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面向：无忧无虑，不必过虑

八、面向未来：不能无忧，不必过虑

气候变迁、水旱灾害、海陆变迁、水土流失、物种灭绝、地震、陨石或小行星与地球相撞的可能性、外星人、空间探索、资源等方面，当然不是自然环境的全部。但即使本书的篇幅没有限制，笔者又有比现在多得多的知识，要涉及自然环境变化的各个方面恐怕也是不可能的，何况是未来世界的千变万化。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究竟应该以怎样的心态、怎样的观念去迎接未来。

正常的心态和正确的观念来自对历史与现实的全面了解，来自对自然环境变化趋势的理性判断。自然界的变化几乎都是利弊兼具，即使是一场破坏性的灾害，如地震、火山爆发、洪水泛滥，或许也会给人类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而人类企求的有利自然条件一旦过了分，同样将带来无穷的灾难。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一般也是积极与消极作用并存。只注意人类活动的积极作用、忽视了它们的消极作用固然不对，把人类活动完全看作是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也是片面的；一味强调人类征服自然固然会导致危险的结果，过于追求人类与自然的和谐也未必可行。这就需要我们在看到局部的、具体的变化的同时，更关注全面的、长远的变化，寻求自然界发展和变化的总的规律。所以，对目前流行的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我们不得不作一些剖析。

(一)自然灾害是越来越多吗

从已知的历史事实看，自然灾害的确不是平均发生的，有一定的变化周期，尽管我们还没有完全了解这种周期。在一段时间中灾害比较频繁、严重，而在另一段时间内灾害比较稀少、轻微。这类周期有时间较短的，如几年至几十年；有比较长的，如百多年至几百年；更长的有上千年至数千以至上万年。所以在一段短时期内的频繁或稀少、严重或轻微，不能表明这就是一种必然的趋势，而应该放在更长的阶段中考察和分析，才能得出比较准确的结论。

人们通常所说的“有史以来最大”、“创纪录的”、“迄今为止最大”、“空前的”，实际上都是限于有文字记载或观测纪录的阶段，并不真意味着是当地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更不等于地球形成至今最大的。例如，我们讲一个地方的气温达到历史最高纪录，这个“历史”只是指当地开始记录气温以来的历史，长的也不过一百多年，短的可能只是从1958年以来的40年。至于在40年或一百多年前是否出现过更高的气温，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又如，我们说黄河最大的洪峰为36000立方米/秒，1843年出现在河南陕县。这也是就目前所掌握的历史资料而言，并不意味着黄河历史上就没有更大的洪峰。

自然灾害，顾名思义，应该是一种自然现象。但在人类社会，任何自然灾害都不可能不与社会现象交错在一起，在灾害的整个过程都是如此。

首先，灾害的发生已经不是纯粹的自然原因，或多或少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如水旱灾害与植被的破坏，气温升降与人类排放热量的多少，某些传染病的传播与人类的迁移，等等。因而，要准确地确定自然灾害本身的频率和程度，就必须剔除这些人为因素，但这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

其次，在灾害发生以后，人类社会的不同反应，即抗灾救灾的态度、能力和效果，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受灾与成灾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同样程度的灾害，造成的灾情可以有非常大的差别，甚至截然不同。所以，仅仅根据灾情的大小来研究自然灾害变化的规律是相当不可靠的，得出的结论缺乏科学性。

再则，灾害发生的时间、地点不同，造成的影响也不同。一般来说，发生时间和地点最近的印象最深，人们直接经历的必定比间接了解的印象要深，而不一定与灾情的严重程度成正比。在无人区发生的灾害，无论多么严重，除了专业人员以外，不会有多少人注意。相反，在人口稠密区、政治经济中心、大都市，即使是很轻微的灾害也会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留下大量资料。所以我们在对历史时期的自然灾害进行统计时，往往会发现一种奇怪的现象：在同一阶段中，离首都越近的地方，灾害越多；在同一次灾害中，离首都越近的地方灾情越严重。而边远地区常常是一片空白。同样道理，出现在远古、上古的灾害至多只留下一些真伪参半的传说，发生在中古以后的灾害的影响也无法与近代的相比。

还应该看到，我们今天赖以进行研究、统计的资料和数据，只能是前人已经作了记载的。而且由于长期的天灾人祸，今天能够看到的只是其中的很少一部分。年代越久，一般留下的记载越少，统计到的灾害次数也越少，所以就让人产生了灾害的次数越来越多的错觉。由于当时没有科学的测量手段和统计方法，记载者大多并不重视与灾情有关的数字，记录下来的只是一些相当模糊的描述，如“大旱”、“大水”、“大雨”、“地大震”等，如果没有其他资料，就很难判断灾害的程度或等级；灾害发生的时间、地点和灾区的范围往往也不明确。还有一些资料也是很难量化或带有明显感情色彩的，如“人相食”，究竟是偶然出现，还是普遍现象？“死亡殆尽”，究竟死亡率达到多少百分比？地方官为争取朝廷赈灾或减免赋税时，常常采取多报灾民、夸大灾情的手法。清朝安徽一位县官上报的本县受灾人数甚至超过了全县的人口总数。对这样的资料如果不加分析，一概采用，怎么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但近年来，历史时期中国的自然灾害越来越频繁的观点颇为流行，似乎成了一些学者的定论。持此观点的学者在论著中还作了下列统计，来支持自己的观点：

续上表

*原文如此，实际已包括五代，以下类似者不一一说明。

正如上面已经指出的，这样的统计方法是相当片面的，结果自然完全不可信。从数字上看，现代每年平均受灾数是隋代的6．5倍，而清代也有隋代的6倍。但清代留下的史料何止隋代的6倍？就以记录自然灾害最多最详细的地方志为例，现存的8000多种方志的绝大多数是清代和民国的，而隋代几乎一种也没有，宋代、元代的也屈指可数。史料的多寡肯定会影响到统计的结果，如果从隋朝再上溯，我们肯定会发现灾害数量成不断减少的趋势，到了先秦就更少，有的年份可以完全是空白，能说那时没有自然灾害吗？以人口数量为例，隋代的人口估计在6000万之内，南宋和金的人口合计已达1．2亿，17世纪初的明代人口已有2亿左右，19世纪前期的清朝已有4．3亿人口，而20世纪50年代的人口已超过6亿，是隋代人口数的10倍。人口的成倍增加意味着生产规模的成倍扩大，生产和生活的区域也在成倍地扩大，遭受到和记录下来的灾害当然会相应增加。人口的分布也有很大的关系，历史上的灾害往往集中在人口稠密区，特别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中心，而周边少数民族聚居区或无人区的灾害就很少或根本没有。以河南和新疆、西藏相比，前者历史上的灾害不知比后两者要多多少倍。实际上这些被记录下来的灾害并非全是自然灾害，也不是所有的自然灾害都得到了记录。从这一角度看，要说从隋代至今平均每年发生的灾害数呈不断增长的趋势，就缺乏充分的理由。

更大的问题在于，这次数是怎样统计出来的？有什么样的文献或实地考察资料才能算得上一次？统计者当然会有一定的标准，但实际上，根据现有的史料，任何标准都是很难执行的，因为史料中最缺少的是具体的数量，并且各种史料之间根本不存在哪怕是稍微一致些的标准。在早期，文献失之过简过少，而近代的资料又极其浩繁；但无论哪一种情况，确定次数都有很大的随意性。

总之，到目前为止，没有证据表明自然灾害本身存在着越来越频繁、次数越来越多的趋势。同样，也不存在灾害频率越来越稀、次数越来越少的规律。只能说，在一段时间里，灾害会比较集中、频繁，灾情也比较大，而在另一段时间里，灾害次数减少，程度减轻。例如，前面已经提到，19世纪中叶黄河陕县段曾经出现过每秒36000立方米流量的洪峰，但一个半世纪以来一直没有再出现这样大的洪峰，能说黄河的洪水灾害越来越严重吗？反之，我们也不能断定黄河不会再出现这样大的洪峰，也不能说黄河的洪水灾害越来越轻了。

(二)人类活动增加了自然灾害吗

至于说到灾害的社会因素，即人类活动对自然灾害的影响，也应该全面地看。现在有些人往往将一切灾害都归咎于人类活动，归咎于人口过多，习惯于说“由于人口的压力……”“随着人口的增加……”好像人类活动和人口本身就是万恶之源，人类活动只能增加自然灾害。这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是绝对错误的。

固然，一部分人类活动增加了自然灾害的次数，或加剧了自然灾害的程度，尤其是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和对自然资源不合理的使用。

一些最明显的例子如：随意砍伐树木，破坏植被，滥垦滥牧，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引起局部小气候的恶化。流入江河中的泥沙淤高河床，堵塞河道，影响航运，不利灌溉，在洪水时加重了灾害。不合理的采伐和狩猎使很多动物濒临灭绝。过量提取地下水引起地面沉降和塌陷，盲目回灌又导致地下水污染。人口流动使某些原来局限于很小范围的病菌或疾病传播开来。温室效应的具体结果目前还有争议，但人类活动排放的二氧化碳等气体能使气温有所升高则是肯定的。

但是人类活动也有另一方面的作用，即大大减少了自然灾害和自然灾害的破坏程度。例如长江中下游平原曾经以潮湿低洼、传染病流行著称，西汉时就有“江南卑湿，丈夫早夭”(长江中游南部地势低而潮湿，男人都活不长)的说法，长江下游河网、沼泽、湖泊遍布，水灾不断，交通受阻。中原人对江南视为畏途，轮到做官的不愿去，封地在那里的贵族宁可减少封邑也要设法换回中原。南方人口稀少，居民生活贫困，多疾病，平均寿命低。随着人口的增加，生产工具的改进，过于茂密的丛林被砍伐，植被被清除，通过开沟挖河，排除了地面积水，降低了地下水位，也使环境卫生得到改善，地方病、传染病、流行病大大减少。到公元10世纪后，我国的经济重心已经南移，到了12世纪以后，江南已被称为鱼米之乡、人间天堂。江南的开发和发展有气候变化的因素，但主要还是人类活动从积极方面影响了自然环境，使自然灾害的影响大为缩小，减少了破坏程度，增强了恢复能力。

人类造成或加剧自然灾害的作用大多是不自觉的，或者是不得已的，如前面提到的中国古代对黄河中游地区的移民和开发、美国近代对西部的开垦，60年代苏联对中亚的开垦，或者是出于人口的生存压力，或者是没有了解自然规律，或者是规划失当。但人类防止和消除自然灾害的努力却都是自觉的，尽力的。所以尽管要付出较大的代价，由人类自己造成的灾害相当大一部分已经由人类自己消除了。如美国的“黑色风暴”早已绝迹，美国西部的大多数地方已经不存在水土流失过量的问题。由于粮食早已自给有余、生产过剩，美国不少土地已实行休耕或轮作，或者已经弃耕还牧、还林、还荒。

建国后，我们一度在黄河中游盲目扩大耕地面积，片面强调“以粮为纲”“人定胜天”，减少了林地和牧地，不顾实际可能开垦陡坡、冲沟、河滩，这些都加剧了水土流失，使流入黄河的泥沙量增加，也使黄河下游的河道年年淤高，堤防险象环生。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近50年来黄河没有发生过决口改道，基本上保持了安流。这不能不归功于下游的堤防工程和整个黄河流域的一系列综合治理措施。

还应该看到，由于生产力和破坏力都增强了，工业文明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会比农业文明更强，但这并不说明农业文明就不会破坏环境，更不能证明生产力越是落后，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或造成的灾害必然会更小。例如，中国历史上的无数旱灾不仅使人口大量死亡，在很多地方，飞禽走兽、老鼠等小动物及树皮草根都被吃尽，死者的尸体无人掩埋，传染病流行，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比现代社会更为严重。又如，鼠疫等传染病在亚洲、欧洲、非洲都曾经造成大量人口死亡，有的地方死亡率超过50%。即使是一般的生活环境，也未必是古代比现代优越。古代可能会有很多的空地和树木草地，但建筑简陋，粪便和生活污物得不到及时处理，水源同样会被污染，传染病发生后不能及时处理。古人的平均寿命一般都很低，除了营养和疾病方面的原因，环境也是主要因素。

而随着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识的加深，随着人类生产能力的提高，防灾减灾的意识必然会不断增强，那么不自觉引起的自然灾害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而避免和减少自然灾害的能力还会不断加强。

(三)生态平衡的基础：以人为本

美国的黄石公园被列为纯自然环境保护区，规定对这里的一切要尽量听其自然，人类不要干预。前几年发生山火，烧毁了大片森林。大火延烧了几个月，但管理人员只能转移人员和物资，只能防止火烧到公园外面来，却不能救火，因为火既然是自然产生的，无论烧多久，也得让它自然熄灭。总算上帝有眼，一场大雨将火扑灭，黄石公园没有被烧光。

这场大火使一些人对这种“纯自然”的保护方法产生了怀疑：早一点把火灭了，少烧掉一些树木究竟有什么不好？要是真的把公园烧得差不多了，还谈得上什么保护？但坚持这种原则的科学家认为：黄石公园有足够大的范围、足够多的生物群落防止自身的灭绝，这场大火最终在没有人力干预的情况下熄灭就证明了这一点。以往黄石公园也发生过野火，都是听其自生自灭的。大火也不全是坏事，木材的灰烬是天然的肥料，过火的林地在适宜条件下完全能自然更新，依靠公园内部的调节，会达到新的生态平衡。对科学家来说，不加干预的环境也有利于考察纯自然的规律。

不过，黄石公园只能是人类一个小小的试验场，即使是在“地大物博”的美国，这样的试验场也只能是个别的，因为人类总得优先考虑自己的生存。如果把大半个地球划为这样的试验场，人类将何以为生？

严格说来，黄石公园已不是绝对的“纯自然环境”了，至多只能说受人类的影响或干预比较少而已。那么多的游客和管理人员，附近那么多的汽车，周围已经现代化了的环境，绝不会对它毫无作用，更不用说因为人类活动而引起的地球的宏观变化对它的影响。

科学家所说的生态平衡，又称自然平衡，是指生态系统发展到成熟的阶级，它的结构和功能，包括生物种类的组成、各个种群的数量比例以及能量和物质的输入、输出等都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www.chuimin.cn)

生态系统是开放的、动态的系统，不断有能量和物质的输入和输出。如太阳辐射和无机物通过生产者(植物)的光合作用被转化为有机物存留于生态系统中，供给一切生命的需要；另一方面，生态系统中的有机物被各级消费者(动物)摄取，并在转化、呼吸和排泄等生理过程中不断地消耗掉。有机物还可以通过人类的收获、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流出等方式从系统中输出。微生物也把植物和动物残体分解和转化为无机物，归还给环境，供植物再利用。总之，生态系统中的能量和物质每时每刻都在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之间不断地流动和转化。

不开放的生态系统是不能持久的，美国一个密封的人造生态环境“地球一号”最终无法继续运行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当然如果这个系统造得更大、更全面，它能够维持的时间一定会更长，甚至达到相当长，但如果完全封闭的话，最终仍然会趋于枯竭，因为阳光、空气带来的或许不仅仅是热量、光、氧气，并非人工都能造就。

静态的系统就不成其“生态”了，生态系统离不开生命，离不开各种生物的作用。有了生命才能有能量和物质的流动和转化，才能使该系统不至于衰竭。

纯粹的生态系统是靠自然平衡的，它是一种控制系统或反馈系统，具有反馈机能，能自动调节并维持自己的正常功能。能量和物质在这个系统内流动或循环的过程中每发生一种变化，反过来又会影响这一变化的本身，这样的结果就能达到一种新的平衡。例如原始森林中一种以树叶为生的昆虫种群突然数量激增，树叶被过量吃掉，危及森林。但以这种昆虫为食的一种鸟却因为食料丰富而大量繁殖，所以到一定的阶段，吃树叶的虫数量减少，被吃的树叶也随之减少，森林恢复生机，这一生态系统达到新的平衡。所以在自然条件下，生态系统的演替总是自动地向着生物种类多样化、结构复杂化、功能完善化的方向发展。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和相对稳定的环境条件，生态系统迟早会进入成熟的稳定阶段，使其达到生物种类最多、种群比例适宜、总生物量最大、生态系统内部的稳定性最强的境界。

可惜从人类诞生开始，地球就不是黄石公园了。我们讲生态平衡，一定不能不考虑到人类的存在。与生物不同的是，人类不愿意也不可能完全被动地接受其他因素的调节，而首先必须考虑有利于自己的生存，早在人类的原始时代已经如此了。我认为，随着人类数量的增加和居住范围的扩大，越来越多的生态系统已经变成了人类生态系统，即人类已经成为各相关生态系统中最富有能动作用、最活跃的因素。

但是人类的利益和需求不可能与所在的生态系统完全一致，即使是关系到长远利益时，人类首先也要考虑自己的生存和繁衍。要是人类自己灭绝了，或者在这一生态系统中的人灭绝了，那么生态系统对于人类来说，就不会有什么意义。如果昆虫吃的是人所必需的粮食作物，人绝对不会等到吃昆虫的鸟来消灭它，而是要想办法立即杀死它们。如果土地的肥力不足以保证粮食的生长，人可能以烧火焚烧地面植被的方法，也可能采取休耕轮作的办法，或者杀死一批小动物或砍下一批植物来当肥料。为了生存，早期的人类不能不破坏周围原来的生态平衡，绝不能用自身的减少或灭绝来维护原来的平衡。即使在今天，我们也不愿付出这样的代价。在生存与破坏生态环境不能两全时，人类只能选择生存，哪怕这样做会留下长期的祸患。在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与破坏生态环境矛盾时，人类可以有所选择和调整，向自然环境作暂时的让步，但也不会放弃提高生活质量的追求。

人类历史上也有过无意中实现了生态平衡的事例。东汉末年，军阀董卓逼汉献帝西迁长安，并出动军队将首都洛阳及其周围的居民全部赶走，使洛阳200里内成为无人区。20多年后，魏文帝曹丕带官员去洛阳，发现到处长满了树木杂草，连人马都无法通行，只能边走边开辟道路。一个繁华的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居民区，在付出了惨重的损失和全部外迁后，换来了一个树木郁郁成林、植被完全覆盖的生态系统。但这是正确的途径吗？人类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吗？

在人类生态系统中，人是主人，是本位。人不应该也不可能仅仅是为了自然的完美或和谐才去保护环境，只能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才去追求自然的完美和和谐。离开了人和人的利益，自然环境、生态系统对人类又有多大的意义？我认为，以人为本是我们对待自然的基本态度，也是人道主义的基础。

西方的大学中流行着一道没有正确答案的辩题，大意是在一个小岛上有一位总统、一位老人、一个孩子、一名妇女，最后一架飞机只能运回其中的两人，应该让谁离开？意见和理由可以有各种各样，充分反映了人们不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但如果把这个问题改一下，岛上有一名罪犯、一个低能的人和两头珍稀动物，在飞机只能运回其中两人(或两头)时，应该让谁留下？我就会毫不犹豫、理直气壮地选择这两个人，哪怕他们再低能、再恶劣，他们毕竟是人，而动物再珍稀、甚至世界上再也没有第二头，也只是动物。

为了保护环境、维持生态平衡，可以在某一时期让某些人牺牲一些利益，但首先必须保证他们的生存。正如适度人口只能通过人类自觉的控制来达到，而不能用让天灾人祸来屠杀一部分人的方法来实现一样。当一头濒危动物危及一个人的生命时，当然最好的办法是在不伤害它的情况下保护人的安全。但如果只能在二者间作出选择的话，就只能选择人。同样，在一些人的最低生活水平还无法维持的情况下，即使他们的生产方式有害于环境的保护，也只能容许，除非其他人能够在不损害他们的尊严的前提下提供足够的帮助，使他们能先摆脱困境。一条鲸鱼在发达国家的海滩上搁浅，人们千方百计地将它解救，但在非洲海滨被饥民们当食品吃了。我们固然应该赞扬解救鲸鱼的人们，但也没有理由指责吃掉它的饥民，如果他们的确找不到其他食物、又没有得到及时救助的话。

近年来，一些环境保护组织在唤醒人类的环境意识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及时制止了一些破坏环境、影响生态平衡的行为。但也有少数人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背离了以人为本的原则，违背了人道精神。例如有人以保护动物为名，反对使用一切动物皮毛、动物制品，反对以动物做医药试验，甚至破坏实验室，伤害科研人员。谁都知道，如果不用动物做试验，一些医疗手段和药物是否有效就无法检验，一些教学和实验就无法进行，到头来还是损害了人类自身的利益。动物皮毛和制品完全不加利用也是纯粹的浪费。这些人信奉的已经不是人道，而是动物道、兽道，如果真是如此，他们首先应该停止食用一切动物肉类，将他们的宠物放归自然，为生活在寒带而不具备现代取暖设备的人提供皮毛的代用品，让实验室和科研人员用他们来代替动物作解剖或药物试验。否则，连动物道也是假的。

(四)靠什么与自然相处

当然，以人为本绝不是事事只考虑人类的利益，或者完全不顾自然规律。在与自然相处中，人类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观念，正确认识自己在自然界应有的地位，对自然界应该采取的态度。

在这一方面，中国和外国的先哲都有过不少精辟的见解。总的说来，都主张保持人类与自然的和谐，而不是对自然无限制地索取；认识到人类的局限，而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自然；注意自然界的休养生息，保持生态的自然平衡，才符合人类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爱护人类，也爱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

但事实证明，中外先哲的正确认识并没有变成人类的自觉行动，有时他们也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愿，更不用说其他人了。在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中，自然环境遭受的破坏的确可以说是越来越严重，而主要的破坏因素恰恰是人类活动。

原因何在呢？就是因为人类缺乏科学，不能掌握与自然相处的主动。

自然现象是极其复杂的，自然规律更难以探求，仅仅凭着一种善意，一种良知，一种观念，而不了解自然界的实际情况和基本规律，是不可能真正做到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譬如说，资源的利用怎样才算适度？土地利用的方式怎样最好？水旱灾害怎样才能减少？如果真有正确的答案，再愚蠢的统治者也不会拒绝了解。但没有必要的科学技术手段，能回答这些问题吗？

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朝廷派阿弥达再次探寻黄河正源。皇帝之所以如此重视黄河正源的调查，并不是为了科学考察的目的，而是因为上一年黄河又在江苏(当时黄河流经苏北)、河南决口，一般都认为这是由于没有能在真正的源头对河神进行祭祀所致，所以才不远万里去寻找黄河正源。要是当时就有对黄河水患的科学分析，乾隆皇帝何必劳师动众呢？

即使了解了自然规律，也还得有一定的物质基础。西汉时，人们已注意到了黄河巨大的泥沙量，也知道这些泥沙的危害。此后直到清朝末年，不少学者都已指出，山区或上游的滥垦滥伐，是导致中下游河道淤塞，水旱灾害频繁的根源。但在无法缓解人口压力，使大批无地少地的农民和嗷嗷待哺的灾民有饭可吃的情况下，谁又能制止他们疯狂地涌向山区，采用掠夺式的开垦方式，以便养活他们自己呢？

明朝初年，统治者曾将地处今湖北西北，与陕西、河南交界的荆襄山区划为禁区，这固然是为了防止它成为潜在的反抗势力的基地，但客观上也起着维护生态平衡，防止水土流失，保护水源的作用。可是当不断涌入的流民、灾民达到数十万，统治者的军事镇压和武力遣送无济于事时，就不得不同意他们就地入籍，并设置了新的行政区划。清代中期，类似的情况一次次在汉水上游、南方山区、云贵高原重演，但统治者除了采取默许态度或最终给予承认以外，确实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因为谁也无法使如此多的流民有饭吃、有田种。

就是到了科学技术发达的今天，我们也还不能随心所欲地停止某些不利于环境保护的生产方式，禁用某些破坏环境的产品。停用氟利昂，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就是因为牵涉到一些国家的利益而举步维艰。但如果人类真的已经找到了既省钱又不破坏环境的新产品，又有谁会拒绝使用呢？

何况，自然界毕竟是自然界，不可能与人类建立人一般的感情。即使人类没有对自然界造成不利的影响，自然界也不可能事事都为人类着想，一些大的灾害是不以人类的意志和活动为转移的。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在人类没有出现时，在人类的活动微乎其微、根本不可能对自然有明显影响时，巨大的灾害照样在发生。例如，地震、火山爆发、特大洪水、持续大旱，并不会因为人类活动的收敛而绝迹。我们只能依靠科学技术，深入了解自然规律，通过顺应其规律的手段找到趋避灾害的方法，寻求造福于人类的途径。

人类当然应该节约资源，但如果没有发达的科学技术，节约就只能是少消费，过苦日子，绝大多数人是不愿意的。但在科学技术发达的前提下，节约资源只是减少了浪费，提高了资源的利用率，所以人类的生活质量不仅没有降低，反而能不断提高，这样的节约有谁不欢迎？对自然不是也有利吗？

在我国西北一些干旱地区，人畜用水十分困难，洗澡成了一种奢侈，以至有一辈子只洗三次澡的传闻。但同样是极其干旱的以色列，居民却过着现代化的生活，不仅没有缺乏洗澡水的忧虑，还可以见到鲜花和喷泉。要是没有高度发达的节水技术和科学的用水规划，以色列人就只能与阿拉伯土著居民一样生活在干旱之中了。

(五)不能无忧，不必过虑

尽管从宏观的历史看，地球必定也有一个由产生到毁灭的过程，但这是以数十亿年计的，而人类产生至今不超过300万年，人类的文明史更只有1万余年，再增加一个世纪或十个世纪也只是地球史上极其微小的一个瞬间，完全不必担心地球在此期间会有什么突变。

当然渐变和周期性的变化对人类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如气候变冷或变暖，变干或变湿，各种灾害，如洪涝、干旱、暴风、大雪、地震、火山爆发、厄尔尼诺现象等，都会造成生命财产的损失。但从几千年的演变规律看，每一种自然要素都同时存在着长短悬殊的周期，从几年、几十年以至数千数万年不等，人类对这些要素的科学观测不过一百多年，粗略的了解也不过数千年。即使根据这些很不完整的知识，也不能得出自然界的变化正在加剧的结论，近年来的变化也没有超过历史上的峰值。例如，很多人担心地球会变暖，下一世纪年平均气温会升高2℃。且不说事实未必如此，就是真的升高了，也没有超过三四千年前的气温。在这样的温暖气候下，中国历史不是也延续下来了吗？何况我们现在适应气候的能力已经大大提高，气候变暖也不完全是坏事！

工业化以来，人类活动对自然的影响的确增加了，如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对生态平衡的破坏、城市和建筑物的剧增、资源的过度开发和使用、人口的高速增长等，都会引起自然环境的变化。但应该看到，与地球内部积聚的能量和受到的外界影响(如来自太阳的热量)相比，作用还是相当微弱的。例如在完全没有工业生产时，甚至在人类产生之前，地球上就发生过比今天更大的洪水、干旱、地震。再说，人类活动既然能够影响自然，那么人类也可以通过调节或改变这些活动来加以控制，例如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控制人口增长，节约资源等等，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资源的能否再生，一种资源是否对人类有用或是否已经枯竭，都是相对于一定的科技水平而言的。随着科技的进步，可供利用的资源必然会不断增加，节约的余地也会越来越大。如果停留在电子管的水平，今天全世界的发电量未必能满足电脑的需要；如果没有滴灌技术，以色列的蔬菜水果就不可能大量出口。但电脑和生物工程的前景依然令人鼓舞，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节能潜力很大，完全可以用更少的电能和材料达到更高的效率；而如果用基因工程来生产蔬菜水果，传统的灌溉将完全不再需要，用水量必然比滴灌还低。我们当然应该珍惜资源、节约资源，但重要的是以科技手段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和再生率。如果这样，地球上的资源完全可以满足未来的需求。

我不是自然科学家，更不是预言家，但对地理环境变迁历史的了解，使我产生了这样的信念：21世纪的自然环境不会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人类对可能出现的灾害和困难不能没有准备，但也不必过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