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学与城市化：解读《走向群岛形态》

建筑学与城市化——读“走向群岛形态”

建筑学与城市化——读“走向群岛形态”⁽¹⁾

丁沃沃

从20世纪末以来，当全球经济现象已经被人们普遍认识并接受，城市化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建筑创作实践在经济力量的支持下获得前所未有的解放，绚丽的建筑形式出现在全球各个角落，尤其在新兴经济体国家中表现尤为活跃。与之相反，建筑理论与批评工作却显得力不从心，原因是建筑形式在奋力挣脱传统建筑学意识形态的禁锢，已经不再想每每都表明自己的立场以及回答存在的理由。实际上很多情形已经表明，建筑形式本身已经转化成了商品并产生了价值。尽管如此，建筑理论及批评仍然不愿放弃自身的使命与责任，为完成这个任务，理论创新或者说批评的平台创新成为重要的手段。“走向群岛形态”发表于2008年的建筑理论合集《Log 11》⁽²⁾，该集的主题是“当代城市与建筑观察”（Observations on architecture and the contemporary city）,文章的作者是意大利建筑理论家皮尔·维托利奥·奥雷利⁽³⁾（Pier Vittorio Aureli）。在这篇长达28页的文章中作者力图完成“界定建筑学的政治与形式”的任务，其目的仍然是力图挽救建筑学理论及其批评的角色。

正如诸多建筑批评文章一样，该文开篇就对目前追求奇异的建筑形式的现象提出了质疑，称其为丧失政治倾向、消解文化特征的建筑形式——标志性建筑（Iconic Building）。然而不同的是，该文没有马上从社会责任、文化认同等方面对所谓“标志性”的建筑形式进行批评，也没有从建筑自治的视角进行批判，甚至明确地摒弃了建筑形式自治的立场。在文章中，作者提出了“重构可能的城市建筑，已经不能局限在学科自主性的语境内，而是要直面迅猛的城市化进程以及与其相适应的人居空间”的新思路。其实，以城市作为批评符号化建筑形式的视角并不新鲜，该文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问题上，作者再次放弃了通常使用的城市空间、群体语言或场所认知等批评的视角，而将城市整体作为讨论的对象，谋求建筑形式的出路。为达到这个目的，文章首先为自己建构了特殊的讨论平台，即区别城市的概念和城市化的概念，区分二者分别作用和相互作用下所产生的不同的人居空间，并且历史地分析了城市化如何左右城市的发展。在有城市化背景的城市概念基础上，作者再次引入政治与建筑学⁽⁴⁾的讨论：即阐明城市化不可逆转和城市化必然导致的城市特征，又表明了他反对极权性城市化的立场。作者重新定义了政治与形式的概念，并试图以此作为建筑形式的基础，从而确认建筑形式的使命。整篇文章逻辑严谨，知识内涵非常丰富。在写作上，文章以具体案例分析代替理论说教，以建树代替批评，使人不仅产生思想上的反思，同时也获得阅读的愉悦。

城市的形式和意义

文章以古希腊城市和古罗马城市作为两个不同的城市原型，讨论“城邦”（Polis）与“都市”（Urbs）的原始意义，并以此为切入点分析了这两个概念在西方城市发展史中扮演的角色。文章从名词解释入手，通过对名词及其功用的分析阐明了城市的本性和运行城市的相应的机制。

任何城市都含有两方面的意义，即统治关系（politic）的意义和经营机制（economy）的意义⁽⁵⁾。古希腊的城为“Polis”，通常称为城邦，有预先设定的边界。城邦由两部分构成：居住聚合体（oikoy）和公共广场（ogora）。住宅组成的私密空间是城邦基本的社会空间，而公共空间仅仅用来讨论和决定公共事务。基本社会空间具备了自我生长的能力，而且它的生长和公共空间并不发生关系。和城邦形制相适应法规（nomos）仅仅作用于协调城邦内部事物，理清其公共空间与私密空间的关系，使得每一个部分有节制有质量地发展。古罗马的城是“都市”（urbs）和“公民”（civitas）二者复杂的组合。首先，古罗马的都市边界是按已有的居住形态划定，它不仅可以是任何形式，而且可以随之改变。其次，古罗马的公民机制接受任何自由民，将人们聚集在一起形成市民的关系。在古罗马的城市概念中都市和公民是紧密联系的，公民数量的增长会促使都市扩张，而都市扩张也囊括了新的市民。事实上，古罗马对都市的定义具备了扩张的可能，在这个进程中，城市的道路系统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与古罗马都市相适应的是它的法规（lex），古罗马的法规就是统治工具，为其扩张的逻辑服务。要使得罗马这样的城市得以顺利运行需具备两个条件：第一需要有完备的城市服务功能，并能随着城市增长而不断完善；第二要有很高的执政能力，协调公共事务。要具备这两点最合适的体制是高度的极权制度和整体的运行机制。因此，古希腊的城邦（polis）和古罗马的都市（urbs）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城市概念，也分别对应了两种不同的执政体系。前者采用的是群岛策略，后者采用的是极权体制。

文章花了大量篇幅解剖了这两种城市模型，意在使得后续论述中的自工业化进程以来的西方城市问题不言自明。西方的城市文明是在罗马文明的废墟上获得新生，然而都市与市民机制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很好地解决，更为甚者，都市的经济效能逐渐取代了市民机制中的统治效能。在工业文明背景之下，经济机制决定城市的运作，中产阶级是城市的社会实体。中产阶级重构了新的公共领域，即不再采用罗马时期的自上而下市民机制，而改用以个体利益组成的公共兴趣点。这样，当以工业化为动力的资本主义兴起时，都市和市民机制在新的概念下重新组合成一个整体，进入城市化进程。

虽然文章没有直接论述城市化的问题，但是城市化的前景已经被暗示出来，作者对城市化的极权性的否定态度已经明朗。另一方面，作者反复强调了希腊城邦有严格设定的城市边界，分析城邦制运行的模式，暗含了对“群岛形态”模式的赞赏，并为后面的“群岛形态”策略提供了依据。

城市化与城市地标

在讨论城市化的问题上，作者没有直接指责城市化带来的种种城市及建筑的问题，而是采用了更加策略的方法。文章精心选择了三个著名的范例：19世纪中叶西班牙工程师西尔达（Ildefon Cerda）的巴塞罗那规划以及他关于城市化的名著（The General Theory of Urbanization ）⁽⁶⁾、20世纪中叶意大利先锋派建筑和艺术团体阿基佐姆（Archizoom）关于“无限扩展的城市”（No-Stop City）⁽⁷⁾，以及库哈斯发表于1977年的“囚禁地球的城市”（The City of Captive Globe）⁽⁸⁾。这三个案例通常分别在不同的主题中被引用或被诠释，在这篇文章中西尔达的科学规划、阿基佐姆的先锋艺术和库哈斯的都市策略都被作者放到城市化这同一平台之上，勾画出了一幅在整个城市化进程中几代人如何前赴后继应对城市化带来的问题的全景图。

19世纪中叶欧洲城市进入了大规模扩张阶段，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城作为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中心同样面临着新一轮的发展规划。经过方案比选最终市政工程师西尔达的方案获胜并付诸实施⁽⁹⁾，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巴塞罗那。该规划有两个特点：首先它的基本理念是尽可能最大化地提供健康的居住空间，并具备便利的文化、医疗等基础设施，同时满足城市交通运输的需要⁽¹⁰⁾；其次，该规划具有充分的发展潜力，它因没有边界而可以无限扩张⁽¹¹⁾。它的方格网状的形态（Isotropic System）适合于任何地理状况，非常容易地将巴塞罗那老城及其边缘地带缝合起来。基于西尔达对城市本质的认识，他将城市空间的重点由城市的政治空间转换到以住宅为代表的经济空间。基于西尔达对城市化不可逆转的认识，他设定的城市空间结构则具备了可以不断延伸的性质，不仅结构可以不断延伸，而且消解了传统的城市中心。按西尔达的理论城市没有表达自己图示形象的功能。虽然今天西尔达的规划成为宝贵的城市遗产，并被作为优秀的城市空间形态范例，但是文章的作者则站在城市化的平台上，强调了巴塞罗那的城市形态带有典型的城市化的特征。西尔达的规划理论和实践是运用科学的方法将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空间形态体现出来，分析巴塞罗那城市空间的背景与起源使人们看到了城市化进程的轨迹和烙印。文章以西尔达的巴塞罗那为例，意在说明19世纪中叶城市化开始兴起之时，已经有人认识到了它的本质，并出做相应的对策。

巴塞罗那规划

阿基佐姆小组“无境的城市”（No-Stop City）的作品是对20世纪中叶西方城市发展状况的一种反映，它包括了忧虑和展望。文章借用黑格尔关于“劣质的无限性”（bad infinity）的概念来阐述在城市化进程操纵之下的城市发展状况和趋势。作者想表明两层意思：其一，劣质的无限性之所以劣，是因为它不但对有限性事物⁽¹²⁾进行否定，而且要将无限性以一种形式的方式体现出来，从而产生了无休止的复制行为。其二，作者不但肯定了阿基佐姆小组以“无限扩展的城市”的作品来表达他们对城市现在与未来的看法，而且更加赞赏他们作品中体现出来的消解形式⁽¹³⁾的表达方式，认为他们的作品是以夸张的手法对城市化进行的实况报道。为此作者认为“无境的城市”是假想的设计作品，但并不是乌托邦，而是阿基佐姆小组的作品恰似“刺激疗法”（Shock Therapy），向人们展示了城市化的未来。

文章将阿基佐姆小组“无境的城市”的作品看成是西尔达的城市化理念的继续深化。他们都采用了方格网作为基本体系，整个城市可以水平相无限扩展，城市设施均匀布置，城市没有中心，整个城市也不需要纪念性空间。不同的是西尔达面对的是真实的项目，而“无限扩展的城市”仅仅是假设项目—一个作品，因此在城市化的概念上表达得更为极致，不仅城市没有确定的形式，而且最终连建筑的形式也消解掉了。两个相距一个世纪的案例佐证了作者对城市化发展预期的结论，作者继而转向了他想要涉及的形式问题。

作为转折作者选取了第三个案例，即库哈斯的“囚禁地球的城市”（The City of Captive Globe），在作者看来这个案例恰恰是精英们试图解决城市化与大都市特性之间问题的设想，即城市化所具备的稳固的系统与大都市对绝对多元文化的需求之间存在难以避免的决裂。解决的办法可以预料，城市的系统显然不能摆脱它固有的均质网格，先锋派们所能做的就是在规则的网格之上添加各种可以忍受的符号化的装饰⁽¹⁴⁾。库哈斯的图景是一个绝妙的隐喻，比较准确地表达了当代城市建筑的处境。在图中，被充分利用的城市街区和因交通组织需要而形成的网络自然构成了城市三维方格网状的街廓，街廓之上则是丰富多彩的标志性建筑的表现场所。库哈斯的图示显然是一种隐喻，城市的网络如同城市化的海洋，每个地块犹如海洋之中的岛屿，其上的建筑组合体犹如城市或飞地（库哈斯自称为“岛屿”⁽¹⁵⁾）。在这样的体系中城市与建筑各取所需，达到共生的状态。然而，作者基于希腊城邦制的理念认为所谓“飞地”必须具备的完全自给自足的特点，而在库哈斯的“囚禁地球的城市”中的建筑组合体——“岛屿”并不能做到自给自足，它和外界保持着割舍不掉的关系，因此，这样的“岛屿”群完全受制于城市化运作规律。

西尔达的城市化学说和阿基佐姆小组的“无境的城市”虽然相隔一个世纪，但对城市化进程有着非常相近的理解，既城市化语境下的城市没有真正的政治空间也不需要纪念性建筑，实际上在这样的语境下，政治空间逐渐转向经济空间。出于对城市化进程效应的认识，一个世纪后的阿基佐姆小组选择放弃建筑的形式语言，采取消解形式⁽¹⁶⁾的作法表现城市从而避免了这些形式问题。然而“无境的城市”只是个作品，而不是一个行动策略。库哈斯“囚禁地球的城市”似乎向人们展现了一种形式的可能性，即在受到严格控制的空间逻辑中，用天际线的形体轮廓标识自己成了形式语言的策略，使得多元化和多样性可以得到充分的表现。然而，作者并不认为库哈斯找到了在城市化语境下建筑学的出路，因为标志性建筑的泛滥导致了“标志性”完全丧失了它隐喻的政治价值或文化价值，最终只留下图形化的物体。

对于建筑学来说，当形式不再回答问题就失去了批评的基础。这样的现实对于建筑实践并没有影响，直接受到冲击的是建筑学学科⁽¹⁷⁾自身，这就是西方建筑学不少理论家常常为建筑学的前景而担忧。文章的作者通过对三个案例的分析，试图解释为什么“形式”失去了意义，并且把原因归结于城市化进程。由于城市化进程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作者从城市政治和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认为阻止城市化进程或改变城市化的后果都是不可能的，而要撇开城市化大的背景寻求建筑学的出路更是徒劳，所以建筑学的自治几乎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作者并没有因此放弃拯救建筑学的使命，而是抛弃了西方传统建筑学的纯粹形式的理论平台，提出了建构新的理论体系的可能，即在政治行为和客体形式之间寻求现象学的和象征性的一致性⁽¹⁸⁾。

阿基佐姆小组，“无境的城市”

库哈斯的“囚禁地球的城市”

作为策略的“群岛形态”

文章花了近五分之一的篇幅重新考量了政治行为和形式客体这两个概念各自的意义和构成的逻辑，以及二者相互的对应关系。在分别讨论了德国政治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和德国法学家、政治学家卡尔•施米特关于政治的学说之后，作者更加认同前者对政治的定义⁽¹⁹⁾，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作者以“限定”为原则的形式的出路。作者认为既然政治发生在人与人之间而不是人本身，所以有政治存在就意味着有领域或范围的存在，而构成领域或范围的关键在于限定。关于形式作者也作了严密的讨论：首先拉丁语的“形式”（forma）对应希腊词来说有两种相悖的概念，抽象的形式（eidos）与可见的形式（morpbe）。为了防止将这两个概念合二为一简单地解释为形式（可见）与功能（不可见），作者给了形式另一种设定，即形式本身具有抽象与可见两重性，这种状态可以被理解为是处于“里”（inside）与“外”（outside）之间的被限定了的体验。作者进一步说明了“里”是指行为主题（subject）所采取的立场，而“外”则指行为主题所处的状态（datum）。作者又借用了瑞士哲学家珍妮•赫希（Jeanne Hersch）关于形式的理念：它“显现出统一性的同时又暴露出空间的不同性、部分的特殊性、限定性、确定和变化”。为了理解这个概念，作者进一步解释形式可以被理解为事物如何由里及外的一种决策，因此，形式最终是由被限定的因素所决定的，而不是自我生成的事物，形式基本上是一种关系。从这个角度理解形式，作者不仅再度否定了建筑学自治的可能，而且又同时和政治概念中的领域性和限定性挂上了关系。

字里行间，作者成功地避免了站在一个事物的立场上去看另一个事物的状况，游离出传统建筑学的形式理论的平台⁽²⁰⁾。在作者建构的形式的认知体系中，关系（里与外）、限定（决策）是关键词，导致了“绝对部分”（absolute parts）这一概念的出现。作者如此复杂地作这些定义，为的是从现存城市化语境及其相关的系列城市术语中解脱出来，从而建立新的理解城市体系的方法。因为现有的概念如：都市空间、都市环境以及都市网络等等，都是建立在将城市作为独立整体去考虑的思维方式之上。作为其理论的范例，最后作者引出了德国建筑师奥斯瓦尔德•马蒂亚斯•翁格尔斯（Oswald Mathias Ungers）早在1977年为西柏林的空间发展所作的方案，其基本概念就是——绿色的群岛⁽²¹⁾（Green Archipelago）。通过作者详尽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库哈斯的都市岛屿和翁格尔斯的群岛形态的根本不同点在于前者被限定于城市的体系之内，而后者漂浮于城市网络之上。似乎翁格尔斯用拆除建筑植入森林的办法切断了城市物质形态的网络形成了群岛状的城市形态，随着资本经济的潮起潮落，城市化推动的城市扩张也就在各岛屿之间发生或烟灭，而这种涌动对每个岛屿并没有决定性的影响。岛屿的多样性自然给予建筑多样的语言，可以是历史的也可以有当代特色，所以由“群岛形态”组成的大都市不会缺乏多样性和多变性。

绿色的群岛形态（Green Archipelago）

笔者认为对于作者，“群岛形态”概念的重要性不在于它是否绿色，也不在于它是否能解决当时城市衰竭的问题，更不在于它是否可以可持续地满足新一轮城市扩张，而在于它的城市的概念不再是“一个整体”而是“许多部分”，更重要的是这些部分的形式结构不同，并且之间界限分明。具备这样品质的“部分”就是作者心目中理想的群岛，而城市就是群岛的联邦。在文章最后作者写道：“尽管城市不是建筑学的目的，建筑学也不得不和城市对话。基于这个意义，城市基本上是唯一的对象，也是建筑学探索的方法：关于城市形态的决策才是回答问题的方式。”他又追问了一句“为什么要建筑学呢？”显然，在人们普遍认识到城市化影响城市物质空间的今天，作者对迄今为止各种基于建筑学自身的批评与建构完全丧失了信心，将希望寄托在对城市形态的改良之上，“群岛形态”策略也许是一剂良药。(www.chuimin.cn)

笔者也设想，或许还有另一种希望。即，鉴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并没有像马克思当年构想的那么不可救药，所以，随着未来经济模式的变异是否也会引发城市化进程的自我变异，从而给建筑学带来新的希望？

丁沃沃：南京大学建筑学院院长

【注释】

(1)关于Archipelago翻译一直没找到满意的词汇，在剑桥大学鲁安东博士的建议下还是采用了“群岛”一词，鉴于文章的核心内容是讨论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形态组织策略问题，所以将文章的“The Archipelago”翻译成“群岛形态”。虽然“走向群岛形态”对于中文来说并不太通顺，比较而言最接近原意。

(2)Log是建筑理论系列合集，诞生于2003年，每年两到三期，至今已有16期。它主要以批判理论为主，基于当今全球化语境下的都市现象讨论建筑学问题，期望重新建构建筑学的理论平台。

(3)皮尔·维托利奥·奥雷利是建筑师和教育家，他的理论研究集中在建筑形式的关系、政治思想与城市的历史，对曾经活跃于20世纪中期并很快就淡出的意大利佛罗伦萨的Archizoom小组的工作很有研究。目前他分别在伦敦AA、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和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任客座教授。

(4)Pier Vittorio Aureli.The Project of Autonomy: Politics and Architecture within and against Capitalism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2008.

(5)文章中的统治关系主要指城市管理辖区，也就是领土的权利属性。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定义，城市的经营机制是基于个体的复杂的经营关系，这些个体关系有三种类型：主人和奴隶、父与子、婚姻即夫与妻的关系。城市的辖区属性并非与生俱来，是人为的产物；而经营机制一旦形成便可以自我生长与发展。Pier Vittorio Aureli,“Toward the Archipelago”，Log Vol.11,（Winter 2008）：92—93。

(6)Ibid.,pp.96—100.

(7)Ibid.,pp.100—104.

(8)Ibid.,pp.104—108.

(9)1855年西尔达就被指定为巴塞罗那城市扩张做一个发展规划，1856年完成首轮方案。后因种种原因市政府并没有回音，接着宣布为获得更好的方案决定进行方案竞赛。其间经过各种争论最终于1859年宣布采纳西尔达的方案。Eduardo Aibar ＆ Wiebe E.Bijker,“Constructing a City: The Cerda Plan for the Extension of Barcelona”，Science Technology,＆ Human Values Vol.22,No.1 （Winter,1997）：7—9。

(10)Pier Vittorio Aureli,“Toward the Archipelago”，Log Vol.11,（Winter 2008）：97—98.

(11)Eduardo Aibar ＆ Wiebe E.Bijker,“Constructing a City: The Cerda Plan for the Extension of Barcelona”，Science Technology,＆ Human Values Vol.22,No.1 （Winter,1997）：7.

(12)这个事物可以是形式、具体的限制条件、或存在现象等等事物或事件。Pier Vittorio Aureli,“Toward the Archipelago”，Log Vol.11,（Winter 2008）：102。

(13)“无境的城市”（No-Stop City）以简单的方格网表达城市的概况，每50平方米设一个盥洗卫厕设施，每100平方米设一处垂直升降机作为城市的固定设施，其他使用空间都作为可移动的设施像家具一样灵活布置，甚至整个城市没有空间的内外之分。Schaik,Martin van,and Macel,Otakar,Exiting Utopia: Architectural Provocations 1956-76, Prestel Verlag,Munich.Berlin.London.New York,2005。

(14)库哈斯认为城市的公理是：被等方形网络同化了的网格、排除建筑与城市化的关系并使每个地块成为自给自足的飞地，这样的城市既可以维持它的功能，又可以接受任何意识形态而不影响它的基本原则。Pier Vittorio Aureli,“Toward the Archipelago”，Log Vol.11,（Winter 2008）：105。

(15)“群岛形态”为城市的发展策略，最早出现在1977年由德国建筑师奥斯瓦尔德·马蒂亚斯·翁格尔斯 （Oswald Mathias Ungers）领衔，包括库哈斯在内的设计小组为柏林的空间发展模式提出的设想：将柏林作为绿色群岛（Berlin as Green Archipelago）。翁格尔斯根据当时德国城市人口逐年下降的情况提出了缩减城市规模的主张，其主要策略是保护现有城市中有价值的物质空间部分，并用填补和充实的方法提高它的建筑密度，用建筑学的策略使保留的部分有清晰可见的边界；放弃并清除城市多余的构筑物，还以森林，以备后用。翁格尔斯的理念形成了“城市中的城市”，城市的每一个有价值的部分形成了各自独立的岛屿，它们之间的森林如同海洋。Pier Vittorio Aureli，“Toward the Archipelago”，Log Vol.11,（Winter 2008）：114—115。“可行的群岛形态”的作者奥雷利根据这一背景认为库哈斯“囚禁地球的城市”中的群岛形态的感念来自当年和翁格尔斯一起做的“将柏林作为绿色群岛”的项目。

(16)作者称之为：“Non-fi gurative”city。Ibid.p.108。

(17)此处笔者特指西方建筑学学科。

(18)Pier Vittorio Aureli，“Toward the Archipelago”，Log Vol.11,（Winter 2008）：111.

(19)汉娜•阿伦特认为和欲望、想象力以及形而上学不同，政治并不是人与生俱来的产物，政治不存在于人本身，而存在于人们之间。……人本身是非政治化的（apolitical）……政治思想基本上取决于判断（political thought is essentially based on judgment）。Ibid.，pp.109—110。

(20)传统建筑学科的形式往往作为独立的讨论对象，无需顾及其他关系，包括与讨论者的关系。

(21)Ibid.,pp.114—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