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工记》的研究及其在中国科学技术思想中的集成之作

《考工记》，归去来兮

萧玥

引言

中国帝都形态貌似一脉相承、大同小异的表象之下，其实蕴含着质变不辍、形义叠出的异动，这是中外学者在长时段的历史描述、解释和复原之情境下，所共同困惑的。在探究中国帝都营造思想变化的内在理路这一命题上，在签注纷杂的传统文献资源和具体入微的考古实证面前，域内外同行们却在学术话语上歧义丛生而纠结不已，似乎仅仅陈显了学术史的斑斓多姿，而思想史意义上的溯源分流似乎仍旧徘徊在依稀可辨与雾里看花之间。来自异域或他者的声音，究竟是偏见抑或是洞见呢？

相对而言，中国和日本学者的研究路数较为相似，或如葛兆光所言的是狭义的“人文学性的历史记述”，长于细腻的考证而难臻体约不芜之境。欧美学者虽以偏执中的深刻示人，却不擅长甄别资料及判断真伪。究其原因，由于域外学者常将中国城市（帝都）形态的“想象秩序”作为学术取向，其“精致论述”程度的不足早已被预设过，致使中国思想或曰观念一次次地被不自觉的西方意识加以选择、评价乃至“理解”⁽¹⁾，也就不足为奇了。反之，此类将中国城市（帝都）形态纳入西方体系、映证一体性或凸显差异性的做法，被中国学者认为是以对史实的简化或曰“纯净化”为代价。近三十年来欧美汉学已越来越多地表达了对“丰富性”的渴求，除了对残缺的或文献或考古或调查的各类证据不断“左右逢源”之外，更多地表现为通过细微变化而非重大变异以寻找大背景或曰“见微知著”式的研究取向⁽²⁾。就此，南茜·沙兹曼·斯坦哈特（Naccy Shatzman Steinhardt）的《中华帝都》一书显之尤甚，堪为80年代特殊的欧美汉学风尚，或正是哈佛大学明显的学术偏好。其以《考工记》乃至元大都为切入点的做法⁽³⁾，源自美国汉学长期关注城市“营建”思想这一学统。公允地讲，欧美汉学学者清醒的学术旨趣和敏感的问题意识不无它山之石的意义。

而今，随着域内外汉学研究观念的悄然转换，中国城市（包括帝都）形态等研究范畴逐渐浮现出崭新的释义学意义上的诉求，此前中国城市（尤其帝都）形态史学同样遭遇中国史学近百年来的尴尬境地，即靠近了现代意义上的“学术”而恰恰疏离了意识形态意味的“思想”。有趣的是，甚至连原本对思想史深表关注的日本中国学学者⁽⁴⁾，除了对于“思维传统”表示兴趣外，也未试图处理如西方学者极感兴趣之“心物”问题，充其量处理的只是被历史浓雾遮蔽的文化取向。事实上，中国城市（帝都）形态研究，除需要关注中国城市（帝都）形态之文化取向外，恐怕更需要关注决定性地塑造着文化取向进化过程的思想史（或许只是承认思维传统）。日本中国学学者田中淡（Tanaka Tan）和中国学者郭湖生即在重视文献考证和技术思想前提下，各自表达了独到见解⁽⁵⁾。

那么，如果重提学术研究与思想表述、学术史与思想史之间的老旧话题，这里不妨通过对《考工记》重新加以解读，也许可能回归思想史的逆溯这一语境。由此，重新将训诂与义理（即侧重考证或侧重思辨）的研究视角或曰方法加以兼容或限定，试图寻求域内外汉学学者对话的新基点。毕竟针对形态或形态史等问题而言，单一采取过度概化或过度细化态度以处理丰富证据的做法皆不恰当。毫不夸张地说，只有通过检讨中国帝都规划经营观念上的某些主要论题或争论点及其若干限制，暂弃叶枝，才是辨识形态质变点、理解形态规定与形态实际间关联的有效途径。

一、《考工记》之“不可验证”

《考工记》是中国传统文献中首部完整勾勒城（都）形态意象的经籍著作。自汉唐以来，历经无数次注释、集解和义疏，其成书年代、版本考订等，经学各家仍屡有争论、莫衷一是，迄今依然。或可谓被完成了“思想”的循环解释，源于西汉末年被收录于《周礼·冬官》的《考工记》⁽⁶⁾，因而同时被赋予了神圣性或曰神秘性的命运。《考工记》是域内外城市史学者熟谙之极的经典著述，至迟唐代和宋代因借《周礼》传入日本和朝鲜。西方汉学学者真正接触《考工记》则要到19世纪中叶⁽⁷⁾，时隔一个世纪之后，其被李约瑟评价为“研究中国古代技术史最重要的文献”⁽⁸⁾。

《考工记》如同其他经典传统文献一般，一直给人以“不可验证”之感。长期以来，与欧美学者更关注神秘意象而非关注史实本身这一学术旨趣不同，日本与中国学者更倾向于考古证据验证文献的可靠性。毕竟先秦文献中涉及城市形态的线索凤毛麟角而显得支离破碎，实在难以采取司空见惯的“三重证据法”（文献、考古、调查三者整合）达到预期目的。因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域内外学者基于城市形态情境（context）的可信度首先应取决于资料的丰富度而言，将《考工记》作为悬置而孤立的文本搁置一旁，视其所记载仅代表着一种“无历史的”（以往带有偏见的术语而言）状态，域内外学者们宁肯将各类对其模糊甚至笼统的解释当做是假说或观念。贺业矩曾对此“不可验证”作出尖锐、甚至于证据充分的反应⁽⁹⁾，尽管他颇为艰难地周旋于《周礼》、《逸周书》及金文线索，试图系统地论述《考工记》乃一脉相承之说，但因未回答秦汉以来中国帝都诸新形制产生缘由，多数中国学者未能认可⁽¹⁰⁾。

《考工记》作为中国科学技术思想的集成之作，欧美学者未如日本学者一般，将其与《墨子》的技术史价值等同视之。如果将《考工记》从《周礼》中剥离出来，视如《墨子》 、《司马法》等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也许其固有的、真实的文献价值反而更易被认同。也就是说，在回答《周礼·冬官·考工记》所述是否曾被视若圭臬或孜孜以求的思想以前，如果通过将其与先秦诸文献与考古资料进行寻踪觅迹的考订梳理，其实不难发现先秦城市（帝都）形态（史）与呈现出的思想线索或曰思维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¹¹⁾。更有甚者，《考工记》陈述“百工之事”之由来与特点时列举了25个工种，其中匠人与轮人、舆人等相提并论⁽¹²⁾。“匠人”条目下收录“匠人建国”、“匠人营国”与“匠人为沟洫”三段文字，涵盖了测量技术、王城及宫城营建技术、水工技术三个方面，所涉及的相关建筑类型和作法、尺度表述得极为凝练，其技术倾向可窥一斑。值得一提的是，“匠人营国”与“匠人为沟洫”这两部分的文字分量相当，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这是当时营建技术的基本构成呢？这些看似具体而微的技术分类与作法规定背后所蕴含的思维传统如何，才是有待界定的关键问题⁽¹³⁾。

这里，同意采取美国学者史念慈关于使用“思想史”而不用“观念史”的说法⁽¹⁴⁾，理由是“思想”（thought）的语义边界不确定，既可指思维过程，亦指观念（ideas）等固化东西，因而语义上的含糊性是可接受的。至于中国人特殊的思维方式与分类层次，可从《老子》等文献记载中找到证据迹象。《老子》不仅表明“象天地，而非形天地”这一思维取向，更指出了道、象、形、物（器）等不同层次的内在差异与紧密关联。有趣的是，《老子》“上善若水”所谓水与道、居与地等之间的微妙关系似乎也回应了前述《考工记》的三大技术取向⁽¹⁵⁾。其实，此类文献证据不胜枚举，需要仔细辨识来龙去脉而已。如果利用汉家清儒对《考工记》“匠人”条“定其底本”

周王城图（周王朝帝国首都图）

《周礼·冬官》之《考工记》：

匠人建国，水地以县，置槷以县，眡以景。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昼参诸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

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广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阶。四旁两夹窗，白盛。门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人重屋，堂修七寻，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 ，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宫中度以寻，野度以步，涂度以轨。庙门容大扃七个，闺门容小扃三个。路门不容乘车之五个，应门二辙三个。内有九室，九嫔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国，以为九分，九卿治之。王宫门阿之制五雉，宫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经涂九轨，环涂七轨，野涂五轨。门阿之制，以为都城之制。宫隅之制，以为诸侯之城制。环涂以为诸侯经涂，野涂以为都经涂。

匠人为沟洫。耜广五寸，二耜为耦。一耦之伐，广尺、深尺，谓之甾（甽）。田首位之，广二尺，深二尺，谓之遂。九夫不井，井间广四尺，深四尺，谓之沟。方十里为成，成间广八尺，深八尺，谓之洫。方百里为同，同间广二寻，深二仞，谓之浍。专达于川，各载其名。凡天下之地埶，两山之间，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凡沟逆地阞，谓之不行。水属不理孙，谓之不行。梢沟三十里而广倍。凡行奠水，磬折以三五。欲为渊，则句于矩。凡沟必因水埶，防必因地埶。善沟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凡为防，广与崇方，其閷三分之去一，大防外閷。凡沟防，必一日先深之以为式，里为式，然后可以傅众力。凡任索约，大汲其版，谓之无任。葺屋三分，瓦屋四分。囷窌仓城，逆墙六分。堂涂十有二分。窦，其崇三尺。墙厚三尺，崇三之。

或“断其立说”之是非曲直，结合到中国城市（帝都）形态考辨，也许可寻求思想（史）、观念（史）、制度（史）、技术(史）之间的蛛丝马迹了。

二、《考工记》之“可述性”

中国城市（帝都）形态研究的关键点或出路在于，首先应从中国人的思想中勾勒线索寻求证据，而非在现代学术的西方视野下寻求解释途径。如果在思想、观念、制度、样式等一系列现代术语体系下，界定《考工记》等传统文献中有关内容的恰当层次，恐怕“制度”是最为恰当的表述即关键性的术语了。原因在于，相对于思想、观念等术语而言，制度的含义表达更为符合中国传统文献证据层面的普适要求。“制度”一语至迟出现于汉代典籍⁽¹⁶⁾，《易·节》中所谓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法令、礼俗等规范（order）和《史记·孝武本纪》中所谓“样式”（style），当属两个不同层次的含义。基于中国史学中传统文献的记述特点或曰“可述性”，采取传统史学中训诂或义理的学统，通过辨识文献证据层面（如制度等）的分类方式寻求中国城市（帝都）形态（史）的思想线索，此看似离奇无稽却相当有效的方法，也许恰可独辟蹊径地解读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模式。

清代学者戴震《考工记图》序中特别提及小学训诂的考校意义⁽¹⁷⁾，毕竟训诂、辞章和义理之学曾于中国传统史学史上循环复现过。中国汉学和日本中国学学者如郭湖生、田中淡等皆擅长以“释名”方法考证名物制度，从而使称谓用语或曰术语体系得以辨识，并且认同“制度”是符合中国城市形态史实和倾向（文化、技术等）的术语说法⁽¹⁸⁾。在中国传统城市形态研究范畴内，既然制度作为界于思想和样式之间的层次，具有基础术语体系的地位，也许以辨识制度为切入点，是更为深入理解思想如何通过技术手段落实到形态的有效途径。况且，形态史由于具有相对可靠的直接或间接证据，其相对独立的学术范畴和意义逐渐清晰，因而以此为纽带去化解思想史与技术史之间的鸿沟是必然结果。因此，辨析各类型或各专题的制度，也就成为城市（帝都）形态研究的核心和根本内容了。

《考工记》所述匠人营国制度，间杂相当的理论构想。如果考虑到它很可能是稷下之学的产物，其所论者，即便不是当时王城形态的实构，亦当是其时的热议之题。更特别的是，所述25工，只有匠人一节带有浓郁的邹衍式的色彩。若联系稍晚集当时讲经明义大成的《白虎通义》中“建国”一条独议“王者京师必择土中何”，与《考工记》所述“九里”、“九轨”等等，其实是在同一条理路上，更不必说苛求愈烈的辟雍泮宫，虽然汉之都城考古并没有这方面的有利的证据，但并不妨碍有汉一代理论上的探究。在中国城市整体认知基础上，强调体国经野、可控制性的意象⁽¹⁹⁾具有深刻意义，通过梳理中国城市（帝都）形态的时代与地域特征，追寻秦汉一统前后城市形制的演变轨迹，辨析建造观念及相应技术间的互动关联，追究城市形态多元性及连续性的内在原因，进而理解类型分异的内在机制和深远影响。也就是说，以城市形制与谱系构成为经，以城市形制层次构成、演化关系及城池建造技术的渊源、谱系与传播变异等问题为纬，借助于夯实整体形态的广度也许可以提高中国帝都形态研究的深度。

严格说来，所谓“一脉相承”的制度辨识是经不住缜密分析的，越是长时段的形态研究，越是无从把握形态质变点的界定，也就无从分期。假如是针对帝都形态本身的特征或谱系，分期标准的界定即易简化或曰纯净化，但当形态的分期标准与形态的价值标准相互碰撞时，更何况将帝都作为单一类型还是城市形态谱系中的典型样本，本身即是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因为除元大都等少数帝都以外，多数帝都是在地方城市基础上建造，因而谱系分析顷刻变得举步维艰，尤其形态研究中无法逾越的障碍是制度（样式）细节的辨识，当然，邺城制度肯定不是突发的原创⁽²⁰⁾。

当域内外学者面临着城市形态迹象无法掇拾，但同时试图对形态荣枯加以描述解释的话，不得已借助于要素或曰特征分析的方式，此是在基于将形态理解为要素及其构成关系的前提下的无奈之举。美国学者斯坦哈特在《中国帝都规划》所提及的11个中国帝都形态特征⁽²¹⁾，涉及择址、轴向、门禁、水系、基址规模等方面，难免有些迁就结构分析的想象与虚构。虽然要素分析隐含的是细致冷漠的分析风格，同样也是在价值预设立场下演绎的，事实上，更容易致使关键性的关系不再存在于构成因素与被构成因素之间。但中国城市（帝都）形态仍旧有必要采取此类尝试，理由是思维传统使然，图经传统简曰文献传统、营造传统简曰匠作传统都显示了前述名物或曰制度的术语体系，由此可以将传统营造中反映出的尊位与崇高取向、择方与中正取向、居丘与近水理念、轴向与对称理念、术数与数理逻辑等进行验证与推演。

诚然，史载各种“制度”并非捕风捉影⁽²²⁾，《考工记》“匠人建国”中“辨方正位”等理念即为明证。不难发现，《考工记》不仅表述了在体国经野的基本理念前提下，所采取的所谓象法、数法或图法等手段以及寻求择址过程中堪舆或卜居的过程，甚至还可窥知一系列形态控制的关键性要点如择址、轴向、方位、尺度（基址、配置、建造）等思维传统的“迹象”⁽²³⁾。

值得一提的是，《考工记》“匠人营国”所述“门阿之制、宫隅之制，城隅之制、都城之制、诸侯之城制”，提及“制”竟达五次之多，雉、轨、涂、步乃作为度量尺度而论。更不用说“诸侯”、“都”层级分明了⁽²⁴⁾。如何审度《考工记》提及的“制”的含义，其要素背后蕴含的结构如何理解呢？似乎不应孤立地关注某项单一的建筑形制，尤其是在技术背景大体一致的情况下，古人的观念与思维会影响各项建筑活动，只有比对各种形制之关联，才可能得到更为合理的解释。毕竟在先秦及其更早时期，此现象反映得更为明显。

若将《考工记·匠人》中“庙、社、明堂”与《逸周书·作雒》中“五宫、大庙、宗宫、考宫、路寝、明堂”比对，则要素易于辨析并得以补充证实。这里，以《考工记》中宫隅、城隅一语分析为例。首先，由于中国汉代以前城市形态的特征普遍为嵌套型结构而非毗连型结构⁽²⁵⁾，此为秦汉及后世效仿继承的原型，即王所居之宫与民所居之城相与嵌套，宫位于城之内。其次，比对《诗经》、《墨子》等文献关于隅的证据⁽²⁶⁾，不难理解宫隅与城隅之严格区别与关联。“隅”一语于先秦曾备受重视，此观念可能源自殷商以至先秦时期根深蒂固的方位倾向，后世因之。又如，将《墨子》、《司马法》等偏重技术取向的文献比对，将角楼从一般意义的楼台中剥离出来加以辨识，可知角楼这一形制与春秋战国时期的台、魏晋以后的塔紧密关联。由于正值战国秦汉相关建造观念与技术的形成和定型之际，寻求源于本土文化的做法和形制渊源的做法，有裨于汉代本土文化建筑类型的探索。

在中国城市（尤其是帝都）形态范畴下，传统究竟意味什么，又是如何被传承？是思维的定式所致，还是自觉的理性追求？当然，对经义溯求代有所新，我们也就可以理解，《考工记》所述的王城制度为什么直到元代以后方才有了一个似乎明确的落实。如果承认这一点，从评判到抉择的真正难点，以及准确的技术实施，其间经历了怎样曲折的过程，倒是应该细细体察的。诸如像“三朝五门”、“左祖右社”等等这一系列至为重要的核心理念和终极目标，确应置于中国哲学大背景下，通过古人理论探究和技术手段两方面的整体追考，也许可以辨识出一个较为清晰的历史图景，《考工记》的可述性才有可能。当所有这一切逸出了学术的视野，东西方学者各自的旨趣当然也就只得无从交汇了。

三、《考工记》之“归去来兮”

中国帝都因籍举国之力，其形态之由与规划之本，一直为域内外学者瞩目。特别是帝都营造之思想（包含制度、技术、样式等层次），究竟是持之一贯还是代有所更，抑或是兼而有之，应视具体情境而论；其间，植根于不同学术背景下的美国学者、日本中国学学者和中国学者显现了相当的差异。

无论是“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当域内外学者们经受过中国城市（帝都）形态不可臆测与不可复原性的考验以后，常常只能将上穷法度、下追流派的野心收敛一下，因为可资迹象实在过于寥寥。不仅难以辨析“思想、观念、制度、样式”各层次的关系，难以处理诸如形制、制度、形式、迹象、模式、意旨等与形态的关系，更难以理清各类观念如政治、文化、宗教观念之外的营造观念、审美观念等之间的关系，或界定各类取向如文化取向、技术取向之外的其他价值取向之间的关系。既如此，当然也不必再计较学统的孰优孰劣或孰是孰非了。(www.chuimin.cn)

也许《考工记》所记载的晏子使楚时言“橘逾淮北而为枳”⁽²⁷⁾这一典故，恰好隐喻了源自齐国的《考工记》被收录于《周礼·冬官》之后的境况？至于橘逾长城，或许，域外之枳的丰硕倒是可以刺激橘呢，《考工记》“归去来兮”，帝乡可期！

萧玥：原名萧红颜,南京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

【注释】

(1)葛兆光，《域外中国学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

(2)美国汉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30年代，《亚洲研究杂志》、《哈佛亚洲研究》一直保持着比较前沿的思考。创建于1955年的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代表人物费正清与另一位哈佛大学教授本杰明·史华慈（Benjamin I.Schwartz）分别代表了美国汉学的学术转向，其学生杜维明评论他将地方性知识“小心翼翼”地转化成全球意义的话题，这是在中西比较语境下美国和国际学术界在90年代前后极为关注的。Benjamin I.Schwartz，The world of the ancient China，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

(3)Naccy Shatzman Steinhardt，Chinese Imperial City Planning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0，值得一提的是，此前她曾于1981年于哈佛大学完成博士论文《元大都》。以往西方学者常经由日本以借桥过路式挪借的捷径治学，宾夕法尼亚大学斯坦哈特也不例外。其与田中淡（Tanaka Tan）交谊甚密，其书《中华帝都规划》凭借汉学功底充分汲取日本学者如驹井和爱、关野雄等的调查或发掘资料，参考书目提及著作者或论文各二百余人篇，在详尽地占有资料、尽可能客观地描述等方面可谓用力甚勤。她充分接受以吴良镛为代表的“元大都是第一次有意识地把我国历史上《考工记》描述国都理想城的型制，结合北京的具体条件，以最近似最集中的规划布局手法，创造性地加以体现的城市”的学术观点，并进一步阐发了《考工记》这一营国思想对后世的意义所在。参见吴良镛：“北京市规划刍议”，《建筑史论文集》 （三），1979年。

(4)日本中国学始终致力于研究中国科学思想史，通过对科学知识的历史分析来看中国文明本质。村田治郎于1981年发表《中国的帝都》，其对遗迹复原的学术旨趣和问题意识有别于欧美学者。日本的中国科学史研究开始于19世纪明治时代中期，此后研究方法及视角先后于20世纪30年代和70年代出现两次转变。田中淡所在的京都大学重视文献考证，其中国学问主要来源于江户汉学、清朝考证学和法国汉学，试图通过对中国科技史的考察，来观察中国的文化与社会的本质。继薮内清之后，吉田光邦则首次把技术史作为一个单独的研究领域来考虑，开拓了纯技术史、技术文化史、比较技术史三方面研究框架。

(5)田中淡先后受到东京大学太田博太郎的近代建筑史学、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林巳奈夫文献实证的中国考古学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独特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尤以《墨子》中涉及中国古代筑城技术方面的相关研究为代表。（日）田中淡：“《墨子》城守诸篇研究”，《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1期；宋镇豪译，“《墨子》城守诸篇再研究”，《文博》，1993年3期。田中淡曾撰写郭湖生《中国古代工程测量技术》一文的评介文章。郭湖生：“中国古代工程测量技术”，《中国科学史国际会议：1987京都シンポジウム报告书》，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2年。郭湖生曾于1983年至1984年任京都大学客座教授，田中淡也于1990年前后任东南大学建筑研究所访问学者。

(6)《考工记》的成书年代一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郭沫若之“春秋末年成书说”、闻人军之“战国初年成书说”等。《考工记》原为单行本，汉代刘向、刘歆父子校定之后将其补阙进入《周官》（又名《周礼》）。闻人军：《考工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7)E.C.Biot，《周礼》法译本，1851年，此为西文翻译之始，1930年北平文典阁曾据此影印。

(8)Joseph 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5.

(9)贺业矩：《考工记营国制度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5年，贺业矩辩说“因为汉长安城规划与《考工记·匠人》营国制度不合，以致有人怀疑其真实性。其实，没有必要。首先，《考工记》是西汉武帝时河间献王刘德补入《周礼》，不可能在西汉初建的长安城中，寻求西汉末方公之于世的《考工记》的踪迹。其次，虽‘汉家自有制度’ （《汉书·平帝纪》）但受秦影响，《西京赋》讲萧何‘览秦制，跨周法’ 。何谓传承？这是证据。王莽‘动欲慕古，不度时宜’（《汉书食货志》），恰是一个证据。”

(10)郭湖生：《关于中国古代城市史的谈话》，《中华古都——中国古代城市史论文集》，（台）空间出版社，1997年。

(11)萧红颜：《东周以前城市史研究》，东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

(12)《考工记》卷上：“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以往各专业学者曾分别以度量衡制、考古出土的金石乐器形制、青铜兵器形制、车制等证据考察结果基本符合（战国时期齐国）史实，从而辨析《考工记》相关内容乃为信史。这些学术成果并未唤起建筑史学界对“匠人”真伪改变以往成见。

(13)《考工记》于流布过程中曾有几个战国古本，如南齐时襄阳楚王冢出土的科斗书《考工记》之类（《南齐书·文惠太子传》），现存最古版本是“唐开成石壁十二经”，但阙误多处不能作为底本使用。原单行本的本来面目有待进一步考证，因而其内容构成姑且存疑，但营国与沟洫相提并论应引起重视，

(14)史念慈指出中国传统汉学探究人与道（或曰天）的关系，而且指出中国的“势、时、自然”等类语汇及与中国文化关于过程的观念。Benjamin I.Schwartz，The world of the ancient China，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年。

(15)《老子》：“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而器成之。是以万物尊道而贵德。道之尊也，德之贵也，夫莫之爵也，而恒自然也。”《老子》：“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国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

(16)“制度”一语，其义有二，一所谓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法令、礼俗等规范。《易·节》 ：“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孔颖达疏：“王者以制度为节，使用之有道，役之有时，则不伤财，不害民也。”二则所谓“样式”，《史记·孝武本纪》：“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晓其制度。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

(17)戴震《考工记图》“序”：“立度辨方之文，图与传以、注相表里者也。自小学道湮，好古者靡所依据，凡《六经》之制度、礼仪，核之传、注，既多违误，而为图者，又往往自成诘拙，异其本经，古制所以即荒谬不闻也。”

(18)郭湖生于80年初至90年代末写了一系列命名为“制度”的文章。郭湖生：“子城制度——中国城市史专题研究之一”，《东方学报》（第57册），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5年；“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宫室制度沿革——兼论日本平城京的宫室制度”，《中国古代科学史论（续篇）》，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1年；郭湖生：“论邺城制度”，《建筑师》（95），2000年。

(19)《周礼·地官司徒·大司徒》：“制其畿疆而沟封之，设其社稷之壝而树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与其野。”《尉缭子·兵谈》：“量土地肥硗而立邑建城，以城称地，以地称人，以人称粟。三相称，则内可以固守，外可以战胜。”《礼记·王制》：“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参相得也。”

(20)郭湖生讲述“邺城制度”乃“中国自三国魏都邺城以来，经洛阳至建康（魏、西晋都洛阳，东晋、南朝都建康），都城的规划都采用了邺城体系”。在郭先生的“战国、邺城、汴京三个体系”的分期框架中，邺城制度与邺城体系经常互通运用，仅为不同层次的表述而已。邺城宫城居北之特点可能是地域谱系特征，受到“殷人尊东北位”之观念传统影响，而并非时代思想所致的文化取向和技术选择。

(21)Naccy Shatzman Steinhardt，Chinese Imperial City Planning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0，“Introduction”“Characteristics”:“Eleven features thus characterize imperial city planning in China: four-sided enclosure,gates,defensive projections ,clearly articulated and directed　space,orientation and alignment,the ward system,accessibility of water,Vast size,huge population,siting,and building order.”

(22)随着近30年来考古发掘如汉长安灵台、明堂等遗址的证据真正使学者们解开了疑古心结，开始意识到《周礼》中《六官》 （《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所反映的天人合一思想并非凭空臆想，《白虎通》所描述的明堂形制争辩乃汉初“独尊儒术”这一文化倾向的抉择所致。

(23)萧红颜：《东周以前城市史研究》，东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

(24)《考工记》“匠人营国”所述涉及尺度者如里、夫、步、尺、寻，筵、几，涉及交通尺度者如经、纬、轨，涉及构成者如祖、社、朝、市，涉及宫室类型者如世室、重屋、明堂，涉及建造类型者如堂、室、阶、夹窗。“匠人为沟洫”所述涉及类型者如夫、井、沟、成、洫、同、浍、川、涂、不行、渊、沟、防等。具体而微的技术规定表达了要素及其构成的基本关联，即“制”。

(25)萧红颜：《东周以前城市史研究》 ，东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论文关于“城—郭”形态的观点是：“从文献资料看，将宫城置于郭城之中是春秋时期城郭布局的主流；而由考古材料可知，战国时期新建或改建的都城中，出现了将宫城迁至郭外或割取郭城的一部分为宫城的新布局。这种变化似乎还可以进一步概括为从内城外郭变为城郭并列的形式，如果说内城外郭的格局是春秋时期‘卫君’的最佳设防，似乎就成为战国时期各国都城新格局出现的主要原因。”

(26)《考工记》谓“王宫门阿之制五雉，宫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强调“隅”有宫隅、城隅之别。“宫隅”之语，应是“城隅”一称的连属，始见于《墨子》。《墨子·号令》：“守宫三杂，外环隅为之楼，内环为楼，楼入葆宫丈五尺为复道，葆不得有室。”“城隅”一语，始见于《诗经》。《诗经·邶风·静女》：“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萧玥（萧红颜）：《隅楼拾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27)《晏子春秋·内篇杂下第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