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能自给自足吗：持续发展与资源

七、中国人能养活自己吗：持续发展与资源

古老的《诗经》中有这样四句话：“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反映了中国古代的君主对世界和自己的国家的认识。在他们的心目中，还没有世界的概念，只知道有“天下”，而“天下”就应该完全是他的领土，生活在上面的人都是他的臣民，“天下”就都应该由他来统治。当然也有他不统治的地方和人口，但那是君主不屑一顾的蛮荒之地，生活在那里的是“天子不臣”(天子不愿意接受他们为臣民)的“四裔”，是被称为“东夷、西戎、北狄、南蛮”的各种非华夏民族。既然“中国”、“中原”或中央王朝的统治区是天下最富庶、最繁荣、最文明的地方，自然应该无所不有。即使个别品种有缺，通过“四裔”贡献“方物”(土产)也能齐备。一句话，天朝大国不必依靠别人。

直到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乾隆皇帝在颁赐给英王乔治三世派来的使者马戛尔尼的“敕谕”中还表示：“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无贵重。”他要外国使臣明白，天朝什么都有，根本不稀罕他们的贡献，只是“念其诚心远献”，才破例收下。实际上乾隆根本没有认真了解，英国人带来的礼品中有没有中国不出产或制造不了的东西，直到他的孙子道光皇帝，才体会到“英夷”那些“坚船利炮”的厉害。

不过，就是到了中国领土的形状已经由一张秋海棠叶子变为一只雄鸡，中国人对自己国家“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认识也还没有改变。

(一)“地大物博”的事实

要说“人口众多”，至今还毫无问题，因为不但目前中国人口还稳居世界第一，就是以后让印度或别的国家赶上，十几亿的庞大数字也还是称得上“众多”的。

今天的人口数字只是中国国情的一个方面，而且从国家最高领导至一般民众，都已经体会到了庞大的人口给中国带来的压力，但在当年却是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象征，作为中国富强的一项重要指标而公布的。所以当马寅初提出要对人口增长作适当控制的建议时，立即被指责为“中国的马尔萨斯”，受到粗暴的批判。事后毛泽东还特别强调了人口多的好处：“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的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说到“地大物博”，也未始不是事实。

中国的领土面积有960万平方公里(运用遥感等新技术测量的结果超过1000万平方公里)，占亚洲大陆土地面积的22．1%，占全世界陆地面积的6．4%，在世界上仅次于俄罗斯和加拿大而居第三位。而历史上中国的最大疆域更大，如鸦片战争前的清朝领土面积超过1300万平方公里，比完成扩张前的沙皇俄国还大。

中国还拥有辽阔的海域，内海、近海的面积达数百万平方公里。从东北的鸭绿江口至北部湾的北仑河口，海岸线长达1．8万公里。如果加上5000余个岛屿的海岸线，全长达3．2万公里。

中国的领土从北纬53°34′.3°51′，南北约跨50个纬度，由寒温带至赤道带，其中约25．9%为温带，18．5%为暖温带，26%为亚热带，三者合计约占70%，有优越的热量条件。中国的领土从东经73°附近至135°05′，东西的跨度近62个经度，由太平洋沿岸到欧亚大陆的中心。中国的土地面积中，湿润区约占32．2%，半湿润区约占17．8%；半干旱区约占19．2%，干旱区约占30．8%；湿润、半湿润区与半干旱、干旱区基本各占一半。由于土地的水、热条件组合的差异，复杂的地形、地质条件，多种多样的土地利用方式，悠久的历史，形成了中国极其多种多样的土地资源类型，极有利于农林牧副渔各业的全面发展。

特别是在19世纪中叶以前，当中国的疆域和人口稳居世界第一、又处于农业社会时，中国始终保持着一项长期引以为自豪的纪录——粮食和生活用品完全自给。直到中国的人口超过4．3亿时，尽管人口的压力已相当严重，但只要不遇到大的灾害，全国的粮食供应还不成问题。

土地资源的多样性还使中国很容易引入外界的新作物，从西汉时的葡萄、苜蓿，到明清时的番薯、玉米、花生、土豆、烟草，来自世界各地的作物几乎都可以在中国落地生根、繁衍后代。在物质文明的引进方面，中国人倒是相当开放，所以一些新作物的引种、推广和普及往往非常迅速有效。在农业社会，中国的确堪称“物博”，因为除了统治者的特殊需要外，有关国计民生的一切需求是完全可以自给的。

即使用工业化、现代化的要求来看，中国资源的总量也是很可观的。中国的水资源主要来自全国河川径流和地下水的补给，年水资源总量约为28124亿立方米。按全国河川水资源量计算，中国仅次于巴西、苏联、加拿大、美国、印尼而居世界第六位。但由于中国的河流落差大，水力资源异常丰富，理论蕴藏量达6．76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位。

除了水力外，中国的常规能源的资源品种也相当齐全，是世界主要能源国家之一。其中煤炭保有量至1990年底已达9014．53亿吨，居世界前列。石油、天然气、油页岩、铀、钍等都有相当多的储量，石油和天然气除已探明的外，内陆和海上的远景储量都很乐观。

中国的森林覆盖率虽然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现有林地面积仍达1．25亿公顷，居世界第八位。森林蓄积量91．41亿立方米，居世界第五位。北部和西部牧区与半农半牧区的天然草地约3．17(或作3．53)亿公顷，占世界草地总面积的10%，居世界第三位。草场面积2．22亿公顷(1990年)，面积居世界前列。

由于矿产资源种类多，分布广，储量大，中国是世界少数几个大部分矿产资源能够自给的国家之一。到1990年为止，已探明储量的矿种有148个。有色金属居很大的优势，钨、锑、锡、汞、钼、锌、铜、铋、钒、钛、稀土、锂等的储量均居世界前列，其中如钨的储量为世界各国总储量的3倍有余，稀土金属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一半以上，锑的储量占世界储量的44%。铅、铁、银、锰、镍等的储量也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其中铁和锰都占第三位。在非金属矿中，硫铁矿、菱镁矿、重晶石居世界首位，磷矿居第二位，石棉矿等也居世界前列。随着探矿技术的进步和勘探的深入，一些矿藏的储量还有增加的余地。

中国的生物资源也非常丰富。如种子植物有24500余种，仅次于马来西亚和巴西，居世界第三位。经济作物(按单项用途一次一种计) 达2411种，它们不仅可用作食品、药材、纤维和其他多种工业原料，而且可保护和改善自然环境。水产资料中鱼类约有2400多种，海洋鱼类占五分之三，五分之二为淡水鱼类。尚有甲壳类、贝类和海藻类等可供利用。

看了这些统计数字，没有人能够否认中国在资源方面的大国地位，加上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人自古以来就养成的极其节俭的生活方式，使中国历代的统治者产生了一个错觉：中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所以当他们与周边的少数民族首领或外国君主打交道时，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富裕和对方的贫穷，在接受对方“归顺”或“朝贡”时，总是实行“薄来厚往”的原则，在收到对方的一点土产或象征性的贡品后必定会给予数倍甚至数十倍的“赏赐”。而对入侵的异族或外国，如果没有对付他们的军事实力，或者不愿意动用武力，统治者就会想到最有效的办法，赏给他们大量的金银财宝和粮食物资，因为统治者认为这是他们入侵的主要目的。从汉武帝、隋炀帝、唐玄宗，直到清朝的皇帝，无不以向异族和外国炫耀中国的富裕为荣为乐。汉武帝曾经大开仓库，让外宾们爱拿什么就尽管拿。隋炀帝在洛阳遍设餐馆，在外宾们酒足饭饱后却分文不收，并告诉他们中国吃饭向来不要钱。乾隆皇帝对英国的使臣在“政治”上毫不让步，坚持要对方行跪拜大礼，并断然拒绝英国在北京派驻常任代表的要求，在经济上却异常宽厚，不仅给予出乎英国人意料的巨额赏赐，还对他们带回的货物一律免收关税。

这类天朝大国的遗风到不久前我们还能体会到，尽管我们的国家离富裕还差得很远，但在炫耀国力时却常常要与富国相比，甚至竭力要超过它们。即使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或“文化大革命”造成经济接近全面崩溃时，对外宾的接待规格依然不能降低，连应该由他们付的钱也尽量不收或少收，目的无非是不能让他们把中国看穷了。

古代的君主把国家当成他们的私产，所以他们关心的只是全国总共能积累多少财富，或者能从全国百姓身上收取多少赋税，而对百姓的贫富程度并不关心，只要百姓不饥不寒、不起“盗心”，就天下太平了。这种传统也影响到共和国的早期领导人，所以他们关心得更多的是国家的强盛以及在国际上的影响。在“大跃进”时，他们提出的目标就是15年赶上英国，却似乎没有想过，以中国的人口和土地，即使生产的总量与英国一样，人民是否能与英国人过上同样水准的生活。

说来可笑，天朝大国的皇帝在夸耀自己的富有时，不仅对中国以外的世界一无所知，对自己的家底也不清楚，连一些最重要的数字也不甚了了。号称圣明的乾隆皇帝有一天惊奇地发现，全国人口竟然比自己祖父康熙皇帝执政时增加了15倍以上，却不知道康熙时统计的“丁”并不包括全部人口，所以人口的实际增长率远没有那么高。清朝末年为了立宪的需要，才第一次进行全国人口普查，可是没有等到结果出来，清朝就已覆灭，整个民国期间中国究竟有多少人口依然是个未知数。直到解放初期，我们还在自称“四万万五千万同胞”或“四万万八千万中国人民”，等到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的结果公布，才知道除台湾以外的中国大陆已经有5．8亿人口。

人口如此，其他家底也不见得清楚。而且出于“政治”需要，有关国情的一些重要数据不是严格保密，就是随意公布一些并不准确的数字，甚至为了“政治”需要而制造数字。如果我们现在再看到“大跃进”年代的各种数字，一定以为当时的人都不懂基本的数学知识，以至随意加上了几个零，例如粮食亩产10万斤，蔬菜亩产100万斤等等，但却明明见诸党的机关报和领导人的讲话。

正因为如此，“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一直被视为中国的特点和优势。

改革开放之初，当国门终于打开时，中国人才发现，自己的生产能力和生活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竟有如此大的差距，但以往用总产量比较(当然还有很大的水分)时却无论如何也体会不到。当过上富裕生活名正言顺地变为中国人的目标时，用人均水平与外国比较也就有了经常性的需要。当“人均”的概念开始普及时，很多人如梦初醒：原来“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这两句话应该合起来看，其结果必定是人均的地有限，人均的物不足。一个持续了两三千年的神话，终于被现实击破了。

(二)人均资源的危机

用人均指标看中国的资源，的确并不乐观。如果再结合这些资料的质量和实际开发的可能性，形势就更为严峻。

按90年代初的统计数字，中国有耕地9572万公顷，占世界耕地总面积的7．7%，但人均占有耕地约0．1公顷，仅为世界平均数的三分之一。1990年中国森林面积1．246亿公顷，人均约0．107公顷，而全世界森林面积约40．49亿公顷，人均约0．8公顷。全世界森林覆盖率为31%，中国仅为12．98%，列世界第121位。中国森林蓄积量91．4亿立方米，人均约8立方米，而全世界森林蓄积量约3100亿立方米，人均约72立方米。天然草地的人均占有量稍多，每人为0．35公顷，但也不足世界平均数的一半。所以，中国平均每人占有的农、林、牧用地的总和不过0．54公顷，最多也不超过0．67公顷，仅为世界平均数的四分之一强至三分之一。

中国的土地山地多，平地少，据粗略估计，山地、高原、丘陵面积约占土地总面积的69%，平地约占31%。山地一般高差大，坡度陡，土层薄，土地的适应性单一，宜耕性差，开发的成本高。山区的生态环境一般比较脆弱，利用不当极易引起水土流失和资源破坏。世界陆地的平均海拔高度为830米，而中国大陆的平均海拔高度达1475米，是世界平均高度的1．76倍。这意味着中国在开发农、牧、工矿各业和保护自然环境时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由于中国长期人口众多，生存压力大，条件稍好的土地已开发殆尽，后备的土地资源已相当有限。据林业部门调查，可供进一步发展生产的后备土地资源约1．225亿公顷，其中包括疏林地0．156亿公顷，灌木林地0．296亿公顷，宜林宜牧的荒山荒地约0．9亿公顷。这些土地主要只能作为林牧用地，每人平均仅0．12公顷。而适宜种植、人工牧草的后备土地资源，估计最多只有0．33亿公顷，其中可以作为粮棉等农作物生产基础建设的毛面积约0．13亿公顷，净面积仅0．067亿公顷的潜力。相反，流动沙丘、戈壁和海拔高于3000米而不易利用的土地等无效土地面积约有3．487亿公顷，占中国土地总面积的36．3%。

中国的土地资源的分布也很不均衡，地区间的差异非常显著。全国耕地与林地的92%、农业人口与农业总产值的95%和畜牧业的大部分集中在东南部季风区，但区内自然灾害频繁，森林分布不均，土地资源的性质和农业生产条件的差别也很大。西北内陆区虽然光照充足，热量较丰富，但干旱少雨，水源少，沙漠、戈壁、盐碱地面积大，西半部的极端干旱荒漠更完全依靠人工灌溉。青藏高原地区大部分海拔在3000米以上，日照虽然充足，但热量不足，高而寒冷，土地自然生产力很低，不易利用。

中国的多年平均年降水量约为61900亿立方米，折合年降水深度648毫米，仅为全球陆面平均年降水深度800毫米的80%。中国河川年径流总量为27115亿立方米，占全世界径流总量的5．8%，占亚洲径流总量的18．8%，但按人口平均，每人每年拥有水量仅2474立方米(1988年)，只有世界人均占有量的四分之一。

除了量方面的困难外，中国水资源的特点也带来了一些不利的因素。如降水和河川径流、浅层地下水的补给量的地区分布很不均匀。东南沿海地区的年降水量约有1800毫米，而西北内陆地区只有约200毫米。河川径流的差别则更严重。在一年之内，降水和河川径流集中在汛期，月际变化也很大。东南沿海地区降水量最多的4个月要占全年的50%.60%，其他地区要占70%.80%。多数地区河流径流量最大的4个月要占全年流量的60%.70%，而东北、华北和藏北高原可占全年80%以上，华北地区7月、8月的流量可占全年的50%。最大年降水量与最小年降水量的比值(降水量年度间的差异)，长江、松花江、珠江为2.3倍，黄河为4倍，淮河可达15倍，海河竟高至20倍。连续多水年与连续少水年的出现也十分突出，例如黄河1922.1932年连续11年的平均年径流量比正常年份少30%，而1943.1951年连续9年的年平均径流量又比正常年份多8%。其他河流也有这样的现象。

水资源质量的突出问题，是主要河流的泥沙量大。黄河三门峡以上平均年来沙量达16亿吨，为世界之最。长江宜昌多年平均输沙量也有5．2亿吨，在世界大河中名列第四。泥沙量大不仅造成下游平原地区河势经常发生变化，历史上曾多次改道，也使湖泊、水库淤积快，水轮机和各类过水结构磨蚀严重。泥沙又是污染物的载体，污染物随泥沙输送、淤积而流动，影响水质。

水能的理论蕴藏量虽然高达6．76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但可开发的水能装机容量估计为3．78亿千瓦。由于各条河水量及落差不同，各流域水能资源差别很大。长江及西南各河水能蕴藏量占全国各河的78%，水能可开发量占全国80%，但其中一些河流的水能开发难度很大。如雅鲁藏布江大拐弯落差之大、蕴藏水能之大世所罕见，但周围荒无人烟，山险林密，气候多变，交通极其困难。

中国矿产的人均占有量也不高，在世界上45种主要矿产储量价值比较中，按矿产总值比计算，中国可居世界第三位，而人均却居世界第十位。有些矿储量不小，但贫矿多，品位低，开采和加工的成本很高。

从总量看，中国完全是个能源大国。1996年生产的一次能源，包括原煤、原油、天然气、水电折合标准煤12．6亿吨，居世界前列。但如按人口平均，每人每年消耗的能量折合标准煤为1．14吨，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相差更大。

要提高人均占有量的途径无非是三条：增加储量或产量，从国外进口，减少人口。第一条虽不无可能，但余地不会很大。因为经过几十年的调查勘察，尚未发现或查明的资源量不会很大，而且开发利用的成本较高。如石油、天然气资源，前景较好的是西部和海上，但勘探难度大，前期投入多，生产成本高。从国外进口，即使不考虑全世界的资源短缺，也会受到资金的制约，只能限于少数品种。而由于中国人口庞大的基数和增长的惯性作用，即使计划生育得到严格实行，要使人口开始减少至少还要几十年时间。这就决定了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均资源占有量低的特点无法改变。

当中国人终于从“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误区中走出来以后，多数人的头脑清醒了，从幻想回到了现实，从“天下之中”、“天朝大国”来到了世界民族之林。但看着一连串严峻的统计数字，面对日新月异的世界和变幻莫测的风云，一些人又丧失了竞争的勇气，认为中国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人口又如此之多，不仅赶上发达国家无望，连能否保持“球籍”还是未知数。

于是有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到下一世纪，中国人能养活自己吗？(www.chuimin.cn)

(三)中国人能养活自己吗

这不是一个随便说说的话题，而是由一批有头有脸的人物正式提出的，其中包括颇负盛名的专家学者，如美国的布朗。他们着眼的并不是什么高深的理论或令人眼花缭乱的数字，而是一个简单的事实：中国在未来是否能够生产足够本国人口吃的粮食？要是真连自己的人口都养不活，那还谈什么现代化？还谈什么赶上发达国家？当然，世界上也有一些粮食不能自给的发达国家，但一般都是人口不多的中小国家，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超过10亿的国家如果需要大量进口粮食，当然会影响到全世界的粮食供求平衡。

要说简单，这也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事实：中国今后每年增加的粮食产量能不能养活当年增加的人口？或者说，中国每年的人均粮食占有量能不能维持不变？由于中国目前的人均粮食占有量并不高，所以理想的模式还应该不断有所增加。但实际情况却是：从1983年至1994年，中国的粮食总产量由3．87亿吨增加到了4．45亿吨，增长了14．8%，但由于同期的人口增长了16．5%，使人均粮食占有量从376公斤下降到了371公斤，减少了1．3%。

那么中国究竟能不能解决这个史无前例又天下无比的难题呢？单纯的数字分析或许很难得出结论，我们不妨与其他国家作一番比较。要说中国的人均资源少，有没有比中国更少的？如果有，这些国家的情况又是如何？

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我们的东邻日本。

日本的国土面积是37．78万平方公里。1994年的人口有1．243亿，居世界第七位。1992年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334人，与荷兰的每平方公里359人、比利时的每平方公里325人不相上下。但如果考虑到日本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土是山地，平原只占国土的13%，日本就是世界上以耕地面积计算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这里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密度”的概念，即平均每平方公里的农用土地的人口数，来进行比较：中国551 (1978年数，以下各国同)，印尼676，孟加拉国910，荷兰1106，埃及1426，而日本高达2219。日本唯一比中国有利的条件是，年人均水量接近中国的2倍(1988年中国为2474立方米，日本为4720立方米)。

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日本通过农业现代化，使大米产量由1950年的950万吨增加到了1975年的1300万吨，平均每人占有120公斤。由于国民对大米的实际消费逐年减少，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解决大米生产过剩和储备过多的问题，并鼓励农民将稻田改种其他作物。到1990年，日本主要农产品的自给率分别为：谷物30% (其中大米100%)，豆类8%，蔬菜91%，水果63%，肉类70%，鸡蛋98%，牛奶78%，水产品79%，脂肪油87%。以日本的生产能力，要实现粮食自给显然不会有什么困难。

在耕地如此紧缺的情况下，日本保持了65%的森林覆盖率。为了保持占国土面积近70%的林地，从18世纪开始，日本就实行人工植树和森林更新，取代单纯的砍伐。1992年日本共耗用木材1．08亿立方米，75%依靠进口，是世界上最大的木材进口国，进口量占全世界的20%。

日本自然资源的品种非常丰富，但储量大多不高，至多只能满足工业化初期国内的需要，所以日本的主要工业原料一直依赖进口，特别是在60年代经济飞速发展以后，对进口原料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大。以1989年为例，主要原料对进口的依赖率是：石油，99．7%；煤，91．4%；铝矾土，100%；镍，100%；铁矿石，99．8%；铜，98．4%；铅，90%；锌，82．9%；锡，100%。棉花、羊毛、橡胶的进口率都是100%。但与此同时，日本建成了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都居世界前列的工业体系，并且有大量产品出口。

日本于1968年超过当时的联邦德国而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经济大国，1993年的人均国民收入达到26079美元，仅次于瑞士、卢森堡而居世界第三。1990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是中国的近8倍，人均产值是中国的72倍，进出口总值是中国的近4倍，黄金和外汇储备是中国的近1．5倍。人均预期寿命男性为75．86岁，女性为81．81岁，都超过中国，居世界首位。

另一个例子是以色列。

1948年后，当大批犹太人如潮水般拥入他们理想中的家园时，面对的是一片资源极其贫乏，连用水都困难的土地。经过一次次战争，以色列人占有了2．0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在这片土地上，自然环境稍好的只有一条185公里长的狭窄的沿海平原，其他就是海拔千米以上的高山、低于海平面数百米的死海、内陆谷地和沙漠。占国土大半的南部年降水量仅20毫米，夏季气温高达46℃，全年的蒸发量远远大于降水量。供水主要依靠约旦河和其他几条很短的河流，但严重不足。

可是以色列人在这样一片贫瘠的土地上创造了奇迹：建成了世界上最先进也是最节约的灌溉系统，实现了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生产的花生、棉花、甜菜、蔬菜、鲜花可以大量出口。工矿产品如化肥、药品、电子化工、食品化工等都有一定的出口量。电子、武器、交通运输、机器制造、金属加工发展迅速，食品、纺织、化工、金属、飞机、军事装备产量激增，钻石切割和抛光业居世界首位。

由于以色列有大量来自国外的投资和收入，一些经济指标不易统计，但可以肯定它早已跻身于发达国家之列。看以色列的发展之路，有两点是很有代表性的。一是钻石加工，以色列根本不产钻石，全部原料都是进口的。它是个人口不多的小国，也消费不了那么多的钻石，所以产品基本上都是出口的。但以色列拥有充分的高素质的人力，这正是钻石加工一类产品所必需的。这类“两头在外”的产业缓解了以色列的就业压力，也为它创造了巨额财富。发展农业一般需要大量的水，以色列却严重缺水。同时它又缺乏能源，不能像周围一些富裕的石油国家那样拿出大量石油来淡化海水。可是为了生存就得有基本的农业，而且以色列有全年热量充足，昼夜温差大的优势，对棉花等作物的生长有利；高素质的人力也适合应用先进技术。所以以色列采用了先进的滴灌，使有限的水全部在管道中直接输送到植物的根部，避免了因蒸发和渗漏造成的任何浪费。对鲜花一类产值高的作物，则用全封闭的温室来栽培，在电脑控制下，最经济地投入水、肥、热、光，实现高效生产。

如果一定要按粮食百分之百的自给作为“养活”的标准，那么日本和以色列都还没有达到。但世界上没有人认为这两个国家不能养活自己的国民，因为他们的经济实力早已养活而有余了。而且在过去和将来的世界，大概没有一个国家有自己生产一切的必要。如果中国成为富国，就不会有布朗先生这样的人来担心中国会进口粮食，像美国这样的产粮大国一定会求之不得。所以说中国能不能养活自己，说到底并不仅仅是一个粮食产量的问题，而是中国能不能摆脱贫穷并提高生产率的问题。

与日本和以色列相比，中国的人均资源占有量几乎都比它们要高，是资源富国，而不是穷国。既然日本和以色列在资源极其有限的条件下能够养活自己而有余，中国人有比他们多(无论是总量还是人均)的资源，为什么就不能养活自己？

一味自诩“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固然不足为训，但一讲人均资源，眼睛就只盯着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俄罗斯，盯着一切人均占有量比中国高的国家，却不愿或不敢正视这样的现实：在人均资源占有量比中国低得多的国家中也有日本、以色列、荷兰这样的富国。也有些人在人均资源占有量的统计数字前丧失了信心，妄自菲薄，动辄以“中国人口这么多”来泄国人的气。这些人为什么不能拿中国与日本、以色列比较一下？当然，资源占有量不是唯一的条件，但资源占有量本身是不能靠人为因素去改变的，而其他因素则可以通过人的努力来改变。如果资源条件比人家好却还比人家落后，那就只能怪自己了。

即使中国一时达不到日本和以色列的生产水平，但要使粮食产量与人口增长保持平衡，或略高一些，虽然不无困难，但绝没有脱离中国的资源基础。尽管总量的缺口看来很大，但如果也“人均”或“亩均”一下，就不会有很大的困难。如前面所举1994年比1983年人均粮食占有量的下降，主要是由人口增长率仍然较高引起的。但人均占有量仅下降了5公斤，如果亩产产量提高0．3公斤，就足以弥补这个缺口。在平均产量比较低的情况下，平均每年将亩产提高0．3公斤，应该不是什么太难的事，甚至只要减少收获和储存时的浪费就可以做到。

以全世界7%的耕地养活世界22%的人口，这是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一项纪录。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就资源的利用率、人均产量、亩均产量而言，这离世界先进水平还差得很远。

(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理想与梦想之间

面对着资源的不断消耗，一些人曾经企图造出“永动机”来，以便在不需要消耗能量的条件下，永久地为人类服务。尽管在理论上已经证明这绝无可能，实际上也从未有人实现，“永动机”热却长盛不衰，至今还有人孜孜不倦地在试验。

前几年中国有人声称能实现“水变油”，立即引起了不少人的重视，其中不乏政府官员、企业家及工程技术人员。科学家已经揭露这是一场骗局。但骗局何以能有如此大的市场？恐怕还是与资源的供求关系及一些人的善良愿望有关。

谁不想找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

究竟有没有这样的资源？在回答这个问题以前我倒先想起了另外几句话，就是庄子所说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

从逻辑上说，这话绝对是正确的，是真理。日取其半，就是不论多少都只拿掉一半，所以总有一半留了下来，即使经过无穷多的天以后。要是你否定这一半的存在，说已经“竭”了，那么就请回答，这一半到哪里去了？既然谁都没有将这一半取走，那么怎么会“竭”呢？但实际情况就是另一回事了。这样一半一半地取下去，要不了几天，这一半就会小得肉眼看不清了，请问再用什么工具来取？谁还取得了？所以实际上这一半很快就会“竭”，不“竭”是不可能的。

资源也是如此。从理论上说，物质不灭，资源虽然被利用过了，不过是发生了一些化学反应，如煤燃烧是碳与氧化合而生成二氧化碳，但碳元素与氧元素并没有减少；或只是产生了一些物理现象，如泥沙、废物与水混合了，但水、泥沙、废物都在，量也没有减少；所以它们可以说是“用之不竭”。但如果要将二氧化碳再分解为氧气和碳以供重新使用，或使水与混杂的泥沙、废物分离，就得考虑技术上的可能性或生产的成本了，由于有了这些限制，水和碳(煤)就不是“取之不尽”了。

正因为如此，科学家将地球上的资源分为两类：可更新资源和不可更新资源。所谓可更新资源，就是通过天然作用或人工经营能为人类反复利用的各种自然资源，如土地资源、水资源、气候资源、生物资源等，如农耕地、宜垦地、草场、宜林地、裸露山地、沙漠、地表水、地下水、光照、温度、降水、农作物、林木、牧草、鱼类、家畜、家禽、野生兽类和鸟类、微生物、各种物种和生物群落等。不可更新资源是指经人类开发利用后，在现阶段不可能再生的自然资源，是与可更新资源相对的概念，主要指经过漫长的地质年代形成的矿产资源，包括金属矿产和非金属矿产，也包括需要经过漫长的年代才能形成的土壤。

但是可更新与不可更新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线，可更新的资源如果使用不当，也可能变得不可更新，而且可更新也需要一定的条件。例如，在一般情况下，水是可以经过更新而被反复利用，但更新需要时间，各种水体有长短不一的最低更新周期(见下表)，如果达不到更新周期就要重复利用，水质就会下降。被某些化学物质污染了的水也很难得到自然更新。

土地资源也是如此，如果受到侵蚀、盐渍化和污染，有的就不能再种粮食，有的种了也会严重减产。更严重的，就会造成长期难以弥补的灾难性后果，使可更新资源实际上变成了不可更新。如本世纪30年代美国西部由于滥垦滥牧，植被遭到破坏，发生了三次“黑色风暴”。其中1934年5月9.13日这一次，风暴以每小时100多公里的速度从西海岸一直刮到东海岸，刮走了3亿多吨表土，使数千万亩农田被毁。50年代前苏联在中亚盲目开荒，也导致“黑色风暴”的多次发生，使3亿亩农田受害。当然，对可更新资源不加利用，任其自生自灭，虽然对保持生态平衡有益，但却不能造福于人类。特别是在地球上的人口压力已经很大的情况下，这无疑是一种很大的浪费。所以，对可更新资源的长远目标应该是：既要从各种可更新资源系统中取得人类生产和生活需要的各种物质，又要在保护和美化环境方面发挥这些系统各自的效用，并使人类的干预不至于超过它们的负载能力，以保证可更新资源能够不断得到更新。

可更新资源的利用不是无条件的，同样需要人类付出代价，有时还必须付出很大的代价。除了像水、某些生物资源、阳光等一些资源可以不需要转换而直接为人类所利用以外，很多资源都必须经过转换，才能为人类所利用，而转换的成本往往限制了资源的利用。水力发电从理论上讲只利用了水的势能，并不消耗水，发过电的水完全可以再利用，可谓“用之不竭”；如果当地水量丰富，或许也可以称为“取之不尽”。可是实际上，水能不会自己转化成电能，需要找到合适的地点建水坝，形成蓄水的水库，建电厂装发电机。还要将发出来的电输送到需要的地方，因为有水能的地方并不一定需要那么多电，而需要的地方却离得很远。建水电站还要考虑农田、建筑物、居民点等受淹、人口迁移、生态平衡等各方面要付出的代价，正在建设的三峡工程投资之大是众所周知的。电站建成后，水也不会任你无代价地使用，机器会磨损，设备会老化，需要进行日常管理和维修更新，就是电力在输送过程中也会有损耗。又如太阳能电池早已制造成功，但成本比一般电池高得多，而且单位功率有限，太阳光还不能保证不间断，所以看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阳光目前只能有条件地用之于发电。风、潮汐、地热等都有类似问题。

可更新资源的数量、规模当然很重要，但它们的分布地点有时起着更大的作用。还是以水为例，一般情况下水的价值当然比石油要低，但在缺水而多油的海湾国家，“水比油贵”并不是一句笑话。在我国西部一些干旱地区，由于煤的储量非常丰富，完全可以满足就地建设大电厂的需要，但水却成为一项最重要的制约因素，水的实际价值比煤大得多。在另一些水量充裕的地方，大量的水在白白渗入地下或流入海洋。但要将这些水留住并且输往缺水地区，即使不考虑是否可能，也还得计算输送的成本，说不定比煤、油还贵。很多可更新的资源在没有合理利用前就等于是废物，有时还会产生害处。螃蟹可以成为身价不菲的食品，但在欧洲一度成灾，当时欧洲人不吃蟹，使蟹大量繁殖，并聚集于海堤，造成海堤崩塌。兔子是可以利用的动物资源，当欧洲人将兔子带到澳洲后，兔子在适宜的条件下迅速大量繁殖，却没有人加以利用，变成澳洲一大灾害。有的虽然利用了，但利用率很低，依然是浪费。如南极磷虾产量很大，现在的捕捞量还很小；西伯利亚不少森林已经过熟，不适当采伐也不利于更新。所以，有了合理的利用方式和区位配置才能使可更新资源产生最大的效益。

不可更新资源虽然会越用越少，但如果能不断提高对它们的利用率，实际上就等于增加了资源的总量。矿石按有效成分含量的高低而分为富矿、贫矿，但富贫是相对的，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原来的贫矿也能得到利用，等于增加了储量。如现在开采的铜矿的最低品位是0．4%，含量再低就没有利用价值。如果能将它降低到0．2%，全世界的铜矿储量就可以增加25倍。还有些共生矿或伴生着杂质元素的矿石以往只利用了其中的主要成分，如能加以综合利用，不仅能减少废物，减少污染，还可以得到宝贵的稀有金属。在大陆上的不可更新资源被开发殆尽时，海洋中资源的开发还处于试验阶段。据初步调查，占地球面积70．8%的海洋中资源极其丰富。全球海洋中铀的储量约有40亿吨，镍的储量是陆地上的150倍，深海沉积物中的“锰结核”(以锰为主，还含有铜、钴、镍)仅太平洋中就有4000亿吨，还有多种可供利用的元素。海洋还是石油和天然气的主要来源。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一些目前还无法利用的不可更新资源将被利用，原来昂贵的材料会变得低廉，原来无用的物质会变成必需品。铝曾经是非常昂贵的金属，因为自然界几乎不存在纯铝，在人类没有发明电解法炼铝之前，要从铝的氧化物中提炼出纯铝是极其困难的，所以欧洲的贵族富翁一度以能佩带铝的饰物为荣。但一旦冶炼难关突破，地球上大量铝矾土就得到利用，铝也广泛进入了人类的日常生活。又如，硅的氧化物在地球上极其普遍，以往只是作为陶瓷、玻璃、建筑材料的原料，价值不高。但在高纯度硅制成后，硅就成了制造大规模、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基础材料，成了目前电脑不可或缺的材料。

科学技术的进步还将为我们提供崭新的资源利用模式，大大缩短资源的更新周期，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如人类寄以极大希望的超导体技术早已在实验室取得成功，如果能够进入实用，电能在整个输送和运行的过程中将基本没有损耗，已有的电能就可以接近无限期地使用下去。受控核聚变一旦成功，人类就能从海水中获得源源不断的巨大热能。生物工程技术将完全改变生物资源的转换模式，使人类能够不受自然环境影响、按照自己的意愿大量生产需要的生物资源。最近“克隆”技术的突破，证明通过改变生物的遗传基因，使之按人类的需要发展的方法是完全可行的。这些方面的突破将大大改变人类利用资源的模式，使地球上现有的资源增加无数倍的效益。

资源的节约也有非常大的余地，中国更是如此。中国目前的能源利用效率只有32%左右，而国际平均水平可以达到42%.45%。每消耗1吨标准煤所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有发达国家的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一。每生产1吨钢的综合煤耗是976公斤标准煤，而国际先进水平仅650公斤左右。汽车(柴油车)运输每百吨公里的综合耗油量为4．4公升，也比国际先进水平要多约25%。建国以来，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10多倍，而矿产资源消耗却增长了40多倍。也就是说，只要中国的资源利用率能达到国际平均水平，至少可以节约四分之一的资源。如果达到目前国际先进水平，节约的余地会更大。何况国际先进水平还在不断进步，绝不会停留在同一水平上。

总之，完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实际是不存在的，但如果我们利用得当，又不断提高利用率，扩大利用范围，就可以比较接近这一目标。至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不会出现资源枯竭。世界是如此，中国也是如此。

对未来的资源，我们不能指望出现什么奇迹，但也不必担心末日的到来。

我们有理由持乐观态度，但必须十分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