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视野下的资本主义城市：建筑文化研究第2辑

社会主义视野下的资本主义城市

罗伯特·C.旺布利

一种呆板僵化的范式长期束缚着美国建筑学（建筑、设计和规划）的历程。尽管样式和技术在渊源、演变、趋向等语境下更替不歇，而对样式和技术本身的关注却恒定无改。建筑学的发展受困于不懈地探究建筑的营造及其面目的个中原委。此范式某种程度上不失优点，除制定易于图解构成的要素原则以外，甚或异化为改变意即进展的辉格党式历史观的建筑学翻版，更使繁复杂芜得以纯净化了。譬如，现代建筑之紧迫困惑的化解，即有赖于显著创新的发端或经由包豪斯和国际式对样式和技术的溯本求源。这一切无可避免地归功于曾明显受过路易斯•H.沙利文影响的弗兰克•劳埃德•赖特，而沙利文反之受益于曾将罗马风格引入商业建筑的亨利•理查森。如此循环往复地从样式诱发样式，从技术诱发技术。美国对待“为何”的历史偏见远甚于对待“如何”（也许源于空想实用主义），可能正是这一点助长了范式的沿袭；而因此导致的建筑决定论促使了设计源泉出自先前设计的态势，导致了仅仅只有专业者才有兴趣的、规训式的井蛙之见。

诚然，亦有不受范式束缚的情形。诸多尝试意欲将设计与社会、政治和经济倾向链接，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刘易斯•芒福德积案盈箱的著作乃最具影响力者。绝大多数美国建筑的社会史将设计看待为历史性变迁中不甚积极的被动力量。在韦恩•安德鲁斯（Wayne Andrews）的《建筑、雄心和美国人：一部美国建筑的社会史》（Architecture,Ambition,and Americans: A Social History of American Architecture,1964）和约翰•伯查德（John Burchard）、阿尔贝•布什-布朗（Albert Bush-Brown）的《美国建筑：一部社会与文化史》（The Architecture of America: A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1961,1966）也许是有关流派的最著名例证，在这两部书中建筑、技术、艺术、政治或任何其他因素都被归结为映衬“时代征候”（the climate of the times）这一共同特性。20世纪20—30年代包豪斯风格建筑是否呈现出不屑于实证主义而将传统的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价值观念一味摒弃呢？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意识流文学、无调性音乐、抽象绘画、存在主义以及量子理论也是如此，而各类因素交相辉映导致文化史与极低限度的自由意志之间达成共识。

显而易见，各个时代存在共通话题。但是恰如“新社会史”意识到差异、对立、嬗变之力度及基于各自立场的公众行为一样，“新”建筑史确实复原了各种方式，其中设计影响着人，设计被人影响；它确实充当了历史变迁的代名词；它确实展现了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苑景且使之成为独一无二的审视门径。萨姆•巴斯•华纳（Sam Bass Warner）以《郊区电车》（In Streetcar Suburbs，1962）一书赢得了丰硕成果，诠释了在城市扩张的更宽泛语境以及居民室内生活的私密小环境中，特殊居住类型的意义所在。该书产生了超乎寻常的影响力。自此，致力于公共空间的尼尔•哈里斯（Neil Harris）、致力于百货商店、棒球场及剧场的冈瑟•巴尔特（Gunther Barth，《都市人：19世纪美国崛起的现代城市文化》［City People，1980］）、大卫•韩德林（David Handlin，《美国家庭》［The American Home,1979］）、多洛雷斯•海登（Dolores Hayden，《美国的七个乌托邦：社区主义的建筑体系，1790年至1975年》［Seven American Utopias,1976］ 、《国内大革命：女性设计的美国家庭、社区和城市的历史》 ［The Grand Domestic Revolution,1981］）、格温德林•赖特（Gwendolyn Wright，《道德主义与典例：芝加哥的国内建筑和文化冲突，1873年至1913年》［Moralism and the Model Home,1980］、《筑梦：美国住宅的社会史》［Building the Dream,1981］）、雷姆•库哈斯（其出人意料却生机无限的《癫狂的纽约》［Delirious New York,1978］以及其他学者皆阐明了建筑物和建筑理论所固有的或传达出的社会意义和意识形态内涵，并且将其视为更普适文化现象的线索。我们现在谈到的这本《美国城市》 （The American City）与前面的那些书大相径庭，原因是此书由四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兼城市理论家在域外写就，而作者们整体上对于设计的理解方式赋予该书以极强的力度。

丘奇、达尔科、伊利亚、塔夫里的基地设于威尼斯大学的建筑历史研究院。即使他们曾造访过美国，但其与司空见惯的、数据收集与分析的美国式方法存在的落差，再加上他们特殊的实践与意识形态背景，使其研究对大家颇多裨益，并激发他们采取了令美国读者耳目一新的方法。由于这些名字并非耳熟能详，更由于这部书是四人合著，有必要区分一下每位著者及其早期的工作情形。曼弗雷多•塔夫里是这一研究团队中公认的领衔人物，其早先译本如《建筑与乌托邦:设计与资本主义发展》（Architecture and Utopia:Design and Capitalist Development ,1980）、《现代建筑》（Modern Architecture,1979）、《建筑学的理论与历史》（Theories and History of Architecture,1980）以及在欧洲出版的、不胜枚举的有关“后文艺复兴”设计的文章，实际上在过去十年中已在欧洲建筑理论家中间具有一定的影响。一般而言，塔夫里在其写作中执著于理论或批评意识形态而淡化建筑分析本身。但其在《美国城市》一书所贡献的长达140页、题为“祛魔之山：摩天大楼和城市”（The Disenchanted Mountain: The Skyscraper and the City）的文章中，却集中讨论了从1922年芝加哥论坛报大厦竞赛到20世纪50—60年代匹兹堡金三角区开发这一历史过程中，摩天大楼与城市规划之间令人不安的联系。

乔尔乔•丘奇长期关注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已为意大利期刊读者或美国讲座听众所熟稔。此书中长达100页的那篇文章“农耕理想的城市与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广亩城市的起源与发展”（The City in Agrarian Ideology and Frank Lloyd Wright: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Broadacres），讨论的是美国思想史中建筑师思想与反城市主义传统之间的关联度。与丘奇相似，弗朗切斯科•达尔科在意大利声名昭著。“从公园到区域：进步意识形态和美国城市的变革”（From Parks to Region:Progressive Ideology and the Reoform of the American City）这篇长达150页的文章，辨析了从19世纪公园运动直至20世纪20年代区域规划协会这一百年间的若干设计理论。马里奥•玛尼恩•伊利亚曾撰写过路易斯•H.沙利文和芝加哥学派，他的“走向‘帝国之城’ ：丹尼尔•哈德森•伯纳姆和城市美化运动”（Toward an“Imperial City”:Daniel H.Burnham and the City Beautiful Movement）是本书的开篇之作，这一长达140页的文章，回顾了从1893年芝加哥世界博览会直至1911年由美国建筑师瓦尔特•波利•格里芬（Walter Burley Griffin）设计的澳大利亚堪培拉规划。尽管这四篇文章以共同的意识形态视角为前提，其差异分化恰恰涵盖了20世纪美国城市发展在物质层面上的几个主要因素。这些发人深省、具有卓越学术价值的讨论被业内外人士所称道。对此，不妨向将最初的1973年罗马版本翻译得通顺易读的芭芭拉•路易贾•拉•彭塔（Barbara Luigia La Penta）致以谢忱。

伊利亚的开篇之作是关于19、20世纪交替之际城市美化运动的一项透析。他争辩说，究其根源，城市美化运动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是由商界巨挈、政治盟友和如丹尼尔•H.伯纳姆这样的先锋设计师，协同尝试将秩序强加于由失控创业行为而导致的城市混沌无序状况之上。该运动的目的是将大都市服务体系合理化，不然持续的无政府状态可能阻碍资本积累。当时政府被认为是可以以正当的理由干预的，针对的内容包括地铁区、交通流、公众设施、政府体制和公园。然而那些最为直截了当地影响了劳作者的境况和资本家的利润（住处和工作地点）的市政设施反倒被城市美化运动的规划者们遗忘了。因此，这一运动仅是将昂贵的城市基础设施的费用社会化，以促进个人利益或平息社会动荡的一项尝试。

1905年，发生于迪尔伯恩和兰道夫街区的交通阻塞事件，恰恰为伯纳姆在制定1906—1909年芝加哥规划中希冀解决的问题提供了佐证。此区域性质的规划，将放射状林荫大道体系作为大都市的原始界限，在此界限之内煞费苦心地聚焦于公园、交通、道路以及公共建筑选址。凭借宽广的轮廓线和关键的服务性内容，该规划将秩序强加到一个漫无边际的且可开发的网格体系之上，而林荫大道与公园的间隙沦为非控制地带（“自由创业区”［free enterprise zones］的早期版本），以便以住宅与商业的形式进行私营开发。伯纳姆的草案将墨索里尼式的六层公寓（Mussolini-like six story flat）向水平方向无限延伸，表明设计者预留了商业开发自由地带的同时却极少考量工人的诸多紧迫需求。

芝加哥金融家、承包商、交通行政官和其他涉及城市建筑行业的垄断企业家首脑，坚信成千上万的新职位势将逐渐消解劳工动荡这一症结，纷纷赞成该规划。新公园的反响可能在政治上颇为有利，1904年《美国建筑师与建设新闻》（The American Architect ＆ Building News,1904.8.6）代表该规划发表社论称：“鉴于芝加哥是抵抗情绪严重的劳工的温床……众多外来劳工工作之余习惯于在公共场所集会，意味着遵从劳工安静享乐的天性为他们提供休闲场所这一做法，是值得其他城市仿效的。”由此，不动产价值被认为将会剧增，作为该规划一部分的密歇根大街证实了这一预想，截止到20世纪20年代，原仅值1600万美元的公共性改进项目，竟增值1亿美元之巨。

在讨论伯纳姆对其他美国城市的规划之余，玛尼恩•伊利亚以指出城市美化运动的最为成功之处在殖民地片区作为其论述的尾声。在菲律宾的马尼拉和碧瑶，伯纳姆实现了其规划意愿，因为根本不存在来自当地的强烈抵制。城市设计过去常常消解当地传统的历史权威性，漠视民众与城市需求，试图建立一个帝国权力象征或一套理性的公共使用空间和基础设施配置。以后的开发，诸如堪培拉、新德里及巴西利亚(加上它也许是玩笑之谈，当然同样是美国城市更新项目)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玛尼恩•伊利亚认为，当殖民法则或军事法则创建了此种无历史痕迹的、在投资者建立的美国城市中十分罕见的地区类型时，城市秩序被最大程度地实施了。(www.chuimin.cn)

伊利亚一文中最令人激动的部分之一是对由丹尼尔•H.伯纳姆设计公司于1902年设计的纽约熨斗大厦的表述。即使其高度与形式使其即刻成为城市标志物，伊利亚仍令人信服地指出，假如以已被当下遗忘的朱利叶斯•F.哈尔德（Julius F.Harder）于1898年提出的纽约美好形式的规划为依据，熨斗大厦的最大意义来源于其地点和方位。哈尔德希望采取以放射状林荫大道为特征的径向规划替代原有网格体系，甚至既存的百老汇在内也发散自位于联邦广场的一个枢纽。麦迪逊广场的熨斗大厦位于百老汇与第五大街交汇处，不仅是妥善处理重要的斜角交叉口的极佳案例，也是哈尔德规划中未来曼哈顿的指北针式象征物。因此，相比于其他摩天大楼，此大厦更为成功地解决了美国设计中的一个严重问题，即如何将在竞争机制下相互争斗的企业仓促建造的个体建筑群（杂乱无序且意义随性的），融入欧洲的有序结构和服务特性共同协作的综合体系（已为垄断资本家和城市美化规划者所喜闻乐见）中？此困惑是玛尼恩•伊利亚一文的论述主旨。

塔夫里认为，入围芝加哥论坛报新总部大厦竞赛的美国方案均是异想天开。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作为孤立的建筑单体（仅从透视来看），设计时极少或根本不考虑技术先决条件要求的表达，而这正是欧洲和路易斯•沙利文这样的美国设计师所倡导的。他们夸示形式的细枝末节而不顾其对城市环境所施加的影响，且忽略了设计行业时下所处的“语境”。竞赛原则大大助长了建筑师们忽视对城市规划专家思想的透析，但也折射出纵容建筑师拥有“自由领地”的总体美国式策略。而与此相悖的策略，则鼓励摩天大楼成为基地与城市间的“协调因素”。此策略由1890—1910年间的芝加哥建筑师发起，以熨斗大厦（由芝加哥建筑师设计的纽约地标）为代表作品，而此时已萎靡消亡了。

卡斯•吉尔伯特（Cass Gilbert）的新哥特式获胜方案耸立至今，其重要意义在于其外观上的自说自话证实了剥离城市实质内容的浮华形式是毫无意义的。吉尔伯特的建筑尤其保守，是由于其设计时间出现于欧洲规划理念（特别是柯布西耶的理念）开始对美国建筑制图师如休•费里斯（Hugh Ferris）和建筑师如雷蒙德•胡德（Raymond Hood）产生重要影响的时段，而欧洲规划观念是将城市展望成服务于集体资本的统一结构体系。休•费里斯在《明日大都会》（The Metropolis of Tomorrow）一书中令人沮丧的摩天大楼草图，既表达了公众的暗淡抑郁情绪，又描绘了物质环境场景。雷蒙德•胡德的乌托邦城市中心，在其1929年的“曼哈顿1950”（Manhattan 1950）规划中达到登峰造极，暗示了要抵制投机对城市形态实施的全面控制。不过，倒是洛克菲勒中心（Rockefeller Center,1931—1940）溯本求源至1926年，最终预示了城市的未来。

洛克菲勒中心代表了一种化解建筑的自我表达与有序的城市主义之间分歧的方式。其表明集体经济实力的增强有赖于私人资本投资的增长，这终止了公众控制大规模的建筑项目这一乌托邦理想，产生可在其他地方以小尺度无限复制的原型。在匹兹堡金三角地区、纽约炮台公园城等处，以及那些以这种象征着合作力量的组织方式产生的复合街区和超高层建筑之中，公共资产持续不断地为个人资本服务。换言之，与日俱增的密集拥塞状态也许将摧毁城市中心残余的魅力。

《美国城市》一书中的另两篇文章同样富于挑战性且更具针对性。弗朗切斯科•达尔科以19世纪与道德改革相关联的规划为起点，以20世纪服务于城市运作与更新并被视为一门科学技术的规划为终点，追溯了城市规划这一演变历程。因崇尚革新的思想意识所迫，这一变革经由设计城市公墓、社区乌托邦、公园和停车系统、浪漫性郊区和公司城镇，经由区分水文地质区域，保证资源配置以及投资阿巴拉契亚专线得到的实践经验而显得更为有效。在革新时期内，业内人士最初反都市的偏见日益暗淡，然而，反都市思想却在诸如森尼赛德、皇后区、拉德本、新泽西州等地区，（也许添上）郊区购物中心，甚至在那些坐落于市中心的如波士顿昆西市场和巴尔的摩哈伯赛德市场的区域规划协会的分散主义概念中得以旧话重提。

在20世纪30年代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广亩城市构想中，城市及其结构的去都市化的倾向得到了支持。而丘奇认为广亩城市是美国长期以来反都市思潮的一股支流。在20世纪20—30年代，城市绿地新政（New Deal Greenbelt towns）、“十二南方人”（the Southern Agrarians）及拉尔夫•博尔索迪于纽约萨芬所做的实验都使反都市问题死灰复燃。丘奇将赖特视为最后一位伟大的继承托马斯•杰斐逊、彼得•克鲁泡特金、威廉•莫里斯、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亨利•乔治和哈姆林•加兰之意识形态传统衣钵的反城市主义者。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的十多年里，赖特渐趋认为民主理应基于小尺度、分散、农业和商业的单元。即使他的这一模式谨慎地控制着空间幅度，但丘奇指出广亩城市并无社会策略，且经济分析也是完全空白的。但无论如何，此模式贯穿了赖特职业生涯20年之久，也是联系19世纪反城市主义论与当下远离美国城市的运动的纽带。丘奇的文章对于赖特研究具有特殊裨益。

当今一系列的城市发展迫使全体公众、知识分子及学术团体更加意识到设计的社会意义所在。汤姆•沃尔夫（Tom Wolfe）的《从包豪斯到我们的家园》（From Bauhaus to Our House,1981）一书表达了对城市更新项目和超高摩天大厦的不满和对浮夸的后现代主义新高层建筑的蛊惑，令人立即联想到文物保护行为、老城区中产阶级化、（保护和维修历史建筑的）标志性建筑委员会、电影及畅销书籍。既然传统的学术学科也被渗透乃至开始对设计产生兴趣，历史学家们或许能够对这部大作的诸位作者们所运用的、界定文化意义和政治思想的研究路径和论述范畴作出中肯的评价。《美国城市》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同时又能激发阅读兴趣，插图精美，富有洞察力，可读性强。总之，这是一部阐述20世纪美国人如何构建其生活环境的佳作。

罗伯特•C.旺布利，纽约市立大学历史系教授。

（译者：萧玥、王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