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预言”过去简直像记录历史一样正确,而对未来也讲得不留余地,连“可能”一类不太肯定的词语也不用。总之,他们不愿意接受“世界末日”的预言,却关注着自己的明天,并且希望知道:未来究竟会发生什么?......
2023-11-30
二、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关于统一和分裂,史学界一直就有结论性的看法:(1)中国历史上统一的时间长,分裂的时间短。(2)统一的阶段越来越长,分裂的阶段越来越短。(3)统一是主流,分裂是支流。(4)统一符合历史发展规律,是进步的;而分裂违背历史发展规律,是反动的。
这些说法流行了几十年,有的实际上已经流行了两三千年了。对这些说法有很多理论上的阐述,引经据典的论证似乎无懈可击。当这些说法与现实政治联系在一起时,就更加变得神圣不可侵犯。社会主义的中国难道不要统一?说统一有缺点,莫非想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而要讲分裂也有什么积极意义的话,那肯定是意在复辟资本主义。尽管我们可以把讨论的时间严格地界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或者界定在辛亥革命之前,但也是枉费心机的,因为经过多次思想斗争及“革命大批判”教育的人们已经懂得了这种借古讽今是“阶级敌人”的一贯手法,所以注定是不能得逞的。与其说是历史学家不愿意讨论这些问题,不如说是严酷的政治压力不许开展任何有意义的讨论。所幸这一切已经成为过去,而听任这些完全可以自由进行的讨论无休止地冻结下去,只能是学者自己的失职。
由于以往实际上并未进行过真正学术意义上的讨论,所以我们不得不从几个关键词的定义和含义的界定开始。因为只有我们对这几个关键词的意义有了共同的、严密的理解,争论或结论才会有实际价值。
(一)历史中国的范围
“中国”这个词至迟出现在春秋时期。当时的国,大的不到今天一个省,小的不过今天一个县,最小的只相当今天一个乡或一个大一点的村,所以总数多得不胜枚举。于是地理上处于中心区的国就被称为中国,即中心区的国。这一中心区一开始只限于今天的黄河中下游,主要是晋、郑、宋、鲁、卫等国和周天子的直属区,今天的淮河流域、长江流域、海河流域、渭河流域还不能算中国,秦、楚、吴、燕等国就不能称为中国。到了秦汉时代,秦、楚等国的旧地都成了统一国家的一部分,渭河流域的关中盆地还成了首都所在,这些地区当然都算中国了。很明显,随着统一国家的形成、疆域的扩展和经济文化的开发,中国的概念是在不断变化和扩大的。一般说来,一个中原王朝建立了,它的主要统治区就可以称为中国,而在它统治区的边远地区以及统治区之外就是戎、狄、蛮、夷,就不是中国。
另一方面,中国的概念始终是模糊的,不确切的。即使在中原王朝内部,人们也可以视其中较边远偏僻的地区为非中国。由于没有明确的标准,人们往往只是根据习惯,所以即使在同一时期人们的说法也不一致。例如在西汉时,今天的湖南、江西虽已设置郡县,却还未被承认为中国;但到了明朝,湖南、江西可以被称为中国,今天的云南、贵州一带还被当作非中国。中国往往被作为中原、中心地区或先进地区的代名词,广义的中国又是中原王朝的代名词。同时中国的概念也是相对的,有些地区已经归入中原王朝的版图,经济文化有了相当提高,自认为可以跻身中国了,对周围落后地区更是以中国自居,但在老牌的中国看来,那个地区还没有称中国的资格。例如四川盆地的汉人聚居区对周围少数民族早已以中国自居,但在关中人和关东人的眼中,四川或许还没有称中国的资格。
在特殊情况下,中国还成为王朝法统和汉族文化的同义词。例如在西晋以后,东晋和南朝以西晋的合法继承者自居,虽然已经离开了传统的中心地区,却自认为是真正的中国,而把北朝称为“索虏”。而黄河流域的政权和北朝认为自己灭了西晋,夺取了这传统的中国地区,当然就成了中国,而东晋和南朝只不过是偏于一隅的“岛夷”。这场中国之争到隋朝统一才解决,隋朝继承了北朝的法统,自然承认北朝是中国;但它又不能否认南朝的传统,更何况南朝也已入了自己的版图;所以给了南北双方平等的地位,都被承认为中国。唐朝初年同时修南北朝的历史就反映了这一观点。
总之,直到鸦片战争前,中国还只是一个地理概念或文化概念,而不是一个政治概念,更不是国家的代名词。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被作为国家或清朝的代名词来运用,尤其是在国际交往中。但人们的概念还是相当模糊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例如在魏源的著作中,中国一词有时是指整个清朝的领土,和今天的概念已经一致;但有时却只指传统的范围,即内地18省,而不包括蒙古、西藏、新疆、台湾和东北。17世纪以来的西方著作中也往往将清朝建省的地区称为中国或中国本部,而称其余地区为鞑靼、蒙古、西藏和新疆(中国突厥)等。我们以前往往将这类称呼看得非常严重,认为是帝国主义者别有用心,其实大多数人并无恶意,而只是概念上的不同。这种混淆连魏源这样杰出的学者都在所难免,外国人这样用也就不必大惊小怪了。
到了晚清,中国作为国家的概念已经明确了,但清朝的正式名称还是大清国、大清或清。到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中国才成为中华民国的正式简称,成了国家的代名词。中国也有了明确的范围——中华民国的全部领土。
所以我们今天研究历史、论述历史问题中所提到的中国,应该有我们的特定含义,而不是运用当时人那模糊不清、前后不一的概念。我们所用的中国绝不应该等同于商、周、秦、汉、晋、隋、唐、宋、元、明这些王朝,也不应该等同于汉族或中原地区,而应该包括我们所明确规定的地域范围内的一切政权和民族。
那么用什么范围来规定历史上的中国呢?用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吗?显然不妥当。因为由于100多年来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清朝的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已被攫取。今天的中国领土已经不能包括18世纪清朝的最大疆域,甚至不能包括中华民国建立之初的疆域,不能反映当时的实际形势。所以讲历史上的中国应该以中国历史演变成一个统一的、也是最后的封建帝国清朝所达到的稳定的最大疆域为范围。具体地说,就是今天的中国加上巴尔喀什湖和帕米尔高原以东,蒙古高原和外兴安岭以南的地区。这一范围内的地区,有的长期在中原王朝的直接统治之下,有的曾先后归中原王朝管辖;有的曾由非汉族建立过政权,而这些民族已经成了今天中华民族的一员。应该指出:这一范围并不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大疆域,如唐朝的西界一度到过咸海之滨,元朝的北界远达西伯利亚,朝鲜的北部曾是汉朝的郡县,越南在明初曾为明朝的一个布政使司(省)。
研究历史上的统一和分裂就应该以历史上的中国这样一个明确的地域范围为标准。
(二)历史中国的分合大势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一范围内各政权、各民族的分合大势。为了节省篇幅,对公认的分裂时期如五代十国等不再列入。
约公元前16.前11世纪的商主要活动在今河南中、北部,河北南部和山东西部,晚期扩展到淮河流域。当时在中原地区也还有不少其他部落,四川盆地有巴、蜀,长江中下游有楚、越、南巢氏等,西部有羌、氐,北方有鬼方,东北有肃慎等。
西周初分封的诸侯国加上原有中原各国,大致分布在北至燕山山脉,南至长江,西至渭水流域,东至于海这一范围。名义上这就是周天子的疆域,实际上这中间还杂居着不少不臣服于周的部族和小国。春秋战国期间,经过不断的战争兼并,中原已形成几个大国,而中原以外的诸侯国也不断向周边扩展。至战国末期,北方的赵国、燕国已经到达了河套地区和阴山山脉、辽河流域,西部的秦国扩展到今甘肃的洮河,占据了四川盆地,南方的楚国逼近了南岭山脉。东南沿海和岭南的越人自有部族君长,云贵高原和四川西南的西南夷分为不少小国,乌孙、月氏聚居在河西走廊,匈奴已崛起在蒙古高原。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了六国,至公元前214年又南取岭南,北筑长城,疆域达到极盛。秦朝的西、北界大致与战国时秦、赵、燕的旧界相同,西南则扩大到了云贵高原的一部分,南方占有今广东、广西和越南东北一角。但在西南和东南沿海地区,还是郡县与部族政权交错并存,直接统治区域有限。这一局面维持了9年就因农民起义和六国旧贵族的起兵而告终。在此期间匈奴已成为北方的一个强大政权,在秦末越过长城,重新占据了河套和河南地区(黄河以南地区)。
公元前202年楚汉之战结束,但西汉朝廷直接统治的地区主要只有关中、巴蜀、南阳盆地、伊洛平原和山西南部,关东的诸侯国实际处于割据状态,今浙江南部和福建是东海国和闽越国,岭南是南越国,北方的匈奴维持了秦末的占领区。至公元前154年景帝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关东才真正统一。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年),经过一系列军事行动后,汉朝的西部疆域达到了河西走廊的尽头,北部也恢复了秦始皇时的形势,东部在朝鲜半岛北部设了郡县。平定南越后,南部扩展到了今越南中部和海南岛。西南的郡县已设置到今云南的中部。但东南却在征服东越、闽越后放弃了今浙江南部和福建。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置西域都护府,管辖巴尔喀什湖和帕米尔高原之间以及今新疆范围内的各国。甘露元年(前53年)匈奴呼韩邪单于向汉朝称臣,但匈奴内部仍然保持为独立政权。初元三年(前46年)放弃了海南岛,但西汉后期逐步恢复了对今浙江南部和福建的统治。这种统一局面基本上维持到了王莽地皇二年(22年)。西汉期间西南还有哀牢,青藏高原有唐旄、发羌,东北有鲜卑、乌桓、夫余、沃沮、違貊等部族或政权。
东汉在建武十二年(36年)灭公孙述,攻占四川,基本上恢复了西汉的版图。但西北和北部好几个郡有名无实,治所都寄治内地。朝鲜半岛北部的东半部已经弃守。西域都护府在74.76年曾恢复,94年又置,但至107年即撤销。而从章帝时开始,羌人起兵不断,最严重的时候西北几个郡实际已经放弃。由于南匈奴、乌桓、鲜卑等民族的内徙,东汉中期后在西北的实际控制线已退至今山西和陕西中部一线。到中平元年(184年)黄巾起义爆发,开始了分裂割据的局面。
西晋的统一仅短短的21年,从太康元年(280年)灭吴国至永宁元年(301年)“八王之乱”发展为大混战。但即使在这21年间,西晋也没有能恢复东汉盛时的版图。鲜卑基本已据有匈奴旧地,并日益南下;渭北高原以北至河套已为羌胡所占;内徙的匈奴人实际上已控制了今山西的北部。
此后近300年间,中国范围内始终同时存在着两个以上的政权,多的时候同时有十余个政权存在。南北的分裂尤其明显,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一直分属不同政权。
开皇九年(589年)隋文帝灭陈,结束了南北对峙,中原恢复了统一。但同时辽河以东成了高丽的领土,东北的室韦、契丹、奚、等各自拥有自己的部族政权。西北和北方是东西突厥,今吐鲁番一带是高昌国,隋的西界极盛时曾到过今新疆塔里木盆地的东缘。今西藏和四川西部是吐蕃政权,云南和贵州西部也为当地部族所有。但海南岛又重新与中原统一,归入了隋朝的版图。由于农民起义和地方割据,隋的统一至迟到大业十二年(616年)即宣告结束。
唐朝虽长达289年,但实际维持统一的时间并不长。武德七年(624年)平定江南后,北方的突厥一度逼近长安,要到贞观四年(630 年)灭东突厥后北方的疆域才稳定下来。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以后,藩镇割据,农民起义,吐蕃、回纥入侵前后不断,再也没有能恢复统一局面。以9世纪初的元和年间为例,东北相当于今吉林、黑龙江南部至日本海间是渤海国,蒙古高原及其以北是回鹘国,贺兰山、陇山、大渡河以西是吐蕃国,今云南一带是南诏国,而唐朝内部的黄河流域的不少方镇实际上是一个个独立王国。所以唐朝的统一最多只能算120余年。
这里还有必要说明一下,对唐朝的疆域要有正确的理解。唐朝正式设置行政区、进行直接统治的最大范围是北至阴山以北600里,西至今新疆乌鲁木齐东北、青海河曲地区、大渡河上游的大小金川,南至今贵州东北部、广西大部及越南北部,东北至辽河流域。总的来说还略小于西汉极盛时,维持的时间也不如西汉长。此外唐朝还在边疆设置了都护府,管辖少数民族地区和军事征服地区。就这一区域而言,西部曾达到咸海,接近今天的伊朗。但从龙朔元年(661年)遣使招抚到麟德二年(665年)撤退,实际仅维持了三年。开元三年(715年)唐朝一度又扩展到葱岭以西,至天宝十年(751年)被大食击败退至葱岭一线。北方自贞观二十一年(647年)灭薛延陀,势力达到贝加尔湖以北,但至仪凤四年(679年)突厥再起即撤至阴山一线。东北曾于总章元年(668年)灭高丽,置安东都护府于朝鲜半岛,不过为时又很短,上元三年(676年)即撤到辽东今辽宁辽阳市一带,开元、天宝间又撤到了辽西。可见唐朝西、北、东三面的极大范围存在的时间都不长,而且并非同时存在,如西部达到咸海时东部还没有占有朝鲜,从葱岭以西撤退的二年后才灭了高丽;而当再次扩展到葱岭以西时,东方已经退至辽西。
从唐朝后期起,到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灭南宋止,这期间中国始终同时存在着几个政权,北宋期间也没有例外。北宋于太平兴国四年(979年)灭北汉时,白沟河以北今河北和山西的北部就是辽朝(契丹)的领土,今云南一带是大理国,四川西部以西是吐蕃,河西走廊有曹氏政权,更西有西州回鹘和黑汗国,南方今越南已经成为独立国家。以后党项首领又占有今宁夏一带,至1038年称帝建西夏国。宋、辽和以后的宋、金都在中国,这阶段至少是这两大政权的南北对峙,不能看成是宋朝的一统天下。
元朝的统一是空前的。到灭南宋时,它的北部疆域已经拥有今苏联鄂毕河、额尔齐斯河以东的全部亚洲大陆,西藏也第一次归属于中原政府的管辖。今天的中国领土,只有新疆西部先后属于窝阔台汗国和察合台汗国。元朝曾在伊犁河流域置阿里麻里行省,但为时仅一两年。台湾还未属元朝管辖。其余已完全包括在内了。
对元朝的疆域有一点也是不能误解的,即元朝不等于蒙古帝国。因为在成吉思汗后期已经分封诸子,到他死后帝国实际分为几个各自为政的独立汗国,接着还发生了一系列战争,所以不能把横跨欧亚大陆的其他汗国当作元朝或者历史上中国的一部分。
元明之际战争动乱形成的割据局面约有20年(1351.1371年)。至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取得云南时,除北方和西北以外,大致已恢复了元朝的疆域。但到16世纪中叶,明朝的北界和西界已退到明长城一线,嘉峪关之外已经非明所有。在中国范围内,除明朝以外,北方还有鞑靼、瓦剌,西北有鞑靼土默特部、土鲁番、叶尔羌、吉利吉思等部族政权;东北有女真各部,开始受明朝羁縻管辖,以后随明朝的退却而逐渐独立。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建后金政权,后发展成为清朝。至崇祯年间(1628.1644年)明朝内部的农民起义由流动作战发展到占据大片地区为基地,清朝已统一山海关外,并多次攻入长城以内直至徐州附近,明朝的统一已名存实亡了。
从清军入关至灭南明、平定三藩之乱、收降台湾,前后花费了39年。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台湾第一次成为中央政权管辖的领土。又经过多次征战,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平定了天山南北路。至此,历史上的中国范围内真正达到了空前规模的统一,这样完整的状况持续到了帝国主义列强武力入侵之前。太平天国建立政权达14年,这期间中国实际处于分裂。这以后中国的领土不断受到威胁和掠夺,真正的统一已不复存在。
以上概述的内容可以说是人所共知的,并没有什么有异议的历史事实。根据这些情况我们可以做一个粗略的统计:
如果以历史上中国的最大疆域为范围,统一的时间是81年 (1759.1840年)。
如果把基本上恢复前代的疆域、维持中原地区的和平安定作为标准的话,统一的时间约1000年[1]。这1000年间的有些年份,如前面提到的东汉中期、明朝崇祯年间和清朝鸦片战争以后,严格说来是算不上统一的。
如果以从秦始皇灭六国的公元前221年至清亡的1911年为计算阶段,第一标准的统一时间占总数的4%,第二标准的统一时间占总数的约48%。
如果从有比较确切纪年的西周共和元年(前841年)算起,前者约占3%,后者约占37%。
如果从传统的夏、商、周算起,百分比自然会更低。
这一结果与中国历史上统一时间长、分裂时间短的说法是完全不同的。如果说第一标准对统一的要求过于严格的话,那么第二标准与传统的解释应该说是基本一致的,但即使根据这一标准也无论如何不能说统一的时间比分裂的时间长。
(三)统一的含义
为什么会出现相反的结论呢?原因之一是对统一的解释标准不同。
中国的历史不应该只是王朝的历史,更不应该只是中原王朝或汉族王朝的历史。我们应该站在今天的、中华民族的、客观的立场上来看待历史时期的政权和它们之间的关系,而不能囿于封建的、正统的、汉族的观念。
例如北宋期间,用宋朝的标准或正统的标准看当然可以算是统一的,契丹是“虏”,是“僭伪”,是非正统的。但事实上契丹(辽)和北宋应该具有同等地位,因为:第一,契丹(辽)建国比宋朝还早,宋朝从来没有征服过它,连形式上的从属关系都没有存在过,相反北宋时不得不承认它是一个对等地位的邻国。第二,辽的疆域相当辽阔,它的一部分即使按当时的标准看也能算是中原或中国。它有相当大的农业区,汉族占总人口的多数。第三,辽的文化和政治制度虽然还具有游牧民族的特色,但基本上接受了汉族的和中原王朝的模式,与宋朝和中国的其他政权有很多共同之处。所以早在元朝修历史时,已将《辽史》与《宋史》《金史》并列,承认它是中国的一个政权。第四,北宋远未恢复唐朝的疆域,已没有能力消灭已经存在的大理、沙州曹氏等政权,中间又产生了西夏政权,完全是几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因此用中国的标准、客观的标准来看,北宋时期是以宋、辽对峙为主,几个政权同时并存的时期,而不是一个统一时期。它与南北朝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www.chuimin.cn)
不能认为某一个皇帝登位建元,统一就已经实现,也不能将某一朝代的残余势力存在的时间当作统一的延续。例如东汉,虽然刘秀在公元25年就称帝建元,但那时还不过是几种割据势力中较大的一支,实际控制区仅有太行山以东、黄河以北一片,当然不能作为统一状态的开始。而到中平元年(184年)黄巾起义开始,割据分裂已成事实。建安十三年(208年)赤壁之战之后,三国鼎立的大势已经形成。难道能因为汉献帝这个傀儡存在到了延康元年(220年)就认为东汉的统一也维持到了这一年吗?
统一应该是实质性的,而不是名义上的。应该是统一者与被统一者双方都接受的,包括被统一者被迫接受的,而不是一厢情愿的。
以前往往将向某一政权“称臣纳贡”作为接受统一或归属该政权的标准,至今不少人对此还津津乐道,觉得非如此不足以说明边疆和中原的关系。其实对“称臣纳贡”要作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而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不能算统一的。
一种是小国与大国的关系。如朝鲜、越南建立自己的独立政权后,除了少数年代外,始终是向中国称臣纳贡的,在形式上连新君登位都必须向中国报告以便得到认可。但实际上它们都有自己完整的国家机构,它们的内政一般不受中国的干预。它们的称臣主要是出于对大国的敬畏和传统习惯,以便获得安全的保证和合法的延续性。在经济上也不存在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进贡与赏赐一般都是后者的价值高于前者,至少也是等值的。的确也有的政权在向中原王朝称臣后会完全服从朝廷的旨意,自愿居于从属的地位,但它们保留了内部的政权机构来处理自己的事务,中原王朝只把它们当作归附的外国,而不是自己的政区。如西汉后期匈奴投降汉朝,单于亲自进长安朝见,接受汉朝官员的监护,但双方都遵守“长城之内天子有之,长城之外单于有之”的原则,一般都不进入对方的领土,也不做任何领土调整。所以尽管有这样的臣服关系,也不能说汉朝已统一了匈奴,或者认为汉朝的疆域应该包括匈奴在内。
一种是以称臣纳贡为手段的通商贸易。历史上不少游牧民族和外国商人,为了获得必要的生产工具或消费资料,或者就是为了做生意,往往会以进贡作为手段。这是因为民间贸易常常被中原统治者所禁止,或者得不到合法的保护,而以进贡的形式不仅迎合了统治者的自大心理,并且在经济上有厚利可图。天朝大国的君主从来不认为世界上存在经济上的互相依赖关系,中国什么都不缺,岂会需要夷狄的货物供应?真的皇帝需要什么,还怕搞不到?但对远道而来贡献的臣民,一则为了嘉勉他们的“忠诚”,二则为了显示天朝物力的伟大,是从来不计较经济利益的,无不给予加倍的赏赉和周到的款待。有时甚至“恣其所欲”,打开仓库听凭挑选,爱什么就自己拿吧,中国有的是,不在乎这一丁点儿。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完全没有对外贸易的记录,“贡使”却不绝于道的原因。要说这些国家也被中原王朝统一了,既非天方夜谭?
对这一传统,外国商人中颇有人得其真传,直到不久前还在运用,居然效果显著。据说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有位日本商人首先手持红宝书,高呼万岁,谈生意前先敬祝万寿无疆、学习语录。对这样一位“友好”而又笃信毛泽东思想的商人当然要算政治账,而不能算经济账,尽管当时百业萎缩,他的生意却一枝独秀,不几年就腰缠万贯了。
更有甚者,对方完全是以平等身份派来的外交或贸易使节,而中原王朝却非要称之为朝贡,这只能说明中国封建统治者的妄自尊大和愚昧无知。在鸦片战争以前,几乎没有哪个国家的使节来到中原王朝而不被称为来朝贡的。《明史》称佛郎机(葡萄牙)遣使臣“供方物,请封”,清朝也称英吉利使臣来进贡,今天大概谁也不会认为明清时的葡萄牙和英国会是中国的属国,或者说17、18世纪中国已经统一了葡萄牙和英国。由此来认识中国史书中的称臣纳贡,至少可以避免一些类似的笑话。
中国历史上还有一种羁縻政区,它们的情况非常复杂,不能一概而论。羁縻政区的起源是中原王朝在少数民族聚居区或新征服区实行的特殊政策。在这些地区虽然也和正式政区一样设置州县,但一般不征收赋税徭役,不派遣行政官员,而由当地的部族首领世袭,治理自己的内部事务。正因为实行的政策特殊,所以同样是羁縻政区,情况却有很大的差别。
第一类是受中原王朝的管辖时间较长,政区范围明确而稳定,它们往往处于正式政区之间或附近,当地的首领完全听命于中央政权的地方官。这些政区除了在不登记户籍、不直接征收赋税以及土官世袭外,与正式的行政区并无太大的区别。这类地区当然可以看作该王朝已经统一的一部分。
第二类是对中央王朝时服时叛,或者同时接受不同政权的任命,或者在接受羁縻政后辖境已有了很大的变化。对这些地区不能一概看成与正式政区一样,只应根据它们的具体时间、范围和政治态度来确定。
第三类是处于正式政区的边缘,或者远离正式政区,或者接受羁縻政区名义的对象是游牧或迁徙民族。这类政区大多是名不符实的,有的就是对称臣纳贡的赏赐品。有时某一部族或某一地区派人到边境政府或中央政府进贡,朝廷或地方官就授予一个羁縻州县或都督、刺史的名义,实际上很可能连这个单位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更谈不上进行有效的统治了。还有的部族在甲地受了某州刺史的称号,以后却流动到乙地甚至丙地去了,如果因为该部族有个某州刺史的称号,就认为他们到过的地方都是王朝的疆域,那岂不成了笑话?由于羁縻政区不统计户口,不征发赋税徭役(有的只固定上交一定的土产或派出一定数额的劳役),所以也不能排除其中有一些根本就是出于地方官的杜撰或因循的可能。因为广置羁縻州县可以显示他们绥抚蛮夷的政绩,而不必像虚报户口那样要承担同时增加的赋税份额。还有的地方官只是照抄前朝档案中的羁縻单位,根本不问当时是否还存在,以免有失职之嫌。如果我们根据这些子虚乌有的政区来确定这个政权的统一范围,那就不仅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会遇到无法克服的障碍——天知道这些政区在什么地方。
统一的主要标准应该是政治上的服从和一致,而不能仅仅根据制度上的相似和文化上的类同。由于中原地区长期处于经济和文化上的领先地位,所以占有中原地区的政权一般都具有比较完善的制度和先进的文明,对周边的政权和民族会有很大的吸引力。这些政权学习中原的文化、技艺,模仿中原王朝的政治制度,甚至完全接受汉族文化,也是毫不奇怪的。但如果因此就认为这些政权就是中原王朝的一部分,或者说这些国家就被中原王朝统一了,那就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有人甚至以出土文物为证,说明当时某地的归属,例如在新疆出土的汉文文书、南方出土的中原器物,都曾被作为这些地区已归入王朝版图的物证。但以此类推却会得出很危险的结论:墨西哥可以被当作历史上中国的一部分,因为那里发现的中国瓷器数量甚多;而西安也有属于古代波斯的可能,因为那里出土了波斯银币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统一也不是兵威所及或短期的军事占领。在历史上无数次战争中,一个政权的军队深入到对方的领土是常有的事,但只要没有实行有效的占领和统治,就不能认为这些地区已经纳入了征服者的领土。中原王朝对边区用兵或远征外国时会远远越出自己的疆界,边疆政权特别是游牧民族也会深入中原王朝的内地,但仅有这些短暂的军事行动,还不足于改变政治地图。如西汉对匈奴的战争中,汉军曾挺进到漠北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中部,匈奴的军队也一度深入到今陕西省的中部;唐朝的军队到过黄河源头,而吐蕃的军队还占领过唐朝的首都长安。但历史学家不会因此就认为西汉的疆域应该包括蒙古高原,匈奴的领土可以南至陕西中部;同样我们也不能认为唐朝已统一了黄河源头地区,或长安应该画入吐蕃版图。
以前曾经有人将孙权和隋朝派军队到台湾去作为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的证据,实际上是适得其反。因为《三国志·吴书·吴主传》上讲得很清楚,黄龙二年(230年),孙权“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数千人还”。第二年,“卫温、诸葛直皆以违诏无动,下狱诛”。孙权的目的只是掳掠人口,以增加自己的兵力,结果是得不偿失,所以把带兵的将军都杀了。《隋书·炀帝纪》记载了大业六年(610年)击流求(台湾)的具体成果是“献俘万七千口”;而据同书《东夷传》所说仅“掳其男子数千人”,而且“自尔遂绝”,再也没有音讯了。这些史料只能说明当时大陆政权还没有统治到台湾,而且对台湾的情况也了解甚少,所以才会贸然出兵,去干这种掳掠人口的蠢事。
如果把上面这几种情况加以分析,确定它们的实质,那么传统说法中的统一就会失去很多水分,在时间和空间上会缩小很多,也就比较符合历史事实了。这样,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就有了一致的标准。
(四)分裂、分治、自治
所谓“分裂”,也有加以区别的必要。
分裂是对统一而言的,如果没有统一,也就谈不上分裂。已经统一了的政权变成几个,或原来属于该政权的一部分脱离了,独立了,可以称为分裂。但从来就不属于该政权的地区或政权的存在就谈不上是什么分裂。
从前面的论述中已经可以看出,无论是中国的地域概念还是中原王朝的疆域,总的趋势是逐渐扩大的,但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变化,这些变化并不是用统一和分裂这样简单而绝对的划分所能归纳的。
首先,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并不存在一个基本统一的政权,也并不存在一个主要的、足以影响其他地区的政权。夏、商、周的统一无论从地域范围来说,还是从统一的程度来说都是很有限的,并不像儒家经典中所描述的那样完美。西周的分封制就是这种实际上并不统一的局面的反映,因为在事实上,只有承认各国实际上的独立,才能维持周天子名义上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春秋战国诸侯的纷争,固然有周天子权力衰退的因素,但主要却是这种实际已经存在的独立性的表面化。
春秋战国不是一个分裂的过程,相反是一个由高度分裂发展到统一的过程。这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证明:
第一,数以百计大大小小的诸侯国逐渐减少,最终变为一个国家。人们往往只承认秦灭六国是统一,却看不到战国七雄灭了那么多国,这难道不是一个统一的过程吗?有时表面看来是国家增多了,如三家分晋,一个晋国变成了韩、赵、魏三国;但三国的分裂只是晋国内部分崩离析的表面化,而且三国发展的结果也大大超过了晋国原来的范围,对以后的统一同样扩大了基础。
第二,统一从形式变成了实际。秦始皇的权力同哪怕是最有权威的周天子相比都已不可同日而语,但这种变化同样不是突然发生的,春秋战国期间各诸侯国的发展是这一变化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秦朝作为一个统一国家所实行的基本制度,如赋税、户籍、郡县等等,在战国时已在不少国家形成并付诸实施,有的在春秋时已具雏形。
第三,实际上的统一范围大大超过了以往名义上的统一范围。拿秦朝的疆域和西周极盛时相比,可以发现不少地方即使在理论上也不属于周朝的范围。其中一部分自然是秦始皇开疆拓土的赫赫武功所致,如岭南和西南地区;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战国时甚或早在春秋时各诸侯国不断经营的结果。如赵武灵王将疆土扩展到河套和阴山,燕国辟地至辽西、辽东,都为秦朝的北界奠定了基础。楚国在南方的发展也为秦朝进军岭南准备了条件。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在公元前3世纪晚期以前,就总体而言,中国的中原地区经历了一个无数小国逐步合并,最终统一于一个国家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分裂的过程。
其次,每一个政权有它自身存在的条件,有自己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当它还没有可能与其他地区、其他政权结合或被消灭之前,它的存在和发展无疑是合理的。它本来就没有从属于某一政权,当然也就无分裂可言。
秦朝的极盛疆域约相当今天中国面积的三分之一弱,在历史中国的范围内所占比例更低,其余三分之二以上的地区内或者属于其他政权,或者还处于原始部落的阶段,或者还无人居住。直到清朝最终完成统一中国之前,还有的地方存在于中央王朝之外,始终没有成为任何其他政权的辖境。这样的地区对它们自己而言是独立发展的过程,对中国而言是一种自治或分治。
例如,青藏高原是吐蕃人和他们的先民开发和发展起来的,曾经出现过不少政权,以后逐步统一为吐蕃国。到唐代,吐蕃与中原的交流和联系已经相当密切。但不管是和亲或是战争,吐蕃和唐朝的关系都是两个独立政权之间的关系,用今天的观点来看,它们都是中国内部的政权,地位是平等的。那种认为吐蕃与唐朝存在主从关系,或认为吐蕃是唐朝属国的看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所以吐蕃与唐朝友好是两个政权间的结盟,吐蕃与唐朝兵戎相见也是两个政权间的战争,无所谓统一、分裂。到了元朝,原吐蕃成了元帝国的一部分,从此它与中央政权的关系就发生了质的变化,在这以后发生的任何企图脱离中央政权的行动当然就是分裂。但是不能因为吐蕃(西藏)地区最终成了中原王朝的一部分就否认它以前与中原王朝的对等关系,否定它长期存在的合理性,应该承认这是中国内部的自治或分治。
又如台湾,考古发掘已经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与大陆就有交往,所以与东南沿海地区的早期文化有不少相同的特征。三国时孙权派军队去台湾的事件说明当时关于台湾的传闻,至少是那里的人口数量,已经引起了大陆统治者的注意。从《隋书·东夷传》的记载看,台湾的土著民族当时已经有了自己的政权。只是由于以后的记载过于简略,当地民族又没有留下文字记录,我们对岛上地方政权的发展过程还无法了解。南宋时曾在福建同安县设立澎湖巡检司,有些学者认为这是大陆政权管辖台湾的开始。但这显然是出于单纯的推理,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这个机构的管辖范围是包括台湾岛在内的。明代后期的海盗颜思齐、郑芝龙等人曾经以台湾作为活动基地,建立过有政权性质的组织。但他们是明朝军队的追剿对象,这类组织与大陆上的明朝政府是没有任何关系的。1661年郑成功驱逐荷兰侵略者,收复台湾,建立了地方政权,奉南明永历为正朔。但那时大陆上已是清朝统治,南明永历政权已经灭亡了,所以郑氏实际上是一个独立政权,与大陆上也是没有任何主从关系的。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郑成功之孙郑克?投降,台湾才成为清朝的一个府,从此与大陆政权确立了归属关系。毫无疑问,在1683年以前台湾也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它主要是由当地的民族自治的,是作为中国内部的一个(有时可能是几个)自立或自治的政权而存在的。
第三种情况是一个政权的一部分脱离了它的统治,成为一个独立政权;或者一个政权解体了,分成为若干个互不统属的政权;不管它们的历史意义如何,也不管它们的最终结果如何,这就是分裂,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秦朝以后的改朝换代,往往伴随着若干年全面的或局部的分裂,如秦汉之际出现了大小十几个政权,两汉之间既有农民起义、地方豪强起兵,也有地方官的割据。隋唐之际、元明之际、明清之际都有类似情况。这种分裂有时发展为长期状态,东汉末的割据演化成三国鼎立;西晋末的混战发展为持续近300年的“十六国”和南北朝;唐中期的动乱继之以藩镇割据和五代十国,辽宋的对峙代之以宋金并存,前后更有500年之久。
但即使在这些分裂时期,也并不是所有的地区和政权都是同一性质的,其中的一部分还是属于自治或分治。例如在秦汉之际,楚、汉、南越等是分裂,匈奴却是本来就存在的独立政权,是自治。唐后期的藩镇割据和随后的五代十国是分裂,吐蕃却是本来就存在的独立政权,尽管它内部也发生了分裂,但它对中原的各个政权而言就无所谓分裂,也是自治。另一方面,有些政权开始时是以分裂形式出现的,但以后却发展成为一种分治,这也是值得注意的,将在下面做进一步讨论。
到这里我们已经可以对前面的(1) (2)两个问题做出回答了:
公元前221年以前,中国处于分治状态,经过了一两千年的发展,到这时建立了以中原为中心、以华夏族为主干的集权政权,但同时还存在着其他自治政权。
此后有1000余年的时间内,存在着一个以秦朝疆域为基础的中原政权(在找不到确切名称的情况下,姑且依惯例这样称谓),其版图时有盈缩;其余时间则分裂为若干个政权;但自治的政权始终存在。
中国真正的统一是在1759年实现的,持续了81年。1840年后中国又进入了局部分裂或分裂的阶段,至今还没有结束,真正的统一还有待完成。
所以对中国而言,分裂、分治的时间是主要的,统一的时间是短暂的。对中原王朝而言,统一的时间略少于分裂的时间。但元朝以前分裂时间多于统一时间,元朝以后则基本上是统一的。
有人可能不同意将北宋算作中原王朝的分裂时期,前面已经指出,这是囿于封建正统的成见,不承认辽朝也是在唐的疆域范围内演化出来的王朝。但是退一步说,即使将北宋灭北汉至金入侵(979.1125年) 这146年算成中原王朝的统一时期,统一的时间也只占自公元前221年至1911年这2132年的54%。从时间上说并不是什么压倒优势。
【注释】
[1]公元前214.前206年,前108.公元22年,36.184年,280.301年,589.616年,630.755年,1279.1351年,1382.1644年,1683.1850年,1865. 19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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