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文集①：历史昭示未来

一、不是预言：让历史昭示未来

20世纪只剩下最后的两三年了，全人类都在等待着21世纪的来临，无论他们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期待还是无奈，激动还是平静，希望还是沮丧，兴奋还是恐惧。

21世纪会给人类带来什么？是祸是福？世界上已经有了各种各样的回答，但这些都只能算作预言，因为现在谁也无法证明他们所说的必然成为事实，就像19世纪末形形色色的预言一样。当20世纪即将成为过去时再看这些预言，我们不难发现，除了那些不知如何制造出来、以往从未公之于世的“预言”之外，任何一位预言家都没有作出完全正确的预测，至多只能做到是非参半。

或许是因为这个世界变化太快，或许是根本不存在预言……

(一)世界末日：预言的谬误

各种预言确实曾经给无数人带来过希望和梦想，但更多的是恐惧和绝望，而其中最令人震惊的预言，莫过于世界末日的来临。

近年来，我们已经不止一次见到了某些邪教徒集体自杀的报道，原来鲜为人知的日本奥姆真理教一度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国内也出现过全家自杀以求“升天”这样骇人听闻的怪事。组织这些活动的固然有居心叵测的罪犯，参与者中也有无知的愚民，但一个令人困惑不解又不能不感到震惊的事实却是：愿意为之殉身的人中不乏生活优裕的中产、事业有成的白领、年轻有为的才俊；在告别人世时尽管有人懊悔莫及，但多数人却心甘情愿，甚至为自己终于能离开这个世界而欢欣无比。如果我们注意到一些邪教所宣扬的“世界末日”的教义，就多少能够找到一点答案。那些被蒙蔽的人显然已经笃信世界末日正在来到，所以当他们选择死亡的时候，还以为终于找到了逃脱厄运的捷径，因而为自己能避免与地球上的一切共同毁灭而深为庆幸。

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以往，就可以看到更多类似的现象。在最近的几个世纪中，西方经常出现“世界末日”一类的宣传，并且几乎都有人为之殉葬。也有一些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人，错误地得出了地球将因种种灾难(如与其他星球相撞、火山爆发、强烈地震、瘟疫流行等)而遭受毁灭性打击，人类将面临绝境的结论。这样的预言使有的人丧失了生存下去的勇气，在预期的灾难到达之前自杀身亡。

或许是由于文化和宗教信仰的差异，或许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具有强烈的生存意识和生存能力，古代中国尽管也经常出现大难当头、劫数难逃的预言，但人们无不千方百计避灾消灾，几乎没有人因此而采取提前自杀的方式。不过，这类预言的影响还是不能低估的，偶然的巧合就会被吹得神乎其神，即使事后毫无应验也照样有人相信。一些人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正是“上苍”或“菩萨”显灵消灾的结果，并非预测不准。正因为如此，事后才编造出来的“预言”当然应与“事后”的发展完全一致。近年来《烧饼歌》之类来历不明的“预言”广泛流传就是证明。

在这方面，西方与东方倒是惊人的一致。海外被哄传一时的所谓“大预言”尽管自诩百分之百的灵验，但却都是被得到“证实”后才公之于世的，而它究竟产生在什么时候，由谁作出，又是由谁记录并保存下来，就只有天晓得了。记得五年前在杭州开会，一位台湾来的先生向我宣传那份从过去到未来的“大预言”，并说其内容比传入大陆的更全面。它“预言”过去简直像记录历史一样正确，而对未来也讲得不留余地，连“可能”一类不太肯定的词语也不用。当时，美国大选结果揭晓在即，根据这本“预言”，应该是乔治·布什连任。可是就在我离开这位台湾先生的房间不久，美国之音就广播了克林顿获胜的消息。既然“预言”对美国的大选会作出如此不灵的预测，其他预言的价值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不过，“预言”能继续走红并非没有可能，因为像美国的两党竞选本来就只有两种可能，即使毫无本领，猜中的概率也是很高的。可以想象，要是那年“预言”将宝押在克林顿身上的话，待大选结果一公布，它的身价肯定会扶摇直上，它的寿命也必定会延长好多年。这本预言书如今已烟消云散，难见踪曩，但说不定又有一本什么预言在准备出笼了。

一个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信心的人不需要、也不会相信这类“世界末日”的预言，完全丧失自信、或者一无所有的人不在乎这类预言，因为对他来说，末日的来与不来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世界上这两类人都是少数，绝大多数人处于二者之间，他们有一定的自信，却没有十分的把握；不相信世界已到了末日，却担心可能发生的灾难；无论他们对现状是否满足，都把希望寄托于未来。总之，他们不愿意接受“世界末日”的预言，却关注着自己的明天，并且希望知道：未来究竟会发生什么？

(二)世纪之交：过分的期待和忧虑

随着2000年的逼近，“世纪之交”也成了人们关注的热点，何况这次所面临的并不是一般的世纪之交，而是一个千年之交，人类将迎接世纪史上的第三个一千年。

说到世纪之交，人们总少不了一种神秘感，无论是留恋本世纪的，还是看好下一世纪的，抑或对未来怀着莫名其妙的恐惧感的，都以为这一段时间是一个什么“转折点”，至少有点不同寻常。

于是，乐观的人把这看成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当作自己能够经历的最大幸运，以为新的一千年必定会给人类带来好运。更有一些人宣称下一个世纪将是本国、本民族、本地区、本文化的世纪，如常常见于传媒的“中国世纪”、“亚洲世纪”、“太平洋世纪”、“东方世纪”等等。

悲观的人却将这世纪之交看成为灾难的象征，因为新世纪的开始本来就是旧世纪的结束，于是就莫名其妙地联系上了“世纪末”，而世纪末似乎总应该发生大灾巨变，这个千年一遇的世纪末就更是前途莫测了。近年来地球上出现的一些异常现象更加剧了他们的恐惧感，如人类活动使二氧化碳增加引起的温室效应和南极臭氧层空洞扩大，厄尔尼诺现象的反复出现，气温的升高和气候的异常，地震的频繁发生，环境的污染和恶化，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短缺，艾滋病、埃博拉病等人类尚无法医治的疾病的流传，似乎都是世界末日的前奏。

实际上，中国人将“世纪”当作每一百年的代名词，只是引进公历以后的概念，普遍使用是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以后的事，用这个概念迎接新世纪，在中国还是第一次。

当然，中国早已有了“世纪”这个词，但那是指帝王们的世系，如西晋的皇甫谧编过一本《帝王世纪》，叙述的就是公元3世纪前历代帝王的世系。所以尽管古人也将百年作为一个重要的整数，如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却从来没有与“世纪”挂上钩。在辛亥革命以前，中国只有干支纪年、帝王在位的年代或年号纪年，没有百年一度的世纪，也就没有现代的世纪概念了。自古以来多少杰出人物和重大事件，尽管现在可以将他们与“世纪”联系起来，但当时人们是没有丝毫感觉的，既不会有“世纪末”的恐惧，也不可能有“跨世纪”的荣耀。

其实，就是在西方世界，在普遍采用公元纪年的公元6世纪之前，人们也没有“世纪”的概念。

那么，世纪的更迭与人类历史的进程究竟有没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不妨看一下，在以往的“世纪之交”发生过什么大事，与不是“之交”的年份到底有什么不同。

我将这个“世纪之交”定在上一世纪的最后10年和下一世纪的开始10年，可是结果却令人失望。从有比较确切的纪年开始的公元前841 年(西周共和元年)算起，以往的27个世纪之交中，称得上发生巨变的似乎只有6次，即：公元前3世纪与前2世纪之交是秦汉之际，秦始皇去世，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楚汉相争，西汉建立并巩固。公元前1世纪与公元1世纪之交正值西汉末期和王莽代汉之初。公元2世纪与3世纪之交，东汉实际崩溃，三国鼎立的局面形成。3世纪与4世纪之交是西晋后期，经历了“八王之乱”，“五胡十六国”已经开始。9世纪与10世纪之交是唐朝覆灭，进入五代十国。上一个世纪之交发生了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等一系列大事，实际已是清朝覆灭的前夜。

另外有几个世纪之交虽然也不平静，但算不上有太大的变局，如7世纪与8世纪之交武则天改唐为周和唐中宗复辟，14世纪与15世纪之交朱棣发动“靖难之役”，用武力夺取了帝位；或者还只是巨变的序幕，如12世纪与13世纪之交，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开始进攻西夏和金，16世纪与17世纪之交，女真首领努尔哈赤正在东征西讨，却还没有统一东北各地。

要是当年有人把公历的公元1年推迟50年，那么“世纪之交”就会出现唐朝的安史之乱、北宋建立、蒙古即将统一、明清之际、西方列强叩开清朝大门和太平天国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这样的大事，但前面列出来的事也就沾不上边了。

而且，无论怎样算，总有一些世纪之交是相当平静的，我们在史书上找不到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记载。

再来看看这6次“世纪之交”之间的关系吧：它们的间隔从100年至1000年不等，显然没有什么规律。如果一定要说有的话，倒是越来越不明显了，因为第4次与第5次之间相隔600年，而第5次与第6次之间已达到1000年。

中国历史如此，世界历史又怎样呢？为了便于比较，我选择了与中国历史同样的阶段和标准，也是从公元前841年开始，以上一世纪的最后十年与下一世纪的开始十年为限。当然，既然称之为世界史，选择的标准就得看是否有世界性的影响，至少也应该是超过一国一地影响的大事。

公元前8世纪与前7世纪之交，亚述成为西亚的空前大帝国。公元前7世纪与前6世纪之交，亚述灭亡，梭伦任雅典执政官，实行改革。公元前6世纪与前5世纪之交，希腊、波斯之战。公元前5世纪与前4世纪之交，雅典、斯巴达之战，波斯帝国濒于崩溃，科林斯战争开始。公元前4世纪与前3世纪之交，亚历山大帝国瓦解。公元前3世纪与前2世纪之交，第二次布匿战争，第二次马其顿战争。公元1世纪与2世纪之交，罗马帝国征服西亚。2世纪与3世纪之交，罗马帝国进入最混乱时期。3世纪与4世纪之交，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盛行，波斯败于罗马，阿拉伯人攻入美索不达米亚流域。4世纪与5世纪之交，罗马以基督教为国教，迫害异教，罗马帝国分为东、西两部分。6世纪与7世纪之交，波斯、拜占庭之战，最终导致波斯帝国灭亡。7世纪与8世纪之交，阿拉伯、拜占庭之战，阿拉伯征服地中海南岸和中亚。9世纪与10世纪之交，北非各地脱离埃及独立。11世纪与12世纪之交，十字军第一次东征。12世纪与13世纪之交，十字军第四次东征，拉丁帝国建立。13世纪与14世纪之交，十字军东侵告终，奥斯曼帝国建立。14世纪与15世纪之交，帖木耳出征印度，击败奥斯曼帝国。15世纪与16世纪之交，哥伦布到达美洲，意大利战争，达·伽马开通至印度航路。16世纪与17世纪之交，英国、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17世纪与18世纪之交，英法争夺北非殖民地，第一、二次俄国土耳其之战，北方战争，普鲁士王国成立。18世纪与19世纪之交，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政变，五次“反法同盟”与法国之战。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世界经济危机，日俄战争，协约国形成，奥匈帝国并吞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美菲战争，日本吞并朝鲜。

林林总总，列出了21次，似乎是中国史的3倍多。但真正要以有世界性影响的标准来衡量，就绝对没有那么多了，恐怕与中国史上的不相上下。相反，很多影响更大的事件偏偏没有发生在世纪之交。比如20世纪的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及俄国十月革命等。

这样看来，世界史上的世纪之交与中国史上的世纪之交并没有根本性的差别，历史与世纪没有什么关系，当然更不会有以100年为周期的规律了。

或许有人以为，以上的情况只能说明人类社会，自然界的变化就未必如此。其实这也是一种毫无根据的猜测，相反，人类历史的发展倒可以证明，自然界的变化也不存在以世纪为周期或阶段的规律。详细的论述将在本书的以下各章中展开，但只要稍加分析就不难说明问题。在生产力低下的条件下，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甚至完全取决于自然环境。直到今天，即使是最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也还不能不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可以想象，如果重大的自然灾害真的是以100年为周期的话，就不能不反映到人类社会来。如中国历史上一些王朝的衰亡，都是天灾与人祸集中爆发的结果。不少科学家认为公元1650年前后各100年是一个自然灾害异常集中的阶段(详见下节)，这倒与明朝的覆灭和明清之际的大动乱相一致，却并不与世纪之交重合。如果真有什么自然界的“世纪之交”，绝对不会不反映在人类社会的世纪之交上。(www.chuimin.cn)

所以，“世纪之交”与人类社会或自然界的一些重大变化发生在一起，只能算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并不存在必然的规律。而这类巧合是否会出现，重要的还在于人类自己。就拿今天来说，中国人之所以将世纪之交视为新的起点，对21世纪寄予厚望，是因为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不仅积累了一定的物质基础，而且重新确立了自信心。想当初，我们用各种豪言壮语迎接过“60年代”或“××年代”，要是没有改革开放，如今不也只是重复“世界革命新时代”的口号而已？而人们之所以对未来科学技术的发展感到迷惘以至恐惧，也是因为在经过飞速进步后，科学技术在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暴露出了种种弊病。在酝酿着新的突破之前，一部分人着眼于前景，另一部分人则更关注于后果，极端的人甚至认为科学技术将毁灭人类。要是科学技术长期停滞，人们反而会相当平静，就像上古或中世纪的某一个世纪之交那样，糊里糊涂就过去了。

(三)让历史昭示未来

“世界末日”之类的预言是无稽之谈，“世纪之交”也只是人类自己设置的巧合，但这并不等于说自然环境的变化没有周期性的规律，初步的研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例如，一些科学家注意到，在公元1650年前后的100年间，即从1550.1750年，曾经发生过一系列的异常事件(见朱照宇等著《中国黄土高原第四纪古气候与新构造演化》第五章第四节)：

天文事件　公元1560.1620年为太阳黑子的强活动期，公元1620.1718年为弱活动期，其中1693年为极弱年；在1718.1788年又为强活动期。有人认为，1615.1627年和1737.1741年为太阳黑子活动峰年，而两峰年间的1627.1737年为其活动弱期。1500.1600年为新星爆炸较多时期，1533.1534年、1568年和1638年为陨石发生峰年。1665.1700年为九大行星会合并且地心张角较小时期，其中1665年张角最小，仅43°。

岩石圈事件 1556.1739年是中国7级、8级地震多发期。从1556年发生在今陕西华县的8级地震至1739年在今宁夏平罗的8级地震，此期间华北发生过10次7级以上的地震。1584.1652年是华中地震多发期，而1599.1681年则是华南地震多发期。约1650年前后陕西洛川、石泉及县城附近发育了一系列构造滑坡群和压剪性共轭对冲断层。云南剑川盆地西缘活动断层约每346年活动一次，每次均有钙华喷溢，约在公元1556.1610有过一次活动。中国大陆上今黑龙江省的五大连池、吉林的长白山和靖宇县、云南的腾冲县等地于1597.1750年期间相继发生过多次火山喷发；而在全球范围内，1641.1755年间有过多次火山喷发活动的高潮。

气圈事件　17世纪的小冰期大约发生在公元1610.1730年。此期间北京的气温低于现在约2℃，太湖、鄱阳湖、洞庭湖、汉水冬天都结冰，广东、广西降了大雪，甚至华南海面、英国的泰晤士河都结了冰，1650年后是极寒冷期。1685.1691年为我国干旱指数(以受旱面积计)最大时期。据推算，1650年前后黄土高原中部的年降水量由原来的790毫米降至560毫米。

水圈事件　1650年前后正是地表水与地下水活跃的时候，在黄土高原形成了大量冲沟和切沟阶地。第一级阶地的稳定沉积在此时结束，并被重新切割成坡度为44°的陡坎，而此前和此后的侵蚀坡度分别是25°.42°和14°.39°。当时河谷断面侵蚀率为每年3．02平方米，断面输沙量为每年2．2亿吨，分别比此前增加了7．2倍和2．7倍，比现代也要大11．1倍和1．4倍。

生物圈事件　在1636.1642年干旱指数最大期间，有蝗灾记录的县超过100个，为1470年来的最高纪录。旱情极其严重，不少地方粮食无法下种，在今陕西、河北、河南、江苏、山东、安徽、浙江7省范围内有24个地区、80个县出现过“人相食”的记载。黄土高原洛河流域沉积物中草本植物的含量，在1650年前后突然从19%增加到了76%，而木本植物含量则由76%骤减至23%，说明当时森林面积大大减少，干旱草原迅速扩展，气候环境趋于恶化。

以上所举事例，有的显得有些牵强，有的数字还有待进一步确定，所选择的时段也稍长了，但这一阶段的确有各种灾害和异常现象集中表现，看来是没有疑问的，这就值得深入研究，以寻求其周期和规律。

既然自然环境的变化客观上存在着周期和规律，那么我们能不能用科学的手段，准确地预测未来自然环境的变化呢？

科学的预测必须建立在科学的观测的基础上。我们必须了解自然界变化发展的原理，自然界内部的关系以及人类活动与自然界的关系；不仅要观察自然界的现状，更应该认识它的过去，只有这样才能寻求它发展变化的规律，预测未来才有可能。

不幸的是，与自然相比，人类显得过于渺小，也显得过于幼稚。

我们所赖以生存的地球至少已有数十亿年的寿命，但人类的产生不过两三百万年，有文字或类似文字的符号的历史不超过一万年，保存到今天的古人对自然进行观察的记录都在数千年之内，而用现代科学技术进行观测纪录的时间不过一两百年，多数国家和地区还不到一百年。

尽管地球上已人满为患，但数十亿人口生活的范围还只是地球上的一小部分，海洋、高山、丛林、荒漠、极地等占地球大部分面积的地方还无人居住。尽管大小卫星每天可以对整个地球扫描几次，但人类对地球的了解还相当有限。

作为太阳系的一部分，地球的变化必然受到太阳和太阳系其他星球的影响，特别是太阳的影响。早在本世纪30年代就有科学家提出，太阳是一个变光恒星，它的辐射强度变化制约了地球的温度变化。不少科学家赞成这一观点，但目前对太阳辐射强度变化的原因和规律还不能作出完全合理的解释，对太阳和太阳系的卫星、行星的探索还刚刚起步，更不用说对太阳系以外的整个宇宙了。

在所知极少的情况下，再有天才的科学家也不可能对未来的变化和发展作出可靠的预测，凭直觉或灵感取得的成功只是偶然的巧合，并没有普遍意义。就以天气预报为例吧！目前短期天气预报的准确率已相当高了，这主要得益于三方面的条件：一是卫星观测，多颗卫星昼夜不停地环绕地球，不断将各地的云图和气象资料记录下来，并即时发送回地球。二是发达的通讯联络，在地球各地形成一张完整的网络，各地的观测记录、判断和预测可以同步传输。三是大容量、高速电脑的运用，使极其复杂浩繁的计算结果可以在短时间内得出，赶在变化发生以前发布，成为对未来变化的准确预报。要是没有这三方面的条件，天气预报就只能以当地观测的结果作为判断的基础，以过去的气象资料为参考，加上个人的经验和感觉，这样的结果与前者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但由于影响气候变化的因素太多，变化太快，同样的条件用于长期或超长期预报就显得不足，所以目前对未来的气候变化不可能作出比较准确的估计。

在其他方面，人类对自然变化的预测都没有像短期气象预报那么幸运，既没有源源不断而来的最新信息，也不能通过电脑的计算迅速得出结论，甚至连经验和感觉都不知从何而来。

正因为如此，来自历史的经验就显得特别重要，只有它们才能弥补现代观测资料的不足，才能使我们有可能推测和了解几百年以至几千年的周期。

像地震、火山爆发、海啸、洪水、大旱、酷热、严寒、风灾、瘟疫、物种灭绝、水土流失、海陆变迁等异常变化或灾害，在地球上已经发生了无数次，但人类用现代科学仪器加以观测和记录的大多只有一两百年，至多也不过两三百年。这些资料只能显示两三百年以内的周期性变化，却不能说明比这更长的周期，但自然界的变化周期往往以千年以至万年计。有的变化的结果保留了下来，因而可以通过实地考察获得。但大多数变化已经没有踪迹可考，只能依靠当时人的记载。

例如，要估计一条河流在发生千年一遇的洪水时会达到多高的水位，仅仅用最近几十年的水文资料来推测肯定有很大的误差，如果我们能找到一两千年内的文献记载，就可以找到一个比较精确的数据。又如，树木年轮的宽狭反映了气候寒暖干湿的变化，如果能找到一颗两千年树龄的古树，就可以用于研究当地两千年来的气候变化，最新的技术已经可以在不影响古树成活的情况下来测定其年轮的宽度，而不必像以前那样必须将树木拦腰砍断以获得一个完整的剖面。通过对地下埋藏的植物孢子花粉的分析，可以得知当地不同年代的植物种类，为分析气候状况提供根据。用孢子花粉分析法可以追溯到一万多年前的环境。

历史资料的更大优点，是它们能提供比较纯粹的自然环境的变化，至少是一个较少受到人类活动影响的自然环境。要研究自然环境的变化当然应该排除人类活动影响的因素，但在今天已经越来越困难了，就连南极和珠穆朗玛峰也已难逃受到污染的厄运了。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在某些方面已经相当严重，如城市的热岛效应可以使城市中心人口稠密区的气温明显升高，不合理的开垦已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剧增产生的温室效应已影响了全球的气候。这些年来气候变暖是大家感觉得到的事实，与科学观测的结果也一致，但使气候变暖的因素中究竟有多少是自然环境本身的变化引起的，多少是由于人类活动造成的，要作出这样的区别是相当困难的。研究历史时期的变迁却可以避免人类活动的干扰，了解自然环境变化的本来面貌。

如三千多年前甲骨文中的有关记载反映了一个相当温暖的气候环境，应该承认，当时商代的人口还不多，只有少量的手工业，农业生产的规模也有限，当时人的活动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甲骨文中的记载虽然极其简单，却是大量现代的观测资料所无法替代的，因为它们证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在基本没有人类活动影响的条件下，中国北方的气温曾经比今天高得多。这对我们探索气候变化的规律，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还可以举一个“石鱼”的例子。在重庆涪陵市北长江江心的白鹤梁上，有一段东西长1600多米、南北宽10.15米的石刻群，常年淹没水中，只有在某些年份冬春水位最低时才露出江心。在梁的倾斜面上刻满了鱼形图案与文字题记，已发现的鱼形图中有三处是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刻的双鱼，以及根据宋代题记上溯唐广德二年(764年)以前所刻的鱼图。原来早在唐朝时，这一带的居民就发现了这样一个规律，凡是冬春之际长江水位特低、白鹤梁的大部分露出江心，那么来年必定是个丰收年。所以每当白鹤梁露出，人们就奔走相告，并且纷纷上梁刻下题记以作纪念。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清朝，在已发现的宋、元、明、清约160条题记中，除了记有年月日外，不少还记有“双鱼已见”、“水至此鱼下五尺”、“水去鱼下七尺”等内容，这样就形成了一批长达千年以上可供分析研究长江枯水水位的宝贵记录。世界上最大的河流之一拥有一段千年以上的枯水记录，其意义自然不同寻常。三峡水库建成后，白鹤梁将没入水底。现在政府已决定为此建造一座水下博物馆，使这批珍贵的文物和科学记录永久保存。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保存至今的历史文献和实物的年代之久、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更是举世无双。充分利用这些文献和实物，加上最新的科学手段，我们就能对以往三千年间中国自然环境的变迁作出比较可靠的结论。如果与考古发现结合起来，还有可能将研究的阶段上溯到六七千年以前。这样我们就可能发现一些以几百年、上千年以至数千年为周期的演变和规律，使我们在预测未来时有更广阔的视野和更充分的根据。这些研究成果的运用价值将不限于中国，因为它们对人类认识以往数千年间整个地球环境的演变也提供了一个可靠的参考系统，一个用其他方法无法建立的信息库。

正因为如此，我们有信心对未来自然环境变化的幅度和发展趋势作一些推测。我们有坚实可靠的历史基础，历史能昭示未来。

本书要写的不是预言，而是从历史的角度展望未来。

本书希望能够面向尽可能多的读者，让不同的读者都能有所收获。因此我不打算写成一本学术专著，而是要谈谈我对未来自然环境变化的一些想法，传播我的一些信念。我也尽量少用枯燥无味的数字，如果读者赞成或反对我的观点，专业人员完全可以引用具体的数字来加以肯定或批驳，非专业人员则大可不必受数字之累，自己作出判断就是了。

本书的观点是我自己的，但我对本书涉及的各个具体领域并没有作过深入的研究，所引述的史料、原理、数字(免不了仍有不少)等具体内容都是别人已经公开发表了的。我并不想掠人之美，但又不便一一注明；而且我往往各取所需，恐怕很难直接引用某一人的成果；所以全部省略了出处，相信能得到大家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