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城市：内战到新政的变迁

2023-11-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美国城市——从内战到新政》前言乔尔乔·丘奇等这里汇集了四篇论文，共同研讨了一段时期以来关于“作为历史批评/重要问题的美国城市”这一主题。在对美国社会的历史研究及其文化生产的各方面的分析中，加以全新的批评尤为紧迫。在美国社会中，从想法到应用所需的时间大大短于其在欧洲资产阶级文化中的关键时期所用的时间。这里所揭示的美国城市是巨大的、不遵守形式的技术产物。

《美国城市——从内战到新政》前言

乔尔乔·丘奇等

这里汇集了四篇论文，共同研讨了一段时期以来关于“作为历史批评/重要问题的美国城市”这一主题。但如果读者想看到对内战到新政时期的美国城市的概括性历史分析，哪怕是最简单的分析，恐怕也只会无功而返，因为我们并不打算提供全面的历史叙述。这四项研究确实都讨论了某些观点的必要性，有时也涉及同样的时期与事件。但我们的工作不是针对这些具体的关联，而是试图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论证来讨论同一个问题。

这是由我们选择问题的特殊研究现状造成的。事实上，尽管已经收集了数量庞大的资料，也有大量关于这一主题的文献，但还没有人写过美国城市史。尽管这使填补该领域的空白变得诱人，不过这不是关键，迄今为止决定我们工作的是，除了常规看法，还缺乏洞察这一问题的解释性观点。

这种现状导致的困难可以解释，为什么关于美国城市的历史文献如此丰富庞杂却仍不完整。这些著作多种多样，从社会学、技术等层面解释了城市现象。它们耐心且尽可能汇总的信息，通常具有很高的文献学深度与准确性。这些著作的优点在于提供了大量广泛的资料和线索（approach）。即使如此，它们也不能保证穷尽所有的材料，并且由于采用相似的视角阐述了最基本的问题，最终也只是提供了简单的资料汇总。不管怎样，这些文献学和重构的观点为我们打下了基础，比如梅尔•斯科特和约翰•W.雷普斯等人的研究。

另一种类型的历史研究则对事实作出带有强烈倾向的解释。这种研究是根据预设前提下的评判标准展开的，这导致它们更注重证明概括性的、通常带有“进步论”标记的论题，而非资料的完整性。这类著作往往生动而令人鼓舞，比如其中著名的路易斯•芒福德的作品；但它们也明显对事实进行了选择性使用以及长篇累牍的解释。所以，当阅读这些著作时，读者如果发现观点总是十分清晰，结论也很容易解释的时候，就应当警惕书中由于对某些特定事件的忽略或强调而造成的对事实的歪曲。

另一类对美国的批判，包括詹姆斯•马斯顿•菲奇以及文森特•斯卡利的作品，试图在总体上重构美国的建筑与城市规划的状况（现象）。然而，若这一总体的构建已经形成，就只有花大量工作将其分解后才能运用其批判性的成果。

除了这些综述性作品，有关建筑与都市的美国文献在细节与专门化的研究上都极其丰富。想要对数量如此庞大的材料分类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对那些耐心阅读本书四篇论文注解的读者来说，其广度与重要性还是有可能被掌握的。这些注解被编排为参考文献指南，以帮助读者进一步研究。

在我们看来，本书的几篇论文具有两个主要特征，使其有别于上述任何一类著作。首先，我们关心的是验证一个重要假设。该假设建立在以欧洲资产阶级文化“启示录”（the“great apocalypse”）为代表的、极其重要但片面的事实上。经过长时期以及频繁的运用，这一假设已很成熟。但这四篇论文所揭示的城市问题，迫使我们再次去验证这一假设的有效性。在面对新世界的历史时，这一批评脉络中发展起来的某些极不协调与不切题的主题，常常会误导研究者。事实上，我们在研究中已经发现，美国的历史不仅与欧洲不同，而且简直是另一种历史。因此，必须找到新的解释方法和思想倾向（tedencies）—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写了四篇文章而非一部综述性的历史。寻找新的视角并不意味着我们质疑已经很成熟的方法或批评观念，只是反映了我们对用于判断与争论的新基础的需求，揭示其他运动和倾向的需求，这些视角可能存在矛盾，但不管怎样，它们已在分析尝试的过程中存在和被使用了。

这个问题的特定状况导致了我们工作的第二个基本特点。由于我们强调某些方面和详细说明某些趋势而非其他，我们所重建的事实本身就暗示了我们希望提供的解释方法。基于这样的假设，一系列惯用的批评方法在这里被视为是理所当然的。在这些论文中，读者会发现叙述性的段落，简明的历史重构，以及对复杂事实与现象的简单提及；这些涉及的事件和假设都是为了说明我们打算讨论的问题。

可能作为现代批评中的第一次，里昂•托洛茨基在早先的著作中曾经提出，在艺术批评和资产阶级文化价值的批评中必须采用阶级观点。这一阶级观点的建构源自马克思主义，但不能把它作为现成公式套用在宣告资产阶级智力产品优劣的问题上。关键在于，面对复杂的现象和资产阶级文化价值所体现与阐释的历史批判成果时，要在历史分析的层面上，持续地对这一观点进行批评和更新。

在对美国社会的历史研究及其文化生产的各方面的分析中，加以全新的批评尤为紧迫。我们不赞成学术上对此文化产物的鄙视，并非因为这种态度是错的，而是因为这种态度无助于解释随时间而变化的趋势。它们无助于我们的理解，因为它倾向于抹杀现象与问题，我们可能不关心这些现象与问题的形式，但我们必须不断地认识其机制。

我们希望本书的研究能引起读者关注的正是这些机制——为此我们甚至不惜忽略更有吸引力和更常见的论题。我们的工作旨在说明，文化产品和意识形态的整合不仅仅基于隐含的行业，而且也基于易于理解的技术；一般来说，也部分取决于知识的生产。我们的研究中得出的最重要的事实，是意识形态与文化被直接变换为技术并运用，即使是在意识形态最退化、文化最弱、技术也最不显著的地方。在美国社会中，从想法到应用所需的时间大大短于其在欧洲资产阶级文化中的关键时期所用的时间。在我们看来，对这一短暂时间跨度的理解要比写一部综述性的美国城市史有更为重要的贡献。

这里所揭示的美国城市是巨大的、不遵守形式的技术产物。隐藏在这特定城市形式背后的缘由，可能是分析该国城市形成之历史过程的起点。然而如果历史写作仍不断地忽视这些联系，那么这一因果关系的创造性结构、机制及其科学效率永远也不可能被弄清楚。事实上，正是通过历史与功能的复杂联系，都市文化成为转化的技术，在最低层面上以一致的形式控制劳动力，在最高层次上则转变成为新的针对社会均衡的设计，建筑和都市生活起着微不足道的作用。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通过对城市结构的制约开启了巨大的转变过程，正是这些联系使建筑和城市规划方法成为转变的工具。然而为了辨识和检验这些趋势，不是把它们作为思想而是作为决定性的历史事实，显然就必须理解这些转变对知识生产所施加的影响，同时也必须运用新的解释历史的方法。

本书的四篇论文中，第一篇和最后一篇讨论了城市实际的情形，以及城市操纵者的所作所为对城市形成的影响，同时也讨论了与之相联系的“官方”文化。自由主义城市中，管理控制法则与改革者干涉的交替构成了美国城市资本主义发展的辩证过程，也是与上面两篇论文相关的主题。第二篇和第三篇论文则论述了美国“传统”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待城市的各种态度。(www.chuimin.cn)

一般而言，经济大萧条决定了我们如何处理物质。1893—1894年，伴随着极度的沮丧和普尔曼（Pullman）罢工而来的是自由放任主义时期。与这一变化时期（这个变化时期为共和党执政铺平了道路）相应的是城市规划的突然转向，从而产生了哥伦比亚博览会——第一次将仍屈从于混乱城市的建筑计划与“未受损害的”景观整合在一起的真正尝试。以帝国主义政治为标志的共和党获胜到1907—1909年经济危机的这段时期，也见证了华盛顿、旧金山和芝加哥大规划的产生。这些规划并不是这个国家进步文化的产物（这些规划反而是反对进步文化的），而是“官方”文化的产物。经济与政治的权力决定了官方文化的目标与形式。丹尼尔•H.伯纳姆著作中所列举的城市美化运动（即构成本书第一篇论文的主题）在开放政策的假设下，场所成了“皇城”的设计。

第二篇论文所致力的主题—进步论者所遵循的道路—则完全不同。这一研究提供了大量材料，到本书出版之前它所涉及的现象在意大利很少为人所了解，见证了以职业道德选择大自然为基本参照的18和19世纪的神秘乌托邦；还有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的著作以及20世纪20年代的地域主义，寻求与现实建立积极联系的地域主义的渐进论（progressive）思想。这一系列现象贯穿于1929年大萧条前的时期，本书将其解释为新政“传统”。

自然的意识形态还有别的表达途径。第三篇论文考察了边疆的神话。边疆神话构成了美国传统中的主要部分，从先验论到20世纪20年代的回归自然运动，边疆神话都是美国思想中不可动摇的因素。该论文也将注意力集中于各种不同的土地运动及其影响，这也许可被视为是最初也是最重要的恢复建筑的“人文主义”精神的个人努力：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作品。在这一背景下对赖特作品的研究，揭示出在广亩城市（尽管广亩城市理论是一种倒退的意识形态）与田纳西山谷项目之间存在着的历史性联系，将彼此对立的地域主义与“自然主义”隐隐地联系在一起。

最后一篇论文在城市逐步走向混乱的过程中讨论了“乱序的城市”。就此过程而言，摩天大楼可能是试图控制城市形式的努力中最矛盾的一种尝试——摩天大楼可视为一种“事件”，一个“无序的个体”，公众中引人注目的物体，技术权力的表现。当进步论者在为争取更好的建筑和城市标准而斗争，以及在区域层面上寻求解决城市问题的办法而奋斗时，商业巨头在城市大萧条前夕发现了大量投资建筑行业的好机会，而这有着更加立竿见影的效果。

还有很多必须在开头声明的重要观点没有涉及，很多重要的假设尚需验证。本书是初步的研究成果，我们希望这一研究能有进一步的发展。本书于1973年以意大利文初次出版，未做英语版本的修订，但还是不完整地更新了个别参考文献。

我们的研究开始于1969年。在1969—1970年，威尼斯建筑学院建筑历史研究所的部分成员组织了一系列以美国建筑与城市历史为中心的课程，教学工作形成的一部分研究成果在本书之前已发表。这项研究工作也得到意大利国家研究理事会的资助。

我们的论文是信息与观点不断交流的成果，我们必须对参加我们的讨论并通过批评与建议帮助我们的人们表示感谢。我们的研究所用的大部分参考书与文献资料来自意大利、德国、英国和美国的图书馆与档案馆。尤其重要的是，如果没有一些美国研究机构的协助，我们不可能有任何值得一提的成果。

我们要向所有帮助过我们的人表示感谢，特别是那些为我们的研究提供材料的朋友们。首先要感谢贾恩卡洛•德卡洛教授，他在美国档案馆与图书馆提供的帮助是展开长期研究不可或缺的。康奈尔大学的约翰•W.雷普斯教授和奥斯瓦尔德• M.昂格斯教授、东柏林建筑学院的库尔特• 容汉内斯、哥伦比亚大学的乔治•R.柯林斯、西顿霍尔大学（Seton Hall University）的爱德华•夏皮罗、匹兹堡大学的罗伊•卢博夫、堪培拉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彼得•哈里森，以及纳比勒斯大学的卡洛•多利奥和威尼斯大学的乔治•泰斯特博士所提供的帮助和给予的建议对我们来说也非常重要。

在我们的研究过程中，安娜•基里亚•丹尼利博士和埃琳娜及莱斯利•马达吉边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批评，并给予研究材料上的帮助，对此我们表示感谢。我们也要特别感谢克拉伦斯•S.斯特恩善意地允许我们在威尔玛•布赖特的协助下查阅他的私人档案。其他主要与美国区域规划协会（Regional Planning Association of America）有关的材料则来自斯图尔特•沙斯和查尔斯•S.阿舍尔教授。

康奈尔大学的地区历史与大学档案收藏（处）的管理者与员工，特别是馆长埃贝尔•芬奇的善意与殷勤有礼的协助对我们的工作是至关重要的。奥林图书馆、康奈尔大学工艺美术图书馆、纽约公共图书馆、纽约历史协会和国会图书馆缩微胶卷部门的职员在我们收集参考资料时提供了有价值的帮助。其他向我们提供了类似帮助的还有芝加哥公共图书馆的埃尔达•科隆博和西尔维娅•阿里戈尼，哈佛大学档案馆的哈莱•P.霍尔登和M.埃伦•里尔登，哥伦比亚大学艾弗里建筑图书馆的梅•M.斯通，爱丁堡国立图书馆的帕特里克•M.卡代尔，以及在罗马的美国研究意大利中心的亚历山德拉•平托•苏尔迪，我们也向他们表示感谢。美国建筑协会会刊的助理编辑玛丽•E.奥斯曼也提供了有意思的信息。

我们第一阶段研究所使用的材料来自美国的图书馆，是路易莎•达尔科在1970年收集的，对此我们表示特别的感谢。路易斯•芒福德善意慷慨的帮助则大大便利了本书的编写。没有他的帮助，他所提供的材料和产生的兴趣，我们的研究成果会相当有限。

最后，威尼斯建筑历史研究所的员工提供了很多帮助，大大减轻了为准备这四篇论文所需的组织工作的负担，我们对此也表示诚挚的谢意。

乔尔乔•丘奇：意大利建筑历史学家，威尼斯建筑学院教授

(译者:诸葛净、吴静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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