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城市发展：进步意识与创新之路

从公园到区域：进步的意识形态与美国城市的革新

弗朗切斯科·达尔科

引言

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这个词通常用来指1900年到1914年这段美国历史，虽然它只有从某种特定的政治观点而不是普遍意义来看才成立，然而必须承认，在进步时代中期的那些年里，这个词充分表达了美国文化生活和政治等各方面的革新需求。1912年是表现这一趋势的标志性年份，在这一年里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和西奥多•罗斯福以新自由主义和新国家主义这两种信条，展开了争夺总统职位的竞争，尽管两者方式不同，但都表达了进步的意识形态。

在本论文中我将主要考查新自由主义和新国家主义的政治内容。但首先必须强调，威尔逊和罗斯福都是放任主义时期结束的诠释者，他们的政治纲领也是放任时期结束的结果。1912年大选的基本问题是在放任主义时期结束后，如何既保持美国公司体制的发展活力又同时建立一个现代国家。但是将这种政治认识与进步运动及其传统简单地等同起来是错误的。事实上，美国的进步主义自身具有勃勃的生机，这与姗姗来迟的政治成就决不能相提并论。在19世纪，进步的民主思想发展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观点，并向放任主义的政府提倡另一种实践的选择。进步主义的活动虽然在政治和制度领域几乎都没有产生实际的影响，但确实在城市规划的文化领域内具有某种影响力。

在下面的章节中，我将尝试重构进步主义规划传统的几项主要贡献，他们形成于19世纪，并在新政的那些年里取得成果。但我的目标并不是写一部美国城市主义的历史，而是相对简单地通过重要的实例，在美国文化这一特定领域中，追寻几个主要趋势的基本概念与矛盾。

进步因素作为美国城市规划的基准（fundamentals），是与工业主义的确定同时出现的。城市化的批评伴随工业城市出现；在美国的特定情形下，这种批评常常被认为是反城市意识形态的进一步表现。尽管在大量有关美国城市发展的文献中，这一解释通常被认为是合理的，但本文只对它给予有限关注。这并非因为我认为这种观点无益，而是因为我希望证明，某种传统上被认为是反城市的理智态度如何实际上成了城市革新的基本前提，以及属于进步传统的概念如何隐藏在浪漫主义和田园牧歌的神话中。

在我看来，从哲学体系的角度谈论美国的进步主义是不可能的；它只能被当做一种态度来讨论，且首先是思想的、道德的态度而不是政治的，这种态度建立在一系列动态变化的问题和矛盾的假设上，它们表达了对当代社会的发展形式及其机制的严肃但乐观的关切。我的用词是慎重考虑过的：形式\组成\结构，而不是发展；机能，而不是系统\体制。

赫贝特•克罗利（Herbert Croly）的名著解释得更为清楚：“从一开始，美国人就期望并计划着更好的未来。从一开始，民主的土地就扮演着乐土的角色。因此，相比否定对美好未来的想象，美国人更确信对国家传统的忠诚。”⁽¹⁾与传统的关联是美国进步主义的另一个基本内容；传统保证了《美国生活的承诺》中的未来。对未来的信心是知识与信仰复兴的最初产物，芒福德将此复兴时期视为美国文化的黄金时代。佩阔德（Pequod）对白鲸最后孤注一掷的追逐为进步的意识形态树立了纪念碑，在他神秘的描写中（就像一部捕鲸手册），进步的意识形态获得了自身的理性。

刘易斯•芒福德是我所说的“进步精神”主要的现代阐释者，也是进步精神的真正继承者。有意义的是，他认为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的著作是该传统的最高表现。如芒福德曾经说过，梅尔维尔确实不曾教导过避开白鲸：“灾难性的、英雄式的，而非温和的相遇，是男人真正的幸福结局。”与鲸鱼的搏斗是这一传统的缩影；通过接受这种遭遇的不合理和“无益”，你就发现了通往进步之路：

没有哪种胜利像捕获鲸鱼一样卑微而短暂：19世纪使这一胜利成为一切努力的终结和目标……出于同样的原因，没有哪种斗争像亚哈（Ahab）与白鲸的搏斗一样，如此持久且使人性获得满足。在持续不断的失败中，人类最终获得胜利的誓言，以及最终战胜空虚、厌倦和自杀的誓言。

战斗失败了，就像惠特曼所呐喊的，但在同一种精神中他们获得了胜利。有一天人的身体力量和最终的精神力量可能会是相当的，他将和庞然大物（Leviathan）不相上下。⁽²⁾带着惠特曼的呐喊“每一次失败都是胜利的承诺”，带着梅尔维尔的精神，进步者和革新者出现了，他们喜欢新的白鲸之海，喜欢工业化、城市化的美国，准备着与邪恶相遇。确实，战争的目标不仅仅是对战胜“城市巨兽”的耐心描述（克拉伦斯•S.斯特恩［Clarence S.Stein］在《恐龙之城》中所称），而是如文学的捕鲸者在《捕鲸手册》中学到的那样，有人能再次找到“现代的悲剧史诗”并发现诗学。⁽³⁾

一种历史性的，甚至是崇高的、“新的价值尺度”压倒了社会的现实构造。在其动态变迁中，这种价值尺度更专注于持久的英雄形象，而非专注于痛苦而不可调和的矛盾。

从黄金时期到城市美化运动的城市革新

在建筑和城市规划领域，19世纪末及20世纪最初的20年里，进步的意识形态产生了最杰出的成果。早在19世纪20年代，最终构成现代城市规划基础的一些观念已经渐渐成形。当时美国的文化从宗教复兴中汲取力量并激发起公民良知，而这些观念正是普遍的美国文化更新的一部分。

在黄金时代，在伟大的先验主义大师的著作及一神论者的热情中，这一文化演进逐渐成熟。这个传统在城市革新最初尝试的界定中至关重要。在19世纪早期，不只是在先验论者的观念中，一种新的倾向自然的态度，以及对其价值的重新评估渐渐出现。因此规划的最初尝试应被视为在浪漫主义价值回归自然的背景下的某种意识形态，它致力于重建环境与城市化进程间的联系。在思考浪漫的自然主义如何影响早期新城市形式之前，我们应对黄金时期文化的几个独特之处做一概要的回顾。

理性与道德之间的自然

弗农•L.帕林顿（Vernon L.Parrington）⁽⁴⁾曾经写过，在18世纪下半叶的欧洲，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被移植到了新英格兰。当然，就像芒福德对寻找白鲸的描写所暗示的那样，个人主义是进步文化及其态度的主要内容。但更通常的看法是，进步的思想传统是产生自美国文艺复兴的本土产物，它的杰作产生于1850—1855年间；19世纪美国最重要的五部文学作品出现在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的《代表人物》（Representative Men）和惠特曼的《草叶集》之间。F.O.马西森（F.O.Matthiessen）在他有关该时期的经典研究中已经描述了19世纪50年代这些大师作品的共同之处：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统一文化与社会、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以及文化与生产的需求。⁽⁵⁾

马西森的研究显示了资产阶级劳动分工与工业兴起时期典型的浪漫主义与乌托邦理想。先验论在新英格兰产生并非偶然。自由而独立的贸易形式与横跨大西洋的垄断贸易带来的经济利益结合在一起，新英格兰的社区在美国资本的转换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黄金时代与工业化的初期是同时的，与其说它对工业体系作出评判，倒不如说它表达了对资本主义这一发展阶段的“恐怖状态”在道德上的拒绝。⁽⁶⁾

其中爱默生的态度很典型。在他的论文“论政治”中，“普洛丁—蒙田（Plotinus-Montaigne）”,就像马西森对爱默生的界定“有一种本能的，但又模糊而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感觉，即当前整个财产体制的状况是不公平的”。但在别处他又写道，“财产保持了世界的账目，它总是道德的”。这两种明显相互矛盾的陈述在爱默生的思想中具有代表性，他从未对体制的规则提出内在批评，但又强有力地冲击了体制确定的历史形式。对他来说财产是道德的给予，但变得极不道德以至于不再能用于追求自然的目标。从这个角度他反对财富和生产手段的集中，因为这种集中剥夺了个人的权利以及个人技能的影响力，使个体的人被压制，成为超个人系统（supra individual system）的一部分。因此财富和财产的集中被视为对自然、权力和道德原则的否定。

工业化初期“扭曲”的工业体制是对“自然状态\未开化状态”的持续威胁，因为它干扰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原始联系。在《人，改革者》 （“Man the Reformer”）中，爱默生写道，“我们必须具有更高造诣（我们的作品中诗学与哲学的微妙愉悦）的基础；为了我们的精神，我们要对抗这艰难的世界，否则精神就无法诞生。手工劳动是对外部世界的学习”。⁽⁷⁾制作的自由，手工劳动，以及经过传统磨炼和精心制作的工艺是对专门化制造及其工厂的替代。在一个美已从环境和人类生活中被抛弃的时代，只有通过大自然的教诲，才能再次体验它的道德和物质的优点。从这个角度说，“和谐精神”（“the spirit of Concord”）第一次表达出了拉斯金及杰斐逊重农主义传统对手工艺人富于浪漫色彩的喜爱。⁽⁸⁾

这个工作概念也澄清了不断呼唤自然的意义。无名者的工作不会产生知识；工厂把人与乡村分离，阻止了个人运用他的自由意志学习道德规则，只剩下“对艰难世界的对抗”可以学习。1843年，爱默生在他的杂志中写道，“从一开始这世界就有一个不可救药的自我关照的把戏，否则美国的每个山头都能提供建议了。我们坐下思考广阔的原野和远处蓝色山脚下的林地应该有多么丰富的装饰，而同时这里却有成千名准备充分、强壮温顺的人无地可经营”。⁽⁹⁾因此大自然不仅是精神愉快与身体健康的源泉；它也给予我们充分的有实际意义的教导，并保持着合理有序的秘密。但我们无法立刻得到这些礼物；我们必须用科学和爱赢得这些礼物，就如惠特曼所坚持的。这样大自然的哲学就被转换成道德努力和工作伦理。后者是超验主义个人主义者的最好表达，与手工艺人的手工劳动的浪漫主义抵抗直接相连；随着内化为天生的良知，人类变得有道德并且运用科学征服自然，同时也热爱大自然的秘密。

作为道德准则与理性结合的必要前提，自然的理论及个人主义最终在为达到充分民主而展开的计划中得到表达，这可以看做二者在道义上共同积极参与了同一个计划。惠特曼说：“我应该把美国和民主这两个词当成含义可变的词来用。”⁽¹⁰⁾美国文艺复兴不仅是文化的重建，它也是某种真实的东西。梭罗沿着哈德孙河的岸边寻找荷马的建议与海伦的美丽，惠特曼认为美国还没有文化，但它的文化的精髓在于美国与民主这两个词的可替换性中。惠特曼进一步主张，新世界的文化不是产生自中世纪的终结，而是来自与大自然的不断遭遇和对道德的追寻，换句话说，来自为民主而进行的计划。

这些假定清楚地说明了，黄金时代一切重大的决定和引起争论的主题都是“内在的”。超验论者以相同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对于工业体制（paleotechnic industrialism）之不道德、信仰解体以及政治腐败的反对态度。他们在这些领域的批评都指出，结构由隐藏和未知的制度构成。而且，作为对制度的批评，“自然哲学”就不仅仅是人类与自然联系的表面形式，而且导致了持续的价值建构。其中最重要的是职业道德，这是个人责任的道德准则的前提，被认为是社会任务“公正”地再分配和恢复社会的道德联系的基础。这一道德准则被转化为理性的有机的组织工作，用于克服生产者无理性的“混乱”。19世纪30年代伟大的传教士西奥多•帕克（Theodore Parker）使用了同样的词，倡导“有计划的工业民主”。⁽¹¹⁾

黄金时代的文化是一种新的文化。梭罗转而关注荷马而不是卢梭或笛福（Defoe）；为了有意识地创造历史，他希望回到神话的最初源头，回到历史的起点。芒福德曾经写道，“新的美国看到了新的文化融合的可能性，这将把过去创造出伟大文化时代的精神带入现代。”⁽¹²⁾超验主义是新世界最原初的表现。芒福德断言在黄金时代，美国建筑是在印刷品而不是“砖、石与钢”的建筑物上得到最早的定义。他的断言完全正确。因此建筑传统的创造早于其物质形成（before the fact），来自对历史的理论需求而不是直接面对的可能性与当前的需求；它产生自价值观的意识形态体系而不是真实的社会与生产关系。超验主义也导致对待城市的特别态度。

惠特曼将城市定义为美国民主的主要产物。创造一个高效、健康和民主的城市环境是新文化对美国提出的挑战。一般来说，芒福德已经谈到了超验主义者对技术和机器的新的胜利的接受与理解。他的论点并没有被所有的批评家接受，但是从迈向工业制度的黄金时代文化的真正地位的角度来理解，这一论点在相当程度上阐明了“回归自然”和美国反城市传统问题的意义。尽管在这个问题上已经花费了许多精力和笔墨，但是还远远没有令人彻底满意的解释。超验主义思想中对现代的起源、后杰斐逊派、反城市意识形态的绝对认同表明了对这一时期文献的肤浅阅读。而且，这也导致人们断定这一传统与工业发展实际上没有关系。

在《瓦尔登湖》中，梭罗写道：“我们的发明常常成为无关紧要的玩具，分散我们在严肃事物上的注意力。改善的目的只是为了一个未加改善的目标，一个太容易以至于无法达到的目标。”⁽¹³⁾把它的范围限制于超验论思想的自然主义，并只考察这一个方面，并不能解决问题。我们必须做进一步的深入探究，并尝试理解超验主义对技术应用与机器所追求的目标的道德所进行的持续的考虑。首先要考虑的事实是，先验论者对城市的反对是工业初期的意识形态工程，它反对由城市中工业化最初阶段的扭曲与不合理导致的团体生活的退化形式。它并没有自动地把城市作为一种制度来批评，而更多的是作为矛盾的聚集和没能实现的愿望加以批判。

超验主义思想的真正内容是一个广泛的、理想主义的计划，以达成社会和解，从而使超验主义的乌托邦社区（The Utopian Communities）“认可”（believed）城市。超验主义确实把城市作为动态的、能被改良和重构的场所而非静态的制度来信奉。当然我们必须研究并理解它的矛盾之处。这种理解要求的是比较而非冲突——换句话说，也就是梭罗的“对城市的需求”以及爱默生视为大自然的教诲的那些事物。城市的改革者，城市人（man of the city）需要有同样的意愿来理解并使“森林人”（“man of the woods”）获得生机。从这个观点看，超验主义表达了新的、不同的“公民良知”：大自然教导人们关于自由、公正和平等的伟大理想，但只有在城市中这些理想才不再是无声的价值并成为道德准则与民主。

乌托邦

19世纪的宗教复兴不仅启迪了黄金时代的作家和思想家，而且更直接导致了大量乌托邦社区的建立，尤其是在19世纪早期。美国乌托邦的历史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主题，但不幸的是在欧洲很少引起注意。美国的乌托邦时代大致开始于1632年，这一年罗杰•威廉斯和安妮•哈钦森（Anne Hutchinson）在罗德岛（Rhode Island）建立了一座基于宗教自由的聚居区，并一直延续到1932年阿玛纳社区解体。但最近的研究已经把这类聚居区的历史延续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在本书所讨论的这个时期，克里斯托弗•滕纳德（Christopher Tunnard）和亨利•霍普•里德（Henry Hope Reed）已经统计出有100个这类社区，总共有大约10万居民。⁽¹⁴⁾这几个事实已经可以证明，这一现象具有相当的规模，而且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这些社区自身的特点显示出美国和欧洲乌托邦社区结构上的不同及其相互影响。⁽¹⁵⁾

19世纪欧洲的乌托邦计划总被机械地认为是欧洲现代城市规划的真正开始。社会主义社区尤其被视作工业革命带来的城市和发展体制的选择性的象征。但是这种解释并未涵盖一个十分明显的事实，即乌托邦计划是从巴洛克和18世纪的建筑与城市规划准则中脱离出来的。而且它也没有考虑科学社会主义以及马克思对乌托邦思想所作的决定性的分析，即马克思揭示出社会主义乌托邦本身的理论计划的内涵。总体而言，意识形态批判，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已经证明了，乌托邦并不是阶级斗争组织的替代物，而是为生产力有序发展及其可能的计划和规划所做的设计。⁽¹⁶⁾从历史的观点看，作为一种把工业生产关系置于制度中心的都市计划，欧洲的社会主义乌托邦并不是对17和18世纪城市规划的替代或批判，而是另一种更简单的事物。而且，在现代规划中诞生的乌托邦，和当时城市管理制度的变化、新技术门类的发展、新建筑技术或财务制度的应用，或是其他发生在乌托邦之外的事物一样，既不是决定性的，也不重要。

总的来说，两个时代的冲突在欧洲和美国都引起了城市变迁，尤其是乌托邦社区，却没有像欧洲那样在美国立刻引发意识形态与城市建设模式（formulas）之间的冲突。其中的原因很复杂，但有几个比较容易辨识。首先，在欧洲遭受宗教迫害的社会团体，在新世界发展出的自由论传统，创造了更适合乌托邦试验的条件。第二，从欧洲移植到美国的源于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在美国比在欧洲更清晰地显示出局限和观念的抽象性。此外，美国乌托邦不必非得反对像资产阶级的欧洲城市中那样强烈的形式传统；相反，他们是在本土传统中产生的，不仅恢复而且令最早的定居者的自由社区获得了合理性。

在美国，意义最重大而且持续时间最久的乌托邦试验并非那些非专业人士的运动，而是那些被宗教启迪的社区。被构想为对抗数个世纪以来的城市状况的欧洲社会主义乌托邦，在新世界里并没有这样的传统；传到美国之后，在面对美国资本主义的变化发展时，它是静止的。就像芒福德所写的，“当司汤达（Stendhal）写下爱情（ ‘ L’ Amour’ ），美国人对舒适的热爱已经成了笑柄”。⁽¹⁷⁾更通常的说法就是，“乌托邦之地”这种现象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当然是不同的。

美国是“乐土”（Promised Land）的观念在18世纪已经根深蒂固。在出版于1792年的《对特权秩序的建议》（Advice to the Privileged Orders）一书中，乔尔•巴洛确信，“在美国，人民这个词的含义与在欧洲不同。（在美国）……人民意味着全体大众，包括每一个个体；（在欧洲）人民则是另外的含义，很难定义”。1797年版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词条中说：“世界上没有什么地方的人民比新英格兰的人民更快乐……更独立，这也许是真实的。”⁽¹⁸⁾这个传统在美国的真正继承者并非源自欧洲的乌托邦，而是由宗教派别建立的社区，这也许是真实的。事实上，在美国的乌托邦中，伊卡洛斯人和欧文主义者实验的灾难性结局清楚地暗示了傅立叶主义者（Fourierist）的相对成功是一种例外。

1893年，北美共产村庄（North American Phalanx）于新泽西州蒙默思郡建立，实际延续了约十年。它在经济上的成功鼓励了其他傅立叶主义社区的建立，比如威斯康星州共产村庄。然而，主要是在宣传和文化煽动的意义上，傅立叶主义被证明是起源于欧洲的非专业人士运动中最富有生机的/最重要的。它的成功主要归功于艾伯特•布里斯班（Albert Brisbane）和霍勒斯•格雷利（Horace Greeley），他们出版了诸如支持傅立叶主义的《纽约论坛》（New York Tribune）这样的读物。1844年的布鲁克农场（Brook Farm）见证了这场运动确实有相当大的影响，该社区的成员中有爱默生和梭罗，它的名字叫布鲁克农场村庄。⁽¹⁹⁾

与宗教派别取得的成果相比，傅立叶主义的成功也毫无意义。除了摩门教（Mormons，摩门教仍是个例外），最有意义是沙克尔斯（Shakers，基督第二次出现的信徒联合会，被称为沙克尔斯，一种新教徒信仰组织）、拉皮特斯（Rappites）、佐奥尔的分离主义者（the Separatists of Zoar）、昂内达的完美主义者（the Perfectionists of Oneida）以及阿玛纳的埃班•埃泽尔（the Eban-Ezers of Amana）所作的试验。大多数团体的财产共有权自然而然导致互助与民主原则、共同体感受的极度发展，甚至影响到聚居区的布局——这些聚居区的格局以公共建筑和社会服务为中心。另外，在大部分乌托邦中的典型特征还有服务与作坊的合理化，节省劳动力过程的引入，高效的管理，以及对年轻人教育的高度关注，共同体成员平静的心态等。

神秘和日常的宗教狂热弥漫于共同体生活的所有方面，使得某些情形下这种共同生活故意与世隔绝。一些共同体转化成某种资本主义企业，并且与外部经济建立贸易制度，但是贸易制度的法规却绝不会玷污共同体的规则。宗教信仰常常以粗暴的方式被使用，圣经不仅是精神生活，也是社会行为的指导。同时，宗教的目标最终与共同体的繁荣一致，这导致对职业道德的有力肯定，不仅是作为互助原则所强加的责任，而且也是自我满足并从激情中获得解放的手段。对神秘主义的信仰以及所信奉的基督是双性人使得沙克尔斯压抑性，也使得沙克尔斯人都抱有一种信念，即婚姻和财产都是劣等文明的标记，同样的，在共同体中也禁止烟草、游戏和书籍。这种信念使他们对工作非常严格，这就是宗教活动以外唯一真正可能进行的活动了。

在重新肯定工作伦理之外，神秘的乌托邦的宗教结构也包含了一个普遍和解的初期的总体设计。这确实是约翰• A.埃茨勒（John A.Etzler）的目标，阿瑟•E.摩根（Arthur E.Morgan）认为他是美国第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1833年埃茨勒出版了《所有人都伸手可及的天堂》（The Paradise within Reach oF All Men）、《没有劳动》（Without Labor）和《自然与机制的权力》（By Powers of Natur e and Machinery），这些作品描写了一个未来社会，在其中人工劳动将被得到恰当利用的自然力所取代。梭罗读到，在其神秘的视角下，埃茨勒预见了人的精神目标完美和谐，善意的大自然减轻了他所有负担的社会。埃茨勒的社会是一个与土地所有权牢固地结合在一起并且被工业发展控制的社会；因此这是一个消除了城乡之间一切竞争的社会。⁽²⁰⁾

埃茨勒的理论早于黄金时代几乎20年，这说明了一个事实，宗教乌托邦和超验主义之间的联系并不限于他们对工作伦理的共同肯定。把大自然视为最根本的进步源泉这个观念已经在埃茨勒的作品中得到表现。这一观念并非与宗教乌托邦的神秘主义没有关系。作为爱德华•贝拉米的先行者，埃茨勒已经充分意识到，在一个自由而幸福的社会，必须把人类的聚居地设想为自然的社会均衡的一部分。

即使稍微看一下这些乌托邦共同体的地图，我们也会注意到，他们的社会和宗教理论如何深刻地影响了他们居住区的形式。仅从形式的观点看，乌托邦实验也代表了美国城市革新传统中的连续因素。在美国的乌托邦中，摩门教徒创造了最引人注目的城市模式。在约瑟夫•史密斯（Joseph Smith）1933年为锡安城做的规划中，网格状的地块围绕着一个以公共绿地为中心的轴线系统布置。沿着通往西方之路，摩门教徒建造了各种城市，其中绿色空间围绕着公共建筑组织，建筑标准受到精确的规范的约束，规范也限制了社区过度的发展。以绿色空间为节点的规则的网格状平面，象征着摩门教对基督降临的信仰，也表现了他们的城市不能超过最佳尺度的假设。在摩门教的城镇中，这种尺度控制是建筑和规划主要规范的中心内容。

在建于1847年7月的盐湖城，地理条件不允许城市采用摩门教标准的分为四个方块的做法，但却在城市设计的控制性要素中更大程度地运用了摩门教的规划原则。⁽²¹⁾摩门教城镇的规划者以特别清晰和有组织的方式使用这些手段，他们的实践可以回溯到威廉•佩恩（William Penn）以及其他乌托邦传统以外的源泉。相似的原则也出现在其他乌托邦聚居区，即使是以不太精确的方式被采用的。在阿玛纳村庄的图式中，围绕教堂旋转式的组织方式把服务、居住和工作场所合理地整合在一起。1805年乔治•拉普（George Rapp）的哈莫尼（Harmony）的平面有一个网格状的轴线结构，建筑分等级布置；在新哈莫尼和伊科诺米（New Harmony and Economy），绿色空间和公园成为城市结构的中心组织元素。

俄亥俄分离主义社团的佐奥尔是一个富于启发性的乌托邦城镇规划实例。在传统的网格平面里，公园是突出的要素，主要的建筑稍微偏离中心。在这个两英亩半的公园里，一株紫果冷杉被12棵其他种类的树围绕着，象征着灵魂拯救和十二使徒。⁽²²⁾公园、树木和大自然在这里成为公正和谐城市生活的象征及物质要素。作为信心的象征，大自然的礼物取代了人工建造的纪念物。看上去似乎是大自然本身将要成为城镇的建筑。然而事实上，在这里大自然被以有形的方式利用，既作为道德的激励也是城市规划的手段。于是通过黄金时代文化的设计，乌托邦社区逐渐获得了对自然的支配。现在要回答的问题是大自然如何穿透了（penetrated）工业化城市的美国。

和谐经济社区，宾夕法尼亚州，1876年

斯帕拉提斯特（Sparatists）社区，佐阿（Zoar），俄亥俄州，1875年

最初的试验：乡村公墓

在美国，乌托邦社区对城市规划的影响不如社会主义乌托邦在欧洲的影响显著。如前所述，美国乌托邦本质上甚至是规划传统的一部分；因此，相比那些直接反映了超验主义思想与公民义务的改革，或是宗教复兴（尤其是一神教派）所激发的某些态度，他们所引发的城市改革没有那样激进。但这才是更有意义的革新，即使它形式上来自于欧洲的范本。

美国最早的景观实例，塞伦的尼克尔斯花园（Nichols Garden in Salem），大种植园主的庄园，托马斯•杰斐逊的作品，以及安德烈•帕枚特（Andre Parmentier）在哈德孙河畔的作品，在逻辑上都互相联系，因为他们都表达了企图博学的愿望，像欧洲先例，特别是英国景观花园的文化表达的那样。美国文化直觉地被英国浪漫主义吸引，事实上，汉弗莱•雷普顿（Humphrey Repton）和J.C.劳登（J.C.Loudon）的作品启发了美国最初的景观尝试，而与英国的这一联系是美国城市规划发展中的不变因素。在进步主义时期，美国规划的主要人物之一约翰•诺伦（John Nolen）编辑并于1907年发行了波士顿版雷普顿（Repton）的《庭园艺术》（Art of Landscape Gardening）。回想一下这本书是很有意思的。

美国景观建筑的传统始于18世纪，加斯顿大厅（Guston Hall）和弗农山（Mount Vernon）也许可视为这一发展脉络的最早实例，在此脉络中，杰斐逊的作品是重要的环节。在蒙蒂塞洛，自然围绕别墅组织，实用的考虑在其中占主导地位。而在弗吉尼亚大学校园设计中，周边的大自然则被视为建筑空间组织的主要组成部分。杰斐逊在这个项目中的创造可能是特定的景观建筑语言之始。类似的试验也被运用在靠近波士顿和哈德孙河岸的数个地区。⁽²³⁾这些值得追随的早期尝试都在19世纪20年代结出了果实。参照1804年在伦敦建立的社团模式，美国建立了许多园艺社团，其中最著名的一个是1829年终在波士顿成立的马萨诸塞园艺社团（Horticultural Society）。在景观建筑的这一最初阶段，波士顿确实成了主要的发展中心。⁽²⁴⁾

公墓是这些社团关注的主题之一，这些社团反对传统的围绕城市教堂的墓地。19世纪20年代，这个问题在马萨诸塞引发了关注，并取得了最初的重要成果，园艺社团促成了乡村公墓的建立，即位于坎布里奇的奥本山公墓（Mount Auburn Cemetery）。社会与文化动机隐藏在新型公墓的建造背后，表明了景观包含了城市规划的某些重要前提。值得注意的是，奥本山项目直接受到哈佛的植物学家雅各布•比奇洛（Jacob Bigelow）的启发，他也是医生和环境影响健康论的拥护者（在这个仁慈的时代这是个典型）。对公墓的关注表现了被当时的宗教复兴所鼓舞的公民参与。公墓成为城市中的特殊场所。奥本山公墓的埃及式入口，象征性地建立起一个与周边自然环境及城市隔离的“有品质的场所”，不再是偶然出现在城市内的死亡象征，“经构建的”（constructed）大自然中散布着经典的暗喻，死亡的证据被驱除了。在这些作为公共服务来规划和设计的公墓中，大自然看似战胜了死亡。访问坎布里奇公墓的公众将得到一份印刷指南；随后那些年里，建造的其他乡村公墓也同样提供这些帮助。

但是这种间接地回归自然绝非天真。建立在文化与宗教基础上的因素促使美国独有的神话赶上了潮流，斯卡利（Scully）把这一神话描述为一种“把物的分散与政治自由等同起来的趋势”。⁽²⁵⁾奥本山公墓获得巨大的成功，并成为其他地方类似项目的范本。到19世纪50年代已经建起了10座这样的公墓。奥本山公墓的平面图，或者甚至更好的布鲁克林（Brooklyn）的格林伍德公墓（Greenwood Cemetery）的景象，清楚地显示出宗教意图的作用，它彻底地促使这些项目与其社会目标统一起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谈论城市在目标和手段的定义过程中，其语言的新生。

公墓来访者所穿越的实质上是一座公园，而且在“进入”大自然的过程中，他们遇到的死亡标志，已经消除了痛苦的形象表达。这一神秘意图被以爱默生式的丰饶的生命赠礼来表达，而不是阴郁地暗示生命的终结；即使是表达庄重纪念的死亡形象，也成为“自然主义装饰”的元素。乡村公墓产生的是当下的希望，而不是反映临近的未来。这一精神清楚地表达在布局的谦恭、适应地形条件的构造以及自然环境的形式中。与那时兴起的工业城市的面貌相比，格林伍德是一个浪漫的梦境。精心设计的不规则道路，顺应着池塘与树林蜿蜒曲折，与城市严整的网格布局形成鲜明的差异。这些新形式宣告了受到唯一神论复兴启发的道德地位，也使得人们可以在思想上感受到对占主导地位的枯燥城市的拒绝。“工业民主”（industrial democracy）是西奥多•帕克写作中周期性出现的词，它暗含了有争议的批判，与其说是针对工商业城市不如说是针对该社会的典型产物——精英阶层掠夺者，他们既不了解传统也缺乏宗教精神。正是在这一社会阶层中，“工业民主”遭遇了主要的障碍。神赐的民主必须建立在公正的制度、财富的公平分配、正直的宗教信仰以及对大自然教诲的感激的基础之上。⁽²⁶⁾

对大自然的顺应引导了乡村公墓设计。面对不公平生活、肆意掠夺资源以及对工业化初期城市之美的无动于衷，它实际上是最早明确的解决方法。在意识形态上，通过建立神圣的公正，成功消除了死亡感觉，公墓表达了对世界的希望。同时它们也提供了第一个承诺解决城市的“扭曲而不道德的特点”，并且从制度上来说是合理、有效而美观的城市项目的实例。

在这些从早期试验中发展而来的传统，对于美国规划以后的发展至关重要。如约翰•W.雷普斯（John W.Reps）写道：“浪漫主义的规划在公墓设计中被接受的速度令人吃惊，而同样的景观设计原则在城郊居住区的应用滞后大约25年。紧接着这些大尺度规划的概念被用于不同的方面或城市景观中。”⁽²⁷⁾奥本山公墓，费城的约翰•诺特曼（John Notman）的劳雷尔山公墓（Laurel Hill Cemetery），以及格林伍德，正是景观建筑学科确立的最重要的实例。在美国的景观建筑中，在蒸汽与钢组成的可以重生的混乱社会的基础上，浪漫主义的形式和以帕克的说教为典型的价值追寻结合起来。这是美国民主传统的价值观，但它是这一时期新动机的特征，即从它们构成城市计划的基础时起，它们就与古典主义不同，且按照新的表达形式来解释古典主义。在19世纪中期，亚历山大•杰克逊•戴维斯（Alexander Jackson Davis）成为美国最受欢迎也最具影响力的建筑师。戴维斯在希腊复兴的高潮时期采用哥特风格，说明了浪漫主义逐渐产生的影响，也体现了对宗教形式的需求。在1836年《北美观察》（North American Review）中，亨利•克利夫兰（Henry Cleveland）认为哥特式是基督信仰的主要表达方式。

哥特式反对所有基于古典规则的风格的静态特征，它们满足了对创作自由的渴望和连续表达的需求。美国建筑中，这一事实的历史意义已由韦恩•安德鲁斯（Wayne Andrews）做了恰当的界定：对法国和意大利伟大建筑的对称立面的反叛，和殖民地之永存的理想的反对，（浪漫主义）自然而然转向哥特复兴带来的不对称。即使他们一开始没有意识到哥特传统是建立在结构整体性的基础上，这一点被文艺复兴为了追求完美的比例而牺牲了……他们至少令美国人想起哥特的过去，以及源自哥特风格的20世纪有机建筑之父。⁽²⁸⁾

格林伍德公墓全景，布鲁克林，纽约，1852年

华盛顿和杰斐逊以新古典主义风格建立起美国，表现了合众国独立的伟大成就。杰斐逊的建筑、布尔芬奇（Bulfinch）的波士顿、拉特罗布（Latrobe）的作品以及朗方的华盛顿规划都是一个国家确立其存在权力的纪念碑。美利坚合众国不想次于欧洲，它以概要的方式运用古典语汇创作了自己的纪念碑。没有什么能比华盛顿规划、拉特罗布的作品或者新合众国的所有建筑更好地说明马克思过去对这一现象的准确分析：“像资产阶级这样怯懦的团体，却把英勇的精神、牺牲、恐惧、内战和人民的战斗奉为圭臬……在罗马共和国的严格的古典主义传统中，他的斗士找到了理想和艺术形式，还有自欺欺人的行为，对自己隐藏他们斗争内容的资产阶级局限性，并保持他们对这一伟大的历史悲剧的高度热情。”⁽²⁹⁾

对于杰斐逊时代的华盛顿景象，欧洲来访者讽刺挖苦说那只不过是一个开始为极度迅速发展的文化模式所苦的国家对历史的无知。而这种文化模式很大程度上来自欧洲。新古典主义的美国是一个带着新生国家的神秘性的前工业的农业美国；古典主义的主题和希腊复兴是寻找庄严与传统的时代产物。然而，这也是一个很快就过去了的时代。1820年，本杰明•亨利•拉特罗布（Benjamin Henry Latrobe）去世前在杂志上写道：“我们的信仰要求与神庙完全不同的教堂，我们的法院建筑与他们的巴西利卡的建筑原则也完全不同；我们的娱乐活动不可能在他们的剧场和竞技场举行。”⁽³⁰⁾随之，美国建筑和规划第一个阶段结束了。

古典的主题妨碍了元（建筑）语言的创造，而新哥特风格和浪漫主义的规划消除了这一阻碍。两者更多地表达了宗教而不是公民的价值，因此也更接近公园美化运动的本土城市传统。值得注意的是，格奥尔格•摩勒（Georg Moller）有关哥特建筑起源与发展的著作的英译本出版于1824年，该书对爱默生与格里诺（Greenough）都有重要影响。⁽³¹⁾通过研究亚历山大•杰克逊•戴维斯这个风格转变阶段的主要人物，足以理解这段哥特时期的重要性。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新泽西州西奥兰治（West Orange,New Jersey），戴维斯为卢埃林公园（Liewellyn Park）所做的作品是杰出的。⁽³²⁾卢埃林•哈斯克尔（Liewellyn Haskell）是一名完美主义教派（Perfectionist sect）的商人，他选择戴维斯和尤金•A.鲍曼（Eugene A.Baumann）作为滕纳德（Tunnard）所说的“第一个浪漫主义郊区社区”的建筑师。尽管这实际上是一个居住区项目，在总的概念上，卢埃林公园却与郊区公墓的风格联系在一起。它的折中主义风格的建筑，浪漫主义布局的路径，以及设计师试图使它的平面适应自然环境形式的尝试，都反映了逐渐兴起的如画风格的品味。在卢埃林公园的大门区，同样的趋势也很明显，折中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构形式与自然元素混合在一起。适应自然的努力造成充满张力的如画效果，表明了18世纪风格复兴所不了解的文化态度，以及本土传统的作用。本土传统未被忽视，而是丰富的灵感的来源。于是，哥特复兴成为建筑的形式，而浪漫主义的景观成为城市的形式；两者的融合导致了如画风格式的规划。

公园和美丽的城市

刚才讨论的景观建筑实例，帕枚特（Parmentier）和约瑟夫•杰克斯•拉梅（Joseph Jacques Ramee）的作品、别墅以及乡村公墓只是如画的语言的开始，而安德鲁•杰克逊•唐宁（Andrew Jackson Dowmning）是如画风格的杰出阐释者。唐宁与园艺社团的工作关系密切。1846年，他成为《园艺家》（the Horticulturalist）杂志的编辑，并且编辑了他的《果实》（Fruits）和《美国的果树》（Fruit Trees of America），初版于1845年，最终再版到引人注目的14次。唐宁的第一本书出版于1841年，名为《适合北美的景观园林理论与实践四论》（4 Treatise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Landscape Gardening Adapted to North America）。该书将浪漫主义与园艺家科学的态度结合在一起，是美国景观史中最重要的论著之一。⁽³³⁾

通过对唐宁的著作的研究，我们可以明显发现，他试图定义一种建筑和如画景观的有机美学。他追随了亨利•克利夫兰，重新认识哥特式，并将其视为基督徒兄弟情谊在建筑上的真实完美的表达，他的许多作品都可看做是哥特复兴的表现。然而，他明确反对不加选择地使用单一风格，拒绝简单复制某种范本，而是要理解范本的内容和美学原则。在诸如提升、对称、变化及和谐的基础上（这构成如画美学的语法结构），唐宁对折中主义语言的产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而且，唐宁的美的概念包含原型功能（protofunctional）的思想，例如，他不赞成在处理建筑材料及其功能时有任何伪装模仿。建筑不应当隐藏建筑材料的真实性，同时必须明确地适应环境。这两个信条都来自一种理论与形式的倾向。唐宁对于适应环境这个问题的兴趣，虽然表现为一种美学倾向，但来自于他“用科学和爱”对自然的研究以及对超验主义和一神论思想的超越。⁽³⁴⁾对于小规模建筑来说，对环境的适应无疑是一个重要概念，而对于景观建筑这更成为绝对具有决定性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唐宁对乡村公墓重要性的明确认识具有重要意义。他在写作于1849年的一篇论文里明确表示，它们既是美国人民成熟品位的证明，也是对城市中缺乏绿色空间的一种权宜之计。⁽³⁵⁾

1850年，唐宁到欧洲作了一次旅行并和卡尔弗特•沃克斯（Calvert Vaux）一起回到美国。在接下来一年他受米勒德•菲尔莫尔（Millard Fillmore）总统的委托，提交了华盛顿大道（Washington Mall）的设计。唐宁为华盛顿所作的方案是典型的如画景观的实例，折中主义的元素使之更为丰富。公园中的道路系统，缓缓地向下延伸到伯托马克（Potomac）河岸，有意地通过围绕四个主要区域的连续绿篱与周边的街道隔离开。但仅仅强调唐宁的方案的优雅是不够的。用艾伯特•费恩（Albert Fein）的话来说，他的大道的设计“暗示着国民在对待大尺度城市规划问题上所持的观点已经有所改善。在令人难以置信的短时期中，通过把自然的宗教图景和社会意义转换成景观的理论与实践，唐宁成为这个国家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³⁶⁾如前已提到的，唐宁的作品是定义如画风格的美学原则的尝试，但他仍未完全表达出把景观作为城市规划手段加以利用的有机理论。通过暗示乡村的优点对于城市生长过程的重要性，唐宁最终阐明了利奥•马科斯（Leo Marx）所说的失去了“天真和无序的原始状态的”美国的遗憾，并且从文献中得出赞成公园的结论。⁽³⁷⁾

公园运动最初在19世纪40年代产生影响。1843—1845年间，罗伯特•F.古尔利（Robert F.Gourlay）为波士顿和纽约的项目设计方案。1844年唐宁的朋友威廉•卡伦•布赖恩特（William Cullen Bryant）在《纽约晚邮报》（New York Evening Post）上发起了一场关于公园的斗争，这也在唐宁自己的杂志《园艺学家》上得到回应。在19世纪30—40年代的改革中，公共公园（Public Park）的概念逐渐形成，并且如芒福德所写的，通过对欧洲作品的研究，这种概念获得稳固的影响。其后，这一观念又通过布赖恩特的努力而得到广泛传播。伦敦和英国的实例成为被模仿的对象。伦敦公园和帕克斯顿的项目是实用规划的标志。⁽³⁸⁾“我们诗意的土地！父亲的家园！亲爱的老母亲英格兰！”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在《美国农民在英国的行与声》（Walks and Talks of an American Farmer in England ）上大声疾呼。1850年，奥姆斯特德在英国的旅行对他的发展非常重要。1848年，他开始在斯塔藤岛（Staten）经营一家模范农场，和唐宁一样，他最初访问英国的动力与他的农业实践有关。在这些年里，奥姆斯特德也与纽约的知识团体保持着联系。奥姆斯特德的两版《行与声》（Walks and Talks）获得成功，促使亨利•雷蒙德（Henry Raymond）在1852年委托他为《纽约时报》撰写一系列文章，探讨南方生活的状况。在关于南方的写作中，他对奴隶制度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也对美国社会经济的双重性与片段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有着清醒的认识。这一认识导致了规划的一个重要宣言，他将此宣言视为在奴隶制的南方解决退化的环境中的严重社会矛盾的必然手段。1855年，作为赞助者和编者奥姆斯特德加入了先锋的帕特南月刊杂志（Putnam’s Monthly Magazine）。内战期间，他是美国卫生委员会（United States Sanitary Commission）的秘书。⁽³⁹⁾

从对他部分主要兴趣和活动的描述，我们可以感到奥姆斯特德工作背后的复杂动机。他与乌托邦传统（特别是傅立叶主义）有密切的关系，与亨利•惠特尼• 贝洛斯（Henry Whitney Bellows）这个一神论信仰的倡导者也保持了联系，以及最后，他反对奴隶制的立场，这些都促成了奥姆斯特德成为美国进步主义的典型人物，并且他的这种思想发展和信仰影响了大部分规划传统的形式要素的形成。在19世纪50年代早期，像格雷利、布赖恩特和贝洛斯等人都在某些方面与奥姆斯特德有所联系，他们成功地将有关创建公园的乌托邦与文字争论转变为一个政治问题。在这一工作中，针对拥挤城市对公共健康的影响进行了首次医疗调查，他们从调查所引起的公众关注中得到了帮助——特别是在英国进行的医疗调查。

华盛顿购物中心规划，安德鲁·杰克逊·唐宁 ，1851年

1851年，有关公园问题的长时间争论产生了第一个重要结果。7月11日，纽约自治政府通过了第一个公园法案（Park Act），认可简的伍德公园获得第三大道至东岸之间的从第64街到第51街之间的土地。在《园艺学家》中，唐宁对选择该基地作了严厉批评。1853年7月21日公园法案修正案（Amended Park Act）的批准暗示了对该法案认识的不足。新法规批准了第五到第八大道之间从第59街到第106街的用地，1959年又延伸至第110街。1853年建立了中央公园建设的第一个委员会，并在1857年由县级行政机构接手，埃格伯特•维勒（Egbert Viele）是该委员会的总工程师，奥姆斯特德是主管。同年开始了有35个设计者参加的公园设计竞赛。1858年奥姆斯特德和沃克斯的“草皮方案”（Greensward）获得一等奖，奥姆斯特德也被指定为总建筑师。在中央公园的工作过程中（这个故事太长，在这里就不叙述了），奥姆斯特德和沃克斯经常与城市管理者及特威德政治派别（Tweed politics）发生冲突，并且不止一次辞职。⁽⁴⁰⁾

尽管建筑师遇到无数的困难，规划也做了无数次改动，中央公园项目及其实施的漫长过程在美国规划史中仍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事实上，19世纪50年代以后，城市公园就成为关于社会服务中的公共开支所展开的争论的主要问题。中央公园的建设也启发了管理机构新形式的产生，并引发了政治家与建筑师不同于以往的关系。于是，在进步的圈子里，在关于城市建筑的操作方式的争论中，中央公园成为一个不变的参照点。无论是在哲学层面还是在技术层面，奥姆斯特德的工程标志着规划工作所达到的新的质量水平。如芒福德所说，“奥姆斯特德所做的远远超出了一个公园设计，通过与政治家的战斗—他退出了至少5次—与傲慢无礼和卑鄙的城市受益人的斗争，以保护他的理想不被破坏：他提出了一个思想，创造性利用景观的思想。通过把自然城市化，他把城市大自然化了”。⁽⁴¹⁾

奥姆斯特德和沃克斯对“草皮方案”的文字描述进一步说明了中央公园的重要性。在他们的报告中，建筑师强调了他们对欧洲作品的关注，明确提到了雷金特（Regent）的公园和图雷伊区（Tuileries）的花园。但对欧洲的实例，尤其是林荫大道，他们持批评态度并且没有将其作为范例，因为在这些实例中，功能的需求破坏了设计和意图之间的统一。正是从这个考虑出发，奥姆斯特德和沃克斯阐释了他们的方案的原创性，尤其是道路的布局；道路系统穿过公园，城市的功能需求没有干扰公园的统一性，或者内部道路网的等级体系。单独的道路系统、互不干扰的不同交通方式和道路与步行小径的如画景观都是新的解决方案。这对规划传统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进步的规划继承了这种分离的道路系统原则。中央公园实际上被认为是亨利•赖特（Henry Wright）和克拉伦斯•S.斯特恩的列本方案的原型。⁽⁴²⁾

中央公园的设计与英国的如画景观以及唐宁的信条不仅在形式上有密切关系，同时更主要在功能方面，即道路系统以及公园与城市的关系，使得这个项目成为美国城市规划的里程碑。中央公园颠覆了乡村公墓的倾向。标准的乡村公墓都坐落在城外，是与物质主义和城市文明的无序形成对比的田园牧歌式的乌托邦。由此奥姆斯特德超越了唐宁，唐宁所寻求的解决城市恶魔的方法不仅引入了乡村的价值观也引入了乡村的方法。

奥姆斯特德和沃克斯对方案的描述显示出他们对公园与城市关系的持续关心，这不仅表现在道路布局上，也表现在介于公园与城市地区之间的实例与模式的探索上。与此相关而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把公园入口作为连接的要素，公园的外围则处理成如同一道帷幕，帷幕上精心设计的开口使人能够看到内部的自然景观；过路者尽管仍处于城市环境之中，但能够感受到公园的气氛。各种要素的组织也以同样的如画景观为特征，提供了从城市生活到精心设计的大自然的逐渐过渡。⁽⁴³⁾

奥姆斯特德对城市发展的必然性与进步价值深信不疑。在他的自传残存的两个片段之一中，他特别提及了中央公园，他写道：“我们的国家已进入一个进步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国家的幸福依赖于大城市生活的便利、安全、秩序与经济。没有这些，国家不能繁荣；没有它们的进步，也无法增进人民的德行、智慧与舒适。”⁽⁴⁴⁾这一信念不可或缺的部分是大自然的复苏。在重建逐步退化的环境时，大自然不仅是获得更有效更好卫生条件的手段——这等同于更成熟的公民与社会道德；大自然也是再现统一和谐的基本手段。通过建设自然与有机的环境，公园充实了在追寻美国民主道德的过程中的严重空缺。如艾伯特•费恩观察到的，公园取代了在早期居民点中作为社区精神象征的宗教建筑，组织起周围的绿色空间，它的布局象征着已逝去的社区，城市恢复了曾经丧失的一致性。然而对于奥姆斯特德来说，公园也与社会公正和参与民主过程同义；在公园中，任何人都能够接近大自然，低级阶层的人不再从城市中隔离。因此公园是衡量社会水准，教育公民为了社会安宁而担负集体责任的手段。最后，公园的建造是有关物质和社会规划的更广泛的计划的第一步；奥姆斯特德不仅把公园当做人民道德健康的证明，也把它当做为驱逐拥挤和财富重新分配而进行斗争的手段。⁽⁴⁵⁾

如果说中央公园在景观建筑发展和进步精神的基本原则的确立中是具有象征性的一幕的话，奥姆斯特德随后的作品则说明了一系列其他概念是如何在公园运动中首次得到阐释。内战以后，奥姆斯特德与沃克斯再次合作。1865年，他准备了一份关于普罗斯佩克特山的布鲁克林公园项目（Brooklyn Park at Prospect Hill）的报告。与埃格伯特•维勒四年前提出的建议不同，奥姆斯特德倾向于把公园项目转变为一个更广泛的计划。从奥姆斯特德和沃克斯的建议可以看出，他们把公园内部的布局视为次要问题。与中央公园的方案不同，在布鲁克林项目中，他们的注意力完全放在公园与城市结构的关系上。在中央公园中，道路体系本质上仍是“内部的”，清楚地表达了公园但也从属于公园；而在布鲁克林公园中，公园通过道路系统延伸到城市内部，该道路系统直接成为城市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布鲁克林公园委员会报告（1874.1—1879.12.31）》出版于1880年，提出了通过建立公园道路系统来重新组织道路结构。这些公园道路不仅是重建交通体系的基础，而且也是城市未来发展的轴线。建筑师的公园方案与城市的总体计划有如此本质上的联系，以至于建筑师们认为公园的发展可以从地产价值升高中获得经费来源，而这将导致公园道路周边的居住区出现。奥姆斯特德在关于普罗斯佩克特山项目的描述中，清楚地显示了他的信念。公园是新社区生活的象征，他以爱默生式的语汇把公园描述为一个欢喜之地，在这里人们可以培养任何一种精神活动，而这在城市中是不可能的：“我从未见过如此快乐的人群。”然而同时，基于纯粹功能和经济的考虑，公园也是一个城市规划项目。而且，公园的这个方面并不与之前所述的毫无关系，而是与之完全整合为一体；它直接发源于有关公园的社会功能的道德与意识形态考虑。⁽⁴⁶⁾

中央公园规划

中央公园透视图

中央公园鸟瞰照片

公园不再是一个“附加物”，不再是城市中的额外事物。作为美国民主的典型表现，它是城市环境的基本构成。从这一基本概念出发，奥姆斯特德也将他的创意用于郊区社区。城市文明导致工作与居住的分离，导致拥挤，以及城乡的分化。从奥姆斯特德的观点来看，这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对城市服务的有效规划、技术的充分利用和郊区邻里的建立来解决，提供一切必需服务而无须切断与城市的联系。⁽⁴⁷⁾

同样的原则也应用于芝加哥郊区的滨河项目，这是奥姆斯特德和沃克斯于1868—1869年为滨河改善公司（the Riverside Improvement Company）作的设计。正如雷普斯的公平观察，《预备报告》（the Preliminary Report, 1868年设计者提交给他们的赞助者）中的某些段落，听上去就像一份宣言或是浪漫主义规划，其核心的信念，是认为如今郊区居住区的发展已经是大都市生活的永久组成部分：“看来文雅的郊区生活的需求，不是城镇生活特征的后退，而是对它的推进，没有哪个城镇可以没有郊区还能长期生存。”⁽⁴⁸⁾奥姆斯特德并没有用景观来创造某种与城市分离的独特事物，相反，他手中的景观建筑被转换为城市规划的精确手段。通过高度发展的设计技巧，公园成为重整生活状况的哲学工具；而城市规划则已经完全变成在城市尺度上的操作手段。卢埃林公园成为浪漫主义郊区的原型，它是与城市隔开的乌托邦居住区，并且至少部分是其创建者宗教信念的结果。滨河项目是一项已经广泛传播的运动的产物，它源于奥姆斯特德的郊区邻里概念，不把郊区邻里看做城市乌托邦，而是看做大都市自然和必要的发展。

奥姆斯特德在波士顿的作品使他获得了重要的评价，波士顿也许是最响应城市公园新理论的城市。1872年，罗伯特•莫里斯•科普兰（Robert Morris Copeland）发表了《美国最美丽的城市：改进波士顿的论文与规划》（The Most Beautiful City in America. Essay and Plan for the Impr ovement of the City of Boston ），在书中，他分析了城市状况，并提出建立一个整合的公园系统，以适应该地区良好的地理条件，而且可以合理利用水资源。1874年波士顿市议会（Boston City Council）打报告建造公园系统（park complex），1875年公园委员会（Park Commission Act）通过了该报告。同年，他被查尔斯• 埃利奥特•诺顿（Charles Eliot Norton）召至波士顿，成为公园委员会的顾问。自1867年起，他就在波士顿表现活跃。城市公园的委托包括六个主要项目，东西向排列，通过公园道路系统协调。1877年，土地被确定后，后湾地区的第一个项目的设计竞赛就开始了。但由于提交的设计都没有考虑特定的地理特征与该地区的水资源，公园委员会又委托奥姆斯特德对方案进行修改；最终他的计划于1879年被接受。

后湾沼泽地（Back Bay Fens）改良项目不仅仅是公园综合系统的一部分。如奥姆斯特德自己在1881年所说，公园这个词并不足以描述该项目：“公园这个词被不断的用在这种特征的事物上，显示出想使错误的幻觉成为永恒的趋势，并招致不公平的预期和批评。”⁽⁴⁹⁾后湾沼泽地首先是一个周围城市结构的节点；公园地区整合而非割裂城市网络，它向联邦大道（Commonwealth Avenue）和灯塔街（Beacon Street）延展，然后向上直到查尔斯河堤（the Charles River）。与单个公园内部的设计相比，奥姆斯特德更关心它们的连续性，因此他把从波士顿公园（Boston Common）延伸至富兰克林公园（Franklin Park）的公园综合系统定义为“公园道路”（the Parkway）。

奥姆斯特德在波士顿的工作体现了19世纪20年代城市问题首次被园艺家提出以来的巨大发展。波士顿公园系统是表达以新原则为基础进行综合城市规划的需求的第一个实例；在实践方面，它也经过了仅宣称需求和谴责不足的阶段，最终成为承担起为调整城市而设计的实际解决方法。波士顿项目也首次指出了城市规划的新的规模；该项目对城市发展施加控制的倾向照例包含了城市与其周边地区的关系，城市和区域的关系。为捍卫他自己的波士顿规划的远见与现实主义，该规划囊括了整个大都市地区。早在1872年，科普兰已经意识到对此种规模的规划项目的需求，他写道，“此类规划的唯一区别，或者说障碍，是我们还没有习惯这样的规划方式。出于某种莫名的原因，我们假设城市发展和进步的规划只能在它发展时进行；没有人能充分预见未来的需求，并将其明智地提供给人们。这是错误的观念”。⁽⁵⁰⁾

芝加哥近郊滨河规划,奥姆斯特德和沃克斯,1869年

1892年，波士顿大都市公园委员会（Boston Metropolitan Park Commission）控制了大约27英里的公园道路、30英里的河堤以及1万英亩公园。该委员会的秘书是西尔维斯特•巴克斯特（Sylvester Baxter），他是波士顿国家主义俱乐部（Nationalist Club of Boston）的领导成员之一，而且与奥姆斯特德和贝拉米联系密切。在19世纪80年代，波士顿成为充满活力的进步主义中心，各种思想从这里辐射出去。贝拉米的乌托邦获得巨大的成功；到1890年卖出了数千份《回顾》（Looking Backward），而且卖出速度令人印象深刻。国家主义运动从波士顿沿着东海岸传播，它的官方杂志，《国家主义者》（Nationalist），于1889年由波士顿第一国家主义俱乐部（the First National Club of Boston）创立。一般而言，城市高度发展的宗教组织都赞同进步主义运动，这些组织尤其关心城市问题。因此波士顿成了某种实验室，在这里，多种多样的进步主义因素的推动力聚集在一起，这些进步主义因素也对公众的观念和市政府产生了相当可观的影响，并且推动了管理改革。由此可见，波士顿确实继承了最原始的美国传统。

波士顿城市公园系统图解，奥姆斯特德和查尔斯·埃利奥特，1899年

在使贝拉米的乌托邦、奥姆斯特德的工作和国家主义者俱乐部的政治目标协调一致上，巴克斯特是主要的推动者。用费恩的话来说：

虽然19世纪80年代的乌托邦在主要方面与50年代是一样的，但在政府结构与城市的物质形式方面则不同。50年代浪漫主义的分散理想已经转变为高度组织化的、集中的形式，表现在包含形式规则的公共广场与统一的街区纪念性建筑物上。贝拉米的主要观点是，工业组织已经彻底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也会成为调整美国城市的基础。对奥姆斯特德以及其他人最有吸引力的是，专业的规划师与设计师似乎因此有希望摆脱政治干涉，而此时，19世纪后半叶，工业和商业确实获得了自由。之后，贝拉米理论的应用被西尔维斯特·巴克斯特直接与奥姆斯特德的工作联系了起来，这位贝拉米的忠实学生，将公园、城市和区域规划都视为国家主义理论最直接的应用。⁽⁵¹⁾

在19世纪末，奥姆斯特德的作品作为一系列原型被继承和变化，不仅如此，这些作品也建立了在进步的城市规划中重新出现的原则，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城市的社会经济结构。规划不再是阐释简单的浪漫主义理想的边缘理论。尽管规划者不断追寻自己的民主与自由的理想，但他的作品并不是抽象的，或是脱离实际的社会状况，而更多的是对现实的回应；他的作品也有教育的目的。通过追求和教导对伟大的民主道德的尊敬，其中首要的是热爱与尊重大自然，规划是为了确保自然不会被人工环境破坏，以成为人工环境中的有机的、建设性的元素。最终，城市设计和城市更新必须被委托给有“资格”的、不受外部政治干扰的技术人员，而规划成为精确的、科学的原则。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这些原则得到充分发展。它们甚至渗透到20世纪20年代的建筑与城市规划活动中，体现了市民责任与努力的传统在本质上的延续，这种传统源于芒福德与范•怀克•布鲁克斯（Van Wyck Brooks）在美国文艺复兴中辨识出来的文化与精神。

在美国的许多城镇，包括纽约、芝加哥、旧金山、华盛顿、底特律、布法罗、辛辛那提、波士顿、波塔基特（Pawtucket）、塔里敦（Tarrytown）、纽瓦克（Newark）、纽波特（Newport）、布里奇波特（Bridgeport）以及奥尔巴尼（Albany），奥姆斯特德都是活跃的设计师或顾问，他也规划设计了各种校园，比如斯坦福（Stanford）、伯克利（Berkeley）、哈佛（Harvard）和瓦萨（Vassar），而且在不同场合，他也和公园运动的主要成员以及那个时期最著名的一些建筑师合作，特别是H.H.理查森（H.H.Richardson）。⁽⁵²⁾雅各布•魏德曼（Jacob Weidenmann）是另一个与奥姆斯特德保持着密切的工作联系的公园运动代表成员，这在魏德曼的新闻工作和作为哈特福德公园管理者的活动中尤为重要。哈特福德公园管理者是他1864年承担的职位。魏德曼或是与奥姆斯特德合作，或是独自一人完成了许多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是费城的斯古吉尔河水库（Schuylkill Reservoir）和得梅因议会大厦（the Capitol in Des Moines）环境设计。⁽⁵³⁾

在这里讨论所有的公园运动的项目显然不可能，为了简要考察奥姆斯特德的两个主要追随者，霍勒斯•威廉•谢勒•克利夫兰（Horace William Shaler Cleveland）和查尔斯•埃利奥特，我们只能忽略许多有意思的人物。

埃利奥特是罗伯特•S.皮博迪（Robert S.Peabody）的侄子，在哈佛受的教育。他是奥姆斯特德在波士顿所开始的工作的继承者与阐释者。在去英国和欧洲旅行之后，他在波士顿开了自己的事务所，在奥姆斯特德活跃的同一个圈子里建立了联系。通过阿巴拉契亚山俱乐部（Appalachian Mountain Club），埃利奥特成了波士顿及其周边整个地区的一个项目的推进者，该项目以大都市公园体系的发展为基础。许多同样支持奥姆斯特德的组织和个人，尤其是西尔维斯特•巴克斯特支持了他。1891年，巴克斯特出版了一本名为《大波士顿》的小册子，在书中他勾勒了大都市地区政府机构与服务的改革，并建议围绕整个波士顿大都市地区建立一片广阔的公园带。1882年波士顿大都市公园委员会成立，巴克斯特作为秘书，埃利奥特是景观建筑师。巴克斯特所说的“联合的大都市”用了1893年埃利奥特写的报告中的表达方式。同一年，埃利奥特成为奥姆斯特德本人和奥姆斯特德的公司的合伙人，奥姆斯特德和埃利奥特成为公园委员会的顾问。

埃利奥特的工作使得奥姆斯特德所预见的城市公园的核心大大扩展。在此他得到城市立法的帮助，比如1894年的林荫大道法案（Boulevard Act），这在那个时代是十分先进的。就像这项事业所解释的，规划的尺度不再是城市，而是把目标对准建立包括整个周边地区在内的整体的公园系统，这些包括沿着从里维尔（Revere）海滩到昆西（Quincy）的海岸线，以及沿着查尔斯河岸向上到韦斯顿（Weston）的系统的布局。此外，奥姆斯特德的从波士顿公共用地（Boston Common）已经延伸到富兰克林公园的连续公园系统，又继续穿过西罗克斯伯里（Roxbury）到海德公园（Hyde Park）和布鲁山（Blue Hills）而延伸。由此，两种类型的公园，城市的和大都市的，组成了大都市波士顿的两个绿肺布鲁山和米德尔塞街（Middlesex Fells），在一个直径11英里的地区内，通过绿带和内部的公园道路系统被整合在一起。

1919年，波士顿大都市公园委员会提交了该项工作的最后账目，包括2100万美元的支出，获得7400英亩土地，建造了59英里的公园道路，系统化57英里海岸与堤防，以及无数其他小一些的任务，⁽⁵⁴⁾但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成果还不能完全显示埃利奥特的工作的重要性。波士顿大都市公园系统的规划不仅仅是一项关于绿色空间的建造和系统化的工程；它是一项综合性的城市更新计划，就像埃利奥特本人所断言的：“这种状态似乎没办法弥补，除非建立一些集中的、公平的实体，以超越行政边界和地方考虑，以及为整个大都市地区的利益而被授权建立公共保障体系。”针对这一说法，巴克斯特主张该规划的主题应当是交流系统化。这一主张得到了关注和肯定，埃利奥特研究了关于道路问题的技术解决方法，并考虑了公园道路系统可能具有的经济影响。⁽⁵⁵⁾不过，因为对他的计划的最终目标缺乏理解，埃利奥特的工作遇到很多阻碍，项目尺度所要求的制度变革也令工作困难重重。因为这一任务的尺度事实上不仅仅是大小的问题，它也涉及政治势力解决城市结构问题的意愿，不仅仅在规划的意义上，也在制度的意义上。

观察房,富兰克林公园，波士顿

埃利奥特去世于1897年3月25日，1900年哈佛创立了首个景观建筑课程以纪念他。这个事件是19世纪浪漫主义观念发生转变的征兆，浪漫主义的观念首先推动了公园运动。景观建筑这种新专业类别被承认，埃利奥特等人的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与合法性逐渐得到公认。城市公园的战斗最终成了城市变革的同义词。

H.W.S.克利夫兰的职业生涯与埃利奥特不同。从1855年开始，克利夫兰在波士顿与科普兰一起工作，后来在芝加哥与奥姆斯特德和沃克斯合作，1872年成为芝加哥南部公园委员会（the Chicago South Park Commission）的建筑师。在他职业生涯的早期阶段，他写了三部比较重要的著作：出版于1856年的《中央公园简介》（A Few Words on Central Park ），该书是与科普兰一起所作的研究性著作，可能对中央公园委员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芝加哥的公共场所》（The Public Grounds of Chicago），出版于1869年，在书中，他像奥姆斯特德一样，批评了在美国城市中如此普遍的网格状规划；他最重要的著作《作为按照西方需求运用的景观建筑》（Landscape Architecture as Applied to the Wants of the West），出版于1873年。与他第一部著作相比，第三本书证明了景观建筑自19世纪50年代以来的进步。在该书中留给纯粹形式问题的空间是有限的，作者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规划，景观对城市的重要性，以及城市规划专业的特征和前景上。⁽⁵⁶⁾克利夫兰作为设计师的真正工作完全与景观建筑已经发生的变化相一致，它也使规划专业的某些特点得以成熟。

1883年，明尼阿波利斯市同意成立一个公园委员会（Board of Park Commissioners），它又雇用了克利夫兰着手大都市绿色空间综合体的规划。在他的报告中，通过所用的方法和目标，克利夫兰提交的规划清楚地预示了职业化的城市规划师的出现。他坚持认为，中央公园问题显示出，公园系统不是对社区无益的花费，而是明显的财政收入，他认定，在作出建造中央公园的决定后，纽约公园周边的应征税土地的价格已经增加到5400万美元。克利夫兰也强调他的方案在程序上的重要性：总平面不仅仅意味着有可能协调各种不同的个别项目，而且也可能影响工作实施的顺序；因此它提供了对城市发展的战略性的控制。“对一个世纪后已经有一百万人口的城市作出预期，并考虑那时人们需要的是什么。”这是克利夫兰对明尼阿波利斯公园委员会（the park commissioners of Minneapolis）提出的建议。⁽⁵⁷⁾

明尼阿波利斯的规划也是一个城市改造的综合项目，它以一个综合的绿地系统和20英里的公园道路为基础。大体上，一条林荫大道围绕城市外围呈长方形，连接各种计划中的城市和其他公园。这一系统由公共空间与充足的联系道路组成，不仅为已经存在的城市结构提供了一种替代选择，而且也对城市未来的发展提供了直接的暗示。就像克利夫兰在1885年为邻近的圣保罗市所作的方案所肯定的，实际上这个系统是大都市发展，也就是将两座城市连为一体的城市连续体的轴线。⁽⁵⁸⁾

因此，激发了公园运动的理想已经发展为更大尺度的规划目标，并导致了十分成熟的规划项目。这一事实不仅表现在埃利奥特和克利夫兰所承担的任务的尺度，也表现在这些人对城市发展的社会与经济方面的科学关注中。而且，公园的浪漫主义趣味也已经转变为面对体制化管理的土地和地产价值的项目：由于企图预见问题并针对机制做出规划修正，行政改革成为另一个必然的目标；这也将城市规划者卷入一场关于税收体制与在公共金融和服务中，地方政府对规划者要求的角色是什么的争论。最终，通过在更大的大都市尺度上讨论城市规划问题，公园运动开始与另一重要的美国规划的形式化运动联系在一起，那就是保护主义，这将在下一部分进行讨论。

在19世纪末，公园运动最初的领导者开始离开。哈里•科德曼（Harry Codman）死于1893年，埃利奥特死于1898年；1895年奥姆斯特德退出活跃的实践。但是景观建筑的新的图景已经出现，大学开始提供这个领域的正规课程。1897年，第一个行业协会，美国公园和室外艺术协会（American Park and Outdoor Art Association）成立。两年后，在帕森斯（Parsons）和彭蒂科斯特（Pentecost）的纽约办公室，包括塞缪尔•帕森斯（Samuel Parsons）、乔治•F.彭蒂科斯特（George F.Pentecost）、约翰•查尔斯•奥姆斯特德（John Charles Olmsted）、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沃伦•H.曼宁（Warren H.Manning）、内森•F.巴雷特（Nathan F.Barrett）、唐宁•沃克斯（Downing Vaux）和查尔斯•N.劳里（Charles N.Lowrie）在内的一批人成立了美国景观建筑师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Landscape Architects）。在50年的历程中，公园运动已经充分改变了美国城市革新的前景。它的浪漫主义与文学特质已经发展为一种综合的意识形态，以综合的城市发展规划为目标，用科学性的方案来表达自己。

19世纪规划的结构性局限阻碍了这一愿望；除了少数几个风景如画的景观实例，公园运动并没有成功地在空间上控制城市结构。换句话说，景观建筑所提供的都市化手段是二维的，没有在布局和建筑的相互联系上控制城市的结构。达到这种完全的空间上控制的不是美国规划的先锋，而是城市美化运动的建筑师。

布法罗规划图,弗雷德里克·奥姆斯特德

我讨论的范围不会延伸到城市美化运动，本书的第一篇论文已经说到这个问题了，但是简短的评论在此还是必须的。对哥伦比亚博览会上板条石膏的白色之城（White City）进行详尽讨论还是可能的，该博览会1893年在芝加哥开幕。但是有意思的是，白色之城并不是明显的风格与形式折中的产物，它带有设计的新的世界风格，是建筑与景观实验学科交叉的产物。蒙哥马利•斯凯勒（Montgomery Schuyler）认为这届博览会“首先是统一的成功，是‘整体’的胜利”。因此这届博览会的主要价值不是建筑，而是所创造的整个空间，所获得的总的控制和统一，尽管有很多严重的形式矛盾。规划和程序，而非建筑保证了这一目标的实现。斯凯勒继续说道：“这届博览会中，景观规划对总体的如画效果起到关键作用。如我们所说，它通过提供一些提示产生了水庭园建筑，敏感的建筑师除了遵从别无选择。从水池的对称和对之严肃的处理到湖泊的不规则的旋绕的过渡可以看出奥姆斯特德先生及其合作者明显的技巧用心。”⁽⁵⁹⁾

在芝加哥，1901年，通过华盛顿上议院公园委员会（Senate Park Commission）的工作，经受考验的学科间合作又迈进了一步。委员会中，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达尼尔•H.伯纳姆（Danil H.Burnham）和查尔斯•F.麦基姆（Charles F.McKim）都参与了工作。参议员詹姆斯• 麦克米伦（James McMillan）是华盛顿规划的主要支持者之一，他的话清楚表明了公园委员会的目标：“华盛顿和杰斐逊如此精心和有远见的规划了这座城市，她将不断扩展，与国家的进步并驾齐驱，直至她成为合众国人民权力与品位的视觉表达。”⁽⁶⁰⁾沃纳• 海格曼（Werner Hegemann）猛烈抨击了这一项目，批评公园委员只不过是试图把芝加哥博览会移植到华盛顿：“宪法大道是对朗方规划的最大破坏”，朗方并未梦想一个“美丽的光荣的庭院，而是一座美丽的城市”。⁽⁶¹⁾

尽管受到海格曼的激烈批评，华盛顿仍是美国城市化历史上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实例。除了道德家或形式主义者，没人会指责公园委员会是借用豪斯曼的范本为基础而不是美国本土的设计。除了形式上的考虑，华盛顿符合参议员麦克米伦所阐释的目标，是一座“纪念碑”。因而，在20世纪初，显得不合时宜的是激发了这一项目的观念，而不是表达这些观念的建筑。除了所阐释的向后看的意识形态，公园委员会计划具有非常清晰的历史意义。对于美国城市规划的发展，雷普斯曾经写道，“也许华盛顿既是试验，也是我们城市发展进程中的变化的象征”。⁽⁶²⁾这个进程并不仅仅表现为“皇帝的城市”，伯纳姆规划或者麦基姆的建筑。1893年的芝加哥世界博览会，1901年的华盛顿博览会，以及1909年的芝加哥博览会也仅仅是一个普遍过程的最显著的成果，这一过程的后果在20世纪初的那些年里显现得更为清晰。

至此，本文的观点已经很明确了，我们不打算把公园运动与城市美化运动完全分开看待。19世纪90年代的学科合作证明了这种分割的不自然，许多项目也显示出公园运动的动机往往与城市美化运动结合在一起，例如乔治•E.凯斯勒（George E.Kessler）等人在堪萨斯城的项目。1893年，凯斯勒提交了他所作的规划，公园体系被插入堪萨斯城严格的方格网中。两个城市的绿肺，北他云斯公园（North Terrace Park）和佩恩谷公园（Penn Valley Park），以公园道路相联系，延伸到城市中心；宽阔的林荫道，帕塞欧（The Paseo）以及它所限定的空间，帕雷迪（The Parade），成为城市的特征。于是公园系统与城市美化运动的主要目标整合在了一起——城市中心的纪念性和景观性重构。

堪萨斯城平面图，乔治·凯斯勒

凯斯勒完全意识到了他的城市设计的结果和含义，以及他的程序化的方法是进步精神的典型。“他对乡村生活的华丽赞美并没有使他对城市的社会需求缺乏判断。”⁽⁶³⁾公园不仅仅提供了可能，使得健康优势、娱乐和乡村社区精神与城市相一致；公园也使城市结构的原则合理化，将拥挤的功能分开，并在分开的功能区之间，居住和商业地带之间，以及居住区和工作地点之间建立充分的联系。⁽⁶⁴⁾

在说明他的规划所预示的优点时，凯斯勒也强调，绿色空间的创造将带来周边地区地产价值的升高；为了支持这一主题，中央公园再次被提到。凯斯勒进一步描述了综合的城市更新方案所预期的改善；根据设计，公园将与城市的格网平面明显冲突，成为重新划分与重构的前提，重构将不仅影响到纪念性的区域，还有城市中衰退的地区。⁽⁶⁵⁾从凯斯勒的方案，例如从凯斯勒对生存问题的研究，能明显看出，他把对公园运动的特殊考虑与城市美化运动的典型目标融合在一起。事实上，这将成为真正的城市规划指南的主题之一。查尔斯•马尔福德•罗宾逊（Charles Mulford Robinson）的《城镇的进步》（Improvement of Towns and Cities），出现于1901年，并在一年中重印了三次，没有什么比这本书在美国城市革新运动的发展中所获得成功更有说服力了。罗宾逊的“城市的艺术”（civic art）中说道，“利他主义是动力，但是它比任何时候的利他主义都古老，它与人类的梦想和渴望一样古老”，⁽⁶⁶⁾这与“进步的动力”令人熟悉地联系在一起。至此，美国接受了“即使是民主也需要规划”这一思想。这是意识形态的概念，隐藏其后的是建筑与规划实践不断趋向的一种综合的模式，一种出于历史的偶然性不可能实现的模式——一种只有豪斯曼（Haussmann）长官才有“力量”推动实施的模式。

环境保护运动

从1840年到19世纪80年代，美国殖民地的边界固定在大约西经98度之处。直到工业革命创造出开发最后边疆的工具与技术，人们才得以进入大平原（The Great Plains）。在内战后的那些年里，出现了大量以大平原为主题的文学作品。探险家考察这一贫瘠土地的自然与资源，这片土地被涌向西部的人潮穿越并甩在身后。这些研究影响了规划与地方主义观念，并形成了保护运动的传统。⁽⁶⁷⁾

梅杰•约翰•韦斯利•鲍威尔（Major John Wesley Powell）是这一运动的先锋，他指导了对落基山脉地区的勘察，后来成为美国地质勘探局（United States Geological Survey）的领导人。1878年，鲍威尔出版了他的经典研究《美国干旱地区土地报告》（Report on the Land of the Arid Region of the United States）。在书中，基于降雨量的统计，他指出西经100度是农业能够扩展的西部极限。这篇为内政部（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所作报告的科学发现，为殖民政策提供了新的基础。鲍威尔在研究中主要建议，应该用水的可得性，而非土地的物理边界，作为划分土地的法律依据。这一建议意味着对西方土地法律的根本修正，针对东方政客倾向于以自己的经验为基础来制定边疆未知土地的规定，这一建议也引发了争论。⁽⁶⁸⁾

对美国农业政策的汉密尔顿基础的修正开始于1840年自由土地党（Free Soil Party）提出的要求，并持续到1862年的份地法（Homestead Act）；鲍威尔的理论需要更进一步的改变。鲍威尔按照被开拓的土地适于灌溉还是仅能用于放牧，试图建立两种不同类型的土地许可。根据份地法，定居者获得的土地数量，如果是灌溉土地则为80英亩，如果是放牧的土地则是2560英亩。⁽⁶⁹⁾相比于无差别的方块土地分配，水资源可得性原则在土地划分中更为合理，现在手续都依照份地法的规定。基于这一原则，鲍威尔详细制定了一种殖民地开拓的程序，并且要求通过必要的法律，规定水资源的分配以及森林的保护。最终，鲍威尔定义了政府在这一庞大工作中的角色：“我对政府说：请勿动手！用公正的制度来装备人民，让他们自己做自己的事。”⁽⁷⁰⁾

尽管鲍威尔的断言暗含典型的自由主义与放任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事实上他阐释了某种将直接影响地方主义观念的理论。一方面，鲍威尔勾勒了一种基于资源控制，尤其是水资源控制的国土开发，另一方面，他详尽阐释了指导区域分析的最终原则的雏形。鲍威尔从水文地理特征和能源可得性的角度定义了区域，并且把区域的结构设想为一系列大小有限的社区，以保证最大限度的资源利用。他用这样的话来总结他的建议：“这是我的建议（主张）：把整个干旱地区组织成自然水文地质地区，每个区域的土地都是公共财产……每个这样的社区都有自己的灌溉系统……这个规划以流域为基础建立地方自治。”⁽⁷¹⁾

1790—1880年间美国的边界变化

这个观念的重要性不必再强调或解释。保护自然资源成为保护运动的中心原则。水文地质条件的分析和流域的界定与地区的分类一样重要。鲍威尔对土地分配体系的看法，和他对社区自给自足合作的强调，是他对有机规划理论的最重要的贡献。这些思想得到地方主义者的极大尊崇。例如芒福德，在对有机规划概念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人中，他把鲍威尔置于最突出的地位。⁽⁷²⁾

从同一个视角，我们关注到另一个有趣的人物，埃尔伍德•米德（Elwood Mead），几十年后，他像鲍威尔一样，考察了与农业开垦有关的水资源利用的问题。⁽⁷³⁾在米德的著作中再次出现了保护主义的典型概念，例如保护自然资源并有计划地利用。但是在一个开发加利福尼亚的项目中，米德的分析集中于政府的职责，他证明自鲍威尔时代以来，保护运动理论可靠的放任自由主义姿态已经发生了变化。米德主张，州政府的职责不仅仅是提供公平的制度，而且应该建立精确的实施规范，并通过贷款体制和创立并直接管理土地开拓服务，来起到积极和强有力的作用。1916年提交的《加利福尼亚州土地开垦和农村贷款委员会报告》（The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Land Colonization and Rural Cr edits of the State of California ）中宣称：“州立农学院应该事先作系统的安排，为将来给农场经营与耕作提供建议和信息……州应该按照合同建造房屋，为耕作平整土地或者贷款给定居者，以确保在指导下实施改良，并在控制之下使当局满意，以限定保守的最大限度。”⁽⁷⁴⁾

委员会报告由米德主导，其中包含的建议，说明份地法的传统思想方法与观念已经被取代。这种建议依据了殖民开垦模式。这种模式基于对新试验，尤其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开垦试验的研究，这些试验也对美国城市革新的理论产生了直接影响。米德引发了对这些特殊的外国经验的兴趣，他也成了本顿•麦凯（Benton MacKaye）等其他自然资源保护者的一个参照点。⁽⁷⁵⁾加利福尼亚委员会的报告考虑到政府所承担的角色，报告所包含的概念与原则构成了理论与政治趋势的一部分，最终导致了某些新政最重要的任务。

然而自然资源保护观念的源头并不在这些实例中，而在乔治•P.马什（George P.Marsh）的《人与自然，或被人类行为改变的自然地理》（Man and Nature,or Physical Geography as Modified by Human Action）之中，该书1864年在纽约出版。马什对地方主义有相当大的影响，芒福德曾在他的书中论及《人与自然》，把它视为对不加区别的掠夺自然资源所带来的历史后果的第一次科学分析。马什在他的书中重建了地中海流域伟大的古典文明的崩溃，将它的衰亡与有机利用资源方法的退化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对大森林不加选择的破坏。⁽⁷⁶⁾对待大自然的相似态度也是公园运动的特征；H.W.S.克利夫兰和那些力主建立自然保护区的人会在马什的书中找到确凿的先例。而且，马什的研究是在有关自然资源的联邦政策发生变化的那段时期产生的；1870—1890年的这些年见证了大型国家公园的建立，比如黄石（Yellowstone）、约塞米蒂（Yosemite）和红杉公园（Sequoia）。⁽⁷⁷⁾

这个传统最重要的继承者是本顿•麦凯，他也联系着保护运动与20世纪地方主义，他的作品是本文所追寻的文化传统的非凡产物之一。作为一个典型的美国佬（Yankee），1879年他出生于康涅狄克的斯坦福，在新英格兰度过了青年时代。1900—1910年间他作为阿巴拉契亚山俱乐部（Appalachian Mountain Club，1876年成立于波士顿）的成员，进行了一系列探险。这些旅行是一项计划的起源，该计划经过反复考虑，在哈德孙农业行会（Hudson Guild Farm）经克拉伦斯•S.斯特恩和路易斯•芒福德讨论后，于1921年以“阿巴拉契亚之路：一个区域规划项目”为题发表在美国建筑师协会会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Architects）上。⁽⁷⁸⁾本文以后还将专门讨论这一计划，在这里最有意思的还是麦凯的作品中传达出来的保护运动传统所获得的重视。

麦凯并不是该运动中孤立的思想家；他在进步主义的圈子里很活跃，与劳工部（Department of Labor）合作，也是吉福德•平肖（Gifford Pinchot）、斯图尔特•沙斯（Stuart Chase）、威廉•斯托达德（William Stoddard）和路易斯• 波斯特（Louis Post）等人的朋友与工作伙伴。⁽⁷⁹⁾他的《就业与自然资源》（Employment and Natural Resources）由劳工部在1919年出版，是保护主义的重要文献。麦凯的研究根据殖民政策以及资源利用的不同方面分成不同的部分，他所阐明的原则很大部分是地方主义与进步的规划共享的原则。麦凯的研究具有重要的贡献，他的书出版于经济计划的最初试验时期（这成为应急战时计划的一部分），当时还没受到美国政府批判。

在书的引言部分，麦凯阐明了两个重要原则。第一个原则涉及作为制约生产地方化手段的社会服务与运输所承担的角色。麦凯确信，启动就业发展的政策并不依赖于工人的运送，而是更依赖于通过运输工具和其他服务把工业吸引到特定的地点。第二个原则同样清楚，但在这个时代已经不新鲜，即就业的扩展依赖于工作量的缩减，“想要的话，可以通过机器或其他方面的改进，来提高效率和节省劳动增长率，从而在不减少工资的情况下减少劳动时间”。⁽⁸⁰⁾

这两个原则都可以在帕特里克•格迪斯（Patrick Geddes）和法国地方主义中找到源头，他们是麦凯的著作所提出的建议的基础。麦凯的书关心自然资源的使用，森林是他的主要分析对象，麦凯把木材业视为工业活动来谈论：“森林工业需要建造运输木材的铁路，改进可行驶的河流，建立锯木厂和其他工厂。为了使这一工业能够带来持久并能有收益的就业，必须在稳定的基础上组织，并且按照林业和木材的文化来运作，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根据一般的木材业与‘木料开采’来运作。”⁽⁸¹⁾麦凯进一步认为，理性的利用计划将有助于解决劳动关系中的困难，并且能限制劳动力庞大的地区间迁移，这种迁移将导致周转百分率的紊乱。为了使木材工业不会成为“无家可归者的工业”，麦凯确信，一旦采取手段，使人们在这个生产领域找到工作，最终将会出现“真正的社区而不仅仅是棚屋小镇”。⁽⁸²⁾

在麦凯这里，创立自治的定居点和规划自足的区域体系这类概念并不意味着对地方分立主义与地方主义原则的接受。在这一点上他没有任何犹豫。尽管他喜欢地方分权和决策自治的某些方面，他对联邦政府应具备的职能有确切的想法：

毫无疑问，任何一个只影响地方社区利益的事物都应置于该社区控制之下。但是大多数地方事务都对国家事务有影响，特别是在使用国家资源这个方面。任何一个州的土地、森林、矿石或水资源的事务都会影响整个国家的人民。任何一个州利用土地的时机都不仅仅影响本州的工人，也影响美国所有的工人。⁽⁸³⁾

因此，资源规划理论并不能通过纯粹地方分权主义形势的假设来解决，而是相反，它暗示了联邦政府改革的必要性，应当通过投资运输体系和其他服务，以及对能源的管理，设想经济发展的方向，规划并控制经济的发展。当这些思想与麦凯的“工作单位”结合在一起时，他的研究对于美国规划历史的重要性就一清二楚了。⁽⁸⁴⁾尽管只是到了新政时的田纳西山谷政府（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这些原则才最终得到发展并被有机运用。

本顿•麦凯，一个老派的新英格兰人，野外协会（Wilderness Society）的创立者与名誉主席，对保护运动的转变作出了引人注目的贡献。芒福德曾说他是梭罗精神的继承者；这一文学上的特征显得尤其贴切，只要回想起麦凯的主张“规划的功能是为了把潜在的与不明显的东西渲染成实际的与可见的”⁽⁸⁵⁾。大自然不再是浪漫主义的梦，而是用于生产的手段——一种需要征服、使之生效，需要被规划的力量。麦凯1919年的研究使这一点变得清晰，即他主要关心的是“规划”（Plan）。没有对自由主义神话的坚决拒绝，工作效率、纪律以及生产力都是不可能的；半个世纪的社会斗争、劳动剧变以及经济的不稳定都因认识到修正发展方式与体制管理的必要性而终结。撇开这些个人看法的不合时宜或者现代性，这里吸引我们的是坚持认为这些改革是解救不安定的社会秩序的唯一可能的方式。这是本文所讨论的现象的真正本质；无论采用什么手段，只有为体制生存而战，才能使世界，新的美国佬从中产阶级那里学来的和谐“史诗”成为不朽。这正是激励麦凯的目标，这位梭罗的学生，在哈佛任教之后，参加了美国森林服务（United States Forest Service）、美国劳工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Labor）、纽约州住房与区域规划委员会（New York State Commission of Housing and Regional Planning）、田纳西山谷政府和农村电气化管理机构（Rural Electrification Administration）的工作。

改造/转变城市1893—1920

在其1893年的著名论文“美国历史中边疆的重要性”中，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论述，边疆的征服是塑造美国人民的决定性因素。按照特纳的看法，尽管合众国的历史始于大西洋海岸，但它是在西部大平原上写就的。边疆是美国历史的第一个纪元；在这篇经典论文写作18年后，特纳描述了合众国文明的第二个纪元，开始于“革命”或者1890—1910年。⁽⁸⁶⁾这一新时代的历史不再书写于平原而是在城市；大都市已经成为要征服的新的土地。就像阿瑟•M.施莱辛格（Arthur M.Schlesinger）曾经写道的，“城市，正如边疆，已经是美国文明的主要因素。如果不对两者的作用都正确评价，那么故事就只讲了一半”。⁽⁸⁷⁾

在前面部分，我们已经看到，保护运动和地方主义理论都至少有一个源头是大草原的开拓。之后，我试图关注“进步精神”，研究它对美国从农耕秩序到工业化城市转变的反应。但是该过程的复杂性与内在矛盾（这是美国这一新阶段发展过程的特征），导致必须首先或至少简要考虑一些经济、政治与文化因素，以廓清这一复杂问题。

工业城市化的美国

在某些历史学家看来，1840—1850年间，工业化完全占据了美国，但是直到19世纪60年代生产能力发展与城市生长间的稳定联系才建立起来。到1910年，即使仍存在巨大的不平衡，工业化阶段已经彻底完成，也正是在这个阶段中，农耕秩序进入了最后的危机。

在54年的时间里，从1860年到1914年，据粗略估算，国家的工业生产价值增长了12倍，领工资的人增长了5.5倍多。1860—1910年间，总人口增长了193.2%，而城市居民增长了575.6%。在这同样50年里，纽约人口增长了6倍多，芝加哥增长了20倍，匹兹堡从49221人增长到1044l43人。⁽⁸⁸⁾

的确，从19世纪50年代后期起，在生产能力的发展和城市成长之间就已建立起了一种生理上的交换。就像重藤•鹤（Shigeto Tsuru）论证的，“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在为建立工业提供地点的便利性上，城市所提供的外部经济具有独一无二的重要性”。⁽⁸⁹⁾“作为市场，城市提供了决定性的外部经济条件，首先是服务，但也表现在庞大的货物消费量上。同时，城市也通过推动加速新技术的获得与生产知识的流通，在新生产领域的发展中起到促进的作用。”⁽⁹⁰⁾

我们也许可以从与特定经济形式相关的周期循环来看待美国的城市化。这些经济形式来自于保罗• A.巴伦（Paul A.Baran）和保罗•M.斯威齐（Paul M.Sweezy）所定义的三次“划时代的变革”：蒸汽机、铁路和汽车。铁路系统的增长对城市化起着促进作用，这一现象将在本文的后面作简要讨论。但在此必须先概要考察，铁路发展吸收的庞大资本对美国社会带来的后果，及其带来的劳动市场与劳动力构成的转变。

铁路是生产要素与资本集中的主要促进因素。正如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对1869—1913年间的分析所证明的，在19世纪的最后20年里，铁路的发展吸收了超过半数的私人投资，并由此促进了资本形成的加速趋势。在20世纪的最初十年中，铁路导致了这种垄断式集中的产生与强化。与这种垄断式集中伴随的是商业周期的明显不规律与真正工资的有限增长。⁽⁹¹⁾经济发展创造了新的不断扩张的地理；垄断式集中的强大需要土地，这种扩张主义趋势由于资本集中于铁路而保持了持续发展，并直接影响了城市生长机制。直到1907年的危机，铁路行业的投资尽管有变化，但并没有实质性的波动，节奏始终保持不变。如巴伦和斯威齐所写的，“正是在1907年，资本主义历史上最大的外部刺激才丧失了它的巨大影响力”。⁽⁹²⁾

这个日期标志着美国经济发展的一次停滞；要是没有战争和第一阶段机械化的刺激，这段时期紧接着铁路时代与自由放任主义时代终结，可能会一蹶不振。汽车时代开始于1911年，在1915—1929年间，注册的机动车数量从230万增加到310万，经济的繁荣正是建立在这个生产领域之上。汽车刺激了一系列重要现象，包括居民点的扩散、郊区的发展和新道路的建设。分析此时的房屋建造趋势很有意思，与主要生产领域趋势相比，它揭示了重要的反常现象。⁽⁹³⁾

假如说铁路的发展需要平原，那么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需要土地，而正是汽车加强了这种渴望。新土地的征服与城市化共同导致了土地价值的增值系统，并促进了在广度和侵略性上都前所未有的投资过程。伴随铁路时代的结束，自由放任的时代也终结了；19世纪，为建立反托拉斯法和控制资本集中做出了种种尝试，它们都在某种程度上与铁路工业有所联系，并构成自由主义政策失败的基础。⁽⁹⁴⁾然而，自由主义的终结也取决于另一个与铁路有联系的现象——始于19世纪60年代的持续不断的劳动迁移大潮，而这一迁移恰巧都集中于铁路工业。⁽⁹⁵⁾

19世纪60年代后期，伴随着第一个重要的劳工领导者威廉•H.西尔维斯（William H.Sylvis）的出现，第一个大型劳工组织——国家工人联合会（National Labor Union）诞生了，并随着1873年的低迷而消失。这一年工人工资被严重削减。1877年，工资的再次减少引发了主要城市的工人起义。该运动的领导是工人骑士（Knights of Labor），其数量在80年代增长，并且领导了八小时工作制的最初斗争。1886年美国工人联盟（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成立。1886年5月1日，为了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第一次全国性罢工开始，引发了芝加哥干草市场广场（Haymarket Square）事件和对工人运动的严厉镇压。与塞缪尔•冈珀斯（Samuel Gompers）和美国工人联盟的工会组织主义形成对比，单独的行业协会（individual trade unions）从铁路工人那里获得力量。在1893年布法罗罢工之后，美国铁路联合会（American Railway Union）脱离了美国工人联盟。铁路联合会的主席是尤金•V.德布斯（Eugene V.Debs），也是1912年罗斯福与威尔逊的社会主义竞争对手。⁽⁹⁶⁾

还是在芝加哥，1905年6月27日，最非凡的、传奇的和好战的美国工人组织，世界产业工人组织（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成立了。世界产业工人组织是一次试验，一些美国工人运动最重要的人物都经历过这场试验，包括德布斯、丹尼尔•德•利昂（Daniel De Leon）、文森特•St.约翰（Vincent St.John）、比格•比尔•海伍德（Big Bill Haywood）、威廉• 特劳特曼（William Trautmann）、伊丽莎白• 古尔西• 弗林（Elizabeth Gurlcy Flynn）、乔•希尔（Joe Hill）、阿图•罗焦万尼蒂（Arturo Giovannitti）和约翰•里德（John Reed）。⁽⁹⁷⁾世界产业工人组织的历史是研究美国阶级斗争愈演愈烈的关键，也是理解这一更激烈的战斗状态如何与劳动阶级构成的基本变化相联系的关键。正如杰克•伦敦（Jack London）在《铁脚踵》（The Iron Heel）中所描述的，专业手工工人是劳动力的组成部分，是“富豪统治”的同盟者。与专业手工工人的逐渐消亡对应，工人的反抗与机动性在逐渐增加。这一双重趋势对生产制度的加速转变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19世纪90年代有两个大事件等待着美国行业协会。1892年6月，在宾夕法尼亚霍姆斯特德的钢铁厂附近，钢铁工人联合协会（Amalgamated Association of Iron and Steel Workers）与安德鲁•卡内的私人警察发生了冲突。两年后，在伊利诺的普尔曼镇，美国铁路协会（American Railway Union）也面临着极大的考验。霍姆斯特德的流血冲突和普尔曼镇工人的长期斗争标志着美国工会主义第一阶段的结束。像美国铁路协会（American Railway Union）这样的组织无法面对斗争的规模与政治后果。然而，19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这些工会进行的战斗仍给了自由主义以决定性的打击。

在这些社会矛盾的复杂性之外，进步思想所提出的观念再次显现出新的力量。另一方面，周期性的社会斗争与劳动剧变带来了真正的矛盾。这种观念与真正的矛盾常常相冲突，通常也混淆真正的矛盾。同时，这些协会被长期的斗争消磨，好战的劳工组织被迫解散。但是他们的工作凸显了新秩序的所有结构性问题，包括工业化的地区发展、集中的过程、移民、工厂的工作条件以及大城市中的血汗工厂。上述种种问题引导了进步思想的关注重心。所有这些问题揭示了社会结构的脆弱与不完备，社会结构还远远不够完整统一，甚至在某些特定方面还是空白。然而同时，美国民主却似乎喜欢把整个领土压缩成一个贫民窟，尽管它经常重复自己的良好意愿。

进步主义在19世纪被提出，公共机构的职能和公共干预优先于私人利益的权利。在这一斗争阶段，这一问题重心明显转移到了制度的维护上。换句话说，自由主义时代的“商业代理”被现代政府取代。如西德尼• 法恩（Sidney Fine）所写，“尽管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改革者与改革团体对于现状所需要的改革的估计不同，但他们都倾向于支持政府职能的扩大，应当更积极地运用政府权力，以推动他们所认同的公共利益。因此，确实在改革的要求带领下，美国远离了自由主义，迈向一个大众福利国家”。⁽⁹⁸⁾

因此，尽管进步主义所起的作用是一种普遍困惑的意识形态的成果，但不能把这种作用视为纯粹的反对而置之不理。相反，进步的思想与行动并非对集体主义漠不关心，而是站在集体主义的立场，以各种表达方式，缓解和整合矛盾。他们在避免最终冲突的同时，主张加强公共机构的努力，坚持创立权力与民众的媒介机构，这预示着“进步”“秩序”下的解决策略，也预示着在集体福祉与“大众利益”的神话中包含着的阶级利益。

经济发展建立于集体利益而不是一堆个体企业的迫切需求。这种经济发展的需求在新的文化规则中得到强有力的支持。世纪之交的数十年中，这一新的文化准则已经开始运用于城市。19世纪，社会科学运动的源头是工业发展与城市化带来的农耕秩序的转变；因此，在一些重要方面，它与进步传统的某些根本原则有联系。尽管美国的社会学思想发端于宗教动机与农耕文化，但在城市中该运动找到了它真正的用武之地。

德国社会学家把城市（Grossstadt）分析当做对“体制”的普遍考察，由此欧洲的社会学发展起来。德国人的成就成了美国社会学家的起点，尤其是对于那些构成芝加哥学派的团体。在此基础上，他们添加了分析的基础，与哲学论证相比，这更多来自对19世纪改革者曾分析过的对城市的堕落形式与生活所进行的博爱且科学的思考。在分析中他们会运用科学方法调查研究城市现实，理解与描述大都市生活的制度形式所固有的现象与机制。随着时间的流逝，芝加哥成了研究与分析的主题，分析方式也获得重要进步。⁽⁹⁹⁾

城市文化最典型的产物之一是揭丑现象。在世纪开端的那些年里，揭露丑闻的报刊杂志吸引了美国公众的注意，印刷品成了煽动与攻击的工具。从人民党原本的观点看，丑闻揭露者暴露和抨击了工业城市的美国。⁽¹⁰⁰⁾在1903—1912年间，超过2000篇揭丑文章出现在流行的美国杂志上。作者都是些著名的名字，比如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雷•斯坦纳德•贝克（Ray Stannard Baker）、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查尔斯•E.罗塞尔（Charles E.Russell）和大卫•格雷姆•菲利普（David Graham Phillips）；也有许多社会主义者。伴随着现实主义文学的经典主题，丑闻揭露者的注意力集中在两个问题上：现代企业的贪婪与城市管理的腐败。对腐败的攻击最令人震撼的表达是在林肯•斯蒂芬斯的《城市之耻》（Shame of the Cities，1904）中；同样的，在他的小说《丛林》 （The Jungle，1906）中，厄普顿•辛克莱把他的基督教社会主义情绪释放在对当代邪恶的攻击中。

揭丑的重要性不仅体现于对商业掠夺与政治无能的联合的谴责。揭丑把城市变成真实而当下的问题，让每一个读者置身其中，体会到某些时候的文化精英的所思所感⁽¹⁰¹⁾，丑闻揭露者事实上宣扬了进步主义的理想与关怀。劳动者的斗争、为了信任而工作、少数民族的地位、妇女在社会上的状况、政治腐败以及公共机构的软弱都被讲述、揭发和苛刻地审查，通常不会考虑所涉及的事物本质上的差别与结构上的特点。但是，毫无疑问，丑闻揭发者的批评绝不是怀旧或倒退。尽管它有很多弱点，但就像查默（Chalmer）所写的，(www.chuimin.cn)

挥舞揭露腐败的揭丑文章是为了纠正它。他们分析了国家生活，深入探查了发生在前半个世纪的巨大变化。他们共同呈现了对商业文明的最早的全面描述，商业文明已经成为美国民族的理想与动力。丑闻揭露者用自己的批评奠定了公众关心的基础，而这公众关心导致接下来半个世纪的许多革新。此外，这些新闻记者抱着积极的观点去报道，并且在流行的杂志上持续了十多年。⁽¹⁰²⁾

麦克卢尔斯杂志（McClures Magazine）1903年1月号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本期麦克卢尔斯的三篇文章”的编辑文章，总结了揭丑精神。文章描述了这一新的文学形式的本质，它在城市的混乱中寻找法律、正义、自由、信仰以及文化迷失的价值，价值迷失已是这个美国人民堕入其中的道德堕落、无能和腐败的国家的明显标志。最终从这谴责中显现的是个人职责道德的首要性。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将之定义为进步主义的典型价值。该编辑评论总结说：“我们，我们每个人，最终都将付出代价。我们最终将偿还的是我们的自由。”⁽¹⁰³⁾

揭丑的流行不可能有别的结果。对堕落、剥削和腐败最猛烈的描述，最终结束于对作为“个体”的人民，而非作为阶级的个体的乞灵。显然以这样的方式，这种文学上的现实主义与进步精神最贵族化的表达成了一对平行线。两者最终都在“邪恶的世界”中为了“道德的世界”而战斗（这是它们关心的对象），它们都没能发现，根本的解决方法是政治的而不是道德的。在“人民”这个含混的概念中，两者在洞悉阶级的前景方面都同样无能为力。

20世纪头十年，自由主义的时代终结，而进步的批评找到了政治表达方式。1910年8月31日，在奥萨沃托米（Osawatomie）一座公园中举行的纪念约翰•布朗（John Brown）的活动中，西奥多•罗斯福发表了他著名的新国家主义演说：“新国家主义把国际的需求置于局部或个人利益之前……新国家主义把行政权力视为公共福利的服务者。”⁽¹⁰⁴⁾该学说的主要概念表达了部分最有特点的进步的意识形态，关于对商业的联邦政府控制，劳工论战中公共机构的角色，以及公共基金与信用政策的不同用途。赫贝特•克罗利（Herbert Croly）很清楚地把罗斯福的新国家主义视为恢复汉密尔顿理想和战胜杰斐逊遗产的尝试。伍德罗•威尔逊的新自由主义也有部分同样的观念；的确，在他的总统任期中，他强有力地实施了经济变革，以期把民主党的政治主张带入进步主义的阵地。⁽¹⁰⁵⁾

尽管方式不同，威尔逊和罗斯福都说明了美国经济的扩张需求，而这却是自由主义国家无法满足的；的确，国家问题是他们二者学说的核心。最近几年社团资本的主张与进步理论之间的联系得到进一步研究，而且他们之间的互惠关系也已经十分清楚。这种联系可从罗斯福的奥萨沃托米演说或是威尔逊阐明他“哲学”的文字中直接推断出来。⁽¹⁰⁶⁾进步主义认为公共干涉与政府机构职能具有首要性，因此，想要在经济、政治与意识形态上阐明农耕秩序的转变过程，进步主义是唯一可能的途径。

尽管新自由主义和新国家主义，一个代表特纳的思想而另一个代表克罗利，从根本上说，它们都是形成于19世纪的单一传统的果实，这一传统对自由放任社会具有建设性的重要意义。与该传统，或者说简单而单一的传统持久的密切联系，是进步主义的另一个本质的方面。奥萨沃托米演说这样结尾“我们的公民必须真诚地前进”。在1910年对自己的主张的解释中，罗斯福宣称：“我所提倡的……不是狂热的激进主义，而是那种最高级最明智的保守主义。”⁽¹⁰⁷⁾与罗斯福的话语一致的是威尔逊的主张——“如果我不相信进步将保存我们的制度的本质，我不会成为一个进步主义者。”⁽¹⁰⁸⁾

两种表述都揭示了进步精神的本质，它并不是通过哲学体系，而是通过对道德的渴望而表达出来，这种道德的渴望照搬了本土的美国佬民主传统，包括它所包含和暗示的所有缺点与矛盾。这种新教的产物被现代历史上无可比拟的扩张主义所激励，被进步主义视作公民良知创立中最重要的贡献。公民良知复兴了深植人心的新世界的信念，即个人责任的道德观。把掘墓视为己任，又对当代社会抱着乐观的关切，每个个体都在民主的形式（“美国生活的承诺—乐土”）下履行职责。但是这个“承诺”——或者不如说这个仍然隐匿的希望（就像惠特曼在下面引用的段落中所描绘的，它证明了美国民主的意识形态与对待大自然的感情之间的联系）——对于美国劳动者，以及最近被美国帝国主义赐予美国统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的人们来说，必然不那么乐观。对他们来说，很难想象惠特曼所说的“睡眠”会被另一天的黎明打断：

我们已经频繁提到民主（Democracy）这个词。但我仍要频繁地重复，它的真正主旨仍在沉睡不醒，尽管在回响与愤怒的暴风雨中，通过笔或声音，它已经显示出一些只言片语。这是个伟大的词，他的历史，我想，仍未被书写，因为它还未上演。某些方面，它是另一个伟大的常用词，大自然（Nature）的兄弟，大自然的历史也有待被书写。⁽¹⁰⁹⁾

作为工厂的城镇

从工业革命到自由主义危机：洛厄尔（Lowell）和普尔曼

围绕工厂建立城镇，使工人有地方住，这种想法与最早的工业一起出现；在美国，作为汉密尔顿式理想所激发的经济前景的一部分，这一实践开始于18世纪末。公司城镇是资本主义为之奋斗的乌托邦，以建立一种基于机器而不再是基于土地的经济体制；这一理想明确了美国国家经济基础转变的开始，它作为模型也阐释了典型的早期资本主义神话，通过工业获得“完美”社会的神话。

公司城镇表现出与美国传统间的严重断裂；虽然它的确企图创建一个趋向消失的传统社会所组成的社区。作为一种城市模型，它与历史上的城市完全不同，这种差别与其说是形式上的结构，不如说是这样一个事实，它的发展由新的单一因素推动：工厂。除了生产效率最大化，公司城镇没有别的目标，它创造了一种单一文化的经济与社会。

在这些前提条件与将要讨论的案例的基础上，我们不妨针对美国城市化中的反城市传统，冒险作出一个关于公司城镇的假设，以填补该批判研究领域的空白。公司城镇的理想实际上是坚定地反城市的，这不仅在于它的意识形态与形式，而且更在于这种特殊的“乌托邦”类型所导致的社会与经济结构。公司城镇和城市是对立的，首先因为城市表现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形式具有连续性，而且城市文明自身使经济与社会形式互动发展，而公司城镇则倾向于创造一种生活模式，使经济动机完全囊括社会形式。确实，公司城镇看起来已经是这种想法的产物，即希望通过工厂取消城市，希望把“城市”融入“生产”。内战严重破坏了这一早期的乌托邦，但它的某些原则在自由主义时期的公司城镇中一直存在，并且成为这一新的资本主义体制中一项明确的政策，在资本积累过程中作为典型的内部经济工具而起作用。这类社区的一个早期实例是新泽西的佩特森（Paterson），它由受汉密尔顿思想启发的“建立有用的产品协会”（Hamiltonian-inspired Society for Establishing Useful Manufactures）创建于18世纪末，最初由皮埃尔•查尔斯•朗方（Pierre Charles L’ Enfant）和尼赫迈亚•哈伯德（Nehemiah Hubbard）设计，随后是彼得•科尔特（Peter Colt）。⁽¹¹⁰⁾但是能最好地说明我的观点的实例是马萨诸塞的洛厄尔（Lowell）。⁽¹¹¹⁾

在19世纪早期的那些年里，美国制造业稳步增长。其中大多数是坐落在河边的小型工厂，生产力有限，也不能吸引足够的资本创建真正的工业体系。只是在引入了新的机器后，这些小作坊才转变为真正的工厂，成为商业资本有利可图的投资和城市的起源。就纺织工业来说，这种转变发生在弗朗西斯•卡伯特•洛厄尔（Francis Cabot Lowell）把动力织布机引入他在马萨诸塞州沃尔瑟姆的工厂之时。

洛厄尔是一个典型的新英格兰商人。与思想潮流的接触使得这个地区成为美国文艺复兴的心脏，由此他受到对社会问题的某种触动。他考虑建造用于工作的理想社区，以生产活动为中心，把创建效率最大化的工业制度视为单一目标，以推动发展。像约翰•柯立芝（John Coolidge）所写，“在他的设想中，城镇由员工与市民这两个完全分开的团体组成；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生活方式十分不同，一个完全由公司控制，另一个是自由的”。⁽¹¹²⁾

1822年，洛厄尔去世5年后，梅里马克制造公司（Merrimack Manufacturing Company）建立起来，他的工作得以延续。柯克•布特（Kirk Boott）是该公司的领导，他接受了建造工业社区的想法，并在1823年开始建造公司。在布特的洛厄尔镇规划布局中，工厂构成了核心，工厂的选址保证了梅里马克河（Merrimack River）水动力以及该居住区域运河系统的最大利用。⁽¹¹³⁾对19世纪的工厂来说，这种布置方式很常见，但在洛厄尔它获得了更大的重要性，并且成为整个城市布局的决定性因素。换句话说，社区的形式与发展并不是基于生长的基本规则，或者像乌托邦制造业社区那样，基于某种占支配地位的社会方面的考虑，而是直接基于工厂的生产需求。城镇的发展动力只能是作为制造体系的附属物，这一点在公司最初的政策中就已经很清楚了，该政策的目标是对员工行使绝对的控制，并且创建自己的劳动市场。由于它必须保证生产发展获得绝对稳定的基础，这个市场必然是僵硬而且不接受任何外部影响的。

然而公司并没有对土地进行绝对垄断的控制，尤其是没有把它变成巨大的投机冒险。土地在很大程度上被保留，用于制造业工厂的发展，除了与生产直接有关的活动，也避免任何固定资本的过度集中。⁽¹¹⁴⁾在我看来，这个在城镇早期施行的政策，不是像柯立芝主张的是因为简单的判断错误或是缺乏远见，而是因为某种“哲学”激励了这一阶段的商业企业：资本的繁殖依靠工作与机器，并不能被转入土地投资。此外，城镇作为工厂这一概念意味着住宅和城市服务设施被视为工作的单纯而直接的后果，是控制劳动市场与保证工人社会稳定政策的组成部分，而不是投资的获利渠道或者创造资本增长的内部体系的手段。这个前景导致了特别严格的城市结构，这反映在雇员的阶级隔离上，他们住在公司提供的住宅里，与城镇其他居民的住宅隔离。⁽¹¹⁵⁾因此城镇的生存缘于合理化生产的过程，是为了保持最大程度的剥削而作的综合设计。

发展的要求导致了弗朗西斯•卡伯特•洛厄尔的工厂从沃尔瑟姆到洛厄尔的转变，然而很快，这种要求也改变了布特所设想的这个“完美”体制的特征。外来移民的比例迅速增加，拥挤着爱尔兰移民的贫民窟成了洛厄尔全景的一部分。同时，由于投资增加，居民的数量也相应增加，新的建筑渐渐取代了最初居民区的匿名构筑物。

洛厄尔规划，马萨诸塞州，1832年

伴随清教徒的温情主义时代的完结，洛厄尔历史的第一阶段随着1837年布特的去世而终结。完美的劳动市场这一观念显示了自己是一个“纯粹的乌托邦”。但在面对由于竞争扩大而产生的来源各异的新工人与生产的新问题时，这样的设计毫无用处。正当与水力相连的合适的自然用地开始用完，工厂发展遇到困难时，新工厂的选址更增加了经济负担，这不仅由于可用土地在减少，也因为城镇居民数量在1845年已经增长到3万人。⁽¹¹⁶⁾同时，新的住宅类型发展起来，作为一种收入来源被牢牢把握，这曾经被社区创立者故意忽视。在工厂里，爱尔兰移民取代了美国女孩，新英格兰农夫的女儿们居住的清教徒宿舍完全不适合这些新来者。⁽¹¹⁷⁾住宅的这一社会经济目标转变产生了最初结果，最早的行列式住宅组合建造起来。新居住区域后来不规则和混乱的发展，与原先社区整齐的格局很不调和。

工业乌托邦或者洛厄尔的基础是阶级利益互补的意识形态神话，对彻底剥削劳动力的掩盖，以及两个经济上的必然结果：可稳定获取的水力资源以及劳动市场的取消。第一个结果在土地因素上遇到了严重的阻碍；竞争的扩大最终导致选址的问题，并且促使了活跃的土地市场的形成。同时，城镇的生长带来了城市特有的问题，并始终以劳动市场为条件。当经济后果超过理想主义的前提时，洛厄尔就衰落了。内战之后，运输体系发展，煤成为主要能源，推动城镇发展的另一个经济因素消除了。或者，从根本上说，当劳动成本成为工业发展的决定因素时，整个体制就崩溃了。

如果说，作为公司城镇的洛厄尔是不同寻常的，那么它独一无二的是推动它的理想而不是它所采用的解决方法。作为一个工业“乌托邦”，洛厄尔是典型现象的一个例外，随着自由主义的开始而终结。但是对比数量众多的19世纪公司城镇，它是一个重要的先例，19世纪的公司城镇确实较少受到乌托邦理想的鼓动，而更多深植于自由主义的经济学推论。

洛厄尔在工业化的第一阶段并非无果而终。在19世纪40年代晚期，马萨诸塞州面粉厂（the Bay State Mills）和埃塞克斯公司（Essex Company）获得了梅里马克（Merrimack）的劳伦斯镇（the town of Lawrence），同时在新汉普郡（New Hampshire）的居民点，例如新伊普斯威奇（New Ipswich）和新市场（New Market），成了重要的工业社区。在内战前这个时期的工业城镇中，除了洛厄尔之外，最有意思的是新汉普郡的曼彻斯特地区，1836年，埃默斯基格制造公司（the Amoskeag Manufacturing Company）开始运作；1823年，马萨诸塞的奇科皮（Chicopee）由奇科皮制造公司（the Chicopee Manufacturing Company）创建；1847年，霍利奥克（Holyoke）由哈德利佛斯公司（the Hadley Falls Company）获得土地并沿着康涅狄格河（the Connecticut River）建造。⁽¹¹⁸⁾

这个时期另一个特征是采矿业城镇的发展。除了煤矿城镇，石油城镇的历史尤其有趣。其中最著名的是宾夕法尼亚的皮尔（Pithole），1862年，仅仅三个月居民就忽然增长到15000人。顺着铁路线的延伸而成长的居民点也可以当成公司城镇，不管它们是因新交通线出现而获得新生的旧有社区，还是直接由铁路公司创建的新村镇。其中最好的一个例子是伊利诺斯州的开罗（Cairo），坐落于密西西比河与俄亥俄河的交汇处，该镇最初的规划是威廉•斯特里克兰 （William Strickland）和理查德•泰勒（Rechard Taylor）在19世纪30年代晚期作的，1850年由亨利•C.朗（Henry C.Long）接手。⁽¹¹⁹⁾另一个这种类型的社区是华盛顿的塔科马（Tacoma），由北太平洋铁路公司（Northern Pacific Railroad Company）建造，1873年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为它作了个有趣的规划；但奥姆斯特德的规划没有实施，城镇实际上是按照网格布局建造的。

但是在自由主义时代，该领域最重要的事件仍然是紧邻芝加哥的普尔曼镇（the town of Pullman）的建造。它的创建者，乔治•普尔曼（George Pullman），1831年出生于一个信普救说的家庭。1864年他建造了他的第一辆卧车（Sleeping Car），很幸运地被命名为先锋（Pioneer），几乎立刻获得了成功，并且在短短的两年内确保他的建造者垄断了中西部（Midwest）该类型铁路用车。1867年普尔曼成为新成立的普尔曼宫廷车公司（Pullman’ s Palace Car Company）的主席，该公司在1880年成功生产了114辆车。⁽¹²⁰⁾在迈向世纪末的这些关键年头，普尔曼通过生产不同的产品继续扩展他的活动，目标是高科技的标准，并力求价格稳定。这些年里生产的一些车，比如沃萨奇（Wahsatch），在美国铁路发展过程中具有历史重要性。在19世纪70年代的消沉之后，普尔曼决定扩大他的企业；按照吉姆•布朗（Jim Brown）的建议，他获得了靠近卡路美特湖（Lake Calumet）的超过4000英亩的土地。搬离芝加哥看来是考虑了两个基本因素：一个是城市中劳动市场增长的不稳定性，这在70年代由于频繁的罢工而受到严重干扰；另一个是城市中土地价格的逐步增加。

普尔曼是芝加哥的突出人物。作为各种市民联合会和商业俱乐部的成员，他对充分改善工人生活条件的必须性与有效性理论并不陌生。⁽¹²¹⁾在芝加哥，事实上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已经逐渐显示出贫民窟的征兆。然而，对贫穷阶级的居住问题，慈善事业并非仅仅有了新的兴趣以及寻求解决办法。事实是，在1870—1880年的10年里，芝加哥没有一年不出现劳工骚乱。1877年7月，在许多城市出现了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the Baltimore-Ohio Railroa）罢工引发的混乱，这种危险变得更明显了。

在芝加哥，暴徒和警察间的冲突持续了4天，13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地方报纸以“内战”、“恐怖的社会动乱”以及“红色战争”这样夸张的大字标题报道了这场骚乱。⁽¹²²⁾对较开明的工业家来说，为了解决已经变得无法忍受的局面，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似乎是必须迈出的第一步。乔治•普尔曼是第一批理解这一需求的人；尽管他从纯粹经济便利的角度谈论打算创建的新社区，但很明显，在这项事业中，对于“社会成本”和稳定劳动市场可能性的考虑占了相当的比重。

伴随着普尔曼镇的建造，一个体系产生了。就像普尔曼宫廷车公司在芝加哥世界博览会的交通大厦（Transportation Building）散发的手册所解释的，该体系基于三个完全整合在一起的运作：铁路车辆的生产、一项模范管理的试验以及城镇的建造。最后一项与博爱没什么关系；这是一笔好买卖。如理查德•T.伊利（Rechard T.Ely）的评述，“我们可能会对这种慈善事业不以为然，因为它需要为它所提供的一切付出很多，但它确实是一件伟大的事物，证明了在劳动者城市中商业的价值”。⁽¹²³⁾

1880年，开始按照索伦•S.贝曼（Solon S.Beman）和内森 •F.巴雷特（Nathan F.Barrett）的规划建造普尔曼镇；第二年6月，它迎来了第一批650位居民。住宅设计都标准化，因此在经济上非常节约，工作进展也很迅速，工厂1881年就能够开始生产了。1884年，普尔曼镇已经吸引了800万美元的投资，人口也有8500人。在路易斯•沙利文的讲堂落成之前，普尔曼镇的建筑，包括商业中心、主要的公共建筑、教堂和剧院都被认为是美国最漂亮的建筑。⁽¹²⁴⁾劳动力政策是普尔曼生活最重要的方面之一。四分之三的员工都是专业工人，在被雇佣前他们必须通过严格的考试，考试中候选者即使是有喝酒的爱好也会被立即察知。这种对工人“道德品质”的考虑（受到那个时代的评论的赞扬），与对工人所属劳工组织的严格选择标准结合在一起。

城镇通过极端的纪律来管理；公司的权力是绝对的，“这里总共有8000人，没有一个居民敢公开表达有关他所生活的城镇的观点”⁽¹²⁵⁾，而且人们除非移居国外否则无法逃离此地。居民无权拥有自己的住宅，但事实上，这一政策由于周转加速而终结。该政策使一切信贷与商业操作都掌握在公司手中。在19世纪80年代，尽管有越来越多针对城镇俾斯麦政策的批评，普尔曼工业仍持续繁荣。1893年，也就是哥伦比亚博览会开幕那一年，乔治•普尔曼为博览会赞助了10万美元，这一年也见证了德布斯的美国铁路联盟的崛起，因此普尔曼工厂的雇员数量第一次开始减少。此外，1893年工人的工资也被严重削减；不仅仅是小时工资被削减，而且计件工资也在下降，计件工资已经成为越来越普遍的报酬形式。在一年中，尽管就业水平有短暂提高，但工资下降了25%。⁽¹²⁶⁾工资被削减的工人开始欠公司的债，公司操纵银行和商业机构，没有降低它们所提供的社会服务的价格。租金和贷款利率仍旧不变，因此工人受到了工资减少和抽取“社会成本”的双重剥削。

华盛顿塔科马规划，弗雷德里克·奥姆斯特德，1873年

宾州凡登格里夫特（Vandergrift）规划，1895年

普尔曼鸟瞰图

普尔曼平面图，1880年

这种状况很快就无法持续下去，普尔曼爆发的罢工也卷进放任主义的开明之梦和德布斯新近成立的联盟之间的决定性斗争之中。为了给罢工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美国铁路联盟采取了对普尔曼铁路企业的全国性抵制，渐渐地罢工涉及的不仅是普尔曼，而且是整个芝加哥的工人。这一联合行动显示了工人作为一个阶级的同质性，而且这也是公司城镇观念崩溃的第一个征兆，公司城镇的内部矛盾不再是初期的矛盾，而是整个制度结构的普遍问题。团结罢工工人被证明是普遍存在的，在面对工人阶级的新的有组织的力量和体制内部的固有矛盾时，体面的居住标准和禁酒令也不再能减轻这种矛盾，“包容的示范城镇”，这个19世纪80年代的梦想消解了。

但是德布斯的联盟被卷入了一场没有准备的斗争，它要被迫面对能够长期对抗全国性斗争的资本集中。⁽¹²⁷⁾在严峻考验中诞生的联盟精疲力竭；实际上美国铁路联盟的衰落随着普尔曼的罢工而来。然而同样失败的是自由主义的梦想和普尔曼开明的家长制。在十多年工业发展的节奏下，“乌托邦”没能坚持住。在关于该模范城镇的生活状况问题上，联邦罢工委员会（Federal Strike Commission，成立于罢工结束的时候）的调查相当令人困惑。普尔曼的审美水平与卫生水平都相当高，但同时租金也同样高—要比附近的芝加哥高20—25%。⁽¹²⁸⁾为了工人，这个“道德的”城镇付出了太多代价，当然，在政策层面来说，也是为了雇主。乔治•普尔曼的体制中崩溃的是基本观念本身：城镇与工厂的相互依赖。

罢工期间，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总统派遣军队去保卫城镇，但是这还不是从普尔曼学到的主要教训，也不是决定性的解决办法。在对普尔曼事件做结论时，罢工委员会和警觉的批评家，比如弗洛伦斯•凯利（Florence Kelly）强调，罢工过程已经非常明显地表明—联邦政府在劳动论争中表现得无能为力。在普尔曼，解决工业体制内部矛盾时，自由主义的梦想显得无能，尤其是自由主义政府，在这场罢工的紧张状态下显示出了它的软弱。1894年的教训很快产生了部分结果。许多政治团体继续斗争，使政府在劳动关系中的积极作用合法化，克利夫兰自己也积极参与，这种努力导致了1898年的仲裁法（Arbitration Act）的诞生。

尽管宣称意图是好的，但镇压仍随着普尔曼的长期罢工而来了，在此期间—毫无意外，随着对两个现象频繁地补充—进步主义的主要观念得到进一步加强。经历了罢工，解决重要的法律上的争论点和政府角色问题更为紧迫；它们如今在某种程度上向前推进了，远远超出了1880年把乔治•普尔曼引向他充满抱负的事业的开明家长制。在这些问题上，在城市文明的巨大矛盾使公共机构的权力起作用与有效率的可能性上，20世纪的进步将号召美国民主证明自身的合法性。

公司城镇视城市文明为反常，希望通过仅用于工作和生产的隔离世界来拒绝它，这实际上判定了自由主义的失败。导致失败的原因是，开明家长制试图强加于人的生活模式与传统截然不同。就像伊利注意到的，“结局无可避免，因为普尔曼的思想是非美国的”。⁽¹²⁹⁾

对工业城市化美国的批评

对亨利•乔治、爱德华•贝拉米和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这三位自由主义世界的重要批评家的工作，如果不做一个简要的论述，那么是不可能讨论美国20世纪初期20年中的进步主义运动的。尽管对于自由主义制度他们的地位并不一样，但在20世纪开始的那些年里，为了城市规划和管理领域的革新，众多的该运动倡导者、社团和持各种观点的团体都进行了奋斗。在他们的思想和工作中，可以发现这三个人的各种形式的思想遗产。

亨利•乔治1839年出生于费城，他的一生充满了极其吸引人、连续不断和毫不相关的活动，以及各种倾向完全不同的运动、人物和协会。1880年，他出版了《进步与繁荣》（Progress and Poverty），这是一本注定将载入史册的著作，不仅在美国而且在英国，该书为作者带来巨大的声名，而且对进步主义的思想以及一般的改革者都有巨大的影响。⁽¹³⁰⁾乔治没有受到进化论的影响，他发展出严厉的、争议性的观点：对马尔萨斯（Malthus）教条的反对，这占据了《进步与繁荣》整个第二卷。约瑟夫•舒皮特（Joseph A.Schumpeter）注意到，乔治基于这个观点，以来自重农主义思想的某些基本原理为基础，并与工资基金理论合法性的主张结合在一起，建议没收所有来自土地价值增长的收入，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经济秩序。按照乔治所说，这一土地（就像人们经常声称的,和非征用的土地）税收制度应该代替一切其他税收形式，那就是单一税。因此单一税并非没收财产的制度，它对财产权并无疑义。它反倒是经济平衡的综合手段，也是使公共控制凌驾于经济的直接手段。

对来自土地价值增长的收入收税，这种想法在古典经济学中并不完全是新的；可以在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那里找到这一想法，边际主义者也彻底地处理过这个问题。而且，在乔治的理论中，从该建议中产生管理问题的解决办法也并不清楚。⁽¹³¹⁾的确，作为一种经济学理论，单一税可能并不值得被关注；它最大的功劳在于揭示和谴责了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的扭曲。马克•布劳格（Mark Blaug）的简练陈述对乔治著作的历史意义作了公正的评价：

……《进步与繁荣》是旧派古典经济学的杰出实例，在出版时就已经过时了30年，没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阶级的收入这一想法，深深震惊了在维多利亚式虔诚中长大的一代人。⁽¹³²⁾

一旦这个前提清楚了，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乔治的思想与进步主义精神的相关性；它更主要来自于《进步与繁荣》的基本思想，而不是来自它所界定的经济机制，该经济机制实际上仍存在于自由主义制度内。这一思想体系以严格的价值金字塔来表达，在金字塔的顶端是道德与正义。乔治认定，人类理性必须依照神的正义来建立制度，人类生活的一切基本法律都从中产生，神的法律确立每个人都必须按照自己的劳动所得来占有财产。通过土地投资收入来剥削私有财产歪曲了这一神的法律，并导致不公正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迟缓。

不仅仅是因为攻击所有权领域，《进步与繁荣》才获得了无数的追随者，这些追随者都愿意宣传该书的原则，使乔治成了受人尊敬的人物。该书所面对的一系列问题显然与进步运动追寻的问题一致，尽管乔治的论点更激进，比如，他对垄断的持续批评，他的废除军队与外交部门的建议，尤其是他对新的完全不同的政府机构类型的假设，他提倡政府制定公正的法律，以保证管理以及财富与福利的公平分配。

总的来说，乔治的思想表达了不受“陈旧”限制阻碍的进步期望，并提出了经济发展的建议，以实现工业体系的潜力：“在工业的所有分支中，工资不应该是他们现在的样子。来自新发现与新发明的生产力增长没有使工资得到应有的增长。”⁽¹³³⁾

爱德华•贝拉米的《回顾》（Looking Backward）主要致力于对完美工业社会的结构与功能进行讨论。在这部发表于1888年的小说中，韦斯特（West）先生从一个多世纪的睡梦中醒来，忽然发现自己进入了利特博士（Dr.Leete）及其家庭的生活中，并且很快发现在2000年，一切矛盾与对社会有害的事物都消失了，而这些是在19世纪末，他每天早晨离开他宽敞的波士顿的家时已司空见惯的。韦斯特先生所经历的奇异的乌托邦世界建立在完美的工业制度基础之上。就像芒福德所写的：“在2000年，‘劳动大军’并非只是存在于语言中：它是一支军队，对国家来说是一支单一的工业部队；作为劳动力招募的基础，制度是一种普遍义务性的产业服务。”⁽¹³⁴⁾

用贝拉米的话来说，“信任的时代终结于充分信任（Great Trust）”。《回顾》没有为前工业化的衰退留有余地；2000年的世界是一组单一人群承担着的大规模商品生产，整个社会围绕着生产所必需的事物转动。韦斯特先生所访问的秩序井然的城市是一系列典型的“城市美化运动”的壮观景象，展现在留心观察的来访者面前；巨大的公共建筑，“完美社会”的管理中枢，支配着绿树排列成行的宽阔街道，这些建筑的纪念碑式的形式表明公共权力的无所不在。

就像维戴•里斯曼（David Riesman）宣称的，贝拉米的乌托邦实际上假设了社会的重新融合，在共同的繁荣与每个公民的服务形式的福利中，公共经济领域占有优势。⁽¹³⁵⁾服务型社会是“充分信任”普遍存在的产物，它运行并合理化一切经济活动——这是与个人无关的后果，这个社会是自由的，但市民必须工作，这个体制以商业的极端重复性和对工作的强迫性的兴趣为基础。在利特博士的城市里，没有罢工；个人只能期望更好的工作，或者追求社区的福利和勤勉工作带来的奖赏。在贝拉米的乌托邦中，福利和官僚使得社会的阶级和权力之战变得无用，但这里明显被遗漏的是劳工问题。“劳动大军”最终彻底否定的不是作为解决办案的无阶级社会，而是作为《回顾》之基础的理想设计。无法解决的内部矛盾是如此严重，这个乌托邦只能是文学上的想象；尽管芒福德试图进行比较，但仍然很难在贝拉米的文学性建筑与沃尔特•拉特瑙（Walter Rathenau）的社会主义理想间找到真正的联系。

贝拉米的乌托邦的意义主要在于某些概念，从官僚机构的意义上说，这些概念涉及到统治未来社会的政治权力结构。但对进步主义思想来说，这并不是最有趣的观念。进步主义从《回顾》中得到的，是它驳斥自由主义下的社会堕落的显在面貌的主要观点。贝拉米的小说为进步提供了另一个证明，他们揭发的罪恶并非当前体制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工业发展的错误观念以及公共机构的软弱所带来的后果。的确，贝拉米对有关这个时代状况的最具启发性的（当然完全是文学上的）图景负责。在《回顾》中，旧的19世纪的秩序被比作公共马车中的长途旅行，座位很舒适但车行驶得很颠簸，贫穷就像役畜，在长途奔跑的努力中崩溃了。

索尔斯坦•凡勃伦著有《有闲阶级论》（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它的中心思想是机器时代的工业效率是社会存在的基本条件；现代社会想要生存，它就必须知道如何使它的形式适应于生产能力的发展。⁽¹³⁶⁾这个基本观念在涉及制度经济学原理的理论观点中获得一席之地，在凡勃伦这里，该理论还涉及到强烈反对新古典主义繁荣理论的各种进化论观点。在凡勃伦的两部主要作品《有闲阶级论》 （1899）和《企业论》（Theory of Business Enterprise,1904）中，他断言，现代资本主义的货币生产与商品生产之间，企业的经济管理与技术管理之间，必定会产生尖锐的矛盾。

……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不是在资本家和无产者之间，而是在商人和工程师之间。在捍卫私有权作为企业的中心原则时，考虑金钱的习惯把银行家、经纪人、律师和经理统一在一起。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机器的纪律则落在工业中的劳动者，尤其是监督工人的技术人员与工程师身上。⁽¹³⁷⁾

正如马克•布劳格概述的，凡勃伦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分析有些变形，如果与查尔斯•傅立叶（Charles Fourier）的观点作一个比较，将非常有趣。

这些确定的信念在许多方面与进步和革新潮流的基本假设有关，这些潮流参与了为公共机构，尤其是为市政管理的效率而作的斗争中。而且，凡勃伦把评价的职责交给公共机构，因为公共机构是“生活计划”的结晶。进步精神试图基于民主传统而改变和“参与”的，正是这一计划。最后，凡勃伦的写作也包含了对工业金融体制的扭曲的有力批评，他指出了金融管理与工业管理间的结构性矛盾。凡勃伦的理论为进步主义的基本观念提供了支持，进步主义者确实叫嚷着公开指责这些矛盾，不仅在他们通常为了“效率”的斗争中，而且非常明确地体现在他们对控制金融的“技术统治论”政策的要求上。尽管1890年通过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Sherman　Antitrust Act），凡勃伦理论的这个方面仍对这个时期——抗议美国经济越发的“杀人灭口”（Morganization）的呼声更为迫切——的反垄断意识形态做出了坚实的贡献。

商业对抗工业（Business versus Industry）：在这两个词之间没有为劳工问题留下空间。这一对“问题”的特定限制提供了一种可靠的矛盾，以及一种不需要强调的一致性。“在家庭中”，这种限制与进步主义更激进形式的战斗中类似的限制相一致。在凡勃伦的观点中，世纪之交的城市革新者为自己的“反掠夺”行为确立了具有重大意义的思想，借此他们反对自由主义金融体制在城市世界内的传播力量。

凡勃伦、贝拉米和乔治代表了19世纪末面对美国社会的罪恶时的三种截然不同的思想。与其注意他们之间的客观差异，或是藏在《有闲阶级论》、《回顾》和《进步与繁荣》背后的不同动机，我倒更想关注这三位作者的共同背景。动机与解决方法的一致显示出一种趋势，而我在这里试图分析和重建的现象的核心观念和论点，正好与这种征兆的出现有联系。共同主题的这一核心应当被牢记，以理解进步运动有关城市革新的工作方法。20世纪最初几十年中，19世纪“进步动力”的广泛团结分裂了，即使是在城市问题上，它也最终被证明分裂为完全对立的两大阵营：一个是传统的进步主义；另一个是创造性的改革者。在试图理解这一分裂时也必须提到这三位作者。

进步时代城市规划的新动力

在20世纪最初的那些年里，前面所提到的这些事成了许多研究与争论的主题。他们以不同的方法、不同的观点出现在理查德• T.伊利的《垄断与托拉斯》（1900）这样的出版物和威廉•雷皮耶 （William Ripiey）的作品中，并且在西奥多•罗斯福的政策以及伍德罗•威尔逊的政见中留下痕迹。然而对于为城市管理改革而进行的斗争来说，他们被证明是最合适的。

一系列的出版物使得质疑和解决美国城市管理方式的必要性被放在了显要地位，其中有弗兰克•帕森斯的《为了人民的城市》（The City for the People, 1900）、伊利的《即将到来的城市》（The Coming City, 1902）和弗雷德里克•C.豪（Frederic C.Howe）的《城市：民主的希望》（The City:The Hope of Democrac y），还有艾伯特•肖（Albert Shaw）的著述。艾伯特•肖是《美国评论的评论》（American Review of Reviews）的创立者。在世纪之交，众多的地方或全国性的市民协会建立起来；他们的目标是改进城市的生活条件，并最终在第一次城市革新中起了显著影响。除了妇女自治联盟（Women’s Municipal League），最重要的全国组织是成立于1894年的国家自治联盟（National Municipal League），成立于1900年的市民改良美国联盟（American League for Civic Improvement），以及成立于1904年的美国市民协会（American Civic Association），查尔斯•马尔福德•罗宾逊是该协会的秘书。这些协会组织活动宣传他们的目标，并推动举行了一些有趣的展览，使城市管理和城市规划问题对公众来说看起来更真实。这些活动也许可以认为是最早的关于规划的教育计划，保持了进步的城市主义的最原初的动力。

尽管这些协会的起因基本上是慈善的，而且有相当私人的性质，但他们没有把他们的工作局限于慈善性的社会活动。他们还主动施加双重压力：一方面，通过宣传相当一部分人口居住的严峻条件，另一方面，通过密切追踪政治权力，以力促改革与供应，这与进步主义的目标基本上一样。伊利明确认识到他们的努力，他说明了纽约城市管理获得的改进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这些组织的活动，比如国家慈善援助协会（State Charities Aid Association）、慈善组织会（Charity Organization Society）和妇女健康保护协会（Women’s Health Protective Association）。⁽¹³⁸⁾生活条件的改善，城市重建项目，绿色空间的创造和充足的道路体系，还有管理机构改良之间的必要联系成了想要成为城市规划师的人首要的学习对象。看来，市民集体兴趣再度被唤醒是比真正的规划项目更重要的目标。约翰 •伊尔德（John Ihlder）宣称，“我们瞄准的不是一系列公共进步，这些只是附带的结果。我们所渴望的是创造对公民身份的新感觉，把城市作为我们的共同遗产的新的、至关重要的兴趣。如果我们能够确保这一点，改进必然随之而来”。⁽¹³⁹⁾

在这样的理想主义氛围中，某些特定问题的领域采取了措施，尽管范围有限，但注定会对美国的规划理论产生相当重要的影响。为穷人建造住房是这一时期的紧迫问题之一。⁽¹⁴⁰⁾上述协会推动与资助了慈善活动与健康调查，把注意力戏剧性地集中在这个问题上，而书籍比如雅各布•A.里斯（ Jacob A.Riis）的《另一半人如何生活》 （How the Other Half Lives,1890）和萌芽状态的现实主义小说吸引了相当广泛的公众注意。

在19世纪末，慈善机构的作用下降了，但并不像推测的那么迅速。即使他们已经失去了他们最初的一些特点，但在20世纪初期，私人市民组织仍受到强有力的推动，而且通过将他们的努力与公共机构的努力整合，或者甚至是合并在一起，市民协会开始承担日益重要的角色。与城市革新有关的问题愈益成为各式各样的社会团体普遍感兴趣的目标，上述现象揭示了这种转向形成的方式。正是在这种氛围中，在伴随着制度改革减慢的、越来越清晰的定义和性质专门化的经历中，城市规划作为一门学科进一步成熟了。这一现象的典型例子是纽约，最著名的一些进步运动的角色都活跃在这里，这个时代最先进的一些城市法规也在这里获得通过。

1894年，纽约市成立了廉价住宅委员会（Tenement House Committee）。在该世纪末，委员会解决了住宅法规修订的问题，1867年的廉价住房法（Tenement Law）促进了无门铃（dump-bell）廉价公寓的发展。修订该法规的主要作者，都不得不与坦慕尼派和市长罗伯特• A.范•怀克（Robert A.Van Wyck）作斗争。其中，劳伦斯•维勒（Lawrence Veiller）、罗伯特•W.德福雷斯特（Robert W.de Forest）和奥托•M.艾德利茨（Otto M.Eidlitz）都与慈善组织有关系，也都注定在后来那些年里扮演主要角色。一开始维勒是最活跃的支持者之一；1899年在修订建筑法规的工作中，他指导了慈善组织协会（Charity Organization Society）的廉价住房委员会，并且组织了引起争论的1900年廉价住房展览会（Tenement House Exhibition）。同年，在管理者西奥多•罗斯福的支持下，维勒为纽约州立廉价住房委员会的成立而斗争，他的建议在1901年被采纳，尽管并没有太强烈的反对意见。1901年以后，维勒指导廉价住房部（Tenement House Department）很多年，这个部门控制着新廉价住房法（Tenement House Law）的应用。⁽¹⁴¹⁾

维勒的工作被人们记住，不仅仅因为他所带来的市民协会的角色的转变，也因为这些年里被纽约采用的建筑规章，这些规章以他积极支持的理论为基础，强烈影响了其他许多美国城市打算实施的城市革新。1914年，维勒出版了《模范住宅法律》 （Model Housing Law），对20世纪最初那些年所获得成果作了充分的评论。但是，尽管他有这些优点，伊迪丝•埃尔默•伍德（Edith Elmer Wood）对维勒的努力所做的负面评价还是完全正当的。伍德认为，20世纪早期几十年里，美国采用的各种住房法律中占支配地位的“限制性”特征缘于维勒和国家住房协会（National Housing Association）的政治立场。在她看来，限制性的法规绝不能被作为解决住房问题的法律，相反，住房问题必须通过住房的广泛立法才能解决；有关廉价住宅的法规只能产生有限的效果：“限制性的住房法律是为了通过制定和强制执行采光、通风、卫生和安全的最低标准来防止不合格房屋的建造。它也可能通过制定强制执行房屋维护的最低标准来防止垃圾和房屋的荒废坍塌。即使是最好的限制性立法也是消极的。它能防止坏的（房屋），但不能产生好的（房屋）。”⁽¹⁴²⁾

事实上，纽约的法律提供的只是控制性的法规。而1917年以后，美国区域规划协会未来成员详细阐释的有关住宅问题的观点，和伍德的批评一样，都把目标对准了能够重视该问题的立法与制度方面，并为住房项目筹措资金的综合性改革上。

反对限制性住房法律的呼声也批评了纽约的分区制。1901年廉价住房法（Tenement Law）和1916年的分区法令（Zoning Ordinance）在政治上是一样的。确实，分区法的支持者与推动廉价住房改革的人来自同一个圈子；这对分区制的主要理论家爱德华•M.巴塞特 （Edward M.Bassett）来说尤其如此。

1916年的分区法令尽管是另一个限制性立法的产物，但它最终产生自对城市拥挤问题的争论、研究和调查。本杰明•C.马什（Benjamin C.Marsh）是西蒙•帕滕（Simon Patten）的信徒，部分受到亨利•乔治思想的影响，尤其关心这个问题；他在人口过剩拥挤委员会（Committee on Congestion of Population）也很活跃，1908年在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组织了一次关于拥挤的展览。⁽¹⁴³⁾1910年，纽约市长威廉•J.盖纳（William J.Gaynor）委托马什准备一篇关于城市拥挤的报告；这次调查的结果导致1913年建筑限高委员会（Heights of Buildings Commission）、1914年建筑辖区和限制委员会（Commission on Building Districts and Restrictions）的成立，巴塞特是委员会的主席。⁽¹⁴⁴⁾

1916年制定的分区法律在曼哈顿建立了三个主要类别的分区：居住区、商业区和无限制的区域。对该法律更激进的批评家在不同的时间都指出，该法律实际上远不如鼓励投机能够对拥挤有所补救。沃纳•海格曼写道：“在纽约，这个时代最后的合法‘限制’ ——‘新’的1901年的廉价住房法、1916年的分区法令和1929年的多套住房法律（Multiple Dwelling Law）定义了受尊敬的‘个人主义’……这些法律中最独一无二的是1916年的分区决议（Zoning Resolution），它定义了不同的‘分区’或地区，在分区中，纽约人可以建造专门的商业建筑或者居住建筑，或者在其他‘分区’中，建造任何他想建的房子。”⁽¹⁴⁵⁾

在一篇关于1916年法律的文章里，它的起草者之一，乔治•B.福德 （George B.Ford）解释说该法律来自显而易见的折中，主要原则是“保存真正地产价值的必要性”。福德在结束他的文章时宣称，分区法令只应被看做“半个”法律，它实际上的目标是解决住房问题。⁽¹⁴⁶⁾这一稍微有些靠不住的陈述仅仅确定了进步主义者和更加活跃的私有企业阶层之间建立的联系，正在使进步运动的努力日益受到制约。这一兴趣的集中产生于逐步削弱和取代自由主义的旧模式与联盟、大部分城市改良主义的慈善起源，以及已经引起城市混乱发展的社会政治条件，这种变化了的政治条件对于大公司的投机和使地产价值升高的企图不利。

洛厄尔规划，马萨诸塞州，马萨诸塞州宅地委员会

因此，这些情况并非偶然：住宅领域的公共努力仅限于为工人或低收入群体建造的“模范住区”，而且这些“模范住区”都位于大城市的边缘。在可以引用的案例中，马萨诸塞宅地委员会（Massachusetts Homestead Commission，简称MHC）的工作特别令人感兴趣，而且他们的工作对1917年以后的革新具有某种重要性。伊迪丝•埃尔默•伍德是最早使规划师的注意力转向该委员会的工作的人之一，他列出了该委员会的三项主要贡献：对低收入住宅的直接的公共投资，进行从住宅问题开始的规划试验，有助于扩大规划试验的教育与宣传工作。

该委员会在1909年成立的时候，推动它的观念与激发这类工作的传统观念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指定给该委员会的主要职能，是标出需要获得的土地并最终在适当的条件下将之投放市场，以鼓励人口从城市拥挤的区域迁移出去。因此它的运作方式可追溯到1862年份地法（Homestead Act）的主要观点。而且，该委员会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是凯尼恩•L.巴特菲尔德（Kenyon L.Butterfield），他是乡村生活运动（Country Life Movement）的支持者。MHC关心的事情之一是建立农业学校。在委员会选择模范的规划项目中，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再次占据了显著的位置。⁽¹⁴⁷⁾然而1913年，MHC得到授权扩大它的活动范围，并进行居住区建造和自治管理的试验；于是委员会转变成了公共规划与金融机构。在提议了一系列项目后（其中有1916—1917年间的比尔里卡项目［Billerica］），委员会从州政府得到5万美元的拨款，用于在洛厄尔建造了12所住宅，设计师是阿瑟•C.科米（Arthur C.Comey）。1919年MHC停止了活动。⁽¹⁴⁸⁾

尽管委员会对自己的真正成就很谦虚，但委员会从1913年到1919年的7年报告是重要的文献。MHC的工作超出了单纯的援助；与“限制性”立法追求的政策相比，委员会的计划预示了以公共财政直接投入，整合规划与经济管理，以及先进的居住标准研究为基础的规划政策。除了重要的宣传活动，委员会的工作证明了，作为住宅问题的补充，规划实践所带来的无可否认的进步。⁽¹⁴⁹⁾

该卡通画出现于印第安纳州埃文斯维尔1924年的报纸，当时正在进行正式通过区域法的运动。在纽约之后，很多美国城市在探索这类法律法规。

如已经指出的，MHC首创的这些特点与某些国外的项目有关，尤其是新西兰1906年和1913年的《推进工人法案》（Advances to Workers Acts），以及1905年、1906年、1914年的《工人住房法案》（Workers Dwelling Acts）——但是委员会的活动也反映了一些进步规划传统常见的观念性内容。这一联系很明显，比如，MHC复兴宅地（homestead）中，对解决拥挤的方法的设想，它的分散主义观点，它对形式发展的关注，以及单户住宅的社会含义。然而，在这个时期的城市规划全景中，马萨诸塞宅地委员会是重要的异类，而正是它的这最不同寻常的方面吸引了20世纪20年代改革者的注意。

进步时代欧洲对城市规划的影响

分区法律的讨论与通过（该法律从纽约扩展到无数其他美国城市）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对欧洲，首先是对德国近期所作的研究的影响。⁽¹⁵⁰⁾美国建筑师和规划师访问欧洲，相比伟大的巴洛克和文艺复兴城市规划案例，他们开始对欧洲城市建筑规范的应用及其后果产生更多的兴趣。同时，这个时期美国出版物目录中给了这类文献充足的空间，从中我们可以做出判断，英国，甚至更多德国的规划专家所写的手册或其他著作日益为人所知。

1910年在伦敦的城市规划研讨会（Town Planning Conference）上，美国和欧洲交流了经验。显然，这并非是这类交锋的唯一场合，在那之前欧洲理论家的思想无疑已经得到很好的传播，但不管怎么说，研讨会都是一次独特和重要的事件。在伦敦，施图本（Stubben）、埃伯施塔特（Eberstadt）、格迪斯（Geddes）、霍华德（Howard）、昂温（Unwin）和赫纳德（Henard）碰到了伯纳姆、罗宾逊和巴塞特，讨论不仅仅涉及理论的立场，而且包括实际的城市规划案例与类型。

欧洲手册中所包含的思想——部分在伦敦的研讨会上由施图本再次确认——在美国得到部分实施，尤其是在某些城市美化（City Beautiful）项目中。例如，以表面的城市有机发展观点为基础的美国规划项目，其根本目的是主要通过街道布局，协调和合理化已经存在的城市分区，除了加快地产市场的运动，分区内部并未受到规划影响。在另一些美国规划案例中，城市形式问题被当做不同功能重组与整合的简单产物来考虑。这些实践以及激发了它们的观点是限制性城市立法通过的直接前提。而在伦敦的研讨会上，正是这些规划观点受到了批评。⁽¹⁵¹⁾

因为最初的“形式上”的原因，在伦敦会议上，伯纳姆的城市（而非街道）规划理所当然地成为了那个时候美国人所呈现出来的状况的唯一选择。因此，除了伯纳姆的著作，鲁道夫•埃伯施塔特（Rudolf Eberstadt）反对对德国街道规划体系的过分赞赏，他对英国规划者作出的嘲讽性的警告应该曾经传播到美国：“对这种体系的赞赏来得太迟了……正在我们想废除它的时候。”事实上，德国人提出的新建议更符合只采用限制性立法的美国城市提出的想法。在伦敦，埃伯施塔特断言，“特别是在关于这次研讨会的目标上，应该说德国是唯一一个可以仔细研究的案例，它的城市规划、街道规划和住宅（社会生活的基础），三者间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¹⁵²⁾

德国立法的影响是明显的，这种判断来自一份美国参议院官方文件，其中包含丰富的德国城市法规的信息，比如杜塞尔多夫、法兰克福和柏林市的信息。1910年，该文件出版，书中也包含了1909年在华盛顿举办的城市规划第一次全国研讨会（First National Conference on City Planning）的会议记录。德国和英国的规划被美国规划师当成范本，并不仅仅因为他们的分区法律。花园城市运动（Garden City movement）最直接地引起了进步主义者，以及随后的改革者的注意。美国的花园城市的主要支持者中，再次出现了本杰明•C.马什，他长期坚持了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及其追随者的著作，以及德国工人村的正当性。1906年，在富有的金融家的支持下，美国花园城市协会（Garden City Association of America）成立了；同一时期，美国杂志开始大量刊登有关欧洲花园城市的文章。⁽¹⁵³⁾雷蒙德•昂温，以及地位稍次一点的托马斯•亚当斯提供了大西洋另一侧有关（欧洲花园城市）试验与思想的最受关注的信息。⁽¹⁵⁴⁾

美国花园城市的成功有各种原因。首先，花园城市与分散理论是一致的，在为能够解决拥挤问题的政策而作的斗争中，分散理论得到进步主义者相当的支持。第二，花园城市被认为是吸引企业金融利益的有效模式，因为花园城市保证了稳定的生产，提供了扩大房地产市场的可能，而且提供了把劳动力从城市动荡中转移出来的手段。第三，作为新的、完全规划而成的城市，并具有模式化的管理，花园城市不仅使一系列经济节俭（从而实现更高的居住标准）成为可能，而且也使住宅问题与规划操作的明确结合成为可能。由于这些原因，花园城市提供了限制性立法结果的一种“替代品”，人们也接受这一点。通过保证投资“合理”生产而不是变本加厉的拥挤，花园城市使进步主义与金融势力有可能找到遥远的结合点。

纽约福里斯特希尔斯公园（Forest Hills Gardens）是第一个从这种结合的观点出发实施的项目，由罗塞尔•塞奇（Russell Sage）基金会出资,格罗夫纳•阿特伯里（Grosvenor Atterbury）和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设计。即使福里斯特希尔斯公园没有完全达到它的目标，由于它的建筑与规划的高标准，仍然为后来那些类似的项目提供了重要的先例。⁽¹⁵⁵⁾在小型的聚居点和郊区设计中，花园城市的影响最大。与该时期众多可与欧洲花园郊区和花园城市相当的社区相比，A.P.梅尔顿（A.P.Melton）设计的传统网格规划的成熟案例，1907年的印第安纳盖里城（the town of Gary）显然是个例外。那时在美国，欧洲的花园郊区和城市一直是范本。然而，沿着一条连续的交通带间隔排列的重复的统一的城市模块，使盖里成了那个时期最有趣的城市设计之一，尽管它使用了传统的形式。⁽¹⁵⁶⁾

加利福尼亚的托兰斯镇（The town of Torrance），设计于1912年，也与花园城市理论有关——但它没有参考多少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的规划，而更倾向于联合工具公司实施的建筑发展控制体系，该公司把协调整个社区建筑的任务委托给了欧文•吉尔（Irving Gill）。战前，无数的工业实行了这类计划。其中较好的例子有威斯康星科勒（Kohler）的科勒村（Kohler Village）；印地安纳的马克镇（Mark），由霍华德 •范•得伦•肖 （Howavd Van Doren Shaw）规划；俄亥俄阿卡龙（Akron）的好年高镇（Goodyear Heights），由沃伦•H.曼宁规划；以及摩尔（Morell ）和尼克尔斯为明尼苏达杜鲁斯（Duluth）的摩根公园所做的特别有效的设计。⁽¹⁵⁷⁾

与这些案例十分不同的是伯特伦•G.古德休（Bertram G.Goodhue）所做的新墨西哥的蒂龙镇（the town of Tyron）规划。在这里建筑受到地方传统的启发，而规划则是对称的“纪念性”中心与周围居住区的自然分布的古怪结合。在这个项目里，克拉朗斯•斯坦斯与古德休进行了合作。⁽¹⁵⁸⁾

这个时期的一位典型的建筑师与城镇规划师是约翰•诺伦（John Nolen），他是费城西蒙•帕滕的学生，1904—1905年开始职业活动，是新政时期美国建筑界的主要人物；在20世纪10—20年代，他是这个国家事业最成功的人之一。尽管这一事实暗示了他的作品中明显的矛盾，诺伦的设计和众多的写作证明了这个转折时期（从19世纪“启蒙的”家长作风到20世纪的改革主义）的不确定、困难和成就。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诺伦生产了数量庞大的作品，但就本论文的讨论来说，他思想中的某些方面更令人感兴趣。

在1912年出版的一本书里，诺伦追溯了他早期职业生涯中的活动，分析了他为罗阿诺克（Roanoke）、圣迭哥（San Diego）、蒙特克莱（Montclair）、幽谷里奇（Glen Ridge）、雷丁（Reading）和麦迪逊（Madison）所做的设计。在这本书的开头和结尾，他表达了一些有趣的信念，这对那个时代来说并不新鲜，但以独特的一致性阐明了规划的价值。同样对于诺伦，“美学的目标”是第二位的，但并不是在伊尔德（Ihlder）的意义上（伊尔德也持这样的看法）；诺伦主张“美”的现代概念是以最终的社会效用和功能为基础。对于诺伦，规划是一种“科学”，使人们得以了解城市社区的需求，并通过创建服务而使之满足。⁽¹⁵⁹⁾

盖里工业城规划，印第安纳，1907年

摩根公园（Morgan　Park）工业社区规划，1917年

威斯康星州麦迪逊规划，约翰·诺伦，1910年

宾州基斯特勒工业村规划，约翰·诺伦，1918年

在对该理论的贡献中，诺伦使城市革新的原则得以成形，这些原则总结了前面追溯的各种经验，而且在那个时代是最先进的。他坚持进行大尺度城市调查的必要性，并且为住宅革新计划作了综合的城市规划。他活跃于当时各主要职业协会，其目标却是使人们认识到在市政管理下的政府规划部门在制度上承担的角色。诺伦确信，规划获得逐渐增加的重要性，仅仅是“集体主义的领域正稳步扩展，它的权力也得到增强”⁽¹⁶⁰⁾的一个方面，当然这并非无足轻重。这个信念导致诺伦强调立法与行政管理改革的必要性，以保证市政当局得到信任，并因此确保资金的获得，从而使他们能够与私人企业竞争。⁽¹⁶¹⁾

相当有特点的是，在诺伦数次到欧洲的旅行中，德国和瑞士城市采用的立法和英国住宅的发展尤其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在他的规划中，花园城市传统的影响非常明显，但在诺伦众多的美国城市计划中，最有趣的方面仍然是他对城市与制度改革间的互补关系的一贯强调。在1916年的一篇文章中，他总结了一种信念，这种信念在这个时代的“哲学”中大概可以被视作某种规范：“对每一块土地分区来说都有三个集团：所有者或管理者；预期的使用者，或者是主人或者是承租人；以及公众。”⁽¹⁶²⁾在结尾，诺伦总结道，必须创建公共规划机构，它的活动肯定能增加土地与房地产价值，而绝非损害它们。

诺伦作品中折中主义的多样性令人吃惊。例如在圣地亚哥的方案中，他首先关心的是在视觉和功能上组织城市的出入口：在海岸线设计中，他采用了典型的城市美化的方案，这也出现在为麦迪逊所作的设计中，他使用了宽阔的对角线干道与城市景观。另一方面，在宾夕法尼亚的雷丁却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情形，诺伦对此解释道：“把城市规划局限于对街道、公共建筑、公园和游戏场地的考虑是错误的。人们的家才是关键点。”⁽¹⁶³⁾每个方案都有一些独特之处：在雷丁，整个规划是从“解构”现存的网格布局来构想的；而宾夕法尼亚基斯特勒（Kistler）的规划，则因为可与浪漫主义郊区相联系的布局而出名。然而，这种多样性表达了注重实效的处理，而不是形式的矛盾。就像我们已经注意到的，对诺伦来说，规划首先并不是“美学的”手段，而是改革的工具；为了达到这一目标，“系统的明智的规划，有公益心的企业”是诺伦主张的清晰而必然的规则。

也许可以从纯粹形式的角度来考虑诺伦的设计，但我认为，这并非判断它们的唯一方式。诺伦的设计撇开了建筑的形式，是统一的规划，在其中建筑只有有助于强调城市结构的统一和连续才有意义。诺伦的工作确实证明了，规划不是个人的任务和局部的介入，而是精心的综合的城市设计的手段，建筑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不是最重要的部分。⁽¹⁶⁴⁾

在此背景下，简要地谈谈诺伦的一个合作者厄尔•S.德雷珀（Earle S.Draper），对我们的讨论会有帮助。尽管这里提及的德雷珀的作品实际上都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但它们与前面讨论的作品有密切联系，而且其灵感也确实来自同样的源头。紧随战争之后的那些年里，德雷珀在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州都特别活跃，他为纺织工业设计工人村，纺织工业在20年代早期享受了一段繁荣期。在谈及这些项目时，德雷珀明确地肯定说他的范本是花园城市，在他的另一个规划中，这种联系更为明显，即约翰逊和约翰逊公司委托的佐治亚的奇科皮镇。同样有趣的是他设计的卡洛韦米尔斯（Calloway Mills）居住区，位于佐治亚的拉格兰奇（La Grange）。在该项目中，德雷珀坚持私人资本融资这一进步主义特有的理论、高标准的规划以及企业的有效运作，这使得该项目成为仍缺少城市立法和规划机构的市政管理的范本。

德雷珀的规划中，最有意思的一个方面是他对规划成本研究的关注；在设计住宅类型时，他做的调查成了某种成本—效益的分析。他在南方建造的村庄进一步证明了，在20世纪的最初几十年里，花园城市理论在美国规划中获得了稳固地位；在新政时期，他指导了田纳西山谷政府的土地规划与住宅分配，如果考虑到这一点，该理论获得的重要性在德雷珀这里就有特别的意义。除了对花园城市模式的坚持之外，德雷珀的工作中还有其他一些方面与本文所讨论的规划方式完全一致，包括他对规划与住宅的经济成分分析的兴趣，他在设计中对规划与住宅的整合，以及他的“开明的”私人项目与公共优先权之间的可变观念，这是典型的进步主义时代的观念。

德雷珀也对鼓励建造花园城市、工业村庄和低收入群体郊区住宅的社会政治目的做了直截了当的陈述：“村庄的改善对于与布尔什维克的斗争和将严重的劳工困难（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劳工曾致力于工业的发展）最小化有着很强的影响，下这个结论还为时太早，只能说在南方消息最灵通的面粉厂的人们看来，在将工人骚动降低到最小程度时，全面的改进并不是无足轻重的因素。”⁽¹⁶⁵⁾

威尼斯、佛罗里达规划，约翰·诺伦，1918年

“功能化城市/城市功能”与进步主义的观念

在20世纪最初的20年里，规划的技巧有了相当的进展和改良。城市规划成为城市更新的综合计划，并得到法律和规范的支持。这些法规开始于对分区与住宅的规定，并且变得越来越有效。此外，花园城市的思想也被证明很适合美国的传统；被“开明的”私有企业的城市规划作为范本而接受的花园城市，引发了有关位置、城市规划的经济与财政，以及规划和住房标准问题越来越彻底的研究。⁽¹⁶⁶⁾

工人村的建造在地点、服务和住房方面带来了无可否认的改善。这些项目通常都由私人出资，目标是此类投资的商业利益。这样的规划能够保证资本以稳定收益的形式得到“公平的”偿还，本质上不受市场波动的影响；经济上的这些招人喜欢的方面伴随着关于这类居住区具有劳资关系稳定效应的陈旧理论。这两个主要概念一起构成了进步主义战役中最重要的主题：规划是有用而且有利可图的投资，而不是非生产性的支出。诺伦的观点是很典型的；除了控制城市发展中所固有的困难，最大的问题是使公共机构能够与私有企业竞争。规划对私人投资者有其吸引力，把它作为投资来宣传，也同样能激起市政机构的兴趣。

在这些努力中，自发团体的工作是最重要的。他们争取行政管理效率的斗争常常把进步主义者、警惕的商人和规划者结合在一起。在斗争中，市民俱乐部、商业俱乐部、商会和选举人联盟推动并资助了研究和城市规划，甚至一些实际的城市更新。正是在这些年里，“管理者的”城市机构，即由“纯粹的技术人员”来运作的政府机构这一理念产生了影响。在这一建议的背后，不难感觉到从传统政治势力、政治机器的手中“转移”其对城市控制的渴望。在对这些目标的追求中，寻求公众对城市革新主动性的直接赞同的原则得到极大的强调。塞缪尔•P.海斯（Samuel P.Hays）曾经写道：

改革者……不是简单地想用好的替代坏的；他们建议更换那些职业的和有阶级背景的决策者。为了达成此目的，他们在正式的政府机器中寻求改革，正式的政府机器能够通过决策过程迅速集中，而不是通过在公共事务中更广泛的参与使其分散而集中政治力量。按照进步时代的自由主义观点，主要的政治改革包括通过公务员的基层直接选举来均衡政治势力，以及主动的公民投票和罢免权。⁽¹⁶⁷⁾

效率的政治学必须以确保大多数人意见一致的“民主的”改革为基础：专家式管理的前景有赖于以“大多数人的政治学”取代“参与”。从管理的角度说，这些变革关乎争夺老板的规则；然而从“民主的”角度说，这些变革意味着职业政治家在本质上取得了胜利，他们可从权力的集中和管理的高效化中获利。⁽¹⁶⁸⁾权力的集中与不关心政治的技术管理是同一个意识形态硬币的两面。为了支持管理改革的非政治特性，进步的自由主义从改革者中分离出来，而这些改革者几乎是从完全相反的角度来看待这一状况，他们公开指责自由主义机构是不明智的。从这一普遍的背景下考虑，职业城市规划者的社会角色就更清楚了；在进步主义者为效率而做的斗争和进步的意识形态之间，规划成为将后者的“价值”与前者协调一致的联系。

在20世纪的头10年中，建筑师和规划师通过确保经验和信息的不断交流，以及赋予新的专业社会地位，而加强了他们的职业联系，或者说创造了新的专业。同时，对规划技能、统计研究和规划最初的立法与管理，出版物给予更多和更详细的关注，如今数量大幅增加，遍及全美。⁽¹⁶⁹⁾

1909年5月，在华盛顿举行了第一届城市规划全国研讨会（First National Conference on City Planning）。与会者并未将自己局限于根据主要的创始人术语去评价规划的状况，而是为真正的规划理论大纲提供了素材。在这次研讨会中，前文所述的所有主题和问题都有所触及，并得到总结。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谈到了欧洲的试验和德国城市的案例。弗雷德里克•福德认为“从1902年起有很多各种各样关于城市规划的报告和文章……现在出版的一些报告如果在10年前出现，会被作为空想而嘲笑，而且是不可能实现的。在这7年里公众态度的这种巨大变化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从大西洋到太平洋，从海湾到大湖地区，伟大的公民的觉醒正横扫这个国家。”

约翰•诺伦、罗伯特•安德森•波普（Anderson Pope）和本杰明•C.马什再次强调了规划的经济上的优点，及其在解决拥挤问题中的作用；波普确信，“通过把劳动阶级从拥挤的地区搬走，城市规划促进了工业的效率……专门规划的交通工具使工业效率再次得到进一步加强，使任何个人的利益，或者个别团体的利益都从属于整个社区的利益。进一步的，城市规划意味着国家财富的巨大增长。最终全体人民的工业经济和效率都将得到增加，这是经济学的自明之理”。⁽¹⁷⁰⁾

在这个阶段，对都市化地区的科学与统计学分析的兴趣日益增长，而且得到了完备的资助。比如，罗塞尔•塞奇基金会（Russell Sage Foundation）在匹兹堡进行了著名的调查，“波士顿1915”运动进一步激发了城市的进步传统。⁽¹⁷¹⁾新的专业得到承认，相应的学科在大学中被广泛教授。同时，报纸和杂志日益频繁地刊登各种市民协会和市政管理机构的活动。《美国城市》（American City）等刊物用了一定的篇幅描写特别出色的公共管理者，或是刊登有关用于改善城市服务的最新技术革新的信息。除了消防车、消防栓、街灯、公交车和救护车，管理者、市长、消防员、警察和各种慈善组织的女士们的照片也是它们的共同材料。⁽¹⁷²⁾

1917年，美国建筑师协会的城市规划委员会（the town planning committee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Architects）出版了《美国城市规划的进步》（City Planning Progr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书中详细列举了人口25000及以上的美国城市通过的所有法律和编制的规划项目。除了作为参考，该书显然打算成为一种宣传手段，出版者小心翼翼地告诉读者书中的材料确定无疑受版权保护。前言中几乎以编年的顺序列出了组织规划必需的步骤，而对规划技术的强调甚于规划的内容。组织者的最终目标是教育运动，希望通过宣传的形式赢得大多数人的认可，这种最终目标十分明确地表现为一种技术。⁽¹⁷³⁾围绕伯纳姆的芝加哥规划组织起来的公开论战，成为书中首要的案例。“功能的城市”无疑是更复杂的方案，它包含了比伯纳姆的大城市美化方案更成熟的技术手段，但它从未获得和引起同样的兴趣与公众认可，而这是它真正的目标。于是规划被转化为秩序的工具：有效率的城市首先是稳定与社会均衡的典范，而且，像波普主张的，效率对所有人都有利，这是事实。为了获得效率，所有人都必须同意制造它。

同时，对高效的功能城市最直接的好处，其他人有非常清楚的认识。在1909年华盛顿研讨会的开幕式上，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主张创建公园、花园、为拥挤地区提供服务和好的住宅的必要性；在15年里，曼哈顿的整个南部都将对“商业贸易用途和旅馆”开放。⁽¹⁷⁴⁾在一项有关规划的综合培训计划中，规划的工作和意识形态，与新自由主义企业的效率观念被结合在一起。城市的财富属于所有人，因此每个人都必须对合理运用他们的资本负起责任。关于正义的城市神话，以及相应的，高效的城市都具有了技术的特征；通过使美国民主的伟大价值不断与时俱进，这一神话如今“合乎科学地”展开了它的政治进程。

进步时代的另一个重要成果是为保护国家的自然财富和刺激农业经济做出了重要规定。保护自然资源的立法符合进步商人和规划者的生产合理化思想，而“回归土地”是关于城市拥挤的多方面争论中的另一方面。在西奥多•罗斯福的总统任期中，吉福德•平肖掌管着国家林业部（Division of Forestry），以及随后成立于1905年的美国林务局（United States Forest Service）。1909年成立了国家保护协会（National Conservation Association），查尔斯•W.埃利奥特任主席。

农庄传统的复兴也反映出，大部分进步运动的政策立场注定要被改革者的位置取而代之，就像前面已经提到的。这些改革者包括托马斯•J.沃尔什（Thomas J.Walsh）、罗伯特•M.拉福利特（Robert M.La Follette）和乔治•W.诺里斯（George W.Norris）。这些人超越了原来进步主义的“自然资源保护者”的策略，提出了自然资源利用的综合性法律与规划的问题。在这个领域，20世纪最初10年进步主义的大部分的局部限制性政策再次证明是不适当的。在1920年《水权法》（Water Power Act）的通过所引发的论战中，这两种立场得到清晰的界定；这次论战的许多方面可以解释新政某些最重要的政策的来源。⁽¹⁷⁵⁾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新政：美国区域规划协会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进步时代城市规划的思想与技术成就得到进一步阐释与发展。联邦政府采纳了对经济领域进行直接干预的战时政策，这在工业居住区和工人住宅的建造方面，对城市规划有重要的影响。这个政策实际上只延续了大约12个月，但至少在“战时经济”的氛围中看来，为了公共机构的积极参与，改革者与联邦财政资助建筑和规划活动进行了长时期的斗争，并最终获得了胜利。花园城市和模范村在美国到处出现，建筑师和规划师直接为联邦机构工作。指导经济和在不同生产领域工作的新方法看起来正在发展。

在这个时期，联邦政府出资建造了大量的居住区，大多数是为了工人。数千名工人直接受到这些项目的影响。这个活动引发了对建筑与规划新标准的研究，并且导致许多思想得到明确表述，其中一部分在早些年里已经试验过。在建筑规划方法上职业心态和技术进步的转变是这些战时经验的结果，理解这一点极其重要，即使是从历史的观点，把新政的这些活动和成就置于更准确的图景中来看也是这样。在20世纪的第二个10年中，在进行战争紧急状态实验的同时，对欧洲活动的认识仍在不断丰富着城市理论，另外，有关苏联在经济规划上的成就的新信息也传到美国。苏联的经济规划尤其接受了保护主义运动的有某些地方主义导向的内容。所有这些因素在20年代被统一起来，形成可能被称为新政“传统”的理论和技术背景。在政府的各个层面上，公共机构的职能与应用都需要全新的观念，这种需求在新政时代尤其引人注目。⁽¹⁷⁶⁾下文所考察的活动仅仅是给予这一新观念以实际形式，以将理论发展为政策，并把想法转变为制度的部分尝试。

通过其意识形态和在建筑与规划领域的实际工作，美国区域规划协会极好地阐释了第一次大战结束到30年代间改革的动力。在美国文化的整个图景中，这个协会，由来自各种不同专业的个人组成，由于其高层次的智力和体面的地位而显得非常突出。协会成员的思想是美国（Yankee）文化传统的持续性与一贯性的典型表达。通过将自己置身于这一传统中，他们表达的不仅仅是进步时代宣扬的理论构想的需求与战时经济政策的希望和体验的整合，还是这些观念间的真正联系，以及新政最终的综合。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工人村的建设

1917年4月美国参战时，它的生产系统正处于充分扩张的过程中。美国工业已经能够满足增长的需求并支持欧洲盟军的战争。随着国家直接参与冲突，生产流程不仅要保持，而且要急速增加以满足自己军队的需要。有效的生产组织，工业企业的财政资助，以及维持充分的劳动力立刻成为急迫的中心问题。

为了回应这个局面，联邦政府制定了一系列规定，采取了可称之为“战时经济”的紧急措施。在某种程度上，这一政策以利用联邦政府的购买力为基础，这起到了稳定价格的作用，同时，支持生产过程的合理化，并确保提供以提高生产力为目标的服务。这一被“引导”的经济体系由控制基本经济部门的联邦机构支持，比如军事工业委员会（War Industries Board）、食品管理部门（Food Administration）、燃料管理部门（Fuel Administration）、铁路管理部门（Railroad Administration）以及船舶委员会（Shipping boards），他们组成了规划经济的体制结构的雏形。⁽¹⁷⁷⁾

在该政策的实施及此总结构中，特定的机构被组织起来，负责按照军事工业的要求建造大量工人居住区或者带有城市服务的居住区。这些机构中最重要的是美国船舶委员会紧急舰队公司（Emergency Fleet Corporation ［EFC］）的交通与住房部（Division of Transportation and Housing），奥托•M.艾德利茨领导的劳工部的美国住房公司（United States Housing Corporation ［USHC］），以及军械部（Ordnance Department）。在9月联邦政府最初补助美国船舶委员会5000万美元以及与劳工部相同的份额后，1917年底开始了新住宅区的设计。

《美国建筑师协会会刊》强烈鼓动联邦政府通过围绕在查尔斯•H.惠特克（Charles H.Whitaker）周围的建筑师和规划师来从事这一工作，这些人都曾经为创建联邦规划机构而奋斗，并且坚持必须由政府出资建造住宅。这与反对纯粹的限制性城市法律来自同样的声音。例如伍德明确认为“军事村”（war villages）的建造是对限制性观点的颠覆。迫切要求这类规定的文章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会刊上，并通常语调热烈。比如发表于1917年9月的一篇评论说道：“例如在康涅狄格的布里奇波特（Bridgeport），一家新的用于军事目的的工厂迅速建成。它将雇用1000名技工。但目前就我们所知，布里奇波特没有一所可供出租的房屋，也没有可用来建造的资金。我们被告知政府将提供资金用于容纳那些机器的新建筑，而住房问题则完全被忽视！还有比这更目光短浅的吗？”⁽¹⁷⁸⁾

但是惠特克和他的团队并不仅满足于对政府政策的缺失进行公开指责。AIA会刊也刊登大量其他国家在战时的建造领域的努力的详细信息；比如英国建造的工人村就得到充分的报道。弗雷德里克•L.阿克曼（Frederick L.Ackerman）被特意安排到英国学习这些经验，他发表了一系列极其有趣的报道。他仔细分析了英国规划的立法，他们技术上的成就，和他们的社会含义，并总结说只有联邦政府在这个生产领域的直接干预才能确保获得必需的材料、规范的交付以及设计和建造方法的协调一致；首要的是，只有这样的干预才能控制建筑工业的通货膨胀过程。⁽¹⁷⁹⁾

即使在低收入住宅领域有USHC和EFC的干预，会刊所表达的目标实际上也只有部分得到实现。政府施行的住房政策的方向主要由艾德利茨制定。实际上这些机构有双重目的，他们的活动也并完全是针对住房问题。联邦机构意图帮助他们解决日益困难的有关聚集足够劳动力的问题，但事实上，他们的资金只有一部分通过联邦对公司尤其是那些工业企业的资助用于建造新的居住区，政府的资金绝大部分都被用于改善其他服务，特别是交通运输。几十万工人中只有一小部分受到这些以新住宅名义提供的福利。⁽¹⁸⁰⁾

联邦干预的目标是创造生产的高效环境。联邦机构的运作使工业企业能够摆脱阻碍劳动市场流动的“社会成本”负担，从而把它们的大部分投资用于生产设备。政府的最终目的显然是生产能力的整体提高；不仅通过工业的扩张，也通过生产率本身的大幅度增长来实现该目标。在这样一种计划的背景下，住房价格的飞涨成了实现这一目标不小的阻碍。因此政府机构的干预首先是提供服务，很大程度上是充分的交通运输；在该计划证明是不可能或不充分的地方，他们才采取建造新居住区的方式，这可以加强对静止的生产领域的刺激效果。⁽¹⁸¹⁾

按照第二种干预方式的主要支持者的说法，它的目标首先是通过利用公共财政间接控制价格，从而从私人投机者的垄断控制中抢得土地市场；第二，控制建筑工业的成本，一方面利用联邦机构的购买力平抑价格，另一方面，在建造和设计的生产与技术中强制推行标准化；第三，制订规划与住宅的新标准。这些目标在“军事村”的建设中得到部分实现，但这些项目对以后的房屋建造、房地产市场和规划状况几乎没有直接影响。换言之，这12个月的试验本质上只产生了一种模式，它的潜力极其丰富，但当前的结果是有缺陷的。

战争结束时这些试验的突然终止，清楚地证明了它们只被认为是特定的和完全应急性的经济必需物，而远非发展性的常规策略与政策；它们是对迅速增长生产效率的需求的回应，而不是工业发展与公共机构职能的新观念带来的结果。战后这些政府项目立刻受到“可怕的”指控，它们被指责为是在推动社会主义制度和集体主义意识形态。

惠特克在他的文章“住宅是什么？”中对这些批评作出了回应，这篇文章和AIA会刊的其他作者的文章一起收录在《战争与和平中的住宅问题》（The Housing Problem in War and Peace）中。他认为对于这样的事业谈论“社会主义”或“家长式统治”毫无意义，因为它们实际上只是对组织商业和工业的新方法的需求的回应。惠特克和他的合作者确信，更高的生产效率不可能仅仅通过考虑工业技术问题而获得；工业必须作为综合的社会体系进行合理的组织——换言之，就像凡勃伦的构想那样组织。而且，为了避免灾难性的短视，必须考虑并对所有制约劳动成本的因素开展行动，因为劳动市场并不只是通过其与生产的关系来调节。这个基本观念被用与时俱进且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表达，它一再出现在战后美国区域规划协会会员的文章中，而且事实上也构成了他们所作方案的理论基础之一。⁽¹⁸²⁾

超过120名建筑师与规划师参加了建设与“军事村”的工作。在被EFC雇用的人中，阿克曼是设计部门的主管，B.A.霍尔德曼（B.A.Haldeman）是城镇规划部门的主管，罗伯特•D.康（Robert D.Kohn）是生产部门主管，亨利•赖特则是城镇规划的助理。在为USHC工作的61位建筑师中，阿瑟•C.科米和伯特•L.芬纳（Burt L Fenner）是总负责人，此外还有赫贝特•S.黑尔（Herbert S.Hare）、亨利•V.哈伯德（Henry V.Hubbard）、C.格兰特•拉法奇（C.Grant La Farge）和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等人。其他许多人，包括约翰•诺伦和克拉伦斯•S.斯特思与这些组织密切合作。在这两个机构中，EFC干预了造船工业的工人住宅建设，USHC则在军事工业中承担了相似的角色。

在联邦直接干预战时工人住宅问题成了政府的政策之时，关于政府职能就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而且它们在整个战争期间持续共存。一种理论相信联邦的项目应限于临时居住区的建设，一旦紧急状况过去，这些居住区可以不费力气地淘汰掉；而另一种理论认为即使在紧急时期过后，政府资助的永久性社区也是必要的。前者是假定干预仅用于解决由特殊或反常状况引起的问题。后者则把政府采用该项政策解释为历史演变的必然结果，而紧急状况使它的效果突然显著起来；这一演变要求的不是对偶发问题的解决，而是对工业社会结构性问题的战略性解决方案，在工业社会中劳动关系和生产效率的稳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住宅政策。

惠特克、阿克曼以及他们团体中的其他许多人都采纳了第二种观点，并且明确谈到即使敌对状态已经终止，为这些住宅项目的持续进行规划也是必需的。“战时村庄”的直接目的是结合生产布局以尽可能经济地安置劳动力；这一改革者主张的惯例即使在通常的状况下也应该遵循。因此他们建议在紧急时期之后，把这些住宅的所有权转给有限责任公司或合作社，这样就能够以阿克曼所说的“拥有你自己的家”原则为基础，刺激社区的形成。因此居住者的所有权成为在正常时期追求的目标，因为这不仅能保证真正社区的形成，还能进一步加强劳动市场的稳定。⁽¹⁸³⁾而且这个原则为“战时村庄”模式所选择是不言自明的，它们的构想来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采用的法规，尤其是英国的花园城市，尽管与其相比社区建造的资金筹措方式有着显著差别。最终，“战时村庄”是又一个中心分散思想的表现，现在这种思想已经成为基于对居住最优选址和工厂与住宅间最有效联系的科学研究的一门土地学科。

在大多数情况下，通过政府干预建造的永久性居住区反映了建筑和规划达到的良好水平，其中几个值得特别提出。约翰•诺伦筹划的特拉华威尔明（Wilmington,Delaware）的联邦公园花园（Union Park Gardens）的规划；伊莱克特斯•D.利奇菲尔德（Electus D.Litchfield）在普林尼•罗杰（Pliny Roger）的协作下，建造了这些村庄中最重要的一个，新泽西卡姆登（Camden）的约克希普（Yorkship）；基勒姆（Kilham）和霍普金斯（Hopkins）为新罕布什尔朴次茅斯市（Portsmouth）的大西洋高地（Atlantic Heights）项目工作；亨利•V.哈伯德和弗朗西斯•约纳斯（Francis Y.Joannes）在弗吉尼亚州的纽波特纽斯（Newport News）；比舍尔（Bissel）和松斯（Sons）在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Norfolk）；迪安（Dean）在纽约的尼亚加拉大瀑布（Niagara Falls）；A.H.斯帕尔（A.H.Spahr）在宾夕法尼亚的伊利（Erie）。总体而言，这些社区的建筑形式完全是传统的，但是住宅和公寓类型的研究，采用的技术标准，以及住宅与城市规划之间的联系则普遍吸引人的注意。在某些情况下，设计只局限于稍微给传统的网格平面注入一些生气，比如基勒姆和霍普金斯为大西洋高地做的方案，但是他们常常更微妙和复杂。例如约克希普的平面，围绕一片巨大的中心绿地，而其他绿地成为该规划主要轴线的特征，以解决街道体系的更复杂的交叉状况。克拉伦斯•W.布雷泽（Clarence W.Brazer）为南费城的威斯丁豪斯（Westinghouse）居住区做的设计也很有趣，因为它的平面以一个几何感很强的三角形为中心，中心通过曲线形的住宅布局变得生动，该平面在主要轴线两侧沿着特拉华大街在行列式住宅中使用了尽端式小路。

威斯丁豪斯村规划,1918—1919年　　

希尔顿村规划,1918—1919年

约克希普村规划

对这些初创物的实际功能以及艾德利茨强制实行的典型规程，约克希普的建造也许可以作为例证。这个居住区打算提供给新泽西卡姆登的纽约造船公司工人，占地面积225英亩；90英亩被划分为2400个地块，其上建造了907座住宅、公寓建筑、商店和1座剧院。住宅类型是各式各样的，行列式的布局未被接受，而是采用了27种住宅和公寓类型，可以适应70种不同的情况。每个地块的平均成本是450美元；住宅则为2700美元。建设必需的资金由EFC以5%的利息提供给纽约造船公司控制下的费尔维尤（Fairview）房地产公司，每年偿还3%。住宅可以卖给居住者，但在交易中费尔维尤房地产公司的收费利率不能超过5%。如统计分析所证明的，这样的程序能够使土地的人均成本保持在可接受水平并抑制投机。⁽¹⁸⁴⁾

这个程序是“战时村庄”最重要的成就之一，但并非唯一的成就。在战争结束时，人们为了使这一联邦政策能够持续而进行斗争，反复指出这些项目所达到的标准是普遍令人满意的，这些项目的规划和建造体系的标准化已经使意义重大的节约成为可能，而设计工作与集中采购降低了生产成本。1918年，USHC出版了《永久性工业住宅开发的推荐标准》（Standards Recommended for Permanent Industrial Housing Developments）手册，在设想低成本住宅问题的解决方案方面，它仍是理解“战时村庄”所引起的变化最重要文献。⁽¹⁸⁵⁾

到战争结束时，EFC和USHC的活动已经产生了以下结果：EFC在交通运输设施中花了1200万美元，还提供了7000万美元贷款用于新居住区与住房的建设，建造了9185套住房和公寓，为7564名单身者提供了住处；USHC花费了5200万美元，用于为5998个家庭建造住房或公寓，为7181名单身者建造了住处。这两个机构的各种活动总共影响了36万名工人及其家庭。⁽¹⁸⁶⁾

战后尽管在政府中有明显的反对意见，还是有许多人不仅仅为了这一政策的持续，也为了它能进一步扩展而活动。最后他们要求进一步增加信贷资金，并且在某些情况下，彻底重组建设资金筹措体系。他们通过创建联邦住房局和鼓励成立合作社与股份有限公司，寻求进一步集中和协调各种活动。⁽¹⁸⁷⁾这些思想中有许多在20世纪20年代改革者的理论中再次出现，而在另一次危机期间，1929年以后和新政期间，战时的这些经验最终被证明是非常宝贵的。而且，“战时村庄”也许可以认为是混合经济的萌芽形态，某些改革者创立了关于混合经济的最初理论并形成新的建议，最终于20世纪30年代投入运作，虽然仅是部分的运作。

美国区域规划协会的形成

在美国建筑和都市化的全景中，查尔斯 •H.惠特克是个杰出的人物，在“战时经济”的那段时间，美国区域规划协会的形成中，他处于这一领域最令人感兴趣的事物的中心。在《美国建筑师协会会刊》工作期间，惠特克拉拢在周围的那些合作者，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创建RPAA的团体。该协会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非常活跃，但是它的活动在新政开始时终止了。然而许多文献都证明，即使1933年以后该组织也还存在，还有一些恢复该协会的尝试，其中最认真的尝试似乎是在1948年。⁽¹⁸⁸⁾

威斯丁豪斯村,一种单体建筑的外观

威斯丁豪斯村,一种单体建筑的平面

约克希普单体建筑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