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文集第一卷：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四、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是大家熟悉的一句成语，用以形容时过境迁、今昔巨变和世态炎凉。至于是否真有一个地方，三十年前在黄河的东面，三十年后又到了黄河的西面，恐怕大家并不一定在意。但在黄河的变迁史上，这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而且这样的变化往往还要不了三十年的时间。

(一)大庆关沧桑和洛水、汾水入河之谜

在今陕西大荔县朝邑镇东30里有个蒲津关，又名临晋关，北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改名大庆关。从战国时魏国设置起，一直是控制关中和河东黄河两岸津渡的重要关隘。由于大庆关正处在黄河河道频繁东西摆动的一段，所以随着河道的改变，时而在河东，时而在河西。例如明隆庆三年(1569年)，黄河直通朝邑县(治所在今朝邑镇)东门，大庆关所在地成了河东。第二年黄河突然东移到了蒲州府城(今山西永济县蒲州镇)西门，大庆关回到了河西；可是黄河忽然又转向朝邑县，在大庆关与县城间穿过，大庆关又变成了河东。两年之间，大庆关竟然两次变换了河东、河西的位置。到了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黄河河道再次向西摆动，大庆关被隔在河东，于是在朝邑县东七里设置新大庆关。但在这以后，黄河水道又东西移动了很多次，仅仅从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就改变了多次，以至旧大庆关和新大庆关(1929年后为平民县治)都已被冲毁得影踪全无了。

出现如此剧烈的变化的主要原因是黄河中游的特殊地理条件。黄河中游是从内蒙古托克托县的河口镇开始的，从河口镇以下至禹门口约700公里，都穿行在晋陕峡谷之间，河床仅宽200.400米。可是一出禹门口，两岸突然开阔，有些地段完全是一马平川，毫无约束地形，河床扩展到几公里。到了潼关(老潼关)和风陵渡之间，河道受到山岭阻遏，折向东流，形成一个狭窄的口子。一旦上游来水增加，无法从这个口子中及时宣泄，就会在禹门口以下这一段泛滥，河道任意东西摆动。

所以自古以来受到河东河西影响的绝不止一个大庆关。

成书于公元1世纪的《汉书·地理志》中记载洛水(今北洛河)的终点，一处说是流入渭水，一处却说是流入河水(黄河)。有人不了解实际情况，对作者提出了批评。其实这倒不是作者的错误，而是他记录了不同年代的情况，因为洛水的确有时注入渭水，有时却直接注入黄河。要解开这个谜，也得从黄河这一段河道的摆动上找原因。原来在黄河向西摆时，河道就直接与北洛河会合了；但在黄河河道东移时，北洛河就流入了渭河。这种变化近代还在发生：1927年，黄河还是从旧大庆关西流经赵渡镇与北洛河会合的，但从1928年开始河道逐渐东移。到1932年某一天夜间突然改道直下潼关，北洛河就不再流入黄河而改入渭河了。

东岸山西的汾河流入黄河的地点同样经常改变。当黄河东移时，汾河就北移到山西河津县西南入河；而当黄河西摆时，汾河的入河口也随之移到万荣县西南的荣河镇一带。直到本世纪，这种变动还在发生。

在黄河上游也有两段经常有变化的河道。一段是自宁夏青铜峡至石咀山，黄河流过平坦的银川平原，河道经常东西摆动。另一段是出蹬口后，黄河进入了河套平原，在由南向北折向东，又折而南的过程中，既有东西摆动，也有南北位移，因而曾经有过北河、南河的名称。在6世纪以前，由于河水的决溢滞积，还形成过一个东西宽60公里的湖泊——屠申泽。

不过由于黄河上中游这样的地段毕竟不多，平原面积有限，即使泛滥，受到影响的范围也不会太大，加上这段黄河的水量和含沙量都还不是最大，比起下游河道的大幅度变迁和造成的巨大后果来，显得有点微不足道。

(二)变化莫测的下游河道

黄河在潼关折向东流后，继续穿行于山岭峡谷之间，河道依然受到约束。过河南孟津后，北岸虽已进入平原，但距岸一二十公里内有一道低矮的黄土冈，南岸仍然是邙山和广武山脉。因此尽管这一段河道有过南北摆动，但幅度不大，影响范围也有限。可是一出桃花峪(京汉铁路西)，向东直到入海口都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北岸在太行山脉以东直至燕山山脉，南岸直至大别山，中间只有山东中部的鲁中南丘陵山地，这就给黄河的决溢改道提供了相当广阔的范围。

根据现存的历史文献记载，在1949年以前的3000年间，黄河下游决口泛滥至少已有1500余次，较大的改道有二三十次，其中最重大的改道有6次。洪水波及的范围，北至海河，南至淮河，有时还越过淮河而南影响苏北地区，纵横25万平方公里。如此频繁、如此大范围的灾害对生命财产所造成的损失是难以估量的，对中国的社会发展和历史进程所产生的影响更难一一说清。但是另一方面，黄河下游作为中国历史的重要舞台和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人类的经济、文化、政治和军事活动也对黄河的变迁起着直接的作用。由于黄淮海平原到处都受过黄河水沙的灌注和淤淀，历史时期黄河下游冲积平原的地理面貌也已有巨大变迁。

1．筑堤前的泛滥漫流　关于黄河下游河道经流的具体记载最早见于《禹贡》、《山海经》和《汉书·地理志》，大致反映了战国或更前的春秋时期的形势，再以前的情况就无法通过文献资料来复原了。但是如果我们注意一下迄今为止的考古发掘成果，就不难发现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不论是新石器时代或是商周以至春秋时代，在河北平原(包括今豫北、冀南、冀中、鲁西北)的中部都存在着一片极为宽阔的、空无聚落的地区。在这一范围内，既无这些时期的文化遗址，也没有任何见于可信的历史记载的城邑或聚落。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在太行山东麓大致以今京广铁路为限，在山东丘陵西北大致以今徒骇河为限。商周时代的遗址和见于历史记载的城邑聚落，在太行山东麓东至今河北雄县、广宗、曲周一线，在山东丘陵西北仍限于徒骇河一线。春秋时代，邯郸以南太行山以东平原西部和泰山以西平原东部的城邑已相距不过七八十公里；但在邯郸以北，平原东西部城邑的分布仍然没有超过商周时代的范围。这是由于黄河流经河北平原时，没有堤防的约束，每遇汛期，免不了要漫溢泛滥，每隔一段时间又免不了要发生改道。这类泛滥和改道非常频繁，因此在其波及的范围内，人类不可能长期定居，形成了这样一片空白区。这就说明，即使在战国以前的数千年间，黄河下游的河道也已经改变了不知多少次，之所以没有留下记载，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年代久远，文献无征，但更主要的是由于改道的波及范围还是无人区，周围也都还人烟稀少，所以不会对人类的生存和生活造成什么影响，自然也就不会被人们重视而加以记载。

《禹贡》是《尚书》中的一篇，大致成书于战国后期，《禹贡·导水》章记载了黄河下游的流向。《山海经》中有一篇《山经》，成书时间比《禹贡》稍晚，它并没有关于黄河下游经流的具体叙述，但其中的《北山经·北次三经》中却记录了不少黄河的支流，将这些支流注入黄河的地点连接进来，就能复原出当时黄河下游的河道所经。《禹贡》河和《山经》河都是从今河南荥阳广武山北麓开始的，东北流至今浚县西南古宿胥口，又东北经魏县东、曲周县东北、广宗县东，至深县南分道；《禹贡》河折东经武邑县北、青县西南，又东北至今天津市东南入渤海；《山经》河自今深县南北流至蠡县南，折东北至霸县南，东流至天津市区南部入渤海。这两部著作虽是战国时的，但记载的河道却反映了战国前的情况。这显然是由于这两条河道的存在离当时还不久，人们记忆犹新，而且这两条河道的局部依然由其他河流在使用。这两条河道并不是数千年间仅有的，只是其中比较经常流经的、主要的而已。有时黄河下游还同时并用多股河道，局部的多条河道并存就更多了。

《汉书·地理志》是《汉书》中的一卷，写成于公元1世纪后期。它所记载的黄河下游河道就是西汉时见存的，但也是一条自春秋战国以来早已形成了的，也就是说在战国以前黄河有时也使用这一条河道，而不是《禹贡》河或《山经》河。这条河道在宿胥口以上与前两条相同，自宿胥口东北流至今濮阳县西南长寿津，自长寿津折而北流至今馆陶县东北，折东经高唐县南，折北到东光县西，又折东北至黄骅县东入渤海。但在筑堤以前，这也只是黄河主要河道中的一条。

2．战国筑堤，首次改道　在黄河下游两岸较大规模地修筑堤防大致是在公元前4世纪40年代左右完成的，从此结束了长期以来多股分流、频繁改道的局面，固定在《汉书·地理志》的河道了。这可以看作为黄河下游第一次重大的改道，也是第一次人工改道。

河道经堤防固定以后，加快了泥沙的堆积，从公元前2世纪中叶，即西汉前期开始，出现了频繁的漫溢决口。西汉期间，见于记载的决溢有9次，其中8次都发生在今河北东南和山东西北一带。最严重的一次是汉武帝元光三年(前132年)，黄河在东郡濮阳瓠子口(今河南濮阳县西南)决口，洪水东南注入巨野泽，由泗水流入淮水(淮河)入海。这是见于记载的黄河夺淮入海的第一次。当时任丞相的田羛的封邑虭(今山东平原县西南)在河北，河水向南决口使他的封邑不再受到威胁，对他有利，所以他一直阻挠堵口。结果洪水泛滥于16个郡，历时20余年，直到元封二年(前109年)才将决口堵住。以后，在今河北大名县以下又发生了几次局部的改道。

3．二次改道，长期稳定　王莽始建国三年(11年)，黄河在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县东)以下决口，一直泛滥至以东的好几个郡。但因王莽的祖坟在元城，河水决向东流使元城更加安全，所以王莽不主张堵口，听任水灾延续了近60年，造成黄河第二次重大的改道。直到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年)，才在王景的主持下，动用数十万民工进行治理，固定了一条新的河道。这条新河大致是从长寿津(今河南濮阳县西旺宾一带)分出故道，循着古漯水河道经今范县南，在今山东阳谷县西与漯水分流，经今黄河与马颊河之间，至今利津县入渤海。

新河道比较顺直，长度比原来缩短，更主要的，中游的泥沙来源有了显著的减少，所以在形成以后的近600年间一直比较稳定，见于记载的发生在下游的决口泛滥仅4次，灾情也不严重。

从7世纪中叶以后，下游的决溢次数增加了，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频繁，地点也越来越集中。7世纪中叶至10世纪初，共决溢12次。从10世纪初至11世纪40年代的140年间，决溢95次，主要集中在今河南浚县、滑县至濮阳、清丰(当时的滑、澶二州)河段。这一段河道狭窄，滑州(治所在今滑县旧滑城)两岸土质疏松，河岸容易崩溃。到唐末五代时河床已经淤高，割据政权在混战中又常常人为扒开河堤，以水代兵，造成这一段河堤残破不全，一遇洪水就容易溃堤成灾。如后晋开运元年(944年)，黄河在滑州决口，淹没了曹、单、濮、郓等州，洪水积蓄在梁山周围，将原来的巨野泽扩大为著名的梁山泊。

4．三次改道，北流入海　北宋庆历八年(1048年)六月，黄河在澶州商胡埽(今濮阳县东昌湖集)决口，北流经今滏阳河与南运河之间，下游合御河(今南运河)、界河(今海河)，至今天津市入海，形成宋代黄河的北派。这是宋代黄河北流由渤海湾入海的开始，也是黄河历史上第三次重大的改道。嘉祐五年(1060年)，黄河又在大名府魏县第六埽(今南乐县西)决出一条分流，东北流经西汉的一段故道，以下循西汉的笃马河(今马颊河)入海，称为二股河，是宋代黄河的东派。在这以后至北宋灭亡的80年间，黄河有时北流，有时东流，有时两派并行，还有时向东决入梁山泊，分南北清河入海，黄河下游的变迁极其紊乱。

5．四次改道，夺泗入淮　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冬，宋为了阻止金兵的南下，在滑县以上的李固渡(今滑县西南沙店集南三里许)以西人为决河，新道东流经李固渡，又经滑县南、濮阳、东明之间，又经鄄城、巨野、嘉祥、金乡一带，注入泗水，再由泗水入淮河。从此，黄河离开了春秋战国以来流经今浚县、滑县和滑县南旧滑县之间的故道，不再东北流向渤海，而是东南流向泗水、淮水为主要趋向。这是黄河历史上的第四次重大改道。

原来黄河从浚、滑之间东北流后，西面有太行山、东南有山东丘陵的约束，只能在河北平原上摆动。现在在滑县以上就改了道，不再受到这样的控制。下游的河道就折向东或折向南，在豫东北至鲁西南地区摆动了。黄河干流的摆动趋势是越来越向东南，决口的地点也越来越向上(西)移动。决口开始在今山东巨野、寿张、郓城、曹县一带，河道决入梁山泊，分南北清河入海。以后决口逐渐西移至今河南汲县、原阳东部和延津一带，河道已流至开封府境内。到元朝初年，黄河已经改由虞城(今河南虞城县北)、砀山(今安徽砀山县)二县南，东经萧县(今县东北)至徐州入泗水了。而且除了干流外，黄河还分出几股岔道来，同时并存，迭为主次，但都注入泗水，又由泗水汇入淮河，以淮河下游河道为入海口。

发生这样的变化有自然方面的原因，这是由于河道进入豫东北和鲁西南后，都是在平原漫流，河床变得又宽又浅，很容易变化。两岸虽然也筑有堤防，却都是沙土构成，洪水一冲就垮。但人为因素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一地区属于金，但接近南宋，金政府害怕大规模地堵塞决口、修筑堤防会引起百姓不满，让宋人有机可乘。而且金宋之间最初缔结和约曾规定双方以黄河为界，河道不断南移，金占有的疆域就越扩大，所以金故意不固定河道，听任多股分流的局面长期存在。

6．五次改道，夺颍入淮　1232年，蒙古军围攻金的归德(今河南商丘县南)，在归德凤池口(今商丘西北22里)决开河堤，河水夺濉河而入泗水，这是黄河第一次走濉河。1234年，宋军进入开封，蒙古军南下，在城北20余里的寸金淀决黄河淹宋军，河水由此南流，夺涡河入淮河，这也是历史上黄河第一次走涡河。到元至元九年(1272 年)，黄河在原武、阳武、中牟、延津、开封、祥符、杞县、睢州、陈留、通许、太康、尉氏、洧川、鄢陵、扶沟等15处决口，分三股，一股经陈留、杞县、睢县等地，由徐州入泗河；一股在中牟境内折而南流，经尉氏、洧川、扶沟、鄢陵等地，由颍河而入淮河；一股在开封境内折而南流，经通许、太康等地，由涡河而入淮河。这是黄河在历史上的第五次重大改道。至此，黄河已经从太行山东麓至黄淮平原西缘的整个华北平原上绕了一圈。

至正四年(1344年)，黄河在曹县白茅堤向北决口，淹没了豫东、鲁西南各地。到至正十一年，由贾鲁主持治河工程，他坚决主张堵塞北流，让黄河向东南走由泗河入淮河的故道。最后修复的这条河道被称为贾鲁河，大致是经今河南封丘南、开封北，又经东明、兰考之间，又经今鲁豫交界处，又经商丘北、虞城南、夏邑、砀山之间，再东经萧县北，于徐州入泗水，循泗水入淮河。

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后，黄河的干流又向北移，流入今山东境内。明洪武元年(1368年)，黄河在曹州双河口(今山东菏泽市东北双河集)决口，东流至鱼台县境内。但从洪武八年至二十四年，黄河干流又向南摆，恢复了贾鲁河的故道，并不时向南决入颍河、涡河等水而汇入淮河。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黄河在原武黑洋山(今河南原阳县西北)决口，折而东南流，经开封城北五里。折南经陈州(今淮阳县)后循颍河入淮，被称为“大黄河”；原来的贾鲁河因水量减少，被称为“小黄河”。此后直到16世纪中叶(明嘉靖中)，黄河的河道仍然频繁地南北摆动，同时多股并存，迭为干流，变化非常紊乱；另外由于人为的因素，河道逐渐向单股流入淮河的趋势过渡。

明代永乐以后建都北京，每年必须通过南北大运河由南方输送大批粮食和物资。明朝的皇陵(明太祖父母陵墓)在凤阳，祖陵(明太祖祖先陵墓)在泗州(今江苏泗洪县境，已沦入洪泽湖)。因此在治河时必须考虑两个前提：一是保证南北大运河的畅通，二是保护皇陵和祖陵的安全。当时徐州至淮阴的黄河就是运河的一段，所以如果徐州以上的黄河向南决口夺涡河、颍河入淮，这一段运河就会缺乏水源；同时因黄河南流入淮，又使淮河水量骤增而下泄不畅，引起决溢，威胁二陵的安全。但如果黄河向北决口，就会夺汶水由大清河入海，大清河以北以汶水为水源的会通河(运河的一段)北段将有断流的危险。因此当时最理想的河道是由金乡、鱼台一带汇入运河，这样就既接济了缺水的山东运河南段，又保证了徐州以下河道的流量。正因为如此，永乐九年(1411年)曾人工恢复了一条决黄河水入泗水的河道，以后也曾多次想引黄河水回到这条故道。由于治河的主要目的在接济运河，对黄河并没有采取什么有效的措施，所以在开封一带的决口仍然很多，终于酿成更大的决口。

弘治二年(1489年)，黄河在原武至开封南北多处决口，黄河分成南北几段，全河流量的十分之七由决口北流，十分之三由决口南流。到第二年开始，黄河下游形成了比较固定的汴河、涡河、颍河三道，而以汴道为干流。经过弘治三年和七年两次大规模的治理，下游河道的险工段由开封一带移到了黄陵冈至曹县段，特别是曹县境内。北决是当时河道变迁的主要倾向，黄河与运河的交汇口也不断北移。总之，南北交替决口，周期性的恶性循环，成为这一阶段河患的主要特点。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以后，黄河下游分成多支的局面基本结束了。以后经过潘季驯的治理，河道大致固定在今天的地图上还能见到的淤黄河一线。尽管有时还有决口及改道，但不久就恢复故道。由于河道固定，泥沙开始堆积，干流的大部分河段逐渐成为高于两岸地平线的“悬河”。

清朝继承了明朝的首都，保持运河的畅通依然是清政府治河的主要目的。所以明清二代对河南、山东河段的治理着重于固定河道，不断修筑和加固堤防。尽管决口仍时有发生，但一般不久就被堵塞。明朝最严重的一次水灾是人为的决河。崇祯十五年(1642年)开封城被李自成起义军包围，明朝方面企图引黄河水淹李自成军，在城北扒开河堤，结果开封城被淹，洪水由涡河入淮，造成极大的灾难。清初黄河回复到故道，开始时在阳武、封丘、祥符、陈留一带仍有多次决溢，但从17世纪中叶起，河南境内的黄河出现了一个相对稳定时期，持续了约一个世纪，这可能与康熙年间靳辅治河所采取的工程措施有关。

从乾隆中期开始，河南境内的河道又逐渐淤高。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的一次特大洪水，造成武陟、荥泽、阳武、祥符、兰阳等地15处同时决口，大溜(主要一股水流)自中牟直冲贾鲁河。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又在武陟马营坝决口，造成以下河段普遍淤滩。如原武、阳武一带原来河堤和堤外滩地的高差有一丈八尺，决口后减少到八九尺，这当然会大大降低堤防的防洪能力。加上进入19世纪以后河堤又长期不修，两岸的决口就更加频繁。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黄河在中牟九堡决口，正溜从今贾鲁河流入颍河，旁溜(次要一支水流)从涡河水道注入淮河，豫东南、皖北大面积受灾，是中国近代史上黄河最大的一次水灾。

山东河段的变化就更大了。自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后的四五十年间，曹县以下的黄河、运河交会口不断移动，又经常分成散流冲入运河。如嘉靖三十七年黄河在曹县新集(今河南商丘县北30里)决口，分成秦沟、浊河等六股在沛县至徐州之间决入运河；另一股在砀山县东又分成五股至徐州注入运河。北面的六股以后并成了秦沟一股，但另外又有一股从丰县决出，分成13支流入运河和昭阳湖地区。到万历五年(1577年)，黄河在秦沟以上的崔家口(今安徽砀山县东北)决口后改走今地图上的废黄河至徐州入运河，以后河道基本固定，水患有所减轻。

徐州至淮阴段原来变化较小，决溢不多，但到明嘉靖以后成了下游决口集中的一段。如万历初年，桃源(今江苏泗阳县)上下就有崔镇等大小决口19处。所以到隆庆年间(1567.1572年)，这一段已经成为河工的关键，万历初潘季驯治河时也以此为重点，结果使这段河道在今地图上废黄河一线固定下来了。

今天的江苏淮阴市是当时黄河、淮河和运河的交汇口，又称清口。由于黄河泥沙的长期淤积，清口的淤塞日益严重，到万历时已只剩云梯关一道入海了。而在海潮的顶托下，河口形成积沙，不断向海中延伸。从清初以后，下游河道决溢的重点有下移的趋势，所以康熙十六年开始，靳辅就将治河的重点放在清口以下的河段。经过这次治理，大量泥沙排出河口，但河口泥沙依然不断堆积，河口向海中继续延伸，河道的坡降越来越小，这就加速了河口以上河身的淤积。

清嘉庆、道光以后，黄河下游的河道已经淤废至相当严重的程度，就是一般洪水都会普遍漫滩，稍不注意就发生决口。在乾隆年间，洪泽湖可以积蓄淮河的清水，使水面高出黄河水面七八尺或一丈余，能起到冲刷黄河泥沙的作用。但在黄河河床被迅速淤高后，嘉庆元年(1796 年)湖水反而比河水低了一丈余。同治九年(1870年)经过测量，才知道黄河底已比洪泽湖底高一丈至一丈六尺。在这种情况下，一次新的大改道就不可避免了。(www.chuimin.cn)

7．六次改道，复归渤海　咸丰五年(1855年)六月，黄河在兰阳铜瓦厢决口，洪水先向西北淹了封丘、祥符等县，又向东漫流于兰阳、仪封、考城、长垣等县后，分成两股：一股出曹州东赵王河，至张秋穿运河；一股经长垣县流至东明县雷家庄后又分为两支，都向东北流至张秋镇，三支会合后穿过张秋运河，经小盐河流入大清河，最后由利津牡蛎口入渤海。从曹州流出的那一股三四年后就淤塞了，后一股就成了黄河的正流。从此黄河结束了由淮河入海700多年的历史，又回到由渤海湾入海。这是黄河历史上第六次重大的改道。

决口发生以后，正值太平天国起义军据有长江流域，捻军活跃于江淮之间，清政府正忙于镇压，顾不得黄河水灾；朝廷内部在将黄河挽回徐淮故道，还是任其从山东入海这一点上争论不休，这种局面就存在下去了。决口后的20年内，水流在今黄河稍北的北金堤以南、今曹县、砀山一线以北、运河以西的三角冲积扇内漫流，没有固定的河道，洪水暴涨时就在兰阳、郓城、东明等地到处决口。民间只能沿河修筑民埝以维护局部的安全，这为后来堤防的形成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到同治十二年(1873年)，南流北流之争还未结束，山东巡抚丁宝桢因山东受害量大，仍要求恢复徐淮故道，直隶总督李鸿章认为决口已近20年，口门宽近10里，已无财力人力将黄河挽回故道。由于实际上已不可能复流，于是只能在民埝基础上逐段修筑堤防。光绪元年(1875年)开始在南岸筑堤，第二年菏泽贾庄工程完成后，河水就全部由大清河入海了，这就基本形成了今天黄河下游的河道。

新河道形成后，有过两次重大的决口改道：一次是在1933年发生了特大洪水以后，上游的蹬口、中游的永济都有决口，下游从温县至长垣200多公里内有52处决口，灾情非常严重。另一次则完全是人为因素，1938年6月初，蒋介石企图利用洪水阻止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西进，下令扒开郑州附近的花园口大堤，全黄河向东南泛滥于贾鲁河、颍河和涡河之间，洪水沿淮河泻入洪泽湖、高宝湖，汇入长江。这次受灾面积达54000平方公里，死亡失踪89万人，历时9年半，后果极其惨重。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提出“黄河归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政府顾全大局，照顾黄泛区人民的利益，说服动员已在故道河床内居住的40万居民迁出，并自1946年4月起与国民党方面签订了一系列协议，在“先行复堤，迁移河床居民，然后再堵合龙”的条件下，同意河归故道，1947年3月花园口堵口，黄河复归故道。

新中国成立以来，尽管同样经历了多次洪水和特大洪水，黄河再也没有发生决溢改道。

(三)分流湖沼何处觅

今天的黄河，除了上游、中游还有一些局部河段的水上运输以外，绝大部分河段早已与水运和通航无缘了。特别是由于黄河下游两岸已经没有从干流分出单独入海或流入其他河流的分流水道，也没有从干流分出流经一段较长的里程后又汇入干流的汊道，即使能通航，也无法与其他水系和其他地区沟通了。但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历史时期的黄河下游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着许多流经很长、水量很充沛的分流和汊道，北入渤海，南至淮河，将黄淮海连成一片。这些分流中大多是中原地区理想的天然航道，其中有几条是经过人们加工的运河，因此黄河下游也曾经有过发达的水上交通。现在这样的状况的形成是黄河与这些分流、汊道的水、沙长期作用的结果，也与其他人为因素有关。

1．鸿沟的开凿与定陶的兴衰　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在公元前一二世纪的西汉时代，黄河下游自武陟、荥阳以下，南岸的分流有济水、浪汤渠、禲水、睢水、涡水、鲁渠水、濮渠水、漯水、笃马河等；北岸主要有屯氏河、屯氏别河、张甲河、鸣犊河等汊道，另外还有漳水、洹水和淇水等支流流入。这些分流、汊道和支流北入渤海湾，南注淮河，遍布于整个华北平原。北岸的分流和汊道大多是由决口后洪水冲刷而成的，起着分泄洪水和泥沙的作用。南岸的分流有的是早期黄河下游的分流，大多是原来并不与黄河直接沟通的天然河道。大约在战国的魏惠王时(前369.前319年)，以大梁(今河南开封市)为中心开凿了鸿沟，将黄河和淮河之间的济、汝、淮、泗诸水联通了，从此黄河南岸才形成了以黄河为主要水源、鸿沟为主干的水系网。

南岸分流中最长的是济水，当时与黄河、淮河、长江合称四渎，被列为全国最重要的四条河流之一。济水自今荥阳分河水东流，至今山东定陶附近分为两支：一支东北流，穿过巨野泽，又东北流至今山东垦利县南入海；另一支出菏泽后走菏水(大致即今万福河)，至今鱼台县附近注入泗水，由泗水连接淮河、长江。正因为如此，从战国以来济水一直是中原地区沟通中西部的主要航道，处于济水和泗水交会处的定陶(今山东定陶县西北)被称为“天下之中”。

由于这些分流都有航运和灌溉之利，对沿线各地的农业生产、物资交流、人员来往、经济开发和都市扩展起着促进作用。所以沿线各地不仅经济发达、人烟稠密，在全国居于前列，而且形成不少重要的经济都会，如定陶，濮渠水沿岸的濮阳(今河南濮阳县南)，获水沿岸的睢阳(今商丘市)、获水、泗水交会处的彭城(今江苏徐州市)、浪汤渠沿岸的大梁(今河南开封市)，浪汤渠和颍水交会处的陈(今淮阳县)，颍水、淮水交会处的下蔡(今安徽凤台县)、寿春(今寿县)等。

这些分流和汊道形成的初期，对减轻黄河干流的洪水和泥沙负担方面起过积极作用。但由于黄河本身含沙量大，又经常决溢改道，从西汉末年开始，黄河下游的分流和汊道逐渐淤浅和减少。王莽时河水南决后，鸿沟水系遭到严重破坏。东汉初黄河改走新道后，原来由大河分出的屯氏河、屯氏别河、张甲河、鸣渎河等都先后干涸。

公元3世纪初，曹操统一了北方后，为了征吴的需要，在颍、涡、睢诸水间开凿了不少人工渠道，如睢阳渠、贾侯渠、讨虏渠、广漕渠、淮阳渠、百尺渠等。因此在这一部分鸿沟水系中，灌溉和航运状况依然良好。但济水、汴水部分却因经常受到黄河决口的溢淤，逐渐淤塞不通。到东晋太和四年(369年)桓温北伐时，由于济水、菏水的运道已经不通，只得新开了从金乡到巨野泽的三百里运河。从战国时开始就依靠水运枢纽的地位而繁荣起来的“天下之中”定陶也每况愈下，到唐贞观元年(627年)终于连一个县的建置都不能维持了，被废入济阴县。

到了唐久视元年(700年)，为了分洪的需要，在今山东境内修浚了马颊河，又称新河。由于分洪作用较大，历史上称为唐大河北支。五代后周显德元年(954年)，在今山东东阿境内决出了一条赤河，但到11世纪中叶就淤塞了。这是黄河北岸的分流。

2．汴河的淤塞　南岸最主要的分流是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所开的通济渠(后又称汴河)。这是隋炀帝所开南北大运河中主要的一段，他从洛阳往扬州就是用这一条水道的。通济渠自荥阳汴口分黄河水，东南流至今江苏盱眙县北入淮河。通济渠的水源主要来自黄河，唐宋时在汴口设置了水门(水闸)，按季节调节水量。但由于黄河的流量极不均衡，含沙量又非常高，汴河日渐淤塞，每当黄河来水稍大或降水量增加就会泛滥决口。唐末长期未加疏浚，到五代时下游宿州(今安徽宿县)以下已经断航，后周时两次疏浚后才勉强恢复。宋初曾规定每隔三五年就得疏浚一次，以后甚至规定每年一次，但实际上并未执行，所以汴河的河床迅速被泥沙淤高。到北宋后期，根据沈括的记载，汴河从开封东水门到襄邑(今河南睢县)一段的河底已经高出堤外平地一丈二尺，站在汴河堤上看下面的民居，就像处在深谷中一样。汴河河床中的积沙几乎与开封城中相国寺的屋檐平了，完全成了一条与黄河相同的悬河了。从汴河分出的浪汤渠(魏晋以前称为蔡水)到8、9世纪之交时也已淤塞不通，五代时经过清理一度恢复了通航，但为时很短。原来从浪汤渠分出的睢水和涣水以后都不与它相通了，因而成了无源之水，降水一少就完全断流。

南岸分流如此快地淤塞，主要原因当然是在于黄河的泥沙量逐渐增加，而且经常在今河南滑县、浚县、濮阳一带决口，这一地区的分流淤积得更快。就是新开的分流，也用不了多少年就报废了。所以在疏浚旧河和开挖新河时，不再用黄河及其分流为水源，以避免随水而来的大量泥沙。如宋初重浚蔡河时，不用汴河水，而改引许昌西北的洧水(今双洎河)、(今河)为源。就连原来以黄河为水源的分流，也在设法避开，另找含沙量小的水源。如宋元丰二年(1079年)曾在黄河滩地开了一条50余里的人工渠道引洛河水入汴河，因来水清而使汴河一度获得“清汴”的名称。另一个原因则是人为因素。由于唐宋二代的汴河是南北交通的要道，也是国家主要漕运的航道，必须确保畅通。在黄河来水并不充裕的情况下，为了保证汴河的畅通，就只能严格限制从汴河中分出的其他河流的水量，有的分水口被堵死，使这些河流淤浅甚至完全断流，睢水、济水、浪汤渠(蔡水)、涣水等河流水源的缺乏或断绝都与此有关。

到金代黄河河道南移后，新道在汴口以下已经不再有分流存在。汴河因长期不加疏浚，终于完全淤废了，黄河下游就没有任何分流了。金代开始，黄河下游曾分为几股，但因为变化极其紊乱，河道很不稳定，基本不能用于航运。元代和明代前期，为了避免黄河向北决口冲溃会通河(南北大运河山东段)，经常在南岸保持几条通向颍河、涡河、濉河的泄洪水道，但也是时塞时通，并不是稳定的分流。到了明代后期，在治黄中以“束水攻沙”为原则，两岸高筑堤防，堵塞一切缺口，黄河下游再也不容许任何分流存在了。

3．大泽陈迹　今天当我们飞越华北平原时，俯瞰大地，除了还能见到几条水量不多的河流以外，已经看不到什么湖泊了。在我们乘火车从徐州驶向郑州的途中，更难见到一片水的景色。因此大概不会想到，黄河下游地区曾经也是湖沼弥望的地方。如果你有机会在建于洪泽湖堤上的公路上旅行，面对这烟波浩渺的巨浸，也许不会相信，它的形成不过六七百年的历史，而扩大到今天这样的规模还只有三百年。这一切虽然也与千百年来的人类活动有关，但主要的创造者却是黄河。

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汉代以前(公元前3世纪末以前)在今华北平原上黄河下游沿岸有很多湖沼：如黄泽(今河南内黄县西)、鸡泽(今河北永年县东)、大陆泽(今任县以北一带)、癏泽(今宁晋县东南)、海泽(今曲周县北部)、皋泽(今宁晋县东南)等。在今黄淮平原上古黄河与鸿沟水系各河流之间的背河洼地和废弃的古河床以及山东丘陵西部和平原交接处的凹陷地带也形成了很多湖沼，如荥泽(今河南荥阳县东)、圃田泽(今郑州、中牟之间)、萑苻泽(今中牟县东)、逢泽(今开封市南)、孟诸泽(今商丘县东北)、蒙泽(今商县东北)、空泽(今虞城县北)、菏泽(今山东定陶县东)、雷夏泽(今菏泽、鄄城交界处)、大野泽(今巨野县北)、阿泽(今阳谷县东)等。

据对成书于6世纪的《水经注》中所记载的黄河下游的湖泊所作的粗略统计，大小湖沼陂塘约有130多个，大的周围数百里，小的也有方圆数里。但在以后的一千多年间，黄河在华北平原上不断决溢改道，泛滥的黄河水带来了大量的泥沙，洪水的冲蚀又使平原的地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湖沼经历了不同的命运。

4．消失的湖泊　一些湖沼由深变浅，由大变小，最后完全消失。在今河南荥阳县境内的荥泽是见于记载最早完成这一过程的：古人说荥泽是济水的产物，当时黄河与济水相通，荥泽自然也接受黄河的来水；黄河输入济水的泥沙首先就在这里淤积，所以在《汉书·地理志》中已经不见荥泽的名字了。东汉以后由于济水、汴渠都筑了堤防，流入荥泽的水大大减少，逐渐成为浅平的洼地，今天已经毫无遗迹可寻了。

离荥泽不远的圃田泽则经历了相当长的时期。圃田泽见于《诗经》的记载，是古代中原著名的浅水湖沼。战国魏惠王十年(前360年)引黄河水入圃田泽，又引圃田泽水东流为鸿沟(浪荡渠)，使它成为调节黄河下游和鸿沟水系之间水量的水库。《水经注》记载的圃田泽跨中牟、阳武二县，东西40余里，南北20余里；湖中有茂盛的水生植物，湖中还有不少沙洲，将湖分隔成20多个浅狭的湖沼，各有名称，均有水道沟通，总称为圃田。到唐朝时周围东西还有50里，南北26里，面积并无明显变化。宋代已分为大小不等的水塘，当时称为“房家、黄家、孟家三陂及三十六陂”，但仍一度作为汴河的水库，起着一定的调节作用。元代这一带经常受到黄河水的泛滥，不仅原来的水塘水量增加，而且在低洼地上形成新的陂塘，数量增加到150多个，大的周围有20里，小的也有一二里，秋汛时一望无际。以后水量减少，较高的滩地被垦为田地，但到清乾隆年间还分为东西二泽，周围尚有不少小水塘。此后垦田扩大，才逐渐都成为平陆。

宋代以后，由于黄河长期向南决口泛滥，金以后干流南移，一些湖沼先受泛滥冲刷和泥沙淤积，既而断绝了水源，以至成为平地。如见于《左传》的孟诸泽，唐朝时还有周围50里的规模，至宋代淤废。著名的菏泽，唐朝前期还有记载，以后就消失了。《水经注》所记的雷夏泽是东西20余里，南北15里，宋以后被黄河经常性的泛滥淤平。

5．巨野和大陆的迁移　另一类湖泊是从上游向下游移动，最典型的例子是在河南的巨野泽和河北的大陆泽。

巨野泽又名大野泽，在今山东巨野县东北，古代是济水和濮水汇注的地方。汉武帝时黄河在瓠子决口，流入巨野，使湖面扩大，逐渐将一些县治和居民点都没入湖中了。唐元和年间(806.820年)，巨野泽的范围南北有三百里，东西达百余里。以后由于济水断流，湖的上游一侧岸线开始收缩。10世纪初以后，湖的西南部上游因被黄河洪水带来的泥沙淤积逐渐抬高，湖区向下游(北部)低洼处移动。五代后晋开运元年(944年)黄河在滑州决口后，洪水绕着梁山注入汶水。梁山原来在巨野泽的北岸，由于巨野的南部已经淤高，洪水就北移到梁山一带积蓄，汇为梁山泊。宋天禧三年(1019年)和熙宁十年(1077年)黄河又两次决口，洪水都注入了梁山泊，使湖面又大为扩展，成了著名的“八百里梁山泊”。梁山成为湖中的岛屿，这就为小说《水浒传》中宋江等一百零八位好汉啸聚提供了绝妙的环境。

湖面扩大的同时，洪水带来的大量泥沙也抬高了湖底，等到黄河南移，主要的来水断绝，梁山泊就也难逃消亡的命运。以后水面逐渐缩小，周围露出大片滩地，被居民开垦。元代黄河决口后又流入梁山泊，湖面重新扩大，已经开垦的土地又没入湖中。但好景不长，明朝中期以后黄河长期由淮河入海，为了阻止向北的决口，北岸都筑了堤防，使梁山泊再次失去黄河的水源，渐渐被周围居民开垦为农田。清康熙初年，昔日浩渺的大湖“村落比密，塍畴交错”，完全成了陆地，甚至已经“一溪一泉不可得”了。今天我们如果再想寻访“水泊梁山”的遗迹，一定会大失所望。

梁山泊淤高后，原来注入的汶水下游改为折北流入大清河。到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夺大清河入海，河床淤高，汶水下游被堵塞而形成东平湖。从大野泽到东平湖，由西南到东北(上游到下游)移动了六七十公里。

大陆泽是河北平原西部太行山冲积扇和黄河故道之间的一片洼地，据《山海经》和《禹贡》的记载，是先秦时黄河经流的地方。在西汉，是漳水以南和癏水以北诸水汇集的地方，其范围大致在今河北任县、平乡、隆尧、巨鹿之间。6世纪以后，漳水改道从泽西流过，从太行山上流下的河流被漳水挟带向北流去，不再流入大陆泽。到唐朝后期，由于来水更少，面积仅剩下“东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了，而且湖中遍生“葭芦、茭莲、鱼蟹之类”，成为日渐干涸的浅沼。北宋大观二年(1108年)，黄河北流于邢州(今河北邢台市)决口，大陆泽受到洪水的灌注，泥沙淤积，湖底抬高，积水向下游相对低洼处排泄。

在大陆泽下游今宁晋县东南原来有癏泽和皋泽两个小湖，此后成为大陆泽湖水下泄积聚的地方。到了明代，滹沱河向南改道，洪水流入，下游却排水不畅，这二湖扩大成为宁晋泊。明、清时的洪水季节，宁晋泊和大陆泽就连成一片，合称为大陆泽；但在枯水季节还是分为两部分，宁晋泊称北泊，大陆泽称南泊。

但大陆泽的最终消失却还是人为作用。清代治理这一带水患的基本方法，是将南泊的水排入北泊，北泊的水从滏阳河、滹沱河、子牙河流入东淀；因此北泊逐渐大于南泊。雍正年间，正定、顺德、广平三府广开稻田，将原来流入大陆泽的水引作灌溉，水源更加减少。所以到道光年间，大陆泽已只限于任县境内的一小片了；宁晋泊也因受到滹沱河水挟带的泥沙的淤积而湖底升高。积水不断排入东淀终于使大陆泽成为平原上的遗址了。

6．从无到有的南四湖和洪泽湖　第三类湖泊则是由于黄河的变迁而产生、扩大的，如鲁南和苏北的南四湖、洪泽湖、高宝湖等。

古代的泗水是沿着山东地垒的西缘和黄河冲积扇的东缘之间低洼地带南流入淮河的。自西汉开始，泗水不时被黄河决水所夺，下游河道也时有壅塞，所以在隋代时曾在今山东兖州南形成过一个大湖。这就是大运河在济宁以南的南阳、独山、昭阳、微山四湖的雏形。金、元以后，黄河长期夺泗水入淮河，泗水河床被日益抬高，出现了一系列背河的洼地，西面受到黄河洪水的漫决，东面承受鲁中丘陵的山水，于是在济宁和徐州之间逐渐形成了“南四湖”。从明代中叶开始，泗水逐渐离开故道，而原来的河道演变成为今天大运河山东境内的南段和江苏境内的北段。这样，“南四湖”就与大运河联系在一起了。

明代重开会通河以后，昭阳湖在运河的东岸，是运河的四大水柜(水库)之一。这是因为当时鲁中丘陵的山水具有夏秋暴涨，春冬干涸的特点，所以要将运河以东地势较高的湖作为“水柜”，蓄积泉水；而将运河以西地势较低的湖当作“水壑”，宣泄余水。嘉靖初开始黄河不断决入江苏沛县和山东鱼台一带，并漫过运河灌入昭阳湖，使湖底淤高，湖面扩大。至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开南阳新河后，运河改经昭阳湖东，地势比昭阳湖高，湖水不能再流进运河，昭阳湖失去了运河水柜的作用，转而成为处于运河以西的“水壑”，同时西面的黄河决水又不断流入，使昭阳湖的面积继续扩大。

明代隆庆、万历年间，黄河向东决口，洪水漫过运河而东，在运河以东和山东丘陵之间的背河洼地中形成一连串的小湖泊，称为郗山、赤山、微山、吕孟、张庄等。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河修成后，运河再度移到微山以东，这些小湖就被隔在运河新道之西，成为运河宣泄洪水的场所，西面的黄河也不断有决水注入，两面的来水汇集在这里，将一连串的小湖连成一片，总称为微山湖。由于没有通畅的宣泄水道，积水迅速增加，湖面也迅速扩大。清代的微山湖周围有百余里，与北面的昭阳湖没有明显的界线。黄河改道在山东入海后，昭阳、微山等湖因地势低洼，又有当地地表水的补充，仍然保持着原来的规模。1938年黄河在花园口改道后，微山湖的面积有所缩小。1947年黄河回到山东后，湖面又恢复原状，可见黄河通过地下水给微山湖予补给。

三国时魏国的邓艾曾在淮河南岸今淮阴和盱眙之间修筑一些小陂塘，用以灌溉屯田，其中有的到隋代还存在，如白水陂、破釜塘等。但直到宋代，淮河与南岸诸湖还没有连成一片。金元以后，黄河南移，淮河下游成为黄河的入海水道，河床抬高，黄河与淮河交会的清口淤塞，下流不畅，积水就将原来的零星湖沼洼地连成一片，形成洪泽湖。开始的洪泽湖还不大，所以元朝经常在洪泽湖屯田。明初在洪泽湖东岸筑高家堰防御淮水东侵，湖面向东扩展受到约束，就日益向西、向北发展，不仅淹没了湖与淮河间的陆地，而且越过淮河淹向北岸。万历年间，潘季驯为了抬高洪泽湖水位，以便蓄积清水冲刷黄河，修筑高家堰，改为石砌堤堰，将淮河上中游的水流全部汇聚在这里，湖面迅速扩大。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湖水向西扩展，使泗州城完全沦没。向北扩展的结果则使溧河、安河、成子三大洼地中的一些小湖和洪泽湖形成一体。在康熙前期，洪泽湖周围有300余里，湖面高于黄河水面。

明清时由于黄河水长期倒灌入湖，泥沙淤积使湖底抬高，湖面也大大高于东岸里下河地区的平原，没有出水口危险很大，所以在高家堰上开了口门将湖水排入苏北里下河地区。湖东北部处在清口的西南，倒灌入湖的黄河水挟带的泥沙首先在此淤积，逐渐成为平地。北面三洼因地势较高又渐渐干涸，到清末都成陆地，湖面后退了30余里。

洪泽湖的形成还产生了连锁反应。洪泽湖的基准面抬高以后，淮河干流上游的坡降减弱了，各条支流注入淮河的水流在汛期往往不能及时由干流下排，出现倒灌，溢入两岸低洼地，时间一长，逐渐形成湖泊。今天淮河两岸支流的下游有不少湖泊，如南岸的城东湖、城西湖、瓦埠湖，北岸的茨河、北肥河、浍河、沱河等河下游的花园湖、天井湖、沱湖、香涧湖等，就是这样形成的，大多还是最近几十年内形成的，因而历史上都未见于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