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弗雷多·塔夫里与《计划与乌托邦》－威尼斯建筑文化研究

威尼斯之梦——曼弗雷多·塔夫里与《计划与乌托邦》

胡恒

2007年，意大利拉特萨（Laterza）出版社发行塔夫里的《计划与乌托邦》 （Progetto e utopia）意大利文新版，普里尼（Franco Purini）为之做了长篇序言。在一个全球建筑文化格局走向无序、自由流动的播撒状态之时，将这样一本35年前的、已成经典的、貌似应该留在我们美好回忆的小册子再度严肃地推到眼前（这和例行公事式地印刷粗陋的英文再版完全不同），未免让人心生诧异。意识形态批判，这一带着浓重时代特征的古董理论，现在还有重提的必要吗？全球资本主义已经将老式的阶级斗争过渡到后现代的生态、文化、性别等斗争之上。时移境迁，意识形态批判看上去已无存在的基础。那么，这本书只是一次单纯的怀旧之旅？或者是对当下沉闷乏味的建筑写作状况的一个无声嘲笑？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意识形态批判是否真的成为过去式，这是见仁见智之事。一个较为普遍的观点是：我们也许身处一个真正需要批判的时代！因为，在后政治泛滥成灾（资本全球化，第三条道路大行其道，传统的激进左翼向温和左翼靠拢）的当下，批判作为一种武器，一种道德力量，已几近消亡，它前所未有的迫切需要被我们重新拾起，因为只有它才能使得激进左翼重获生机。

这一观点固然有些道理（它已被广泛接受），但仍然没有命中靶心——为当下困境而在过去寻找答案只是历史循环论的旧病发作。这多少将该书（以及意识形态批判理论）降格为一件功能性的技术工具。在我看来，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向我们暗示了一个基本规则（理论和时代的直接相关性），以及对这一规则进行破格的必要（对这一相关性的历史性思考）。不同时代需要不同理论形式相应和，对于写作者来说，这已经是职责所在。所以重温35年前的那个时代最鲜活的理论和时代的撞击，迫使我们自问一个问题——我们如何创造出属于本时代的理论？塔夫里的《计划与乌托邦》是一个榜样。更为难得的是，它给出的既有确定答案，也是关于这个答案的否定性思考。换句话说，它一方面向我们展示出意识形态批判和建筑的时代关联，另一方面也表达了这一关联的历史性——在时代的变化如此复杂难测之际，我们应该如何调整理论反应？如何保持理论的敏感性和连贯性（这是理论效用的必要条件）？如果我们不害怕做出激进假设的话，那么，这本书或许最终说明的是，理论本身并没有意义（书的前后两段相衔接的部分存在着理论方向的微妙转换和内在矛盾）。写作的价值只存在于作者的思考深度和力度——这个标准似乎也很含糊。但是，也许只有这才是超越时代的，也许这才是我们应该捧起它来读读的真正原因……

无论如何，回到那个激动人心的时代是第一步。这是该书的塔夫里个人写作史和意大利当代政治史双重背景的交叉点。

1968年，塔夫里来到威尼斯建筑学院（IUAV）担当建筑史教授。这座一向以“宁静高贵”著称的城市已是乱成一团。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学校、街头，甚至连第34届威尼斯双年展也成了战场。在意大利左翼力量面临僵局之后，“学生运动”似乎有力地证明了“新左派”干预和控制学校机构的能力。已被长久等待的革命就要来临。1968年，在参加学生运动的大学清单中，建筑系占了一大半，都灵、米兰、佛罗伦萨的建筑系，威尼斯的IUAV都在其中。

在这个风口浪尖上，塔夫里没有和学生一起“到街上去”，而是投身在学科思想的重建上。甫入IUAV，塔夫里便迅速展开了和其他系的左翼知识分子之间的合作，参与到那些政治刊物之中。“走向建筑的意识形态批判”（“Per una critica dell’ ideologia architettonica”）一文就是第一个成果。该文于1969年发表在《反设计》（Contropiano）杂志上。它是《计划与乌托邦》一书的前身，也是第一篇明确的以意识形态批判作为理论坐标点的建筑论文。《反设计》并非一本专业建筑杂志，它是一本政治刊物。4年间，除了塔夫里和几个同伴的文章之外（平均一期一篇），再无其他建筑内容。

从1968年第一期所刊载的托尼·内格里、马里奥·托隆蒂、卡西亚里等文章，我们可以看到《反设计》的理论方向。与诸如《红色手册》之类的研究社会学主题的杂志不同，它希望开辟有所区别的文化与意识形态场地。它试图在左翼思想家的世界中界定一个非常精确、开放的位置，通过深入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将之与意大利复杂特殊的现实建立起联系，以达到知识干预社会、政治的目的。其中有一项工作是前所未有的，那就是“借助于批判式的分析，借助于暴露出谬误，来瓦解敌人的态度”。这里的敌人不是指那些制造意识形态的资本主义理论家，而是“那些确信世界可以通过观念的实施就能变好的‘原型’左翼思想家”。

在《反设计》的编辑阿尔贝托·罗萨看来，“走向建筑的意识形态批判”和《反设计》的政治立场完全一致：“它一直坚持着两条基本的研究路线：一方面是对阶级斗争问题展开分析，这一分析既是在历史与理论层面上，也是在当前的阶级斗争层面上（所以我们称之为‘工人的科学’ ［workers’science］）；而另一方面则是对大众资本主义社会中观念的和文化的上层建筑进行分析（用马克思的术语，我们称之为‘意识形态批判’ ）。”这里的意识形态批判的含义显然来自于马克思——“建筑的意识形态被看做是资产阶级知识法则”。

罗萨认为，塔夫里的写作立足于第二个层面，但最终的目标是在第一个层面产生作用。塔夫里的意识形态批判的位置有些特殊之处。它不是针对普遍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上层建筑的建筑的意识形态生产，而是针对左翼知识分子的行为——也即全方位的对所有知性的、政治的示威运动（和工人运动传统相关的）进行去神秘化。

4年之后，《计划与乌托邦》出版。“走向建筑的意识形态批判”原文的六小节（1.理性的冒险：启蒙运动时期的自然主义与城市；2.形式回归乌托邦；3.先锋派的辩证法；4.“激进的”建筑与城市；5.勒·柯布西耶在阿尔及尔：乌托邦的危机；6.资本主义发展与意识形态的冲突）变为八章。最后一章标题改为“作为结论形式的问题”。各章有不同程度的增补，另外新增两个章节：第3章，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第7章，建筑及其重影：符号学与形式主义。

曼弗雷多·塔夫里（Manfredo Tafuri,1935-1994）

《计划与乌托邦》（Progetto e utopia），2007年曼弗雷多·塔夫里

《反设计》杂志的封面，1971年

塔夫里在前言中概述了其意识形态批判工作的几个要旨。“走向建筑的意识形态批判”一文，就是“用意识形态批评所提供的方法，来重读现代建筑史，用最严格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认同的术语，来理解现代建筑史”。塔夫里直言不讳地指出，意识形态批判是历史研究的工具，而不是一种革命的行为。其研究场地是：苏维埃的意识形态和规划实践，城市的社会民主管理，美国建筑与城市。其理论背景是：德国早期社会学，意大利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本雅明。研究的两大问题是：历史先锋派运动和大都市之间的关系，知识分子工作和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关系。

意识形态批判是一项历史研究，这是塔夫里与罗萨的分歧。应该这样说，罗萨所认为的意识形态批判（即对左翼知识分子运动的去神秘化），在塔夫里这里有一个专业化的考虑。塔夫里没有只将批判指向此时此地的知识分子，而是在一个特有的学科区域内拉出一个长弓——将意识形态在建筑史中的一个完整发展阶段全部呈现出来：启蒙至现代运动之前（19世纪末），现代运动（20世纪初至二战结束），现代运动结束至当下。第一个阶段，建筑的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城市结构应运而生；第二个阶段，先锋派们对新的城市现实作出不同的激烈反应；第三个阶段，大工业资本使建筑的意识形态陷入巨大的危机，“作为规划意识形态的建筑学不得不让位于规划现实的建筑学”，知识分子应该如何面对这一切？

建筑的意识形态、城市、大工业资本，这些只是背景。塔夫里所做的是，在此背景中对某些人（知识分子和类知识分子）的工作进行精确界定。第一个阶段有劳吉耶（Laugier）、皮拉内西、安东利尼（Giovanni Antolini）、杰斐逊、朗方等人。第二阶段有希尔伯施默、恩斯特·梅、马丁·瓦格纳、柯布西耶等人。第三个阶段塔夫里留下空白—在《计划与乌托邦》中，这部分补充进来。对塔夫里来说，前两个阶段只是引子，对早期知识分子活动的界定是对学科进行意识形态批判（清除学科的意识形态）的一个关键部分。这些工作最终目的是为了引出第三个阶段（也就是关于当下）的问题—如何界定当下的建筑从业者的角色。用塔夫里的话来说，就是“技术人员、建筑活动的组织者、规划者，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形式的范围内所具有的新角色是什么样的”。因为在现代建筑衰落至今，“建筑学正面临它最不愿意看到的发展，这就是，建筑师的‘职业’地位正在日益边缘化，而且不容有什么新人文主义的迟疑，就被吞噬在社会生产计划的滚滚浪潮之中了”。

实际上，界定新的职业角色这一意识形态批判的当下任务，并不那么容易解决。按照塔夫里的思路，这部分工作还有一个让人为之头疼的延伸。那就是如何界定当下以建筑学为专业背景的知识分子的角色。直接一点的说法，那就是“知识手段如何才能对政治斗争提供帮助？”正如前文罗萨所谈到的，塔夫里在第二个层面（去神秘化，或意识形态批判）的工作，最终是要在第一个层面（阶级斗争）上产生作用。但是，这个问题对于塔夫里（还有他的同事们）来说颇为两难。因为，在“某种技术—知识分子者的工作”（这个说法有很明显的福柯味道）和阶级斗争的物质条件之间，确实有可能存在某一切点。但是更多的则可能是无可避免的矛盾。《反设计》最初所发生的断裂，其根源就在这里。

直接介入阶级斗争已经被证明为无效（内格里的道路）。但是，意识形态批判作为阶段性的工作，其成果必须有所延续。“我们现在应该结束意识形态批评，而转向对规划技术的分析，对技术用以真正影响着（关键）生产关系的诸种方式的分析。必须继续分析，在建筑活动的领域中，只在当下大家才会尝试去做的那些事。并且把自己转变成分析者——分析那些有着精确定义的经济要素，并且着眼于将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对工人阶级的重组、巩固过程合并在一起。”(www.chuimin.cn)

分析者！这就是塔夫里对自我身份的新定义。当然，在“走向批判”一文中，塔夫里实际上也是在分析——分析导致现代建筑衰落的一系列原因。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工人阶级”这个词的升温。在“走向批判”中，工人阶级这个古典型概念已经被塔夫里挖掘出来。它与现代建筑之间不成功的合作被看做现代建筑衰落的原因之一。尽管如此，工人阶级问题在文章中并不显眼，且被淹没在现代建筑的历程与资本主义文化的意识形态生产之间更为激烈的关系之中。在《计划与乌托邦》结束之时，也即意识形态批判工作结束之际，塔夫里将这个词提到一个瞩目的位置上。前言短短两三页，工人阶级却成为几个关键段落的论述中心。

“不清除掉过时的神话，人们在建筑的视阈内，自然就看不到另一种可能性在闪烁，它就是‘工人阶级’的技术。”清除掉过时的神话，这就是意识形态批判所要做的。对新的可能性的分析，则是新的工作。

在《计划与乌托邦》最后一章“作为结论形式的问题”新增的一段中，塔夫里将工人阶级的问题正面提了出来。“显而易见的是，今天，所有针对都市和地区结构的斗争，不管和工人阶级有无关系，都必须考虑到其过程的巨大复杂性。……目前在建筑活动领域中表现出来的那些过程就是例子。在意识形态批判之外，还存在着某种关于这一现实的‘党性的’ （partisan）的分析方法。‘党性’分析需要不断地在现实中辨识出潜在的发展趋势，自相矛盾的策略的真正目的，以及对独立经济领域的显在兴趣。对我来说，与这种建筑文化（它愿意接受此类操作领域）相关的，似乎还尚存着一种仍然未被触及的任务。这一任务就是，使工人阶级（他们团结在政党和联盟之中）直接面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强大力量所达到的最高状态。与此同时，将特定时刻和一般性设计结合起来。”在塔夫里所区分的意识形态批判和“党性分析”中，后者的任务是全新的。它针对的是新生的现实。更为重要的是，它还要面对一个沉睡的领域——工人阶级。也就是说，新的工人阶级和资本主义发展，以及普遍的设计思潮之间的关系被严肃地摆上桌面。

1969年意大利工人与学生游行

这里的工人阶级不是一个抽象概念。它有一个具体所指——意大利工人阶级的新模型。可见，塔夫里将新的可能性寄托在工人阶级身上是有着地理依据的。在1976年的一个访谈中，塔夫里对意大利工人阶级的问题做了透彻的阐述。一方面，转变中的工人阶级构筑起当下（60年代之后）现实的主要内容——“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合作运动对于解决住宅问题的努力是何等的不足，但是，它重组并形成了一种现在反而被分离开的工人阶级运动。……建筑工人在其公司内并不是孤立的、各自为政的，相反，你拥有连成一体的、协调共济的工人阶级。”另一方面，这一结构已经成为当下建筑学的主要内容。因为协调共济的大众，对于建筑中的（阶级）斗争的影响至关重要。在这里，工人阶级不再仅是现代建筑（那些左翼建筑师）需要处理的一个历史问题，而已经成为知识分子打碎自身的乌托邦幻想和阶级斗争神话的突破口。套用塔夫里的一个说法，它和技术—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类似于摩西与亚伦的关系——相互分离只能两败俱伤，他们唯一的机会就是合作。

最后，塔夫里要实现的一个目标是，将建筑师重新团结起来，和进入新的合作运动的工人阶级一起协调共进，成为一种政治武器；对公共规划和设计部门重新定义，对规划机构进行重组。如果按照波非里奥斯（Demetri Porphyrios）的总结，那就是“通过强迫现实重组自身，而设法有效地作用于现实”。

正如每一种理论思潮的萌发必然有时代的动机，它的衰落也是和时代的呼吸节奏相应和。方向明确、结构完整的意识形态批判，产生于1968年的意大利，在1973年趋于结束。延续而来的是“意识形态批判”之后的“党性分析”。宏观来看，这两个工作一脉相承。区别只在于研究内容从历史拉回当下现实，从对学科进行去神秘化转向对意大利工人阶级的重新分析。它们都远离青春气十足的学生运动，而与学科，以及更为激荡的意大利工人运动与政治格局结合在一起。

越加深入地卷入到政治活动当中，这是塔夫里的一个必然选择。70年代前半段的激进运动毫无疑问给予这些左翼知识分子以巨大的刺激，推动着他们的专业想象。1969年11月，2000万意大利人加入的总罢工迫使政府改变了养老金制度。1970年，大规模的工人运动迫使中左政府通过《工人权利法》。工人阶级的三大组织（意大利总工会、意大利劳动人民工会联合会和意大利劳工联盟）的会员从1968年的450万发展到1973年的600万。塔夫里的写作（批判与分析）回应着这些鼓舞人心的变化。

但是，意大利的现实极为变幻无定。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社会政治状况发生了许多恶性的变化。1973年意大利共产党和天民党的“历史性和解”是一个信号。它给国家带来的政治后果是灾难性的。1977年新一轮的学生运动得不到工人阶级的支持（拥有相对稳定职业的工厂工人不愿拿自己的工作去冒险）。虚无色彩浓厚的红色恐怖主义成为社会纷乱的主角。1980年，都灵的菲亚特冶金工人联合会举行意大利有史以来历时最久的一次罢工。但是它所遭受的毁灭性打击，成为意大利整个劳动者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从此，意大利政治陷入无止尽的衰落。

正如我们所见，塔夫里在1976年的访谈之后几乎就不再谈论工人阶级的问题。即使在1977年发表的历史研究方法论综述性的文章“历史计划”（Il“progetto”storico）中，塔夫里对此也只字不提。在随后的研究中，文艺复兴成为主导内容（1983年后，写作基本全盘集中在此）。现代部分虽然仍维持着一定的写作节奏，甚至有《意大利建筑史，1944—1985》这样的综合性意大利当代史著作问世。但是，从方法和问题式的角度来看，这些写作的重心也脱离了阶级斗争的语境。我们很难不将这一变向与工人运动由盛转衰的大背景联系在一起。每况愈下的工人运动对塔夫里转化写作方向和主题显然起了作用。但是如果说，就是它使得塔夫里政治热情降温，而重新估价现实、放弃批判、回到过去，这未免有点武断。因为事情并非简单的直线走向。

我们注意到，1973年，除了《计划与乌托邦》之外，还出版了《朱利亚大道：16世纪城市规划的乌托邦》（Via Giulia.Una utopia urbanistica del ’500 ）——它是塔夫里庞大的文艺复兴集体研究的开端。这两本同样以“乌托邦”为核心论题，但分别以文艺复兴和现代的建筑与城市为研究对象的书，并非只有标题上巧合的意义。它们标志着塔夫里对学术研究的政治性的分岔式理解。一个方向是对古典概念（比如文艺复兴）进行全新阐释；另一个方向是用政治概念重写现代建筑史。粗略来看，前者是只有极少数专业学者才能一窥究竟的学科内的智性游戏，后者是文字介入政治社会生活的否定性战争。实际上两者并无本质区别。它们相互映射：从前者角度来看，对古典概念的质疑，同样是去神秘化工作的一部分；从后者角度来看，文字介入现实的现实有其具体所指——威尼斯。按照罗萨的话说，那就是“对意识形态（以及所有政治母体）进行批判，无情地破坏了古往今来的自我幻想和自我神秘化的一切结构”。这里的“古往今来的自我幻想”如果脱离开威尼斯这一专门场所的话，是无法理解的。

所以，1977年后，当现实的巨礁将现代主义研究的冲锋小舟撞得粉碎，塔夫里对古典领域的回撤并不是策略上的转移——用万花筒般的智力游戏自舔伤口借以平复受伤的心灵。文字的政治性没有随阵地的变化而消失，它开始发挥另一翼的作用——对绵延数百年的“自我幻想和自我神秘化的一切结构”进行破解。

对于许多同时代的人来说，1968年就像一连串美妙之梦的开头。残酷的现实将其粉碎之后，他们无奈醒来，并且沉浸在对梦之余韵的回忆之中。对于塔夫里来说，如火如荼的1968年确实是一场梦，但是它并没有被1977年的现实刺穿。它变幻着形式继续做梦（噩梦、感伤之梦……）。但是，梦的持续断裂（1977年、1980年）使得塔夫里幡然省悟：我们一直身处梦中。而且构成它的不是我们目之所及的人与物这些所谓的现实之物，而是一个不可见的结构——自我幻想和自我神秘化的结构。它自文艺复兴以来就沉积在威尼斯这片土地之上（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贵族创造出了独立的人文主义，一个“其他的世界”）。这一结构如玩偶的牵线，无形地控制着我们所有的行为、思考和反应。极端一点的说法，那就是当下是梦，文艺复兴（的威尼斯）才是现实。要破解这一奇特关系，只有一个方法——分析！

《朱利亚大道：16世纪城市规划的乌托邦》，1973年，曼弗雷多·塔夫里

这里的分析已经不再是塔夫里在《计划与乌托邦》结束时所提出的“分析者”的分析。关于工人阶级、规划技术、技术对生产关系的影响方式的分析，仍然只算是外部现实的单向反射。其目的在于通过阐述出一种小写的建筑学（对应于大写的建筑学），来彻底重组建筑职业，进而重组现实。它只是第一步工作的手段。对象的范围决定了其平实的工具性。相比之下，1977年之后的分析是一种弗洛伊德式的分析。

在弗洛伊德的指引下，塔夫里重新界定了历史研究的三个对象——意识、语言和物质。它们构成一张球型薄膜（梦与现实流动地交织在一起），将历史与当下的一切东西统统包裹于其中。分析，在这里所做的就是，通过细致地梳理意识、语言、物质三者千丝万缕的交叉作用，来辨析梦与现实之间微妙的接缝，从而赋予历史与当下以新的含义。在此，历史研究和精神分析合二为一。更为重要的是，分析的自反性将写作主体也纳入其中。它使得分析主体不断更新分析路线、拷问分析的情感原质（它也是自我幻想之结构的场所），使得分析持续走向不可知的荒芜之地，走向自身的崩溃边缘和极限。对于塔夫里来说，这一关系的确立真正标志着分析的开始。当然，这些工作，塔夫里都留给了文艺复兴。

胡恒：南京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

《美国城市》（American City）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