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的后人：战胜洪水的英雄与黄河治理

六、大禹的后人

世界上很多民族都有早期洪水的传说，也都有自己战胜洪水的英雄。汉族的前身华夏诸族所流传的洪水故事就产生在黄河，最杰出的治水英雄就是大禹。

其实，先民与洪水的斗争早已在进行了，在禹之前就有了共工治水的事迹。共工相传是炎帝的后裔，他的氏族居住地共，可能在今河南辉县一带。这里濒临黄河，土地肥沃，水源充足，适宜生活和生产，但因处于黄河的开阔河段，经常发生洪水泛滥。共工的氏族承担了治水的任务，据说他们采取了“壅防百川，堕高堙庳”的办法，也就是从高处把泥土石块运来，填在低处，又筑起堤坝抵挡洪水。尽管他们使用的只是非常原始的方法，但还是取得了成效，受到各氏族的赞扬。有一次在部落首领的会议上，尧要大家推举一个人帮助他执政，兜就提出共工治水有功，可以担当。以后共工这一族成了治水的世家，“共工”也成了水官的代名词。

相传在尧的时代，黄河流域经常发生很大的洪水，史书上描述当时的景象是“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尧召集各部落首领商议，大家推举鲧来主持治水。

鲧的居住地在崇，可能在今河南嵩山一带。他接受了治水的任务后，还是沿用了共工的老办法，主要是“障”，也就是堵。据说他筑起三仞(每仞八尺)高的城，大概是要把居住区和田地用堤岸围起来，以隔绝洪水。可是看来那时的洪水比共工所遇到的要大得多，所以鲧治了多年还是没有成功。鲧因治水失败而被杀，洪水依然在肆虐，尧的继承人舜又任用了鲧的儿子禹继续治水。

(一)大禹治水

大禹有感于自己的父亲因为治水失败而受到处罚，下决心要征服洪水。据说他的妻子刚生儿子启，他顾不上亲抚爱子就出了门。在外治水的13年间，禹多次经过自己家门，却从来没有进去过。他亲自拿着工具参加劳动，不怕艰苦，处处作百姓的榜样。由于整天光着脚在野外劳动，他连腿上的汗毛都被磨光了。韩非子曾感叹：“就是干苦役的奴隶也没有那样辛苦啊！”

大禹治水的方法与共工和鲧的不同之处，在于他采用了疏导的办法，“高高下下，疏川导滞”，即根据水从高处向低处流的自然趋势，顺着地形把积聚的洪水引入经过疏通的河道或低地，然后再引向大海。在疏通河道，增加河流的宣泄能力的同时，禹也充分利用湖泊和低地分洪，将一部分洪水拦蓄起来，以减轻对居住区和河道的威胁。经过禹的治理，洪水全部归入河槽，原来受洪水泛滥的地方又适宜从事农耕和蚕桑了。人们纷纷从高地迁回平原，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和生产。在治水的过程上，据说禹还发明了最初的测量工具，并且开始运用数字。由于禹的巨大功绩，他被确定为舜的继承人，成为中原部落联盟的最高领袖。

大禹治水的故事既反映了先民与洪水所作的长期艰苦的斗争，也体现了他们征服洪水、向往幸福生活的理想。禹的事迹，实际上是当时人的集体活动的个人化和神化。因此，大禹被塑造成一位无所不能的英雄，在大河上下到处都能发现他的遗迹。上游贺兰山下的青铜峡、中游山陕峡谷中的龙门和支流伊水上的伊阙(在今河南洛阳南)，据说都是大禹开凿的。千古闻名的三门峡的砥柱石和神门、人门、鬼门这三门自然也是由大禹劈开的，而且当年大禹骑马跃过三门时曾经马失前蹄，在石头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成书于战国后期的我国第一篇地理著作《禹贡》也托名于大禹，把当时学者对未来统一后的国家行政区划的蓝图说成是大禹时代已经存在过的行政区域。由于《禹贡》是以后成为儒家经典的《尚书》中的一篇，在封建社会长期被奉为真理，以至其中只代表公元前3、4世纪时人们的地理知识水平的内容，也受到封建统治者和儒家信徒的竭力维护，这大概是《禹贡》的作者们始料不及的吧！

《禹贡》中所记载的黄河经流被称为“禹河”，长期以来被认为就是大禹时代的黄河河道。当然现在我们已经肯定，它的下游部分只是战国以前就存在的无数河道中的一条。但从它特别得到重视，并被学者所著录来看，应该是一条经常流经的主要河道，而且已经存在了很长的时间，尽管不一定真的是从大禹时代就开始。

(二)战国筑堤，河道固定

大禹治水故事的长期流传的另一个原因，是黄河水患的长期存在并愈演愈烈，因此大禹成为人们的希望，大禹的精神成为鼓舞人们与洪水斗争的力量。现实需要大禹，在几千年的治河史上涌现出无数有名和无名的大禹。

战国时在黄河下游两岸修筑堤防，是治黄史上的第一项重大工程，尽管这是由大批无名英雄主持、设计、建筑和维护的，而且留下的记载非常简略。

《国语·周语》中记录了周厉王时的大臣召公的一段话：“要堵住百姓的嘴，比要堵住河里的洪水还难。洪水堵得太多了就会冲破堤防，造成的伤亡更大；堵百姓的嘴也一样。”(“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众，民亦如之。”)这说明在公元前9世纪中叶，堤防已经出现了。不过仅仅根据这几句话我们还无法肯定，在黄河下游的两岸是否也有了堤防。

公元前651年(齐桓公三十五年)，当齐桓公与诸侯在葵丘会盟时，就把“无曲防”作为盟约的一项内容。由此可见，至迟到公元前7世纪中叶，黄河下游沿岸筑堤已经相当普遍了。正因为如此，才有必要专门提出禁止以邻为壑，以水代兵的问题。

但将两岸的堤防连接起来，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大概是在战国时期。齐国由于地势低，易受洪水危害，首先在黄河东岸筑起堤防。河水在东面受阻，就向西泛滥到魏国和赵国。这两国因为地处山麓，本来对筑堤并不在意，现在见洪水来了，就也筑起堤防。齐国的堤离河25里，魏、赵两国筑堤时也离河25里，这样，黄河的河道就有50里的摆动余地，不至于经常冲击堤防。

由于堤防在防御洪水、保障本国安全方面有重要作用，各国都十分重视堤防的修筑技术和日常维护，总结出了宝贵的经验。如《管子·度地》中就提出了筑堤的最好时间是“当春三月”，因为这时气候干燥，气温适中，对施工有利，修成的堤防，比较坚实。而其他季节都不合适，如夏天天气太热，又是农忙；秋天雨水太多，山洪暴发；冬天太冷，泥土冻结，白天也太短。又规定在河道旁筑堤时要顺着水势，堤底要宽，堤顶要窄；还规定对已筑成的堤防要派人看守，利用冬季加以整修。战国魏惠王时还出过一位筑堤专家白圭，据说他的技术非常高明，他注意到了堤防上的蚁穴，并有一套堵塞的方法。

(三)瓠子堵口

西汉开始，黄河的水灾日益严重，从汉文帝十二年(前168年)至王莽始建国三年(11年)，见于史书记载的就有10次，其中造成改道的就有5次。河水决口改道后，堵口归流就是一件大事，重大的堵口就有两次。

汉武帝元光三年(前132年)，黄河在瓠子(今河南濮阳县西南)决口，向东南至今山东鄄城县南冲出了一条新河，流入巨野泽，然后夺泗水入淮。决口发生后，汉武帝即派汲黯和郑当时主持堵口工程，但随堵随决，没有成功。当时外戚武安侯田羛任丞相，他的封邑虭在黄河北岸，河水向南决口使北岸避免了水灾的威胁，他的封邑获得丰收。所以他劝武帝：“江河的决口都是天意，是没有办法用人力来强行堵塞的，就是塞住了也未必让老天爷满意。”他还串通一些“望气”占卜的人也对武帝说这样的话。武帝信了他们的鬼话，就听任河水泛滥改道，不再堵口。

就这样拖了20多年，黄河依旧没有回归故道，泛滥区灾情严重；主张不堵口的田羛早已在元光四年去世，武帝对他的险恶用心已有所觉察；到了元封二年(前109年)正好天旱，黄河水浅，武帝下决心下令堵口。汲仁和郭昌率领数万兵士投入堵口工程，武帝亲临现场，命令随行的官员自将军以下的人都一起搬运柴草，参加施工。史学家司马迁作为武帝的随从也背负柴草，以后在《史记·河渠书》卷中记录了他的亲身经历。当时采用的方法，是先用大竹子或大石头在决口面插下河底，由稀到密，使水势减缓，然后再在中间填塞草料，最后压上石块和泥土。所用的竹子，主要采自淇园(在今河南淇县西北一带)。经过一番努力，决口终于堵住，黄河恢复了故道，分两股东北入海。武帝好不得意，在堵口堤上筑了一座宣房宫作为纪念，还亲自作了两首《宣房之歌》，其中一首写道：

河汤汤兮激潺盢，北渡污兮浚流难。搴长茭兮沈美玉，河伯许兮薪不属。薪不属兮卫人罪，烧萧条兮噫乎何以御水！林竹兮楗石，宣房塞兮万福来。(大意是：黄河的洪水波滔滔，北面的故道已经淤塞要疏浚也难。在河中插入长的竹竿，沉下大块的石头，好不容易河伯答应我们堵口了，柴草又不够了。柴草不够那卫地的人可倒了霉，没有柴草又怎么能堵得住水？砍下竹林的竹子，密密地插在水里，一层层石料铺在中间。决口终于堵住，宣房宫就建在上面，从此不再有灾难，福祉无穷。)

80年后的建始四年(前29年)，在河堤使者王延世的主持下在东郡堵口，声势虽没有瓠子口那次大，在技术上却有新的尝试。采取的方法是从决口的两端同时向中间堵，到最后一部分时，预先制成一个大的竹笼，其中填满石块，用两艘船夹着竹笼驶至缺口，将船凿沉，与竹笼一起沉下，然后迅速充填泥土加以巩固。这与近代采用的立堵法已很相似。

(四)贾让的“治河三策”

西汉中期以后，一方面是黄河的灾害越来越频繁，西汉后期的50年内平均每隔7年就要决溢一次；另一方面是人们在实践中增强了对黄河决溢特点的认识，开始探索各种治河的办法；所以不断有人提出治河的主张。主要的建议有四种：一是分疏，可以利用黄河下游原有的分流和支河，疏浚整治，甚至可以新开河道，以便分散洪水，削减主河道的洪峰，减轻对主河道两岸堤防的威胁，避免决溢。一是改道，具体的意见各人不同，但用意都是想利用有利的地形另选一条比较顺直的河道代替现成的河道。一是滞洪，建议在黄河经常泛滥处空出一块地方，一旦洪水发生就主动引水泄入，以避免下游其他河段再有决溢。一是以水排沙，认为河水既带来了泥沙，但水流也能排除泥沙，主张禁止上游和中游引水灌溉，保证水量，使河水保持较大的流速，依靠河水本身的冲刷力排沙刷漕，以避免河床淤积，消除河患。这些方案各有利弊，要实行起来也并非容易，所以都没有得到试验。

西汉末的哀帝初年(约前6.前5年)曾经要求各地方官向朝廷推荐有治河本领的人，只有待诏贾让上书响应，提出了三种供选择的治河方案，后世称为“贾让三策”。

贾让提出的上策是人工改道，在遮害亭(今河南滑县西南)掘开河堤，让河水北流(实际上偏东北)入大海。他认为由于西面有太行山及其余脉在地形上的限制，东面有已有的金堤阻挡，河水不会泛滥太远，一个月之内就会形成新的河道。至于新河流经的冀州，当然要有大批百姓迁移，但与其每年要在沿河十个郡都花大笔钱来修筑堤防，万一决口损失更大，还不如将几年的修堤费用集中起来，用于安置移民。他认为如果实行这一办法，就能“河定民安，千载无患”。

贾让的中策是“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杀水怒”。开渠的目的一是为了灌溉，二是为了分洪。具体的计划是从遮害亭一带向北新筑一条渠堤作为渠道的东岸，利用西面的山地作为渠道的西岸。然后用石料加固黄河自淇口至遮害亭的堤防，在这段堤上建造若干水门。同时在新筑的渠道东堤上也开若干水门，这样在黄河干道和新渠之间就组成了许多分水渠，旱时打开渠道东面的水门引水灌溉，遇有洪水时就打开渠道西面的水门分泄洪水。这一带原来因地下水位高，土壤盐碱化，收成很少，经过灌溉后可用于种稻。另外还可以利用渠道发展水运。当时沿河负责守护整修堤防的官吏士兵每郡有数千人，采购草石料的费用每年也要几千万，用这些人力物力就足够建成渠道和水门了。他认为中策虽不如上策那样根本解决问题，但也能“富国安民，兴利除害”，并可维持数百年。

至于继续以修缮堤防为主，致力于加高培厚现有堤防，即使投入再多的人力物力，还是免不了经常出问题；贾让认为这是下策，是不足取的。

贾让的治河三策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篇比较全面的治河论文，既有对当时黄河下游河患形势的分析，也有解决问题的不同对策；不仅考虑到了防洪，而且兼顾了灌溉、放淤、改土和通航。他的建议虽然没有能付诸实践，其中显然也有不切实际或不尽合理的部分，但在两千多年前就能如此全面地规划黄河下游的治理，充分反映了当时技术水平的进步，是难能可贵的。三策中的合理成分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五)王景治河

西汉末年，黄河先后在魏郡(今河南东北一带)以东多处决口，到王莽始建国三年(11年)又在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县东)以南决口，王莽为了保障他在元城的祖坟的安全，主张不堵决口，听任河水东决。结果黄河和济水分流处的堤防严重崩塌，黄河、济水和汴水各支流交相泛滥，兖州，豫州(约相当于今河南东南、山东西南和安徽淮河以北)数十县受灾。

东汉初的建武十年(34年)，阳武县令上书建议改修堤防，以安定百姓，光武帝已调集了兵士，准备动工。但浚仪县令又提出，现在刚打完仗又要大兴劳役，老百姓受不了，会引起不满；光武帝就打消了这一念头。以后汴水不断向东泛滥，灾区越来越大，原来的水门堤防都已没在水中了，兖、豫二州的百姓十分怨怼，指责官府不先考虑百姓的疾苦。明帝即位后，几次想动工了，但对要不要堵口却意见纷纷：有人认为黄河改道南流入汴对北方的冀州、幽州有好处，还说左边的堤坚固了右边的堤就遭殃，左右两边的堤都坚固了下游就倒霉，对河水应该听其自然，百姓可以迁列高处去，这样公家省了堵口的钱，百姓也避免了被淹的祸害。明帝听了以后不知所从，一直议而不决。直到永平十二年(69年)召见王景后，才最后作出治河的决定。

王景，字仲通，是乐浪邯(约在今朝鲜平安南道东部)人。祖先居琅邪不其(今山东崂山县西北)，西汉初迁至朝鲜半岛。王景从小学习《易经》，博览群书，又爱好天文和数学，懂得工程技术，办事冷静而周到。当时征求能治水的人才，王景受到推荐，明帝命他与将作谒者(主管工程建设的长官)王吴一起修浚仪渠。王吴采用了王景的办法，获得成功。明帝在永平十二年召见王景，询问治水的形势和对策，王景一一应答，明帝十分满意。根据王景治理浚仪渠的功绩，又赐给王景《山海经》、《河渠书》和《禹贡图》等图书以及钱帛等物品。当年夏天，明帝就征发数十万士兵，派王景和王吴负责修渠筑堤。到第二年夏天工程完成，明帝亲自巡行，并下诏恢复西汉的旧制，在沿河的郡国设置专门负责日常维护的官员。王景得到提升和赏赐，名扬天下。

由于史料中的记载过于简单，对王景治河所采取的具体方法至今还无法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对其中最关键的“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无复溃漏之患”，一处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在济水(此处即汴水)与黄河相交处除了原有的引水口(荥口)外，另外开一个引水口(济口)。这样济水与黄河之间就有了两个引水口和两条引水道，都设置了水门，两个水门间相差十里。之所以要开两个水门，是为了适应黄河流势的变化，以便根据需要与可能控制调节，以保证正常引水。

经过王景治理的黄河新道的具体经流也没有记载，根据间接的史料推测，大致是从长寿津(今河南濮阳县南)开始与西汉大河分流，东经范县南、山东阳谷县西、莘县东、荏平县南、东阿县北，又东北流经今黄河与马颊河之间，至今利津县境内入海。新河在今山东境内是在泰山北麓的低地中通过的，与旧河相比缩短了距离，河道又比较顺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得到稳定。

当然，正如前面已经说到的，从这以后黄河下游的八百年安流，主要原因是中游地区水土流失的减少从而使河水中的含沙量大大降低。但在开始阶段，王景治河的工程防治还是发挥了重大作用的。

(六)高超合龙

北宋庆历八年(1048年)黄河在澶州商胡埽(今河南濮阳县昌湖集)决口改道后，曾经三次企图人工将河水挽回故道，结果都以失败告终。可以说，北宋的治河在总体上是不成功的，但在具体的治河工程技术方面还是有不少进步。如当时由于决口频繁，所以在堵口方面有过很多尝试，取得了丰富经验，如沈立著的《河防通议》中就专门记载了“闭口”的方法：首先在口门两端坝头立表杆，架设浮桥，既可便于河工通行，又能减缓流势。接着在口门的上端打下星桩(多个组合)，抛树石，进一步减缓流速。下一步就从两岸分别进三道草埽、两道土柜，并向中心抛席袋土包。至此进入合龙阶段，迅速抛下大量土袋土包，并鸣锣击鼓以壮声势。待闭河后，在合龙口前压拦头埽(一种以草绳、竹子或芦苇等编成，中间填充泥土或石料的堵口器材)，在埽上修压口堤。如果发现草埽埽眼渗水，再用胶土填塞，堵口至此即告完成。

在科学家沈括的名著《梦溪笔谈》中还记录了一次根据一位普通河工的建议合龙成功的实例：(www.chuimin.cn)

庆历中，河决北都商胡，久之未塞。三司度支使郭申锡亲往董作。凡塞决河，垂合，中间一埽谓之“合龙门”，功全在此。是时屡塞不合。时合龙门埽长六十步，有水工高超者献议，以谓埽身太长，人力不能压，埽不至水底，故河流不断，而绳缆多绝。今当以六十步为三节，每节埽长二十步，中间以索连属之。先下第一节，待至底，方压第二、第三。旧工争之，以为不可，云：“二十步埽不能断漏，徒用三节，所费当倍，而决不塞。”超谓之曰：“第一埽水信未断，然势必杀半。压第二埽，止用半力，水纵未断，不过小漏耳。第三节乃平地施工，足以尽人力。处置三节既定，则上两节自为浊泥所淤，不烦人力。”申锡主前议，不听超说。是时贾魏公帅北门，独以超言为然，阴遣数千人于下流收漉流埽。既定而埽果流，而河决愈甚，申锡坐谪。卒作超计，商胡方定。

在这场争论中，主持工程的郭申锡迷信“旧工”的老经验，即坚持用一段六十步长的埽一次合龙，由于埽身过长，不易用人力压入水底，施工困难。而高超的建议是把埽分为三节，一节二十步；先在迎水面放下第一节，沉到底后，水虽然不断流，但水势已经减了一半。接着再下第二节，即使还过一点水，只是小漏了，影响不大。下第三节埽时因已能在平地施工，更加容易，下到底后，口门就迅速堵合断流。旧法的再次失败和商胡堵口的成功，完全证明了高超来自实践的方法切实可行。

可以肯定，在两千多年的治河实践中，像这样善于总结经验，勇于创新的河工绝不止高超一人。只是没有像沈括这样有眼力、有远见的科学家把他们的事迹记录下来。高超是古代劳动人民的杰出代表，他的事迹也是广大河工智慧的结晶。

(七)贾鲁河的来历

翻开今天的河南省地图，在中牟、尉氏、扶沟、西华县之间可以见到一条贾鲁河，在周口市西北注入颍河。这条河是在明初才形成的黄河故道，而贾鲁是元朝人，为什么要以他的名字来命名这条河呢？这还得从贾鲁治河说起。

贾鲁(1297.1355年)，元朝河东高平(今山西高平县)人，字友恒。顺帝时被召参与编纂《宋史》，后任监察御史、工部郎中等官。

至正四年(1344年)五月，黄河在白茅口(今山东曹县境内)决口，六月又在金堤决口，洪水泛滥达七年之久，影响到今豫东、鲁西南、皖北、苏北二十来个州县。洪水还北侵安山，威胁到会通河(南北大运河的一段)。决口发生后，贾鲁以都水监(水利工程长官)的身份奉命到现场考察，他往返数千里，作了仔细调查，了解了治河关键所在，提出两个方案：一是修北堤，以制止洪水横溢；一是疏塞并举，引黄河东流，恢复故道。至正九年，脱脱复任丞相后，决心治河。元顺帝接受脱脱的建议，召集群臣商议，贾鲁重新献策，脱脱同意取后一方案，即堵口恢复故道。脱脱不顾工部尚书成遵等人的反对，报请皇帝于至元十一年四月下诏，任命贾鲁为工部尚书、总治河防使，征发15万民工、2万士兵开始治河。

贾鲁治河的方针是疏、浚、塞并举，即筑塞北流，挽河向东南归入故道。为了使黄河能在向北的决口堵塞后顺利回到故道，作为第一步，他首先整治旧河道，疏浚减水河。从白茅口南的黄陵冈起开了10里新河道，至南白茅；又开了10里新河，至刘庄接入故道；从刘庄至专固一段的102里280步则利用旧河道加以疏浚；从专固至黄固，又开新河道8里；最后一段是从黄固至哈只口的51里80步，疏浚利用了旧河道。同时他预先考虑到堵口后堤防的安全，设计了分洪泄流的减水河，自凹里开了3里40步的新河，又疏浚了82里54步的旧河道；再从张赞店开13里60步新河至杨青村，接入故道。这方面的工程，总共新开和疏浚河道280里54步。

在堵口安排上，贾鲁采取先堵小口，再堵大口的原则，先后筑塞下在专固的缺口，从哈只口至徐州路的300里间，修完缺口107处：接着又堵塞了凹里减河南岸的豁口4处。与此同时，对北岸的250多里堤防作了全面的加固或重修。至此，一切准备工程都已完成，就剩下堵口合龙一役了。

白茅口又名黄陵口，能不能将这口门一下子堵住，成了能否将黄河挽回故道和这次治河能否取胜的关键。正因为如此，贾鲁事先作了相当周密的部署。他先修了三道刺水大堤，总长26里200步，用来分流减弱口门附近的水势。然后在黄陵口的南北两岸筑起截河大堤，一部分河水开始流入故道。但由于刺水堤和截河堤长度还不够，拦入故道的水量还太少，即将堵塞的口门还有“南北四百余步，中流深三丈余”，估计流入决河的水量仍有十分之八。这时已到农历八月二十九日，黄河秋汛已到，贾鲁认为，如果再有迟缓，河水将全部涌入决河，故道会重新淤塞，前功尽弃，因此大胆设计了一个在水下作“石船大堤”的方案。

九月七日，贾鲁在河上逆流排下27艘大船，每船前后都用大桅杆或长桩加上大麻绳、竹缆连接，组成一个方阵。又用麻绳竹缆将船四周加固，防止散开。然后用大铁锚将船队泊定，并在两岸打下一批大桩，用七八百尺长的竹缆分别将各船拉住。船舱中稍铺些散草，再装满碎石，用台子板封闭；在台子板上排上两三层埽，用大麻绳缚紧。又在每船的头桅上缚上三道横木，用竹子编成高约一丈的篱笆，中间夹上草石，称为水帘桅。一切准备妥当后，每船派出两名水手，手持利斧分别等在船的头尾。只听岸上鼓声擂响，水手们一齐将船凿漏，不一会儿船队沉下，堵住决口。船下沉后，立即加高船上的埽段，当出水部分稍高时，又在上面压上更大的埽段。前面一组船下水后，后面一组如法炮制，直到形成一条船堤，并在船堤后加修了三道草埽。最后在口门处下二丈高的大埽四五道，彻底堵塞决口，至十一月十一日终于合龙，决河断水，故道复通。

贾鲁治河所耗费的人力物力是相当可观的，在元朝的统治已处在风雨飘摇的境地，当地又连年受灾、民不聊生的情况，确实招致了百姓的怨恨。但他事先作了周密的调查研究，对工程有全面的规划；在汛朗已到时临危不惧，当机立断；又大胆采用前所未有的堵口方法，终于一举堵塞了泛滥七年的决口；既在当时解除了水患，也为黄河的治理积累了经验，不失为一项重大贡献。贾鲁治河的策略和主要过程由欧阳玄写成《至正河防记》一书，流传至今。贾鲁本人以后随脱脱镇压红巾起义军，在濠州(今安徽凤阳县)死于军中。

经贾鲁治理的河道，始于原武(今河南原阳县西南)黑洋山，经阳武(今原阳县)、封丘荆隆口、中滦镇、开封陈桥镇、仪封黄陵冈(今兰考县东北、曹县西南鲁豫交界的一片冈地)、曹县新集、高丘丁家道口、虞城马牧集、夏邑(今下邑)、司家道门、韩家道口、安徽萧县赵家圈、石将军庙、两河口，至徐州小浮桥入运河(即泗水)，被称为贾鲁河。到了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黄河在原武黑洋山决水，折向东南流，经开封城北五里，折南经陈州(今河南淮阳县)循颍河入淮。原贾鲁河的水流微弱，被称为“小黄河”，而新河成了干流，被称为“大黄河”。以后黄河又不断改道，“大黄河”又成了“小黄河”，到了清朝就有了现在的贾鲁河。

(八)潘季驯“束水攻沙”

明朝的河患日益严重，先后主持治河并取得一定成效的有徐有贞、白昂、刘大夏、刘天和、朱衡、万恭等；但成就最大、对后世最有影响的治河专家还要数潘季驯。

潘季驯(1521.1595年)，浙江乌程(今湖州市)人，字时良，号印川。嘉靖进士，曾以御史巡按广东。从嘉靖四十四年至万历二十年(1565.1592年)，曾四次主持治河。嘉靖四十四年十一月，潘季驯首次以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理河道，与尚书朱衡一起负责治河，但一年后因母亲去世丁忧(父母去世后必须辞官回家治丧守孝，是封建时代沿用的制度)回原籍。第二次自隆庆四年(1570年)八月起，被任命为总理河道提督军务，因运粮的漕船在新河道中发生沉船事故，于五年十二月受到弹劾后被免职。万历六年(1578年)，在首辅张居正的支持下，他第三次主持治河，被任为总理河漕提督军务，对黄河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治理，至万历八年秋完成。万历十六年四月至二十年，他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出任治河要职。在后二次中，他被朝廷授权“便宜行事”，对治河负有全权，取得了显著成就。

潘季驯四次治河中，多次深入工地，与普通河工一起观察地势水情，从事堤防工程，在自河南至海口的黄河下游沿线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他提出了对黄河、淮河和运河应该进行综合治理的原则：“通漕(运河)于河(黄河)，则治河即以治漕。会河于淮，则治淮即以治河，会河、淮而同入于海，则治河、淮即以治海。”但他最突出的贡献还是提出了“束水攻沙”的理论并总结出了一整套具体措施。

直到16世纪后半期的明朝隆庆年间以前，治理黄河的方针还都是以治水为目标，无非是疏、浚、塞几种手段，都着眼于洪水的堵截或疏导。但人们逐渐认识到，黄河的根本问题是泥沙，不解决泥沙的淤积，再好的工程防治也难以持久。隆庆末年任总理河道的万恭在他的《治水筌蹄》一书中说：“水专则急，分则缓。河急则通，缓则淤。”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潘季驯更明确地提出了“以河治河，以水攻沙”的治河方针。这是由于“黄流最浊，以斗计之，沙居其六，若至伏秋，则水居其二矣。以二升之水载八升之沙，非极迅溜，必致停滞”。“水分则势缓，势缓则沙停(淤积)，沙停则河饱(河床淤高)，尺寸之水皆由沙面，止见其高(即使很小的来水，但都在沙面上漫流，只会增加河床的淤积)。水合则势猛，势猛则沙刷，沙刷则河深，寻丈之水皆由河底，止见其卑(即使八尺一丈的来水也都在冲刷河底，只会使河床冲低)。筑堤束水，以水攻沙，水不奔溢于两旁，则必直刷乎河底。一定之理，必然之势，此合之所以愈于分也(这就是集中水量胜过分散水量的道理)。”

为了达到束水攻沙的目的，他主张将两岸的分水口全部堵住，改分流为单一河槽。要做到这一点，牢固稳定的堤防就必不可少。潘季驯十分重视堤防，把它比作军事上的边防：“防敌则曰边防，防河则曰堤防。边防者，防敌之内入也。堤防者，防水之外出也。欲水之无出，而不戒于堤，是犹欲敌之无入，而忘备于边者矣。”他把堤防工程分为四种；一是缕堤，要筑在尽可能逼近河槽的地方，以便在洪水期间缩小河床的断面，加快主槽流速，提高水流挟带和冲刷泥沙的能力。因为缕堤就在河边，约束水道较紧，在湍急的水流冲击下会受到损伤，而且在洪水季节也难免不发生漫溢；因此在离河一里余或二三里处再筑一道遥堤，以备万一。缕堤束水攻沙，遥堤防止洪水，潘季驯认为采用这样的双重堤防，就能解决攻沙与防洪之间的矛盾。为了确保这一体制的安全，在缕堤和遥堤之间，每隔若干距离再筑一道纵向的格堤，万一缕堤决口，洪水遇到格堤阻挡，不至于冲击其他堤段。水在本格拦蓄，洪水退后就能流回主槽，还有淤滩固堤的作用。在特别险要的河段和弯道迎着水流一面，还在缕堤外面筑上一道月堤，起到双重加固的作用。他对筑堤的质量要求很高，强调一定要用“真土”，不能混杂浮沙；一定要达到规定的高度和厚度，不惜工本。对筑成的土堤还要钻探取样，检查质量。

考虑到可能发生的特大洪水，潘季驯在积极合流束水的同时，也作了必要时分洪的准备，在江苏宿迁以下河道上建了崔镇、徐升、季泰、三义四座减水坝。

潘季驯感到仅仅依靠黄河本身的水量还不足于冲刷泥沙，特别是在下游水势平缓以后，所以提出在与淮河相交的清口以下利用淮河的清水来冲刷黄河的浊流。但在黄河洪峰产生后，淮河的水量就显得不足，引起黄水倒灌，为此他修了归仁堤和从清浦至柳浦湾的堤防，防止黄水南入洪泽湖和淮河；又在洪泽湖东岸筑高家堰，将淮河水全部拦蓄在洪泽湖中，抬高了湖内水位；再从清口注入黄河，以起到增加水量，加快流速，稀释泥沙的作用。

潘季驯的治河理论和具体措施在他第三、四两次治河中得到了完全的实施，在他第三次治河后，经过整治的河道在十余年间没有发生大的决溢，行水较畅。在他第四次治河筑三省长堤后，黄河两岸的堤防已全部连接巩固，河道基本稳定。这些成绩都是同时代其他人所从未取得的。潘季驯的理论对后世也有深远的影响，三百多年来一直为治河者所遵奉。清朝治河就以“束水攻沙”为主要方针，康熙时的治河专家陈潢高度评价这一理论，认为是“自然之理”，“故日后之论河者，必当奉之为金科也”。近代水利专家李仪祉也赞扬他是“深明乎治导原理”。在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传入中国以后，一些外国水利专家经过实地考察提出的治河意见，从本质上都没有超出潘季驯方案的范围。毫无疑问，潘季驯和他的治河理论在治黄史上和中国水利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但是，潘季驯的理论和实践存在很大的局限，他的治理只限于河南以下的黄河下游，没有注意下游泥沙的主要来源中游地区，更没有任何治理措施。由于中游的来沙源源不断，束水攻沙又不能将全部泥沙都排入海中，必定有一部分泥沙在下游河道中淤积起来。随着河床的不断淤高，河堤也必须越筑越高，形成高于两岸的悬河。因此，仅仅用这种治标的办法不可能根本解决黄河水患，更不会就此长治久安，以后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九)靳辅和陈潢的贡献

清朝康熙初，黄河几乎年年决溢为灾。特别是康熙十五年(1676 年)，黄河、淮河同时发生洪水，黄河水倒灌进洪泽湖，高家堰抵挡不住，决口34处，运河堤也崩溃，决开300余丈。淮水全部决入里下河地区，不再自清口流入黄河，清江浦以下的黄河河道淤积日益严重。与黄河相通的运河河道也受淤积破坏，漕运不通。当时，康熙最迫切要解决的是“三藩、河务、漕运”这三件大事，而漕运与河务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对康熙来说，河患是仅次于三藩之乱的严重威胁，所以他下决心治河，在康熙十六年调安徽巡抚靳辅任河道总督。

靳辅(1633.1692年)，字紫垣，辽阳(今辽宁辽阳市)人。他的幕僚陈潢(1637.1688年)，字天一，号省斋，浙江嘉兴人，出身平民，青年时就留意经世致用。陈潢曾对黄河作过实地调查，直至今宁夏一带。靳辅在治河过程中，十分重视陈潢的意见，陈潢也尽心尽力，两人合作，相得益彰。

靳辅到任后就与陈潢一起深入实际，了解黄、淮河道堤防的现状和发生水患的原因。经过两个月的调查，靳辅认识到运河的畅通与黄河下游河道的整治关系密切，认为以往只重漕运，不重治河的观点是错误的。他提出的主张是“将河道运道为一体，彻首尾而合治之”，即把运河和黄河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彻底的整治。

由于黄河、淮河决口很多，洪水溢出，从淮阴到海口的河道中水量减少，泥沙淤积非常严重。原来一二里至四五里阔的河身只剩下一二十丈，二三丈至五六丈深的河道只剩下几尺。所以他们把在清江浦以下至海口这三百里河道的疏浚筑堤作为治河的第一步。具体方法是采取开“川字河”，即在旧河道的两旁相距三丈的地方，左右各挖一条八丈宽的新河，三河平行。开新河挖出的土就用于修筑两岸堤防。当黄、淮各决门相继堵塞，河水归入正道后，就将川字河中间的两道沙堆顺流冲去，三条河道合为一道，并迅速刷宽冲深，开通了入海的河道。为了达到利用淮河以清刷黄，在淮河出洪泽湖处开了五条引河，再合流由清口汇入黄河，并流入海。

当时，黄河两岸有21处决口，高家堰有34处决口。靳辅、陈潢在疏通了下流河道以后，就转入堵口工程。他们根据具体条件，先易后难，采用挑引河、筑拦水坝、在中流筑越堤等不同办法，陆续将小口门全部堵塞。最后完成在杨庄堵口的大工程，使黄河归入正流。

他们信服潘季驯“束水攻沙”的原则，对堤防的修筑非常重视，希望通过堤防的约束，集中水流，冲刷淤积。因此他们不但大力修整黄河、运河、淮河两岸的千里大堤，加固了高家堰，而且创筑了从云梯关到海口的束水堤，使这一段河水不至漫流而造成海口壅积。

此外，他们还在安徽砀山至江苏睢宁的狭窄河段增建了不少减水坝、减水闸，以备分洪。在守险工(防守险要河段)和修险工方面，也创造了不少行之有效的办法，有的至今还有现实意义。

靳辅、陈潢的治河经历了十年多时间，到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靳辅去职时，黄、淮故道已先后修复，运河的漕运也畅通无阻，黄河、淮河、运河都出现了清初以来少有的稳定局面。

但是正如潘季驯的治河一样，靳辅、陈潢的治理也只限于下游河道的工程防治，并不能减少中游地区的来沙。而随着中国人口的迅速增加，黄河中游的开垦范围越来越广，水土流失也越来越严重。尽管靳辅和陈潢的治理暂时缓解了下游的河患，但维持的时间毕竟有限，到乾隆以后，黄河形势更是日渐恶化了。

(十)近代水利学家的代表——李仪祉

清末以来，不少进步的知识分子致力于学习和传播西方近代科学技术，致力于在中国运用先进技术，李仪祉就是水利学界的代表。

李仪祉(1882.1938年)陕西蒲城人，原名协。清末民初曾两次留学德国，专攻水利工程学。回国后，最初在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任教，以后一直从事水利事业，先后在华北、黄河、淮河及陕西省的水利机构任职，一度出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

他一生有大量的著作和译文，积极介绍各国近代的治水技术和经验。他认为：“泰西(西方)各国治水成法，可供吾国人仿效者多，因其地理之关系，各有所特长：论中下游之治导，则普鲁士诸河可为法也。论山溪之制驭，则奥与瑞可为师也。论海洋影响所及河口一段之整治，则英、法及北美诸河流可资仿效也。论防止土壤冲刷，则美国及日本今正在努力也。”

他把西方近代技术和中国传统的治河经验结合起来，对黄河的治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这一基础上，他提出了在上、中、下游作全面治理的方案。他主张在上、中游地区植树造林，减少泥沙的下泄量；同时在各支流上建拦洪水库，以调节水量，并且在宁夏、绥远(今内蒙古南部)、山西、陕西各省黄河流域及各省内支流广开渠道，以进一步削减下游洪水。对下游的防洪，他提出两点具体方案：一是开辟减河，以削减异常洪水；一是整治河槽。他主张采用德国水利学家恩格思的办法，即固定中常水位河槽，按照各河段中常水位的流量，规定河槽的断面，按这一标准来修正主河道，规划各种工程设施，以达到冲深河槽，淤高滩地。但由于当时黄河的水文资料很不完整，还不可能为确定中常水位提供可靠的依据，因此李仪祉认为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实施这一方案。

直到清朝为止，我国的传统治河理论和方法都只注意下游河道的整治，自李仪祉开始提出了上、中、下游全面治理的主张，这是一项重大进步，也是我国治河事业走向近代化的起点。但李仪祉当时已经深感中国的水利事业“一受制于外强之参予，二受累于内政之不统一，三限于财政之竭蹶，提倡者虽不乏人，而实施者无几”。治河史上新时代的到来，只有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才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