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时期地图测定与校验的全过程

六、清时期的地图

（一）黄河正源的测定

明朝初年，曾多次派遣使者去西藏，其中有一位叫宗泐〔lè勒〕的和尚在洪武十五年（1382年）从西藏归来时经过黄河源头。他在《望河源》诗中注道：

河源出自抹必力赤巴山，番人呼黄河为抹处，牦牛河为必力处。赤巴者分界也，其山西南所出之水则流入牦牛河，东北所出之水是为河源。

抹必力赤巴山即巴颜喀拉山，牦牛河即通天河（长江上游），说明当地藏人了解巴颜喀拉山是长江和黄河的分水岭，黄河发源于巴颜喀拉山的东北，也说明了当时已将黄河称为“抹处”（即今译玛曲）。

16世纪后半期，随着喇嘛教在蒙古人中的流传，蒙古和西藏的关系已经非常密切。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率军进入西藏，协助达赖统治西藏，又共同遣使者朝见清朝皇帝。在这些交往过程中，人们了解到在黄河上源有“古尔班索罗漠”，即三条支河。为了证实这一情况，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康熙皇帝派拉锡和舒兰二人前往河源探寻。拉锡等在当年六月到达鄂陵湖和扎陵湖，又在星宿海西部作了考察。他们将结果绘成《星宿河源图》，舒兰又写成《河源记》。《星宿河源图》在渣凌诺尔（扎陵湖）以西绘了三条河，中间一条绘得最长，并注明：“黄河源三河，名固尔班索尔马。”

在测绘全国地图的过程中，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又派喇嘛楚儿沁藏布兰木占巴和理藩院主事胜住等前往河源地区测绘地图。在次年绘成的全国地图《皇舆全览图》中，绘有黄河源的三条支流，中间一条注为阿尔坦必拉，显然是根据实测的结果。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齐召南著《水道提纲》，就是以《皇舆全览图》为主要资料来源的。其中有关黄河源的论述是这样写的：

黄河源出星宿海西、巴颜喀拉山东麓，二泉流数里，合而东南，名阿尔坦河。……又东流数十里，折东北流百里至鄂敦他拉，即古星宿海，《元史》所谓火敦脑儿也。自河源至此已三百里。……阿尔坦东北会诸泉水，北有巴尔哈布山西南流出一水，南有哈喇答尔汗山北流出之水，来会为一道（土人名三河曰古尔班索尔马），东南流注于查灵海。

这说明从1704年开始，中国的河源考察已经取得了正确的结果：河源的三支河，北支是扎曲，西南支是卡日曲，西支是约古宗列曲。这与现代考察的结果是一致的，只是《水道提纲》将约古宗列曲（阿尔坦河）定为黄河的正源。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黄河在江苏、河南决口。当时认为黄河之所以泛滥成灾，是由于没有找到真正的河源进行祭祀的缘故，于是乾隆在次年派阿弥达再次探寻河源。阿弥达调查的结果是：星宿海西南有一河，名阿勒坦郭勒，蒙古语阿勒坦即黄金，郭勒即河也。此河实系黄河上源，其水色黄，回旋三百里，穿入星宿海。这条河就是卡日曲，这说明阿弥达重新肯定了卡日曲是黄河的正源。但由于乾隆皇帝坚持黄河重源伏流（不止一个源头，在地下流过很长距离后又流出地面）的教条，纪昀在编纂汇集河源考察资料的《河源纪略》时，依然将塔里木河和罗布泊说成是黄河的真正源头，从地下潜流后至卡日曲复出，并以卡日曲水色黄来证明“大河灵渎，虽伏地千里，而仍不改其本性”。科学的考察结果硬被纳入唯心的谬误体系，反映了专制统治与儒家教条结合造成的恶果。

（二）康熙时期的经纬度测量和地图测绘

清康熙前期，先后平定了“三藩之乱”和台湾的郑氏政权，除了西北的准噶尔以外，国内其他分裂割据的威胁已经消除。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经济得到恢复，国力日益加强。康熙皇帝对自然科学有着浓厚的兴趣，通过与西方传教士的亲身接触，更增加了对西方新知识、新技术的了解。早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康熙皇帝已有了编绘全国地图的计划，在给《一统志》总裁勒德洪的上谕中，他提出了“务求采搜闳博，体例精详，厄塞山川、风土人物，指掌可治，画地成图”的要求。在掌握了数学、测量和其他科学常识后，康熙更认识到，无论是修订天文历法，还是编纂全国性的地理志，测量经纬度和编绘地图是必不可缺的基础工作。因此他在巡游东北、江南和亲征准噶尔首领噶尔丹时，都令人测量当地的经纬度，用以校验旧图。

此后，在康熙的直接过问下，作了一系列准备工作。康熙亲自决定选用《工部营造册》为标准，规定200里合经线1度，每里180丈，每丈10尺，每尺合经度1%秒。还通过广州向西方购买了一批测量仪器。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测定了经过中经线霸州（今河北霸州市）到交河的长距。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又在北京附近试测并绘制成地图。康熙亲自作了校勘，发现质量大大超过旧图。这更坚定了他采用新法测量全国经纬度和绘制地图的决心，也使他对曾参加这些试验的西方传教士的技术更加信任，决定委任他们到全国各地进行测绘。

测量开始于康熙四十七年五月十七日（1708年7月4日），由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年）、雷孝思（Jean-Baptiste Régis，1663—1738年）和杜德美（Pierre Jartoux，1668—1720年）三位神甫负责测量长城沿线，包括长城的各门、堡，附近的城寨、河谷、水流等。选择长城为首次测量的目标，显然还考虑到有利于测定北方各省的界线和毗邻地点的经度。两个月后白晋因患病而提前离开，其他人至次年1月结束测绘，返回北京。

他们绘成的地图是一个长卷，长度超过457厘米，标明了长城的300多个大小城门、远近全部堡、寨和军事据点，两侧邻近地区的大小河流、津渡、山岭，地形一览无遗。康熙审阅后非常满意，决定继续实施原定计划。

1709年（康熙四十八年）5月8日，雷孝思、杜德美和奥地利神甫费隐（Xavier Ehrenbert Fridelli）自北京启程去东北各地测量。尽管这次测绘的地区大多人烟稀少，但由于康熙已下令各地作准备，夫役、马匹、粮草和物资的供应相当充分。这次测量的地区是北纬40°—45°，绘成的地图还包括图们江对岸的朝鲜北部。

三位神甫于年底返回北京，即奉命测绘直隶。自12月10日开始，至1710年6月20日完成。直隶地处京畿，是康熙皇帝经常巡视所经并作过测量的地方，所以测绘工作进行得特别仔细。果然，康熙亲自校阅了新制成的地图，认为无可指摘。

1710年（康熙四十九年）7月22日，测绘队再次去东北，向黑龙江进发，经齐齐哈尔、墨尔根（今黑龙江嫩江县）、黑龙江城（今黑龙江黑河市南瑷珲老城），最北的测量点到达北纬51°21′36″。当他们从位于北纬47°24′30″的齐齐哈尔城返回时，经过了一望无际的东北平原，当时这里荒无人烟，河流也很少，所以他们连续进行了几个纬度的测量，结果发现，在北纬47°至41°之间每度间的距离会随着纬度的增加而增长，当时他们还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实际上却是首先发现了地球是扁圆体的实证。他们于当年12月14日绘成地图，进呈御览。由于本身居民点很少，测绘点也有限，这幅地图上还留有不少空白。

据《清史稿·何国宗传》的记载，由于鸭绿江与图们江之间的测绘尚不详细，曾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命乌喇总管穆克登率领部属进行复查。

为了加快进度，从1711年（康熙五十年）开始测绘人员分为两路：雷孝思和新来华的葡萄牙神甫麦大成（Jean-Francois Cardoso）率一队往山东省。杜德美、费隐与一位来华才三个月的山遥瞻修士（Fabre Bonjour）率一队出长城西行，直到新疆哈密一带，测绘喀尔喀蒙古（今蒙古国境内）。杜德美一队在完成测绘后，由嘉峪关经甘肃、陕西、山西返回北京。

山东一路的测绘先已完成，康熙在审查地图时问起，是否还有胜任测绘的传教士尚未任用，于是又有四人被推荐参加。麦大成奉命前往山西，与留在那里的汤尚贤神甫（Pierre-Vincent de Tartre）会合，一起测绘了陕西、山西二省，制成两幅约300厘米见方的地图。康熙召见了汤尚贤，并提出一些他曾经观测过的地点，要汤尚贤在地图上指出它们的位置，一一核对。康熙曾认为与陕西、山西相接的另一幅地图中有一条河的走向画错了，汤尚贤据理力辩，居然使这位皇帝承认自己搞错了。

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冯秉正神甫（Joseph-Anne-Marie de Moyriac de Mailla）与德玛诺神甫（Roman Hinderer）奉命协助雷孝思测定河南省，在完成后又一起赴江南，在浙江和福建测绘。

1713年（康熙五十二年），麦大成、汤尚贤被派往江西、广东、广西三省测绘；费隐、山遥瞻被派往四川、云南，但山遥瞻于1714年12 月25日病逝于云南与缅甸边界，费隐也患病，测绘无法继续。

1715年（康熙五十四年）3月24日，雷孝思奉命去云南接替测绘工作。等云南的测绘完成时，费隐已经康复，因此他与雷孝思一起测绘了贵州和湖广（今湖北、湖南）两省，1717年元旦他们完成任务后回到北京。

剩下的就是将各省的地图合成为一幅全国总图，这项工作交给了前一阶段因身体欠佳而留在北京的杜德美。由于在绘制分省图时已预先考虑到了拼接问题，所以这项工作没有花费多少时间，1718年（康熙五十七年）大功告成。

康熙皇帝没有派遣传教士去西藏测绘的计划，所以大约在康熙四十八年至五十年（1709—1711年）间，曾派人去西藏进行测绘，但因测绘回来的地图没有采用经纬度，绘成的地图与内地用经纬度绘成的地图难以连接。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在钦天监（皇家天文台）学习过数学的喇嘛楚儿沁藏布兰木占巴和理藩院主事胜住被派往西藏进行测绘。他们从北京出发，经西宁至拉萨，又去冈底斯山和恒河源。但因准噶尔部的策妄阿拉布坦出兵骚扰西藏，他们在恒河源受阻返回。测绘人员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回到北京，他们测绘的结果和收集到的资料得到了传教士们的认可，以后被补入全国地图。

这次全国性的经纬度测量虽然是由雷孝思、杜德美、白晋、麦大成、汤尚贤等传教士主持，但还有大批中国的辅助人员参加，同时还充分利用了中国长期积累的地理资料。雷孝思在他代表全体传教士发回欧洲的报告中说：我们亲自走遍各省各地，包括那些很次要的地点，查阅了各地官府所藏的舆图和史书，询问了所经各地的官吏和耆老缙绅。他们直接测定经纬度的点是641个，但需要在地图上表示的地名却数以千计，所以“在测量过程中，用三角法通过已知点测定未标定的地点”是主要方法。毫无疑问，中国的地理资料为确定这些地点的准确位置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在六年多时间里，他们共测得641个地点的经纬度。这些地点东起敦敦（东经19°58′40″。以通过北京的子午线为中经线计，以下同），西至阿斯塔纳（西经20°48′20″），北起乌鲁苏（北纬51°21′36″），南至崖州（北纬18°21′36″），遍布各地。其中，直隶48处，江南37处，山西28处，山东28处，河南29处，陕西28处，浙江30处，江西30处，湖广54处，四川28处，福建（不含台湾）30处，台湾岛7处，广东37处，广西28处，贵州25处，云南30处，辽东（奉天）8处，吉林、黑龙江36处，蒙古93处。在当时的条件下，能够在如此广大的范围内完成测绘，不仅是中国地图测绘史上空前的盛事，在世界地图测绘史上也是从未有过的壮举。

在这次全国测绘中，还有几项意义重大的发现。

当雷孝思和杜德美在东北47°—41°测量时，他们发现，无论操作中如何小心翼翼，测得的各度间长度总有差异。尽管他们不时检查作为尺度使用的绳索，校正测定高度的象限仪，但还是发现有近30秒的差距。当时所用的绳索每10根等于一华里，空气湿度的变化可能使绳索收缩或伸长。但每次使用的器材完全相同，产生的误差也应该完全一样。况且当时天气始终干燥，湿度并没有明显的变化，他们又经常用两把专用尺子丈量测距绳索。因此当他们最终发现47度与其他度的差距竟多达258尺时，就得出了每度经线长度肯定不相等的结论。当时虽已有人做过地球是一个扁球体的猜测，但他们认为，如果不继续对更多的纬度间作精确无误的观测，就改变地球的数据是轻率的，所以决定维持地球是正圆的观念，把问题留给那些时间从容、机会适当的人去解决。尽管他们没有正式提出地球是扁圆体的新说，却是首次用实际测量证实了这一点。

藏族喇嘛楚儿沁藏布兰木占巴和胜住在西藏测绘时，发现了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并在地图上作了标注。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绘制的《皇舆全览图》的第6排第5号图上标注了珠穆朗玛的满文名称。康熙五十六年福克司编的《康熙时代耶稣会士地图集》（W．Fuchs， Der Jesuiten Atlas der KangnsiZeit）第14幅《雅鲁藏布江图》上，亦注着“朱母郎马阿林”（“阿林”为满文“山”），这是珠穆朗玛峰最早的汉文译名。康熙六十年（1721年）所刻木版《皇舆全览图》上用汉文标注了该山名，而雍正十一年（1733年）将该图译成法文时，图上也注为“Jchomo-Lancma”。“珠穆朗玛”译自藏语，是“圣母之山”的意思。这说明，虽然当时还没有测量过这座山峰的高度并证实它是世界最高峰，但藏人已经肯定它是青藏高原诸山中最高、最重要的一座，才会这样命名。而直到135年后的1852年，英国印度测量总局派安德鲁·沃（Androw Waugh）到喜马拉雅山一带测绘，用三角测量法测得一座高29002英尺的山峰（即珠穆朗玛峰），五年后，安德鲁·沃返回英国，因为前任印度测量局局长埃佛勒斯（George Everest）曾到过那里，就提议命名为埃佛勒斯峰。可见最早发现此峰的根本不是安德鲁·沃或埃佛勒斯，珠峰也不是本来没有名字的山峰，英国人的做法只能暴露出他们的狂妄和无知。

在这以前，西方地理学界流行着一种看法，即磁针倾斜率的变化与观测的地点有对应关系，因此观测磁针倾斜可以用之于地理测绘。但传教士们在多年的测量中发现，同一地点数年之中磁针的倾斜会发生变化。而且，当他们分别在同一子午线上、在毗邻的两地、或在远离的两地进行观测后，发现并不是像某些著名学者所假设的那样，能对确定该地的经度起作用，磁针倾斜与经度之间根本不存在什么规律。

本来，传教士们还建议，在清朝的东西边境和相隔一定距离的若干地点反复进行日食观测，测定经度，用以校正已经绘成的地图。但因为全图已经完成，康熙皇帝已经心满意足了。

（三）乾隆时期的经纬度测定和地图测绘

由于准噶尔部尚未归入清朝的版图，康熙时的测绘最西北只能达到哈密一带。

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军从乌里雅苏台（今蒙古国扎布哈朗特）和巴里坤（今新疆巴里坤）两路进击，攻入伊犁，天山南北初步平定。第二年，乾隆命都御史何国宗率西洋人赴新疆测绘。自二月开始，分南、北两路同时进行，北路由努三负责，南路由何国宗、哈清阿负责。由于天山南路的叛乱尚未完全平息，所以只测量了吐鲁番地区及开都河流域，测绘主要是在天山北路进行的，至当年十月结束。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军攻克喀什噶尔（今喀什市）和叶尔羌，天山南北两路完全平定。当年五月，乾隆派明安图率队到天山南路各地测绘，远至塔什干、撒马尔罕及克什米尔等地，历时近一年，至次年三四月间结束。(www.chuimin.cn)

这两次测绘的范围是哈密以西、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测定经纬度的地点至少有90多个。各地点的绝对位置虽不一定正确，但其相对位置还是比较精确的。与康熙时不同的是，测绘的负责人已完全由中国官员担任，西方传教士充当了他们的助手和具体工作人员，参加的传教士有傅作霖（Felix da Rocha）、高慎思（Joseph d′Espinha）和宋君荣（Antoine Gaubil）等人。

至此，中国全境的经纬度测量已告完成，而作为这项技术发源地的欧洲，大多数国家都还没有开始或尚未完成本国的大地测量。这说明，中国的地图测绘再一次走到了世界的前列。

（四）康熙《皇舆全览图》和《乾隆内府舆图》

在全国测绘的基础上，康熙五十六年至五十七年（1717—1718年）绘制成了《皇舆全览图》。当时的原稿现在已不知去向了，目前见到的是它的铜版和木版雕印本。

从这两种版本的实物看，《皇舆全览图》是一套统一绘制的分幅全国地图集，采用的经纬线都是斜交直线的梯形投影法（Trapezoidal Projection），以经过北京的经线为本初子午线，按1∶400000—1∶1500000的比例尺绘制。图幅的范围西止新疆哈密，东至黑龙江口，北至北纬55°（比所测最北的经纬点更北），即哈密以东、外兴安岭以南的清朝疆域。全国由28个分幅图（空缺不计）拼接而成：东北地区5幅，蒙古3幅，关内各省15幅，黄河上游1幅，长江上游1幅，雅鲁藏布江流域1幅，哈密以东1幅，高丽（朝鲜半岛）1幅。哈密以西及西藏尚未绘入。西藏本来有一幅康熙五十年（1711年）命驻藏大臣派人绘成的地图，但因不符合图集的要求而无法编入。以后的铜版本补入了楚儿沁藏布兰木占巴和胜住测绘的地图。

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皇舆全览图》被雕成铜版，这个版本中西藏、蒙古、东北等地都用满文注记。康熙六十年（1721年）又刻成木版，图上的文字全部改用汉字。这两种版本以后又被多次摹绘、刻印和重印，现在看到的主要有三种：

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收藏的30多幅分省地图，可能就是《皇舆全览图》中分省图的原本，或者是根据原图画的摹绘本，可能是该图集最早的版本。根据《清史稿·何国宗传》等记载，当年镌铜版是按一幅全国总图和32幅分省（区）图分幅的，其中内地16幅，“边外”（边疆）16幅。1735年（雍正十三年）法国的唐维尔（Bourguignon d′Anville）编绘的《中国分省图》和《满蒙藏图》，1743年（乾隆八年）福克司（W．Fuchs）编的《康熙皇舆全览图》都属于这一系统。

1921年曾在沈阳故宫发现刻有《皇舆全览图》的41块铜版，以后就下落不明了。幸而当时已经刊印，才使它们的原貌没有失传。这套图在印行时被题名为《清内府一统舆地秘图》，是《皇舆全览图》又一本重要版本。图中关内各省用汉字标注，东北、蒙古用满文标注，天津、荣城二县被注为天津卫、荣城卫，这与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编纂的《中华帝国和蒙古地理、历史、编年史、政治与自然状况的概述》（Des Cription Geographique，Historique，Chronologique，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c Chinoise）一书中所说康熙皇帝所规定的注记方法完全相符，很可能是当年绘制的原本之一。

《清内府一统舆地秘图》也是以通过北京的经线为本初子午线，但范围更大，西至西经40°，东至大海，北至北纬61°，南至北纬18°。每五个纬度为一排，共八排，每排又以经度分为若干幅，共计分为41幅。这种以经纬图分幅绘制的地图以往从未出现过。

《皇舆全览图》的又一个版本是以分省分府分幅绘制的小叶（页）本，即收入《古今图书集成》内的地图，共有227叶。由于缩小了开本，图上的小地名已“细若牛毛”，内容则与原本无异，但不注经纬度数，也没有“边外”（边疆）部分。这个版本应该晚于前两个，现藏于北京图书馆的分省分府《皇舆全图》和1932年北平影印出版的《内府舆图》都属于这一系统。

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着一种直格10排的《皇舆全图》，有印制和手绘的两种，都是雍正七年（1729年）问世的。此图的范围虽然比康熙《皇舆全览图》略大，实际内容却几乎相同。直格10排《皇舆全图》的经线与纬线是作直角相交的，因而又被称为“皇舆方格地图”。由于经纬线成了扩大的“画方”，高纬度地区产生的误差较大。这说明雍正年间曾对康熙《皇舆全览图》作过修订，但这种将经纬线变成直交的方法实际上是向“计里画方”的倒退，结果是使图的质量有所下降。

《乾隆内府舆图》（又名《乾隆十三排图》）是在康熙《皇舆全览图》的基础上，吸收了《西域图志》、《钦定皇舆西域图志》等反映哈密以西地区的测绘成果而绘制的，完成的时间说法不一，大致在乾隆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间（1760—1762年）。

《乾隆内府舆图》也是采用经纬线斜交的梯形投影法绘制的，图中以每五个纬度为一排，共13排，因此又被称为“乾隆十三排图”。该图的范围比《皇舆全览图》几乎扩大了一倍，但东北和内地部分与《皇舆全览图》基本相同，所增的主要是新疆哈密以西。尽管该图向西一直画到波罗的海、地中海，向北一直画到俄罗斯北海，但实际内容并没有多少增加。凡经过实测的地点，内容比较详细准确；其他部分除了有零星的山脉、河流之外，几乎就是大片空白。该图曾由传教士蒋友仁雕成铜版，并有多种版本流传，北京图书馆就藏有多种版本。1932年，北平故宫博物院曾重印此图。

与康熙《皇舆全览图》一样，《乾隆内府舆图》也是以实测成果为制图依据，并采用经纬度绘制的，因而内容相当详细准确，不仅为后人留下了18世纪初宝贵的地理资料，还可供我们与此后的地理状况作比较，进行地理环境变迁的研究。如图上罗布泊的位置画在北纬40°40′，以后俄国的探险家普热瓦尔斯基等发现罗布泊在北纬40°以南，就贸然指责图上的位置标错了。可是事实证明，当时图上的位置并没有标错，而是由于风蚀和轮替沉积等原因，罗布泊本身的位置摆动了。《乾隆内府舆图》上一些海岸线与今天不同，山东大清河口的海岸线很直，可见现在伸入海中的黄河三角洲大部分是在咸丰五年（1855年）铜瓦厢决口，黄河主河道北徙后冲积而成的。图上长江口的崇明岛北口很宽阔，吕四场贴近江口，而现在海门以东已淤成大片陆地。这些都可为我们研究海陆变迁，推算具体地点的海岸线外推速度提供可靠的根据。

《乾隆内府舆图》的流传比康熙《皇舆全览图》要广，对我国地图绘制的影响也更大，成为后世编绘全国性地图的主要依据。如李兆洛的《皇朝一统舆地全图》、董方立的《清朝地理图》等，其中最重要的一种还是胡林翼的《大清一统舆图》。这是由胡林翼在湖北巡抚任上请邹世诒、晏顾镇编制的，主要根据康熙《皇舆全览图》和《乾隆内府舆图》，并参考了李兆洛等的地图，于同治二年（1863年）刻版。康熙、乾隆的测绘成果，至此才能为民间普遍运用。在现代中国地图出版之前，这是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中国地图集。

（五）登上巅峰后的急剧衰落

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初期在清朝政府主持下的全国性地图测绘，使中国再次登上了世界地图测绘史上的一个新高峰，也使中国的地图测绘水平达到了有史以来的巅峰。

但这一优势并没有保持下去，相反，就在康熙年间的全国测绘完成后不久，就已经出现了退步的迹象。前面已经提到，测绘人员本来已经提出了在东西边疆通过对日食的观察来测定经度，以便进一步提高地图的精确度，但没有获得康熙的批准。这固然出于康熙本人认识的局限，但更反映出这样一次重要的测绘主要是出于康熙个人的兴趣和意志，并没有在当时的高级官员中形成一种正确的观念，更没有普及到知识界。康熙虽然了解西方测绘方法的先进性，但只是想用于绘成全国地图，并没有想到要在中国学习或推广这项技术，更没有进一步加以研究和提高的计划。所以当时随同传教士到各地测绘的中国人员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除个别人在史料中被偶然提及外，基本连姓名也无法查考，更没有必要的记载。所以我们今天要了解这一段历史，主要只能依靠当年参加测绘的传教士的记录。乾隆时负责测绘的何国宗、明安图等人虽也学习了一定的测绘知识，但显然没有深入研究，所以在测绘完成之后，既没有进行总结，也没有将技术和经验传授下去。随着测绘的结束，人员解散，器材流失，从此再无活动了。

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面前，能像康熙皇帝那样给予有限度的承认和肯定的人，也只是极个别的，大多数人却只当作夷人的奇巧，视为雕虫小技。当传统的考据学问在乾隆、嘉庆时代达到高峰时，忽视科学技术的倾向也日益严重。因此，科学的测绘方法根本没有得到传播，反而随着《乾隆内府舆图》的最终完成而烟消云散。由刘统勋、何国宗负责测绘编成的《西域图志》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六月交到军机处（最高军事机关）方略馆后，乾隆又另派了一批官员去编修，他们仍然走上了中国地理图志的老路，经过20年之久，到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才编成的《皇舆西域图志》中，地图上的经纬度却被取消了。而民间编绘的《西藏图考》、《西招图略》、《卫藏图识》等无不如此，甚至连比例尺也不重视了。至于地方志和其他书籍中的地图，基本还是“计里画方”的旧法，或者依然是用山水画形式画的简单示意图。正因为如此，100多年间的地图测绘水平非但没有提高，反而倒退了。

更令人遗憾的是，耗费了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测绘制成的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地图，却没有能发挥它们本该起的作用。当它们被献给皇帝以后，就基本上与尘世绝缘了，以至早已不知所终。铜版、木版印刷的地图数量也极少，只有为数不多的王公贵族和大臣才有幸获得赏赐，而他们中的大多数根本不懂得这套地图的价值，从来没有真正使用过。清代学者齐召南有机会看到了康熙时测绘的地图，以图上的河流为依据写成名著《水道提纲》，因所记述的内容准确而备受赞誉。可惜的是，像齐召南这样的机会实在太少了，否则清代的地理学成就必定会大得多。

与此适成对比的是，传教士们带回西方、或由他们在西方编绘的中国地图，立即受到广泛重视，很快大量出版，成为西方人了解中国的重要来源。当西方列强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时，使用的正是这些地图。

（六）中国历史地图集大成之作——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

杨守敬（1839—1915年），字惺吾，晚年别署邻苏老人，湖北宜都人。幼年习商，成年后曾从商，同治元年（1862年）24岁时中举人，但此后一直名落孙山。光绪六年至十年（1880—1884年）任出使日本大臣黎庶昌随员期间，致力于搜集国内已散佚的古籍。

杨守敬在20岁时对地理学发生兴趣，后与邓承修共同编撰《历代沿革险要图》，此后又与饶敦秩修订，于光绪五年（1879年）刊行。光绪末年，杨守敬在门人熊会贞的协助下，对《历代沿革险要图》再次作了修改补充，编绘成了一套完整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自光绪三十年（1904年）起陆续刊行：

光绪三十年（1904年）：前汉地图

光绪三十二年：春秋地图，《历代沿革险要图自序》

光绪三十三年：三国地图

宣统元年（1909年）：战国、秦、续汉、西晋、东晋、刘宋、萧齐、隋地图

宣统二年：明地图、北魏、两魏地图

宣统三年：十六国、梁、陈、北齐、北周、唐、五代、宋、辽、金、元地图

这套图简称为《历代舆地图》，共线装34册，上起春秋，下迄明代，全部采用古今对照，朱墨套印，凡见于《左传》、《战国策》和各部正史《地理志》中的地名，基本上都已编绘入图，比以往任何一种历史地图集都要详细丰富。此外，由于该图采用胡林翼的《大清一统舆图》为底图，所以也比此前的历史地图更精确。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不愧为中国历史地图史上的集大成之作和里程碑，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没有哪一种历史地图集足以取代它。1954年冬，以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吴晗为首的“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委员会”在北京成立，当时的计划还只是想把杨图予以现代化，并补上清朝的内容。以后在谭其骧教授主持编绘的过程中发现重编改绘不适应时代需要，才决定放弃原来的计划，重新编绘一套中国历史地图集。

此外，杨守敬和熊会贞还编绘了《水经注图》。这是他们在长期研究郦道元《水经注》并完成了《水经注疏》的基础上绘制而成的，也是我国专题历史地图中内容最丰富、质量最高的一种。《水经注图》完成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光绪三十一年刊行，共八册，也采用“古墨今朱”方式，古今对照，是研究《水经注》和中国历史地理的重要工具书。

（七）《申报地图》的出版

由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编制的《中华民国新地图》于1934年 10月由上海申报馆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现代地图集。图集包括序图、普通地图和城市地图三个系列，附地名索引36000余条，共180页。序图七幅：全国政区图、地文（自然地理）图、交通图、气象图、语言分区图、矿产分布图和农产品分布图，均采用亚尔勃斯投影（即等面积投影）。普通地图44幅，分地文和人文两组，每组22幅，按经纬线分幅。东部比例尺为1∶2000000，西部比例尺为1∶5000000，均采用多圆锥投影。城市图两幅，由南京、上海、北平（北京）等61个城市小图组成，比例尺均为1∶100000。

该图集利用了当时中央地质调查所收藏的国内外编制和出版的各类中国地图7700余幅。对各种实测地图一一进行鉴别，收集了1000多处经纬点和高程的观测记录，订正了旧图上很多方位和高程的错误。在中国制图学史上首次采用分层设色法，最早科学地反映了中国三大阶梯地势的特点，完全摒弃了传统地图上的“龙脉”表示法。该图集在国内外具有巨大影响，据不完全统计，在国内外出版的、基本上以本图集为蓝本或受其影响的中国地图有40余种。

该图集的缩编本为《中国分省新图》，1933年8月由上海申报馆出版。共有地图31幅，包括序图和分省图两个系列。序图7幅，为政区、地形、交通、矿产分布、气候、城市和农户分布、语言区域；普通分省图24幅。附地名索引68页。出版后备受欢迎，到1939年已出第四版，质量不断有所提高。1948年，经曾世英和方俊修订，出版第五版，发行量达20万册。

这两种地图集都是为纪念申报创刊60周年而编制出版，因而被合称为《申报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