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地图和早期地图：葛剑雄文集①普天之下

二、原始地图和早期地图

（一）原始地图的出现

在文字出现之前，人类已经在用简单的图画来表达自己的意思了，中国最早的文字——象形文字，就是来源于具体的图形。因此，先民最初的地理知识也是用图画来传达的，而且一些文字本来就能够直观地表达它们所代表的地理内容。如表示河流的“川”字，就是几股水流动的图形；代表山峰的“山”字，就是三个山头的形状的写生；“田”字是表示一块有边界并被分成若干小块的土地；“国”字（繁体作“國”）的本意是一个有城墙围绕的居民点，所以外面是一个大口，是城墙的象征，中间的口代表人口，“戈”字则代表守卫者。将这类字（或许就是画）写在一个平面上，已经具有表达一定的地理要素的作用。当然，文字所能表示的具体形象毕竟有限，写生性质的图画被用来描绘周围的地形地物。开始时人们只是将自己熟悉的山岭、河流、道路、森林、草木、鸟兽等画下来，这当然还只是图画，不是地图。但以后人们注意到了它们的方位和分布，因而作者在图形的布置上已有所注意，使看图的人能根据图上各种图形的具体位置来判断这些图形所代表的地理要素的实际分布状况，这一类图就成了原始的地图。

《左传·宣公三年》记载着这样一件事：

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雒，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

〔今译〕楚子出兵征伐在陆浑一带的戎人，途中到达雒（洛）附近，在周天子的疆土上阅兵。周定王派王孙满去慰劳楚子，楚子就问他周天子所拥有的九个鼎的尺寸和重量。王孙满回答：“……以往夏朝有德行的时候，远方的部落将本地的山川和珍奇物产画在图上，还将铜贡献给九州的长官，由他们铸成鼎，将这些图形都铸在鼎上，使百姓知道该躲避的鬼神怪物。所以百姓在江河中航行，或进入山林之中，都能熟悉路径，趋避妖魔鬼怪。正因为如此，百姓们能得到上天的保佑，人和鬼神能和睦相处。”

透过传说的神秘色彩，我们还是不难想象这种铸在鼎上的图画的真相：这实际上是铸在鼎上的原始地图。由于它是根据各地部落报告的情况画成的，所以大致能够反映各地的地理状况，因此百姓可以找到合适的路径，不至遇见“妖魔鬼怪”，即避免凶猛的野兽经常出没、地形复杂或难以通行的危险地区。

这种鼎未必真出现在传说中的大禹时代，但从鲁宣公三年（前606年）已成为远古的故事看，它应该出现在商朝以前。

（二）九鼎的传说

尽管我们还不能肯定大禹铸九鼎的事实，但至迟到周武王灭商时（约前11世纪）九鼎已经存在了，因为不但《左传》上有武王灭商后“迁九鼎于雒邑（今河南洛阳市）”的说法，而且以后的历史文献中也多次记载了九鼎。

由于这九只鼎上分别铸有全国各地的山川和珍奇物产的图形，因而被当作拥有九州全权的象征。周武王取得原来属于商朝的九鼎，就意味着夺取了商的天下。可能是因为这些鼎既重又大，运输不便，所以只能从商都殷（今河南安阳市）或朝歌（今河南淇县）就近运到雒邑，以后一直为周天子所珍藏。前面提到的鲁宣公三年（东周定王元年，前606年），楚国的国君征伐陆浑的戎人，乘机将军队开到周都雒邑附近。周定王不得不派大臣王孙满去慰劳楚军，楚国国君竟向他打听鼎的大小和轻重。此后，“问鼎”就成为向权力挑战或企图夺取政权的代名词。

秦昭襄王五十一年（前256年）灭周，九鼎被迁入秦，途中有一鼎沉入泗水。其余八鼎以后下落不明，估计是在秦朝覆灭时毁坏或失踪了。

但九鼎上的图流传了下来，以后被称为“山海图”。据说，古代的地理名著《山海经》就是对九鼎之图的说明文字。这种“山海图”到东晋还存在，所以诗人陶渊明还写过“流观山海图”的诗句。不过，我们现在看到的《山海经》中的插图已经毫无地图的内容了，显然已经不是原来的“山海图”，而是出于后人所补。从以后的情况可以证明，地图的流传是相当困难的。先民将原始地图铸在铜鼎上，或许正是出于使它们能够长期保存的考虑。

（三）早期的测量技术

鼎的面积毕竟有限，可以想象，铸在上面的图形是相当简单的，它们所能表达的地理位置自然非常粗略。因为在没有测量技术的情况下，人们对地理位置的感觉和表达只能完全出于直觉。

相传大禹治水时，“左准绳，右规矩”；就是说，他左手拿着准和绳，右手握着规和矩。“准”和“绳”是测定物体平、直的器具，“规”是校正圆的工具，而“矩”则是画方形的曲尺。《山海经》中也说大禹曾派他的两名助手大章和竖亥去步量世界的大小，“竖亥右手把筭，左手指青邱北”。尽管这些测量工具不一定真发明于大禹时代，大禹的助手也难以量出世界的大小，但说明在上古时代，人们在生产实践中已经掌握了这些工具，也说明至迟在战国后期或汉初已经有了专门测量人员。“矩”的发明更具有重大意义，因为“矩”可以构成直角，而只有构成直角，才可以从事测量。

《诗经·大雅》中有一篇《公刘》，相传是周成王的大臣召康公所作。其中有一句称公刘“既景乃冈”，就是在一个山冈上立表测影，以确定方向。公刘的时代大约是公元前15世纪末。

《周礼·考工记》称匠人“水地以县”（用水准器和铅垂线来确定地面是否水平），“置以县”（用铅垂线来测定标杆是否垂直）。根据郑玄的解释，“水地以县”就是“于四角立直而县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为位而平地”（在仪器的四个角上分别挂上四根直线悬在水面上，由测量者观察各线的高低。测定出各线的高低后，就可以知道地面是否水平。）从这一记载看，当时已经掌握了利用挂着重物的线测量水平面的方法。《周礼》的成书不会晚于战国时期，而其中的一部分内容肯定可以追溯到西周时代。《周髀算经》、《九章算术》证明，至迟在西汉时，人们已经能够使用多种方法测量山高、谷深、距离，或同时测量山高及远。指南车（无论车子向哪个方向行驶，车上的指示器始终指向南方）和计里鼓车（在车辆行驶过程中测量经过的距离，到达一个规定的距离时，车上的木人击鼓一次）至迟在汉代已经出现，这为大规模、长距离测量提供了有利条件。

我国古代发达的天文学，还为人们提供了利用天象来定位的条件。《诗经》中《小雅·大东》中“维南有箕”（啊，南有箕星！）、“维北有斗”（啊，北有斗星！）这样的诗句，这首诗大致作于公元前684年前，证明当时人已经知道利用星座的位置来确定方向。《尚书·尧典》中记载的方向已有东、西、南、北四个，《尚书·禹贡》中增加到八个。1977年在安徽阜阳西汉汝阴侯墓出土的西汉初的六壬式盘上，由八干、四维组成了12个方位。而在成书于西汉前期（前1、2世纪间）的《淮南子》一书的《天文训》中，已出现了24个方位（图1）。将式盘和指南针组合，就能成为测量方位的仪器，可以测出山川城郭的具体位置，比较精确地表示在平面图上。

这些理论、技术和工具，都为地图的出现和进步提供了条件。

“十字仪”或测距仪曾经是欧洲中世纪最重要的测量工具，一般认为，是由普罗旺斯的犹太学者利瓦伊·本·格尔森在1321年首先提到的。它最简单的形式就是一根约四英尺长、带有刻度的矩形杆，矩形杆上还有一条与它始终保持直角的横杆，可以与矩形杆前后滑动。这种测距仪可以用来测量那些无法到达的或不能进行步测的线段的长度。然而北宋科学家沈括却发现，早在公元2世纪末，用十字线网格测量距离的原理在我国已经得到运用。

图1　西汉初期六壬式盘（左）《淮南子·天文训》记载的二十四个方位（右）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陈王刘宠却依靠他神奇的射技暂时保持了一方平安，《后汉书》卷五十有这样的记载：“宠善弩射，十发十中，中皆同处。”（刘宠善于用弩射箭，发十次，十次都能射中目标，而且射中的位置完全相同。）“宠有强弩数千张。”刘宠能“十发十中”的秘诀，据华峤的解释是“以天覆地载，参连为奇。又有三微、三小，三微为经，三小为纬，经纬相将，万胜之方，然要在机牙”。由于这几句话相当隐晦难懂，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沈括在海州时，有人在地下挖到一只弩机，沈括看到后，觉得很奇怪：用它来观测山的整个宽度时，弩机上的距离很长，而用来观测山腰的一小部分时，弩机上的距离就很短（因为必须把横档推向离眼更远的位置上，而刻度是从远端起算的）。弩座看来就像一把带有分、寸刻度的尺。沈括认为，原设计者的用意是，当发弩人把箭架在不同的点，并用眼对准箭镞〔zú足〕的两端，他就可以在此弩机上测出山的度，从而就能计算出山的高度，就像数学家所用的相似三角形计算法一样。

这时，沈括理解了陈宠神射的奥秘：所谓“天覆地载”，是指双手握弩的姿势，一手在前，一手在后；所谓“参连为奇”，是指箭镞在所标刻度上的相对位置，这个位置又取决于目标的远近，这样就能确定弩的合适仰角。这一原理和使用相似直角三角形来计算高度和深度的原理完全一致。“三经三纬”（三条横线和三条竖线，即瞄准用的网格或十字线），是设在一个框架上的，射手利用它们就可以上下左右地瞄准目标了。

为了证实这一原理，沈括还亲自作了试验，他在弩上设置了三条横线和三条竖线，并用带有横档的箭来瞄准目标，结果也能十中七八。他认为，如果能在弩机上设法加上刻度，精确度必定能够进一步提高。

沈括或许没有注意到《后汉书》中这一句话：“宠有强弩数千张。”显然刘宠一个人无论如何是用不了数千张弩的，这只能解释为他的部下也都使用这样的强弩，也即刘宠使用的特殊的弩。这也说明，刘宠的神射主要得益于这种特殊的弩，而不仅仅是他的技术。这种弩的大批量生产，足以证明刘宠他们当时完全了解弩的特殊功能，而不是个人偶然用上了带有十字网格的瞄准器。

因而，十字仪很可能是首先在中国发明，以后才传入欧洲的。

（四）早期的地图

《诗经·周颂》中有一首《般》，其中有“堕山乔岳，允犹翕河”这样二句，大意是按照图来祭祀山岭、山峰和大河。这首诗反映的，是早期周王巡狩祭祀的事实，这类“图”应该就是画有山川的早期地图。

根据《尚书·洛诰》等记载，西周成王即位后（约公元前10世纪初），决定在今河南洛阳一带建一座新城，作为周朝控制东方的政治中心，因此派召公前往考察，然后又派周公去营建成周城。周公到达后，在现场作了占卜和踏勘，绘成地图献给成王。尽管我们无法肯定这幅地图的具体内容，但从此后成周城和王城的建成看，这幅地图已经具有很大的实用性。

《周礼·地官司徒》规定大司徒的职责之一是“掌建邦之土地之图”，并说通过这类“天下土地之图”，可以“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国都鄙之数，制其畿疆而沟封之”，可见这类地图不仅内容非常详细，而且已经运用了初步的比例尺，所以使用者可以知道实际范围的大小和距离的远近。或者直接记录了一些数据，便于使用者了解。从《周礼》的有关记载看，还有其他掌管和使用地图的专职官员，地图的类型也有综合性的区域图和农业、物产、土地、交通、墓域等专题图。如职方“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这类图上记录了天子直接统治的中心地区、边缘地区和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范围和疆界，粮食、畜产的数量和分布等。土训“掌道地图，以召地事”。估计是土地类型及农业区划一类的地图，主要供安排农业生产之用。丱（古矿字）人“掌金玉锡石之地而为之厉禁以守之，若以时取之，则物其地图而授之”。这类地图记录了金玉锡石等矿产的分布，既用以禁止随意开采，又用之于合理开采时的指南。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为之图”；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为之图”；可见墓地管理也使用地图。《周礼·地官司徒》还指出：“凡民讼，以地比正之；地讼，以图正之。”说明地图在处理诉讼时可作为证据，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地图的使用已经比较普及了。《周礼》至迟在战国时已经成书，其中所载内容大多反映了更早的历史。由于地图的进步需要较长的时间，所以我们可以肯定，这些早期的地图出现在战国之前。从天水放马滩出土的战国地图和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古地图看，在战国前就有这样各类地图是完全可能的。

同样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管子》中还专门有《地图》一篇，指出：

凡兵主者，必先审知地图。辕之险，滥车之水，名山、通谷、经川、陵陆、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苇之所茂，道里之远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废邑，困殖之地，必尽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错者，尽藏之，然后可以行军袭邑，举措知先后，不失地利，此地图之常也。

〔今译〕凡是要率领军队的人，都必须先很仔细地了解地图上的内容，道路曲折崎岖的险要地段，车辆无法穿越的河流，重要的山峰、山谷、平川、高地、丘陵的位置，什么地方有茂密的草地、森林和长满蒲苇的沼泽，道路的远近，城郭的大小，是有名的城市还是已经废弃的聚落，一个地方是荒芜贫瘠还是肥沃富饶，一定要都知道。将地形的复杂情况都记在心里，然后才可以行军打仗，袭击敌方之城，知道轻重缓急，充分发挥地理条件的优势，这就是地图的重要性。

这不仅证明地图已广泛用于军事方面，而且说明军事地图的内容已经十分详尽。

公元前283年（或后一年），秦昭襄王听说赵惠文王获得了著名的和氏璧，提出愿意用15座城相换。赵国派蔺相如出使秦国，凭借机智勇敢，最终“完璧归赵”。当蔺相如在秦廷表示不惜将璧砸碎时，秦王为显示以城相换的诚意，曾召来有关官员，打开地图，指出从这里到那里的“十五都”将给予赵国。这幅地图至少应该包括秦国的全部城市，并且有它们的名称和具体位置。可以推断，到战国后期，各国都已有了比较详细的地图。

公元前227年，燕国的太子丹为了挽救燕国的覆灭，派荆轲行刺秦王。为了骗取秦王的信任并伺机接近，荆轲带去了两件礼物，其中一件就是一幅督亢地区的地图——表示燕国愿意将这块战略要地献给秦国。而荆轲行刺的工具——一把浸了毒药的匕首，就藏在地图中。如果说，秦昭王给蔺相如看的地图可能是秦国的全图，那么这幅督亢图就可以肯定是一幅比较详细的局部地区图。据此我们可以认为，到战国后期，各国、各地区的地图已经相当普遍。

正因为如此，秦始皇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能够缴获各国的地图，在短时间内拥有全国各地的地图。这些地图由御史掌管，成为秦朝统治全国的重要依据。公元前206年，刘邦的军队进抵秦朝首都咸阳，刘邦的谋士萧何立即接管了这批地图，使刘邦能够了解全国各地的地形地势和户口数字。班固成书于东汉初（公元1世纪）的《汉书·地理志》中还提到了《秦地图》，如在代郡班氏县下注明“《秦地图》书班氏”，在琅邪郡长广县下注明“奚养泽在西，《秦地图》曰剧清池”。可见《秦地图》至少还有一部分保存到了公元1世纪，图上所表示的内容包括县名和湖泊。

这证明，早在公元前3世纪后期的秦朝，已建立起了包括全国数百万平方公里范围的地图体系，这在当时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五）放马滩地图

《放马滩地图》因1986年出土于甘肃省天水市小陇山放马滩而得名，七幅图分别用墨线绘在四块松木板的AB（正反）两面。四块木板的大小基本相等，按出土顺序编号：第一块木板长267厘米、宽181厘米、厚11厘米，A面所绘图称之为1号图，B面为2号图；第二块木板长266厘米、宽15厘米、厚11厘米，单面绘制，称为3号图；第三块木板长165厘米、宽181厘米、厚11厘米，A、B两面分别为4号图、5号图；第四块木板长268厘米、宽169厘米、厚1厘米，两面地图为6号图、7号图（图2—8）。(www.chuimin.cn)

第一块木板的刨面磨损严重，并断裂为三块，在棺椁中分置于三处；第二、三、四块木板完整无损，刨面光洁如新。这说明第一块木板的两幅地图绘制时间较早，并经过了长时间的使用；其余三块木板的地图绘制较晚，使用时间也不长。

图2　天水放马滩战国地图1号图

图3　天水放马滩战国地图2号图

图4　天水放马滩战国地图4号图

图5　天水放马滩战国地图3号图

图6　天水放马滩战国地图5号图

图7　天水放马滩战国地图6号图

图8　天水放马滩战国地图7号图

这七幅图中，除了5号图属半成品外，其余六幅可按其所绘水系分成两组：

第一组包括1号图和2号图。2号图是1号图左半部的局部扩大图。从图面下方所注“上”字判断，这一组图属于竖列北南方向，上北下南，与现代地图的方向一致。但与马王堆出土的地形图的方向相反，说明秦汉时代地图的版式的方向还没有一致的规定，可以是上北下南，也可以是上南下北。

第二组包括3、4、6、7号图。3号图是4号图、5号图分水岭源流区的接合关系图，4号图是5号图的局部扩大图，7号图是3号图的局部扩大图。这一图组的版式也是竖列北南向，但图上的注字并不都正对着读者，而是作东向或西向排列的。不过根据从4号图和6号图所绘河流支流所注的文字判断，这一图组的方向与第一图组是一致的，显然这也符合地图作者的制图习惯。

从同一墓中出土了460枚竹简，专家们分别定名为《日书》和《墓主记》。《墓主记》由八枚竹简组成，记录了这位名丹的墓主的经历。根据《墓主记》的内容、随葬的其他器物和有关史料，可以大致断定：

墓主丹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和广博的知识，墓中随葬的《日书》的内容包括天文、历法、音律、占卦、巫术、五行等学说，是一部反映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性典籍。除地图外，墓中还有毛笔、算筹、木尺等器具。

墓主丹在秦惠文王后元七年（前318年）因在絡县垣离里以矢伤人而被判处刑罚，在他受刑后的第三年，即秦惠文王后元十年（公元前315年）参加了秦伐赵取义渠的战役，这可能是由于他拥有丰富的地理知识和社会地位，得到了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所以他在军中主要从事参谋一类的文职。经过四年战争结束，或许是他被改判为流刑，或许是他自己不愿再回故乡，墓主丹迁居于絡县东南的要塞燔史关，至秦昭襄王八年（前299年）病死于燔史关，葬于关北侧的墓地——今天水放马滩。

《放马滩地图》第二组的4幅图，都是以燔史关为测绘基点绘制的大比例尺地图，证明这是墓主丹在燔史关期间绘成的，时间应在惠文王后元十四年至昭襄王八年之间，即公元前305年前后。第一组图画的是以絡县为中心的渭河上游北岸诸支流，完全与燔史关一带无关，精度也不如第二组图，并且曾经使用过较长时间，可见是墓主早年在絡县垣离里时的作品，所以绘制技术不如后期。

从图上的地名和所描绘的水系、峪谷、亭形物分析，第一组图所包括的地域范围是今天水市伯阳镇以西北的整个渭河流域。第二组图所表示的地域，包括今放马滩南北的花庙河、东柯河上游地区，该图组通过东柯河的下游与第一图组所示的东柯河巧妙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更大的范围。

《放马滩地图》的绘制特点显示出相当高的技术水平，表现在：

1．以突出的水系构成图面的总体框架。第一图组以今伯阳河以西北的渭河为主干流，南北两岸共绘10条一级支流、17条二级支流、4条三级支流。第二图组北流水系以今东柯河上游为主干流，东西两岸共绘9条一级支流、1条二级支流；南流水系以今花庙河上游为主干流，东西两岸共绘23条一级支流、24条以上的二级支流和4条三级支流。两个图组所绘水系框架，与现代相应地区的水系图基本相似，干、支关系表达明确，交汇口的角度大多数准确表示是锐角；第二图组一级支流的河名基本已全部注出，而且都注于河流的下游，不致与二级、三级支流的名称混淆。在没有出现用精密的经纬度测绘之前，以水系构成地图总体框架的方法是相当先进的。用这样的方法制图，只要水系表示准确，其他各项地理要素的表示都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这种方法成为中国地图绘制的传统，至今还是绘制区域地图的基本方法。

2．突出重点，扩大主区。六幅图中有三幅是为了突出重点的主区而绘制的局部扩大图。2号图是1号图西部水系扩大图，7号图是3号图北流水系扩大图，4号图则是5号图上游水系扩大图。在同一幅图中也有主、副区之分，如1号图是以絡丘为核心绘制的，所以絡丘附近表现得最突出。2号图突出了光成河水系，其他区域相对简略。这一方法为马王堆地图所沿用，《驻军图》是《地形图》的局部扩大图，《地形图》和《驻军图》均有主、副区之别。直到今天，突出主区或增加局部扩大图还是常用的制图方法。

3．基本比例的概念已经形成。地图上所表现的干支流交汇、流路方向、流程长短和林木分布，可以证明都是实地踏勘的结果。但在作者绘制第一组图时，基本只是示意，没有比例概念，如1号图中牛头河流域画得比葫芦河流域还大，而事实恰恰相反。但到绘制第二图组时，作者已有明显进步，形成了基本的比例概念：3号图南北流向的两个水系面积已基本符合比例，6号图的基本比例尺大致为十万分之一，4号图也是按一定比例尺扩大的。

4．形成和应用了接合图的概念。第一图组与第二图组所表示的地域虽然不同，却有一定的内在联系，通过卅里柏谷和东柯河的关系得到反映。第二图组中7号图与4号图、5号图所绘的虽是完全不同的流域，但存在着同源关系，通过3号图的接合，7号图与4号图、5号图同源关系完整地对接。在现代大比例尺地图中，接合图的运用非常普遍，但在古代地图中，像3号图这样的接合图还是首次发现，在中国和世界都属首创。

5．具备了一套地图要素的表示方法。地形、水系、居民点、交通线这现代地图的四大要素，在这些地图中都已有了相应的表示符号，但在应用之初还缺乏经验，也不够规范，免不了存在不足之处。

图中用均匀不变的曲线表示水系，主次关系比较清楚，弯曲自然，形态醒目。但有时下笔较重，造成源流区线长变粗，又没有按流水方向由细到粗的变化，还不如马王堆地图精致。

采用矩形符号内加注字的方法表示10个居民点，容易判读，不易混淆。但对县级和乡里级没有加以区分，也不如马王堆地图清楚。

采用均匀的细线表示交通线。虽仅在4号图的主河道旁画了一条，但却是当时通往秦岭以南的干道（相当今天水东泉——利桥公路的放马滩至黄家坪路段），在交通史上有重大意义。

地形的表示方法则有两种：一是第二图组的单曲线山脊法，用以表示南北两水系之间的分水岭和南流水系西北两侧的地势；一是半成品5号图上的闭合山形曲线法，用以表示山体形态、山脉走向、山谷位置，清晰醒目，位置准确。遗憾的是，此法在其余六幅成品图中并未应用，可能是由于绘制技术上有较大难度。但在马王堆《地形图》和《驻军图》中，地形的表示已完全采用这种方法。所不同的是，《地形图》在闭合曲线之内加上晕线，删去了其他符号，而《驻军图》则保留了符号，采用不闭合的单曲线表示。马王堆地图的地形表示方法相当先进，具有现代等高线的闭合曲线法的雏形，但《放马滩地图》5号图证明，这种方法在战国时代已经形成。

此外，地图上还采用两个半月形符号夹住河道来表示六处峡谷，形态逼真，一目了然。用亭形符号来表示女娲庙，形象直观。这两种符号都沿用至今。

《放马滩地图》内容丰富，精确度和制图工艺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尽管与马王堆地图和以后的地图相比，它们还显得粗糙，但无疑代表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水平。

（六）《兆域图》

据《战国策·赵策》记载，苏秦在说服赵王参加合纵时曾说：“臣窃以天下地图案之，诸侯之地五倍于秦。”（我私下用天下的地图估算了一下，各诸侯国的面积合计是秦国的五倍。）要是苏秦的话是事实，那就证明战国后期的地图已经按一定的比例尺绘制，所以可以反映出各国实际面积间的倍数关系。但这话出于苏秦这样翻云覆雨的说客辩士口中，人们对它的真实性自然不无怀疑。真相究竟如何呢？1978年在河北省平山县战国中山王墓中出土的一幅《兆域图》提供了可靠的物证。

《兆域图》是一幅墓域建筑规划平面图，刻在一块长94厘米、宽48厘米、厚约1厘米的长方形铜板上，还有方案注明具体的尺寸。墓主下葬于公元前310年左右，所以这幅图已有2300余年的历史，与《放马滩地图》大致同时。

《兆域图》的中心部分有三个大小均等的大“堂”和两个大小相等的小“堂”，大“堂”“方二百尺”，间距“百尺”；小“堂”“方百五十尺”，距大“堂”“八十尺”。“堂”的外侧有四个大小相等、“方百尺”的“宫”。“丘足”（墓坡的坡足）与大“堂”之间的距离是“丘平者五十尺，其坡五十尺”。据实测，在图上注明“方二百尺”的三个大“堂”（哀后堂、王堂、王后堂）的东西长度分别是867厘米、8686厘米和886厘米，而战国时的200尺相当4500厘米，可见该图的比例尺大致为1∶500。

《兆域图》虽然没有标明方向，但图上四个宫的门表示在上方，而中山王墓的墓室门朝南开，说明图的方向是上南下北，与《放马滩地图》正好相反，但与以后的《马王堆地图》的表示方法相同。《兆域图》还有严格的对称关系，图上的“堂”、“宫”、“丘足”的基准线及图形线条之间都是对称的，连注记文字的排列也是对称的。

尽管到目前为止，专家们对《兆域图》是否属于地图还有不同意见，但对图上的比例关系则并无异议。

《放马滩地图》和《兆域图》雄辩地证明了，古籍中有关战国时期和此前的地图的记载丝毫没有夸张，是可信的。这也说明，到公元前3世纪末的秦朝，中国的地图测绘技术已经进入成熟时期，完成了由原始地图向早期地图的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