，加强了中央集权。

其次，废中书省和丞相制。朱元璋加强中央集权并不是要加强中央政府部门的集体权力，而是要加强皇帝个人的权力。于是，洪武十三年正月，朱元璋在制造胡惟庸案的同时，罢中书省，废丞相，提高中书省下属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地位，使六部分理朝政，各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奉行皇帝旨意。六部分任而无总揽之权，政务由皇帝亲自裁决。朱元璋实际上使皇权、相权集于一身，国务、政务掌于一手，中央、地方事务聚于一体。

明代仁宗以后，内阁大臣权力渐重，品级亦有提高，皇帝用内廷司礼监代替自己处理政务，使之凌驾于内阁之上，以制约阁臣。清代对军机处权力，亦有种种限制。军机处官印收藏于“大内”，凡有须用印信时，必须奏事太监处“请印”，用毕即行归还；皇帝处理政事，除通过军机处外，还由皇帝与亲信密折往还，如有必要，皇帝可避开军机处，直接召见大臣“面为商酌，各交该衙门办理，不待军机大臣指示。”

下属互相牵制，管理者不必事必躬亲，也不必过于担心下属营私背叛，只需要扯着这根让大家互相牵制的绳子，时而轻轻拉上一拉也就万事大吉。

当然，封建时代帝王的分权、废权是为了保证一家一姓的百年帝业，完全是为了一己之私，而且手握毫无节制的生杀大权，做起事来未免过于血腥。对于当今社会来说，这种霸道、随意的行径当然是不可取的。我们以史为鉴，就是要从中汲取有益的养分，而不可良莠不分。但是在对于权力平衡制约的思考上，这些历史上的做法对我们还是有一定启示意义的。

9.从政策上做好牵制部属的铺垫

政策具有一定的约束力，也能产生牵制各方力量的作用。因此，高明的管理者从制定政策入手，在无形之中做好了平衡制约的铺垫，用一只看不见的手控制着各个下属。

在不同情况下，对臣下的谏言制定不同的政策，尤其对那些专门负责搞调查、提意见的“善官”的工作范围和方式提出不同要求，以此达到制衡执政大臣的目的，这就是康熙皇帝打出的平衡牌。

康熙朝考察官吏的专门机构和专门队伍是六科（吏、户、礼、兵、刑、工为六科）绘事中（言官、谏官）和各道（十五道，按省区划分的机构）的监察御史，简称科、道官。

康熙对言官的要求，一向是严格的，要他们必须尽职尽责，不许敷衍塞责。他说：“设立言官，原为国家大事，兵民疾苦，内外官员贪酷等项，应许陈奏。朕夙兴夜探，一心图治，时刻惦记民生的艰难，加意抚续慰劳，使各安居乐业，才能造成久安长治的局面。近些年以来，水旱灾害不断，盗贼横行，加上贪官污吏放肆地剥削，以致百姓财尽力穷，民不聊生。朕感到非常难过并同情。你们各部院大臣、科道官员，或任要职、或有科察责任的人，应立即对拯救民生疾苦的事，确实有益的方面各抒己见，明白陈奏，以备采用。不准别生枝节，以无益的事，塞责陈报，辜负朕关心百姓、图治求言的愿望。如果有合乎情理的、有利于政治的方面，虚心听取并采纳，无不立竿见影。其言无益于政治、不可行的事，你们即以不准行上报，免去繁琐事务。”

随后康熙又对大学士们说：学士乃是内阁（总理府）参赞政事之立，如有所见应行启奏报告，近来并没有报告的。如果只是按本（文件）、送本，用一个笔帖式（文字翻译的下级人员）就够了，何必设立学士。此后各有所见，一定要陈述。即使微不足道的官员，也同样可以提意见。

后来，康熙发现参奏官有顾虑，参劾情况不实、或道听途说、或所参事件不合上意，故不轻易参弹。据此。康熙三十六年（1697）二月乙酉日，上谕吏部、都察院（亦称御史台，系监察机关）：

国家设立都御史及科道官员，以建白（提意见）为专责。为的是达下情去壅蔽，责任重大。如果言官真能奉法秉公，实心尽职，那么民间的疾苦，随时都能上达朝廷，官吏们有贪污盗窃者、违法乱纪者，都可以得到处理。故广开言路，为图治第一要务。近来，言官条奏参劾的文字，寥寥无几；虽然间有人告的人，而能深切时政，似事实证据而直接陈述的人非常少，这难道是委任言官的初意吗？自今以后，凡事关国计民生、吏治好坏，但有确见，即应指出陈报，至于上报的材料，是否可行？裁酌判定自在朝廷。虽然是言有不当，言官也不坐罪。自皇子诸王及内外大臣官员，有人贪虐不法并互相勾结，结党营私，理应纤举之事，务必大破情面，据实指出参奏，不得畏怯贵要，瞻徇容隐。即使朕有失误之处，也应该进言提意见，朕决不责备。其中有官报私仇的人，朕根据言论判断是非细情，自能洞悉。凡是言官，都要抛去私心杂念，大胆地上报情况，这才不辜负朕的一片真情厚望。令朝廷各部院衙，认真执行。

这是一篇广开言路、图治要务的号召书，为励精图治，要大小官员必须讲话，使下情快速上达。

不久，康熙意味深长地说：臣下们是好是坏、是善是恶，朕居深宫之中为什么能够知道呢？因为我经常巡行各地，凡是所过地方，一定要访问老百姓，所以朕都知道。朕想开风闻言事的成例，科道官以风闻题参汇报，即商考察地方官们，贤者留之；不贤者去之，如此则贪污暴虐之官就可以收敛一些，用良之官就会更加尽职尽责，于民生吏治大有好处。嗣后各省督抚、将军、提镇以下，教官、典史、千把总以上官员，是好是坏，如有关系到民生方面，准许科道官以风闻人奏。倘有怀私怨，互相勾结，受人之托者，国法自在。命满汉言官知之。

这又开一条广言路的渠道。所谓风闻言事，即是将未经证实的情况或传言，上报给皇帝，作为考察官吏的参考，便于监督地方的大贪大奸之徒。

为更好地监督大小官员，康熙经常接见上自朝廷、下至地方的大小官员，下指示，征求意见，反映各方面情况，真正做到耳聪目明的地步。晚年时的他不无感慨地对大学士说：往代之君，不接见群臣，臣下之意，无由上达，何以为政啊？

开不开言路，开什么样的言路，也成为牵制臣下的有效方法，这在管理领域中来说，也可算一个平衡手段的发明了。

10.平衡术也不能不分对象乱加使用

列宁同志在《共产主义》一文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在管人管事的过程中，管理者使用平衡牌也需要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不能不分时间地点，也不分具体对象而乱加使用。平衡术虽然有效，但却是一种高尖端、高难度的艺术，并不是谁都能用得好的，也不是对什么下属都能用的。

管理中需要打平衡牌，但也讲究放手用人，如果将可靠的部下定为平衡的对象，用不可靠的人来“平衡”他，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我们对三国时期蜀国的第二代君主、刘备的傻儿子阿斗都不陌生，但是对他于诸葛亮去世后竟然也用平衡术管理臣下恐怕知者甚少，只不过他的大脑实在是被刘皇叔摔出了毛病，以至于他“平衡”的对象竟然是忠心护国的姜维，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建兴十二年（234），诸葛亮去世后，姜维回成都，升右监军辅汉将军，统帅诸路大军，加封平襄侯。与蒋琬、费祎一道总理军国要务。后来，蒋琬、费祎、董允相继去世之后，姜维成为蜀国的主要军事首领，带兵征战在外。

而此时，朝中后主刘禅不思进取，政治被陈祗、黄皓一班人把持。黄皓为宦官，与陈祗内外勾结，操持了后主。延熙五年姜维率兵出汉中伐魏，但又被魏将邓艾打败。姜维拥兵讨敌，连年攻战，又没有取得突出的军事进展。于是，黄皓等人便开始在朝中弄权，排挤姜维。

后主怕姜维力量过大会影响到自己的安全，就想限制他的权力。为了钳制姜维，它重用黄皓，黄皓又重用马忠的部下阎宇，擢升他为右大将军，他们内外呼应，黄皓要用阎宇代替姜维。姜维也觉察到此阴谋，就在延熙六年（243）上书后主并期望后主杀掉黄皓，后主答说：“黄皓只不过是一个奔走小卒而已，以往董允也切齿痛恨，我常常心中过意不去，你何必介意！”姜维见黄皓的关系网盘根错节，便缄默不再多说。后主饬命，黄皓到姜维住处谢罪。姜维为了避祸，佯称到关中种麦，就引兵离开了成都。

由于黄皓的钳制、掣肘，蜀国前线一败涂地。姜维上疏后主说：“据说钟会屯兵关中，准备进犯，我们应派大将张翼、廖化分别领兵护守阳安关口和阴平桥头，以防患于未然。”但是黄皓为了抑制姜维，居然诓骗后主，假托巫鬼迷信之道，称敌军肯定不会到来，让后主放心享乐。由于失去必要的防备，魏军很快就攻陷成都，灭亡了蜀国。

刘禅虽用了平衡牌，但不得要义，乱加钳制，结果灭国亡身，自食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