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时期地图遗传的局限性

五、元明时期的地图

（一）郭守敬与元代的纬度测量

郭守敬（1231—1316年），字若思，顺德邢台（今河北邢台市）人。他的祖父郭荣学识渊博，精于算数与水利，对郭守敬的成长影响很大。郭荣还使郭守敬师从精通天文、地理、律历的刘秉忠。中统三年（1262年），郭守敬因熟悉水利而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召见，此后即被委派为负责水利的官员。至元十三年（1276年），郭守敬调任太史局（后改为院），负责编制新历，在此期间组织了“四海测验”，对全国的纬度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实测。至元十七年（1280年）编成了著名的授时历。此后，郭守敬还主持开通了通州至首都大都（今北京市）的运河。

郭守敬受命编制新历后，就认识到“历之事，在于测验，而测验之器，莫先于仪表”（历法的制订主要依靠实际测量和检验，而测量、检验的工具又取决于仪表）。正因为如此，他首先致力于创制“仪表”，即简仪、高表、仰仪、立运仪、景符等十几种专用仪器，还为野外观测设计了丸表、悬正仪、座正仪等仪器。这些仪器具有精确、灵巧、简便的优点，对这次大规模的测量起了重要作用。

以郭守敬为首的14名官员和大量测量人员在南北长11000里，东西宽8000里的辽阔范围内布下了27个观测站，又在其中精心选出七个比较重要的点：南海（今越南中部）、衡岳（今湖南衡山）、岳台（今河南开封）、和林（今蒙古鄂尔浑河上游东岸哈尔和林）、铁勒（今俄罗斯境内安卡拉河、叶尼塞河地区）、北海（今俄罗斯下通古斯卡河下游）和大都（今北京市）。除大都是首都外，其余六个点从南到北代表了各大区域，相邻两点纬度的间隔都是10度。在这些点所作的观测项目都较其他点齐全。为保证资料的可靠性，在中原地区加密了观测站，这些站集中在北纬40度至30度的范围。为了顾及东西的差异，还选取了高丽（今朝鲜开城）和西凉州（今甘肃武威市）。将这些站的北极出地值（即北天极的地平高度，亦即纬度）和它们现在测得的实际纬度相对照（见下表），可以看出，中原地区观测站的差值比较小，特别是陕西四川行省三个点、河南行省四个点和中书省直辖地三个点的差值分别是5′、12′和23′，其中岳台（今河南开封市岳台坊）完全没有误差。衡岳的差值最大，达2°23′，可能是古今的观测点不在一处造成的。用当时的仪器和技术能达到这样的结果，是非常先进的水平。

遗憾的是，这一重大成果仅运用于历法的编制，却没有能用之于地图测绘。

据《元文类·郭守敬传》记载，他在今宁夏时，曾想乘船溯黄河而上，考察河源。又曾从孟门以东，沿着黄河故道在方圆数百里的范围内测量地平面，以决定哪里可以分流减少水患，哪里可以引水灌溉，这些都画有地图。他还曾用海平面来比较大都与汴梁（今河南开封市）的地势高低之差，认为汴梁的水高出海平面很多，所以流速相当快；而大都的水高出海平面少，流速就慢得多。这是我国以海平面为水准测量高程起算面最早的文字记录。郭守敬从理论上认识了海平面，并把它作为测量高程的起算面，对大地测量和地图的绘制都做出了重大贡献。

元朝四海测验观测值与现在纬度对照

续上表

（二）朱思本的《舆地图》、罗洪先的《广舆图》和杨子器跋《舆地图》

朱思本，字本初，号贞一，江西临川（今江西抚州）人，生于元至元十年（1273年），卒年不详，是元朝成绩卓著的地理学家和地图学家，也是中国地图学史上一位划时代的人物。他绘制的《舆地图》经罗洪先增补为《广舆图》后，支配了中国地图200多年时间。

朱思本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自童年时起就博览群书，以后以诗文著称。他十几岁出家到信州（今江西上饶）龙虎山学道，此后在道教中地位不断上升，大德（1297—1307年）初至大都，至大、延祐（1308—1320年）年间曾多次奉旨祭祀嵩山、衡山等名山。以后又先后在杭州、龙兴路（今江西南昌）主持宫观。

在大德初应召进京和奉旨祭祀期间，朱思本进行了广泛的游历，足迹遍及今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广东等省，沿途考察了“山川风俗，民生休戚，时政得失、雨潮风雹，昆虫鳞介之变，草木之异”。在外出祭祀时，他还受朝廷官员的委托进行调查采访，随时画成地图，他本人也准备重绘新地图以纠正前人的错误，所以每到一地都注意实地考察和收集资料，核对旧图。在大都期间，他又充分利用了中央机构的图书资料。从至大四年至延祐七年（1311—1320年），历时10年，绘成了一幅长宽各七尺的《舆地图》，以后刻石于上清宫三华院。原图和碑都已失传，但从明代罗洪先的《广舆图》还能看出《舆地图》的原貌。

据《广舆图》推测，《舆地图》以中国为主，以计里画方法绘制，图上的山脉、湖泊、河流的位置、形状、距离比较准确，而州县画得较粗疏，已经系统地使用了符号图例，黄河源已被大致准确地画在星宿海西南的喀喇渠。

朱思本自己曾说过：“若夫涨海之东南，沙漠之西北，诸蕃异域，虽朝贡时至，而辽绝罕稽。言之者既不能详，详者又未可信。故于斯类，姑用阙如。”可见他的地图没有包括元帝国以外和国内少数民族聚居的边远地区。

朱思本的《舆地图》虽达到了新的水准，但在当时却没有得到流传，因而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大幅地图很难复制或印刷。罗洪先将《舆地图》缩绘、增补，改为书本式的分幅图册《广舆图》，经印刷后大量发行。后人往往以《广舆图》为蓝本和底图，沿用计里画方法编绘地图，影响所及直到清末。

罗洪先（1504—1564年），号念庵，字达夫，江西吉水人。自幼勤奋好学，嘉靖八年（1529年）中进士入仕，十九年（1540年）因上疏获罪，被革职回乡。罗洪先在“遍观天下图籍”后，深感错误不少，因此访求三年，找到了朱思本的《舆地图》，又花了十多年时间，并参考了一些其他地图，才在嘉靖二十年（1541年）增补改编成《广舆图》。

《广舆图》共44幅，分四部分：舆地总图1幅，两直隶、十三布政使司（明朝的15个一级政区）图16幅，九边（北方边疆）图10幅，洮河、松潘、虔镇、麻阳（西北、西南边区）诸边图5幅，黄河图3幅，漕河（运河）图3幅，海运图2幅，朝鲜、朔漠、安南、西域图4幅。其中的九边、黄河、海运、漕运等图都是罗洪先增加的。各图之后，还附有简要的文字和图表。《广舆图》绘制严整，镌刻精细，山脉、河流、海岸、居民点等地理要素的相对位置都基本正确，如东南部的海岸和黄河以及长江水系的轮廓基本接近现代地图。使用的符号图例多达24种，开创了系统使用图例的制图方法。罗洪先系统地运用了当时已濒于失传的“计里画方”法，如《舆地总图》以每方为500里，分省图每方百里，其他专题地图分别采用每方40里、100里、200里、400里、500里不等。“计里画方”的系统化和图例的运用，使我国传统的地图绘制法臻于成熟。

在罗洪先《广舆图》问世前20多年，还出现了一幅由杨子器题跋的《舆地图》，至今保存在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博物馆。该图作者不详，仅有杨子器的跋。从图上出现的政区地名看，此图的绘制不会早于正德七年（1512年），而杨子器卒于正德八年（1513年），所以此图的绘制年代是这两年间。图长164厘米，宽180厘米，比例尺约为1∶1760000，是一幅彩绘的明朝政区图。图中用来表示山脉、河流、湖泊、海洋、岛屿、长城和行政区名的图例符号有20余种，500多座山脉均用着色的山峰表示，河流用双线着色表示。1600多个地名分级用方、圆、菱形等符号表示，名称注在符号里。海岸线画得比较正确，水系较详细。图中对万里长城、庙宇、陵墓、桥梁等名胜古迹给予醒目的表示，可以称之为早期的旅游地图。从这幅图中对黄河上游及其发源地的表示、图例符号和海岸轮廓等方面看，与罗洪先的《广舆图》十分相似，说明他们都是以朱思本的《舆地图》为底本的。

（三）测定和绘制黄河源地图

说到元代对黄河源的考察，我们有必要先回顾一下此前对黄河源的认识。

早在贞观九年（635年），唐朝的将领李靖、侯君集、李道宗等向青藏高原东北部的吐谷浑进军，到达赤海，进入黄河源地区。《旧唐书》的《吐谷浑传》和《侯君集传》有这样的记载（括号中为《侯君集传》文）：

侯君集与江夏王道宗趣南路，登汉哭山，饮马乌海，……经涂二千余里空虚之地，盛夏降霜，多积雪，（转战遥星宿川），其地乏水草，将士豼冰，马皆食雪。又达于柏梁（海），北望积石山，观河源之所出焉。

〔今译〕侯君集和李道宗从南路进军，翻越了汉哭山，在乌海给马饮水，经过了2000多里荒无人烟的地方，当时虽然是盛夏却仍然有霜，山上还有积雪，路上缺乏水草，将士只能化冰饮用，马只得吃雪。又经过星宿川，来到柏海，在那里北望积石山，看到黄河发源的地方。

从他们的进军线路和沿途所经地区的自然景观看，乌海就是今青海的苫海，柏海就是扎陵湖和鄂陵湖，星宿川即星宿海。尽管他们不一定注意到了黄河的正源卡日曲，但已经看到了扎陵湖和鄂陵湖以上的星宿海，离真正的黄河源已经近在咫尺了。

安史之乱后，吐蕃占据了唐朝的陇西和河西走廊。这固然使中原与河源地区更加隔绝，但唐朝为了对付吐蕃，加强了对吐蕃、包括河源地区的了解，加上吐蕃军队不止一次攻入关中，大批唐朝军民被吐蕃掳掠至青藏高原，都使有关河源的知识和见闻得到传播和收集，使贾耽有可能在贞元十四年（798年）完成历史上第一部包括黄河河源地区状况的专著《吐蕃黄河录》。

长庆元年（821年），刘元鼎奉命出使吐蕃，到达罗娑（今拉萨市）。《新唐书·吐蕃传》记录了他的见闻：

元鼎逾湟水，至龙泉谷，……湟水出蒙谷，抵龙泉与河合。河之上流，繇洪济梁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狭，春可涉，秋夏乃胜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羊同国，古所谓昆仑者也，虏曰闷摩黎山，东距长安五千里，河源其间，流澄缓下，稍合众流，色赤，行益远，它水并注则浊。

〔今译〕刘元鼎经过湟水，到了龙泉谷。……湟水是从蒙谷发源的，到了龙泉谷流入黄河。黄河的上游，从洪济梁向西南走2000里，河道越来越狭，春天可以步行过去。秋天和夏天才能行船。黄河的南面有三座山，中间高而四面低，叫紫山，通向大羊同国，就是古时候所称的昆仑山，吐蕃人称之为闷摩黎山，向东离长安有5000里。黄河就发源于这山间，开始流速很慢，水很清，渐渐汇合了不少支流，水色变红；再往下，又有其他河流注入，水变混浊了。

紫山或闷摩黎山就是巴颜喀拉山，刘元鼎所经过的地区就是巴颜喀拉山南麓的黄河发源地，他对黄河上游水文状况的描述是迄今最早的记载。刘元鼎作为唐朝的使者，往返都经过河源，比侯君集等人有更多观察了解的机会，他的见闻当然具有更高的价值。但是直到元朝之前，还没有以地理考察为目的进入河源地区的记录。

元宪宗四年（1254年），蒙古军队进入吐蕃，完全控制了吐蕃地区。以后，元朝又将吐蕃划归掌管全国佛教事务的机构总制院（以后改名宣政院）管辖，成为元朝疆域的一部分。至元十七年（1280年），元世祖召见都实和阔阔出，对他们说：

黄河之入中国，夏后氏导之，知自积石矣，汉唐所不能悉其源。今为吾地，朕欲极其源之所出营一城，俾番贾互市，规置航传，凡物贡水行达京师。古无有也，朕为之，以永后来无穷利益，盖难其人。都实，汝旧人，且习诸国语，往图。（阔阔出）汝谐，授招讨使，佩金符以行。

〔今译〕黄河进入中国，从大禹治水以来都知道是从积石山而来，但汉朝、唐朝都没有能查清它的源头。现在那里成了我的领土，我要一直查到黄河发源的地方，在那里建一座城，供吐蕃商人与内地做买卖，并在那里设立转运站，将贡品和物资通过水运到达首都。古人没有办过的事，我要办到，让后世受益无穷。只是找不到合适的人。都实，你是我的老部下，又通晓各族语言，派你去执行；阔阔出，你也一起去，授予你招讨使，佩带金符出发。

都实与阔阔出在当年四月从河州（今甘肃临夏东北）启程，四个月后到达河源。冬天返回，将城和转运站的设计位置画成地图上报。元世祖大喜，任命都实为吐蕃等处都元帅，负责筹集工匠和物资；后因故停止。延祐二年（1315年），阔阔出与潘昂霄一起奉命宣抚京畿西道，将此事经过告诉了潘。当年八月，潘昂霄著成《河源记》一文，我国第一次对黄河源的考察成果得以流传后世。(www.chuimin.cn)

同时，由于吐蕃归入元朝版图，吐蕃人对黄河源的了解也开始为元朝人所知。地图学家朱思本从八里吉思家里得到了帝师（西藏宗教领袖）所藏的梵文图书，翻译成汉文后发现与《河源记》互有详略。这两方面的记录由《元史》作者综合后载入了该书的《地理志》：

按河源在土蕃朵甘思西鄙，有泉百余泓，沮洳散焕，弗可逼视，方可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灿若列星，以故名火敦脑儿。火敦，译言星宿也。（思本曰：……水从地涌出如井。其井百余，东北流百余里，汇为大泽，曰火敦脑儿。）群流奔辏，近五七里，汇二巨泽，名阿剌脑儿。自西而东，连属吞噬，行一日，迤逦东骛成川，号赤宾河。又二三日，水西南来，名亦里出，与赤宾河合。又三四日，水南来，名忽兰。又水东南来，名也里术。合流入赤宾，其流浸大，始名黄河，然水犹清，人可涉。又一二日，歧为八九股，名也孙斡论，译言九渡，通广五七里，可度马。又四五日，水浑浊，土人抱革囊，骑过之。

〔今译〕黄河源上的土（吐）蕃朵甘思的西边，在方圆七八十里的范围内有100余个泉眼，由于积水和淤泥，无法走近观察。从高山上往下看，在阳光下就像群星灿烂，所以称为火敦脑儿，“火敦”就是星宿的意思。（朱思本：从地下涌出的水像井一样，有百余口，向东北流出百余里，汇成一个大湖，叫火敦脑儿。）很多股水奔流而下，大约五七里后，汇集为两个大湖，名叫阿剌脑儿。由西向东，不断汇入水源，经过一天的路程，形成了河流，名叫赤宾河。两三天后，亦里赤河由西南方流入赤宾河。又过了三四天，忽兰河从南面注入；又有也里术河从东南方流入赤宾河；至此才形成一条大河，被称为黄河，但水还清，人可以步行渡过。一两天后，河道分为八九股，称为也孙斡论，意思是“九渡”，共宽五至七里，可骑马渡过。再过四五天，水变得混浊了，当地人抱着皮袋，骑在马上渡河。

这些记载充分证明，都实等人对黄河源的考察。加上吐蕃人对河源的了解，已经将黄河的正源确定在星宿海西南百余里处。他们对黄河最上游的水文、地形、地貌和人文景观的考察和记录都已相当具体准确。更可贵的是，他们并不迷信史料，而是尊重事实，对前人不符合实际的说法大胆予以否定，比那些死抱着儒家经典的陈说不放的人要高明得多。

元朝学者陶宗仪在他所著的《南村辍耕录》中收录了《河源记》，并附有一张《黄河源图》。这张地图的画法与《河源记》所记述的内容完全一致，显然是出于都实等人之手，或者是别人根据《河源记》画成。这是目前传世的最早的黄河源地区地图。

（四）海图的发展

北宋末年成书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本来是有图的，但以后失传了。据王应麟《玉海》记载，南宋绍兴二年（1132年）五月，枢密院（相当国防部）根据探子的情报报告：“敌人屯驻在淮阳军（今江苏睢宁县西北）和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市西南），恐怕会用快船从海上南下，惊动江浙一带，因为苏州洋以南的海路通畅，可以直达浙江。”宋高宗命令两浙路的长官赶快派人考察地形，守住险要，并陆续画成地图上报。不久，中丞沈与求报告：“海船由北方来浙江，必定要由泰州（今江苏泰州市）的石港、料角、陈贴、通明镇等地先到平江（今江苏苏州）的南北洋，再到秀州（今浙江嘉兴）金山，再到明州（今浙江宁波市）向头。听说料角等地水势湍急，如果能在石港、料角等地招募水手，给予丰厚报酬，以备急需，敌人又怎能通过？”七月，吕颐浩又报告了两条海道：一条是浙东路，从北方大海而来，直抵定海（今浙江宁波市镇海区）；另一条是浙西路，从通州（今江苏南通市）至料角入海，至青龙港（当时吴淞江入海口，约在今上海市浦东川沙镇以北），又沿海到金山村、海盐县（今浙江海盐县），直达临安府（今杭州市）钱塘江岸。沈与求与吕颐浩所报告的内容，显然就是《绍兴海道图》所绘。这幅最早见于记载的海图大概只是供朝廷使用的机密地图，所以未见流传。

元代的海运相当发达，特别是国内的沿海航运，一度曾取代大运河的北段，成为南北交通的要道。当时海上航行使用“图本”，可惜早已散失。

图17　郑和航海图

明朝初年，太监郑和（1371—1435年）受明成祖朱棣的派遣，自公元1405年至公元1433年，七次率领庞大的船队下西洋，最远到达非洲东岸的慢八撒（Mombasa，今肯尼亚的蒙巴萨）。郑和航海本来留下了详细的档案材料，包括当时所记载的“水程”（即海路），但成化年间（1465—1487年），明宪宗派太监到兵部查阅郑和出使西洋的水程时，主事（相当于今天的副部长）刘大夏怕皇帝查到这些水程后又要搞劳民伤财的事，就先将这些档案全部转移，以后就不知所终了。现在能见到的《郑和航海图》，又名《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是茅元仪于17世纪20年代编纂的《武备志》中的附图（图17），采用长卷形式记载郑和的船队从今江苏南京的宝船厂出发，沿长江出海至“西洋”的航程。图上记录的地名有500多个，注出航线的“针路”、计算距离的“更数”和使用的牵星（用于海上导航的天象，当时称为“过洋牵星”）等。由于此图是以郑和船队多次航海的实际为根据的，所以尽管绘制技术不佳，但与现代地图对比还是比较正确的。在15世纪的世界地图中，能达到这样的水平是很少见的。不过，如果郑和航海的原始档案得以保留，据此编绘成的航海图肯定还会更精确，更详尽。由于《郑和航海图》中绘有针路，此后“针路图”成为海图的别称。

明代中期后，由于倭寇经常骚扰沿海地区，成为东南以至全国的极大祸患，所以用于海防的地图也应运而生。如在《金声玉振集》里的《海道经》中的《海道指南图》，就是目前所见较早的海道图。此外，《筹海图编》中的《沿海山沙图》、《沿海郡县图》和《登莱辽海图》，《郑开阳杂著》中的《万里海防图》、《海运全图》，徐必达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进献的《乾坤一统海防全图》，《武备志》中的《海防图》等，卢镗的《浙海图》，都有较大的影响。

清代用传统方法绘制的航海图与明代相比，虽然局部质量有所提高，但并没有显著的进步，这与官方不重视航海有关，同时也暴露出传统航海图的局限。较重要的清航海图有前国立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印的《清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图目初编》中的一些海防图和沿海图，乾隆刊本陈炯伦《海国闻见录》中的“沿海全图”，福建水师提督施世骠于康熙五十一年至六十年（1712—1721年）所进的《东洋南洋海道图》，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抄绘的《全国航海图》、《西南洋各番针路方向图》、《日本国图》等。

明清时期，民间自绘了一些航海地图，主要用于沿海航行，由于只在小范围内使用和流传，能保存至今的极少，章巽先生发现并考定的一册民间航海图是幸存的一种。这册抄本共有地图69幅，每幅纵27厘米，横28厘米。制图范围北起辽东湾，中间经今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南达珠江口以外，包括了我国东部近海海域的航线。每幅图都用粗线条画出山礁地形以及有关的水文、针位、航路、地名的注记。注记文字用民间土俗口语。图册没有序跋，也无作者姓名，据章先生考定的制作时间，上限是1645年之后，下限在1667年或1734年。

（五）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地图测绘的贡献

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年），生于意大利的马切拉塔城，1571年加入耶稣会，以后在罗马学院学习，并赴印度传教。他于1577年从罗马启程，取道热那亚，经葡萄牙、印度，于1582年（明万历十年）8月到达澳门，以后一直在中国，足迹遍及南北各地，1610年（明万历三十八年）5月卒于北京。在华的28年间，利玛窦绘制了10多种世界地图（见下表）：

续上表

说明：凡年代或地点不能确定的或译西文之名者，加问号；图的汉文名称尚未考得者，称世界地图；图成但未刻版的，加括号。

利玛窦绘制世界地图的主要目的，当然是作为一种传教的手段，是为了增加对中国官员和知识分子的吸引力，但这些世界地图为中国人带来了新的地理知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首先，利玛窦为了用西方地图投影方法绘制地图而进行了经纬度测量，同时也使地图投影法传入了中国，万历三十年（1602年）李之藻刻的《坤舆万国全图》就是采用这种投影法绘制的。在此以前，元朝的郭守敬虽然组织测量过纬度，但目的是为了编修历法，而且没有测量过经度，仅仅有纬度是无法确定一个地点的准确地理坐标的，也无法采用平面投影法绘制地图。

在《山海舆地全图解》中，利玛窦介绍了经纬度的作用以及划分的方法。他提出，经纬线应该每度都画出，这样才可能把各国或各地的位置定于地图上对应的位置上。东西向的纬线表示地球的长度，以赤道为纬度的起算线，向上数至北极为北纬，共90°；向下数至南极为南纬，共90°。南北向的经线表示地球的宽度，自福岛（今称加那利里群岛）起算，绕地球一周为360°。

利玛窦亲自测定了一些城市的纬度，结果是：

他还测定了北京、南京、大同、广州、杭州、西安、太原、济南等地的经纬度，结果与今天测定的数字相差无几，这说明他的测量已达到较高的精度。

在这些世界地图中，利玛窦翻译的一些地理学专名和地名一直沿用至今，如：亚细亚、欧罗巴、地中海、尼罗河、罗马尼亚、罗马、古巴、大西洋、加拿大、南极、北极、地球、经纬线、赤道、北极圈等，这也证明他的翻译具有较高的准确性和合理性。

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已经吸收了15、16世纪欧洲地理学界发现新大陆的成果，图中绘出了南、北美洲，非洲南半部和大海中一些岛国的位置和形状。在《坤舆万国全图》上，他把世界分为五大洲：欧罗巴、利未亚、亚细亚、南北亚墨利加、墨瓦蜡泥加；还对五大洲的位置及四邻界址作了简要的说明，在各洲之上还标出了国名及河、湖、海、岛名等。在这些地图上，他对当时世界各国的疆域、文物、风俗等作了介绍，大大丰富了当时中国人的世界地理知识，弥补了长期以来中国对世界地理认识的不足。

尽管在利玛窦之前的16世纪末，有关地圆和寒、温带分法的学说已通过汉译著作传入我国。但并未造成多大影响。利玛窦在华期间，多次介绍过地圆说和地带说，得到了一些学者的重视，因而人们往往以为他是传播这些学说的第一人。如刘献廷《广阳杂记》称：“地圆之说，直到利氏东来而始知。”

在利玛窦传播的新地理知识的影响下，徐光启决定引进西方先进的测量技术进行经纬度测量。崇祯二年（1629年），徐光启主持了北京、南京两地的纬度测量，以后又实测了南昌、广州两地，在地图上推算了其余11个布政使司所在地（省会），结果如下：

尽管由于不久就开始的战争动乱使中国对地图的测绘中断了相当久的年代，但西方地理知识的传播无疑为中国地图测绘新阶段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比利玛窦稍后来中国，活动于明清之际的西方传教士还有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1571—1618年）、艾儒略（Guluis Aleni，1582—1649年）、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年）、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14—1661年）等人。他们也像利玛窦一样，以绘制世界地图为在中国打开传教局面的手段，但他们绘制的世界地图也给中国人带来了新的世界地理知识，扩大了投影法、经纬度测量等新观念、新技术的影响。

另一方面，传教士也将中国的地理知识通过地图或著作的形式介绍到西方，影响最大的是卫匡国的《中国新图志》。此书完成于1653年（清顺治十年）卫匡国返回欧洲的旅途中，不久就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出版，以后又被翻译为法、德、荷等多种文字出版。书中共有17幅地图，包括一幅全国总图、分省图15幅、日本图一幅。全国总图标出了经纬线，南部较北部画得准确，图中水系比较完整，河流位置基本正确。分省图也标注了经纬度，水系的表示更富有特色。总图和分省图上的政区界线分明，行政区分级表示，图例醒目，容易判读。图上还表示了矿坑、土壤类型等内容。就篇幅的大小、资料的翔实、绘制的准确和刊印的精良而言，当时在世界上都堪称一流。此书一直受到西方学者的重视，长盛不衰，在东西方交流中起着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