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思想家对美国传播研究的影响

2023-11-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1]由于美国从事传播研究的许多学者都曾在欧洲学习过，因此深受欧洲思想家如塔尔德和齐美尔等人的影响。社会事实是由模仿而传播、交流的个人情感与观念。

1.2　传播学的由来

传播是人的基本行为和人类社会的基本现象。对人类传播现象的关注，在中西方都有悠久的历史。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曾写过一本《修辞学》（On Rhetoric），系统考察公共演讲如何达到效果。中国历史上传说的《鬼谷子》以及其他先秦诸子中种种关于论辩的著述，也构成了传播学的中国传统。但是作为一门学科，如果按照学科创立的几大制度性标志，如专门的学术期刊和教材的出版，专门的学术团体的成立和学位授予等来衡量，那么传播学是在20世纪的四五十年代在美国创立的。

回顾传播学的学科发展史，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初，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家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1863—1931）、库利（Charles.Horton.Cooley，1864—1929）、哲学家杜威（John Dewey，1859—1952）以及帕克（Robert E.Park，1864—1944）等人发现，人类传播与大众媒体的功能极其重要，于是“第一次广泛研讨现代传播”，由此而形成的芝加哥学派对于传播学的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他们构建了一个以人类传播为中心的人格社会化的理论体系，提出了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 Theory）的基本思想，构筑了后来的以媒体效果为重点的大众传播研究的模型。^[1]

由于美国从事传播研究的许多学者都曾在欧洲学习过，因此深受欧洲思想家如塔尔德（Gabriel Tarde，1843—1904）和齐美尔（Georg Simmel，1858—1918）等人的影响。塔尔德是法国社会学家、社会心理学家和犯罪学家。作为一位大法官，他的很多社会学理论是通过观察法庭行为而形成的。

塔尔德的社会学理论以个体之间的心理互动为基础，其根本力量在于模仿（imitation）和创新（innovation）。1890年他出版《模仿律》（The Laws of Imitation）一书，认为模仿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社会就是由互相模拟的个人组成的群体。社会事实是由模仿而传播、交流的个人情感与观念。由于存在着许多可模仿的模式，因此作出不同选择的个人就不可避免地发生对立和冲突。冲突的结果是双方调节以适应对方，从而实现社会均衡。这样，塔尔德便把社会规律还原为支配模仿的规律，把社会互动还原为个人间的心理联系。他认为社会学即是研究这种心理联系的“精神间的心理学”。他也强调了社会中创造性榜样的重要性，认为“天才就是有能力产生自己的后代”。他还观察到一个新思想的采纳率在时间中遵循一种S型曲线。这部著作影响了两个当代的研究传统，即社会学习理论和创新—扩散理论。他还出版了《舆论与群集》一书，对舆论的结构及其形成、运动过程作了详细的分析，认为报刊是公众的“精神纽带”，在“理性的舆论”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齐美尔是第一代德国哲学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反对社会是脱离个体心灵的精神产物的看法，认为社会不是个人的总和，而是由互动结合在一起的若干个人的总称。他提出“理解”概念，认为研究者难免带上主观的价值取向，其知识也具有主观的和相对的性质。他在考察社会群体与社会结构问题时，创立了小群体的形式研究。他认为二人群体没有超个人的结构，而三人群体会发生较复杂的情况：三者中的任何一人可以充作中间人并利用他人的不和从中渔利；中间人还可以对其余二人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他对三人群体的研究促进了社会学对群体和社会结构的网络分析。他于1922年出版的《群体关系网络》（The Webof Group Affiliation）一书，将有关“个人之间以模式化的信息流动相互联系”的传播网络理论引入美国。齐美尔还从社会交往的复杂性出发，提出冲突的存在和作用，对冲突理论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通过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的介绍，齐美尔的社会学理论也对美国社会学产生了很大影响。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人口快速增长和教育的普及，传播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商业广告和战争宣传，弗洛伊德理论和行为心理学广受欢迎，所有这些因素都促使传播研究从人文哲学领域转向社会科学领域。政治学家拉斯韦尔（Harold D.Lasswell，1902—1977）1920年出版的《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Propaganda Technique in the World War）一书开创了宣传研究的先河。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889—1974）1922年出版的《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将新闻学与心理学结合，首次对美国报业的经济运作、新闻检查等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拟态环境”（psydo-environment）和“刻板印象”（stereotype）等概念。(www.chuimin.cn)

20世纪4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批从不同学科角度进行传播学研究的著名学者，如通过大规模调查，开创了传播学效果研究传统的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1901—1976），提出群体动力学的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1890—1947），以态度转变和说服研究闻名的实验心理学家霍夫兰（Carl Hovland，1912—1961），以及控制论的提出者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1894—1964），信息论的开创者克劳德·香农（Claude E.Shannon，1916—2001），还有为传播学科的创立立下汗马功劳的施拉姆（W.Schramm，1907—1987）。他们不仅推动了传播学研究的发展，而且形成了传播学跨学科研究的传统。本书所介绍的传播学基础知识，就广泛吸纳了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学、符号学、语言学、文化人类学，以及新闻学和政治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现代社会的人类传播现象纷繁复杂，只有充分利用各学科的学术资源，才能对传播现象有较为全面的把握和深入的了解。

除了学术的传承和创新，传播学的发展离不开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

首先是媒介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电子媒介技术的发展，激发了学者们的研究兴趣，开拓出新的研究领域。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对传统报纸的研究逐渐扩展到对广播和电视等媒体的研究。今天，新媒体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同样激发着传播研究的发展。

其次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与以往历次战争最不同的是，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都是以全民动员为基础的总体战。战争中，交战双方都充分利用了各种媒介进行大规模的战争宣传、社会动员和舆论操纵，这些新现象为传播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受战争的影响，大批欧洲学者流亡到美国，充实了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力量。美国政府则在战争中大批招募文职人员，其中包括众多的社会科学家。在战时的华盛顿，围绕着美国陆军信息与教育研究处、战时新闻局和农业部项目调查处，形成了众多的研究小组，每个小组由近100名社会科学家组成，努力用跨学科的方法，围绕诸如向美国公众告知战时目标、激励公众购买战争债券、抵制谣言等问题展开研究。战时美国联邦政府涉及的几种类型的传播研究，为传播学的发展奠定了方向。在华盛顿形成的一个跨学科的社会科学家网，成为传播学研究难得的人力资源库。而来自美国军方、情报和宣传部门的大量科研经费，直接或间接通过民间基金会（如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了战后十年几乎所有重大的传播学研究，^[2]为传播学研究的制度化提供了保障。

最后是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产品供应商更注重市场需求并极力开拓新的市场，广告业和公关行业在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对传播研究起到推动作用。从1870年到1971年，美国先后通过四条与选举权有关的宪法修正案，由此完成了现代普选制的进程。以普选制为代表的民主政治更关注公众舆论和投票行为，为传播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

欧洲思想家对美国传播研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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