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水清澈，生命延续-葛剑雄文集①

五、俟河之清，人寿几何

古代的黄河究竟是清的还是浊的，应该是不难回答的。因为目前可以见到的最早的关于黄河清浊的证据，就是《左传·哀公八年》引用的两句佚诗：“俟河之清，人寿几何？”(要等到黄河变清，一个人能活多久？)也就是说最迟在公元前5世纪，黄河已经不清了好久了。人们根据长期积累的经验已经肯定，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黄河是不可能变清的，所以才会发出如此毫无信心的慨叹。

公元前4世纪的战国时，人们已经用“浊河”来称黄河；而“黄河”这个名称的第一次出现，是在公元前3世纪末汉高祖刘邦封功臣的誓文中。至于“黄河”成为这条大河的正式名称，那是从7世纪初的唐朝才开始的。

正因为黄河一直是浊的，所以“河清”就成了君主圣明、天下太平的象征，“海晏河清”就等于太平盛世的代名词。翻开历代的正史，不时能见到某地“河清”或某日“河清”的记载。其实这些“河清”的一部分不过是在冬春枯水季节某些流速极慢的河段出现的局部现象，所谓“清”也只是相对不太浊而已；另一部分则完全是统治者自欺欺人而制造出来的所谓“祥瑞”(吉利的征兆)，根本不是事实。公元309年和562年，十六国中汉(前赵)的君主刘渊和北朝北齐成武帝就分别以“河清”和“河瑞”作为自己的年号。

如果说一开始人们还只是凭直觉体会黄河水的浊和黄，那么到公元1世纪对黄河水的含沙量已经有了定量分析。西汉末年一位叫张戎的官员指出：“河水重浊，号为一石而六斗泥。”这是目前所知世界上最早的对河流泥沙量测定数据。宋朝人认为“河流混浊，泥沙相半”。明朝人进一步注意到不同阶段的变化：河水在平时“沙居其六”，伏汛时“沙居其八”。当然，由于这些分析过于粗略，还没有证据证明是建立在常年科学观测的基础上，很难用之于具体的数量分析。不过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还是能够发现，尽管黄河自古以来就以多泥沙著称于世，但它的含沙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至于黄河自古以来就“浊”和“黄”的原因以及在历史时期含沙量的变化，还得从黄河经流地区的自然条件和影响黄河及其流域的人文条件中去寻找答案。

(一)世界最大的黄土高原：黄河泥沙的来源

中国的黄土高原是世界上面积最大、覆盖最厚的黄土高原。它的范围，西起青海的日月山，东至山西的太行山，北起晋陕长城，南至秦岭，总面积约40万平方公里。除了在一部分石质山地上黄土的堆积比较薄以外，高原的其余部分都覆盖着深厚的黄土，一般都在50.80米之间。其中陕北的白于山以南、子午岭至吕梁山以西的厚度在100. 200米之间，而甘肃通渭华家岭至定西马衔山一线以北至兰州附近厚度竟达200.300米。

这样的覆盖厚度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例如在欧洲中部，黄土厚度一般在5米以下，厚度最大的莱茵河谷也不过20.30米；俄罗斯境内黄土的厚度大多是10.20米；北美洲黄土覆盖最厚的是美国密西西比河的西岸部分地区，也仅30余米，而其余地区只有数米至20米；南美洲黄土最厚的潘帕斯地区是10余米；都远远低于中国黄土高原的一般厚度。

黄土的组成物质主要是细粉砂，粒径在0．01.0．05毫米之间，占总量的50%左右；其次是粒径为0．05.0．1毫米的粗粉砂和粒径小于0．005毫米的黏土；粒径大于0．1毫米的细砂和粒径为0．005.0．01毫米的粉黏土含量都很少。黄土质地疏松，多孔隙，透水性和湿陷性都很强，抗水蚀和风蚀能力却很差。黄土具有垂直节理，常形成直立的陡壁或黄土墙、黄土柱等。

黄土高原的黄土堆积至迟在早更新世起就已经开始了，距今已有240万年，以后黄土高原沉积的面积逐渐扩大，终于将在今天黄土高原范围内在第四纪前形成的基岩大部分掩盖了，仅少数高耸的岩石山地得以显露在外。

黄河从青海境内就进入了黄土高原，到宁夏银川市南；从山西河曲又进入黄土高原，直到河南新安县才流出。但在此以下黄河流经的华北大平原也是黄土的产物，千万年来，正是黄河和许多发源或流经黄土高原的河流所挟带的黄土，造就了中国这块最大的平原。从银川到河曲这一段黄河虽然离开了黄土高原，却要流过乌兰布和沙漠和库布齐沙漠，附近还有腾格里沙漠和毛乌素沙漠，北面和西北面的蒙古高原和大戈壁就是黄土的来源。

(二)下游悬河：泥沙堆积的杰作

黄河和黄土高原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世界上含沙量最高的河流。据50年代的实测，黄河多年的平均输沙量达到16亿吨，每一立方米水中的平均含沙量约37．5公斤，高时可达590公斤，最高时甚至达900公斤以上；而含沙量居第二位的美国科罗拉多河是每立方米27．5公斤。在世界其他大河中，只有印度和孟加拉国的恒河的年输沙量达到14．5亿吨，与黄河接近，但恒河的水量是黄河的10倍，因而平均每立方米水的含沙量只有3．95公斤。在国内的河流中，只有同样发源于黄土高原的海河的含沙量与黄河相仿，其他河流就要低得多。如长江的平均含沙量是每立方米0．575公斤，淮河是每立方米0．397公斤，珠江是每立方米0．32公斤。就是北方多泥沙的河流辽河和滦河也分别只有每立方米3．6公斤和3．96公斤。

如果把黄河每年输送的这16亿吨泥沙堆成一条高宽各一米的土堤，其长度可有地球至月球距离的三倍。由于黄河的水量不大，不可能将这些泥沙全部带入大海，所以其中有四分之一堆积在山东利津以上的河道内，二分之一堆积在利津以下的河口三角洲和滨海地带，只有四分之一能输入海洋。

由于中游的河道狭窄，坡降大，流速快，泥沙不易淤积，而下游河道宽，坡降小，流速慢，所以这4亿吨泥沙都堆积在下游的河道里。天长日久，河床不断抬高，逐渐成为高于两岸地面的悬河。黄河在历史上的改道不计其数，但只要是使用了较长时间的下游河道，最终无一不成为悬河。根据本世纪以来的测量，下游河道平均每年淤高3.5厘米，近年来平均每年已增至10厘米左右。现在下游河堤内的滩地一般都要比堤外高3.5米，有些地方还要高得多，如河南柳园口附近的滩地高出开封市地面7米，河南封丘县曹岗附近滩面高出堤外地面10米。这样一条悬河中流淌着的黄河水全靠两岸堤防的约束，随着河床的逐渐淤高，河堤也得相应加高。每当洪水来临，水面更是大大高出两岸，堤防稍有损坏，后果就不堪设想。

(三)中游来沙，暴雨助虐

根据黄河沿岸各水文站多年实测的记录，黄河的泥沙主要来自中游黄土高原地区，特别是自河口镇至龙门口的晋陕峡谷地区和龙门至潼关的泾渭北洛河流域。在流经河南陕县的巨量泥沙中，来自河口镇以上的只占9%左右，所以在离河口镇上游不远处的包头市河段，每立方米河水多年的平均含沙量仅6公斤。但河口镇以下的黄河两岸黄土堆积深厚，质地疏松，地面侵蚀剧烈，加上干支流的坡降都相当大，水流湍急，泥沙冲刷严重却不会沉积。所以自河口镇至龙门河段的来沙，要占全河输沙量的56%，河水中的含沙量也已增加到每立方米28公斤。龙门口至潼关河段的来沙占全河的34%，黄河水到陕县的含沙量达到每立方米34公斤。而三门峡以下伊洛河、沁河的来沙只占2%左右，加上黄河自孟津以下也有淤积，因而输沙总量已经不再有什么增加了。

这样大的输沙量主要集中在中游，但在一年之中也是很不平均的，这又与中游地区的降水分布不均有关。黄河下游发生洪水时的流量来自上游的向来不超过10%，90%以上是来自中游。中游地区在夏秋之际经常出现暴雨，由于地面蓄水能力差，雨后立即在河床中形成洪峰，产生10000立方米/秒以上的洪水。暴雨形成的洪水带来大量泥沙，使一年内的泥沙集中在汛期。据统计，龙门站1966年7月18日含沙量高达933公斤/立方米，三门峡站1977年8月6、7日922公斤/立方米。黄河在中游地区的一些支流也有这样的特点，如在陕西境内的支流窟野河在1958年7月10日当天，竟测到了每立方米1700公斤的含沙量。这样的支流汇入黄河，当然会使输沙量越来越大。

由于黄河中游地区的降水量在年际的分配也是很不均衡的，所以输沙量的年际变化同样是相当大的。据实测的记录，1933年的输沙量高达39．10亿吨，其中8月8日至15日一次洪水过程，陕县站的输沙量就有21．2亿吨，占全年总量的54．4%，大大超过了平时全年的输沙量；而1928年只有4．88亿吨。中游的支流也是如此，如窟野河温家川站的年平均输沙量是1．383亿吨，但1954年7月12日一天的输沙量就达1．12亿吨；泾河张家山站的年平均输沙量是2．709亿吨，但1933年8 月7日至12日的输沙量竟有8．4亿吨。

历史上见于记载的黄河大水，虽然决口和泛滥的地点都在下游，但洪水的来源却大多是中游，或者是中游和下游的暴雨同时出现。

黄河史上最早的一条有具体日期、地点和高度的洪水记录见于《水经·伊水注》：“(伊)阙左壁有石铭云：黄初四年六月廿四日辛巳大出水，举高四丈五尺，齐此已下。”这一天是公元223年8月8日，四丈五尺合今制10．9米。另外，从同时代的曹植的一首诗《赠白马王彪》及序中发现，曹植是在农历七月初离开洛阳的，当时的情景还是“伊洛广且深，欲济川无梁。泛舟越洪涛，怨彼东路长。”可见这次洪水持续的时间有10天左右。

五代后唐同光三年(925年)，渭河上中游凤翔等地大雨75日，中游地区自7月3日至9月18日连续大雨，其中沁河流域的泽(治今山西晋城市)、潞(治今山西长治市)二州自7月1日至19日大雨不止，结果河南陕县河水上涨二丈二尺，溢入城内；河阳(今孟县)河水上涨一丈五尺，下游滑州决口。

明崇祯五年(1632年)，晋西南地区出现连续大雨，陕州霪雨40日，又大雨两昼夜，民房倒了一大半，黄河水涨至上河头街(原陕县太阳渡)，淹了河神庙。上河头街的海拔高程是307米，这次洪水将建在上面的河神庙淹没，说明洪峰的最高水位至少有307米，这次洪水虽非历史之最，也是罕见的。

清康熙元年(1662年)夏天，甘、陕、晋三省黄河各条支流连续大雨暴雨。陕西在农历六月以后连续大雨60日，泾、渭、洛(北洛)各水都出现洪水。山西境内的汾河和涑水流域也连续大雨。到农历八月中秋前后，黄河中下游也出现“昼夜不绝”的17天大雨，雨带逐渐向东移动。当黄河干流的特大洪水到达河南境内时，沿河地区和鲁西正好大雨。因此自农历五月至七月间，在曹县石得炉、中牟黄练集、武陟大村、睢宁孟家湾、宿迁、清河和高家堰等处先后决口，八月又在兰阳高家堂和曹县牛市屯发生新的决口，灾情极其严重。这是一次中下游同量暴雨形成的洪水，持续时间又相当长，历史上非常罕见。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夏天，历史上罕见的发生在三门峡至花园口地区的特大暴雨和洪水，降雨范围很广，这一带的13个县的县志中都留下了暴雨记载。雨带为南北向分布，三门峡至花园口间是中心。降雨连续约10天，其中暴雨约5天，结果花园口以下漫口有25处。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是19世纪第一个大洪水年。据陕州万锦滩(陕州北门外)测报，从农历六月二十二日至七月八日共涨水7次，到七月十八日已累计涨水八丈八尺一寸。二十三日下游又大雨，就在祥符、兰阳、陈留、中牟等处漫口了。

道光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1841.1843年)连续三年黄河下游发生大洪水和特大洪水，但水量主要也是来自中游。1843年的洪水是近一两百年来最大的一次。那年沁河口以上连续涨水达九丈六尺，陕州万锦滩在44小时内涨水有二丈一尺之多。洪水漫过了三门峡中三门的顶，溢出堤岸并淹了北岸山西垣曲城的南城墙，又淹了平时离水面有二丈多的万锦滩。当地留下了这样的民谣：“道光二十三，黄河涨上天，冲了太阳渡，捎了万锦滩。”下游在中牟九堡决口，口门冲宽至360余丈，中泓水深约二丈九尺，由颍河、涡河等河注入淮河。50年代曾对这次洪水的痕迹进行实地调查，三门峡上游史家滩附近洪水位高程为302．46米，陕州北关村洪水位高程为309．3米，平陆太阳渡洪水位高程为306．5米，根据这些数据估计这一年经过陕县的最高洪峰流量为36000立方米/秒。这是黄河历史上调查得到的最高洪峰流量的最大数据。

咸丰五年(1855年)六月十八日前，沁河口以上累计涨水仅二丈八尺，来势并不很大，但恰好下游下了一昼夜的大雨，上游各支流的来水同时汇集，兰阳铜瓦厢三堡以下堤岸坍塌，六月二十日决口，主流改道。以后上游干流和伊、洛、沁各河又连续涨水，下游也持续大雨，洪水泛滥，造成大面积的灾害。

1933年是本世纪黄河最大的洪水年。当年从7月中旬开始，上中游就集中发生暴雨，河套一带三天内下雨205毫米，陕西境内一昼夜降雨300毫米。7月26日太原大雨，泾、渭、洛、汾各河同时涨水。这次洪水主要来自泾、渭二河和北干流，据陕县站测录，最大流量为22000立方米/秒。由于来势迅猛，河床来不及宣泄，下游决口50多处，受灾面积达11000余平方公里。

(四)干支流的下切和侧蚀

黄河中游每年要流掉那么多的泥沙，黄土高原的面貌必定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下游的河道和洪水流经的地区又要淤积那么多的泥沙，不仅干流的河道成为悬河，还使华北平原上曾经泛滥到的地区面目全非。

在山西吉县和陕西宜君县间的黄河干流上有一处瀑布，这就是黄河上唯一的壶口瀑布。根据郦道元在《水经注》中的记载，瀑布是在孟门山下，被称为孟门山的实际上是屹立在河干的几块巨石，其中最大的一块现在还有13米高。在郦道元以后287年，唐朝的李吉甫著了《元和郡县图志》，他所著录的壶口瀑布离开孟门山已有一千步(合1475 米)。而今天的壶口瀑布已经远离盂门山5公里了。从郦道元写《水经注》到今天还不足1500年，平均每年后退3米多。

瀑布的后退是一种普遍现象，这是由于形成瀑布的水流不断冲蚀着河床的下切作用，造成泥沙的流失和岩石的破碎崩落。但瀑布后退的速度却因河床地质构造和水流含沙量的不同而异，像壶口瀑布这样的后退速度是相当罕见的。从壶口上游流下来的高含沙量的水冲蚀着结构并不坚实的河床，比起那些含沙量极少的清水流过由花岗石基岩构成的河床来，当然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后果。对壶口瀑布的含泥沙之多笔者有过亲身的感受：我站立在瀑布下游时曾感到随风吹来的水雾拂在脸上、身上，等离开瀑布想擦去眼镜片上的水雾时，发现竟已经凝结成一点点黄色的泥斑，而衬衣上也出现了密密的小黄点。

著名的潼关城(老潼关)本来是在港口之南的原上，到7世纪末才迁到今港口。这说明在黄河水的冲蚀下河谷下切，原来的滩地出露，并且已经相当稳定，有了筑城的地方，所以潼关才由原上迁了下来。当时的潼关城就在黄河边，但现在黄河的常年水位又在城下约20米了，这就是从7世纪末以来黄河河床在继续下切的证据。

《三国志·董卓传》注中引用的《献帝纪》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兴平二年(195年)，汉献帝与随行人员逃到陕县(今河南三门峡市旧陕县城东上村岭)，准备渡河北上。汉献帝步行到了岸边，但岸太高，没有办法下去。正好侍候皇后的人带着十匹绢，于是就将十匹绢结成一根绳子，系在一个力气大的将士身上，背着汉献帝下到船上。

根据当时绢的一般长度推算，水面距河岸有十余丈，折合今制30余米。在三门峡水库未建时，这里的河岸离水面已有55米，可见从195年至20世纪50年代，河床已经下切了10多米。

在发生下切的地方，同时还存在侧蚀现象，即河水向两岸冲蚀。例如，西汉时在汾水入黄河口的南岸有一个长四五里，宽二里，高十余丈的土冈，称为汾阴藌。汉武帝在上面立后土祠，亲自去祭祀，以后历代帝王纷纷效法。但由于黄河和汾水两面的侧蚀作用，汾阴藌不断受到冲蚀，到宋元以后就完全被河水吞没了。其实在西汉时，河水的侧蚀已经发生。汉武帝时曾在后土祠旁获得“宝鼎”，应该是河水冲掉堆积的黄土，使这口在古代埋入地下的鼎重见天日。在今山西河曲县境内数十里的明长城，当时都是濒河而建的，至今已有不少段被黄河侧蚀所毁。又如战国时魏国的西长城建于今陕西韩城市境内，一段在东少梁原上，一段在城南村北，东端都在黄河旁的高岸上。在黄河的侧蚀作用下，河岸不断崩塌，长城也随之毁灭，残迹十分明显，城南魏长城东端坠入河中部分长达一公里半。

严重的下切和侧蚀同样发生在黄河的支流上。公元前3世纪末，秦国开凿郑国渠，以泾河为水源，渠首在今陕西泾阳县西北张家山下。当时渠首的位置肯定应在水面以下，但今天已经高于泾河的水面14米了。公元前2世纪末开凿的龙首渠是以洛河为水源的，渠首在今陕西澄城县洑头村。由于要穿过商颜山(今铁镰山)，当时曾开了引水隧洞。今天的洛惠渠也是引洛河灌溉，穿越此山的位置恰好与龙首渠相同。但洛惠渠的五号隧洞已在汉代隧洞之下20米，正好说明了洛河河谷的下切的程度。7世纪初，隋朝在长安城东开了一条龙首渠，以浐河为水源，渠首在今西安市东南马登空村。当年的渠口而今还显露在村中的半崖间，但现在的浐河河面已经比它低12米了。秦的首都咸阳城位于今陕西咸阳市东渭河的北岸。据近年来对遗址的考古发掘，咸阳故城靠渭河一边已有约4公里宽的一段因渭河的侧蚀而崩塌于河中。

(五)沟壑的发育和原的缩小

黄河干支流的下切和侧蚀的另一方面影响，就是由于沟壑的增加和发育使黄土高原上的原不断破碎和缩小。古代黄土高原上到处是高敞平坦的台地——原，一个原的面积都相当大，例如周朝的发祥地周原的范围就相当于今陕西扶风、凤翔、岐山、武功四县的大部分和宝鸡、眉县、乾县、永寿的小部分。由于黄土高原本身的高低起伏和黄土疏松，侵蚀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沟壑早已形成。但大面积的原的存在证明那时的沟壑还不多，沟壑的侵蚀作用也还不严重。随着地表植被的破坏，降水和流水对表土的侵蚀日益加剧，沟壑就逐渐增加，并不断延伸。在这过程中，既会产生更小更多的支沟，向原的内部发展；也会发育新的沟壑。所有的沟壑都通往附近的河流，随着河流的下切，沟壑的侵蚀基准面也相应降低，从而加速沟壑的下切，同时也增强了沟壑的侧蚀能力。沟壑增加延伸、加深加宽的结果，就是原面的支离破碎，大原被分割成小原，小原又被分割为更小的原，以至消失。周原就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先一分为二，以后又分为无数小原，所以现在虽然依然有周原之名，地域范围却已有天壤之别了。

又如董志原，据唐代《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当时称彭原，南北长81里，东西宽60里，分别相当于今42公里半和近32公里。现在董志原南北的长度大致如旧，东西宽度却大大缩短，最宽处仅18公里，最窄处才半公里。西峰镇基本上居董志原的中心位置，目前已处于东西五个沟头之间，最远的沟头相距不到2公里，最近的才半公里左右。如果这两个相距半公里的沟头再向上延伸，相互连接起来，现在的董志原就会不再存在，至少又要一分为二了。又如陕西神木县东北的杨家城，是唐宋麟州城的故址。明代筑长城时绕城西侧趋向东北，利用了麟州城原来的西城墙。现在6条沟破城而入，其中最长的一条沟已延伸了3公里。

黄土高原上本来也有一些湖沼，如在今陕西泾阳、三原一带有焦获泽，在渭河下游有杨纡泽，在今陇县西部有弦蒲薮，在汾水中游有昭余祁，但都只见于早期的记载，汉代以后就不再有人提及了。这些湖沼的消失主要应是自然环境变化的结果。

(六)从统万城的兴废看沙地的扩展

黄土高原上的沙地和沙漠，从有文字记载以来显然已经大大增加和扩大了。在早期的历史文献中，只提到了今陕西大荔县境内的沙苑、奢延水(今无定河的上游红柳河)源头的赤沙阜及其支流黑水流经的沙陵等不多的几处。但今天如果我们打开地图，或者到黄土高原旅行，就会发现大范围的沙地或沙漠了。(www.chuimin.cn)

统万城的建筑和废弃过程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公元413年，十六国之一的夏国的君主赫连勃勃来到今陕西靖边县北的契吴山下，为这一带的优美风景所陶醉，发出了这样的感叹：“美哉！临广泽而带清流。吾行地多矣，自马领以北，大河以南，未之有也！”马领在今甘肃庆阳和环县之间，大河指今内蒙古河套的黄河。赫连勃勃当即决定在这里建统万城，定为国都。统万城建成后，赫连勃勃的秘书监胡义周曾经作了一篇颂，其中有这样的词句：“乃远惟周文，启经始之基；近详山川，究形胜之地；遂营起都城，开建京邑。背名山而面洪流，左河泽而右重塞。高隅隐日，崇墉际云，石郭天池，周绵千里……华林沼池，崇台秘室，通房连阁，驰道苑园，可以荫映万邦，光覆四海，莫不郁然并建……营离宫于露寝之南，起别殿于永安之北，高构千寻，崇基万仞……虽如来须弥之宝塔，帝释忉利之神宫，尚未足以喻其丽，方其饰也。”这些文字当然少不了奉承和夸大，但从史料的分析和遗址的考察可以肯定，当时的统万城的规模很大，建筑质量也相当高。就在建城百年以后，郦道元在他的《水经注》中描述该城“雉堞虽旧，崇墉若新”；即高高的城墙还如新的一般。经过1500多年的沧桑，如今故城西北隅那座敌楼的残高还有24米以上。

夏国被灭后，统万城成为夏州的治所，历经隋唐，这里都是北方的重镇，常驻军政机构。但到唐朝后期，附近已成为沙漠，夏州城也已受到流沙的严重威胁。《新唐书·五行志》有这样一条记载：“长庆二年十月，夏州大风，飞沙为堆，高及城堞。”看来滚流而来的流沙已经逼近夏州城了。而稍晚的咸通年间(860.874年)许棠所作的《夏州道中》一诗，更透露出了不祥的信息：“茫茫沙漠广，渐远赫连城。”说明夏州城周围已被沙漠包围了，这预示着夏州城的余年不会太长了。一百多年后，宋朝统治者下令废毁夏州城，一方面固然是由于西夏的强大，更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这个“深在沙漠”的据点农牧都无法经营，连基本供应也难以维持下去。

从此，这个曾经煊赫一时的名城深藏在沙漠之中，销声匿迹了。直到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陕西横山县知县何炳勋根据榆林知府徐松的指示亲自作实地调查，才发现这个被当地百姓称为白城子的遗址就是当年的统万城。1956年，有关专家学者又进行了更具体的考察，肯定了这一结论。而今这座古城遗址处在一望无际的茫茫沙海之中，周围荒无人烟，20里外才有一个叫巴图湾的居民点，赫连勃勃所欣赏的清流和广泽早已杳无踪影了。

(七)平原飞沙何处来

千百年来黄河水带来的大量泥沙，使下游平原地区变得面目全非。春秋战国时，在黄河下游还有很多“丘”，见于历史记载的也不少。所谓“丘”，应该是指多少高于周围地面的台地或高地。对这些著名的丘的位置，自西汉以来大多有记录，所以可以确定具体地点。但当我们来到旧址时，却再也找不到与周围不同的地形，它们早已被黄河水荡为平地了。

战国时发生过一次著名的战役——马陵之战，齐国的田忌根据孙膑的计谋大败庞涓率领的魏军。最后决战的地点马陵，处于深谷之中，道路狭窄，两旁有封闭地形，地势险要，可以埋伏大军。齐军事先砍下一棵大树，剥去树皮，在上面写上“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几个字，上万射手埋伏在道路两旁。孙膑预计庞涓将在傍晚到达，必定会点火看树上的字，就将火光作为发起攻击的信号。庞涓果然中计，齐军万弩齐发，魏军大败，庞涓也自杀身亡。齐军的获胜当然是由于正确的战略战术，但凭借有利的地形无疑也是一项重要条件。马陵在哪里，目前有两种说法，一说在今河南范县西南，一说在今河北大名东南。不过无论在哪一个地方，都只是一马平川，这样的深谷只能留给人们自己去想象了。

事实上，比这些地方大得多的一些城市也先后被滚滚而来的黄水吞没，长眠于泥沙之下，有的直到近代才重见天日，大多至今依然深埋于地下。北宋大观二年(1108年)，黄河在内黄(今河南内黄县)决口北流，洪水一下子淹没了巨鹿(今河北巨鹿县)县城。水退后旧城就被埋入地下，只得另择高处重建新城。1919年，当地人打井，在地下发现了宋代的瓷器和房基。以后的发掘证明巨鹿旧城已被埋在地下6米处。

今河南开封曾经是北宋和金后期的首都。开封城在金代以前还远离黄河，金代以后，随着河道的逐渐南移，就经常受到黄河决溢的威胁。从元初至清末，开封城先后七次被淹。灾情最严重的一次要数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当时的河南巡抚高名衡为了以黄河水淹李自成围城的军队，扒开了大堤，结果适得其反，淹了整个开封城。当时全城只有钟楼、鼓楼、周王府的紫金殿和相国寺的屋顶还露出水面。洪水退后，午朝门的一对石狮子完全被沙掩埋。原来筑在夷山上的铁塔，从塔基莲花盆以下都被沙埋了。元代所建的延庆观，原来的门已在今地下2米处。近年来，在开封城内地下三四米处挖出了明代的房顶，而规模宏大的宋东京城已在地下8米处发现。对开封城这一特殊现象，前人已有所体会，清人胡介祉为此写了一首《镜泉歌》：

汴州城外黄流泻，汴州城内泥湍踝。自从河水灌城来，百尺楼台见檐瓦。屋上架屋高更高，地中掘地下复下。本非真土那得泉？纵及九仞胡为者！

从开封城底下宋城的深度可以证明，从元代以来这七百多年间这一带的泥沙淤积已经厚达8米。城市的地势一般还不会最低，城市如此，其他地方的淤积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在黄河洪水曾经淹及的范围，都被盖上了厚厚的一层沙土。而且由于黄河多次改道，在下游地区留下了很多故道、废堤和一道道沙堤、沙岗。这一切，在长期风力作用下，都成了风沙的来源。

几年前，我曾到过河南安阳市，主人陪我们去内黄县的二帝陵。在三四个小时中，汽车两旁都是沙地和沙丘，尽管经过多年的绿化一些地方已经长出稀疏的树林，但仍使人感到好像进入了大西北的戈壁。在二帝陵，只见从元朝以来的无数石碑大多掩埋在黄沙之中，周围的流沙至少有几米厚。要想恢复这一建筑的原貌，看来将是一项巨大的工程。

河南是黄河决口留下的沙害最严重的地区。从武陟经获嘉、新乡、汲县、滑县、浚县、濮阳、内黄、清丰、河北大名、馆陶，是西汉黄河主要流经的地方，从濮阳以下还是东汉至北宋黄河所经之地。据实地考察，今天还残留在地面的河堤，左堤长约270余公里(包括缺口)，堤基宽10米至50米不等，高出堤外地面1．5米至6米不等；右堤长283公里(包括缺口)，堤基宽数十米，高出地面5米至10米不等，两堤之间几乎已被泥沙堆平，周围也有大片沙岗和沙地，无法进行耕种。浚县、滑县、濮阳一带是西汉至北宋黄河决口最频繁的地方，所以至今还留着不少残堤和沙岗。濮阳县城西南有一大片低洼地，当地人称为黑龙潭，正是古代黄河决口时留下的跌塘，在潭下深2米处有树梢，潭内全是沙土。

河南的东部和中部又是元明以来黄河决口改道最频繁的地区，其中的新乡、安阳、开封、商丘四个市、地区受到的影响最为严重。一方面是沙丘、沙地、沙岗和受过洪水泛淤的土地很多，另一方面是当地人为了防灾保家而修筑的堤、坝、垸、垛也特别多，形成了各种地貌形态交错、复杂而荒凉的地理景观。中牟、开封、兰考等县的沙区面积最大，每当冬春干燥多风，沙丘随风移动，流沙破坏农田，成为当地一大灾害。以前兰考还有“大雁不落”的谚语，足见荒凉的程度。新乡市的原阳、延津、封丘三县是受沙害的典型。封丘县城从金代至清初曾六次被河水冲毁，县境内的土地大多被泥沙掩没，很多长期无法耕种。延津县北部还残留着从战国至北宋的黄河故道，至今仍高于地面，河道中的沙土随风吹散，形成不少沙丘，高的有20米。到清代，县治以北已全成为沙地。今县境内本来还有一个胙城县，曾是南北交通的必经之地，从河南开封去北京一般都在此县渡黄河北上。因为金代以后黄河多次在这里决口改道，到明朝中期县境到处是沙丘，明朝末年，连县城的西门也被飞沙填没了。清初顺治年间，县城被飞沙包围，城内仅存居民百家，全县土地大多荒芜。康熙年间，自沙门镇(今延津县西北)至胙城县治间积沙绵延数十里，交通已十分困难。雍正五年(1727年)，该县不得不撤销。以后，旧城周围成了无人区，旧城也被风沙湮没了。一个位于平原地区的县在和平时期因沙害而撤销，在中国历史上大概是很少见的。原阳县的西部(原原武县)也多次遭受水灾，洪水带来的大量泥沙造成县城地势低于城外，使积水难以排出，累积起来的泥沙甚至将城外一些小山都淤平了。

(八)森林的消失

今天的黄土高原上已经很少有森林了，据近年的调查，现有森林面积约2806万亩，只占总面积的3%，主要分布在海拔较高的石质山地，如太行山、恒山、吕梁山、六盘山、陇山、兴隆山、崆峒山等。其中原始森林很少，而且以中幼龄林和近熟林为主。整个黄河中游的森林覆盖率也是相当低的。

那么是不是黄土高原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呢？目前的状况是什么时候才形成的呢？对这些问题，有关的专家学者还没有一致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黄土高原的地理条件决定了它从来就不会有茂密的森林，森林只能生长在未受黄土覆盖或黄土覆盖不厚的石山上；古代的情况和现在基本相同，只是程度上稍有差别而已。另一种意见认为：黄土高原本来是既有广漠的草原，又有茂密的森林，农作物也能到处生长；现在的状况是人为破坏的结果。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还不足以确定哪一种意见完全正确，但以大量可靠的历史文献为依据，至少可以肯定两点：黄土高原和黄河中游在历史时期曾经有比现在多得多的森林；人为破坏是这些森林减少以至消失的主要原因。

西安半坡是一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在那里发掘出来的动物骸骨中有斑鹿、野兔、狸、貉、獾、羚羊等。这些动物都是出没在森林中和草原上的，在当时的条件下人们又不可能从遥远的地方获得这些猎物，所以可以证明在半坡一带应该有茂密的森林或茂盛的草原。这也可以从传说中找到证据，《孟子·滕文公》中说尧的时代“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偪人”，尧的部落的活动大致应在黄河中游或中下游之交，说明这一带的情况与半坡相似。

战国时，在赵国的西北曾经有过被称为“林胡”的部族，分布在今内蒙古伊克昭盟的东部。“胡”是当时对北方非华夏部族的通称，“林胡”的名称显然是指林中的胡人，那么“林胡”的分布区应该是林区。尽管这里今天是鄂尔多斯高原的一部分，却早已毫无森林，但在当地发掘到的汉墓中的确发现了长、宽均有32厘米的木材制成的葬具，可见到汉代这一带的木材还是不少、不小的。

关中盆地是周人的发祥地，因此在《诗经》中有很多诗篇描述了关中的地理景观和周人的生产和生活。从这些诗句中可以看出，关中有各种树木，有各种出没于森林中的动物，而且林地比较普遍。直到战国末年，秦昭襄王的相国范雎问荀子初到秦国的观感时，荀子还回答：“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渭河及其各支流的上游也是多森林的，所以当年的居民都住“板屋”，以木材代替砖瓦。这种生活习惯至迟在春秋时就已流行。西汉时，“天水、陇四(今渭河上游、陇山以西至洮河、祖厉河上游)，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直到清朝后期，在今甘肃定西和会宁一带还有这种生活习惯。渭河以南至秦岭北坡也是多森林的地方，见于《诗经》记载的有松、竹、桑、杞、栲、榆等种类。秦和西汉时都曾辟为皇家禁苑，供皇帝狩猎、游玩、休养，自然应该是林木茂盛，风景秀丽。由于当时黄河流域的年平均气温比现在要高，植物种类比现在更多。如司马相如的《上林赋》描述西汉上林苑中不仅有“深林巨木”，还有卢橘、甘橙、枇杷、山梨、杨梅、樱桃、葡萄等各种果树。班固总结关中的地理条件时说：“鄠、杜竹木，南山(秦岭)檀柘，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古人认为海洋是各种物产集中的场所，所谓“陆海”，就是陆上的海洋，意思就是像海洋一样富饶。从这一比喻完全可以看出当时关中这一带森林的郁闭程度和丰富出产。

黄河晋陕峡谷东侧的吕梁山及其支峰管涔山、芦芽山，汾河以东的太岳山，以南的中条山，黄土高原东缘的太行山都曾经有良好的植被覆盖，在有关这些山区的史料中可以找到不少存在森林的记载。公元4世纪的十六国时，太行山山洪暴发，将大批大树连根拔起，顺着今滹沱河和唐河冲到了堂阳(今河北新河县西南)，据说有百余万根，后赵的君主石勒就利用这些木材在襄国(今邢台市)和邺(今临漳县西南)建造宫殿。这一数量或许会有夸大，但事情本身应该是可信的，说明太行山区的森林资源是相当丰富的。

黄土高原和黄河中游的森林是怎样减少以至消失的呢？从自然条件的变化是很难找到原因的。在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时期并没有发生过足以毁灭这些森林的巨大灾害，根据竺可桢等人对中国5000年来气候变化所作的研究，气温变化的最大幅度也不会造成森林的破坏。看来人为因素，即人类有意无意的破坏才是主要原因。

首先是农业区的扩大。要进行农业生产就得开垦土地，开垦的第一步就得清除植被，所以耕地扩大的过程也就是森林毁灭的过程。早在战国时期，黄河中游的各国已经开始在大规模地开垦荒地，以满足不断增加的人口的需要。秦汉时不仅本地人口有了大幅度的增长，还从其他地区移入了大量人口，所以开垦的规模越来越大。唐宋以后，随着人口的增加，开垦的范围逐渐由平原、河谷向山地扩展。到了明代中期以后，平原、河谷及低山丘陵的人口已经相当稠密，大批无地农民涌向山区，毁林开垦，或者伐木、烧炭、造纸、开矿、养殖。但无论从事哪一种产业，都是以破坏森林为前提的。清代中期开始，由平原向山区的移民达到高潮，黄河中游地区能够开垦或伐木取材的山区几乎无一幸免，千万年积蓄下来的森林资源大多荡然无存了。

其次是人们日常生活对木材的消耗，随着人口的不断繁殖而迅速增加。直到本世纪前半期，黄河流域人民的日常生活都离不开大量消耗木材：房屋的建筑，每天所需燃料，死后安葬的棺木，这是绝大多数人的基本需要。当黄河流域的人口总数达到数千万时，这些消耗就远远超过了已有森林的正常生长积蓄量，必然使森林面积越来越小。在这种情况下，又不得不竭泽而渔，滥砍滥伐，造成森林资源更大的破坏，形成恶性循环。

历代帝王、贵族、官僚、地主建造宫殿、陵墓、园圃、寺庙、住宅，往往要使用超过正常需要量很多倍的木材。无疑大大加剧了对森林的破坏。秦和西汉建都关中，不仅从秦岭砍伐大量木材直接用于建筑，而且还要消耗无数燃料用于烧制砖瓦，如汉武帝时在秦岭下设的瓦窑就有几千处。西汉的皇帝登位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为自己修陵墓，据说要用去每年国家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在位时间越长，修陵墓的工期也越长；这当然免不了要把大批木材和木制品埋入地下。东汉的中山王刘焉在今河北涞源县修陵墓，今河北中西部的黄心柏木不够用，又从其他州郡采伐，动用人工数千。东汉灵帝为了整修宫殿，就从今山西中南部和甘肃陇西山区采集大量木材，因没有及时使用，在堆积中腐烂。曹操建造邺都(今河北临漳县西南)的木材取自太行山区。北魏先后建都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西北)和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从阴山采伐木材。迁都洛阳后，城内宫殿、宅邸所用木材都从吕梁山区采伐。由于需要量大，成为地方上一项沉重负担，以至一位官员不愿出任那里的地方官。别人见他这样俸禄优厚的官都不当，不明白什么原因，他回答：“现在京城中达官贵人建住宅都到那里去搞木材，要我私人代办，我吃不消；要征发老百姓，又违反法令；还不如不干。”隋唐又建都于关中，但经过多年战乱，汉代以来的宫室已经残破，所以隋大兴城、唐长安城都是重新建设的。壮丽辉煌的长安城是中国都城史、建筑史和文化史上的杰作，但耗用的木材也是数量惊人的。武则天时从宝鸡引汧水至咸阳，就是为了运岐山、陇山的木材供两京建筑之用。唐朝还在秦岭、太行和河南熊耳山区设立了专门负责采伐木材的机构。到开元年间，长安附近已经找不到大木材。只能往今山西西北和内蒙古南部去采办。北宋的都城开封地处平原，周围无木可伐，于是就在渭河上游设置“采木务”，禁止私人伐木，专门供应开封。官僚贵族也利用权势，贩运木材牟利。宋代还大建道观，用的都是今陕西、甘肃和山西境内的松木和柏木。在这样大规模的砍伐下，西北地区的森林基本毁尽。到北宋中期，今陕北一带已经很难找到成材的大树。鄜州(今陕西富县)修城时，竟找不到城门用材，只能拿百姓家的一扇门板代用，而且再也没有第二扇可以替换。

天灾人祸的破坏也是相当严重的。如果说日常的消耗还有一定限度的话，因为自然灾害和战争而毁灭的森林就很难以平时的尺度来衡量。前面提到四世纪曾发生太行山上成百万根木材被洪水冲下的事，说明在水土流失加剧的情况下，山洪可能对森林产生毁灭性的影响。类似的灾害当然不止这样一次。黄河中游是战争频繁的地区，尤其是在明清以前。每次战争都会造成对公私建筑物的破坏，战后重建又得耗用木材。战争中双方往往会以火代兵，采用焚烧城市、建筑或森林等手段。为了构筑工事，也往往毁坏大片森林。如北宋在与辽、西夏接界地带修建了数以千计的城、关、堡、砦，驻扎了大批军队，建筑材料和军队的燃料都就地解决，所以不仅树林砍尽，就连灌木杂草也都采尽割光。在今河北和山西北部，在宋辽的对峙中，辽国为了军队推进的便利，清除太行山北段的林木；宋朝出于防御的需要，也从太行山采伐木材在平原上大建城池。

还应该看到，尽管黄土高原并非不能生长森林，但自然条件是相当不利的。如黄土的保水性很差，黄土高原的降水偏少，又很不均衡，幼树的成活非常困难。原始森林和天然植被一旦破坏，就很难再恢复了。

(九)八百年安流谁创造

黄河固然历来多灾，但如果我们把从战国筑堤以后的决溢改道次数排列出来，却又会发现一个十分惊人的现象：从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年)王景治河以后，黄河竟有过相当长一段安流的时间。自东汉到隋朝五百数十年间，见于历史记载的河溢(河水溢出河堤，与冲破河堤的决口不同)只有四次：东汉、西晋各一次，三国魏两次；冲毁城垣只有晋末一次。在唐朝的近300年间，黄河决、溢有16次，改道一次，河水冲毁城池一次；与前一阶段相比是增加了，但灾情并不严重。如景福二年(893年)这次改道只是在海口段首尾数十里的小改道而已，与西汉时的灾情不可同日而语。

是不是历史文献中有遗漏呢？显然不可能。从东汉到唐末，流传至今的各种史料非常丰富，不少史料都能得到考古发掘和实物的证实。如果说自三国至南北朝期间还能以因战争动乱导致记载不全为理由的话，对唐朝就绝对无法用这一原因来解释，谁都知道唐朝留下的资料比西汉要多很多倍。而且从西汉的司马迁作《史记》时就创立了以《河渠书》专门记载黄河变迁及灾害的体例，班固作《汉书》时继承了这一传统，只是名称改为《沟洫志》，可是从记录东汉历史的《后汉书》开始到记载唐朝史的《旧唐书》《新唐书》却再也没有这样的专志了，而从以后的《宋史》起又恢复了。这只能证明当时黄河的确基本上保持了安流，所以没有必要以专志来记录了。

既然黄河曾经有过如此长时期的安流，那就绝不是出于偶然。找出其中的真正原因，对于总结历史经验，规划今后对黄河的治理，无疑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以往的学者基本都归功于王景治导得法。但是关于王景治河的唯一记录是《后汉书·王景传》，其中所载治理的具体方法是二十三个字：“商度地势，凿山阜，破砥绩，直截沟涧，防遏冲要，疏决壅积，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对这些方法的解释尽管不尽相同，但显然没有超出整治河床，修筑加固堤防，兴建水门(水闸)这几方面。并且《王景传》明确记载着工程实施的范围是“自荥阳(今河南荥阳县东)东至千乘(故城在今山东高青县旧高苑镇北)”；时间是从夏天动工，当年结束；出动的劳动力是数十万。这样一次限于下游的治标性质的工程，投入的人力、物力、时间也并不算大，居然能使黄河维持八百年安流，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如果下游的工程防治真能起到那么大的作用，元、明、清时的治河措施实在不比王景的差，投入的人力物力不知道要多几倍，为什么常常连80年安流都办不到，而且决溢改道越来越严重了呢？

也有的人从社会的治乱上寻找原因，认为五代、北宋的黄河水灾是由于五代时战祸的影响，金、元、明的频繁决溢是宋金之间和金元之间战争的破坏。但稍加分析也难自圆其说，五代、宋金之际固然是乱世，魏晋南北朝处于分裂战争状态的时间更长；唐朝真正稳定的时间不过一百多年，明、清统一并保持社会安定的时间比这更长；为什么反映在黄河变迁上的结果会截然不同呢？

1962年，谭其骧先生提出，使黄河在东汉以后出现长期安流的根本原因是中游土地利用形式的改变，大大减轻了水土流失的结果。他的主要论据是：

黄河的洪水主要来自中游，河水中的泥沙主要也来自中游，其中又以晋陕峡谷流域和泾、渭、北洛河上游地区关系最大。这一地区植被保持的良好程度决定了水土流失的严重程度，所以这一地区的土地利用方式，即从事农耕还是畜牧，是决定黄河下游安危的关键。

战国前该地区还是畜牧区，射猎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农业处于次要地位。因此原始植被尚未受到破坏，水土流失轻微。

秦及西汉时期，这一地区接受了大量外来移民，至西汉末年当地人口已达240万。这些人口基本从事农业生产，为了获得耕地，必定要大量清除原始植被，破坏表土；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又不可能采取保持水土的措施，只能导致水土流失的日益严重。

东汉期间，以畜牧为主的匈奴、羌人大批迁入该区，而以农为主的汉族人口急剧减少。反映在土地利用上，必然是耕地面积相应缩小，牧地相应扩大。这一改变就使下游的洪水量和泥沙量也相应大为减少，这是东汉时黄河安流的真正原因。

此后，由于民族矛盾尖锐，汉族人口继续内移，少数民族人口不断增加，黄河中游的西部演变为纯牧区，长期较少变动；东部虽仍有农业，但因汉族人口减少，农业成分不高。所以尽管魏晋十六国时代政治混乱、战争频繁，但黄河却最平静。

北魏以后，虽然这一地区的汉族人口有了较大增加，农业成分也有了明显的提高，但以牧业为主的少数民族向农业的转化速度很慢，因此总的说来还是以牧为主或半农半牧。水土流失虽已超过了魏晋南北朝时，但隋朝存在时间很短，这一局面很快就结束了。

唐朝在安史之乱以前，在本区设置郡县的范围虽比隋朝有所扩大，如在今窟野河流域，设置了麟州及所辖三县，但实际人口却比隋朝时少，即使是盛唐时也没有超过，因此耕地面积不会比隋朝时多。另一方面，朝廷设于本区的牧业机构大大增加，仅陇右群牧使就辖有四十八监，“东西约六百里，南北约四百里”间适宜的牧地都归其所有。陇东也有八坊，开元时有马数十万匹。此外，夏州也设有群牧使；盐州、岚州设有十三监。当时军队、王侯将相外戚也大量畜养牛驼羊马，牧场遍布各地。由于与东汉后相比，农业人口已有增加，耕地面积又有扩大，所以对下游河道已经发生影响，开元年间出现了两次决口。但因总的人口规模并没有超过隋朝，又存在大片牧地，水土流失仍比较轻微，下游河患远不如西汉那样严重。

安史之乱后，本区的实际人口并无减少，逃避苛政暴敛的农民利用开垦荒地可在五年之内免税的规定，期满后就弃耕旧地，另垦新地，以至农业规模并未扩大，开垦范围却不断增加。这种滥垦只能在原来的牧场和弃地，包括坡地、丘陵地或山地上进行，加上只图眼前的收成，不顾长期后果，对水土的破坏往往比正常的耕种更加厉害。陇右的官办牧业机构不再恢复，原来的牧地听任百姓开垦，留下的机构规模已大大缩小。因此，除了河套和鄂尔多斯地区以外，本区几乎已由农牧兼营变为单纯的农业区了。

五代以后，唐朝后期已经存在的尽可能扩大耕地的趋势继续发展。随着政治中心和边防重心的东移，官营牧场已迁至黄河下游和河朔地区。在人口继续增加、封建剥削又不可能减轻的情况下，农民为了维持生存，只能采取广种薄收的办法。在黄土高原和黄土丘陵地带的粗放农业经营，很快引起了严重的水土流失，肥力减退，单位面积产量下降。沟壑迅速发育，原地被分割缩小，又使耕地面积日益减少。为了生存下去，农民不得不继续开垦，终于使草原、林地、牧场和陂泽洼地、丘陵坡地完全变成了耕地，又逐渐成为沟壑陡坡和土阜，到处是光秃秃的千沟万壑。当地农民陷入了“越垦越穷，越穷越垦”的恶性循环之中，而河水中的泥沙量却越来越大，下游的河床也越填越高，洪水越来越集中，黄河决滥改道的祸害也越来越严重。

黄河下游八百年安流的创造者，既不是王景，也不是什么治水专家或治天下的圣人，却是中游变农为牧或农业人口减少、耕地面积缩小的结果，虽然可能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却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训。无视大自然的规律，必然招致大自然的报复，对黄河不正是如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