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主义研究：1955-1965城市设计的新成果

城市设计的死与生—简·雅各布斯、洛克菲勒基金会及其关于城市主义的新研究，1955—1965

彼得·L.劳伦斯

摘要：1955—1965年间，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资助了针对二战前后住房紧缺及粗暴的城市更新策略引发城市危机的城市研究项目，如凯文•林奇（Kevin Lynch）、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古特凯德（E.A.Gutkind）、伊恩•麦克哈格（Ian McHarg）、克里斯托弗•唐纳德（Christopher Tunnard）、伊恩•内恩（Ian Nairn）、埃德蒙德•巴肯（Edmund Bacon）、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及其他学者的项目。借助洛克菲勒基金会档案馆的文件，本文考察了二战后的城市设计理论状况，并重点论述了几个主要的资助研究项目。简•雅各布斯的研究与洛克菲勒基金会城市设计研究项目更加密切，因此对其考察得尤其仔细，而乔治•坎帕斯（Gyorgy Kepes）和凯文•林奇更早的研究（后来成为《城市意象》［The Image of The City,1960］出版）将会在以后的系列文章中加以论述分析。

引言

20世纪50年代中期，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人文官员开始着手一个关于城市设计的项目。就像洛克菲勒中心一样，这个项目对人们如何理解城市的影响持续到今天。1955—1965年之间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城市设计研究项目对战后的城市理论，以及涵盖建筑学、城市规划、景观设计领域限制的城市设计新学科的出现都贡献卓著。虽然基金会文件中并未大篇幅论及资助这一领域研究的原因，但这篇文章第一部分所描述的城市危机和对待它的粗暴方式可以说明这种讨论在当时显得有些多余。尤其是在大萧条与二战之间，不断增长的住房紧缺鼓舞了包括立法、设计与开发策略——包括大街区——更多考虑的是重建的效率与住宅单元的数量，而不是住宅设计的质量或对现有城市的保护。回顾起来，许多战后城市更新与住宅开发的问题可能早在战争结束前的项目中就已经存在，如纽约城的福特•格林住宅区（Fort Greene Houses）和斯图文森特城（Stuyvesant Town）。而且，对这些开发项目的批判使战后简•雅各布斯等人的批判主义更加成熟与全面。

如果说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早期提供了越来越多重建与更新城市实践中的设计失败和伤害城市的案例与经验证据，那么50年代中期洛克菲勒基金会研究项目的启动，可以被看做认识到在理解20世纪城市方面的片面，并系统地进行城市设计理论开拓性工作的开始。早期的基金会文件在开始几页就揭示了他们意识到在部分建筑师、规划师、景观建筑师中缺乏对城市的理解，以及不断增长的对城市设计研究进行支持的需求和部分基金会人文官员的批判。其结果是产生了许多重要的建筑与城市设计的理论、批判及历史研究成果，如凯文•林奇的《城市意象》、简•雅各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1961）、古特凯德八卷本的《国际城市发展史》（International History of City Development,1964—1972），还有伊恩•麦克哈格、巴克莱•琼斯（Barclay Jones）和斯蒂芬•雅各布斯（Stephen Jacobs）、克里斯托弗•唐纳德、伊恩•内恩、埃德蒙德•巴肯、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等人的研究与著作。在这些被资助的研究者中，本文将聚焦于简•雅各布斯的工作，除了在基金会资助下完成了一部关于城市的权威著作、多方面参与了基金会城市设计研究项目外，她的城市复杂性思想还极大地受到基金会的生命科学主管、复杂科学的开拓者沃伦•韦弗（Warren Weaver）的影响。

住房危机和城市规划：“一回事”

二战结束之际，美国城市的可怜状况，尤其是住房紧缺，已成为共识。在乡村歌手默尔•特拉维斯（Merle Travis）的《没有空房》（No Vacancy,1946）歌词中，住房危机成了这时候美国的新敌人：

不久前当子弹划过，许多人都和我一样憧憬，战争结束后，可以有一个休息的小窝。现在大战结束，胜利来临，烦恼和余波才接踵而至。我们面对的可怕敌人，名叫“没有空房”。

1949年11月纽约市住房署（NYCHA）等待大厅

当2000万后勤人员从越洋战争服务处返回，住房短缺变得越发严峻。“没有空房”的标志使美国回到了战争状态，甚至退回到一战结束后的那个年代。大萧条中，频繁出台的法规试图回应不断出现的危机。作为新政的一部分，1934年的住房法案通过房屋按揭担保试图刺激私人住房建设，同时劳工部自己也建设公共住房。1934年的住房法案也创造了联邦住房署（Federal Housing Authority），随后一些地方性机构如纽约住房署开始与劳工部合作，建设了头三个纽约的住房项目：第一住宅（First Houses）位于下东区，1935年建成；哈莱姆区的哈莱姆河住宅（Harlem River Houses），1937年竣工；布鲁克林区的威廉伯格住宅（Williamsburg Houses），1938年完工。作为更强有力的1949年城市住房更新法案的前身，1937年的住房法案授权联邦政府建立了美国住房署（United States Housing Authority），它的任务不是参与住房建设，而是为地方住房署的公共住宅项目提供资金来源。到1938年，大多数州都有了地方的住房署，管理着近50个公共住房项目（Architectural forum,1938,pp.350—351）。同一年底，纽约住房署已经划定了大片的拆迁区，将大量房屋夷为平地，以有着悠久历史的“创造性破坏”传统完成了“对城市历史中老住宅最庞大的清理”（Page,1999,p.102,Schwartz,1993,p.xv）。

随着住宅问题及其处理方式的领域与规模的不断扩大，住房成为二战前后城市设计的巨大挑战。一位纽约城市规划委员会成员在1939年描述道，住房和城市规划是“一回事”（New York Times [NYT],1939）。因此，到1941年，纽约住房署规划、建设和管理着全市13个廉租房项目，共18204套公寓。战争期间，非军事建设停止，为新住房项目建设而进行的衰败地区的拆迁却仍然继续进行，某些情况下作为公寓的房屋建设可以被用作临时的兵营。属于纽约州的第一个公共住房项目，动工于1941年的布鲁克林区福特•格林住宅区，在变成公共住房前，成为13000名士兵与布鲁克林海军工厂工人的住宅。在1959年的报道《混乱的大都市》中，它被看做住房项目失败的缩影和大规模城市问题的标志（Newsweek,1959）。⁽¹⁾

布鲁克林区的威廉伯格住宅

福特•格林住宅区本身并不是一个史无前例或者革命性的设计。它不是第一个采用超级街区规划概念或者扭转朝向使建筑与周边城市不一致的公共住房项目，像1935年设计的威廉伯格住宅，已经将12个街区整合为4个，并将锯齿形状的建筑群在周边建筑肌理的基础上扭转了15度。⁽²⁾然而，与纽约早期的其他公共住房项目相比，由包括亨利•乔其尔（Henry Churchill）、沃伦斯•哈里森（Wallace K.Harrison）、艾里•康（Ely Jacques Kahn）、阿尔伯特•迈耶（Albert Mayer）和克拉伦斯•斯特恩（Clarence Stein）组成的设计团队设计的福特•格林住宅区在尺度和经济性上都前所未有，是当时规模最大、密度最高的住宅项目。它用4个超级街区取代了41英亩的城市街道和街区，35个工字型平面的建筑容纳了约3500个居住单元。以往的住宅项目都只有4或者6层，形成平和的邻里建筑的肌理。相比之下，福特•格林住宅区的电梯住宅却高达13层。⁽³⁾因此，从城市设计的角度看，至少到了福特•格林住宅区的时候，传统的城市住宅已经演化为住宅“项目”。低层的、私人开发，甚至早先超级街区的“超级计划”设想，至少保持了与邻里在物质与社会上的联系，除了与周边地块的相对分离。而福特•格林住宅区几乎完全不考虑所有以前认为是最基本的城市要素：原有的城市街区、街墙、统一高度以及体量和材料、底层的零售商业空间。⁽⁴⁾相比较而言，几年之前，1935年美国的第一个公共住房项目的第一住宅，看起来是基于原有城市而建：被取代的老下东区房屋的砖材料在新公寓中被重新利用。然而，到了40年代，城市的需求与野心使其远离了第一住宅的重建方法，最终的造价也远高于战前的新建筑。而第一住宅从单元数来说显得适中——仅有122个单元，虽然造价也不低（NYT, 1936）。⁽⁵⁾

当福特•格林住宅区被作为军队住宅和兵营时，相似的城市设计策略被用在了一个将要坐落在曼哈顿下东区、靠近第一住宅的私人中产阶级住宅项目——斯图文森特城上。它使住宅项目与城市的关系问题日渐显露。的确，这个以新阿姆斯特丹的最后一位长官命名的斯图文森特城，由于战时建设的中断，在1943年5月被公开提出时被表述为“战后住宅项目”，就已包含了很多后来的战后城市更新——从公共政策到城市设计——中的问题。由于在战争期间就认识到它可以作为公共与私人的战后重建范例，它并没有受到悲伤气氛、公共住房管制以及战争的影响，很快成为早期“战后重建”战役中的焦点。1943年7月，国家住房官员联合会形容这场战斗“战至现在仅缺啤酒和罪犯”（Architectural Record,1943）。

由于对住房及其运作资金的巨大需求，整个斯图文森特城项目在很大程度上被大都市人寿保险公司（Metropolitan Life Insurance Company）所控制，从选址到歧视性的租赁政策。私人住房建设获得了“城市公园”专员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的支持。不久前摩西因为纽约城市住房署的失利而失去了对公共住房基金的控制权，因此，对私人住宅建设的支持，对他意味着以另一种方式来获取权力。在摩西的支持下，1942年大都市人寿保险公司同意推进斯图文森特城项目，与此同时，州立法机关通过了一项法案，按照摩西的说法，就是“适应了这些大公司的反对意见”，修正了在城市再开发法律中对保险公司在房地产业的控制权和利润方面的限制（Moses,1943）。⁽⁶⁾

斯图文森特城

1943年6月斯图文森特城经规划部门批准之后不久，建筑与规划期刊《铅笔点》（Pencil Points）就形容其规划就像“铁路般顺畅”；而《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则把授权法规看成“为大都市人寿保险公司量体裁衣”（Pencil Point,1943,p.24; NYT, 1943b,p.24），即使有来自于市民团体和财产所有人的抗议，即使事实上战争结束才能开工，所有权转让程序在项目批准之后立即就启动了。作为重建项目的典型，快速征地被认为是防止房地产价格飙升的必要手段。下东区的18个街区，包括以前的公共街道和私人物业，很快成了大都市人寿保险公司的财产。在之后的两年中，600幢建筑被推倒，其中包括500个小型商店与工厂、3所学校、3处教堂、2 个剧院、私人住宅和一些仍然比较新的公寓建筑。

在斯图文森特城案例得出的最有意义的结论中，可以看出不仅在规划过程中缺乏公众参与，而且有明显的运用粗暴手段和种族隔离的现象，二者均导致了众多的诉讼案和公众的关注。1943年被征用土地的责任人提起的诉讼被驳回，理由是住宅项目具有公共目的（NYT,1943b,e）。种族歧视的合法性的解决拖延的时间更长，但在1947年，非洲裔美国服务员的租赁申请被斯图文森特城开发公司以种族理由拒绝的诉讼案，却最终被州最高法院以自相矛盾的理由驳回，即斯图文森特城不是一个公共项目，房屋居住权也不是一个公认的公民权利（NYT,1947a）。原告律师查尔斯•阿布拉马斯（Charles Abrams）认为原先确立的项目的公共属性及公共土地与街道的初始用途都要求开发公司遵从纽约的种族融合的公共住房政策。而此项目的开发商，大都市人寿保险公司主席弗雷德里克•艾克（Frederic Ecker）却认为“黑人与白人不会混合”（NYT,1943c,p.23）。这家公司在哈雷姆区开发的雷福顿住宅，形式上照搬了斯图文森特城，但规划成了同样大小的两部分。在斯图文森特城的论战进入高潮时，此项目很好地证明了艾克的立场。

在以后的几十年中邻里社区臭名昭著的历史、老旧的建筑以及令人不愉快的街道生活都反复不断地成为被推倒重来的借口。斯图文森特城之前的这一地区，因煤气罐是当地的控制性街道景观，而被称为煤气厂区，一个低下的、主观意向上被认为是由衰败和贫民窟所构成的地段。在它被拆除期间，一个美国健康协会建议的对该地区的破败评价调查规范——《衡量住房质量的评估方法》（An Appraisal Method for Measuring the Quality of Housing,美国公共健康联合会APHA，住房健康委员会，1945）被广泛采用。室内的不便，如储藏空间的缺乏与热水供应不足；室外条件，如院子里的垃圾与不完善的邻里服务，这些因素拼凑起来把那些可以维修的住房判定为一个无法缝合的破皮球。⁽⁷⁾斯图文森特城要取代油罐、工业用地和停车场，但同时也消灭了工作和生活的邻里。⁽⁸⁾实际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邻里条件变得更糟：对此方案的首要指责就是拆除三所学校的行为，再建方案没有提供新的学校或其他社区设施（NYT,1943a）。

此外，对这一地区的破坏导致了《纽约时报》描述的“纽约历史上最大规模和最有影响的家庭迁移”。（Cooper,1945）。11000人，或者说大约3000个家庭被撵走。大都市人寿保险公司曾经考虑过安置原有住户的需要，而当公司建立安置办后，房屋的置换几乎没有选择。由于推动斯图文森特城建设的首要因素是住房短缺，而事实上在战争刚刚结束阶段被摧毁的住房比建设的更多，因此煤气厂区的居民只好为了新的家园而斗争（Farrell,1947）。⁽⁹⁾战后，“新的”住房由匡西特活动房屋（Quonset huts）和由临时作为兵营后又转为住房的建筑（如福特•格林住宅区）所组成。可以预想的是，1946年，在接受申请的第一天，斯图文森特城的开发公司就收到了7000份申请。到1947年8月第一轮租期结束时，公司收到的申请就超过了10万份（NYT,1946,1947b），也收回了投资。里维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准确地观察到“那些幸运地被地主接受的后来的申请者，可能就像无家可归者一样，透过乐观的烟雾来看待自己的新家”（Mumford,1948,p.49）。

住房短缺自然地掩盖了未经检验的城市设计理念的局限性：公共空间变成私人空间，多样的、互补的城市变成均质的、统一的超级街区，甚至造就了像福特•格林和斯图文森特城这样以数量取胜的案例。实际上，后来成为联邦城市更新规划模型的“麦克高德瑞克计划”（the McGoldrick Plan）正是以这一类项目为范本发展而来。约瑟夫•麦克高德瑞克（Joseph D.McGoldrick）是前哥伦比亚大学的行政管理教授，进步主义的纽约城财务司长。在以他命名的这个计划中，城市将全部买下贫民窟，并且：

获得地产之后，将以每个超级街区5万到30万平方英尺进行公开拍卖。出手之前要先划分好合适的使用功能，为公寓住宅和其他合适类型的建筑的建设做好准备。

为了支持这样一个计划，在1944年11月题为《取代贫民窟的超级街区》的文章中，麦克高德瑞克富有成效地阐述了城市自身已经过时，旧有的多住户公寓及其街区都属此类（McGoldrick,1944b）。他举例道，曼哈顿基本上是个陈旧的19世纪发明。他形容其橄榄球场似的街道系统是由“随意的矩形街区”组成的，他抱怨这种小尺寸的地块及其多个不同业主的状况。而且，网格系统不只“让每条街道都成通路”，允许任何地面空间“都好像适合开店”，但“忽略了组成城市生活的多样化需求；它没有为商业、制造业和居住提供符合逻辑的划分”。最终，传统的网格是“对空间的极度浪费”，并且“不能快捷地从城市的一部分到另一部分”（p.10）。

虽然，麦克高德瑞克的言论附和了那些激进的城市理论家，但他原本的兴趣和罗伯特•摩西一样是寻求大规模重建的方法。类似于摩西，在他的心目中更多的是他自我宣称的“公共资金建设公共住房的伟大时代就要结束了”（McGoldrick,1944a），而不是柯布西耶或霍华德的那种理想。他同样认为甚至国家、州与地方投资相结合的方式是低效的，仍然不足以完成战后重建任务（NYT,1944a）。加之，赋予其美学或功能质量的属性后，超级街区在统一的所有权和创造性的地块整合方面吸引了大型开发商。麦克高德瑞克（1944a）意识到土地的所有权“分散到成千上万的小地块”对开发来说是种障碍。他认为，“一个建造者如果想很快地把三到四个这样的地块整合为一个适合建造的地块，他将会发现除非他的邻居们也准备这么做，否则它将被肮脏混乱的环境所包围”。（p.10）

1949年的住房法案有效地将麦克高德瑞克计划联邦化了，提供了大量资金拆除贫民窟，并把分散的地块整合为超级街区。然而重建城市比摧毁它复杂得多，虽然战后的乐观主义以及对更好住房与城市的渴望首先是通过拆除贫民窟使其走向现代化来加以实现的，但事实上当时的建筑师与规划师对大规模重建并没有经验，或他们对那些未经检验的城市设计概念所产生的后果无法预料。而且，当战争期间被炸弹摧毁的欧洲城市中心很快按照历史肌理重建起来时，美国城市对现代性的追求使得一些最理论化的规划概念得以实施。1949年城市更新法案通过之后，第一批主要的美国城市更新项目就依据它开始建设，建成于1952年的匹兹堡的门户中心（Gateway Center）就是其中之一，它的设计者被批评为按照30年前早期模式来设计，他们的方案是基于柯布西耶1922年光明城市的理念。“现在，塔楼终于立在了公园里”（Haskeel,1953,p.112）成为道格拉斯•哈思科尔（Douglas Haskeel）1953年的《建筑论坛》 （Architectural Forum）评论文章的标题。⁽¹⁰⁾

匹兹堡的门户中心

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尼迈耶和科斯塔还在规划现代的巴西利亚城时，早期城市更新项目中的新鲜光芒在美国已经暗淡下来。贫民窟的清除被认为并不能改进城市，而是摧毁城市。1952年，纽约建筑师查尔斯•普拉特（Charles Platt），城市的市政艺术社团前主席，提出城市街区的整体拆除是错误的，许多被拆除的建筑经过改造仍然是可以居住的（Grutzner,1952）。他认为，贫民窟的问题是过于拥挤，而不是房屋的陈旧。而在此前几年，雅各布斯已经在格林威治村把一座旧的沿街建筑翻新为她和她丈夫——建筑师罗伯特•海德•雅各布斯（Robert Hyde Jacobs）的新家，几年后，她将会用文字表述这种相似的分析。而且就在同一年，反对罗伯特•摩西和城市重建计划的地方行动主义开始兴起。由曼哈顿区主席罗伯特•瓦格纳（Robert F.Wagner）创建的新的地方社区规划理事会的委员雪莉•海斯（Shirley Hayes），建立了华盛顿广场公园委员会，并耗费了7年的时间与罗伯特•摩西延伸第五大道高速路将华盛顿广场一分为二的各种计划作斗争。⁽¹¹⁾1955年，简•雅各布斯作为相关的公民与居民加入了斗争。她在一封请愿书上签了名并将之连同一封信一起交给了市长瓦格纳和新的区主席。雅各布斯写道，“我收到了警告，几乎不能相信，下沉的高速公路将穿过华盛顿广场”，“我的丈夫和我作为忠实的纽约市民中的一员，在城市中心买了房子安了家，历尽艰辛地把原来的破房子改造一新，并在这里养育了3个孩子”。但她继续写道，“我们的行为并未得到鼓励，反倒发现城市自己正在思考如何将其变得不宜居的计划”。（Jacobs,1955）

到1956年，保护运动已经从充满波西米亚气息的格林威治村传播到了上西区，在那里，一群上层社会的妇女团结起来试图阻止对中央公园相似的改变。⁽¹²⁾这时，《建筑论坛》杂志主编道格拉斯•哈思科尔和他的员工对城市设计问题更加感兴趣了。雅各布斯自1952年起就是杂志员工，并且熟知格林威治村的保卫家园之战，于是开始研究被更新计划与住房项目吞噬的东哈雷姆区。相比于这些项目导致的问题，她自己居住地的邻里问题就有些微不足道了。50年代中期，虽然格林威治村准备获得第一个摩西的住房项目时，东哈雷姆区已经有了成打的住房项目：河东（East River）、詹姆斯•威尔顿•约翰逊（James Weldon Johnson）、莱克星顿（Lexington）、华盛顿（Washington）、卡夫（Carver）、麦迪逊（Madison）、富兰克林（Franklin）、杰斐逊（Jefferson）、塔夫特（Taft）、瓦格纳（Wagner）和德维特•克林顿（DeWitt Clinton）住宅区，总计约14000个住宅单元。但根据一名住房联合会的社会工作者艾伦•拉瑞（Ellen Lurie）的记录，坐落在东哈雷姆区成千上万的拥有沿街店面的建筑，以及伴随这些建筑的许多小商业和社区组织，例如沿街商铺俱乐部和教堂，都为此被摧毁（Lurie,1956）。⁽¹³⁾在帕金斯威尔事务所（Perkins ＆ Will）的建筑师飞利浦•威尔（Philip Will）的促成下，居住联合会顾问威廉•科克（William Kirk）把拉瑞的发现和东哈雷姆的情况向道格拉斯•哈思科尔做了描述，于是他让雅各布斯挖掘这个事件。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注释中，雅各布斯把她对城市活力和重建实践问题的许多认识都归功于科克（1961,p.16）。拉瑞后来在雅各布斯的请求下为杂志写了两个系列的《公共住房令人沮丧的僵局》（The Dreary Deadlock of Public Housing ）也被《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所引用（Jacobs ＆ Lurie,1957; Jacobs,1961,pp.66,278）。

华盛顿广场重建计划

东哈雷姆区的体验和震动引发了雅各布斯在《建筑评论》的第一篇署名文章，这篇文章最早以论文的形式出现在1956年4月的第一届哈佛城市设计会议上。她的论文被广泛接受，但学术小组讨论中的不同理解激发了她写一本书的想法，那就是后来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完成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纽约市总体规划图

洛克菲勒基金会和新的城市主义研究

当理论原理尚未清晰之时，城市更新的前沿课题已经显露出意义，与创造出洛克菲勒中心这样大型项目的设计理念相对比的是，新的城市设计模型在根本上是反城市的，它与城市最基本的多层次、多情态相矛盾。甚至约瑟夫•麦克高德瑞克早在1944年也发现贫民窟的清理计划效果未如预期。在多篇文章中他都提及这一观点，他写道：“这些项目没有在当地产生新生的持续影响。”（McGoldrick,1944a,p.35）

重建、迷惑与抗议的氛围加强了更好地去理解城市的需要，并引发了洛克菲勒基金会为此而设立的城市设计研究项目。⁽¹⁴⁾开始于1953年的讨论引发了基金会在1954年4月将这一领域的第一笔研究资助投向了乔治•坎帕和凯文•林奇带领下的麻省理工学院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早期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城市设计研究的文件已显示出对应当时变化中的美国城市的学科知识不足的一些专业意识。现存最早的对战后城市设计显示出感兴趣的基金会文件是1953年1月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弗雷德里克•亚当斯（Frederick Adams）——规划师克拉伦斯•斯特恩（Clarence Stein）的同事和美国规划研究所的活跃成员——关于城市规划学位状况的调查报告。（Fahs,1953a）他研究了23个美国的规划学位后发现，三分之二以上的学位都是战后新设立的。报告中的数据表明这些专业领域都缺乏经验，同时又有需求，显示出起步阶段的幼稚。几年后这种意识逐渐得以确认，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学院院长霍尔姆斯•帕金斯（G.Holmes Perkins）和他的同事深切地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城市规划相对而言是一个新的专业，并且对该专业的“巨大需求使得对它在知识方面的支持并不是建立在令人信服的科学基础之上”。为了获得基金会的支持，帕金斯以教材为例说明“目前的系统训练是十分不恰当或完全滞后的”。（D’ Arms,1956a）

景观建筑学同样是一个不完整的知识领域。例如，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景观专业1942年终止，1954年又重新建立起来。根据帕金斯的研究，战前景观建筑师主要服务于私人的花园与地产，而战后的训练与研究“必须给予社区一个确定的物质感受，以及关于公共空间和区域的客观的设计”（Perkins et al.,1956）。相较于城市规划教材的缺乏，当时学院最初的研究兴趣是由新的系主任伊恩•麦克哈格引导的基于不断提升的景观建筑学的公共角色方向的专业著作的最新进展。研究基金的最初讨论是在1955年，帕金斯及其同事认为，总体上“在宾大建筑学院很少有可以被称之为研究的项目——事实上，在其他建筑学院也一样”（D’ Arms,1956a）。规划教授威廉•惠斯顿（William Wheaton）补充认为，“有效分解并提出设计、建筑、规划、景观紧密相连的一系列综合性问题并给予明确定义，同时形成一个研究项目”是很困难的（D’Arms,1956a）。

像景观建筑学这样的领域在二战后成为全新的公共性角色，进一步反映在档案所记载的基金会反对资助麦克哈格的项目的争论上。由于早先麦克哈格发展的在环境的整体理解上的讽刺性和不成熟的见解，1955年10月基金会的人文官员爱德华•德•阿莫斯（Edward D’ Arms）拒绝了麦克哈格的研究计划，因为他并未将景观建筑学与城市设计令人信服地联系起来。正如德阿莫斯对他的同事说的：

至少从他暗示的来看，麦克哈格似乎把景观建筑学看成与建筑学或者城市规划不同的东西。实际上，对我来说，它给出的几个例子（景观道、高速路、城市公园、游戏场）都应该被看做整个城市或乡村场景的一部分，因此，无法从建筑学或者城市设计和郊区规划中分离出来考虑。（D’ Arms,1955）

当麦克哈格和宾大的教师在后来的几个月中很快澄清了他们如何理解景观与它的交叉领域的关系后，景观与建筑学及规划的关系问题，表明了景观设计所扩大的城市与环境视野仍处于发展阶段。的确，在随后几年中，帕金斯建立了一个市政设计专业，宾大规划教授大卫•克雷恩（David Crane）称其为“许多其他美国大学设立的‘城市设计’研究生课程的鼻祖”（Strong ＆ Thomas,1990,p.141）。大约在同一时段，哈佛大学设计学院院长乔斯•路易斯•佘特（José Luis Sert）宣布了1956年4月举办一场城市设计会议的计划。和帕金斯的意向相似的是，作为后续系列的第一次，这次会议是1960年该学院设立新的城市设计研究生学位的序幕。作为有组织地提及充分合作的讨论，它涉及“在设计与城市的发展中，规划师、建筑师、景观建筑师”在分担城市设计任务时各自的角色（Sert,1955,p.1）。宾大与哈佛的城市设计课程，都只招收已经拥有建筑学、景观或者规划学位的学生，然而它更像是一门受到追捧而不是实实在在知识综合的学科。理论的倒挂——专业化知识先行于基本城市设计规则——证明了基础性知识主体的缺失。帕金斯认为，没有城市知识作为基础的充分支撑，设计专业会在城市更新时代的巨大需求下崩溃。

在这种背景下，洛克菲勒基金会很早就认识到了城市设计研究的重要性并将其放在战后建筑学和城市先锋理论的位置。基金会资助的第一个城市设计研究是在1954年4月麻省理工学院的乔治•坎帕斯和凯文•林奇带领的关于人对城市环境感知与理解的基本原理的基础研究项目，在当时这也逐渐被认为开了该领域研究的先河。因此，回头看来，在由战后功能主义的技术与经济利益所主导的规划时期，林奇和坎帕斯的研究导致战后首部经典之作——林奇的《城市意象》的诞生，也并非一种巧合。

和后来被称为“幼稚的功能主义”不同的是，林奇和坎帕斯的宏大计划关注于城市规划的人文与社会层面，这与基金会城市设计项目的兴趣点是一致的。MIT人文与社会科学院院长约翰•本查德（John Burchard）对此领域的分析被建筑师和规划师所广泛接受，并受到基金会人文分支机构官员的认同，即：“在过去几十年中全美国的城市规划都忽视了美学因素而过分关注于技术层面，如通讯、卫生和经济。”（Fahs,1953b）通过对CIAM第八次会议的观察，作为对建筑与艺术相结合的兴趣的回应，以及对佘特城市设计的综合性概念的设想，基金会人文主管将城市设计定义为艺术，特别是建筑艺术与城市规划的结合。正如在他们给予林奇、坎帕斯和MIT该领域第一笔研究资助的报告中写到的：

人类学分支还没有进入城市规划的通常领地。然而，城市设计作为这个领域中的一个分支，以艺术直接提升人类的生活质量。鉴于在过去几十年中与城市规划相联系的美学概念被相对忽视，基金会将艺术项目的支持与城市设计的相关研究作为一种弥补是正确的。（Rochefeller Foundation,1954）

然而，基金会对林奇—坎帕斯项目的信心并未完全确立。接下来讨论的就是这一领域的知识化，基金会的人文主管确定MIT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是发展这一新的研究领域最可信赖的机构，但也意识到了可能不够充分的因素。例如，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的阿萨•布里格斯（Asa Briggs）在评论林奇—坎帕斯的计划时，对搜集城市感知信息的采访主体的基本技术表示了质疑。这个批评具有深刻的见解，显示了出版的《城市意象》中这一研究的缺陷，该书部分建立于非代表性案例满意度的主观感受上，同时其方法论也是相当主观的。（然而，书本身是基于他们在三年的研究中产生的合理论述和概念，并不一定呈现了完整的研究。）加之，非常有先见之明的是，布里格斯的意见契合了总体的反对社会科学研究目标的观点。他认为，在这类研究中更有希望的是一种“历史路径，通过细节探寻起源、发展和单个城市的特定问题”。（D’ Arms,1954）虽然后来的档案文件并没有列出这一意见的索引，但它的确影响了基金会接下来的几年中对第二个城市设计奖项：为弥补MIT基础理论研究的不足，由宾夕法尼亚大学承担了历史研究项目。

前文已经提及，那时伊恩•麦克哈格新的理论研究由于不够成熟而没有得到充分支持，于是基金会下一个主要的资助项目选择了资助宾夕法尼亚大学一项由古特凯德（E.A.Gutkind）负责的野心勃勃的西方规划史与城市化历史的研究。资助中包括了一项由麦克哈格作为项目主管的小课题，虽然不能说它对麦克哈格《设计与自然》（Design with Nature,1969）一书的研究有多大影响，但是这本书因其最为广泛的意义而成为环境设计最重要的文本之一，它为生态运动、可持续设计和今日引起广泛兴趣的“景观城市主义”奠定了基础。然而古特凯德的计划明确地满足了基金会人文部门的基本任务要求。对于他的朋友、后来也任教于宾大的里维斯•芒福德来说，古特凯德也被看做他的继承人。并且古特凯德的研究项目也被看做平衡宾大艺术学院方向的一次机会，即基金会人文官员阿莫斯表述过的“社会科学或社会工程”。阿莫斯写道，此项目“能够平衡这种趋势，同时提供了将历史的视角和素材引入城市研究的可能性”（D’ Arms,1956b）。他希望古特凯德的工作能“重构艺术学院学科设置的人文平衡”（D’ Arms,1956b），并在学院的研究中注入“史学的深度”（Marshall,1955）。考虑到他与芒福德的关系，这些评价和基金会对古特凯德的支持，都使其在冷战时期更加值得注意。扣“赤色分子”帽子的芮希委员会（Reece Committee）1951年曾指责芒福德是一个试图将共产主义宣传引入学院系统的“共产主义同路人”。但这些和他作为鼓励古特凯德的良师益友并未作为影响对宾大和古特凯德资助66000千美元的“不利信息”（Gilpatric,1956）。相比而言，那时没有几个当代建筑史学家或城市专栏作家像芒福德那样，在进行城市设计方面的历史与批评写作。除了芒福德的学术著作，他在《纽约客》 （New Yorker）上的“天际线”专栏，以及格雷迪•克雷（Grady Clay）在《路易斯维尔信使报》（Louisville Courier Journal）的文章，被认为是“出现在美国期刊报纸上仅有的定期出版的城市设计批评”（Wheaton ＆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Institute for Urban Studies,1958）。⁽¹⁵⁾正如人文官员查德伯恩•吉尔帕特里克（Chadbourne Gilpatric）后来评价的：“问题是哪里去找另一个芒福德，能够把他的批判、哲学和历史背景综合起来论述城市规划问题。”（1958c）

古特凯德的《城市发展的国际历史》第一部直到1964年才得以出版（1972年第八部出版）。而第三项有关反思实践的历史—理论—批评的资助项目发生在对古特凯德的研究提供资助一年半后的1958年2月、查德鲍恩•吉尔帕特里克与道格拉斯•哈思科尔的谈话之后。当推土机继续着对美国城市中心的破坏时，1956年对城市更新立法的意识才开始苏醒。吉尔帕特里克在日记中写道，哈思科尔“发掘出了难得的关于城市规划中对建筑与设计新需要的批判性思考。能够想象并将普通人和这个主题联系起来的学者之一是简•雅各布斯，也是他的员工”。（Gilpatric,1958a）

几天后，吉尔帕特里克读到了后来发表在《财富》 （Fortune，时代集团旗下的《论坛》姊妹刊物）杂志上的雅各布斯《城市中心是人民的》的草稿，并决定与她会面。在给他同事查尔斯•法茨（Charles Fahs）的备忘录中，吉尔帕特里克写道：

在所附的即将刊发在《财富》上的这篇文章里，你会发现一些有趣的想法和陈述。简·雅各布斯，作为《建筑论坛》员工借调来为《财富》杂志做这方面的工作，其想法很明显非常接近基金会所资助的MIT的研究。（Gilpatric,1958b）

实际上，雅各布斯并未参考林奇的工作。但她的洞察力，以及编辑部收到的回应她文章的赞扬信件，都使她的工作被强烈地推荐到基金会那里。根据《财富》的编辑霍莉•怀特（Holly Whyte）写给哈思科尔和吉尔帕特里克的备忘录，雅各布斯的文章成为该杂志有史以来“反响最好的文章之一”。“看你的姑娘做得多好！”怀特用铅笔在备忘录的开头写道，并对大约30封学者、规划师及4位市长的热情来信（Whyte ＆ Kammler,1958）作了摘录。雅各布斯似乎十分符合广受欢迎的持“城市设计批判观点”的作者的标准（Gilpatric,1961b），并可能成为吉尔帕特里克和基金会正在寻找的“另一个里维斯•芒福德”（Gilpatric,1958c）。⁽¹⁶⁾大约1个月之后，雅各布斯向吉尔帕特里克描述了她的城市著作的大纲，并在芒福德以及凯瑟琳•鲍尔（Catherine Bauer）、霍莉•怀特、霍尔姆斯•帕金斯和兰登书屋的杰森•艾泼斯坦（Jason Epstein）的亲自推荐下，于1958年获得了三笔写作资助中的第一笔。

部分来自于对雅各布斯计划的预见性，吉尔帕特里克沿着哈思科尔在建筑与城市设计中“鲜有批判性思考”的评价进一步展开工作（Gilpatric,1958a）。在吉尔帕特里克的推动下，宾大教授威廉•韦顿和大卫•克莱恩于1958年10月组织了一次由基金会资助的“城市设计批评会议”。会议召集了一大批在此领域颇有见地的思想家：芒福德、麦克哈格、林奇、贝聿铭、J.B.杰克逊（J.B.Jackson）、凯瑟琳•鲍尔、格雷迪•克雷、路易斯•康、简•雅各布斯、宾大的教员和其他一些人士。吉尔帕特里克也参加并提交了一篇名为《批评理论中深度的意义》的论文，他在后来的报告中写道：一位罗得学者、前哲学教授、美国智力机构成员和现代博学学者给出了高度评价，“这是我所参加过的最为热烈、最具智慧的一次会议”。（Gilpatric,1959）

吉尔帕特里克也报告了一些会议的遗憾：“缺乏明确的目标”及其结论与出版物。无论如何，他对会议的评价是恰当的，即这次会议将“通过与会的每个人产生广泛的影响”（Gilpatric,1959）。尤其是对于雅各布斯来说，在这次会议上，她建立了与自己在认识上有着共鸣的林奇、麦克哈格、杰克逊等人的个人联系。在吉尔帕特里克报告里也包括其他早期影响，如对1959年哈佛第三次城市设计大会议程的影响，对美国规划者研究所和加拿大公共事务研究所的会议的影响，《纽约时报》的报导，以及“影响了《建筑评论》、《景观》（Landscape）、《地平线》（Horizon）等刊物发表更多方案评论并转向注重城市美学与社会价值”（Gilpatric,1959）。几年以后，一个名为“出版社与城市建筑”的会议在哥伦比亚大学举行，根据主旨发言人格雷迪•克雷的说法，这个会议是宾大会议产生的另一个直接成果（Clay,1962）。克雷回应了吉尔帕特里克中肯的评价和几十年后会议的意义与影响力，他认为这次会议真正微妙而意义深远的影响在于“会议激发了我们所有人涉及了的各类出版物，并成为许多人职业生涯的拐点”（Clay,1996）。在宾大，这次会议可能也促使了帕金斯建立第一个建筑学博士学位的决定。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吉尔帕特里克和他所推动的这次会议可以说对建筑历史、建筑理论与批评等学科在20世纪60—70年代的出现有直接的影响。不过，吉尔帕特里克和洛克菲勒基金会推动城市设计的批判性思考以及他们支持简•雅各布斯批判写作的初衷可能并未包含如此大的野心。

1958年10月“城市设计批评会议”的与会者

从批判主义到复杂理论：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如果有人期望吉尔帕特里克在1961年3月最终读到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时，得到了比预期更多的批判，那就想错了。恰恰相反，他不仅“兴奋”于她那直率的起始章节，还希望看到更多的批判性观点。例如，对总结的那一章，他评价道：

我很遗憾地提醒你，你没有把对城市组织机制与物质环境布局的管理状况的批判包括在本章之内，其实它们已经过时了。也许这比起田园城市的规划者和光明城市的迷恋者更值得你批判。（Glpatric,1961a）

事实上，吉尔帕特里克过于把雅各布斯的书看做批判意识作品，以至于他希望删除许多雅各布斯认为是支持她建构论点的素材。在删除许多作为数据支持雅各布斯论文的故事性素材之外，吉尔帕特里克还希望删减掉展开的参考资料，包括凯文•林奇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生命科学主管沃伦•韦弗的工作，以达到使699页书稿减半的目的。在林奇的《城市意象》中，雅各布斯发现许多和他类似的工作，如同几年前吉尔帕特里克意识到的那样。在她将《城市意象》的摘录缩减为几个注释之后，她感到吉尔帕特里克的修改意见忽视了工作的整体性和它累进的目的。（实际上，虽然这本书没有只集中在批判工作上，但将严厉的导言作为起始章节已经强化了读者的印象，主要的思想基本贯穿了后面的21章。）出于对吉尔帕特里克大刀阔斧的删减建议的不满，雅各布斯拖延了大约6周没有回复他的信件，同时草稿却送去打字了。而且，当她回信时，主要目的却是寻求引用沃伦•韦弗发表在1958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年报》 （Annual Report）上的文章“科学与复杂性”（“Science and Complexity”），而吉尔帕特里克在回复中礼貌地给予了许可。

雅各布斯对沃伦•韦弗复杂性观点的发现是她的基金会资助带来的意外惊喜。然而韦弗复杂性理论对于雅各布斯著作以及后来的思考的重要性不可低估。对于韦弗自己来说，他关于复杂性科学的观点是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产生的两三个重要的原创论题之一（Weaver ＆ Columbia University Oral History Research Office,1962）。因此当他从基金会生命科学主管的职位上退休时，他的文章“科学与复杂性”在1958年基金会的《年报》中以有限的纪念文集的形式被重印——在同一期上也报道了雅各布斯获得首笔基金会资助。

韦弗的文章刺激了雅各布斯关于城市复杂性的思考，并为雅各布斯在前述那些章节中描述的连续的、渐进的观察提供了理论性的总结。应用韦弗的概念，雅各布斯讨论了城市就像其他生物体那样，是一个有着“复杂性组织”的系统，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可变物。为实现这一思想的飞跃，雅各布斯成为科学圈子外最早关于复杂性科学的传播者之一，也是第一个把它与城市动力学联系起来的人。并且，在她后来的著作中，比如《经济的本质》（The Nature of Economies,2000），雅各布斯追随着混沌理论、非线性动力学和复杂性理论在人文、自然系统中的应用发展。

从基金会观点来看，雅各布斯的工作应该是体现出了资助可能的最佳效果。在基金会的支持下，雅各布斯写出了标志性的著作，既是那个时代的迫切需要，并且也成为城市论著的一部经典，极大地维护了科学原则的新鲜和持久。尤其是后一个作用，是雅各布斯学习基金会成员、那个时代最著名的科学家之一——沃伦•韦弗博士的部分成果。⁽¹⁷⁾而且，在城市设计研究的受资助者中，雅各布斯也是最有必要受基金会支持的一员。专业作家和主要专业杂志的助理编辑位置为她提供了一个非专业平台，引导她早期对城市问题的关注，但这份工作也限制了她后续研究的空间与时间。基金会的支持和社会研究新学派的帮助让雅各布斯可以彻底腾出3年时间离开《建筑论坛》来完成她关于城市的论著。频繁和人文官员吉尔帕特里克接触使她进一步获益，文章与草稿、介绍与邀请的交流都进一步开阔了雅各布斯以及和她在这一领域相识的人的眼界。同样，雅各布斯也经常为基金会的研究项目和计划提供建议，并且随着1961年10月著作的出版，她对基金会60年代早期的城市设计研究项目的形成也做出了类似贡献。虽然很短暂，但它们提供了主要建筑师与城市设计师之间的对话机会，其中包括了瓦雷斯•哈里森（Wallace Harrison）、内森内尔•欧文斯（Nathaniel Owings）、贝聿铭、维克特•格鲁恩（Victor Gruen）、詹姆斯•费彻（James M.Fitch）、凯文•林奇等。

结论：城市的衰落和流动

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城市设计研究恰逢其时，尤其是雅各布斯的贡献。美国同业建筑师学院研究所所长莫里斯•剀切姆（Morris Ketchum）1962年2月论述吉尔帕特里克时说，系统的和渐进的城市设计研究计划“可能在几年前并不成熟而5—10年后又太晚了……”（Gilpatric,1962）尽管这样的评价听上去有些轻率，但它恰恰描述了战后城市设计研究的意义，“太晚”这样的字眼预示了60年代晚期的城市危机。雅各布斯的著作出现在第一个资助项目林奇的《城市意象》（1960）和最后支持的出版物埃德蒙德•贝肯的《城市的设计》（The Design of Cities, 1967）之间。那时美国城市处于它的鼎盛时期，划时代的全美郊区化还没有来到，而城市更新的体制也达到了它的高水准。在其他由基金会资助研究并最终出版的著作还有巴克莱•琼斯和斯蒂芬•雅各布斯1960年的《通过保护进行城市设计》（City Design Through Conservation, 1960），克里斯托弗•唐纳德和波利斯•帕什卡夫（Boris Pushkarvev）的《人造美国—混乱还是控制》（Man-made American: Chaos or Contr ol,1963）以及伊恩•内恩的《美国景观：批判的视角》（The American Landscape: A Critical View,1965）。后两部就显得有点晚了，因为越来越多能够这样做的人已经准备离开越来越不稳定的城市，美国的城市也跌落到它20世纪的最低点。

除去这些主要的研究影响，洛克菲勒基金会对城市设计进行资助的非直接影响也体现在学术机构和学者身上。多年持续的资助给予大学院系发展有意义的推动，比如MIT、宾大、耶鲁、伯克利和新社会研究学院。同样，那些与资助及项目相联系，包括进行项目合作的学者，比如乔治•坎帕斯、伊恩•麦克哈格、大卫•克莱恩、威廉•韦顿、格雷迪•克雷、科尔曼•伍德波利（Coleman Woodbury）和乔丹•克兰（Gordon Crane）这样并未出现在出版物联合作者栏的名字。不过，在某些情况下，受资助的研究仍在不断发展。简•雅各布斯2006年在庆祝自己90岁生日之前不久仍在继续研究与写作，并出版了她的第7本重要著作《前方的黑暗时代》（Dark Age Ahead,2004）。同样，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最后从基金会的撒贝罗尼别墅学者项目得到与住区研究计划相关的资助是在1965年的夏天，而不久之前才出版了他的4卷本著作，《秩序的本质》（Nature of Order,2003）——充满雄心的研究在差不多40年后才有了结果。人文官员博伊德•坎普顿（Boyd Compton）可能会对迟来的结果感到失望，但亚历山大在1965年9月所写的“工作变成出版物会有很长一段时间”（Alexander,1965）其实早就排除了给他的绝对承诺。

当大量政府计划均以人口统计和历史因素为主导，淹没了最合理的判断和研究思路时，洛克菲勒基金会对城市设计研究的支持，尤其是在评价和理解雅各布斯的工作方面，这的确影响了相关学科的发展历史和公共政策。可惜的是，就如雅各布斯在《前方的黑暗时代》中所讨论的那样，就目前的城市生活与文明之间的关系看，无知和去城市化力量在推动文化的衰落。除此悲观的看法，我们可以回想起雅各布斯第一本关于城市的书名中的预见性的乐观主义（死与生，而不是相反），城市的复兴是在某些衰落之后的。而且，抛开历史意识匮乏的伤痛，深刻的、但已成为共识的关于城市的知识使得今天去体验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美国城市的状况变得非常困难，智能的运作已经引起思维方面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思路的发展，发端于50年代中期，而如今已成为一种共识。我们可以认识到林奇、雅各布斯、麦克哈格和其他一些人共同的工作，不仅都获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城市研究项目的支持，而且有着同样的目标，即重新认识人、城市、环境以及更大的世界之间的关系。

致谢

特别感谢以下各位对本研究以及相关研究提供的帮助：高级档案员米歇尔•希尔茨克（Michelle Hiltzik）、卡米拉•哈里斯（Camilla Harris）和洛克菲勒档案中心的各位主管；让•艾什顿博士（Dr.Jean Ashton），纽约历史社团的图书馆主管；约翰•阿特贝瑞（John Atteberry）和罗伯特•布朗斯（Robert Bruns），约翰•本斯图书馆，波士顿学院；格雷迪•克雷先生；道格拉斯•迪卡罗（Douglas DiCarlo），纽约市住房署档案馆，拉—伽迪恩社区学院，CUNY；詹尼佛•李（Jennifer Lee），种族图书和剧本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霍华德•玛德（Howard Marder），纽约市城市住房署公共信息官员；朱丽叶•托泽（Julie Tozer）和珍妮特•帕克斯（Janet Parks），艾弗里建筑与艺术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还有这份期刊的迈克尔•绍斯沃斯博士（Dr.Michael Southworth）。

彼得·L.劳伦斯：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历史与理论博士

（译者：刘铨、丁沃沃）

参考文献：

Abbott,B.＆ Yochelson,B.(1997) Berenice Abbott: Changing New York (New York: New Prese ＆ Museum of the City of　New York).

Alexander,C.(1965) Letter to Boyd R.Compton，December 17,1965.Foundation RG 6 3.2,Villa Serbelloni Scholars (Alexander,Christopher,1965),Ser.900,Box 89,492,Rockefeller Foundation Archives,Rockefeller Archive Center,Sleepy Hollow,New York.

Alexander,C.(2003) The Nature of Order,4 volum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merican Public Health Association,Committee on the Hygiene of Housing (1945) An Appraisal Method for Measuring the Quality of Housing: A Yardstick for Health Of f cers,Housing Offi cials and Planners (New York: American Public Health Association).

Architectural Forum (1938) Public Housing,Architectural Forum,68 (May),pp.345—417.

Architectural Record (1943) Stuyvesant Town: NAHO News,July 16,1943,Architectural Record,94 (September),p.27.

Bacon,E.(1967) The Design of Cities (New York: Viking Press).

Bell,C.(2003) East Harlem (San Francisco,CA: Arcadia).

Breines,S.(1943) Stuyvesant Town, Task,4,pp.35—38.

City Planning Commission (1954) Mastes Plan of Sections Conlaining Areas Suitable for Development and Redevelopment (New York: City Planning Commission).

Clay,G.(1962) letter to ChadbourneGilpatric.Foundation RG 2,General Correspondence,1962,Ser.200R US.,Hum.Urban Design,Mf reel 29,Rockefeller Archive Center,Sleepy Hollow,New York.

Clay,G (1996) Letter to Helen Horowitz,25 January.Personal papers of Grady Clay,copied by Clay for the author.

Committee on Slum Clearance Plans (1951) Washington Square South,Slum Clearance Plan Under Title I of the Housing Act at 1949 (New York: Committee on Slum Clearance Plans).

Cooper,L.E.(1945) Uprooted thousands starting trek from site for Stuyvesant Town; vans rumble through Lower East Side in city’s greatest mass movement,with new quarters a problem,New York Times,3 March,p.13.

D’Arms,E.F.Interview with Asa Briggs,13 February,1954.Foundation RG 1.2,MIT City Planning.Ser.200R,Box 375,Folder 3330.30,Rockefeller Archive Center (1954),Sleepy Hollow,New York.(www.chuimin.cn)

D’Arms,E.F.(1955) Memo to Humanities Offi cers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nn,19 October.Foundation RG 1.2,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Community Planning,Ser.200,Box 456,File 3899,Rockefeller Archive Center,Sleepy Hollow,New York.

D’Arms,E.F.(1956a) Interview with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School of Fine Arts Faculty,16 March.Foundation RG 1.2,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Community Planning,Ser.200,Box 456,File 3899,Rockefeller Archive Center,Sleepy Hollov; New York.

D’Arms,E.F.(1956b) Memo to Humanities Officers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6 April.Foundation RG 1.2,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Community Planning,Ser.200,Box 456,File 3899,Rockefeller Archive Center,Sleepy Hollow,New York.

Fahs,C.B.(1953a) Interview with Dr.John Burchard,Clarence Stein,Prof.Frederick Adams,6 January.Foundation RG 1.2,MIT City Planning.Ser.200R,Box 375,Folder 3330.30,Rockefeller Archive Center,Sleepy Hollow,New York.

Fahs,C.B.(1953b) Interview with Dr.John Burchard,24 July.Foundation RG 1.2,MIT City Planning.Ser.200R,Box 375,Folder 3330.30,Rockefeller Archive Center,Sleepy Hollow; New York.

Farrell,W.(1947) Razed homes here exceed new ones: 4,578 permanent units were built in 1946,while 8926 were being demolished; some improvement since construction in fi rst quarter of 1947 has topped razings,more plans being fi led,New York Times,24 April,p.1.

Gilpatric,C.(1956) Memo to Humanities Officers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14 June.Foundation RG 1.2,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Community Planning,Ser.200,Box 456,File 3899,Rockefeller Archive Center,Sleepy Hollow,New York.

Gilpatric,C.(1958a) Excerpt from interview with Douglas Haskell.Foundation RG 1.2 Ser.200R,Box 390,Folder 3380,Rockefeller Archive Center,Sleepy Hollow,New York.

Gilpatric,C.(1958b) Letter to Charles B.Fahs.RG 1.2 Ser.200,Box 375,Folder 3330.32,Rockefeller Archive Center,Sleepy Hollow,New York.

Gilpatric,C.(1958c) Critical viewpoints in city design: visit to Institute for Urban Studies,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7 May.Foundation RG 1.2,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Community Planning,Ser.200,Box 456,File 3900,Rockefeller Archive Center,Sleepy Hollow,New York.

Gilpatric,C.(1959) Report to Rockefeller Foundation Offi cers on Conference on Urban Design Criticism.Foundation RG 1.2,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Community Planning Conference,October 1958—1961,Ser.200,Box 457,File 3904,Rockefeller Archive Center,Sleepy Hollow,New York.

Gilpatric,C.(1961a) Letter to Jane Jacobs,27 March.RG 1.2 Ser.200R,Box 390,Folders 3381,Rockefeller Archive Center,Sleepy Hollow,New York.

Gilpatric,C.(1961b) Letter to Roger Montgomery,30 August.Foundation RG 1.2,Washington University——Urban Design,Ser.200R,Box 469,File 4009,Rockefeller Archive Center,Sleepy Hollow,New York.

Gilpatric,C.(1962) Interview with Morris Ketchum Jr,8 February.Foundation RG 2,General Correspondence,1962,Ser.200R U.S.,Hum.Urban Design,Mf reel 29,Rockefeller Archive Center,Sleepy Hollow,New York.

Grutzner,C.(1952) Architect queries city slum razing,many buildings could be saved,thus easing housing famine,New York Times,31 May,p.19.

Gutkind,E.A.(1964) lnternational History of City Development ,8 volumes (New York: Free Press).

Haskell,D.＆ Editors (1953) Gateway Center: now,at last,offi ce towers in a park,Architectural Forum,99(December),pp.112—116.

Jacobs,J.(1955) Handwritten copy of letters written to Mayor Wagner and Borough President Jack,1 Jume.Box 3,Folder 10,Shirley Hayes Papers (New York: New-York Historical Society).

Jacobs,J.(1958) Downtown is for people,Fortune,57 (April),pp.133—139 .

Jacobs,J.(1961a) Letter to Chadbourne Gilpatric 6 May 1961 RG 1.2 Series 200R,Box 390,Folders 3381,Rockefeller Archive Center.

Jacobs,J.(1961) The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New York: Random House).

Jacobs,J.(2000) The Naturr of Economies (New York: Random House).

Jacobs,J.(2004) Dark Age Ahead (New York: Random House).

Jacobs,J.,l.urie,E. et al(1957) The dreary deadlock of public housing, Architectural Forum,106 (June),p,140ff..

Jacobs,S.W.＆ Jones,B.(1960) City Design through Conservation: Methods for the Evalu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Aesthetic and Cultural Resources (Berkeley,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urie,E.(1956) Fact Sheet: East Harlem Small Business Survey ＆ Planning Committee 16 January,Box 35,Folder 7,Ellen Lurie 1955—1957,Union Settlement Association Papers,Rare Books and Manuscript Libra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Lynch,K (l960) The Image of the City (Cambridge,MA: MIT Press).

Marshall,J.(1955) Memo to Humanities Offi cers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28 December.Foundation RG 1.2,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Community Planning,Ser.200,Box 456,File 3899,Rockefeller Archive Center,Sleepy Hollow,New York.

McGoldrick,J.D.(1944a) Blueprints for a Greater New York,Controller McGoldrick explains the scope and aims of the city’s vast post-war construction program and its role in providing employment, New York Times Sunday Magazine,30 April,p.35.

McGoldrick,J.D.(1944b) The super-block instead of slums: McGoldrick offers a plan for rebuilding our cities and reviving blighted areas,New York Times Sunday Magazine,19 November,p.10.

McHarg,I.(1969) Design with Nature (New York: Natural History Press).

Moses,R.(1943) Letter to The Times: Stuyvesant Town defended,Commissioner Moses sees merit in the proposed housing project,New York Times,3,June,p.20.

Mumford,L.(1948) The sky line: prefabricated blight,New Yorker,24,p.49 (30 October).

Jourrnal of Housing (1943) Stuyvesant Town,16,July,p.61.

Nairn,I.(1965) The American Landscape: A Critical View (New York: Random House).

New York City Housing Authority Collection,La Guardia Community College,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Long Island City,New York.

New York Times (1936) First houses cost held $10,000 a room; total expenditure $1155649,against $328621 estimated,survey discloses,New York Times,25 September,p.25.

New York Times (1939) Super-block plan favored by city,old-fashioned divisions are giving way to new scheme,Rheinstein asserts,New York Times,15 January,p.13.

New York Times (1943a) Housing plan seen as a ‘walled city,’ civic groups oppose post-war metropolitan life project,citing lack of schools,New York Times,20 May,p.23.

New York Times (1943b) Stuyvesant Town,New York Times,2 June,p.24.

New York Times (1943c) Stuyvesant Town approved by board; form of contract and plans for housing project pass estimate body,11- 5; opponents charge bias,New York Times,4 June,p.23.

New York Times (1943d) Stuyvesant plan upheld by court; appellate division votes 3 to 2 on validity of contract for housing project,New York Times,3 July,p.15.

New York Times (1943e) ‘Walled city’ fought in high state court; East Side housing project assailed and defended at Albany,New York Times,10 September,p.26.

New York Times (1944a) New era held near for city housing,private funds must carry the burden after the war,Moses declares,New York Times,5 Febrvary,p.19.

New York Times (1944b) New York Times McGoldrick pushes his Brooklyn Plan; Will ask Estimate Board to act though Mayor is ‘not at present friendly’ to it; later has fi scal fears,New York Times,7 November,p.29.

New York Times (1946) 7000 rush pleas for housing in ’47,First-day applications pour into offi ce of Stuyvesant Town project in East 14th Street,New York Times,6 June,p.29.

New York Times (1947a) Race housing plea quashed by court; Justice Benvenga bars move to halt tenant selection in Stuyvesant Town; not a ‘public project’; jurist points to Legislature’s refusal to enact Residential Equality Statute,New York Times,29 July,p.23.

New York Times (1947b) Stuyvesant Town to get its first tenant today, New York Times,1 August,p.19.

Newsweek (1959) Special report on New York City: metropolis in a mess,Newsweek,27 July,pp.29—31.

Page,M.(1999) The Creative Destruction of Manhattan,1900—1940 (Chicago,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encil Points (1943) Stuyvesant Town railroaded through,New Pencil Points,24 (June),p.24.

Perkins,G.H.(1956) Research proposal: city planning and landscape design at the School of Fine Arts,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3 April.Foundation RG 1.2,University of Pemlsylvania.—Communilty Planning,Ser.200R,Box 456,File 3899,Rockefeller Archive Center,Sleepy Hollow,New York.

Plunz,R.(1990) A History of Housing in New York C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Rockefeller Foundation Humanities Department Officers (1954) Grant Award Report for MIT Lynch-Kepes City Planning Study; 7 April.Foundation RG 1.2,MIT City Planning.Ser.200R,Box 375,Folder 3330.30,Rockefeller Archive Center,Sleepy Hollow,New York.

Schwartz,J.(1993) The New York Approach: Robert Moses,Urban Liberals,and Redevelopment of the Inner City (Columbus,OH: Ohio State University).

Sert,J.L.(1955) Urban Design Conference,GSD Alumni Bulletin,1(29 December),p.1.Loeb Library Special Collections (Cambridge,MA: Harvard Graduate School of Design).

Stern,R.,Mellins,T.＆ Fishman,D.(1990) New York 1960: Architecture and Urbanism between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the Bicentennial (New York: Monacelli Press).

Strong,A.L.＆ Thomas,G.E.(1990) The Book of the School: 100 Years of the Graduate School of Fine Arts of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p.134—141 (Philadelphia,PA: Graduate School of Fine Arts).

Travis,M.(1946) ‘No Vacancy’,recorded 18 March,Capitol Records 258 #3 (Los Angeles: Capitol Records).

Tunnard,C.＆ Pushkarev; B.(1963) Man-Made America: Chaos or Contr ol? (New Haven,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Weaver,W.＆ Columbia University Oral History Research Offi ce (1962) The Reminiscences of Warren Weaver (New Ybrk: Columbia University).

Wheaton,W.L.C.＆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Institute for Urban Studies (1958) A Proposal to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for a Conference on Criticism in Urban Design,12 June.Foundation RG 1.2,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Community Planning,Ser.200,Box 457,File 3904,Rockefeller Archive Center,Sleepy Hollow,New York.

Whyte,W.H.＆ Kammler,R.(1958) Letters to Fortune magazine; selection of letters received in March and April 1958 by Fortune magazine letters department re ’Downtown Is for People’ by Jane Jacobs.Foundation RG 1.2 Ser.200R,Box 390,Folder 3380,Rockefeller Archive Center,Sleepy Hollow,New York.

【注释】

(1)和简•雅各布斯正在写作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样，这篇《新闻周刊》的文章描述了哈莱姆区各种族群体间极易导致对抗和骚乱的紧张关系（每年都有上万来自美国南部的非洲裔美国人和波多黎各人涌入该区）；麻醉剂上瘾、交通肇事和暴力事件充斥高中校园；像福特•格林住宅区这样的“昂贵”兵营正在创造“新贫民窟”；纽约的中产阶级逃往郊区。

(2)超级街区规划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提出是为了清除贫民窟进行重新开发，但在30年代末被很多人接受，通过住房与建筑委员会成员、纽约市房屋署主席Alfred Rheinstein成为公共倡议，用在了所有的住房开发上。（New York Times,1939）

(3)落成于1941年的河东住宅（East River Houses），是纽约第一个高层公共住房项目，但高层“超级项目”早在1932年就提出了。下东区规划联合会规划了一个基于“邻里单元”的超级街区。罗杰斯镇（Rutgers Town）1934年计划建于曼哈顿下东区的柯林斯•胡克（Corlears Hook）地区，本来计划将原先的50个街区整合为包含100幢12层的塔楼的20个街区。但这个项目没有像后来的项目那样对超级街区如此坚定，尽管如此他仍被批评为用“垂直方向的卫生的贫民窟”取代了老贫民窟，并无进步（Plunz,1990,pp.224—225）。

(4)福特•格林项目有一些沿街商铺空间，不过这也是它与城市的最后联系了。

(5)最初的计划只是拆除基地内三分之一的房屋以提供光线与空气，然后重新利用这些砖头来修缮保留的房屋。然而修复了两座1846年的房屋后，其余的被发现过于破旧因此都被推倒了。

(6)1942年对纽约州保险条例的修改允许保险公司投资住宅项目实际上重演了以前的对战后住宅建设的刺激。1922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复苏，大都市人寿保险公司同样游说纽约的立法者允许其将严格约束的资金投资到房地产开发中。和斯图文森特城一样，法案修改还导致纽约市最大的住宅项目——位于皇后区长岛城的有54幢建筑的花园公寓综合体（Plunz,1990,pp.150—151,253ff.）。

(7)APHA评估系统是系统化的，但又是主观的，它更倾向于拆除而不是修护。分数会因为缺少储藏室和充足的热水、肮脏的厕所和院子、有害物和其他并不需要通过拆除来解决的问题而被扣分。如果在其他方面满足要求的住房，附近缺乏“基本的社区设施”，分数的计算也会趋向于拆除值。因此，在实际操作上，如果鉴定者如此具有倾向性，他或她能够很轻易地得出拆除的评估。

(8)由于油罐车常发生泄漏，也由于帮派，比如与之同名的“油罐帮”在此的活动，油罐地区在19世纪末有一段混乱的历史。但在大萧条前这里的邻里关系就发展起来了，到它被铲除的时候，只有4个油罐还没被搬走。Berenice Abbott为了其工作发展管理计划，在1938年拍摄了一张位于该地区未来成为斯图文森特城和彼得•库伯村位置的照片。虽然油罐占据了一些邻里，但从Abbott的照片上看多数邻里完全没有被“破坏”（Abbott ＆ Yochelson,1997,Plates 9,10,p.379）。

(9)根据1947年的报道，在前15个月将近8000户被拆除的同时，曼哈顿却没有一套住宅建成（Farrell,1947）。

(10)写作这篇文章时简•雅各布斯已经在《建筑论坛》工作了一年多时间。她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复述了部分Haskell对“门户中心”的批判（Jacobs,1961,p.106）。

(11)华盛顿广场公园的斗争从1952年持续到1959年，并且围绕的不仅仅是交通的问题——为了地面大道，为了下沉的高速公路，甚至为了公园之下的隧道——而且包括一项城市更新、贫民窟清除与重新发展的项目，名为“摩西一号华盛顿广场东南地块计划”。委员会试图最终说服城市关闭公园，把它全部留给交通，撤销原有的公交线路从而在表面上使Moses和交通委员会成员Wiley的复合大道和下沉高速公路目标显得不那么荒谬。雅各布斯把Hayes和华盛顿广场的斗争作为例子引用到《死与生》中（1961,p.361），但更多关于Hayes与华盛顿广场委员会为反对这些城市计划所做斗争的细节被保留在Shirley Hayes报告中，保存于纽约历史社团。

(12)关于公共关系，中央公园的斗争比早期华盛顿广场的更有意义。“绿地中的旅店的战役”是Robert Moses与公众的关系以及城市政治中的转折点（Stern et al.,1990,p.769）。就摩西在中央公园进行商业开发和用公路取代公园空间来说，他作为公园委员会成员的身份又是十分滑稽的。

(13)当然不是所有的住房项目都取代了沿街商业。例如莱克星顿（Lexington）住宅区，就保留了基地内原有的地下车库和修理店（Bell,2003,p.67）。

(14)基金会第一个城市规划研究资助项目是在1929年帮助哈佛大学设立城市规划系，不过这通常未被认为是战后资助城市设计研究的先例。

(15)John Brincherhoff Jackson也参加了会议，他在50年代也在进行城市主义的写作，但那时他作为公共批评家的知名度不如芒福德或Clay。

(16)不管雅各布斯的贡献如何——至少她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之前已得到很多赞誉——Gilpatric在1961年8月之前仍在寻找另一个芒福德。他写道：“我自己感觉到城市设计批评的优秀范例应该像里维斯•芒福德在《纽约客》‘天际线’专栏系列中所做的……遗憾的是，没有其他人这样做，并围绕开发或项目在公众设计领域很好地展开批判。我已经在考察谁能有芒福德那样的能力与韧性。他自己也不知道其他这样的人，同时我在国内也没有发现。”（Gilpatric,1961b）

(17)韦弗是洛克菲勒基金会自然科学分支的主管（1932—1952）和自然与医药科学的副主席（1952—1959），美国科学进步联合会主席（1952），国防部基础研究团体的主席（1952—1953），斯隆•凯特灵研究所（Sloan Kettering Institute）、阿尔弗雷德•斯隆基金会（Alfred P.Sloan Foundation）和索克研究所（Salk Institute）的主席与理事（1955—1962），国家科学院成员（1969）。好像是在证实格林威治村所发生的一切，纽约大学的数学楼，沃伦•韦弗馆，就位于华盛顿广场附近，落成于196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