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文集：统一观的回顾与思考

一、统一观的回顾与思考

在世界历史上，中国不是唯一的文明古国，也不一定是历史最长的国家。但是中国的历史是延续的，中国的文化是一贯的，这在世界史上是独一无二的。而其他文明古国，有的直到近代才成为统一国家，有的早已成为历史陈迹，有的已经多少次更换了它的主人。不仅如此，自从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取得岭南和河套地区从而确定了秦朝的版图以来，这两千多年间，尽管在边疆地区时有盈缩，但中原王朝的基本范围，或者说建立正式行政区划进行直接统治的地区是相当稳定的。

回顾历史，中国还有不少以同一性和延续性闻名世界的纪录：

汉族及其前身华夏族，至迟到春秋时期(前722.前481年)已经成为中国的主干民族，并且一直持续到今天。即使在其他民族成为全国性的统治者时，这种状况也没有改变。

世袭的君主制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夏朝，并已由考古发掘证实到商朝(约前17.前11世纪)。自从秦始皇确定皇帝的称号直到清朝的末代皇帝，2100年间从未改变。

以地球绕太阳一周为一年，以月球绕地球一周为一月的夏历(农历)，虽然不时做些修订，但在中国一直使用了几千年，至今还在民间沿用。自汉武帝开始的以帝王年号为纪年的方法，比公元早100多年，一年不缺地排到宣统三年(1911年)；中华民国纪年又在全国使用了30多年，至今仍用于台湾。

仓颉造字的传说虽不一定可靠，但已经发现的甲骨文证实了汉字至少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早在春秋时期，汉字已经成为中原政权和华夏民族的共同文字；秦以后，随着中原王朝疆域的扩展，汉字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广。汉字的基本体系从未发生变化，在楷书出现以后，字形也基本未再改变。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更多，不过已经足以说明我们拥有一项举世无双的遗产——统一，历史悠久的统一。统一的国家、统一的文字、统一的纪年、统一的……甚至统一的思想。

多少人曾为之奋斗，多少人曾为之牺牲，多少人曾为之自豪，多少人曾为之讴歌；到了20世纪的最后十几年，又有多少人为之深思！面对着世界100多个国家，又有多少人为之感慨！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历史数以百年计，我们的历史数以千年计。但今天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人均收入数以千元计，我们的人均收入数以百元计。

面积与中国相近的欧洲历史上从来没有统一过，无数次战争一次次改变着它的政治版图，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依然有几十个国家。但如果把今天的中国和欧洲放在一架天平上的话，悬殊的差别或许会使天平无法工作。

曾经为人类贡献了四大发明的中国，今天要花费巨大的代价进口造纸机械、导航仪器、印刷设备和爆破技术。而当四大发明问世时，这些出口国在地图上还没有出现。

“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曾经是中国的骄傲，但今天人们已经了解到中国人均占有的物不是博而是穷，连水的占有量也不在前列；人口的世界纪录虽然还会保持一段时间，却是无人羡慕的负担。

是谁嘲弄了我们？是历史？是祖宗？是我们自己？是其他什么人，还是所有这一切？

统一，历史悠久的统一，是我们的遗产，还是我们的包袱？都是，还是都不是？

(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虽然把“中国”确定为我们整个国家的范畴是到19世纪后期才出现的事情，但中国统一的概念却已经存在了3000多年。甚至在中原的统一国家还没有形成之前，政治家和学者们已经纷纷推出了各自的统一蓝图。虽然当时还没有一位君主真正能统治这片广袤的土地，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颂歌，却在春秋时期就已普遍流传，并为史官所著录。

托名大禹所作的《禹贡》实际上成书于战国时期。它的作者一方面根据当时学者的地理知识划定了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个州，又根据作者的政治理想规划出了“五百里甸服(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直接统治区)、五百里侯服(诸侯统治区)、五百里绥服(必须加以绥抚的地区)、五百里要服(边远地区)、五百里荒服(蛮荒地区)”这样的国家模式。

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我们已经清楚，九州制度绝不是大禹时的现实。因为迄今为止对夏文化还没有找到令人信服的证据，而且即使根据文献记载也完全可以肯定，夏代初期的政治控制区还只限于黄河中游一隅，不可能扩展到上述这九州的范围。同时，九州制也不是战国时代的实际，因为在秦始皇灭六国前各国从未统一过，秦朝也没有设置过州一级政区。直到公元前2世纪末汉武帝设十三刺史部，州才成为一种制度，但那时州还只是一种监察区，真正成为行政区则在公元1世纪的东汉。不过东汉州一级的政区单位是14个，其中以州作名称的是13个，而不是9个。

五服制虽然是与九州制同时提出来的，却只能作为一种政治设想而胎死腹中。一方面，现实生活中绝不可能划出这500里一层的范围来设置不同的施政区域；更主要的是五服制实际上是西周分封制的理想化，是一种形式上的统一，这种制度已随着秦朝的建立而被彻底摒弃。

战国时已经有人进一步注意到了九州以外的世界，齐国的邹衍是这样认为的：

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这种大九州学说与其说是来自对外部世界的了解，还不如说是出于臆想和推理。比起那种中国就等于天下，除了中国(实际上只是中原)之外就没有文明社会的观点来，这种学说高明地承认还存在着不止一个同样发达的人类社会。但恰恰在这一点上又做了实际上的自我否定：由于各州之间都由无际的大海阻隔，人民禽兽是无法往来的。所以这种存在只具有理论意义，而不是对中国有影响的现实。

这样的统一观念出现在战国时期当然并不是偶然的。

在经过无数次的战争、吞并和融合之后，华夏族已经成为黄河流域乃至东亚大陆人数最多、经济文化最发达、实力最强的大民族，占据了当时地理条件最优越的地区。而非华夏的民族或者被迫迁出了黄河流域，或者已经逐步融入了华夏族，或者接受了华夏文化并以华夏的一支自居。在蒙古高原、青藏高原、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和大陆附近的海洋上还不存在在总体上能与之匹敌的其他民族和政权，而对此范围之外的情况，虽然人们不至于会一无所知(例如穿越河西走廊至中亚的陆上交通线和通向东南亚的海上交通线可能已经存在)，但可以肯定相当有限。

然而随着境外的玉石、珠宝、香料等珍异物品的流入和亲历者见闻的辗转传播，以中原为中心的观念不能不有所动摇。根据九州的理论，中原是文明的中心，九州是文明的范围，但这些珍异却并不产在九州，而是来自“非我族类”的夷狄之邦，莫非那里存在比中原更高的文明？国君、贵族和上流人士珍视并享用来自境外的珍异，却从不承认会有超越自己的社会，于是西方的昆仑山、西王母、瑶池和东方海上的神山一类神话，便合适地弥补了这一漏洞——原来在中国之外的确存在着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神灵世界。但这丝毫不会动摇中国的中心地位，因为西王母尽管伟大，昆仑山尽管崇高，蓬莱岛尽管奇妙，却都属于另一个神仙的体系，而除了神仙之外，境外只是一片愚昧落后的混沌世界。

可以这样认为：在战国时期形成的统一观念是以华夏族(汉族的前身)为主干、以黄河中下游平原地区为中心的，是一种封闭性的观念。

经过秦朝的短期统一和随后的几次战乱，空前规模的西汉帝国终于巩固了下来。到公元初，帝国的疆域西起巴尔喀什湖和帕米尔高原，东至朝鲜半岛北部，北起阴山、辽河，南至今越南中部，并在其中约40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上设置了103个郡、国(一级政区)和1587个县、道、邑、侯国(二级政区)，直接统治着约6000万人口。这一范围比《禹贡》九州要大得多。汉人的足迹，根据明确的记载，已经到达了中亚、西亚，直到地中海之滨以及日本、东南亚、南亚，贸易交往的范围就更大了。大一统的蓝图早已成了现实，而且“九州”之外的存在也已是尽人皆知的事情。来自西域的葡萄、苜蓿、杂技、音乐，不像珠玉玩好那样只是皇家的秘藏，异国的使者和商人在长安已不时可见。按照汉朝的兵役法推测，绝大多数郡国都有人参加过征伐匈奴、大宛的战争和在边境的屯戍，也就是说各地都有人亲身经历过“九州”之外的境地。出使异域归来的使臣的详细报告和管辖西域地区的都护府的文书档案，使学者和史官能够留下确切的记载，《史记》和《汉书》中有关西域的史料即使用今天的眼光看也还是比较翔实可靠的。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影响原来那种以中原为中心、华夏(汉族)为主干的统一观，反之还有所加强。因为通过这些活动，人们已经确信，在中国之外再也不存在比中国更强大、更富饶、更文明的国家了，其他国家的君主和人民如果不对中国称臣纳贡、接受赏赐，就只能自外于华夏声教，甘心为夷狄了。

东汉以后，西北以至中亚的民族大量内迁，东北的民族也先后进入黄河流域，有的甚至成了中原的主人。但在占优势的华夏文化面前，这些军事上的征服者无不成了文化上的被征服者。这些民族的首领也成了受命于天的“炎黄子孙”，甚至这些民族本身也渐渐融合在华夏(汉)族之中了。

发达的文字和造纸、印刷技术使中原的统治者对边疆地区和外国一厢情愿的记载长期流传，而被记载的对象不是没有文字就是史料早已散佚无存，所以二十四史中某国于某年某月称臣受封，某国于某年某月进贡来朝，某国于某年某月接受赏赐这类不胜枚举的记载，在不少人的眼中自然成了中华帝国声威所及的象征。这就毫不奇怪，为什么直到18世纪初，西方早已完成了地理大发现，欧洲列强已在海上称霸并将东方作为下一个目标时，修《明史》的史官在评述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时还认为“其说荒渺莫考”，只是由于“其国人充斥中土”，“其地固有之”；总算承认了欧洲各国的存在。这也就毫不奇怪，为什么直到19世纪后期，明明因敌不过洋人的坚船利炮不得不签订屈辱的条约，以满足列强的贪欲，清朝的官方文件中却还要厚着脸皮写上“大皇帝恩准该夷……”

写到这里，笔者忽发奇想，如果世界上没有英文、法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等西方文字，或者发生了什么天灾人祸将这些文字记载的史料全部毁灭了，必定会有一批史学家根据《清实录》等大清帝国的官方史料考订出乾隆年间英国派使节马戛尔尼向中国“称臣纳贡”的事实，作为大清帝国的声威已经越过欧亚大陆和英吉利海峡的证据。或者可进一步推导出这样的结论：“英夷”当时必定已国势衰败，或面临内乱外患，因而不远万里来归顺输诚了。

这固然是笑话。但如果历史上与中国发生过关系的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字记载，又都保存到了今天，恐怕二十四史中的一些四夷、外国列传甚或本纪中的某些篇章就得重写，某些史学家的高论也会成为上面这样的笑话了。

再仔细想想，这也很难说是笑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话流行了2000多年，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王”虽然已被辛亥革命赶下了台，中国人虚幻的优越感却并未因为现实的没落而清除，反而成了一些国人自欺欺人的寄托，包括某些左右潮流的领袖人物在内。所以当60年代初期我们勒紧裤带以黄菜叶、豆渣充饥时，却坚决相信“修正主义”国家的人民日子比我们还苦，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在等待我们去解放。当红宝书汇成海洋、万岁声响彻云天时，我们也曾经被教导：除了那盏欧洲明灯以外世界上已没有一块净土，因此世界人民齐声赞颂“万寿无疆”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

(二)中国地图的联想

历史毕竟已经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那场史无前例的闹剧已成为过去。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使地球大大缩小，电子化的传播媒介使任何国家都难逃脱亿万双眼睛。“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这一概念尽管有人证明并不准确，但已成为尽人皆知的事实。人口数字虽因不断地突破而不容易随时记住，但世界第一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在世界上的地位早已不是什么秘密，领袖晚年的错误也已不是不可触及的禁区了。除了目不识丁又充耳不闻世事的人或精神不正常的人以外，大概不会有人还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除了中国就再也没有文明世界了。

但每当我们谈起中国的悠久历史，回忆起列祖列宗的辉煌业绩时，是不是也能同样地清醒一些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幽灵是否仍在作祟呢？

或许如此，或许并非如此。是危言耸听吗？(www.chuimin.cn)

我上小学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历史课和地理课给我留下了两点很深刻的印象。一是唐朝的疆域北起贝加尔湖，南至今天的越南，西起咸海，东到今天的朝鲜。一是中国的领土北起漠河，南至曾母暗沙，西起帕米尔高原，东至黑龙江、乌苏里江口。老师还形象地告诉我们，中国的形状像一只公鸡，而以前的形状像一片桑叶。

中学时同学间曾发生过一次争论：既然中国地图上在南海周围直到曾母暗沙画了一圈弧线界线，南海究竟是我们的领海还是公海？认为是公海的同学不知从哪本书上找来了证据，不少国际航线都是通过南海的，这些国家有的是“帝国主义反动派”，有的与我们没有外交关系，如果是我们的领海，为什么要让它们通行？主张是领海的同学当然也振振有词，地图上明明画着界线，不是我们的领海又是什么？争论以无结果而结束，就像中学生中间争不完的其他问题一样。我开始是领海派，以后却觉得说服不了公海派。但好多年以后我才弄清楚，根据我国12海里领海的原则，南海中只有属于我国的岛屿周围半径12海里的水域是我们的领海，其他部分则是公海。而理应属于我国的岛屿中有的已被别国侵占了。

我对唐朝疆域的概念直到80年代初还未动摇。70年代看到《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内部本，隋唐时期的总图的画法甚至比我所知道的还要大些，作为一名忠实的读者，我自然深信不疑。命运之神的安排往往会出乎意料，当《中国历史地图集》进行修订准备公开出版时，我成了图集的主编谭其骧教授的学生和助手。我这才发现原来的概念是非常片面的，在唐朝近300年的历史中，拥有最大疆域的时间很短，而大多数时间并不同时拥有东西南北这么大的范围。相反，当吐蕃、南诏等政权达到极盛时，唐朝的西界只到达陇山、大渡河。内部本中的一些总图除了尽可能选用王朝的最大疆域外，往往还将它们不同时期的最大疆域拼合起来，而实际上当这个王朝拥有西边时，东部或许已非它所有，达到北端时，南部可能已经另立政权，从未同时存在于该王朝之中。当然这是在“文化大革命”这个非常时期的特殊产物，在修订后公开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基本上都已纠正。

前年看到了一套由台湾著名学者编绘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翻开首页就是一幅桑叶形的中国地图，“中华民国”四字赫然在目。在大陆上写上“中华民国”虽然不符合事实，但根据台湾的理论和政策也不足为奇，奇怪的是连蒙古人民共和国也还在“中华民国”的范围之内。且不说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蒙古成为一个国家已成事实，也不说它已经得到了联合国和各国的承认，就拿中国方面来说，正式承认它是个独立国家的正是1946年的国民党政府和它的外交部长宋子文。将实际上已经独立，并由自己以国际条约的形式正式予以承认的国家，继续画在本国的范围内究竟有什么意义？相信作者不是根据官方的规定，就是有其不便言明的理由的，但读者只能妄加猜测了。有趣的是，有一次我在美国同几位年轻的华裔和台湾学人谈到蒙古人民共和国时，他们竟异口同声地说：“那是你们共产党政府承认了外蒙古的呀！”我只好直言相告：承认外蒙古时“共产党政府”还没有成立。当然这几位先生不一定看过那套历史地图集，但类似的地图一定是他们从小就看惯了的，也许这正是这种画法产生的极妙效用。顺便推测一下，他们所看到的南海地图必定与我们看到的一样，因为据了解，这条包围南海的弧形国界线最迟出现在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地图上。

(三)长城的价值

中国不知道长城的人大概绝少，但中国真正知道长城的人我敢断定也不多。

山海关有座孟姜女庙，据说孟姜女寻夫到此，哭倒了秦始皇筑的长城。在北京北面的长城又有不少地方同北宋的杨家将挂上了钩。而东起山海关，西到嘉峪关的万里长城往往被人糊里糊涂地拉到了秦始皇头上；无数游客会站在八达岭赞叹这“两千年的奇迹”。其实这都是民间艺人、文人雅士和胡编课本的冬烘先生们开的玩笑。

因为实际上秦长城在山海关以北两三百公里，孟姜女在山海关不仅哭不倒长城，恐怕连长城的影子也不会看到。北宋末年以前的军队最远只到达今天北京市的南部，杨家将这样的正规军绝对不可能越过辽国的南京幽州城而活动在它的北面。山海关至嘉峪关的长城筑于明朝，与秦始皇毫不相干。八达岭一段至多有五六百年历史，也不会找到两千多年前的影子。

近年来，长城的价值又有了现代化的标准，因为它是一位美国太空宇航员唯一能够用肉眼看见的地球上的建筑物。对这位受过高度专业训练，观察力和判断力极强的科学家的话，我们没有任何怀疑，但这话是否就提高了长城的身价呢？我看且慢得意。因为大家都知道今天的长城早已不是贯通万里的建筑了，很多地方已成断垣残壁，甚至已经杳无踪影。残留的长城中相当一部分只剩下黄土堆积，与周围的荒野并无明显的区别。而地球上有不少建筑物的形象不知要比长城明显多少倍，例如贯通西欧、北美的高速公路都是至少有四至六车道宽的高出地表的混凝土建筑，车辆不绝，标记林立，然而它们却没有进入这位宇航员的眼帘。值得注意的是这位宇航员是用肉眼，而不是用什么仪器看到了长城，迄今为止又没有发现长城对人的视觉有什么特异功能，那么这就只能归结于一些偶然的因素，比如说这段长城上空正好未被云雾遮盖，光线正好适宜观察，宇航员正好在观察，并且他事前知道地球上有长城这玩意儿。只要缺少某一项条件，宇航员就不可能宣布这一结果了。

如果那位宇航员什么也没有看到，或者他看到的竟不是长城，而是别的什么建筑物，那么长城的价值是不是因此就会降低或取消了呢？看来大可不必担心。长城就是长城，它的价值应该由我们自己来确立，不必借助洋“伯乐”来重新发现。实际上这也是一种一厢情愿，这位宇航员只是如实陈述，绝无有所褒扬当伯乐之意。

毫无疑问，长城是我国建筑史乃至人类建筑史上的一项奇迹。我们的先民在极其贫乏的物质条件下，用最原始、最简单的工具完成了如此浩大的工程，显示了他们的智慧、力量和决心。因此将长城及其遗址保存完好，并适当加些修复，供考察研究、参观游览是完全必要的。在某些地段依照民间传说做些布置，增添些趣味性或者商业性也无不可。从爱护文物是一种爱国的表现这一角度讲，保护和维修长城的确是一种爱国行为。

但是由此延伸下去，把长城同中华民族联系起来，得出修长城就是爱中华民族的结论却是违背历史事实的，也是无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在历史上，长城从来不是中华民族共同的象征。在中国将要以改革开放的姿态走向现代化世界的时候，长城更不可能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

从战国时期秦国、赵国开始到明朝末年修筑的长城，历来就是中原农耕民族对付北方游牧民族的手段。且不说长城沿线埋下了多少尸骨，耗费了多少财产，就是以军事上的作用而言，长城也没有完全达到中原统治者当初的目的，并不像有些人所描写的那么理想。实际上一旦中原王朝失去军事实力，长城就形同虚设。秦始皇死后匈奴就越过长城占了河套地区，明朝末年清军进出长城如入无人之境，真正沿着长城作武力对峙的例子并不多见。

长城固然多少遏制了北方游牧民族对南方的入侵和破坏，但同时也限制了民族间的交流和融合，固定了农牧业的界线。所以历史上修筑长城次数最多、工程量最大、质量最高的明朝，正是对北方和西北最保守、最无作为的王朝，随着长城的最终完成，明朝的势力再也没有越出嘉峪关一步。相反，能够把农业和牧业民族同时统一起来的政权就不需要、也绝不会修筑长城。到了清朝，长城内外归于一统，残留的长城开始还曾作为地区间的关卡，以后就被完全废弃了。这是中国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页，没有长城的废弃就没有中华民族，就没有今天的中国。

如果讲秦朝人、汉朝人或明朝人爱长城是爱国还说得过，讲唐朝人、清朝人爱长城是爱国就显得莫名其妙。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早已把长城南北的各族人民融合成了一个整体，精神上的长城早已没有存在的基础了，清除得越彻底对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越有利。而物质上的长城之所以不拆，并且还要适当修复，乃是因为它还有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作为象征，长城一方面可比喻为巨大、坚固、刚毅，另一方面却意味着封闭、保守，绝不能代表开放和进取。

曾记得若干年前，因为外国有人说长城是中国历史上的边界，我们的政府文件和“两报一刊”都曾作过严厉的批驳。在此后相当长时间内在这一点上是绝对不许含糊的，任何类似的解释都会被指责为迎合“帝修反”的阴谋。所以在《中国历史地图集》内部本上没有哪一个朝代是以长城为界的，总得在长城以北再画出一点，连长城作为农牧业分界线的说法也要受到批判，似乎花费极大的人力物力修筑的长城，只是为了今天让人们发思古之幽情。但现在又要把长城同抵抗外敌、同爱国主义联系起来，不知怎么才能自圆其说。汉朝人曾经认为长城是“天所以限胡汉”，我很怀疑，在某些人思想的深处是否会有这句话的残余，或许只是微量、痕量吧！

(四)炎黄子孙与中国人

长城热以后就是黄帝热。

据说黄帝和炎帝是我们的两位共同的祖先，当然也是台湾、港澳以及世界上一切华人的共同祖先。中国人历来尊崇祖先，何况这又是共同的祖先，于是就重修黄帝陵、炎帝陵，每年举行隆重的典礼祭祀，平时不断瞻仰。这样一来似乎就证明了10多亿中国人和外籍华人都是同一血统，理应是一家人了。血浓于水，有事情总比外国人好商量嘛！“炎黄子孙”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范围越来越广，并已经由文人学者扩大到社会各界，进入了领导人的谈话和官方文件，大有取代“中华民族”或“中国人民”二词的势头。

这不能不使稍有历史常识的人吃惊！因为到目前为止，还只有商文化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夏文化遗址的发掘虽然已见到报道，但还有待专家的鉴定和认可，比夏代更早的黄帝、炎帝时代更还找不到任何物证。根据现有的历史知识分析，黄帝、炎帝只是当时众多部落首领中的两位，尽管他们是最强大的首领之一，但活动范围和影响力还是有限的。一般说来，不可能超过以后的夏和商。即使从文字记载看，我们也只能把他们当作传说人物。司马迁在《五帝本纪》结尾不得不感叹：“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面对形形色色的传说，这位2000多年前的大史学家也感到无所适从，最后只得采取了《春秋》和《国语》的说法，而不再做深入的考证。如果没有新的史料或物证发现，我们大概不可能比司马迁更高明吧！

根据《史记》的记载，我们这两位老祖宗原来是一对冤家。炎帝本是天子，但实力衰退，统治不了诸侯；而黄帝文武并用，软硬兼施，争取到了诸侯。于是黄帝集中兵力，并动用了豺狼虎豹，与炎帝打了三仗，将他击败，自己做了天子。炎帝倒也很识时务，甘拜下风，做了黄帝的属臣，两个部落也联合了。以黄帝为首的炎黄联合部落统治了黄河流域，也繁衍了无数炎黄子孙。

但是即使仅从《史记》看，当时也还有众多的诸侯，他们显然只是黄帝或炎帝的属臣，而不是他们的家族。莫非这些诸侯统统绝了后代？要不他们都迁出了中国？否则中国今天总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他们的后代，而不是出自炎黄二位的。

退一步说，即使早期华夏族的成员都是炎黄的后代，那么史书上也还记载了大量非华夏部族。这些部族有的被华夏族战败了，被强制吸收了，但并没有被在肉体上消灭，同样会生儿育女。考古发掘成果已经证明，全国数千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可以分为多种类型。近年来在长江流域、燕山山脉、东北地区的考古新发现进一步证明了中国早期文化的多元性。直到春秋时期，中原还有不少非华夏的部族，更不用说在中原以外地区。这些部族只有少数迁移出了今天的中国，而大多数都逐渐融合在华夏族之中了。可以说，到秦始皇统一时的华夏族就已经是民族大融合的产物了，其中纯粹的炎黄子孙恐怕已经是少数了。

华夏族及以后的汉族在同化其他民族的过程中虽然也少不了武力的强制，但却有一种积极的传统，那就是并不过于重视血统关系。任何异族只要与汉族认同，接受汉族文化，就可以成为汉族的一员，而并不考虑他们的血统以及是否曾与汉族婚配。对于异族的杰出人物，一旦能为汉族政权效劳，统治者同样会给予重任，与任用汉族臣僚并无二致。所以虽然历史上汉族同其他民族的冲突和战争相当频繁，但在汉族内部却从未发生过清查血统一类的运动。

流落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大多受到歧视和迫害，但来到中国的犹太人却长期过着和平生活，得到汉人的平等对待，以至他们逐渐失去了保持本民族特征的心态，终于在汉族中消失了。这就是一个很有力的例证。

西汉的金日銸作为被灭亡的休屠王的太子，以地道的“外国人”的身份担任了受武帝遗诏辅佐昭帝的顾命大臣，当时和以后都没有任何正统的汉族思想家或史学家对此表示过不满和怀疑。这也反映了汉族对异族的接纳标准只是其“归化”的程度。

从秦汉以来，由北方进入黄河流域的非华夏民族至少有匈奴、乌桓、鲜卑、羌、氐、羯、丁零、突厥、高丽、回纥(鹘)、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维吾尔、回、满等，其中有的来自遥远的中亚和西亚。这些民族中，一部分又迁回了原地或迁到中国之外去了，但相当大一部分人加入了汉族，有的整个民族都已经消失在汉人之中了。在南方，随着汉人的南迁，原来人数众多、种族繁杂的夷、蛮、越、巴、、僚、俚等等，有的已经完全消失，有的后裔的居住区已大大缩小，原来他们的聚居区大多已成为汉人聚居区。南方的汉人事实上大多是他们的子孙，而不是来自北方的汉人的后裔。谭其骧先生在《近代湖南人的蛮族血统》一文中已经十分雄辩地证明了这一长期被人忽视的事实(见《长水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在今天9．8亿汉人(据1987年抽样调查数)中，地道的炎黄子孙反而是“少数民族”。即使是汉人，如果只认炎帝、黄帝这两位老祖宗的话，也有点对不起自己的亲祖宗了。

何况今天的中国拥有56个民族，非汉族的55个民族有8500多万人口(1987年抽样调查数)。其中有的民族，如俄罗斯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等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同炎黄二帝拉上血统关系，难道他们也得称为“炎黄子孙”吗？人类学家曾指出，我国东南沿海和一些岛屿上的先民中有马来人的成分，如果这一论断得到证实，那这部分“炎黄子孙”的地位又得重新考虑了。

世界上大概不存在绝对纯血统的民族，如果有，也必定会退化以至消亡。华夏族由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发展到今天这样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并非依靠了祖先的伟大或血统的优良，而是由于不断大量吸收了其他民族，凝聚了各民族的精华。同样，中华民族的伟大力量来自组成她的各个民族，来自各民族自身的创造力和共同的凝聚力。不言而喻，这种凝聚力的基础是各民族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奋斗目标，而不是共同的血统或同一个祖先。如果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基础是什么“炎黄子孙”，那么不属于“炎黄子孙”的人不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搞分裂、独立了吗？反之，那些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已经成了外国公民的华人，是否因为他们是“炎黄子孙”就会同我们有一致的利益和奋斗目标呢？

辛亥革命以后，独立各省一度使用黄帝纪元。这一方面是反对帝制的表示，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狭隘的民族情绪。就像革命党人一度提过的“驱逐鞑虏”、“种族革命”一类口号很快为“五族共和”的政纲所替代一样，黄帝纪年很快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但几千年形成的民族心理的变化，却不像改变纪年那样容易。长期不平等的民族关系留下了妄自尊大的优越感，在今天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地位产生了一种失落感，面临21世纪所感受到的紧迫感，这些都在影响着理性的天平，如何使之保持平衡不能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我们重视祖国悠久的历史，为祖先的辉煌业绩而自豪；但我们往往过于陶醉于昔日的伟大，甚至以此来为今天的落后解嘲。

我们珍惜国家的统一，对历史上的统一也看得同样神圣；但往往将过去的统一夸大到实际上不存在的地步，歌颂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有时又无意中堕入了狭隘的封建正统观念，把历史上的中国同汉族或中原王朝画上等号。

我们反对分裂，但往往讳言分裂，无视历史上实际存在的分裂，或者将一切不统一状态统统斥之为分裂，而分裂又被认为是倒退的原因、罪恶的渊薮。

我们实行民族平等，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但在认识民族历史的时候，却往往摆脱不了陈旧的民族意识，把汉族的观念和情感当作中国各民族的共性。

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相当复杂，探求它们的根源自非易事，所以下面只想讨论其中的一个方面——中国历史上的统一和分裂，由此而产生的各种影响，特别是政治方面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