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儿女遍布中华，证明中华民族的先民

二、黄河儿女遍中华

在今天中国11．6亿人口中，在今天散布在海外的数千万华人和华裔中，究竟有多少人自己或他们的祖先是由黄河哺育？要具体回答这个问题是相当困难的，大概永远找不到准确的答案。但是大量历史事实却足以证明，黄河曾经哺育了中华民族的先民的大部分，她的儿女遍布在中华大地，也已经走向世界各地。

(一)黄帝与夏的传说

从较早的文献记载，我们能看到对三皇五帝的传说。《史记·五帝本纪》记录了黄帝(轩辕)的事迹：

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汲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定处，以师兵为营卫。

大意是说黄帝在诸侯们的支持下，在阪泉之野打败了炎帝，又联合 诸侯在涿鹿击败了蚩尤，以后又奔波于各地，长期不得安宁。这里提到的地名——阪泉，大致在今河北涿鹿县东南，一说在今山西运城市解池附近。涿鹿，即今涿鹿县东南。丸山，一作凡山，在今山东临朐县东北。岱宗，即泰山。空桐，一作崆峒，山名，在今宁夏隆德县东。鸡头，山名，即崆峒山。熊，即今河南熊耳山；一说在江南某地。湘，山名，即今湖南岳阳市西南的君山。荤粥，即猃狁，古代北方的游牧民族，商周之际活动在今陕西、甘肃北部和内蒙古西部。釜山，一说在今河北怀来县北，一说在今河北徐水县西。

黄帝死后，葬于桥山。桥山，早期的说法是在今陕西子长县西北，以后以今黄陵县境为桥山所在。

如果我们透过这些记载对黄帝神化的外表，而把这些看成一个部落或部落集团的活动，还是可以看出一些规律来的。黄帝或炎黄集团的活动范围东至今黄海，西至宁夏南部，南至洞庭湖北部，北至河北、陕西北部；基本是在黄河流域，只是偶然涉足长江中游。

夏朝的历史目前还没有完全得到考古发现的证实，也只能归入传说时代。根据《古本竹书纪年辑本》，夏的第一个都城是阳城，在今河南登封县东南告城。第二个都城斟寻，在今河南巩义市西南。第三个都城斟灌，在今河南清丰县东南。第四个都城原，在今河南济源县西北。第五个都城老丘，在今河南开封市东南。第六个都城西河，在今河南内黄县东南。见于其他比较可靠的史籍的夏都还有：平阳，在今山西临汾市西南；安邑，在今山西夏县西北；晋阳，在今山西太原市西南；帝丘，在今河南濮阳市西南。尽管迁移非常频繁，但不出今河南、山西两省的范围，都在黄河流域。

(二)商周时期：早期的外迁

商朝人的来源目前说法还不一，有的说来自东方，有的说是来自北方，前者也是黄河流域，后者则是今内蒙古境内的辽河上游。但是商人的发展及建立国家是在黄河流域，则是人所共知，并已得到考古发现的证实的。

商人在推翻夏朝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迁移了八次，居留过的地方是：亳，今山东曹县东南；蕃，今山东滕县；砥石，今地不详；商，今河南商丘县东南；东都，在泰山下；殷，在今河南安阳市。砥石今地尽管不详，但可以肯定不会太远，也在黄河流域。而商王朝建立后的都城是：嚣，在今河南荥阳县北敖山南；相，在今河南内黄县东南；邢，在今河北邢台市；庇，在今山东郓城县东北；奄，在今山东曲阜市；殷，在今河南安阳市小屯。全在今山东、河南的范围之内。

周人发祥于渭河流域，至古公亶父(约前12世纪)时迁至岐山下的周原(今陕西岐山县境)，由黄土高原进入关中平原。不久，古公的长子太(泰)伯、次子仲雍迁往江南，被当地民族拥为首领，在今江苏无锡一带建起了吴国的前身。随同他们二人迁移的人数估计并不多，但这是见于记载的最早的周文化的南迁，也是黄河流域文化对长江流域的第一次重要传播。由于太伯、仲雍成为南方民族的统治者，他们所携带并传播的黄河文化必定对吴国以至周围地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约在公元前11世纪中期，周武王消灭商朝。为了巩固周朝的统治，武王大规模分封诸侯，其中少数是就地分封或承认既存事实，大部分是易地分封或将本国本族的人封往周的旧地之外，实际上是一次数量很大的移民运动。武王之子成王时也进行过一次较大规模的分封。通过这两次分封，周人从关中平原扩散到黄河中下游的广大地区，而其中一部分已经开始进入今天的黄河流域之外。例如，召公被封于燕，在今河北北部和辽宁西端，都于蓟(今北京城西南隅)；燕国以后扩大到辽河流域和朝鲜半岛北部。神农之后被封于焦(今安徽亳州市)，帝舜之后被封于陈(今河南淮阳县)，武王弟叔度被封于蔡(初在今河南境内，后改于今上蔡县一带)，都已进入淮河流域。

经过春秋战国期间各国的兼并和扩展，到战国后期，从河套以下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基本都已得到开发，大多数地方的人口已经比较稠密，并且开始向黄河流域以外迁移。如公元前316年秦国灭了在四川盆地的蜀国以后，曾从关中迁了万户居民到蜀地；将本国的罪犯强制迁往蜀地的边县，在灭六国的过程中还将赵国人迁至蜀地。

(三)秦汉的开拓和移民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继续将四川盆地作为安置罪犯和特殊移民的地方，同时又实施了几次较大规模的移民，从黄河流域向周围扩展。秦始皇二十九年(前218年)，50万秦军越过五岭，到三十二年征服了南越，夺取了今广东、广西和越南东北一带，设置了南海、桂林和象郡三个郡。经过多年战争后的远征军就被留在岭南定居，后又从全国征发一批戍卒和罪犯安置到岭南。为了弥补移民的性别不平衡，还从中原补充了一批妇女。这些军人和移民绝大多数来自黄河流域，他们构成了岭南汉人最早的主体。

秦始皇还将“天下不轨之民”迁到南阳(今河南南阳市)；把一批“有罪”的官吏百姓从全国各地迁到山阴(今浙江绍兴市)。为了逃避秦始皇繁重的徭役征发，很多百姓流亡外出，黄河下游山东半岛上就有不少人渡海至朝鲜半岛。到汉朝时，朝鲜半岛北部的朝鲜和南部的辰韩人口中有很多是秦朝流民的后裔。

但是和以后黄河流域大规模的人口输出相比，这些移民就显得微不足道了。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当时黄河流域的人口总数还不太多，人稠地狭的地方很少，由此产生的过剩人口在附近地区就能得到消化。所以对外的人口迁移一般只限于统治者为了开疆拓土和巩固统治地位而强制实行的移民，以及逃避徭役和刑罚的流民。

经过西汉近200年的发展，黄河流域的经济和文化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不仅依然保持了全国领先的地位，而且在全国所占的比重也有了大幅度的增加。根据西汉末元始二年(2年)的统计数，在全国约6000万的人口中，当时的黄河流域约占70%。由于当时的农业生产水准大致与人口数量成正比，而黄河流域的手工业、盐铁业又占绝对优势，可以认为，就经济实力而言，黄河流域占全国的比例还不止70%。但另一方面，在黄河下游的关东地区(太行山、中条山和豫西山区以东)已经出现了局部的人口相对饱和现象，土地开发殆尽；而在黄河流域以外的地区，大多还处于开发的初期，或者尚未开发，一般都地广人稀，甚至还是无人区。

西汉期间人口迁移的主要流向是黄河流域内部的调整，如从关东迁至关中，自关东迁往河套地区等，但还是有一些对本区域外的迁移。这些移民的数量虽然不一定很多，但由于来自经济文化发达地区，所以对迁入地的经济开发和当地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有较大的影响。

其中规模和影响都最大的，是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汉朝夺取河西走廊以后的移民，使河西走廊由游牧民族所有的牧区从此变为汉族聚居的农业区，而且成为中原王朝的汉族与西域联系交流的真正的走廊。

又如秦末汉初，燕、赵、齐(约相当于今河北、辽宁、山东大部)迁往朝鲜半岛避难的就有数万人，西汉期间由山东半岛和辽东迁去的仍络绎不绝。由于朝鲜的居民大多是中原移民或其后裔，西汉末年的学者扬雄著《方言》一书时，就将朝鲜与燕、代(今山西北部、河北、辽宁)列为一个方言区。

北方的匈奴通过入侵掳掠和招诱等方式迁去的中原汉人至少也有十几万，这不仅增加了匈奴十分可贵的劳动力，而且传播了中原先进的文化知识、生产技术和管理方法，使匈奴这个游牧民族也具备了一定规模的农业，发展了打井、建筑、冶炼等产业，也促进了匈奴与汉族的交流和联系。

在汉朝与西域的联系开始以后，还有少量汉人因种种原因迁入西域，如当时派出的大量使者及随员，不少人实际在从事商业活动，有些就在西域居留；汉军对西域的军事行动最多一次损失达二十余万人，其中相当一部分应是被俘或流落当地；公主下嫁西域国王或西域国王仰慕汉文化而带往西域的随从，从事礼仪、音乐、服装制作的技艺人员，工匠等。

(四)南迁的序幕

从王莽政权的后期至东汉初，黄河流域陷于大规模的战乱之中，北部又受到匈奴的威胁，西南、西北和东北先后出现地方割据，只有南方比较安定，所以中原人纷纷南下避乱。这些人中的上层，在北方重新安定后基本都返回原地，但平民和无地农民却由于南方较容易获得土地和维持生计，因而选择了定居。尽管下层平民移民不足以引起学者和史官的重视，所以没有留下具体的记载，但南方一些政区户口数字的变化还是能够说明问题。东汉永和五年(140年)全国的户口总数比元始二年(2年)少，但南方一些郡的户口数却大大超过了元始二年的数字，大致相当于今湖南、江西二省大部的长沙、零陵、桂阳和豫章四郡分别达到原来的314%.636%，年平均增长率在8．3‰.11．6‰之间。如果考虑到两汉之际的动乱给各地造成的影响以及东汉的户口数一般比西汉有较大的隐漏率，那么这些地区实际人口的增长率还应更高，这只能是人口机械流动的结果，说明主要来自黄河流域的移民已经大量迁入长江中游和湘江流域。

东汉末年开始的战争动乱，持续数十年，波及中原大部分地区，黄河流域的人口多次向周围各地作大规模的迁移。初平元年(190年)，关东州郡起兵讨伐董卓，董卓逼汉献帝迁都长安，将洛阳200里内数百万人强行西迁。与此同时，青、徐二州(相当于今山东大部和江苏北部)有百余万人逃往幽州刺史刘虞所辖的今河北北部、北京市和辽宁西部，今山东西部和河南的人口主要向南迁至今湖北江陵的荆州治所一带投奔荆州刺史刘表。

第二次大迁移发生在初平三年。董卓被王允杀后，其旧部攻入长安杀了王允，不久又自相攻击，关中大乱。有数十万难民东迁至今江苏徐州一带投奔徐州刺史陶谦，另有数万户进入今四川境内投奔益州牧刘益，还有一部分向南出武关，经南阳盆地继续迁入荆州。

建安十六年(211年)，屯驻关中的马腾、韩遂等十部起兵反曹操，关中再次大乱，引起第三次大迁移，又有数万户越过秦岭进入汉中盆地，投奔张鲁。

这些外迁人口并没有都能在迁入地定居，一部分在以后的战乱中死亡，一部分又迁回原地，但仍然有相当多的人在辽河下游、江南和四川盆地定居。在蜀国和吴国的上层人物中，大多数是北方移民，而来自黄河流域的今河南、山东、河北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在蜀国的兵士和下层移民中，有不少是从关中迁入的。三国鼎立结束后，蜀、吴的宗室、大臣和上层人士都被举家迁往中原，但平民百姓大多没有再返回北方。

(五)永嘉南渡和向边疆的迁移

西晋统一不久，皇室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就在元康元年(291年)爆发了，到永康二年(301年)更演变成大规模的混战。匈奴等少数民族趁机而起，终于推翻了西晋的统治，建立了各自的政权。中原再次成为持续不断的战场，从4世纪初的西晋永嘉年间(307.312年)到5世纪中叶的南朝宋元嘉年间(424.453年)，从黄河流域南迁的移民络绎不绝，集中的高潮有四次：

永嘉初，今河北、山东、山西、河南以及江苏、安徽二省淮北部分的流民相继渡淮河、长江南迁。东晋元帝大兴三年(320年)在建康(今南京市)设立了第一个侨县——怀德县。所谓侨县，就是在南方为北方移民设置的行政区域，集中安置某一地的流民，新的政区一般就以移民的北方原籍政区命名。为了区别于北方依然存在的政区，往往在新设的侨治单位地名前加上“南”字。如在这以后陆续设立了徐、兖、幽、冀、青、并、司诸侨州、郡、县于长江南北，分别被称为南徐州、南兖州等，几乎北方所有的政区在南方都设了侨治单位。

东晋成帝初(326年后)，江淮间大乱，淮南居民以及原来侨居在淮南的北方移民纷纷渡长江南迁。

东晋哀帝时(362.365年)及以后一二十年间，中原战乱不断，关中所遭破坏尤其严重，今陕西、甘肃境内人口南迁汉水流域，一部分进入四川。

南朝宋文帝元嘉年间(424.453年)和明帝泰始年间(465.471 年)，一度由宋武帝收复的中原地区重新失陷，淮北各州也由北魏占领，大量人口渡淮南迁，在淮南侨置了司、兖、徐、青等州及其他一些侨郡县。氐人的战乱也迫使关陇流民南迁汉水流域和四川北部。

移民南迁的线路前后大致相同。西线之一是循汉水南下，所以南郑(今陕西汉中市东北)和襄阳(今湖北襄樊市)成为移民重要的集散地；陆路则取金牛道(南栈道)西南入四川。东线以邗沟和淮河流域东南向的支流为主，因此邗沟南端的江都及对岸今镇江、常州一带成为山东及苏北移民的集合地。河南人也大多东南迁安徽后再继续南迁，而不正南迁入今湖北。

根据侨州郡县的户口数量统计，接受移民最多的是今江苏省，设有侨郡23个、侨县75个。在今南京、镇江和常州一带最为集中，苏北则以扬州、淮阴等地为主。移民的来源，今山东占了一半以上，以下是河北、河南、山西、陕西；本省和安徽的淮北也是来源之一。本区固然有不少地理优势，但最主要的因素还是东晋至南朝定都建康的政治吸引力。

今安徽境内的移民来自北方，以今河南为最大部分，其次为河北、山东、山西。本省淮北移民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少部分来自江苏北部。侨郡县大多散处江淮之间，江南仅集中在今芜湖附近。

今湖北境内长江上游的江陵、松滋一带的移民主要来自山西、陕西、河南，少量来自安徽和江苏的淮河流域；长江下游武昌、黄梅一带的移民大多来自河南，也有一些安徽淮北的移民。但湖北接受移民的主要地区还是汉水流域，上自郧西、竹溪，下至宜城、钟祥，而以襄阳为中心；来自陕西的移民数量最多，其次是河南、甘肃，再次为河北、山西、安徽和四川。

今河南南部淮汉流域也设有若干侨郡县，主要安置本省北部流民，其中少数来自陕西、甘肃和本省南部。

今陕西秦岭以南汉中地区的移民几乎都是来自甘肃、四川及本省北部。

今山东今黄河以东南地区因一度为南朝宋占有，所以也设置过侨州郡县，接纳移民以河北为主，其余有河南北部及山西人。

总而言之，移民迁入地可以分为东西二区：东区包括长江下游及淮河流域，以接受黄河下游今山东、河北及河南东部的移民为主。西区包括长江流域上游及汉水流域，以接受今甘肃、陕西、山西及河南西部移民为主。

但由于并非所有的北方移民都居住在侨州郡县中，所以侨州郡县的分布还没有全部反映北方移民在南方分布的实际情况。实际上长江三角洲今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特别是太湖流域和宁(波)绍(兴)平原居住着大批北方移民，只是因为这一带没有设置侨州郡县，无法在上述统计结果中反映出来。

到南朝宋时为止，仅侨州郡县的户口就有90万，约占当时全境户口总数的六分之一，加上不居住在侨州郡县的移民，再考虑到从西晋至南朝的户口都没有登记全部人口这一因素，那么移民及其后裔的总数不会少于200万人，他们在南朝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也应高于六分之一。

从西晋末年的动乱开始，就不断有山东半岛和华北北部的人口迁往辽东半岛和辽东湾北部沿岸。在这一带建立政权的前燕、后燕和北燕基本上能保持安定的局面，农业生产有稳定的发展，多数流民在此定居。以后辽河以西被高句丽占领，估计有一部分移民也随之被高句丽人占有，并进而迁入朝鲜半岛，融合入高丽人之中。

另一部分中原人迁往河西走廊，投奔凉州刺史张轨。洛阳被匈奴的汉政权攻占后，中原人往河西避难的人更是络绎不绝。西晋亡后，张氏建前凉政权，河西基本未受战祸影响，对关中、陇东陇西的汉族流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六)怛罗斯的战俘和安史之乱后的南迁浪潮

唐朝天宝十年(751年)，安西节度使高仙芝率2万军队在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与大食兵交战，唐军大败，大部分被杀、被俘。俘虏大多被迁往大食(阿拉伯帝国)，只有个别人返回。这些唐军俘虏多数来自中原地区，不少人具有造纸、纺织、绘画等技艺，见于记载的就有京兆(今陕西西安市一带)和河东(今山西西南)人。中国的造纸术就是从此开始传入阿拉伯国家，并进而传入西方其他地区。这次从黄河流域向外部世界的特殊移民人数虽然不多，对世界文化传播的意义却是异常重大的。

天宝十四年(755年)爆发的安史之乱战祸几乎遍及黄河中下游，中原人民又纷纷南迁，南下的移民浪潮在淮汉以南沉淀下来，形成三道波痕：第一道远达湘南、岭南、闽南，第二道集中于长江沿线，第三道在淮南江北、鄂北和川中地区。按移民数量多少而言，则依次为第二、三、一道。

第二道内北方移民高度集中，自东向西又可分为三区：苏南浙北区、皖南赣北区和鄂南湘西北区，其中一二两区与淮南合称江淮之间，是当时北方移民的主要聚居地。

苏南浙北区相当唐朝的润、常、苏、湖、杭、越、睦等州，估计在这一区内定居的移民要占当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皖南大致相当天宝时的宣、歙二州，但在安史之乱期间及以后的数年间新设了5县，又从宣州(治所在今安徽宣州市)分置了池州(治所在今安徽贵池县)，说明户口的增加相当可观，移民数量必定很大。赣北相当天宝时江、洪、饶、袁、抚、吉等州。唐朝安史之乱后的户口统计数一般比以前都有大幅度的下降，可是赣北却有三个州有很大的增长，而且饶(治所在今江西波阳县)、洪(治所在今江西南昌市)二州都在山区设立了新县，说明平原地带人口已经相当稠密。(www.chuimin.cn)

鄂南湘西北区相当唐朝的荆、澧、朗、鄂、沔等州，是移民最高度集中区。因地理位置接近，中原的移民蜂拥而至，荆州户口增加10倍，析置新县，治所江陵城(今湖北江陵县)就有30万户的纪录。鄂州(治所在今湖北武汉市武昌)的户口数也增加了一倍，并从一个下州升格为观察使的治所，管辖本州和蕲州、黄州，成为中央财赋主要来源的东南八道之一。

第三道波痕是移民次集中区，自东而西也可分为三区：淮南江北、鄂北和川中。

淮南江北区淮南道的首府扬州及和州(治所在今安徽和县)、楚州(治所在今江苏淮安市)、濠州(治据今安徽凤阳县临淮关西)都有接纳北方移民的纪录，和州还有比天宝年间户口增加数倍的记载。但因处于人口由北而南迁移的过渡地带，居留的人数不及苏南浙北和皖南赣北多。

鄂北区以襄州为中心，治所襄阳(今湖北襄樊市)因位于汉水与南阳至江陵的大道的交汇点，是中原移民南下的主要集散地，所以襄州在元和年间(806.820年)的户口数比天宝时净增1．2倍。但大部分移民也继续南迁，因此定居人数远不如其南面的荆州。

川中的成都城在安史之乱后有户10万，而在天宝时整个益州所属10县合计也不过16万户，可见已迁入不少关中移民，而且并不限于成都平原。但由于移民来源仅为关中，数量比前二区要少。

第三道波痕包括闽南的泉州、莆田等地，湖南的衡州(治所在今湖南衡阳市)、道州(治所在今湖南道县)、永州(治所在今湖南零陵县)等地，远至广州、交州(治所在今越南河内市西北)，数量并不太多，但为今后更大规模的移民开辟了道路。

安史之乱平息以后，北方因藩镇割据战乱不绝，南方则相对安定，经济开发显示优势，因而仍不断有移民南迁，尽管规模要小得多。

与永嘉时的南迁相比，这次迁移的路线更长，迁入地更广，数量也更多。由于南方原有人口远比西晋末年为多，所以长江中游人口相对较稀少的荆州成为移民集中地，江西也因人口较少而吸收了大量移民。黄河流域的移民不仅大大增加了南方的人口数量，而且使南方各地区间的人口分布比以前更为均衡了。

唐末五代时期，中原政权更迭频繁，战乱不已，今山西、河北缘边地区的百姓为避战乱，纷纷迁入北方契丹统治区；一些守边将领也因种种原因率所部兵士和当地百姓投奔契丹。契丹多次入侵中原，影响最大的一次是攻入开封，灭后晋。每次入侵，几乎都以掳掠大批人口北归而结束，一直持续到辽统和二十三年(1005年，北宋景德二年)宋辽澶渊之盟订立后才基本停止。被掳掠的人口估计累计有近百万，其中来自黄河流域的约有半数，他们大多被安置在今内蒙古东南的西辽河流域和今辽宁境内，主要从事农业生产，使中国历史上的农业区北界推进到最远点。

(七)靖康南迁和金元时的外迁

北宋宣和七年(1125年)十月，已经灭了辽国的金军对宋发动了全面进攻，到第二年正月就攻至黄河北岸，逼近宋朝的首都开封，闰十一月攻陷开封，次年初北宋亡。金人的南侵和北宋的灭亡迫使黄河流域的人口大批南迁，形成第三次南迁高潮。

这次南迁有三个阶段：靖康元年(1126年)开始至绍兴九年(1139年)左右；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颜亮南侵；南宋后期蒙古南下的过程中。第三阶段主要是黄淮流域金国南部人口的南迁，但第二、三阶段的规模和影响远不如第一阶段。

第一阶段的迁移也有几次高潮。

靖康元年正月宋徽宗南逃和十一月汴京(今河南开封市)失陷，使汴京一带的官僚贵族和百姓大批南迁。到十月，山西和河北先后为金兵攻占，居民纷纷渡河南逃，西北州县为之一空。

建炎三年至四年(1129.1130年)金兵第二次南侵，战区扩大到今浙江、江西和湖南境内，淮南一带百姓(包括原由北方迁入淮南的流民)再次南迁，西北地区向南的移民也络绎不绝，北方出现数十里以至数百里无人烟的景象。

绍兴四年(1134年)金兵再次渡淮，淮南居民又大量渡江南下，淮北的居民也继续南迁，到绍兴五年还有余波。

绍兴八年金人废除原来扶植的刘豫政权，已迁入河南、陕西的西北移民又陆续迁移，大多南下。

移民的迁入地主要是东南和四川。由于地理位置接近和政治重心所在，东南地区吸收的移民数量较多，并以黄河下游和淮河流域为主要来源；而西北地区的移民大多迁入四川。

以今地划分，浙江无疑是最重要的迁入地。作为南宋的“行在所”(临时首都)所在，不仅有大批文武官员自北方迁来，而且还吸引了不少汴京移民，以至临安(今杭州)就有从汴京迁来的各种商店和服务行业。到南宋末年，杭州的风俗已与昔日的东京相似，连当地的语言也发生了变化，至今杭州市区的方言依然带有明显的北方味，形成与周围地区都不同的方言岛。北方移民遍布各地，如绍兴曾集中安置各地流民，士大夫寄居的也很多，诗人陆游年少时就看到过来自今河北、河南、陕西、山东的士大夫移民。

宋高宗一度驻在扬州，使扬州一时成为北方上层移民的集中地。建康府(治所在今南京市)也曾是高宗驻地，又是水陆交通的枢纽；平江(今苏州市)、常州、镇江经济发达，交通便利，都是移民最集中的地区。

陕西的流民和从西北撤退的军队大多迁入四川，但也有河北、河南籍的移民迁入。四川经济条件有利，可容纳大量外来人口。南宋前期四川的户口增加很快，移民的流入是一个重要原因。

江西接受的移民以来自河南的为主，大多定居于北部和中部的平原和丘陵地带。江西在南宋期间户口增加的幅度很大，后期已超过两浙路而居第一。

进入湖北的移民以河南籍为主，但也有来自山西、河北、山东的。因地处南宋前沿，继续南迁者居多，定居者则多选择襄阳和沿长江、汉水一带。

安徽境内的移民主要定居在皖南沿江地区。淮河流域因地处宋金交界，形势很不稳定，一有战事就又得迁移，所以早期迁入的北方移民基本都已继续南迁。

福建一直未受到战争的直接影响，成为移民的乐土，南迁的宋朝宗室也集中在福建。由于人口增加，平原和缓坡地的开垦利用已近饱和，梯田已相当普遍。

两广也吸收了一定数量的北方移民，但因距离已远，与上述各省还不能相提并论。

南迁移民的大多数来自黄河流域，其数量至少有几百万。

在辽朝被金消灭的前夕，宗室耶律大石于1124年自立为王，率部西迁，先后占领了西州回鹘和黑汗国的旧地后(约相当于今新疆和中亚楚河流域)，又向西扩展到阿姆河流域。随大石西迁的主要是契丹人，但从以后的情况看，其中也有一些黄河流域的汉人。

13世纪初成吉思汗率蒙古军攻金时，便将大批中原汉人被强制迁移至蒙古地区，一次就有十万人的纪录。尽管沿途有不少人死亡，但最终有一部分汉人定居在今内蒙古和蒙古境内，从事农耕和手工技艺。此后直到元朝中期，继续将中原和江淮间汉人士兵、百姓和工匠迁至蒙古。蒙古高原上的都城和林(今蒙古鄂尔浑河上游东岸哈尔和林)和忽必烈即位的上都开平府(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北闪电河北岸)都是以汉族工匠为主建成的，以后还居住着不少中原汉人。此外，在称海(今蒙古科布多东南)和谦谦州(今俄罗斯叶尼塞河上游)等地也有不少汉人聚居。

在成吉思汗西征时，一些汉人被征发随军，以后定居在西域和中亚；还有些汉人被强制迁往中亚。如据《长春真人西游记》、刘郁《西使记》、耶律楚材《西游录》等书的记载，在邪米思干(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城中有很多汉人工匠，在塔剌思(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有来自河中(治所在今山西永济县西南蒲州镇)的豪民子弟四百余人，在龙骨河(今新疆福海县境乌伦古河)西北有很多汉民在农耕，阿里麻里城中汉人与回纥人杂居，其南的赤木儿城中居民多来自并(今山西太原一带)、汾(今山西汾阳等县一带)。这是唐朝以后黄河流域人口又一次迁往中亚和新疆的明确记载。

从蒙古崛起到元灭南宋，战争持续了70多年，其中最残酷、最激烈、最持久的战争发生在黄河流域和四川盆地，而最后灭南宋的战役时间很短，元朝统治者又比较注意避免生命财产的损失，所以人口减少的幅度较小。到元统一之初，黄河流域人口极其稀少，而南方却相当稠密。但由于赋役繁重，征发不断，北方人民不堪负担，在元灭南宋后纷纷逃亡江南，迁入南方的人口估计在100万以上。加上黄河流域的经济长期得不到恢复，南北的差距越来越大。元朝末年，南方与北方(以淮河、秦岭、白龙江为界)的人口之比已经超过8比2，达到了顶点。

元末明初的战争使北方受到更大的破坏，因此明朝建立以后就实行了大规模的移民，将南方的人口迁至江淮之间和黄河流域。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又将北京和华北作为移民的主要迁入地。由于南方人口密度较高，很多地方地少人多的矛盾已经相当突出，而北方到处有荒地可垦，加上统治者采取减免赋税等优待措施，吸引了数以百万计的南方百姓向北迁移。这些南方移民主要定居在江淮之间，但也有一些迁入了黄河流域。总之，黄河流域已经成为吸收移民的地区，对外输出移民的历史基本结束了。

(八)移民东北和南迁的余波

在明朝近300年的时间里，黄河流域的人口尽管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但还没有造成明显的人口压力，所以在正常情况下，人口流动不大。但由于水旱灾害和赋税负担，还不时出现大批灾民和无地流民，进入山区开垦。

进入18世纪以后，中国的人口在恢复到明朝人口峰值的基础上持续增长，到末期已突破3亿。黄河流域同样出现了人多地少的矛盾，人口压力日益严重。但是南方的人口基数更大，产生的人口压力也更大，黄河流域向南方的人口迁移受到限制，而西北河西走廊和河套以外的地方自然条件太差，开发困难，因此东北成为唯一的理想的开发区。尽管清朝一直没有取消对东北地区封禁的法令，并多次采取加强的措施，但为生计所迫的华北灾民贫民不顾禁令进入东北。到19世纪60年代东北正式开放，移民更成为滚滚洪流。清朝末年，东北三省的人口已近2000万，到1940年更增加到了4500万，其中绝大部分是来自山东、河北和河南的移民及其后代。这是黄河流域的人口大规模向外迁移的最后一次，也是绝对人数最多的一次。

在1864年太平天国被镇压以后，江南出现了局部的人口稀少以至空白地区，而这些地方在战前以富庶闻名于全国，对北方稠密的贫穷人口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仅河南光山一县迁入江南的移民就有100余万，苏南西部成为河南人的移殖区。但江南本地人口依然保持着较高的密度，周围又都是人口稠密地区，所以局部的空白很快被填补，这次移民的时间很短，可以说是黄河流域对长江流域移民浪潮的余波。

(九)各族人民的大熔炉

在向各地不断输出人口的同时，黄河流域也在大量吸收其他地区的移民，特别是来自周边地区的非汉族移民。

黄河流域也曾经是多民族杂居，农业民族和牧业民族共处的地区。但至迟到春秋时期，出自夏、商、周的三支后裔已经具有共同的民族心态，结成了一个民族共同体的雏形，并以“诸夏”自居，以区别于其他部落或部落集团。诸夏凭借数量和素质上的优势，逐渐融合或驱赶其他民族。所以到秦始皇时(前221.前210年)，推进到了陇东高原，自河套以下的整个黄河流域都已成为诸夏的聚居区。在此范围内的非诸夏各族，如果不是已经成为诸夏的一员，就已经退出了黄河流域。

从西汉开始，一方面统治了黄河流域绝大部分的中原王朝将大量非华夏(汉)族人口迁入；另一方面，北方非华夏(汉)游牧民族用武力向中原推进，取代汉族统治者成为黄河流域的主人。无论哪一种方式，结果却完全一样，都以这些非汉族融合在汉族之中而告终。

汉武帝建元三年至元封元年(前138.前110年)，将十余万东瓯和闽越的越族人从今浙江南部和福建迁至江淮之间，其中一支又被迁至今山西西南。这些越人至东汉时已不再见于记载，也没有发现迁回原地。

从汉武帝时开始，就不断有匈奴人从河西走廊和蒙古高原迁入汉地，东汉初南匈奴迁入塞内，人数已有数十万。至1世纪末鲜卑人击败匈奴而成为蒙古高原的主人时，除了西迁的一支以外，匈奴的主体已经转移到今内蒙古南部、陕西和山西北部。经过东汉、三国、西晋和十六国时期，匈奴人的分布范围更广，人数也有了很大的增加，几乎遍布于黄河流域各地。但经过十六国后期和北朝的迁徙和融合，到隋唐时，匈奴作为一个民族已销声匿迹了。

乌桓人于1世纪初从北方迁入汉朝的东北边境，有的被编入汉朝的军队，驻地在洛阳附近。到东汉末年曹操击败乌桓，有十多万人被迁入北方内地，东北地区残余的乌桓人以后也由魏国安置。十六国时还偶然见到关于乌桓的记载，北朝以后就找不到他们的踪影了。

鲜卑人数量更多，向黄河流域移民的规模更大，时间更长。在辽东的鲜卑人从西晋初开始就不断迁入汉族地区，先后在龙城(今辽宁朝阳市)、蓟(今北京市)和邺(今河南临漳县西南)为中心建立政权，人口遍布今淮河以北的河南、安徽、江苏、山东和山西、河北的大部。慕容氏所建前燕政权被前秦所灭后，大批鲜卑人又被迁往关中。拓跋鲜卑则从河套和阴山南麓向今山西北部迁移，虽一度被前秦灭国，但以后仍在这一带建立北魏。随着北魏最后统一了北方，鲜卑人的分布扩大到了整个黄河流域。尤其是在北魏的都城由平城(今山西大同市)迁到洛阳以后，鲜卑的主体更深入到汉族的中心地带。尽管鲜卑当时居于统治民族的地位，但在数量上远不如汉族，文化水平更无法与汉族相比。北魏孝文帝实行彻底的汉化政策，大大促进了鲜卑族文化水准的提高，但同时也加快了鲜卑民族的解体。到唐朝，鲜卑作为一个民族已不复存在，但鲜卑人的后裔还历历可数。以后就连这些界线也消失了，鲜卑后裔作为个人也完全融入汉人之中了。至于在东晋末年被刘裕迁至南方的南燕鲜卑(原在辽河下游，后迁至今河南、山东)，由于人数不多，地位低下，淹没在汉人中的时间就更短了。

唐代进入黄河流域汉族地区的其他民族人口就更多了，见于记载的至少有突厥、回鹘及其他铁勒系部族、中亚的粟特人(昭武九姓)、西域诸族、吐谷浑、吐蕃、党项、高丽、百济、契丹、奚等。有的民族迁入数量很大，如高丽，一次就有三万多户、合十多万人的纪录；又如党项人，一次“内附”也多达二十万户。这些民族总数达数百万的内迁人口中，除了有少部分又迁回唐朝境外之外，还有一小部分继续保持着本民族的身份，大部分已逐渐变得与汉人没有区别。特别是那些分散在汉族内地的外族移民，如高丽人，与汉人融合的速度更快。

从唐末五代开始，契丹、党项、女真先后占有一部分传统的汉族地区，包括一部分黄河流域，女真人更南迁至淮河以北的广大黄河中下游地区内。元朝的统一提供了又一次民族大融合的机会，不仅契丹、党项、女真人的大部分被留在中原，西征的蒙古军队还带回了大批中亚、西亚、东欧和中国西北的各族人口。作为一个统治民族，蒙古人扩散到黄河流域各地和全国各地。但到明朝建立后，留在明长城以南范围内的各非汉族人口中，除了结成回回(回)族的还保持了本民族的身份以外，其余的契丹人、党项人、女真人和蒙古人等就已经或者逐渐丧失了自己的民族身份。

(十)黄河儿女的贡献

黄河流域的人口向南方和周边地区的迁移，其他地区的非汉族人口向黄河流域的迁移，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华民族的形成和中国文化的进步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前面已经提到，在公元初的西汉末年，黄河流域的人口在中国的人口总数中占了绝大多数。黄河流域的移民直接增加了迁入地的人口数量，使迁入地的人口迅速增加到经济开发所必需的数量，这在完全依靠人力和极其简单的手工工具的生产条件下往往是起决定作用的。对于原来的无人区和处女地，这样的作用尤其明显。如河西走廊、河套地区、辽河下游、南方广大地区、东北等地的开发，都是黄河流域移民大规模迁入的直接结果。

一般说来，黄河流域的移民选择的迁入地都有比较充分的土地资源和比较适宜的自然条件，这就为他们提供了新的生存空间。移民在新开发区一般会有较高的自然增长率，所以人口增长较快。另一方面，黄河流域由于人口外流，减轻了人口压力，人地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这必定会刺激当地人口以比原来高的增长率发展，不久就会补充减少部分，并产生新的人口压力和新的移民。黄河流域原有人口的外迁也给周围非汉族人口的迁入和定居准备了基本的条件，结果是这些本来以牧业为生的人口转变为农业人口。

由于以黄河流域为基地的汉人早就发展成为几乎是纯农业的民族，所以这些汉人的迁移和扩散过程也就是农业区扩大的过程。历史时期农业区北界的推进和收缩，都是伴随着中原汉族移民的迁移和撤退而进行的。南方地区虽然在北方汉人迁入以前就有了比较稳定的农业，但其规模的扩大和水平的提高还是与北方移民的来到有明显的因果关系。

从春秋战国以来，黄河流域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具有整体上的优势，长期处于全国最先进的地位，这种形势至少维持到了唐朝中期。正因为如此，来自黄河流域的移民一般具有比迁入地的土著人口更高的生产技能和文化水准，会给迁入地带去比较先进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作物、工具等，对提高当地的物质生产水平发挥很大的作用。移民还会在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家庭结构和社会机制等方面给迁入地带来巨大的影响。如果移民在人口总数中占有足够大的百分比，这种影响就会是决定性的。

如果说在正常情况下，由于移民的迁入是以渐次推进的、缓慢的、低层次的方式进行的，因而移民的影响也只能是潜移默化并主要发生在社会的底层的话，那么在黄河流域爆发战争动乱和异族入侵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时的移民不仅数量大，迁移时间和地点集中，而且包括大批贵族、官吏、地主、文人，甚至皇室成员以及为这些人服务的艺人、工匠、商人、武士等。移民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具有较高的文化程度和特殊技艺、行政治理经验和经营管理能力，因而对南方及其他迁入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都产生很大的影响，最终导致了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

就这样，一方面是黄河流域的人口不断外迁，逐渐扩散到中国各地。另一方面是周边地区的非汉族人口大量迁入黄河流域，他们既补充了当地人口，又使自己融入了汉族。他们中的一部分还随着汉族移民再迁往南方各地。当南方的汉族移民占了优势之后，先进的经济文化的吸引力和民族歧视的压力使当地的非汉族人口自觉或不自觉地转变为汉族的一分子。汉族最终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体，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就是吸收了大量其他民族成分的结果。历代中原王朝的疆域随着汉族人口的扩散而扩大巩固，构成中国疆域的主要部分，以后又与边疆政权的疆域合成中国的领土。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黄河儿女作为汉族的骨干和种子，作出了最大的贡献。黄河儿女也遍于中华，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