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中国的母亲-葛剑雄文集①普天之下

一、黄河——中国的母亲

人类的早期文化、世界上的文明古国，大多是与河流联系在一起的。就像古埃及和巴比伦离不开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一样，中国的早期文明、中华民族的主体和中国的形成都离不开黄河。

但是，一条河流对一种文化、一个民族或民族集合体、一个国家产生如此巨大而长远的影响。一条河流孕育了一种如此灿烂的文化、一个如此人口众多的民族、一个如此幅员辽阔的国家，那就只能数黄河了。

要了解一条河流，在科学技术已经相当发达的今天，似乎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要了解一条河流的历史，大概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黄河可能就是为数不多的例外之一，因为她的历史过于丰富，又过于复杂；她倾注了人们无比深切的爱，也饱含着流不完的泪；她记载着繁荣、强盛、和平的辉煌业绩，也留下了灾害、战争、衰败的创伤。

即使如此，我们还是不能不了解黄河，不能不了解黄河的历史。不仅由于我们爱她，而且因为有人恨她；不仅由于她仍然滋润着祖国近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供养着我们上亿人民，而且因为她是中国的母亲，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即使母亲比过去衰老了，但母亲永远是母亲。

(一)鸟瞰黄河

黄河是我国仅次于长江的第二条大河，也是世界上最长的河流之.。

黄河发源于青海省巴颜喀拉山北麓海拔4500米的约古宗列盆地，在盆地以西30公里处耸立着海拔5442米的雅拉达泽山。盆地中分布着众多的小湖和涌泉，汇聚成一条蜿蜒的小河，名叫玛曲(约古宗列渠)。在东流穿过16公里的茫尕峡谷以后，玛曲与自南、北而来的扎曲、卡日曲汇合。从汇流处算起，卡日曲最长，比玛曲还长20公里。

从河源以下，黄河汇集了40多条主要支流和无数条更小的支流、溪、涧，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南、山东等九个省区，在山东垦利县注入渤海。黄河全长5464公里，流域面积75．24万平方公里，流域内有耕地1．9亿亩，人口近1亿。如果加上与黄河关系密切的河南、山东二省沿黄地区在内，共有耕地3亿亩，人口1．2亿。

黄河的上游是从河源至内蒙古托克托县的河口镇，长3472公里，落差3846米，前一段是高山草原区，后一段是峡谷区和宁夏、河套平原区，主要支流有白河、黑河、大夏河、洮河、湟水、祖厉河、清水河、大黑河等，流域面积38．60万平方公里。在河源地区的扎陵湖和鄂陵湖，是黄河流域现存最大的两个湖泊，总面积约1400平方公里。自甘肃玛曲县以下至宁夏青铜峡间，有龙羊峡、刘家峡、黑山峡等20多个较大的峡谷。上游河段水多沙少，河水较清，流量均匀，比降大，峡谷多，蕴藏着丰富的水力资源。

从河口镇到河南郑州市的桃花峪是黄河的中游。这一段长1206公里，落差890米，流域面积34．38万平方公里，主要支流有红河、皇甫川、窟野河、无定河、延河、汾河、北洛河、泾河、渭河、伊洛河、沁河等。在山陕峡谷中，有典型的陕西府谷的雾迷浪急滩和山西吉县的壶口瀑布。壶口瀑布跌水高17米，如壶中的水向外倾倒，是黄河干流上唯一的瀑布。禹门口又名龙门，东岸的龙门山和西岸的梁山相距仅100多米；峡口内有一孤岛，中间口门宽仅60米，就是传说中鲤鱼跳龙门的地方。在河南三门峡(已建为水库)以下至孟津也是峡谷区，其中的八里胡同、小浪底等处河面宽仅数百米。中游河段夏秋季水多沙多，冬春季水少沙少，汛期洪峰迅猛，水位暴涨暴落，挟带大量泥沙，是下游泥沙的主要来源。

出桃花峪后，黄河进入了大平原，从这里至山东垦利是下游。这一段河道长786公里，落差仅95米，流域面积2．27万平方公里，主要的支流有金堤河和大汶河等。下游河道宽浅散乱，水势平缓，泥沙淤积极其严重，河床不断抬高，河道滩面一般高出两岸地面2.5米，有些河段甚至高达10米，全靠两岸堤防控制，成为世界上少有的“悬河”。

黄河河口位于渤海湾和莱州湾的交汇处，是一个弱潮的强烈堆积性河口。自山东垦利宁海以下形成扇形三角洲，面积已接近6000平方公里。由于河口区每年要承受约11亿吨的泥沙，淤积延伸速度很快，三角洲在不断扩大中，入海流路也不稳定，常常摆动改道。

(二)无可争辩的地位：中国古人类的发祥地

历史上，黄河还曾流过今河北、天津、安徽、江苏四个省市。整个黄河下游冲积平原的面积共约25万平方公里。今天的海河水系是在3世纪以后才开始出现和形成的，而黄河夺淮的历史直到1947年才最后结束，因此，历史时期的黄河流域面积比今天的要大，总面积超过100万平方公里。

在中国历史上，黄河一直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早在汉代就被尊为“四渎(当时认为四条最大的河流，即长江、黄河、淮河、济水)之宗”。黄河一向被称为哺育中华民族的伟大母亲，黄河流域被称为中国文明的摇篮。

但近年来，随着在黄河流域以外地区，如长江下游、四川盆地、燕山山区、辽河流域等地区的考古新发现，有人对这一说法提出了异议，有人认为有关黄河在中国早期文明的地位的历史应该重写。还有些人认为，黄河自古以来带给中国人民的只是灾害，甚至认为黄河是近代中国落后、封闭的根源。

如果我们尊重历史事实，不抱任何偏见的话，就可以十分明确地得出这样的结论：根据迄今为止的科学研究(包括考古发掘)的成果，这些看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考古学上一般将距今二三百万年至七八千年以前称为旧石器时代。在中国境内已经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遗址有100多处，其中约70%分布在黄河流域。迄今为止，在黄河流域发现的最早的古人类是蓝田猿人，距今已有75万至65万年，1963.1964年发现于陕西蓝田县公主岭。其次是北京猿人(亦称中国猿人)，距今约70万年，1927年发现于北京西南周口店龙骨山的洞穴内。发现于黄河流域的距今10万至3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人类化石还有：山西襄汾县丁村的丁村人，陕西大荔县甜水沟的大荔人，山西阳高县许家窑的许家窑人，内蒙古乌审旗萨拉乌苏河(即红柳河)的河套人等。时间稍晚的人类文化遗址还有山西朔州市的寺峪遗址、河南安阳县小南海洞穴遗址、山西沁水县下川遗址等。这些遗址不仅分布面广，内容丰富，而且持续时间长，具有连续性。如北京周口店的遗址，既发现了约7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也发现了距今18000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山顶洞人。

当然，在黄河流域之外也已经发现了重要的古人类遗址，如目前我国最早的元谋猿人的化石是在云南元谋县发现的，距今约170万年；还有发现于安徽和县的和县人，也有三四十万年的历史；此外有马坝人(广东韶关)、长阳人(湖北长阳)、柳江人(广西柳江)、资阳人(四川资阳)、左镇人(台湾台南)等。但除了元谋猿人外，其他的都晚于蓝田人和北京人，数量和连续性方面都还不能与黄河流域相比。

所以，尽管其他地区也是中国古人类的发祥地，但黄河流域无疑是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发祥地，所起的历史作用自然要大得多。

(三)农业文明的曙光

从我国目前已经发现的文化遗址同样证明了，进入距今约8000. 3000年的新石器时代以后，黄河流域仍然是当时最发达的地区。其重要的标志是，农业文明的曙光不仅首先照临了黄河流域，而且从此产生了最普遍、持久的影响，从而使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最早在黄河流域出现。

因在河南新郑县裴李岗发现而命名的裴李岗文化广泛分布在河南中部的郑州、新郑、尉氏、中牟、密县、巩县、登封、长葛、鄢陵、郏县、项城、潢川等地，是公元前6000.前5000年的早期新石器遗存。从出土的石器中有石磨盘和石磨棒可以证明，当时已经有了原始的粮食加工。基本同时的磁山文化发现于河北武安县，也是一处早期新石器遗址，除了同样有石磨盘、石磨棒以外，还发现了腐朽的粟类谷物。显然，当时这一带的人类已经从原始的采集、渔猎进入了农业生产。

仰韶文化是因为1921年发现于河南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的，至今已经发现了上千处遗址，广泛分布在黄河流域的河南、山西、陕西、河北、甘肃东部、宁夏和内蒙古南部，但以黄河中游地区为主，时间从公元前5000.前3000年不等。仰韶文化以彩陶(绘有黑、红花纹的陶器)为特征，都以农业为主，渔猎为辅，饲养猪、狗等家畜，属于母系氏族公社时期。(www.chuimin.cn)

著名的西安市半坡遗址、陕西临潼县姜寨遗址、河南三门峡市庙底沟遗址都是仰韶文化的典型。从这些遗址可以进一步证实，当时这里的人们已经过着定居生活，形成了村落，大多有了房屋，以农耕为主，同时饲养家畜，兼有渔猎。当时的陶器制作已相当成熟，石器工具已有很多品种。仰韶文化前后持续约2000年，经过这一阶段的发展和进步，奠定了黄河流域农业文明的基础。

被称为甘肃仰韶文化的遗址分布在甘肃、青海一带，包括发现于甘肃临洮县的马家窑文化和半山.马厂文化，时间约在公元前3000.前2000年。它的基本特点与仰韶文化相同，也是以农业为主的。时间上的差距可以设想为人口缓慢地迁移的结果，那么，甘肃仰韶文化的来源应该就是黄河中游地区。

黄河下游地区是以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为主的。大汶口文化于1959年首先发现于山东宁阳县堡头村，而以泰安市的大汶口得名，分布在山东和苏北部分地区。继起的龙山文化是1928年在山东章丘县龙山镇城子崖发现的，至今已广泛发现于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河北、陕西、山西、甘肃、内蒙古、辽宁的湖北北部。龙山文化的共同特点是以农业为主，畜牧业较发达，已经进入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由于各地的龙山文化在时间和特征方面有所差异，因而又分为庙底沟二期文化、河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和河套龙山文化等。

龙山文化比仰韶文化有了显著的进步，反映在磨制石器占有很大的比例，陶器的制作更加精细，村落的规模更大，挖土工具、凿井技术、金属冶炼已经在一些地区出现，还发现了可能是早期文字的符号。

这些考古发现，证实了中国历史文献中的记载，在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就是中国的传统农业文明，就是中原的华夏诸族。

应该承认，在黄河流域以外的长江流域、辽河流域和其他地区也存在着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近年来往往还有惊人的发现。如70年代在浙江余姚市河姆渡发现的河姆渡文化是公元前5000.前4000年的遗存，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完全不同。河姆渡遗址中发现了“干栏式”建筑遗迹，具有成熟的木结构技术；生产工具和陶器都很丰富；还发现了大量稻谷的遗迹，说明农耕已经成为当时的主要的生产手段。又如在上海青浦县福泉山发现的遗址距今也有7000年以上，不仅有与河姆渡不相上下的生产水平，还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玉器。这些发现的确为我们了解和研究中华民族文明起源的历史提供了新的资料和证据。我们完全可以肯定，我们的祖先不仅在黄河流域，同时也在长江流域和其他地区创造了灿烂的原始文化。也就是说，中国早期文明的发祥地不是一个，而是很多个；中国早期文明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

但是这一结论丝毫没有动摇黄河流域作为中国早期文明最主要的发祥地的地位，黄河流域无疑仍然是中国早期文明中最主要的一元。从这一角度说，这一段历史应该做重要的补充，但并不需要重写，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这样的必要和可能。一个主要的理由是，这些发现于黄河流域之外的文化，尽管在某一个遗址上有不低于同期黄河流域的水平，甚至可能有某项超越，但它们的数量还远不能与黄河流域相比，有的还只是个别现象，大多缺乏连贯性，或者存在目前还无法解释的矛盾。例如像河姆渡和福泉山文化，即使在江南，至今还不是普遍的发现；两者相距并不远，却有很大的差异。而且都有这样一个奇特的现象：从已经发现的不同文化层看，总的趋势是倒退的，年代最远的水平最高，以后反而越来越差，到一定年代就出现了断层。因此有人推测古代这一带发生过海侵，先民无法对抗日渐推进的海洋，只能迁移了。无论这种推测是否正确，这类文化的中断是无法否定的事实。

从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始终处于最发达的地位，这并不是偶然的。应该承认，在人类的生产力还非常原始的条件下，自然环境所起的作用往往是决定性的。人类一般还只能寻求适合自己生活和从事原始生产的环境，基本还不具备能动地改造地理环境的能力。人们对地理环境的基本要求是：地势适中，气候温和，降水充沛或接近水源但又足以躲避洪水，植被良好但不过于茂密，有足够的动植物供狩猎或采集。而当原始农业出现以后，又要求土地肥沃而疏松。这是由于当时的人只能利用原始的石、木工具，土地疏松才能开垦耕种。根据考古学家和气候学家对已经发现的文化遗址的综合研究，中国在几十万年前至两三千年以前间虽也有过比较寒冷的时期，但绝大多数时间的气候比现在温暖，气温比现在偏高，因此黄河流域是最适宜当时人类生活和生产的地区。而黄河流域以外的地区虽然也有某些局部具备这些条件，但缺乏大范围的、连成一片的区域。如南方还过于湿热，植被茂密且难以清除，土壤黏结不易开垦，积水不易排除，谷物食品保存困难，传染病流行；而北方又过于寒冷，生活和生产都有很大的困难。正因为这样，黄河流域以外的地区不拥有总体上的优势。

(四)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传说中的夏朝虽然还没有完全得到考古发掘的证实，但如果有关传说基本属实的话，它的统治范围还没有超出黄河流域。从已经发现的我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的内容判断，关于商朝的历史文献记载大致是可信的。虽然有人认为商的先民来自辽河流域，但商人在取代夏人的统治以前就已生活在黄河流域，以后的统治区也在黄河流域，到晚期才扩展到淮河流域，这是大家所公认的。

周人的始祖后稷(弃)，据说是尧的农师，被舜封于邰(今陕西武功县西南)。这些记载当然并不一定可靠，但周人发祥于关中平原应是事实。后稷的后裔公刘迁到豳(令陕西旬邑县西)，开荒定居。传到了古公亶父(约前12世纪)时，因受戎狄之逼，由豳渡过漆水和沮水，翻过梁山，迁至岐山下的周原(今陕西岐山县境)，从陕北高原进入了关中平原。据说当时随他迁移的人口很多，因此周族的人口大量增加。古公在周原定居后，改变了原来的戎狄风俗，发展农业生产，还营建居民点和城郭，从此日益强大。约公元前11世纪，文王(姬昌)建丰邑(今西安市沣水西岸)为都城，又向东作了一次大迁移。以后武王都镐(今西安市西)，与丰相近。

周武王灭商以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大规模分封诸侯，以后在其子成王初年又分封了一次。通过分封，周族及其联盟的人口扩散到各地，周天子的统治区也随之扩大。但除了少数几个诸侯被封在淮河流域，其余的封地都在黄河流域。公元前770年，因犬戎在上一年攻入镐京，幽王被杀，其子平王东迁雒邑(今河南洛阳市)，周人由关中平原向伊洛平原作了最大的也是最后的一次迁移。

春秋战国时期，以各诸侯国为中心，各地的开发都取得了进展。周天子的名存实亡形成了政治上的多元性，经济、文化的发达程度也因各诸侯的情况而异。但在黄河流域以外的主要诸侯国只有楚、吴、越以及与中原各国还较少交往的蜀和巴，其中吴国的统治者还是周人的后裔。当时主要的政治舞台是在“中国”，即中原，具体就是黄河中下游相交一带；就是南方诸国也都承认这一事实，所以它们发展的方向就是向中原扩展自己的势力，甚至把国都迁到中原去，如越国在灭吴后一度迁至琅邪(今山东胶南县西南)。到了战国，七个主要的诸侯国中就只有楚国是在黄河流域之外了。

以农业、手工业为主的经济也是以中原地区最为发达，所以中原也是商业活动集中的地方。如越国的谋臣范蠡，在辅佐越王勾践灭吴后就弃官从商，他的经营区就是在黄河下游号称天下之中的陶(定陶)。孔子的门徒端木赐(子贡)，也经商于黄河下游的曹卫之间，发了大财，“家累千金”，足以与各国国君分庭抗礼。吕不韦是“阳翟(今河南禹州市)大贾”，就是在邯郸经商时才结识当时作为秦国人质留在赵国首都的异人(秦始皇的父亲)，开始他的政治投机的。成书于西汉的《盐铁论》曾列举自战国以来“富冠海内”的“天下名都”，它们是：燕之涿(今河北涿州市)、蓟(今北京市西南)，赵之邯郸(今河北邯郸市)，魏之温(今河南温县西南)、轵(今河南济源县东南轵城)，韩之荥阳(今河南荥阳县东北)，齐之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东北)，楚之宛(今河南南阳市)、陈(今河南淮阳县)，郑之阳翟(今河南禹州市)，三川之二周(今河南洛阳、巩义市)。这些名都在当时除了宛属于淮河流域外，其余都属于黄河流域。此外，杨宽在《战国史》中还列出了其他当时有名的大城市：齐的即墨(今山东平度市东南)、安阳(今山东曹县东)、薛(今山东滕州市东南)，赵的蔺(今山西离石县西)、离石(今山西离石县)，魏的大梁(今河南开封市)、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韩的郑(今河南新郑县)、屯留(今山西屯留县南)、长子(今山西长子县西南)，楚的寿春(今安徽寿县)，越的吴(今江苏苏州)，宋的陶邑(今山东定陶县北)，卫的濮阳(今河南濮阳县南)，秦的雍(今陕西凤翔县南)、咸阳(今陕西咸阳市东北)、栎阳(今陕西临潼县北栎阳镇)。其中不在当时的黄河流域的只有寿春和吴两个。

春秋战国时的黄河流域也是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是鲁国曲阜(今山东曲阜市)人，他曾周游列国，晚年回到曲阜，致力于儒家经籍的整理和教学。他拥有众多学生，主要来自鲁国和卫、齐、宋等国，明确记载为来自非黄河流域的仅有言偃(子游)，吴人。另有两位，据后人说是楚人。这些门徒大多以后就在这一带传播儒家学说，所以齐鲁地区就成了儒家文化最发达的地方。战国时百家争鸣，几种主要学派的创始人和主要传播地区也集中在黄河流域。墨子(墨翟)是宋国人，一说是鲁国人。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其人和出生地已无考，但见于记载的他的活动范围也是在中原。道家学派的几个代表人物中，杨朱是魏国人，宋钘是宋国人，尹文和田骈都是齐国人，庄子是宋国蒙(今河南商丘县东北)人。从道家分化出来的法家慎到是赵国人。儒家的继承人孟子(孟轲)是邹(今山东邹县)人，活动于宋、滕、魏、齐诸国。战国中期产生的黄老学派流行于韩、赵、齐等国。法家商鞅是卫国人，活动于魏、秦等国。荀子(荀况)是赵国人，活动于齐国首都临淄的稷下，秦、赵、楚等国，晚年住在兰陵(今山东苍山县西南兰陵镇)。韩非是韩国人，主要活动于韩国，最后入秦国。可以看出，除了个别学派的少数学者是来自楚国或在楚国活动外，其余都不出黄河流域的范围。

应该承认，地处黄河流域之外的楚国也具有发达的经济和文化，所以对黄河流域的学者也有一定的吸引力，不少人曾经游学楚国或在楚国活动。战国后期，楚国还出现了杰出的诗人屈原和以屈原的作品为代表的新的文学形式——楚辞。不过，楚国的地位远不能与整个黄河流域抗衡，而且随着楚国的衰落以至灭亡，楚文化的鼎盛时代也就结束了。

秦朝和两汉是黄河流域的黄金时代。秦朝建都咸阳，西汉建都长安(今西安市西北)，东汉迁至洛阳，都不出黄河中游的范围。实际上，早在西周时就有了丰、镐和洛邑的设置，只是还没有成为真正的全国性政治中心。但到秦汉时代，黄河中游已是名副其实的全国政治中心，其影响还远及亚洲大陆和中亚。黄河下游是全国的经济中心，是最主要的农业区、手工业区和商业区。从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和班固《汉书·地理志》中都可以看出，战国以来的格局不但没有改变，而且黄河流域的优势地位由于政治中心的存在而更有加强。东汉期间，四川盆地和长江中游的开发进步较快，但除了成都平原可以跻身于先进之列外，其他地区还处于发展之中。

政治经济上的优势也充分反映在文化方面。有人统计了两汉时期见于记载的各类知识分子、各种书籍、各个学派、私家教授、官方选拔的博士和孝廉等的分布，发现绝大多数是集中在黄河流域。看来两汉时“关东出相，关西出将”的说法的确反映了当时人才的分布高度集中的实际状况。

从公元2世纪末的东汉末年开始，黄河流域出现了持续的战争和动乱，历经三国、西晋，中间只有短时间的统一和安定，便又进入了一个更加动荡的十六国和北朝时期。在这一阶段，黄河流域受到了一场空前浩劫，人口大量死亡和外迁，经济遭到毁灭性的破坏；而南方(一般指淮河、秦岭以南)却相对安定，又增加了大批来自黄河流域的移民，一度取得了足以与黄河流域抗衡的地位。但是黄河流域的优势并没有丧失，一旦战乱平息，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就又显示出实力。所以到北朝后期，北方的经济文化已经使南方甘拜下风了。

从6世纪末开始至8世纪中期的隋唐时代是黄河流域又一个繁荣时期。隋唐先后在长安和洛阳建都，关中平原和伊洛平原再次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唐朝的开疆拓土和富裕强盛还使长安的影响远及中亚、朝鲜、日本，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荣的城市。尽管长江流域和其他地区已有了很大的发展，但黄河流域在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以及国家的财政收入中还占着更多的份额。唐朝这一阶段的诗人和进士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显示出文化重心所在。

天宝十四年(755年)爆发的安史之乱和叛乱平息后持续不断的藩镇割据、农民起义及统治者的镇压对黄河流域造成巨大的破坏，接踵而至的五代时期更是军阀混战、契丹南下，政权更迭频繁，天灾人祸不绝。直到10世纪后期，这一局面才由于北宋的建立而终止。在此期间，南方却大体保持着局部的安定，经济发展的势头不仅没有停止，还因为摆脱了中央政权的控制和索取而加速了地区开发。大批北方移民也为南方增添了人力和智力资源，在不少地方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一般认为，中国的经济重心从此移到了南方。

北宋建都开封，政治中心从黄河中游东移至下游，这是为了尽可能靠近连接南方的水路交通，以保证首都地区的粮食供应和朝廷的财政收入，反映出南方经济所处的重要地位以及黄河流域对南方的依赖。尽管北方的经济并没有衰落，农业生产的规模也没有缩小，但人口的数量逐渐逼近黄河流域所能提供的粮食的极限，南方的发展又更加迅速，因而重心南移的形势再也没有逆转。但在北宋时，黄河流域的文化还是居于全国首位，形成以洛阳为中心的文化发达区。加上政治中心对人才的吸引力，还有不少文人学者从外地迁入，更增加了黄河流域的文化密集度。

1126年北宋灭亡，黄河流域成为女真人建立的金朝的疆域。宋金间战争所造成的巨大破坏刚刚得到恢复，崛起于蒙古高原的蒙古铁骑已经席卷了华北平原。蒙古灭金的残酷战争是黄河流域有史以来最惨重的损失，绝大多数城市被毁，人口减少了80%以上。直到元帝国建立后，黄河流域还异常萧条，人口密度极低。元朝的北南人口之比是历史上最低的，北方占总人口不足20%。经过这一阶段，黄河流域再也无法恢复元气，到明清时期与南方的差距就越来越大了。

黄河流域由盛转衰，固然与战争动乱所造成的破坏有关，但根本的原因还不在此。要不，为什么经过从三国至十六国、南北朝近400年的分裂割据和天灾人祸，还会出现隋唐时代的繁荣呢？而经过金、元两代，为什么就不能恢复了呢？

这还得从黄河和黄河流域本身寻找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