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理想的城市与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广亩：起源与发展

农耕理想的城市与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广亩的起源与发展

乔尔乔·丘奇

人难道不胜于城镇吗？—爱默生（Emerson）

绪论

1894年，在剧烈震动了美国及整个系统的经济危机中，出现了一本获得巨大即时成功的著作，即威廉·迪安·豪厄尔斯（William Dean Howells）的《来自奥尔特鲁里亚的旅行者》（A Traveler from Altruria）。豪厄尔斯的著作是对积累、剥削、传统的阶层、垄断以及最终的城市这一资本主义体系的切实表现的一贯且微妙的谴责。与之比照，作者描述了一个合作、利他主义，以及理性拥有最高支配权的国家。这一虽为乌托邦却可实现的国家便是奥尔特鲁里亚（Altruria）⁽¹⁾，取代积累、剥削，以及因工业主义产生的所有问题与罪恶的新自然秩序的完美实例。

奥尔特鲁里亚的一位居民向美国（Ameriky）的市民解释了它的社会组织。奥尔特鲁里亚的共同体——城市依靠乡村增长并得以充实，且依靠乡村新鲜血液的注入滋养城市病入膏肓的生命——出现之前，在城市遭受攻击之后，奥尔特鲁里亚人叙述了它们如何飞快地变为废墟，以及经过几个世纪它们的遗址仍然犹如瘟疫，旅行者如何公然地提防它们。奥尔特鲁里亚人继续说道：

病害较轻的老城的某一部分，现仍被共同体维持着繁荣的形式，古董商为了传授知识而研究它，道德家为了它所承载的告诫而研究它。道路的剖面被揭露出来，你可以看到住宅的基础；你看到肮脏的落水管，涌入公共下水道，弯来弯去以保证有害气体封在下部；你看到街道下面的下水道翻涌着令人恶心的水流，当中混杂着煤气管道、蒸汽管道、水管、电讯线路和电力照明线路、电动线路以及电缆（grip-cables）；所有这一切都没有规划，而只是弥补或者逃避这一城市所带来的基本错误的权宜之计、应急对策和手段。

在你看来，奥尔特鲁里亚现在没有城市，但是这里有各地区的中心城市和整个共同体的首都……但是由于艺术是我们主要的公共事业，而这些城市是各类艺术的中心，它们常常有诗人、演员、画家、雕塑家、音乐家和建筑师造访。我们把所有的艺术家、创造者看做是最接近神的人类，并且我们致力于使我们整个工业生活与艺术的气质相一致。甚至在最具强制性的田野或者商店中的劳动中，我们研究这种气质的灵感，我们让这种气质在主动的追求中完全受到控制。这其中，关于要做什么或者是否要做什么，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想象来决定。中心城市中，有大学、剧院、画廊、博物馆、大教堂、实验室、音乐学院，以及各种艺术和科学的设施，同时有行政建筑；每座建筑的美和功能都经过研究……这些城市中的所有交通，无论是为了娱乐或者商业，都是电力的，快速的电力传输连接了每个区域的中心城市和向四面八方发散开来的乡村。

乡村主要由喜欢乡野生活的人们居住；它们是农耕村落：但是在奥尔特鲁里亚，很难说某人是农夫，而某人不是……家庭是奥尔特鲁里亚体系的核心……比如，一个人在其家族中，在邻里关系和手足情谊的甜蜜氛围中诞生、生活并死亡，这保佑了第一基督共和国的黄金时代重新回到我们中间……

一度作为工人的敌人和支配者的机器，现在是他们的朋友和仆人……农场工作，以及磨坊和商店的工作，由工人团体完成；在我们的树林和田地中，不再有荒凉寂寞，我认为这荒凉寂寞正是导致你们之中出现如此多的精神失常的原因。⁽²⁾

1935年—即城市社会遭受重创40年之后，对于豪厄尔斯来说，这一重创是资本主义体系严重矛盾的公然表现—纽约的洛克菲勒中心，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展示了一个为分散的社群而进行的设计，在很多方面让人想起了豪厄尔斯描写的奥尔特鲁里亚。赖特提出作为土地分散居住模型的广亩城市（Broadacre City），设置在Usonia⁽³⁾，未来的美国，并描述了“一种新的完整性，能消除无创造力的模仿，从而首先在区域性的田野（field）中消除所有城市带来的非难和堕落，然后—照着所有对待疏忽健康的处理方式—消除被有害的过度生长所损害的组织并使其再生”。⁽⁴⁾因此，赖特的理想社会，也在对城市的谴责中形成，城市是一个类似“残暴野心所构筑的贪婪集合体”的纤维肿瘤，在其中“潜伏着被城市化得面目全非的人类的企图与挫折……尺度畸形的捕人陷阱！庞大尺度通过个性的挫败吞没了人性，迷失了人格！这难道不是反基督的吗？不知上帝而知其他的摩洛神（Moloch）？”⁽⁵⁾

像豪厄尔斯一样，赖特描述了通过与邪恶力量斗争获得救赎的新教意志，邪恶的力量永远以金钱、人的消失和剥削为特征，这所有的一切混合在一起，并以城市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一谴责因对现实世界的拒绝而产生，并导致对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的追寻，这一新世界的建立需要征服新的领土。沙尔克（Shaker）殖民地、拉皮特（Rappite）社区、阿曼达（Amana）村庄以及奥奈达（Oneida）殖民地已经以宗教的确定性验证了在一个自给自足的社区内创造一个与众不同的社会组织的想法。这是摩门教徒在荒漠中完成的目标，不只是以一种孤立模型的方式，而且在盐湖城的实验中，以一种新的更广泛的尺度完成。将土地分配给所有人，工匠劳动以及小工厂中的劳动与农业劳动结合，有责任感的自治政府，以及土地采用技术等思想，成为美国农耕思想体系演进中的共同参照点，一直延伸到罗斯福新政中的生存宅地计划。⁽⁶⁾

在《活着的城市》（The Living City）中，赖特同样表达了对通过拒绝社会创造社群生活以实现个体救赎的信仰。在赖特的城市中，现代技术在新的层面上和新的目标下同样被采用；为了克服距离，它致力于取消空间带来的限制，并且使得工业机器成为人类的仆人。事实上，这些只是实现新生活方式的首要条件，在赖特看来，新生活方式还要求其他方面的改变：在艺术家尤其是建筑师的影响下产生的处理公共事务的不同方向及方法；社区功能的集中化，如动物园、植物园、美术馆、图书馆以及剧场；人口的分散化，融入唯一自然的乡村生活。

这样，作为奥尔特鲁里亚必要部分的这一概念在Usonia再次被发现。在将两者分离的40年间，与美国人的城市相反，知识分子逐步进步着，并在不同层面上表现出来。⁽⁷⁾小说家和建筑师引起了对美国反乌托邦思潮两个初级阶段的关注，事实上它们是从两条不同的线索发展而来。一方面，地方主义者寻求对象征着城市和社会并因之而生的罪恶的解答；另一方面，产生了一种农耕思想，它注意到在城市中—首先是东部城市中—边缘的生活模式衰败的原因。尽管有着如此多相似的目标与趋势，地方主义者和平均地权论者很快就互相敌对。尽管他们的概念和思想体系基于常常相似的观念—他们受同样的影响，从同样的源头汲取思想，并且对城市作相近的分析—他们在最后的阶段，即在他们的政治和社会建议上最终分道扬镳。

奥尔特鲁里亚的居民描述了新的希望之乡（Promised Land），广亩城市的市民认可了Usonia的新边界。前者代表着一种转折，后者代表了从杰斐逊（Jefferson）的概念发展而来并通过从克鲁泡特金（Kropotkin）到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的无政府主义者和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观点得到仔细阐发的反城市思想的结束。关于这一点，豪厄尔斯和赖特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概念产生分歧，乌托邦社会主义的一方与民主的个人主义的另一方产生了冲突。尽管事实是他们的最终产品——对新社会组织的建议——在很多方面都相互一致，赖特从未打算从斯宾塞哲学体系（Spencerian）的进化论转向马克思的知识体系，而在豪厄尔斯这边，这一变化将在一代人之内发生。威廉·莫里斯所教授的思想，经过《工作室》（Studio）和《乌有乡消息》（News from Nowhere）二书篇章的过滤，为赖特提供了阐明回归土地和前中产阶级（prebourgeois）社会的重要性的方法。对于豪厄尔斯，莫里斯是他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途径。

很快，这两种倾向逐渐代表了两种关于城市和乡村的截然不同的立场：一种是进步自由的思潮，指向一个共产主义社会，一种是保守及一般民主的思潮，致力于一个颂扬个人价值的社群的再建立。在豪厄尔斯的乌托邦社会主义与赖特的无政府个人主义几乎半个世纪的分离中，反乌托邦思潮继续演进。这里我希望检验的是，关于城市的农耕思想的发展，19世纪末期的演进，及其在1920年至1930年之间的复苏，更明确地说，是农耕概念与赖特的作品及理论之间的联系（很大程度上是间接的联系）。这里，赖特被认为更接近反城市思潮的特定路线，他尝试着赋予农耕知识分子这一简单词语以及痛苦地反抗着城市的美国思潮以具体的形象。

开拓者的虚构世界以及美国文艺复兴的整个文化、“荒野”、乡村生活的纯粹性以及杰斐逊意识中的个人主义和民主主义力量的理想，都是从反城市思想中以其自身独特的方式发展出来的概念。事实上，这些概念与促使城市规划诞生的概念之间有着连接点，但由于对过去的不同阐释，以及它们产生于其中的不同文脉，两处概念的用途大不相同。《来自奥尔特鲁里亚的旅行者》的主角和赖特的Usonian，从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那里，从宗教社群沙尔克、拉皮特以及莫拉文斯的建立者那里，以及从布鲁克农场的创建者和新哈莫尼（New Harmony）的居民那里，得到他们的共同起源；他们被19世纪末美国出版的80部甚至更多乌托邦小说的主角所包围。后来，拉尔夫·博尔索迪（Ralph Borsodi）、贝克·布劳内尔（Baker Brownell）以及南部的平均地权论者，才团结起来抵制城市和集中化的工业社会；所有一切都归因于自然的复苏、土地的回归、边界未腐败世界的理想化，以及农耕秩序作为文明的唯一可能性。⁽⁸⁾城市—罪恶的象征以及传统价值的否定—被自然所背弃，自然自此将成为唯一的必要的职权范围，社会关系将被完全视作自然关系。

农业世界以及边界神话

1890年美国普查局的负责人宣布，由于整个版图都已经被征服，在美国再也不存在所谓的边界线了。然而，一方面，边界线的消失阻止了大规模的殖民化进程，这一进程曾经促使私人企业以及国家政府往西部输送大量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它却使得边界神话得以发生，而这也使该神话几年之后正式进入美国历史。

为西部殖民化建立一个联盟组织的需求在内战之后被首次意识到，且在每次经济危机下这一需求都会被定期提出。规划和建议涉及对士兵以及东部失业工人的土地赠予。早在1862年，《公地法案》就已经关照了联盟的那些老兵们。失业人数在1873年经济萧条之后迅速增加，1877年一份议案提交给国会，该议案想通过在公地管理局的管理下建立殖民地来解决失业问题。1885年教育、劳工参议委员会建议由联盟政府来组织这一殖民化：“殖民化通常是给过度拥挤的中心区减压的常用之道，这样一来剩余劳动力便可以回到土地上去。”⁽⁹⁾弗雷德·X.赫辛格尔（Fred X.Heissinger），一名来自纽约城的景观园艺工程师，并且也是同一委员会的成员，呼吁各州以及联邦政府互相协作来为南部和西部的移民以及劳动者建立殖民地。赫辛格尔的观点是：“成立一个公司或者是社团来寻找土地，建立农场模型，为买卖提供经费，保障合法契约的安全，并且提供农场机械。”⁽¹⁰⁾农业危机已经开始，然而上述的提议却依旧是一纸空文；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些建议被再次提起，1929年经济大萧条之后，它以更广泛的形式被提出来。事实上，关于边界神话的美国意识形态发展的时间跨度是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30年代。

在1893年的芝加哥，在哥伦布纪念博览会的大环境下—这一博览会颂扬了美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未来—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发表了一场著名的演讲，即“边界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先于美国历史协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的议会之前，特纳便宣称美国历史的第一个阶段—一个象征着不断地“回到正持续前进的边界的原始状况”的阶段—已经结束。“美国社会的发展已经在边界地带重新开始。不断出现的复兴，美国生活的流动性，带着新的机会向西部的扩张，与质朴的原始社会之间的频繁接触，提供了塑造美国人性格的力量。纵观该民族的整个历史，其真正的核心不是美国东部大西洋海岸，而是伟大的西部。”⁽¹¹⁾瓦尔登湖（Walden）最终找到了它的历史学家，因为现在在它背后有着一个新的文化—它自己的文化。

关于特纳的观点已经有人说过也写过很多，这些观点特纳本人后来也修改过。然而，坚定地保持不变的是，他对被欧洲“病菌”所污染的那派历史学家，对移民问题以及对东部城市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批判。⁽¹²⁾特纳的论点—主张制度控制下边界对于个体来说意味着自由——孕育并“滋养了一种旨在阐明该民族的特性以及命运的农耕哲学以及农业神话……农耕理论鼓励人们去完全忽视工业革命,或者把它视为对事物本性的一种灾难性的以及反常的违背”。⁽¹³⁾矛盾的是，特纳正是在一个屈服于吹捧城市世界以及新的资本累积的社会下，创造了与城市腐败相反的对于农耕美德的历史综合。这是一个从梭罗和先验论者传承到赖特及后辈都没有变化过的观念；在传承过程中它与杰斐逊的民主观念、19世纪后期的人民党主义（Populism）、新政（the New Deal），以及最终与20世纪60年代的“新保守主义”互相结合。⁽¹⁴⁾

特纳的声明标志着一个新的且不同的西部理想的开始。然而，同时他的观点也是当前以下两种思潮的自然表达：与农民的绝望现状抗争（体系周期性萎靡的重压常常降落在这些农民身上），以及在农业中和西部发现美国人特性的母体。事实上，特纳成为进步人民党主义的发言人，他用政治术语来阐释农民经济状况的衰退，以及越来越多的明显地将来自农业世界的代表们排挤在权力职位之外的相应现象。他代表了一个基督教徒的声音，一个反对工业化和城市的农业美国联盟的声音，一个“新移民”政策下大量天主教徒和犹太人聚集之地的声音。这一思想脉络下的理性政治运动十分信赖早些年由亨利·乔治（Henry George）作的形势分析；他们视自由放任主义为对抗垄断以及城市中心的唯一壁垒。

乔治于1879年发表了《进步与贫困》（Progress and Poverty）一书，他将此书献给“那些正在经历着由于财富和特权分配不均而带来的罪恶和痛苦的人，这些人能感知到一个更为高等社会存在的可能性并能为了实现它而奋斗”。如果我们相信乔治的儿子所宣称的《进步与贫困》问世之后25年内销量达到两百万册—我们确实会发现有很多人认同这种可能性并为之而奋斗。⁽¹⁵⁾

在他的书中，乔治分析了危机国家工业萧条的起因。1873年严重的经济困境在1876—1878年间的真正危机中到达了顶峰，这一困境在全国上下—从纽约到旧金山—都引发了骚乱。危机和骚乱使保守派的实力在1878年的大选中得到加强，并且为自由放任政策赢得了广泛的支持。⁽¹⁶⁾财产权所受的威胁以及对其滥用引发了美国中产阶级的慌乱，这一阶级角色是用自由理想以及个人功绩的神话来衡量的。亨利·乔治是这种广为传播的观点的解释者，他用一种经济理论来支持这一观点：“在这本书里我所做的是，—如果说我已经正确地解决了我试图研究的重大问题的话—将斯密—李嘉图学派（School of Smith and Ricardo）⁽¹⁷⁾发现的真相和蒲鲁东—拉萨尔学派（School of Proudhon and Lasalle）⁽¹⁸⁾发现的真相结合在一起；证明了自由放任主义（这里指的是它真正的完整含义）为社会主义的高贵梦想开辟了道路；视社会法律与道德法律为一体。”⁽¹⁹⁾

相比依靠工会的“必要的破坏性方法”以及“必要的专制组织”，乔治将目标放在通过权利平等的经典观念支持着的自由的价值来挽救民主：“所有人对土地利用的平等权利犹如呼吸空气的平等权利一样明确——这是一种存在于世上就应拥有的权利。”⁽²⁰⁾乔治断言，人的基本权利先于任何进化的发生，因为所有人类法律的基础是神法；神法占据至高无上的地位并且是通过本性来表达的；它存在于所有人类法之上、之先，人类法必须符合这一更高级的规范。

乔治将这一设想与对宪法和权利法案提出的呼吁结合了起来，一旦这两个道德规范被所有人认同，它们就必然会导致一种不同的经济和社会权利以及一种新的政治结构—个人的以及社会的福利都将变成现实。因此，社会危机的解决方法在于回归自由竞争、道德法则以及社会公正，简单地讲便是回到18世纪的自由放任主义。这样一个政治和社会的观点的自然结果是对被看做非自然的以及与神法相悖的土地所有权的谴责。以很多小块地产的形式来分配土地是不够的。土地私有制滋生出来的不幸必须由税收，即单一税来废除，单一税将消灭土地价值的不正当增值并且将某人通过自己的劳动所创造的更大的价值留给那些经营土地的人。自由占领并且自由经营自己土地的先驱者们的精神给出了第一个理论上的模式。在乔治的土地提议中，劳动力和资本无矛盾地重新结合。基于分配原则的社会图景被赋予了合理性，这也为重返乡村生活开辟了道路。

乔治的书取得的成功既反映了降临在农民身上的经济衰退，也反映了西部冒险的终结。知识分子发现，乡村生活的糟糕状况其实是由大城市的政策所决定的。哈姆林·加兰（Hamlin Garland）的《大路》（Main-Travelled Road）以及《草原上的人们》（Prairie Folks）⁽²¹⁾描述了一个非凡却荒凉的西部，它富有却被这个国家的其他人所开发，当地的居民被遗弃在痛苦和令人悲愤的贫穷中。对社会公正的需求是这种情形下合乎逻辑的结果，也是采取社会抗议态度的农民的理想。对于许多人来讲，乔治成为一个大师，从他的分析中产生了对城市和东部政府的谴责。

南部和西部农业世界的矛盾，人民党运动中所表达的政治和理性立场，从无组织的工人以及新企业家那里积累实力的初生企业的都市世界，伴随着1896年的大选同时发生。合众国候选人威廉·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的竞选运动由马库斯·汉娜（Marcus Hanna）来负责，汉娜曾经被定义为第一位现代商人。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美国民主党竞选者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通过对东部实业家以及纽约财政家进行强有力而尖锐的批评，成功地给了土地抗议一个具体的表达。以自由放任主义的名义，布莱恩猛烈抨击了大城市——农民的自由越来越少的罪恶之源。

大批的堪萨斯（Kansas）和内布拉斯加州（Nebraska）的农民被引导放弃他们的土地并搬到城市去，但是布莱恩宣称，“烧平你们的城市，留下我们的农场，你们的城市将会像魔法般再次生长出来；但是如果毁掉了我们的农场，那么杂草将会在这个国家每一个城市的街道中生长”。⁽²²⁾尽管选举的结果非常接近，布莱恩的失败还是对耕地者和农民的希望产生严重打击，并且标志着农业运动的衰败。他们的政治计划被粉碎；剩下的也只是那些大师们的声音和一个梦想世界罢了。

农场里的草越长越高，而城市里的人口增长甚至更为迅速。在芝加哥——一个似乎曾经代表着工业化东部和农业化西部之间的折中的城市——其居住人口由1860年的112172人上升到1900年的1698575人；1910年则达到2185283人。⁽²³⁾大城市是布莱恩计划失败的决定性因素，它们同样提供了美国发展的解释关键：“城市，正如边界一般，已经成为美国文明的一个主要因素。”⁽²⁴⁾

这些年美国状况的真实情况与特纳关于西部的浪漫英雄的概念完全相反。1860—1900年间，每有1个人去或者返回农场，相应的就有20个人涌入城市。对于那些并不满意的乡下人来讲，城市代表着一个安全之门。⁽²⁵⁾如阿瑟·M.施莱辛格（Arthur M.Schlesinger）所说，“在美国80年代，都市化第一次成为国家生活的控制性因素。正如种植园是战前南方体系的代表产品以及小农场之于北方农业体制一样，城市是新工业主义的极高成就”。⁽²⁶⁾而且，事实上可以证明西部曾经比东部更保守。特纳渲染的边界居住着的将是那些自由主义的、独立的、自由恋爱的人，而这一想法跟西部征服的真实景象相去甚远：“如果最初存在某种‘自由主义的’推动力，更为富裕的土地上的投机者以及城镇建设者将会立刻控制边界的政党，并且给他们一种广泛保守的基调。”⁽²⁷⁾对边界的后特纳主义式的分析揭示了这个神话只不过是一个神话而已，甚至之后去西部的欧洲移民都变得保守了：“对每一个移居到西部的自由主义者来说都存在十个保守派……他们之所以移民事实上也是因为他们乃是保守派——有一些东西需要固守的保守派。他们想保存他们的宗教信仰，或者他们的财富，或者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²⁸⁾

然而，土地概念作为社会稳定和民主的一个因素，——它来源于杰斐逊并被特纳重申，并且促动了公地法案（Homestead Act）以及上面提到的一些政治提议——将伴随着19世纪后期直到新政以及之后的农业意识形态进程。由农业部部长克劳德·R.威卡德（Claude R.Wickard）设置的委员会，代表着所有与农业相关的联邦机构，在1940年得出了一个作为农业思想纲要的结论：“美国农业部坚信，以高效的适合家庭的自耕农场为特征的土地所有模式将为农业甚至整个国家带来福利，并且，农业部持续的主要目标之一将是，建立并维护这样的农场，作为在美国主要的农场模式。”⁽²⁹⁾因此，一个半世纪之后，杰斐逊式的模型被以同样的形式重提并且被描述成为一个“持续的主要目标”。然而，1940年很多农业知识分子坚决反对政府，他们认为政府是一个与分散主义和分产主义相背离的集权组织。他们的观点将在后文中再作讨论，且会与赖特的看法作一个对比。

因此边界的神话和杰斐逊派关于农业的思想紧密相连，这一思想不仅是幸福的主要来源，最重要的是，它还是人类美德以及那些与独立政府最为志趣相投的特征的主要来源。在这个杰斐逊派的脉络中，豪厄尔斯和其他作家以及思想家使得自己关注于那些边界农民的困境，他们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问题的社会学方面而不是经济学方面。对于杰斐逊来讲，民主就是极大的好事，而农业正是获得它的经济手段；农业意味着小型农场和个人主义、小业主、“地球的耕种者”，杰斐逊把这些耕种者称为“最有价值的公民”：“我认为只要我们的政府一直以农业为主，那将永保品德高尚；而且只要美国任何一个地方都存在闲置土地的话，这一假设便会成为现实。当他们像欧洲一样在大城市里互相堆积，那他们也会像在欧洲一样腐败。”⁽³⁰⁾

边界是待征服的空闲土地以及民主的象征。边界地带对杰斐逊来说是美国宝贵的“世界花园”。然而，由于国家发现已经没有更多空闲土地，而关于边界的神话同时又得到了发展，1870年发表的理论学说取得了大家的信任，这些理论从对荒漠的改造中看到了巨大的可能性，即“新的花园”。几十年后，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将从事一项赋予荒地——花园以物质形式的任务。

介于先验论和城市社会学之间

伴随着19世纪末期农村地区的危机以及城市的成长，农业土地和城市土地的相对价值也发生了转变。越来越贫乏的耕地——1880年以及之后的几年里袭击了美国的旱灾和坏天气加速了这一情况——导致了农业用地的贬值以及农民家庭收入的减少。1880年我们还能说乡下和城市的土地价值大致相当；到1890年农业用地的价值已经下降到市内房地产的一半。同样的，1890年农民家庭的平均收入为3250美元，而城市家庭的这一数值则超过了9000美元。这种状况由于农产品价格的贬值（1880到1890年间尤为明显）而进一步恶化，并且由于和农民签约的抵押和贷款利率的上涨而变得加倍繁重。⁽³¹⁾

如已说明的一样，新的“资本意识”以及对它之于城市生活的含义的发现导致许多知识分子站到了反对城市现象以及城市腐败的立场上。城市正在经历一个彻底的转变。随着工业化的进程，逃离乡村的美国本土人口和海外移民日益加速地聚集于城市。曾经也是美国经济基础的传统农业世界，如今面临着重大危机。杰斐逊认为美国城市和欧洲的城市是一样的，他们都代表着一种危险，如果不加抵制将会腐化当时在美国正在形成的价值模型。19世纪后期的知识分子不再视城市为一种威胁而视之为一个恶魔，一个已经污染了国家健康的恶魔。然而，他们没有将他们的反对局限于对城市世界不分青红皂白的批判，他们的憎恶也不仅仅是来自于把城市看做“荒野的低等级者”这一观点。包括像威廉·迪安·豪厄尔斯、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约翰·杜威（John Dewey）以及乔治·桑塔亚那（George Santayana）等各类作家都谴责城市一成不变的生活，但是他们也完全超出了先验论的思想，不再视自然界为工业文明的暴行的唯一补救方法。在这些人的观点中，城市之所以阻碍了人们的接触和关系是因为它还是原始且野蛮的，尽管如此，还是应该在城市里——尚未充分文明却不得不扮作文明的城市中。⁽³²⁾莫顿（Morton）和露西娅（Lucia）对这一现象作了评论：

由于各种原因芝加哥成为用这种新方法看待城市最显著的地点。它是一所早在90年代就创办的卓越的大学的发源地，该大学成为城市社会学，或者也可以说是城市哲学的中心。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威廉·詹姆斯把杜威以及其他芝加哥的知识分子看做朋友，为什么那些人视他为他们的精神领袖。因为世纪之交时的芝加哥是詹姆斯的学生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他的崇拜者简·亚当斯（Jane Addams）、他的门徒约翰·杜威的家园。⁽³³⁾

芝加哥郊区橡树园森林大道上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家，1889年建筑刚建成的时候

简·亚当斯的赫尔大厦，芝加哥。伊利诺斯大学芝加哥学派的校园后来在这一基址上建造，保留了赫尔大厦的正立面

弗兰克·劳埃德·赖特便是这一时期在号称文明的城市中工作的人。尽管不是那么狂烈地投身于此，赖特还是生活在同样的圈子里，同样的知识分子的氛围中。1893年在与他“敬爱的大师”路易斯·沙利文（Louis Sullivan）决裂之后，简·亚当斯的赫尔大厦（Hull House）和聚集在那里的知识分子构成了赖特在芝加哥的文化参照的两极之一。⁽³⁴⁾另一极是斯坦韦音乐厅（Steinway Hall）⁽³⁵⁾，在这里一个围绕着德怀特·珀金斯（Dwight Perkins）工作室的小组于1896年成立，其中除帕金斯之外该小组还包括罗伯特·C.斯宾塞（Robert C.Spencer）、迈伦·亨特（Myron Hunt）以及赖特自己。小组的人数扩大到18人，他们在对路易斯·沙利文的参考和模仿方面观点相同。这个“18人小组”最终形成了草原学派（Prairie school），他们打算将沙利文应用在城市上的“有机”原则同样应用在住宅上。⁽³⁶⁾

因此，沙利文那弥漫着先验论和康科德城（Concord）精神的教导，在赖特这里被加上了一个当时美国文化最为先进的表述。为了理解赖特的演变过程以及之后他对农业立场的坚持，我们有必要记住这种双重忠贞—介于先验论者热衷的宝贵的先驱者的神话世界，以及芝加哥日常工作的现实之间悬而未决的状态。赖特与城市文化圈的重要人物有着直接接触。他在赫尔大厦的演讲，对于为“文明”城市生活而努力的必要性的思想是真正的贡献。但他关于这种知识分子环境的立场通常都是不确定的，他既不完全依附于它也不完全脱离它，而且在他和家人居住的橡树园（Oak Park）的氛围以及他每天都乘火车去的城市这两者之间，他也一直显得摇摆不定。

在与赫尔大厦联系紧密的研究—即杜威和罗伯特·帕克最初的城市社会学研究中，赖特作为一名建筑师的贡献仅仅局限在住宅问题上。尽管现在已经主要是大都市文化，美国还是把田园神话给理想化了，赖特也加入了这种理想化当中。由于在起源和特性两方面都涉及城市，田园神话取代了先前传统的平均地权论。事实上它已经在从临时且混乱的都市社会向更大且有组织的社会的转变中成形，并且，英国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城镇规划的思想和概念成为一个特殊的参考点。

1900年，在一次在美国的巡回演讲中，帕特里克·格德斯（Patrick Geddes）⁽³⁷⁾花了好几个礼拜在简·亚当斯的赫尔大厦里做客，和该市的知识分子圈子进行接触。不过，格德斯和赖特之间并没有建立起任何理解。然而，和格德斯的会面确实给第二年就进入赖特工作室的建筑师沃尔特·伯利·格里芬（Walter Burley Griffin）带来了影响。作为赖特在工作室寻求批评和忠告的唯一成员⁽³⁸⁾，格里芬立刻就对英国的规划实验产生了兴趣。赖特自己依旧与城市规划问题保持距离，封闭在有组织秩序的生活（社区生活）中，比如橡树园的生活。

赖特觉得唯一能够适用他“敬爱的大师”所教授的东西的地方在城市的限制之外，在芝加哥的郊区；换句话讲，在城市现实和回到田园状态的梦想之间的矛盾集中点上。起先，郊区作为一个城市影响的缓冲区，服务于那些新来的乡下人；之后，郊区却成了都市化人口的避难所。1888年赖特在郊区给自己安置了一个住所，同时继续在鲁普区（Loop）工作，因此他一度在对乡村生活的渴望以及商业生活方式之间保持着平衡。郊区，罗伯特·帕克称之为“亚群落”，成为理想的居住场所以及一种城市发展的模式，这种模式给城市与仍旧粗糙而野蛮的边界提供了一种妥协。⁽³⁹⁾

安德鲁·杰克逊·唐宁（Andrew Jackson Downing）的话对于赖特选择住在橡树园还是很有说服力的：“只要人们被迫居住在原木小棚屋里过着猎人的生活，那我们必然不会对私刑以及鲍伊猎刀感到惊奇。但是当微笑的草坪和雅致美观的农舍开始装点一个乡村，那么秩序和文明就建立了。”⁽⁴⁰⁾唐宁指的是纽波特（Newport）以及罗得岛（Rhode Island）的那些“微笑的草坪和雅致美观的农舍”，不过它们也将要装点在橡树园里以及附近的里弗福里斯特市（River Forest）、里弗赛德市（Riverside）以及埃文斯顿市（Evanston）的社区，这些地方都是赖特将在此建造他早期的一些最为漂亮的房子的芝加哥郊区。⁽⁴¹⁾

在这样一个是城市同时又是乡村的世界里，在这样一个“中间景观”⁽⁴²⁾中，赖特过了20多年表面上平静的生活，和家人在一起以及和邻居保持着良好的友谊。他似乎很容易就适应了亨利·乔治所阐述的一种规则：“取缔那些廉价公寓，被花园环绕着的住宅，以及……在人们被驱使着远离邻居来寻找土地之前，设置好农业区。城市里的人们……因此可以享受到乡下更多的清新空气和阳光，乡下的人们也因此可以享受到城市里更多的经济和社会生活。”⁽⁴³⁾

对赖特来讲，在这个时候，这样一种观点并不意味着城市和乡村的关系的彻底转变，而仅仅是对郊区被动性的接受。赖特并没有围绕这个观点发展任何理论，而仅仅是用建筑来填充房地产投机买卖通过划分土地而得到的地块。由于不关注城市理论的建立，他把全部精力投入他自己的职业活动以及相关的委托，不管它们是什么。本来赖特是打算就这么在一个位于城市核心边缘的平静而传统的家庭生活中随波逐流的，他对那些致力于郊区的理论家和支持者表示同情，如阿德纳·费林·韦伯（Adna Ferrin Weber）所写的一样，对于这些人来说，“郊区的崛起”才是“尽可能排除城市生活的灾难这一期望的坚实基础，只要这些灾难是源自于过分拥挤”。⁽⁴⁴⁾

1873年从西北角鸟瞰橡树园，16年后赖特在这里建造了自己的居所。右侧是1889年到1913年间建造统一教堂和15个草原住宅的区块

1884年橡树园中心莱克（Lake）大街和玛里恩（Marion）大街的转角。图中，这两条街道在紧邻火车站后处相交

来自于市郊化而不是城市化的新兴城市将是“民主的希望”，这是弗雷德里克·C.豪（Frederic C.Howe）1905年出版的书的标题，这本书主张在城市之外促进小住宅社区的重要性：“由于城市附近的开放地都欢迎大家来占用，因此未来的家园必然出现在这里。严格意义上的城市将彻底不再是人类的永久居所。人口必须被分散。澳大利亚的大城市就是以一种壮丽的方式散布在郊区。附近几公里处都是宽大的马路、小的房子、花园以及一种接触到乡村所提供的更为自由而甜美的生活的机会。”⁽⁴⁵⁾当然，对一个大部分尚未有人居住的乡村的赞扬并不仅仅出于偶然，对于豪这样的人来说，在特纳的概念中，边界意味着民主的巩固。和豪一样，对由联邦政府组织和指挥的殖民化的提议也回到了首要位置，即使边界已不再只意味着西部而现在已经延伸到太平洋海岸以外。

然而，一种理想生活的模式并没有引发赖特的兴趣，赖特依旧封闭地生活在他的橡树园世界中，在这里他对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差异综合体进行了一些个人的尝试。这种综合体几年之后被斯坦韦音乐厅的小组以一种截然不同的尺寸应用。澳大利亚新首都规划的竞赛，沃尔特·伯利·格里芬参与并赢下该比赛，这次竞赛给赖特尊敬的合作者提供了一个检验以下两种观念汇聚的可能性的机会，即视城市为官方的、有代表性的有机体的观念以及草原学派提出来的（格德斯的思想充实了的）住宅理念之间的汇聚。

为了不搅乱在橡树园形成的这种不稳定的平衡，赖特并没有使自己牵扯到那些城市理论中去。对于他来讲，城市是相互分离的建筑物的一个综合体：一方面有居住场所，另一方面又有商业建筑。在沙利文的模型中被构想的这两种元素，相互不同且形成鲜明对比，他们之间没有任何逻辑关系。

在芝加哥，赖特正式得到认可的地位是一名在“社区中”工作的建筑师，他赋予建筑新的形式，并不干涉城市结构。赖特生活的环境跟帕克1921年贴上“亚群落”标签的环境一样，是城市的“自然区域”之一：“都市社会变成了小型社团的一种马赛克拼贴，他们中的许多都很明显跟其他不同，但或多或少都是典型的。”⁽⁴⁶⁾据帕克所说，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有这样的“自然区域”，这些区域可以是商业中心、住宅区、工业区、卫星城、贫民窟或者移民殖民地。它们之所以“自然”是因为，它们远超规划的结果，是一种生态进程的结果，这种进程影响了人口以及城市相关功能的规则分布。橡树园便是“亚群落”之一，并且正是在这里，赖特试图建立城市无法提供的人际关系，“亚群落”才是走向完善且综合的生活的唯一正确答案。

和赖特不一样的是，他的顾客们跟城市里的文化圈子没什么接触，而且他们为他提供了验证和推行一种不同的生活模式的机会。据伦纳德·K.伊顿（Leonard K.Eaton）所言，让赖特建造房子的那些人对书本是不感兴趣的，他们也没有读过亨利·乔治或者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⁴⁷⁾，而弗兰克·诺里斯（Frank Norris）、西奥多·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就更少了；赖特的顾客“读每天的报纸，一些当下大量发行的杂志，偶尔一两本小说，而这就是他们的全部了”。⁽⁴⁸⁾然而，他的顾客并不只是普通人；他们是中上层阶级的成员、商人，而且通常都是白手起家的。当然这些顾客之间是不存在什么联系的，他们彻底地依赖于现实的城市世界，是单一税的拥护者或者《民主之谷》（The Valley of Democracy）里的空想家。⁽⁴⁹⁾然而，远离他们的知识分子世界渴望去了解他们；他们也成为对新兴奢侈阶级进行研究的模型，当时这一研究正由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在芝加哥大学进行。

撇开赖特作品的文化表达不说，凡勃伦识别出并有力批评了的社会学特征不仅属于赖特在橡树园的合作群，还属于赖特自己。像赖特一样，他的顾客认识到“自然”的重要性：“现代上层阶级的品味的标准不再是一贯的对高贵不懈的炫耀以及对节约行为的严格排斥，而是偏好于一种在公园或者广场上的乡村化、自然化”。⁽⁵⁰⁾橡树园小组，像凡勃伦阐释过的其他更大的团体一样，喜欢参与到那些表面上无私的、有公德心的组织和运动中去，这些组织和运动“致力于通过指出自己和那些需要进行改良的低等人之间的差异，来谨记自己高人一等的身份”。⁽⁵¹⁾威廉·温斯洛（William Winslow），赖特的第一批顾客之一，喜欢出版自己的奢侈杂志，赖特本人在1897年也参与了这个杂志的创办。⁽⁵²⁾温斯洛对书的品位在凡勃伦所谓的奢侈阶级中是典型的，这一阶级“偏好的理由是昂贵商品身上被赋予的绝对的完美”。⁽⁵³⁾在这种阶层中，相互不同的是—尽管不总是—他们根本的文化发展的不同表达。

赖特发现他夹在两种世界之间，一种是赫尔大厦以及它所意味着的东西，另一种是包括他的顾客在内的家族团体，这些顾客通常是他的邻居们，并且他正尝试着让自己去适应他们。两种人都依赖城市，一种人批评城市的目的是为了改善它，另一种人则从城市中获取了自己的福利—那些想要改变城市的人和正在真正改变城市的人。在有着文化含义的城市生活和作为人类联系之表达的郊区生活之间，赖特寻找到了一种更为高级的综合，但是在知识分子社会和家庭生活的家族之间没有也不可能存在任何关系。

为了理解广亩，我们有必要回到这些先例中去—然而，这并不是说要重建赖特生活经历的统一性和一致性，而是正确地揭示很多评论，甚至包括赖特自己所证实的统一性其实是错误的。⁽⁵⁴⁾广亩其实是一种尝试，尝试在一个概括性的视角上整合全部的生活经验，以克服介于宗族世界和宗族现实之间、人类关系和隐藏其后的事物之间的矛盾。广亩超越了本质上的城市田园神话并且提倡回归到农民的生活（在这里生活和文化还没有分离），回到被构思为一种自治文化的边界世界中去，回到没有被资本主义发展腐蚀的前资产阶级世界中去。惠特曼（Whitman）清楚地呼吁过：“我自相矛盾吗？那好吧，我是自相矛盾的（我辽阔博大，我包罗万象）。”当赖特把惠特曼视为一个先例时，他希望倡议的不过是让冲突不存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广亩城市既不是乌托邦也不是现实，而只不过是跳出了它所在的时代。诞生较晚的广亩思想是赖特亲身经历过的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城市发展问题的答案。

对于标志着从自由放任主义向垄断主义转变之开端的事件，赖特表现出来的不合时宜也表明了后来赖特思想发展的特点。赖特后期的思想事实上代表了当时民主主义的平均地权论的最终表达，在平均地权论中他们抵制美国社会变革所引发的社会和经济牵连。随着时间的变化，对反垄断主义的自由放任主义的捍卫的积极面和进步面被转变到消极且反作用的立场；对垄断的攻击被视作阻碍个人自由的危险来源，变成了对政府干涉的攻击，对曾被亨利·乔治冠以自由和个性之名的爱德华·贝拉米的“集体主义”社会以及民族主义运动的批判，可以看做是南部土地均分者对1933年全国产业复兴法案的批判的历史先例。⁽⁵⁵⁾按照土地均分者的观点，对于实施这样一部法案来说非常必要的经济和政治规划只可能导致对“个体在政治上、道德上以及智力上的奴役”。⁽⁵⁶⁾站在与大规模工业化以及政治经济管理集权化思想的对立面上，再一次被援引的是回归到财产权的广泛分散化。

广亩开始形成并与这类观点的形成和定义同时发展；为了反对垄断资本主义，赖特倡议回归土地，回归自然，回归小经营者体制，回归边界。边界，以及特纳视边界为价值来源的论点，只不过是赖特大约在1930年继续的概念。对赖特和特纳来讲，“民主不会从理论家的美梦中诞生，也不是由苏珊·康斯坦号（Susan Constant）或者五月花号（Mayflower）带给美国。更确切地讲，它来源于美国的森林——未曾受到旧世界任何污染”。⁽⁵⁷⁾

然而，在19世纪末期，人民党党员对边界理论的热情接受，反而为在橡树园中摇摆于源自沙利文的“有机”原则以及在赫尔大厦遭遇的对生活方式的社会学批判之间的赖特作出了决定。1898年，正值美西战争，美利坚合众国从它传统的孤立主义中成形，赖特依旧被共同体的概念所吸引。边界作为一种“人类征服”，作为一个“自由和民主的理想”，已经成为占领新市场的扩张主义策略；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是一名特纳理论的拥护者，在其任职期间，这种扩张政策将会使得国家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⁵⁸⁾很久之后，在没有被腐化的西部—或者说仅仅在西部那没有被腐化的一部分—赖特才找到了源于自然的全新生活模式的可能性。只有那时他才开始对荒地进行利用，而荒地，则是被理解为因远离城市而生机勃勃、富有创造性的美国文化的母体，被理解为赋予了边界神话及其“价值”⁽⁵⁹⁾以连贯性和活力的地方。

个性的复苏

亨利·乔治影响了不止一代的城市设计规划者们关于城市有机性成长的需求的观点，并没有为生活在橡树园和鲁普时期的赖特所吸收。很长时间之后，他才接受了乔治的论点，并且尝试让混乱的排斥个性的城市合理化。提出广亩城市，一个让美国郊区有机成长的规划，也是一个解决方法模型。但是赖特从未完全赞同乔治的观点。从田园神话过渡到土地方案，赖特觉得很难协调单一税理论和作为个人利益充分表达的私有财产概念。

世纪之交，城市化开始动摇无城市社会的乌托邦式梦想，亨利·乔治得到了热烈的关注，人们发现贫穷是地产价值增加的结果，且人类生活的不同组织可以通过在城市成长的进程中与这一现象的机制抗争而创造出来。在乌托邦幻想之后，人们努力直面城市的现实。分析城市的一个社会学流派的形成以及对格德斯的城市理论的兴趣，是城市问题新的解决途径的两种表现。

1895年至1902年间，《美国社会学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Society ）中不下25篇文章谈到城市问题。同时，新西兰一些合作的宅地实验也吸引了很多人的兴趣，欧洲城市理论和项目被研究，合作规划也找到了支持者。1907年至1917年间，超过100个美国城市进行了规划项目。这些独立的事实很清晰地表明，在20世纪初期，城市问题已经上升到国家层面。⁽⁶⁰⁾

赖特寻找城市和郊区生活的综合，但他不能接受妥协，并且他意识到他的经验主义的平衡即将瓦解。生活在西部的茫茫草原这块美国拓荒者们的神奇土地和仍然远离郊区但是正在快速扩张的城市之间，赖特决定在城市粉碎他的个性之前有意推翻这个平衡。看似一时冲动，但实际上这是他放弃20年前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所作选择的决心的逻辑结果，赖特不仅仅是逃离了橡树园，也逃离了他的家庭。他一举将自己从所有的责任中解放出来，去承担其他更大的责任。⁽⁶¹⁾

橡树园从1890年的4000名居民增长到了1910年的18000名居民；在丹尼尔·H.伯纳姆（Daniel H.Burnham）1909年为芝加哥所做的规划中，它处在作为城市边界的一条大弧线里。橡树园已经被城市压倒，事实上，它已经变成城市，是一个靠近城市的乡村住宅的神话，是精选的严密系统的神话，是与城市现实相冲突的自由以及独立生活的神话。然而赖特对物质和社会环境的拒绝，意味着他同时要放弃他的妻子和六个孩子，并且要用令人瞩目的戏剧性的动作来解决这一状况；他和客户兼邻居的妻子一起飞到欧洲表明了他要与一切明确地断绝关系的渴望。

橡树园银行前的失业人群，1933年6月到20世纪30年代，这一偏远的、中上阶级的芝加哥郊区已经转变性质，并成为城市的一部分

从橡树园大道西看麦迪逊（Madison）大街，橡树园，1903年

当赖特从欧洲回来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放弃城市，并且逃避到一个新的“家”，塔里埃森（Taliesin），他在威斯康星州建造的一座住宅兼工作室，靠近他童年生活的地方和亲戚居住的地方，能够让他回忆起他与土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出身。如果他想再次重新从零开始，那么放弃这个城市是非常必要的，但是这并不代表要拒绝这个城市的一切；城市是罪恶的，但在其中它的“有机精神”仍然可以存在。

赖特对于城市的概念并不像乔治·贝洛（George Bellows）描绘的那样，或者是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和丑闻揭发者（muck-rakers）谴责的那样，是一个充满着暴力和斗争的痛苦的地方。相反，赖特反对的城市形象似乎一直是1893年在哥伦比亚博览会上所创造的“白色的云”，它出现在地平线上，荫罩着自然环境，“艺术被折磨，被扭曲，被窒息，被割碎，被打击，被伤害，被撕裂”。⁽⁶²⁾纽约腐烂的文化来到真诚的芝加哥，标志着沙利文终结的开始。赖特现在很清楚地看到了这种景象，他对芝加哥的拒绝或许是他对自己的相同结局的拒绝。他相信自己可以统治的城市，成为“冷漠的城市”、“差别悬殊的城市”，就像当年的沙利文：“将你的目光越过密歇根湖奢华的美丽，它的色彩，它的广阔，以及它遥远的地平线，然后转向它丑恶且恐怖的河岸。一个周日，如果有风从湖上吹来，映入眼帘的意外惊喜是自然荫庇人类的清新的淡淡美好的氛围。星期一的早晨，看到他如何用他的精神排泄物和道德阴暗污染了它！⁽⁶³⁾

一旦有机的任务失败，即使是在城市住宅的范围内失败，唯一的解救方法在于建造包含了杰斐逊的蒙蒂塞洛（Monticello）、梭罗的瓦尔登湖、爱默生的康科德城，以及惠特曼的荒野精神的庇护所。然而，美国复兴的概念本身并不足以重新创造已经失去的环境。所需要的是新的资源、新的参考和新的经验。⁽⁶⁴⁾

欧洲的旅居生活对于赖特来说意义很大；它修复了赖特对自己的信心，同时也让他发现了意大利整个建造体系的特性。但是欧洲仍然代表着古典主义，并且对于20年前拒绝了伯纳姆邀请他去巴黎美术学院（Ecole des Beaux Arts）学习的赖特来说，古典主义意味着哥伦比亚世界博览会、纽约，以及更概括来说意味着“皇家城市”。因此，欧洲不能作为一个先例或者一个参考点。并且，此时此刻，欧洲当代的城镇规划实验也不能引起他的兴趣。

因此，当1910年城镇规划会议在伦敦召开时，居住在意大利和德国之间的赖特并没有出席。再次从零开始并不意味着重新定位他的兴趣和实验，而是回到了他的个性源头，重新探讨自我。赖特没有出席伦敦的会议，在这一会议上，美国的规划成就（伯纳姆以及他对于芝加哥和华盛顿的规划）遇到了英格兰（霍华德［Howard］和格德斯的花园城市）以及德国的（施图本［Stübben］和埃伯施塔特［Eberstadt］展示了柏林以及其他一些德国城市的宏伟规划）规划成就。⁽⁶⁵⁾赖特的兴趣领域让他别无选择地拒绝了城市。

他从菲耶索莱（Fiesole）的居所维里诺·贝沃得里（Villino Belvedere）来到柏林，准备出版记录他所有建筑创作的作品集。⁽⁶⁶⁾他也去了达姆施塔特（Darmstadt）见约瑟夫•M.奥尔布里希（Joseph M.Olbrich），但是他到那时，奥尔布里希已经去世了。他一直在与1900年在芝加哥见过的查尔斯·R.阿什比（Charles R.Ashbee）通信，但是从来没有成功地进行过一次会面。⁽⁶⁷⁾因此赖特的生活与世隔绝，他仅仅心不在焉地关注几个特殊的建筑学实验。他的访问对欧洲建筑来说非常重要（密斯［Mies］的评价很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它对于这位美国大师自己的思想和作品的发展作用并不大。

赖特在参加赫尔大厦的活动以及斯坦韦音乐厅小组中显现出来的（即使是有限的）对于城市问题的兴趣，现在已经完全消失了。帕特里克·格德斯和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的实验和理论对于他来说毫无价值。事实上，甚至更早，赖特对于格德斯的新技术秩序（neotechnical order）或者是霍华德的花园城市—表达了这一秩序的工业时代城市——丝毫没有兴趣。那时，他的兴趣缺乏也只是表明了一个接受橡树园郊区以及认可在郊区生活中（甚至在城市中）可能创造与自然和谐的理想生活的人的不同立场。但现在，橡树园经历的失败意味着对莱奇沃斯（Letchworth）模型的直接否定。⁽⁶⁸⁾

赖特对失去的个性的追寻导致对霍华德提出的合作组织社会的背离，这一模式部分基于贝拉米的理论（但首先基于“价值”）。赖特排他个人主义的无政府观点，意味着对杰斐逊格言“管制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的认可，只能拒绝贝拉米的“工业军队”（industrial army）和支配它的“充分信任”（Great Trust）。霍华德从竞争体系到合作共同体转变的尝试，远小于贝拉米假设的规模，在赖特看来这正是贝拉米“充分信任”的具体表达。⁽⁶⁹⁾

这一时期，先进技术作为创造不同社会的唯一途径的观点在赖特的思维中也没有占据任何重要的地位。这一主题在19世纪晚期的所有乌托邦提议中非常普遍，并且为后来的南部平均地权论者（Southern Agrarians）在南部更新的提议中所坚持。赖特只在20世纪20年代热衷于这一观点，然而只是因为那时他对分产主义（distributist）的概念抱以同情。这一概念在英格兰形成，当时赖特正身处欧洲。希莱尔·贝洛克（Hilaire Belloc）发表于1911年的农耕社会的宣言，最终成为赖特以及南部平均地权论者的一个参照点。与分产主义者联盟杂志《G.K.周刊》（G.K.Weekly）的创办者G.K.切斯特顿（G.K.Chesterton）一道，贝洛克将中世纪晚期的农耕社会（基于生产资本尤其是土地的广泛分配的一种文化）视作一个模型。

贝洛克的著述于1937年发表在南部平均地权论者的杂志《美国评论》（American Review）上，他主张财产的原则对每个人来说是正常且必要的；像杰斐逊，他相信财产的缺乏导致人的奴役：人类渴望占有到他自由拥有的程度，他希望自由到可以完成自己的目标并与自我的天性相适应的程度。在财产权利这一点上，分产主义者断言：“普通人是由自己的意欲支配的……当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的孪生兄弟）的相反努力损害到他的时候。”⁽⁷⁰⁾

塔里埃森，斯普林格林，威斯康星，1911年赖特首次为自己建造的住宅。图中是该建筑1925年被火烧毁之后重建后的情况

塔里埃森一次中世纪晚期装束的节日聚会。左侧前方是约万纳·赖特（Lovanna Wright），赖特和奥尔杰瓦娜的女儿，正向她坐在桌边的父母献上礼物

所以，平均地权论者从贝洛克那里借用理论是顺理成章的，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两极之间寻找中庸之道同样推动了赖特思想的发展。回归小财产所有者的农业世界并没有被当做解决经济危机唯一的救命稻草；它也被看做对一个阶层的救助，随着工业化和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自知，这一阶层正目睹着作为它力量来源的价值的毁灭。作为对无产阶级的代替，以及对少数人手中掌握的大量财富的代替，赖特鄙视的“乌合之众”，被赋予了完整的、无阶级的、前中产阶级社会的理想。⁽⁷¹⁾经过赖特的推动，几十年后才在威斯康星（Wisconsin）乡村出现的中世纪晚期式意大利节日服装的褶皱，代表了这一理想的、无阶级但又有等级的农耕社会。

然而，这一时刻，赖特对分产主义或者特纳的地方主义都毫无兴趣，并且对初生的地域主义也同样如此。他选择成为一名建筑师，并且似乎这是他希望持续的。他的决定在他在欧洲时编辑的作品集中很清楚地表现出来，作品集1910年由瓦斯穆特（Wasmuth）在柏林出版，次年简编本再版，由阿什比作序。⁽⁷²⁾在这一出版物中，赖特所有的作品，从1893年设计的第一栋住宅到离开橡树园前准备的最后一个作品，都作为其建筑学的连续发展过程收入其中。它是赖特作品的杰出记录，并且在欧洲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无可争议地成为欧洲随后很多实验的参照。

在这一作品集的最后，赖特发表了一个似乎表现了一种开启与他全部作品都不同的视角的愿望的作品。科摩果园夏季聚居地（Como Orchards Summer Colony），“为一群拥有邻近果园并希望在夏日住在附近的大学生提供住宿设施”，⁽⁷³⁾似乎是一个新的起点，针对的是不局限于单一建筑地块的空间组织。事实上，这一项目与作品集里收录的其他作品完全不同，尽管这一建筑的设计在样式与总体布局上是赖特式的。它围绕一个中轴线组织，似乎深受景观建筑师作品的影响。1909年，在离开欧洲五个月前，赖特进行了初步的设计，但是这一项目直到他离开橡树园才完成。⁽⁷⁴⁾在赖特不在的时候，接管工作室的建筑师是赫尔曼·V.冯·霍尔斯特（Herman V.von Holst），一位居住在芝加哥的德国历史学家的儿子，⁽⁷⁵⁾赖特选择他的原因至今不明。科摩果园的项目尚未完成，冯·霍尔斯特将设计图纸的准备工作交给赖特忠实能干的合作者—玛丽昂·马奥尼（Marion Mahony），那时他正承担德国的出版物主要的图纸部分。⁽⁷⁶⁾由于赖特的缺席，冯·霍尔斯特和马奥尼不但使用了威廉·E.德拉蒙德（William E.Drummond），而且使用了赖特曾经的合作者沃尔特·伯利·格里芬，他对景观尤其感兴趣。⁽⁷⁷⁾

作为结合古典意蕴的总体组织规划与草原住宅建筑的尝试，科摩果园夏季聚居地的布局，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格里芬的影响。⁽⁷⁸⁾将这一作品收入一位建筑师作品的专门出版物中，表现了马奥尼和德拉蒙德对这位大师一贯严苛的判断。⁽⁷⁹⁾个体的爆发显然被赖特的强权分别压制，然而，有趣的是这样的结果对于作品集的重要性。沉浸在蒙大拿山区的果园中的乌托邦社区，出现在德国版本的最后几页，事实上代表了赖特对曾经严重打击了他的危机的首次回应。科摩果园项目1908年交给赖特，当时他在橡树园家族中的安静生活已经被动摇，并且正处于与这个世界决裂前夕。它是也许只在远离城市的自然中才可能存在的公社生活的理想化，且受到过去的存在类型启发。作为赖特橡树园时期的最后一个作品，公社综合体意味着他自己的作品与自我存在相统一的唯一可能的答案。

部分项目被真正实现了，但不是由赖特完成。两位合作者马奥尼和德拉蒙德，先后建造了多个小屋，以及位于中轴线上的俱乐部会所。⁽⁸⁰⁾然而，赖特的缺席并无损科摩果园代表了一种新生活类型的模型这一事实，这正是塔里埃森的起源。这一综合体是为那些通过他们在校园内的工作和生活日常接触的人，以及那些夏日仍选择居住在一起的人设计的。这一综合体同样也是一种思考的形式，这一点被赖特记录下来；对他来说，科摩果园是一个夏日居住的场所，就像东塔里埃森很多年后那样。

1913年，在他从欧洲回来几年后，赖特非正式地参加了一个竞赛，在芝加哥的郊区设计一个典型的住宅区。⁽⁸¹⁾赖特的投标利用了四个一组的居住单元，一个在之前的投标中用过的方案，1901年他发表的“一个草原城镇中的家”。⁽⁸²⁾这些单元，以两层住宅的形式多次重复，并且以富裕阶层（better-class）住宅的形式，占据了2/3的面积，组成了整个社区9/10的居住单元；尽管如此，它们只容纳了不到一半的居民。其他的建筑，工人家庭的住宅，和组团式提供给单身男人以及单独提供给单身女人的公寓，沿着社区的两外侧设置，远离富裕阶层住宅。

尽管他为一个假设的阶级之间的状况做设计，赖特仍被动地接受了基于阶级特权的分离的以及性别区分的习惯。格德斯在他美国的讲座中也谈到性别以及妇女解放，他的教导继续为赖特所拒绝，尽管1909年之后，他的个人生活以拒绝惯例为特征。这一方案的总体安排清楚地反映了阶级差别；直接位于富裕阶层住宅区的植物的过滤带以及公共设施，将其与商业区以及其他阶级的住宅分开。后者从未进入场地的内部；他们生活在远离富裕阶层住所的主要街道中。场地内的街道和道路交叉系统引导并分离了不同区域的交通，因此交通显得相互独立。城市边缘的这一方形地块继承了它的传统结构，划分成小的网格，并基于不同阶层的明确功能区分且以不同社区的形式组织在一起。赖特的途径是“技术”的，他关于这一项目的报告也说明了这一点。他没有尝试改变社区的社会组织，而仅仅是致力于解决，至少为富裕阶层解决噪声和城市街道灰尘的问题。

赖特工作室1909年的蒙大拿州达比（Darby）科摩果园夏季聚居地设计的鸟瞰图

赖特工作室1909年为芝加哥大学的一个团体准备的蒙大拿州达比科摩果园夏季聚居地规划

比较赖特的方案与获胜的设计，尤其是美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市的城市规划师阿瑟·C.科米（Arthur C.Comey）的设计，是很有意思的事情。阿瑟·C.科米后来设计了马萨诸塞比尔里卡花园郊区（Billerica Garden Suburb），并且在1923年为整个大都市区设计了空间组织模型。⁽⁸³⁾在小范围内，科米的方案预期着一个交通干线以不同尺度延展遍布整个区域的图解体系的计划。在他的设计中，方形地块的统一性被对角线组织秩序打破，沿着对角线设置了基本的服务设施和市政设施，而居住部分一致地分布在整个区域内，没有阶层的区别。科米拒绝以对待单一方形地块的方式解决城市问题，他认为居住社区应作为更总体的空间组织的一部分。对于赖特来说，恰恰相反，问题是创造一些社区，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自治，但仍然结合为一个整体。因此，在科摩果园中，大学教授群体围绕在一个普通会议场所的周边，在位于芝加哥边缘一个典型居住区的设计方案中，不同的社会团体被公共设施划分开来，公共设施提供了会议场所，也帮助分开了不同的区域或者社团。

建造于1911年的塔里埃森，晚于科摩果园但早于芝加哥的方案准备，以精确的价值标尺补充了这两个任务：一方面，城市住宅区，必须使个体的自治以及社会阶层的区分顺应社区和不同收入团体的融合；另外一方面，地方聚居地，重建一个精选的、统一的家族生活最宜人的模型仍然是可能的；最后，最重要的，举世无双的塔里埃森，是最高程度的精品。

20年后，广亩城市在这些方案的融合中创造出来。“富裕阶层的住宅”成为位于广亩城市中心的家园和小农场，而新兴上层阶级的住宅被表述为“豪华住宅”或者“塔里埃森（equivalent）”。塔里埃森因此永远代表着赖特个人主义观念的最高级别。1932年，他在自传中描述了20年前建造塔里埃森时曾鼓舞了他的感慨：

1913年赖特非正式参加的芝加哥郊区典型住宅区发展的设计竞赛。A ：孩子和大人玩耍的公园，动物园；B：年轻人的公园，室外音乐台、餐厅、运动场；C：举行水上运动的湖；D：滑冰及游泳的湖；E：剧场；F：加热、光照、分解垃圾的设备，消防队；G：商店，上有三或四室的公寓；H：体育馆；I：游泳池；J：农产品市场；K：无宗派的用于礼拜的宇宙神庙；L：公寓建筑；M：工人半独立式的住宅；N：四到五室的公寓；O：有拱廊的商店；P：邮局；Q：银行；R：图书馆分部、画廊、博物馆和活动图片建筑（moving picture building）；S：两到三室的妇女公寓；U：公共学校；V：富裕阶层七到八室的住宅；W：两层建筑；X：两家住宅；Y：工人住宅群；Z：家庭科学园，幼儿园

“草原城镇里的住宅”，赖特为四个居住区单元的其中之一所提的建议，发表于1901年的Ladies’ Home Journal杂志上，并在1913年的设计竞赛方案中再次提出

它必须是一个自然的家园，不是像洞穴或者原木屋的那种自然，而是精神和建造的自然。……让我决定开始建造这座住宅的仍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信念。为果园种植幼枝，为葡萄园插枝，小的鞭笞成为慈善的遮阴大树，也来自同样的信念。它各处培育着它们！我将住宅背后的山顶视作大片开花的苹果树，香味溢满山谷，很快挂满红、黄、白各色圆球的树枝就会垂向地面，使得苹果树不如橘子树般美丽。

赖特最后写到他这座自然中的住宅的景象。它不只是一个住宅，同时是“一个建筑师的工作室，也是前来帮忙的年轻工人的居所。并且……有农夫的农舍。这一场所即便不是非常富足，也是能够自给的，它有两百英亩的土地，在其范围内可以提供居所、食物、衣服甚至娱乐。它必须成为自己的轻型发电机（light-plant）、能源厂（fuelyard）、运输和水的系统”。⁽⁸⁴⁾塔里埃森是处于自然和农耕世界中的自治住宅区的静态的个人范例：一个世外桃源，远离他曾高调拒绝的但仍然存在于其中并继续建设着的城市。回归他的童年，回归祖父和祖母的怀抱，回归“一些熠熠生辉的东西”，回归神话，回归一个前中产阶级社会。在塔里埃森，希莱尔·贝洛克的宣言在美国实现了。

赖特关于自治和自足的观念从美国的农耕和个人主义传统中萌生。与19世纪晚期类似的观念相比，塔里埃森是一个迟到的表现。同时，它预见了20世纪20年代末从贝洛克的著述、特纳的再发现以及完整生活的假设中发展出来的“农耕神话”。没有塔里埃森的经验和一些后来的反城市思潮，赖特将会得到与稍早于广亩理论的其他知识团体相同的结论，首当其冲的便是南部的平均地权论者和国家天主教乡村生活会议（National Catholic Rural Life Conference）的成员。⁽⁸⁵⁾紧接着1910年之后的那几年，城市和乡村仍然作为两个对立的阵营共存着。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土地农耕神话作为发展的首要因素，被很多美国人视作唯一正确的前提，它的结果是城市的消失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罪恶的消失。因果关系被荒谬地颠倒了。

拒绝城市

在1920年以前，赖特并没有对城市问题产生真正且坚定的兴趣。那段时间，他在这个城市的工作显示出对城市组织问题的漠不关心。他很被动地接受了城郊住宅区和商业中心的区别，二者之间的空间为公寓和工厂所占据。

对城郊住宅的热切爱好，使得正是在这个领域里，他在20世纪初的中西部赢得了声誉。然而，赖特也有一些机会在城市中心区和围绕着中心的一些灰色区域进行设计。1894年，他为美国莱仕弗（Luxfer Prism）玻璃公司设计了一座令人惊讶的办公大楼，位于芝加哥鲁普区，令人震撼地以一堵纯粹的墙体面对整个城市。与莱仕弗大楼的非凡成就相反，他在1900年为亚伯拉罕·林肯中心（Abraham Lincoln Center）准备的方案，在概念上非常传统，并清晰地表现出对商业建筑和城市建设领域一向缺乏兴趣，且毫无进展。1904年在布法罗（Buffalo）建造的拉金大厦（Larkin Building）杰出的创造性，相较于1905年在芝加哥建造的E-Z 制腊工厂（E-Z Polish Factory）的平庸或者1909年在爱荷华州马松（Mason）城建造的城市国家银行大楼与旅馆（City National Bank and Hotel）的普通，同样清晰地显示出这一矛盾。

类似的差异，甚至非常明显地体现在他的城市住宅设计上。1895年，芝加哥的沃勒公寓和弗朗西斯公寓（Waller and Francis Apartment）的设计有着精美的细部。然而，同一年在同一个城市设计的弗朗西斯科公寓（Francisco Terrace Apartment），却是一座围绕着庭院的粗拙建筑，1901年设计的莱克星顿公寓（Lexington Terraces），是两个巨大体块的壮观组合，每个围合着一个内院，并设置了面对着内院或者街道的双排公寓。

除了设计者个人的一些相对价值标准，这些建筑物还被动地接受了规定的地块；甚至有时一些高墙或者不开窗的墙会将它们与周围环境完全隔绝，它们没有任何方式可以与周围的城市环境抗争。所以事实上，这些建筑经常只能靠质量的不同来和周围的建筑物做区分，在这方面，赖特卓越的建筑能力是从不会放弃表现机会的。与此同时，赖特在作品遍布整个中西部的独立住宅方面，他的职业能力也随着他对这种和睦亲密的家长式的生活方式的同情而日益增强。

纽约布法罗的拉金公司行政大楼，1904年由赖特建造，毁于1950年

甚至当他离开橡树园的之后，他对待城市的方式仍然没有实质的改变。他设计的一些插入到城市街道网络中的建筑方案，仍然利用了早已提炼出的原型。1912年设计、1920年又部分重新设计的旧金山新闻大厦（The Press Building），是一座非常明显的让人联想起沙利文作品的摩天大楼。最基本的组成要素事实上都来源于“大师的”积贮：一个很高的底层，一个一体化的开窗洞的主体，再加上一个屋顶要素；在这座摩天大楼旁边，有一个相似的但是低一点的建筑，原来的设计是向着街道，但是在1920年的版本中，用背对街道且精心设计的一个宽大的拱形入口代替了原来的方案，这让人想到了沙利文的证券交易所（Stock Exchange）的简化形式。1916年在密尔沃基（Milwaukee），赖特又建造了理查德住宅和公寓（Richards Houses and Apartments）以及蒙克瑞兹公寓（Munkwitz Apartment）；那里，他也以被动地将他的作品插入指定的地块的方式显示出同样严肃的职业态度。

赖特设计的芝加哥南边的莱克星顿公寓，一个始于1901年为爱德华·沃勒·Jr.（Edward Waller Jr.）设计的项目

漠不关心和严格的职业方法，不仅表明了赖特对于这些年正在形成的城市问题的抵触，同时也表明了他坦然接受和适应城市投机的法则。这些矛盾再一次明显地分裂着建筑师的生存—他的城市—反城市立场的二元论。城市是罪恶的；但是“敬爱的大师（liebermeister）”一直乐于投身于城市的建设过程，并且赫尔大厦的行动也投入这一目标当中。对于赖特来说，这个城市仍然是分裂的、双重的实体；即使他为了乡村放弃了郊区，他发现自己还是不断地面对它的两种对立且互补的面孔。

城市的世界因此悬浮在肯定与否定之间，与这个机器世界等同。事实上，杰出的理性思维将赖特对机器的想法与他城市思想的发展联系起来。1901年他在赫尔大厦所作的演讲“机器的艺术和工艺”（The Art and Craft of the Machine）中揭示了同样的对比情绪：“我们最后和机器面对面—现代的斯芬克斯（Sphinx）—艺术家们必须解出这个谜题才能让他的艺术存活……现在机器让艺术受到致命的伤害……（但是）机器不是这罪孽的创造者而是其中的傀儡……机器有高贵的潜在可能性，因艺术之名不情愿地被迫堕落。”因此并非机器使人堕落，而是机器为人所利用，使人堕落。在这个讲座里，赖特还提到，“夜幕降临时，乘电梯轻轻地来到这座宏伟的城市中心的办公大楼的顶上，你可以看到在人类的想象中，它的光荣和威胁（his glory and menace）如何立刻成为我们称为城市的东西”。⁽⁸⁶⁾说到这里，沙利文所说的密歇根湖“清澈透明的……空气”被“人类的精神排泄、道德黑暗所污染”就会浮现在脑海里。

17年后的1918年，在芝加哥女性援助中心（Chicago Women’ s Aid）的演讲中，赖特又一次提到了城市积极与消极的双重面孔：“芝加哥是……绝望，又是希望。绝望，与其说是因为……残酷和粗鲁，不如说是因为‘文化’已经被贴上商人手段的标签，已经被富人轻率地当做奢侈品收买”。它又是一个“伟大的希望”，因为所有至关重要的、内在的和真实的东西，在芝加哥仍然存在。芝加哥是一个文化力量的“大城镇”，是“建筑、音乐、文学、戏剧、教育、娱乐”领域的重要活动和重要人物聚集的中心。“芝加哥是有美国自觉意识的唯一伟大的城市，他有着命运的责任感：美国。美国原创性的状况危在旦夕。芝加哥必须在内部找到自己的文化，否则全美国都会还原为欧洲的殖民地；我们芝加哥是她唯一的希望。”⁽⁸⁷⁾

赖特说到“我们芝加哥”，虽然到1918年他已经有超过9年的时间没有住在这个城市了。他求助于梭罗所说的本土文化——这里，文化已经惊人地转变了——在列出那些在这座城市中创造文化的人名之后。实际上，简·亚当斯、索尔斯坦·凡勃伦、约翰·杜威和韦切尔·林赛（Vachel Lindsay），还有卡尔·桑德伯格（Carl Sandburg）以及埃德加·李·马斯特斯（Edgar Lee Masters），几乎和赖特同时代的所有人，都很反感爱默生的乐观主义。通过与之对照的悲观主义，他们都试图明确地表现“失去了传统的自由和个人尊严后，美国人的愤怒从心口涌了出来”。⁽⁸⁸⁾

赖特记录了这些文化表达，这些并不能定义为反城市化，并且他部分接受了深受自由、创造性的个人主义和抗议精神鼓舞的芝加哥知识界很多成员的自然现实主义。实际上，尽管这些文化渊源以及那些后来吸收的东西，都是导致他15年后创造出广亩概念的因素，而在他从欧洲回来之后的那段时期，甚至在建筑作品中，也只能找到这些因素的部分折中的拼贴。他在1918年的演讲中，比较了积极的芝加哥和消极的纽约——时间回到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前沙利文所处的东西部对立并且这一对立曾在哥伦比亚博览会中短暂消融的时代——表明了赖特“城市的罪恶不在于自身，而在于其使用”的思想。在这一点上，赖特的矛盾立场是很清楚的；他承认芝加哥美国城市文化的存在，但他放弃了这一城市，因为正是在那里这一文化被摧毁了。

1918年赖特所表现出来的，实质上是一个不辞劳苦追寻严重价值观危机的解救之道的人所作出的重要努力。相较于美国建筑学界的其他重要人物，赖特后来才向这场危机屈服。由于得到了中上阶层的家庭住宅这一中间领域的庇护，他避开了这场终究更加猛烈地征服他的危机。1920年之前，他都没有改变对城市问题的态度。即使在那之后，他的企图还是不够明确专一。1921年，正当赖特开始设计他的第一座摩天大厦时，他同时开始了“一个直接连续的研究”⁽⁸⁹⁾，这一研究在两个未公开发表的对城市的抨击—《奴役之下》（In Bondage）以及 《Usonian城市》（The Usonian City）—中初步成型，并且在1932年他的著作《消失的城市》（The Disappearing City）中形成了第一个结论。⁽⁹⁰⁾奇妙的是，赖特在明确他对城市现象整体对立的同时，创造出他最果断的城市设计。

在赖特从日本回来的那段时期内，他住在西海岸，决心要建造一系列完全不同于草原住宅的住宅，他开始为芝加哥联邦人寿公司主席A.M.约翰逊（A.M.Johnson）设计办公大楼。在这个项目当中，赖特为自己定下的任务就是将早先在其他作品中发展出来的支撑结构集中在中心的理念实施到竖向的大厦中。靠近现在的约翰·汉考克中心（John Hancock Center）的水塔广场上，即将建造这座建筑的地块，面积大约300× 100英尺，较长的一边朝南。如后来赖特在他的自传中讲述的，在进行这一设计时，他“发现”了标准化以及它的大规模应用——“建造中的这种标准化给了我们动力”。外观上，他的这座建筑表皮是安装在“色彩斑斓的铜框内的乳白色玻璃”。⁽⁹¹⁾

直到1924年赖特的思想才在初步设计中成型，这一次引人注意的尝试最终让他在这个曾经拒绝过他的建筑设计的大城市中坚决表现了自己的权威。这个方案所构想的城市并不是座“巨大的玻璃牢笼”，其中的摩天大楼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价值”，而只是“生活方式滞后的证据和显著浪费的最好证明”。⁽⁹²⁾对于1924年的赖特来说，芝加哥仍然同1918年一样，充满了消极的因素，当然也有文化的潜力。而且，也正是从以这种态度面对城市的那个人那里，赖特得到了赞同和支持：

赖特设计的旧金山新闻大厦，始于1912年，图中是1920年的另外一个不同的设计（左）

赖特设计的摩天楼，1920—1925年间为芝加哥联邦人寿保险公司设计的大楼（右）

在导师路易斯·H.沙利文（Louis H.Sullivan）去世之前，我有机会向他详细解释这个方案，并且展示那些发展了的初步设计图给他看。很感激—并且很自豪地—我记得他说：“我相信它会出现。它是一项伟大的艺术作品。我知道那些年我一直在谈论的是什么—你看到了吗？我自己是不可能做出这个建筑物的，但是我相信要不是因为我，你们也不可能做得出来。”我知道要不是他和他所做的事情，我也不可能实现它。这个设计就是为了献给他。⁽⁹³⁾

因此赖特不仅仅觉得自己是沙利文的直接继承者，甚至也相信自己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联邦人寿保险大楼（the National Life Insurance skyscraper）是新城市一个梦幻般的期待，相对于在赖特图纸中可以瞥见的它周围的旧城市来说，它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它也将持续下去，但仅仅是作为建筑师对于这个城市的“希望”的一个独特表达—在很多场合下推动赖特以预演一个城市梦幻般超前景象的复合集中的设计回应城市委员会的愿望。

在他写《奴役之下》和《Usonian城市》的同一时期里，赖特还设计了许多其他的城市建筑。它们中有“包括很多小教堂的全钢结构大教堂”，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可以容纳上百万人聚集的乌托邦空间，同时也是赖特以芝加哥天际线的设计来反对纽约摩天大楼以及根据商业地产的网格划分城市的案例。⁽⁹⁴⁾“大教堂”的设计再次出现在之后的广亩模型中，并且在1954年费城的贝斯肖洛姆犹太教堂（Beth Sholom Synagogue）中再次体现。与此同时，一系列事件和经历也影响了赖特的个人生活，导致他更接近于放弃城市的任何幻想，并进一步加强了在上述两篇文章中表达出来的他从未消退的与个性丧失的城市的对立。

赖特再一次描述了这个转变时期的一连串事件，即使他对于它们的重要性的解释多少有些歪曲。1914年8月15日，一场“可怕的灾难”袭击了赖特的生活。当赖特还在芝加哥监督米德威游乐场（Midway Garden）最后一期工程建设的时候，塔里埃森被一个来自巴巴多斯（Barbados）的仆人全部焚毁，这个仆人还疯狂地杀害了梅玛·切尼（Mamah Cheney）—赖特在橡树园的邻居兼客户的前妻，曾陪伴赖特去欧洲。在那之后不久，他在自传中详细写道，他认识了米丽娅姆·诺埃尔（Miriam Noel），一个“才华横溢、老于世故的”女人，她“偏爱巴黎”，他带着她去了日本，当时帝国饭店（the Imperial Hotel）正在建造中。

帝国饭店与米德威游乐场一样，都表现了赖特的折中主义的最高点，以及不断追求广泛的文化参照。他的兴趣现在被引导到过去的世界，他专注于玛雅文化、日本文化和美国印第安人文化，因为他们有积极、快乐的品质。在这一段时间，传统的魅力引导着赖特去尝试多样化的建筑表现形式。紧接着的并不是一连串有耐心的研究，相反，是不断地在新的刺激—文学的、意识形态的以及视觉的—中找寻新的灵感，他能够使不断变化的修饰性语汇顺应各式各样的原型。

最后，赖特觉得在他和米丽娅姆·诺埃尔的关系上也需要有个彻底的改变。一个从未停止过将自己与自治而独立的美国文化相连接的男人和一个优雅而又智慧、只觉得巴黎是她唯一参照点的女人，他们之间的结合注定不会持久。1925年，第二场大火摧毁了塔里埃森，似乎再一次地烧毁了赖特的过去。在此之前不久，他遇到了奥尔杰瓦娜（Olgivanna），一个来自蒙特内格鲁（Montenegro）⁽⁹⁵⁾的女人。蒙特内格鲁“像威尔士（Wales）一样，是一个多山的小国家，那里的人们从未被征服过”。她“成长在一个上流社会的家长制的家庭，但是也有自己的想法和意愿”，而且，根据赖特的说法，她来自“和我的威尔士祖先不一样的民族……她的教养有很多地方和我很相像”。⁽⁹⁶⁾

他的最近一段过去就这么被抹去了，他又回到了原点。在他58岁的时候，他试图找回自己的存在，但是在那个时刻，赖特、塔里埃森以及他的私人生活，在媒体的丑闻渲染中也成为暴力攻击的对象。在那短暂的时间里，他被迫离开了他的住宅和新组建的家庭，“一个人孤单地游荡在纽约的大街上”。“正是在那时，我开始写作。我试图写一些对这个城市的印象。《奴役之下》是作品之一。《Usonian城市》是另一个。然后开始了《自传》这一著作。”⁽⁹⁷⁾

这一遭遇中断了和这个城市的任何联系。需要重新建立的是住宅和家庭，首先作为躲避这个城市和它更加冷酷的表情—律师、媒体以及警察—的庇护所；其次，作为躲避“乌合之众”以及各种矫揉造作的交往的庇护所。社团党派的想法，1909年时被吵吵嚷嚷地抛在一边，从而得以以一种新的形式慢慢重生；家庭和文化环境也以不同方式结合。曾经导致赖特离开橡树园的矛盾此时被消除了，导致它们发生的对城市现实的拒绝现在积极地将他过去的历史转变为稳固的生活经历。

塔里埃森III代表了整个美国的过去的恢复，其中还丰富了许多其他的文化元素。这是广亩概念的基石，一个重新获得的一贯性的象征，它使得重建成为可能；是一种后天的虚构的连续性，它可以消除所有的矛盾，这也是自传和广亩的意义。自传见证了不虚此生的感受；就这点而论，对于那些想了解作者人生经历的人来说，它是一个恒久不变的参考点，即使它可能是扭曲的；然而，它也是这段经历作为一个连续过程的证明。同样的，广亩是对于包括赖特建筑的部分过去和全部未来空间的正式定义；是对场所的正式定义，身处其中他的设计不再孤立，它插入的是一个证明其存在的完整系统。在广亩概念整体中，赖特的作品已经不仅仅是为一个他发现“有选择的亲和力”的某一客户所做的设计，而是为了有着美国边界价值的社会而设计，名为“Usonia”。

在广亩概念的背后，不仅仅有着赖特个人的经历，也有数十年的土地观念以及反城市化的观念。广亩概念在形式和意义上都来源于1910年至1930年期间，鼓舞了回归土地和自然的趋势和运动的思想。当对城市文明的拒绝不仅在理论层面，而且在经济和政治层面都显得可行的时候，赖特使广亩概念正式化。他提出的模型代表了19世纪晚期的乌托邦思想以及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更具体的一些建议的综合。到1910年，赖特在建筑学领域已经拥有独特而前卫的地位，但是他彻底脱离了城市问题。只有在1930年之后，他才寻求在这个领域提出自己的观点。这样，他由以前的缺乏兴趣转变到完全反对在那些年发展起来的科学城市规划。广亩概念，是个人反城市概念的正式表达，即使赖特在客观现实中去寻找更广泛的结构参考来支持他个人的、主观的对于田园式“民主”社会的愿望。

农业世界的再生

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许多因素促成了对农业发展新类型的兴趣，它们与土地利用的新概念以及“返回土地”的新倡议有关。受这些观点激发产生的设计甚至在政府界获得了支持，政府界回归自然运动反映了一种狂热，乔治·E.莫里（George E.Mowry）曾将它定义为一种反常的“社会怀旧……在政治上方便美国主导的经济阶层发展乡村优势”。⁽⁹⁸⁾个人主义杰斐逊派的平均地权主义与膨胀的政府责任的联合，最为显著的代表可能是内政部长富兰克林·K.莱恩（Franklin K.Lane）。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接下来的几年里，莱恩发现通过亲自向威尔逊（Wilson）总统提出的针对从欧洲回国的士兵的计划，有可能把他的想法付诸实施。代替边界时代的那些计划中常见的土地分配，这一为退伍军人制定的计划预示着一种新的殖民类型，有着发展规划并能提供安全的社区生活。对于莱恩，计划未来意味着专心于农业；“民主的灵魂”，他写道，“不会在人们没有得到土地所有权的地方兴旺发展。在土地是属于自己的这种感觉中存在某种特别微妙的东西。它促成一个更强大、更高尚的公民职权。它产生忠诚，这对于一个民族的生活和一个健康的家庭生活是必不可少的。”⁽⁹⁹⁾但是这个计划并不局限于简单地回归土地和自然。为了取得理想的结果，莱恩觉得有必要把乡村生活与城市生活的优势结合起来。

在那些年同时出现的关于利用国家公园并且把他们开放为机动交通的争论，给莱恩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行动范围。1916年国家公园在内政部的一个分支机构的管理下诞生，这一机构首先关注的是使这些公园适应城市游客，它们的主要使用者。这些公园成为城市的另一张面孔，成为离开城市与“荒野”渴望就想象不出来的空间。这些公园不能被任何形式的经济发展所干扰，但是必须“保证易于以一切可行的方法介入”。按莱恩所说的，有必要扩大“为散布关于我们国家公园的信息以及推进它们的使用，最近三年中在商会、旅游局以及汽车公路协会之间发展起来的卓有成效的合作”。⁽¹⁰⁰⁾道路网成为大自然合理的补充，使它更容易到达。现在自然被看做国家的遗产，安置城市居民的地方，就像对于特纳来说，边境已经为那些渴望逃避有组织的社会束缚的受压迫的城市工人提供了出口。

莱恩的立场以及回归被视为城市补充的农村和自然的运动，在赖特同时期对于芝加哥作为一座拥有真正美国文化的“积极的”城市的态度中，以及在他继续在美国以及世界旅行的同时决定孤立地生活在自然里的行为中，找到了类似的表达。基本上，莱恩和赖特的观念是接近自然，但并不排斥城市，或者至少不排斥为美国文化的发展提供动力的那类城市。同时，对自然的这种热情以及在自然中生活，促成了个性、“荒野”（1893年特纳曾经为其定义），以及大体上许多美国知识分子共同拥有的生活的理想。1921年，当特纳的著作第一次以完整且权威的形式发表时，美国的城市人口已经正好达到总人口的51.2%⁽¹⁰¹⁾，这并不是没有意义的事实。它见证了农村人口由多数减到少数的时刻，同样也见证了反对工业化和城市的农业美国的复兴。正像在人民党起义的时期，特纳边境的概念被狂热地信奉，它现在通过农业运动得以继续。

赖特生活在完全矛盾的时代，美国生活的两面。一方面是城市在保持“新富豪统治的堡垒”的同时，日益确定它们在国家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在1903年到1917年间，知识分子受东部民主主义复兴之梦激发，以批判现实主义猛烈抨击它们。⁽¹⁰²⁾另一方面是农村，南部和西部的小乡村地区，在那里“真正的”美国精神因与旧世界保持联系而未被污染，仍然得以保存。杰克·伦敦（Jack London）的个人主义以及梅雷迪思·尼科尔森（Meredith Nicholson）的《民主之谷》（Valley of Democracy）的农业之梦显示了一种单纯的生活理想。对赖特而言，和流行小说家大卫·格雷厄姆·菲利普斯（David Graham Phillips）一样，如果一个人在城市生活太长时间，他不可避免地会失去他之所以为美国人的那种品质；要找到“一个真正的美国人，看上去他或她应该会做一些真诚的有价值的事情，”应该到西部去。⁽¹⁰³⁾

在20世纪20年代末，赖特重新回到了四分之一世纪以前的那些思想家的立场，他们曾经猛烈抨击城市不仅剥夺了美国本来的道德观，而且剥夺了它创造性工作的天分以及审美观。对城市的敌意也变成了对欧洲移民的敌意，他们现在已经开始进入政治生活、商业世界，以及有组织的犯罪。⁽¹⁰⁴⁾城市生活失去了一切魅力，它的空间充满着理想的田园模式，这一模式在20世纪20年代获得更加有影响力的定义。

莱恩的计划之后第一个提出的具体提议是一项公民个人的提议，目标是这些年的总统职权。亨利·福特（Henry Ford）解释美国广大阶层的当务之急和需要，并且试图使它们与他个人的利益一致。他的亚拉巴马州（Alabama）的田纳西河（Tennessee River）上的马塞尔沙洲（Muscle Shoal）的发展计划成为农业思想后来发展的参考。

马塞尔沙洲计划的第一阶段在1921年2月完成，伴随着的是参议院关于利用这一地区硝酸盐沉淀物以及田纳西河的水能的争论，以及由此而来的关于南部最穷的地区之一的发展的争论。⁽¹⁰⁵⁾然而，由于大型的南方公司对此计划缺少兴趣，讨论就搁浅了。讨论会的秘书爱德华·威克斯（Edward Weeks）只是按照一般程序记录了这一地区发展的不可能性。计划的第二阶段于同年7月开始，但这次的争论点不再是政府的计划，而是亨利·福特的计划。按照福特和他的追随者们的说法，这个新的提议是一个非盈利的计划，只考虑农夫和国民福利的利益。他的计划预见了廉价肥料的生产以及利用剩余劳动力生产日用品，比如铝、纺织品以及汽车部件的钢和结构。政府要完成第二道坝并建造第三道坝。福特计划取得所有这些设施100年的租期，自费提供硝酸盐工厂（这可以使他的利润限制在8%）和发电厂，并且与在亚拉巴马州的戈加斯（Gorgas）现有的工厂相联合。

福特的计划为他在南部各省赢得了巨大声望。就像唐纳德·戴维森（Donald Davidson），南部平均地权论者中主要的诗人之一）后来所写的，福特的计划似乎为南方的商业和工业提供了一种可以与北方抗衡的可能性。⁽¹⁰⁶⁾而且福特把这个发展看做是对北部普遍的城市混乱的反提案。马塞尔沙洲将是一块非常广大的部落，甚至大过底特律（Detroit）。但它被设计为一座75英里长的线性城市，为了保护工人及其家庭的健康和社会福利，而沉浸在绿色植物之中。在福特名人效应的支持下，消除传统城市的缺点与危险的城市理念为美国新闻界所赞美，对他们而言，这个计划表现了农耕神话的复苏。如《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所说，在这个有小城市和小型社区组团的计划中，“乡村或接近乡村生活的好处不会完全消失”。“一座城市都是主要道路（a city all main street）”，《文学摘要》（Literary Digest）转发了芝加哥《工程和合约》（Engineering and Contracting）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文章认可了平行布置居住区和交通线路的线性城市的积极性，这一布置可以使居住其中的人们很容易到达他们的工作地点。总之《文学摘要》赞同这个计划的重要性，以及它对未来城市规划的贡献。⁽¹⁰⁷⁾

多罗西娅·兰格（Dorothea Lange），《向西之路》（The Road West），新墨西哥城，1938年

田纳西河马塞尔沙洲可行性发展规划，1922年在亨利·福特建造一座75英里长城市的观点的基础上设计

但是，已经获得托马斯·A.爱迪生（Thomas A.Edison）奖励性支持的福特的提议，在第67届国会会议上遭到乔治·W.诺里斯（George W.Norris）的强烈反对，他将是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总统任期内田纳西河流域权威机构发起人之一。诺里斯揭示了福特的主张中利己的一面：政府将支付马塞尔沙洲生产设备，接下来它才能生产肥料、汽车以及其他产品。诺里斯预言福特将会创造出一座使纽约看起来像乡下村庄的城市。⁽¹⁰⁸⁾在20世纪20年代，马塞尔沙洲问题，以及普遍的能源发展问题，在国会乃至整个国家都被热烈地讨论着。

福特的城市计划从未进行过实际的设计，仅仅是一种描述。他所建议的城市被阿图罗·索里亚·玛塔（Arturo Soria Mata）的线性城市直接涉及，并且吸收了居住社区和小片土地（每一户拥有自己的一片田地）以线性组织并散布在自然中的理念。⁽¹⁰⁹⁾在其生长过程中，城市将会自给自足，住宅将用福特工厂系列生产的材料建造。因而，福特的马塞尔沙洲计划意味着政府和私人企业之间一种新关系的形成。但是，这也是工业分散经营政策的一部分，目的是更大地控制生产力，并且提供双重的好处，控制工资同时也有利于消费品的销售。事实上，通过拥有土地，工人一定要承担他的工作，他必须去耕作，并且其中一部分不得不作为自己的生计。然而一方面，这种无偿的、义不容辞的自给自足意味着工人客观报酬的减少，另一方面，这也减少了他的生活开支，并因而自动地帮助了消费品的销售。福特出版于1926年的《今天和明天》 （Today and Tomorrow）所表述的农业与工业的大“综合”，成为为反对城市工人而采取的政策的完整部分。

在他的马塞尔沙洲计划10年后，在大萧条的中期，福特坚决主张一个相似的计划。他预计在底特律创造5万个小花园，并且宣布从1932年开始，在密歇根（Michigan）的铁山（Iron Mountain），没有一个雇工可以保住他的工作，除非他耕作一个花园，为自己提供一部分食物。依照福特的观点，“一个太懒而不愿利用空闲时间在花园耕作的人不应得到一份工作”。⁽¹¹⁰⁾

像唐纳德·戴维森一样，赖特赞同福特的马塞尔沙洲计划，但是没有考虑那些非常明确，且立刻被参议院诺里斯抓住的方面。在1930年的一次讲座中，赖特评论道：

福特是一个让未来除了伤感之外还有所期待的人。他是一个有判断力的人，是真正为我们国家提出了好的策略的人。他有成功的理念。他对于马塞尔沙洲的主张是我所知道的对于过度增加机器的最好的解决办法之一……在机器时代，人要做些什么呢？福特的建议是分散工业。如果他能得到马塞尔沙洲，他将得到许多小工厂。他将给每人几英亩属于他们自己的土地。夏天，人们将在地里工作。冬天，他们将去工厂用机器工作，工厂的机器提供了这样的便利使得他们每年只需要用机器工作5或6个月。⁽¹¹¹⁾

同样的主题，最终被应用于广亩，而始于1930年赖特在普林斯顿的著名演讲。赖特再次提到福特的计划，且在抨击集中化的时候引用它：

只有城市变得纯粹简单实用，才会有美的秩序以及机器在熟练掌控下为人类利益良好运作……

这个被看做一座城市的唯一可能完美的机器，一周中的三天，十点时拥挤，四点时停止。一周的其余四天将在其他对人而言更为自然的环境中进行或多或少的生活娱乐。当环境自身颠覆时，城镇和乡村的分界线现在甚至正在逐渐消失。当城市收缩到只是为了证明其存在的纯功用目的时，乡村吸纳了城市的生活。甚至我们刚刚承认的纯功用目的的集中，可能会因为工业的逐渐分散化而首先消失。很快，无论出于什么目的的大规模集中都不再必要。在更和谐的组群中，个体单元在辛苦得来的自由中将会更加强大，这一自由最早是通过城市未被机器玷污的部分获得的。亨利·福特在马塞尔沙洲发展计划中陈述了他的理念。

甚至是小城镇也太大了，它将逐渐融合在全面的非城市发展中。与城市化迥然不同的乡村化才是美国的，真正民主的。⁽¹¹²⁾

电气化是福特对整个马塞尔沙洲地区的目标，就像它是那些期待放弃城市并在乡下建立民主生活模式的人们的目标，或者对于帕特里克·格德斯，把电看做是“魔术棒”，认为它解放了社会中的妇女以及社会自身。⁽¹¹³⁾对于那些打算重建乡村生活并且为农民创造新条件的人们来说，“电控制的未来”是20世纪20年代不断重现的主题。⁽¹¹⁴⁾几年之后，赖特在相同的概念下发展了广亩。他的追求与南部平均地权论者类似，试图在1929年危机之后重建南部的理性运动损失惨重，这场危机对农村地区的影响已经遭受了先前几年农业市场下滑趋势的非常严峻的考验。

第一间福特汽车车间

兰格，儿童村庄，德克萨斯，1938年

既然技术提供了新的、无限的可能性，农村地区的重生终于显得可行，新的农耕和人民党感情在美国扎下根。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的大街时代已经过去，福特的“城市都是主要道路”（City All Main Street）现在指明了融合传统的反城市的平均地权运动和梭罗的“本土主义”的道路。禁酒令（Prohibition）和三K党（Ku Klux Klan）是城市与乡村间矛盾冲突的两个直接的体现，并且显示了美国人生活中潜在的预感和种族压力，也时不时有力地表现为普遍存在的“对于外来饮酒团体，对于城市生活的乐趣和礼仪，以及对于富裕阶层和有教养的人们的厌恶”。⁽¹¹⁵⁾

尽管粗野、直率，但三K党对于“无文化”者的吸引力是对自然（因而也是美国的）环境的呼吁，这是从前曾被梭罗以一种极为特殊的方式在极为特殊的层次上详细阐述的概念。在1926年的一次演讲中，三K党的头领，海勒姆·韦斯利·埃文斯（Hiram Wesley Evans）宣称“我们是平民的运动，就文化、智力支持以及领导能力训练而言我们非常薄弱。我们正在讨回每天的权利，不是高教养，不是过度的智能化，而是完全未破坏、没有非美国化的、具有传统血脉的普通公民权”。⁽¹¹⁶⁾

在1924年的民主全民代表大会以及1928年的总统选举中，本土主义者以及农村的反城市主义获得了新的强大的推动力。这两次，总统候选人艾尔弗雷德·E.史密斯（Alfred E.Smith），纽约城政治机器的产物，天主教移民的后代，以及“反对禁酒”者，引发了一场激烈的战争，在战争中按照新教徒—禁酒主义者—乡村团体与天主教—反禁酒主义者—城市团体的示意性的划分，对立的力量联合起来。这些真正是决定美国命运的问题。在1928年民主党人选举失败之后，一份中西部报纸发表社论：“美国还没有被它的大城市们所支配，它的命运仍然是由小社区和农村地区凭借他们传统的保守主义和牢固的美德控制着……大街（Main Street）仍然是国家的主干道。”⁽¹¹⁷⁾但是，实际上，像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强调的，控制城市的共和党被艾尔弗雷德·史密斯（Al.Smith）的民主党候选人肃清了，他为罗斯福开辟了道路，并且使他“战胜在城市机器和美国新教的本土主义的政治思潮之间对于改革论者而言非常棘手的旧二元论”⁽¹¹⁸⁾成为可能。

但是在这种获得广泛承认的氛围中，这篇社论善辩地表达了20世纪20年代形成的思想，确实为完全独特的、主观的、个人的放弃城市提供了肥沃的土壤。1930年赖特在普林斯顿最近六次的演讲中，预见了食物和供给不同的分配，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及，但明显利用了拉尔夫·博尔索迪的萨弗恩镇（Suffern）实验⁽¹¹⁹⁾：“城市是大嘴，纽约是世界上最大的嘴。随着农村地区食物和供给的普遍完善的分配，城市的某一至关重要的要素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在它来自的土地上展开：曾经必须经过昂贵的长途运输并再返回的本地产品开始直接的短途运输。在任何人类住处容易到达的距离内，所需要的任何种类的粮食和供给品，现在城市自身都可以提供。”⁽¹²⁰⁾

赖特自己的经历，他坚定地隐居在塔里埃森，他对荒野的发现，他那独立于外界的组织严密、自给自足的社区的形成——所有这些都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若是没有考虑其他人所尝试的类似的逃离和躲避，将难以被完全理解。在这些人当中，博尔索迪是在1937年赖特和贝克·布劳内尔出版的《建筑和现代生活》（Architecture and Modern Life）中特别提到的。⁽¹²¹⁾博尔索迪对纽约这座他生活和工作的城市的抛弃是彻底的。罢工、抗议、上涨的物价以及昂贵的租金，在1920年及随后的几年里改变了美国城市，这些是促使他离开的环境。在距离纽约两小时火车车程的一块8英亩的农场里，博尔索迪让自己与世隔绝，并且在耕种土地和生产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工具的基础上建立了自给自足的生活。这种家庭式的机构逐渐生长，不久博尔索迪创立了萨弗恩，一个完全自给自足的小镇，以家庭模式生产所有的食物、纺织品、衣服以及自己加工生产木材和金属。萨弗恩是一次尝试，将带来彻底的社会重组的整合的生活观念，家庭再次成为彼此关联的生活中心的分散化理想将变为现实。像博尔索迪本人所认可的，鼓励这一创造的，是美国的开拓者精神，只是在这里，传统的圣经被爱默生的“自力更生”（self-reliance）所代替。

与贝洛克和切斯特顿的分产主义直接相关，博尔索迪的观念是对整个工厂和工业系统的谴责，他1929年的《这丑陋的文明》（This Ugly Civilization）一书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这一著作以及博尔索迪1933年的著作《逃离城市》（Flight from the City），在美国广泛发行，书中他详细阐述了其建设计划中关于公社生活的理念。赖特，与南部平均地权论者一样，直接提到拉尔夫·博尔索迪，并提到反对工业化、赞同可通过回归土地和家庭生产得到理想生活的观点。⁽¹²²⁾在南部平均地权论者中这种观点特别强烈。田纳西纳什维尔（Nashville）的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当1928年他们的政治和社会观点变得清楚明确时，他们的运动呈现出明确的农业特征。⁽¹²³⁾面对已经感受到20世纪20年代农业衰退压力的贫困之南方，南部平均地权论者谴责了蔑视“保守”南方的北方“进步”精神，并且正是在保守主义中，他们发现了北方已经失去很久的美德和价值。他们回望过去，久远到中世纪晚期，那一时代象征着艺术、知识和道德的世界。⁽¹²⁴⁾他们也回望新英格兰的清教徒时代和南北战争前的南方，⁽¹²⁵⁾那时南北两个世界还没有被不同的经济形式划分开。

1930年，当南方的作家们将《我将采取我的立场》（I’ll Take My Stand）一书付诸印刷时，他们的立场不再含糊。传至南方的北方工业主义可能会毁掉这个地区；鼓励以私有小农场为基础的农业经济是保持健康的南方生活的唯一方法。南方，就像西部，仍然是国家的伟大希望；通过联合反对充斥了商业、工业化的东部，一个基于个人主义并将所有权扩展到大部分人的社会成为可实现的目标。1929年的危机加强了对理想社会的幻想，这一理想社会的产品所有权的途径更加顺畅，社会必然自由和繁荣。生产方式的所有权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大规模工业化，创造出无保障且完全被压制的无产阶级，而阶级觉悟和严酷的经济与社会冲突把中产阶级变成工资的奴隶。对于艾伦·泰特（Allen Tate）来说，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充分的革命，因为它是用资本主义左派战胜资本主义。对于南部平均地权论者来说，资本主义通过私有财产的扩散就可以战胜。这是杰斐逊派传统的教义，是美国之根；美国文明危机的解决方法是回归美国文化。⁽¹²⁶⁾斯宾格勒（Spengler）已经到达了新大陆。⁽¹²⁷⁾

南部平均地权论者在更为整体的农耕经济和回归乡村文化的大背景下来观察博尔索迪的实验。比如，唐纳德·戴维森并不认同城市的决定性胜利，也不认为在北方的保护下全国一致性的趋向已最终形成。⁽¹²⁸⁾即使博尔索迪的看法没有完全与这个运动的理念相符，他仍然成为南部平均地权论者杂志—《美国评论》为数不多的合作者中的一位；另外还包括艾伦·泰特、约翰·克罗·兰塞姆（John Crowe Ransom）、弗兰克·L.奥斯利（Frank L.Owsley）、唐纳德·戴维森和希莱尔·贝洛克，希莱尔·贝洛克的分产主义理论已被平均地权论者完全接受。1936年，博尔索迪在《美国评论》中写道，一个社会要实现繁荣和安乐，就必须采用土地和分产原则，人口的构成必须包括居住在乡村耕作自己农场的家庭。土地所有权在亨利·乔治的构想中就是自然的馈赠，每个家庭都有可能获得土地建设农场。⁽¹²⁹⁾对博尔索迪来说，和赖特一样，生产资料更广泛的分配源于一个信仰——财产所有权对于一个不愿意沦为奴隶的自由人来说是必须的。

包括许多“全国天主教乡村生活联合会”（National Catholic Rural Life Conference）的支持者在内的分散理论学者的分析，基于这一前提，即国内战争后，工业和城市的激烈增长将美国社会分化成对立的派系。一边是经济集中化的追捧者，他们集中于东部城市，与欧洲有着密切的联系，为共和党统领。另一边是南部和中西部的农民和小商业者，一般来说与民主党—“乡村美国、农民、店主和工匠的政党”—站在同一阵线。为了面对这个形势，农耕运动提议联合南部和西部，因为他们都有着共同的期望：“保卫家园、安定生活、安逸劳动，以诱人的工业化城市为共同敌人。”⁽¹³⁰⁾

分散运动承认技术的力量，特别致力于以电力取代蒸汽，这个变化将促进小型工厂和家庭手工业的发展，并通过促进交流，使整个国家的生活与乡村地区整合起来。分散理论学者也寻求大规模地引入汽车，使得在全国范围内放弃城市成为可能。1932年的大选中罗斯福的胜利，极大地鼓励了分散理论学者，他们认为罗斯福赞同他们的经济观点—对华尔街的反对，对乡村美国的赞许。⁽¹³¹⁾但是不久，尤其是在罗斯福宏伟的中央集权计划启动时，分散理论学者也改变了对其施政的看法。无论如何，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民主主义计划的许多观点与那些主张回归土地与自然的人们有着一致的立场。

自然与技术之间

在20世纪20年代末，赖特确信只有另辟蹊径美国人才可以永葆盛名；在城市继续猛烈增长的同时，慢性的衰落困扰着美国乡村，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创建一种基于农业、小经营者和分散工业的民主模式。正如本文已指出的，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立场，相反却是一个大大激发了个人的自主性和政府项目广泛进行的运动的一部分。即使如此，大部分美国人在情感上更倾向于边界和农场主的传统。然而，正是在20世纪第二个十年，农业人口向城市的移动逐渐达到巨大的规模；每年移居到城市的人口从40万增长到过百万。面临这样的城市冲击，强调设定一个完全不同且坚决反城市的生活模式，强调以农业为基础重新组织整个国民经济的绝对必要性，只是个借口。伴随着1929年的经济危机，类似的借口已无人问津；经济衰落引起的这个可怕的急切问题，绝不是任何个人的某一建议可以解决的。

正如已经提到的，20世纪20年代初期赖特仍然生活在两个世界里——城市与乡村，只是随后他形成了一个在技术的支持下实现的生活于自然之中的与众不同的图景。他在1901年曾详细阐述的关于机器在人类手中创造美丽新世界的能力的理论，在20世纪20年代末被修正；之后，他开始看到机器带来的创造新的空间组织的可能性，这使得新世界的创造更为可行。在赖特看来，这一“新世界”将诞生于自然与技术的联盟中——自然是独立的美国本土文化唯一的历史渊源，技术则是可以使物质空间被无差别地占有且使边界新的伟大征服成为可能的力量之源。

在日本、玛雅、美国印第安人和中世纪文化原始的历史传统中寻找灵感，十年的探索使赖特获得简单而欣喜的发现—荒漠，其唯一的渊源是最纯粹的美国自然。1927年为了在圣马克斯（San Marcos）设计一个冬季旅游胜地，赖特在亚利桑那（Arizona）荒漠率先创建了斯普林格林（Spring Green）社区的前哨，在这里他和他的小组为开辟荒凉国土并将其变为乐园的先驱者的精神所鼓舞。赖特在自传里谈及了这一体验，他宣称：“在荒漠中人类的庆典正在进行。”

这一事业基础上的商业投机没有引起赖特的关注，他所关心的只是按照他的想象来构筑一个新的世界。正如早些年佛罗里达吸引了为数众多的沉迷于通过将沼泽变为春天永驻的庇护所而得到发财机会的人，亚利桑那实验集合了商业投机与恢复自然的情感。佛罗里达发生的一切变化将在西部荒漠中得以尝试。“当每年去往南方的人数如加拿大黑雁的迁徙般有规律且令人难忘时，时机就真的到来了。”⁽¹³²⁾

赖特也跟随这个迁徙路线，他征服自然的梦想成为现实。为在荒漠中设计一个圣马克斯旅游服务综合体，赖特和他的合作者以西部古堡为原型建立一个营地，包括居住区、工作场所和社区公共空间。奥科提洛营（Ocotillo Camp）建筑群是孤立且自治的。它是一个在设计上和生活上都是新的冒险的场所。正如博尔索迪在他实验中所期待的。营站中心几乎像一个祭坛，是集会并确定社区事业共同目标的场所。赖特现在能够将他过去的思想碎片，整合重组到一个统一的实验中，这个实验是先锋的、新的、前所未有的。他可以重新开始，但不是从零开始。他过去的生活经历，也只有根植入回归自然——伟大而怀抱一切的母亲——的大背景中，才能获得完整的意义。正是基于这一点，赖特决定启程去Usonia，离开污染和腐朽的城市世界。

在这个仙境，一个建筑师和他的助手居然坚持不息地建设一个简单的营站（我们将这样称呼它），变幻莫测——永远在变化中变化——的纯粹荒野中的人类居所。按我们的打算，总共需要15个小屋。由于一切都是临时的，我们称之为蜉蝣。很快你会看到他们，像一组双翅带有鲜红色斑点的巨大蝴蝶，与沙漠中渐渐露出地面的黑色碎岩优美地融合在一起。⁽¹³³⁾

奥科提洛营的布局由几条方向不一的主轴线组成，周围自由地组织着一些空间与构筑物。这些临时建筑物是木制的，表面覆以帆布，可遮挡阳光的直射而使空气流通顺畅。奥科提洛营对于赖特1928 年在西塔里埃森采用的方案来说，是个符号性的先例，西塔里埃森是赖特将要在亚利桑那沙漠建设的冬季住所，每年第一场雪来临时，赖特和整个东塔里埃森小组会像候鸟般迁徙到那里。

奥科提洛营是赖特多年以后在广亩城市中发展出的城市思想的种子。作为实现这个设计理念的场所，奥科提洛营成为回归自然概念的现实呈现。这些年来它已经为很多人关注并成为他们的目标。作为一个正在形成的社区，奥科提洛营是一个独立于官方教育实践之外的训练场所，是一个有自己的规则而不受惯例约束的场所，是一个远离城市的工作场所。事实上，这里创造出的社区对于美国来说是外来的，但对赖特来说，奥科提洛营是他为美国征服的第一块土地，第一个Usonia社区，他感到未来的希望之乡早已经存在于美国的精神之中。奥科提洛营是没有退路的起点。

作为赖特思想的转折点，要完整地评价奥科提洛营的意义，必须回顾他的个人生活的诸多事件，它们与赖特关于城市和理想社区生活的思想密切交织在一起。1929年经济崩溃之前的那些年，赖特的生活是困苦不堪的。债台高筑让他身心疲惫，没有工作，更没有助手，远离塔里埃森；所有的一切看起来都将越来越糟。就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亚利桑那冬季胜地（离菲尼克斯［Phoenix］不远，靠近梅萨［Mesa］的摩门镇［Mormon］）的设计委托，不仅给了赖特脱离困境的希望，而且提供了远离东部城市工作的可能性，去一个未受污染的开拓之地。

在赖特的自传中，颇有意味的是，他将亚利桑那和奥科提洛营的经验放在对Usonia的褒扬和对纽约的攻击之间。⁽¹³⁴⁾赖特思想的一系列发展，从神奇的希望之乡到等待建设的荒漠，再回到“吃人的摩天大厦”，揭示了这一对比在他的概念——“新城市将无处可见，而广亩城市处处皆是”（the new city ［that］will be nowhere,yet everywhere.Broadacre City.）—形成中的作用。从那时起，将不再有城市的“重要的无关紧要”（significant insignificance）的污染，不再接受所谓的城市文化。对城市的谴责将持续且毫不放松；城市变成一个儿童不再能于街巷玩耍的地方，一个为晚上睡觉而租赁空间的地方，一个在自助餐厅孤独午餐的地方。但是，这些图景却没有妨碍赖特直到20世纪50年代一直在纽约的广场酒店（Plaza Hotel）拥有一个永久居所的事实。

奥科提洛营平面，亚利桑那州钱德勒（Chandler）附近的盐岭地区，赖特将之设计为荒漠中的圣马克居住综合体，亚历山大·钱德勒（Alexander Chandler）1927年委托

赖特脱离城市的思想，相比内心厌恶情绪的表达，更是一种充满智慧的行为。声讨城市，然后建立一种新语汇，是唯一能赋予他整个过往生活以意义的方式；它们象征着生活的回归和矛盾的消除。广亩城市是当时正在美国文化的影响下实现着的乡村美国复兴的一部分，并成为应对巨大危机的一种“纯粹美国式”回答的形式化表达，它甚至在新政的前景展望中也占有一席之地。但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尝试消除所有矛盾的独立个体的解答，它并没考虑太多赖特认为的他所提出的模型能够达到的这种平衡，且能否在寻找新发展计划的美国找到它的空间。

奥科提洛营，从围栏外拍摄

赖特的方案源于他仍确信美国还没有被打上缺乏城市生活文化的标记。亚利桑那州和整个西南地区成为未被毁坏的自然重获生机的地方。人们只能通过翻看《西南评论》 （Southwest Review）一书来寻找那些曾经迷倒赖特的元素：沙漠中的色彩与明亮、花儿的芬芳、广阔的空间和未被机器打扰的静谧。⁽¹³⁵⁾这是一个等待建设的新世界。这将是诞生神性与人性混处的综合体的场所：1928年，“我在亚利桑那州的菲尼克斯平原上尽情书写。红色的花岗岩山峰，慢慢‘老化’ ，逐层分解滑落，又进一步形成平原上的土壤。花岗岩各种不同的衰败阶段的产物，沙、泥和砾石构成了这里的世界的地面。建筑物可以直接从中生长出来的这片‘土地’ ，就是它的‘土壤’ ，在其迅速腐烂之前，被以适当的比例黏结起来，灌入瓶子或者盒子，穿入一些钢筋起到加固作用。”⁽¹³⁶⁾广亩城市中，被授予最高权威的建筑师，在这里被视作上帝面前的孤独者，自然之永恒价值的创造者。广亩是这一从荒漠中诞生的新世界的物质形式，它将是Usonia的实现。

赖特在这片荒漠中重新发现的，是一片属于先驱者的神奇土地，是美国人自己的史诗，甚至是美国复兴思潮中有机理论的直接源泉，这让他尝试重新发掘美国的边界文化。在这次体验之前，赖特认为自己，并且被认为是，一个超脱于世界上正发生的事件的建筑师；之后，尽管他仍远离任何直接的干预，但他专注于一个不同世界的建设。

20世纪20年代，乡村地区出现了大量的抗议活动，农业危机改变了美国的经济政治体系，而城市化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变革，给传统家庭也带来了威胁，还有种种赖特个人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促使赖特形成了要解决美国当时泥足深陷状态的视野。甚至在1929年之前，他自己还处于全面危机之中，因为塔里埃森和社区生活理想模型损失惨重的影响，使他个人和新家庭的生活陷入混乱；然而，在荒漠中，赖特再次找到了他的人生定位和一个能够自由创作的地方。

荒漠中的圣马克，从居住综合体的主入口处看，由赖特设计于1927年奥科提洛营开始时

西塔里埃森，赖特在亚利桑那州荒漠马里科帕梅萨（Maricopa Mesa）的冬季居所，建于1938年

当奥科提洛营工程受1929年经济危机冲击而被迫中断时，赖特与整个世界的决裂却更显坚决。赖特将自己变化的境遇与华尔街十月事件视作起因相同的灾难：在大都市中有着最喧闹的、暴力和无益之表现的错误的经济体系。这一经济体系，是让他被拘禁数日的法律体系的源头，是让他和他的私生活成为公众嘲讽对象的交易丑闻的新闻体系的源头，是使塔里埃森受关闭威胁（只有他的富人朋友拯救他）的信用体系的源头，是将他排斥在外，并剥夺了他的工作的城市自身的源头。广亩城市的概念是对所有这些不利因素的否定。它的新法则将基于杰斐逊的格言：“管制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一个完全不同的大众传媒系统将有可能比都市八卦专栏对事实有更正确的分析。一个基于个人工作的新信用和交易体系，将为每个人提供平等的机会。

对工业主义的谴责演变为对科学应用的抨击。如同南部平均地权论者一样，赖特认为工业城市摧毁了艺术与宗教，并且在经济制度中无法实现的民主政治只是一场闹剧。广亩城市中表达的思想与这些平均地权论者知识分子相同：教育应该重新受到保护并可选择；进步意味着人类努力战胜自然；工业分散化、回归土地以及恢复过去是获得完整社会的方法，但这必须基于生产方式的私人所有制。正如杰斐逊派曾坚信的，没有财产就没有自由。对农业的回归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以及家庭，是这一完整社会的两个基本原则。

1930年公布的人口普查包括一项关于人口与生活条件的分析数据，并为建立一个居住指标的标准，提供了关于乡村住宅以及引入电力、水（running water）、电话、无线电和汽车的可能性的分析。重新考虑了这些数据之后，《农村社会学》（Rural Sociology）期刊指出，这样的指标必须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的相互影响，并且各因素之间影响关系的总量可作为它们典型性的衡量标准。⁽¹³⁷⁾由平均地权论者团体与博尔索迪和赖特等的个人企业提出的特定问题，部分已经被政府正式登记，并在许多政府计划中真实地展开。然而，在国家农业与工业重组中政府职能的议题上，作为“传统主义者”的知识分子与政府的观点仍彻底分离。

1933年开创的田纳西水利工程管理局（TVA）实验，是乌托邦式的猜想向真正可能性发展的一次有意义的转变，并且也是所有类似干预的一个试金石。毫无疑问，至少在一开始，南部平均地权论者和赖特都没有对TVA实验持消极态度，因为TVA实验为像亚拉巴马州和田纳西州这样的地区，提供了小型工业和农业高度协同综合发展的希望。⁽¹³⁸⁾电的使用有利于城市的分散化和通信传递，使得对抗城市混乱的集中化与随之而来的乡村的荒凉孤立成为可能。拥有自足能量生产也意味着可以不依附于东部的集中化金融和工业力量，并因此带来与大规模工业化支配完全不同的地区发展模式的可能性。南部平均地权论者认为，小型工业的资金并不由纽约掌控，带来的利润可以再投资于南部。霍华德·奥德姆（Howard Odum）在社会学层面上定义的并影响了田纳西州首府纳什维尔知识分子的“地区”概念，看起来缩减到接近于一个经济实体的内容。

然而，南部知识分子唐纳德·戴维森（Donald Davidson）提出了质疑。尽管一开始他没有完全反对，但在20世纪30年代中叶，戴维森开始坚决地反对TVA的观点。他认为，这是“一个有计划的功能主义社区不负责任地插入美国民主最彻底的部分”。这一政府干预不仅自身有害，而且无益于促进分散化或发展南部的自由工业。相反，戴维森认为，TVA将使这个地区面临“北方工业的涌入和土地投机”。这只不过是“另一次北方佬入侵南部领土”，它的终极目标与农业的南部地区是背道而驰的。在戴维森来看，田纳西水利工程管理局完全否定了地域主义假设。⁽¹³⁹⁾

然而，TVA对于决心复兴乡村地区的运动团体和个人来说，仍然是一个参照点。甚至对于赖特，TVA可以表达美国的未来，并且最重要的是，它可以赋予他所构想的建议以可信度。在1937年出版的《建筑和现代生活》（Architecture and Modern life）一书中，TVA的这一观点十分清楚地表现出来，尽管它形成较晚，表达得也很委婉。这本书包括赖特和贝克·布劳内尔的论文，他们都表示了对对方观点的赞同。在布劳内尔的论文中，他谈及某次对田纳西群山中诺里斯水坝的造访。这座以亨利·福特和他的马塞尔沙洲项目的死敌命名的小镇是为水坝的工人建造的，容纳了1700人，他们的住宅零散地分布于包括一座大礼堂、一座图书馆和一个展览手工艺品的场所的市民中心周围。用布劳内尔的话说：“数日之后，大坝及其周围的建设明显表达了一个事实，TVA所建设的不仅仅是个大坝。它正在建设一个文明。来这里的游客可以窥测到下一个世纪”。⁽¹⁴⁰⁾对布劳内尔来说，大坝是美国社会结构所呈现出的新生力量的表达，是在比美国宪法所代表的首批殖民者传统更早的传统上建立的—如乔纳森·丹尼尔斯（Jonathan Daniels）“发现的”⁽¹⁴¹⁾—力量的表达。基于实际的必要性，并被建造成一个可居住的场所，诺里斯（Norris）小镇回到了新英格兰清教徒式的传统，艾伦·泰特认为它是美国社会唯一有根据的先例和模型。在诺里斯，奥科提洛营的理念有了官方的对应者。

在阿瑟·E.摩根（Arthur E.Morgan，爱德华·贝拉米的忠实崇拜者，TVA的成员之一⁽¹⁴²⁾）的赞助下，诺里斯镇作为一个建设新社会的实验正在形成。它宣称回归自然和土地的重要性，但是运用了一种新的形式和一种不同的生活组织方式。这座为乡村与工厂生产能源的大坝附近的村庄，成为为数众多的罗斯福合作者眼中的思想象征。作为有形的、有功能的企业，它也有益于消除纲要性的分歧，并同时赢得激进派与保守派的合作和支持。

诺里斯实际上是一项工程，它可以得出与米尔本·L.威尔逊（Milburn L.Wilson，执行罗斯福新政的第一个土地利用计划的“宅地司”［Division of Subsistence Homesteads］的主管）所描述的创造一个更好的生活标准相一致的解决方案。在威尔逊看来，这一问题的答案非常明确——工业的分散化与发展新型工业聚居地，机器现已使之成为可能。⁽¹⁴³⁾1933年，当拉尔夫·博尔索迪得到“宅地司”因俄亥俄州代顿（Dayton）的计划而授予的贷款时，“农耕的逃离”以及“强调自给自足”似乎赢得了地位。在博尔索迪的计划中，农夫建造自己的住宅，在小块土地上生产足够的农作物供给他们的家庭，参与集体事业，分享牧场，并且，在某一特定时间内，在代顿工作。一种单一税的修正形式管理着农场租金。⁽¹⁴⁴⁾

正是在诸多计划（土地利用改组计划、政府住房发展计划、有利农民的供给计划）实行的时期，赖特开始了他的广亩计划，他设想其为一个发展模型，将为城市和乡村美国的问题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1935年当广亩城市的设计图和模型在洛克菲勒中心展出时，很明显，赖特的立场是一个完全沉浸于农耕保守梦的知识分子，而不理会新政的激进意图。

1940年，一年前由赫伯特·阿加（Herbert Agar）和艾伦·泰特着手创办的《自由美国》（Free America）杂志，发表了一篇由弗雷德里克·古特海姆（Frederick Gutheim）撰写的关于赖特的简短文章，其中赖特与南部平均地权论者概念的交汇被公开地摆出来。赖特被视作分散化的提倡者，并且《消失的城市》与广亩城市被视作模仿塔里埃森已实现的生活类型的进一步建议。用古特海姆的话说，“塔里埃森的团体，已经过上了广亩城市的生活，广亩城市模型暗含的但无法自己显现出来的生活……（发生于塔里埃森），也许胜于发生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是一个现实的消除城市乡村之间传统藩篱的使人信服的实验”。古特海姆强调，正是在塔里埃森获得的平衡的生存图景中，赖特才“耐心地用语言和实例解释了我们必须创造一个综合的生活，如果要实现我们的文明的话”。⁽¹⁴⁵⁾

广亩城市

如同塔里埃森，广亩城市是在美国现行制度结构之外创造的。由于个人生活的变化，赖特30年代早期的观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接近梭罗的精神，除了梭罗的无政府主义，它作为先验论者的个人主义向政治术语转化的结果，被赖特转换为一种对新的制度的建议。将道德法作为基本法，并优先于法规和宪法的观点，是建立在梭罗“非暴力反抗”（Civil Disobedience）基础上的，这在新制度方面对赖特来说更有意义。当梭罗申明了可以毫无限制地以个人判断指引行为，并且无论何时只要能证明社会法则劣于个人判断便可以不再遵守它的权利时，赖特提出了新的社会法则；但是他们都是基于客观判断的。在广亩城市计划中，举例来说，20世纪20年代晚期对赖特不稳定状况负有责任的银行，不得不成为一个公平的机构，而其建筑形式是温和而简约的；大学“不一定要规模巨大，但必须是合格的并且不断提升质量。为什么不能有一些和以前修道院类似的大学呢？”赖特曾作为被告现身过的法庭，在广亩城市理论中将“因一个真实的人民政府的精简而大大减少”。⁽¹⁴⁶⁾

波恩（Ernest Born）为赖特在1932年5月的《美国建筑师》（American Architect）上的一篇论文所作的插图

事实上，广亩城市是一个能让人们以杰斐逊自治政府概念为基础生活的场所方案。赖特弱化了梭罗修正杰斐逊“管制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格言的“极端主义”，声明了拒绝资本主义城市生活、恢复人类天性“自然”的必要性，并以此确定了自己的无政府的个人主义。对梭罗来说只有身处林间小屋与世隔绝时才能够理解和欣赏的未被污染的自然，现在只有通过最先进的技术手段才可以重新获得。不再是市民的居民要寻找他们在自然中存在的理由，就像梭罗所倡导的或者赖特1911年首次在塔里埃森建造庇护所时所做的；现在住在自然乡村中的居民，那些在城市中享受着其不可否认的优点的人，开始寻找他们在自然中存在的理由。这是赖特在20世纪30年代与建立塔里埃森时立场的巨大差异所在。

赖特广亩城市原来的设计

赖特始终是游离于城市官方管理之外的，向来不用为城市委员会服务来处理城市问题或参与公民改良运动。此前谈到，20世纪最初10年城市规划学的发展并没有引起赖特的兴趣，那时他是专注于为美国中上层阶级服务的建筑师。而广亩城市是基于农耕地区的工业和技术重构问题的思考而生成的，即便只是乌托邦式的构想，它仍试图解决工业发展下农耕世界如何发展这一棘手的问题。尽管广亩城市和20世纪30年代在美国正在研究的新的土地组织计划没有关系，但它仍然是后1929氛围的典型表现，它使得重构农村地区和创造新型自给社区的计划迅猛增长。但赖特并不理会地方主义者们为达到一个新的操作尺度而采取的将消费、交通、区划和停车这些复杂问题作为整体对待的科学尝试，也并不理会这一领域内政府干预所提供的房屋建造合理化和规划结合的尝试。这些发展是赖特所忽视的，因为他仍旧完全专注于从人们美好愿望出发创造“新城市时代”。

尽管广亩与地方主义甚至更早期的概念相比稍有退步，但并不能说赖特没有关注这样的新问题。事实上，在深刻观察乡村生活和工业之间的关系、生活和工作的模型建立，以及区域发展之后，广亩理论才被构想出来，但以特纳的定义来说，它只是“区域”可识别的，独立于乡村其他部分而存在。即使赖特相信他的提议克服并战胜了地方主义（sectionalism and regionalism），广亩城市和Usonia也依然是分离的、自治的，且自闭在一种单一文化视角下，这一视角也正是赖特本人的视角；围绕着它们的是外来法律所控制和管理的无关紧要的地区。

尽管赖特的提议有新的尺度，但完全和真实的经济、社会研究项目无关，而是来源于一种仅凭直觉的主观猜想。基于一段时间内由多种源头和前期研究形成的直觉，广亩理论渗透着与之相似的实验提供的概念和思想。因此广亩城市是与新政、回归土地运动、美国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土壤保护计划以及疏散理论的政策相一致的。实际上赖特对重构农业这一问题的观点完全和任何针对经济危机的总体解决方案相分离。对赖特来说，所有努力仍旧是在关注于寻找资产阶级前期社会的平衡适应性——在这个社会阶段，农业代表着经济和社会结构最根本的要素。他的观点在这方面与南部平均地权论者是一致的，但并不同于他们的地方主义；与美国风景画家运动是一致的，但并不同于他们的批判现实主义；与博尔索迪的自给自足社区是一致的，但并不同于博尔索迪卷入了“宅地司”。

在广亩城市当中，赖特最终倡导的是品质至上。他在橡树园期间，甚至在后来的一段时间内，赖特抱有这样的观点：城市、都市生活和商业世界是没有品质的，品质只能在弥补了冷漠城市的家庭和宗族中才能够获得。两个世界可以并存，它们是互补的并确实不可分，但是当城市的“缺乏品质”压倒了家庭和宗族的世界，这种共存就不再可能。这些事件完全震动了赖特自己的生活，他开始在欧洲（后来在他所在）的任何地方寻找一种全新的品质，而这种品质使他能作为艺术家而存在。如同之前所讨论的，是荒漠提供了恢复价值的可能性，开启了对新生活的展望，从自然这一永恒变化中唯一不变的世界中产生生活。

广亩城市不仅是一种对品质的倡导，更为重要的是对品质的实证，这表现在与城市巨大尺度的对立中：小规模的住房、工业、学校、大学、实验室和农场。然而，总体的分散必须伴随着建筑学的复兴；但“建筑学必须重新成为那些文化努力中对自然的支柱（并且建筑师必须成为宽容的完美领袖）”。⁽¹⁴⁷⁾通过这种方法，赖特彻底重建了被都市美国彻底动摇的且长久以来被归于旁观者的自我形象。一旦家庭生活完全从属于作为社会繁荣基础但与家庭体系相悖的工业社会结构，他便不再是美国家庭的建筑师。

赖特和布劳内尔合写的著作引用了O.E.贝克（O.E.Baker）在“完整社会”会议上的演讲。在陈述了只有保存农村的住房和家庭以及农村习俗，才能保护民主美国的农业兴旺之后，贝克总结道，“土地是家庭的根本，而家庭是民主国家的根本，这一点正越来越清晰”。⁽¹⁴⁸⁾在这一点上，赖特对农耕世界的认同已经完成；这通过技术手段成为可能，而南部平均地权论者也认识到这是南方农业复苏的唯一希望。

对赖特来说，三大重要发明奠定了广亩城市的可能性：汽车和随之而来的个体的流动性；电流传输和随之而来的传统农村各自独立的终结；以及最后一项，标准化的机器生产将科学发现和机器发明连接在一起。他认为三大发明对美国亏欠太多，因为人类的三项固有权利在它们的发展过程中被忽视，这三项内在权利是：

他对于作为商品替代黄金成为直接交易媒介的社会权利：某些形式的社会信用。

他对于他身处的场所所拥有的社会权利就像他身处阳光和空气中就已拥有的权利一样：只通过使用和改善就可拥有土地。

他对他由之生存且为之生存的思想观念所拥有的社会权利：关乎人类生活的发明和科技发现的公共所有权。⁽¹⁴⁹⁾

广亩城市是赖特关于这三大设想的完整表现，它包含了赖特关于社会组织的全部思想的精髓。乔治·R.柯林斯（George R.Collins）谨慎地调查了这三大“权利”并鉴定了它们的来源：⁽¹⁵⁰⁾C.H.道格拉斯（C.H.Douglas）的社会信用⁽¹⁵¹⁾，⁽¹⁵²⁾亨利·乔治的土地所有权，爱德华·贝拉米坚持的科学发现应公之于众。赖特一如既往地接受各方的观点，只要它们能够增进基于反对城市、支持政府最小化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农耕社会的设想。因此，尽管贝拉米将他的社会模型建立在对工作的严格控制和对政府的充分信任（Great Trust）的基础上，赖特仍旧吸收他思想中的某些特定方面。然而，赖特最直接的来源其实是亨利·乔治，他的影响和观点可以在广亩城市思想中不断地辨别出来。

广亩城市模型，1935年在纽约洛克菲勒中心展出；图中的区域代表着4平方英里

田纳西诺里斯的总平面

田纳西诺里斯，居住区

田纳西诺里斯，市民中心和其背后的学校

围绕在广亩城市过程模型周围的塔里埃森学校学徒

赖特的“全国性的乡村城市”直接依赖于《进步和贫穷》（Progress and Poverty）一书中的观点：电力的使用（“所有电流都在趋向集中。为了成功抵制这一状况，我们必须节制蒸汽且将电能从为人类的服务中释放出来”）；⁽¹⁵³⁾土地的权利（“人们对土地使用的平等权利如同人们呼吸的平等权利一样清晰—这是因他们的存在而享有的权利”）；⁽¹⁵⁴⁾除了赖特所拒绝的单一税制之外的城市与农村的结合（“城市人民因而得到更多乡村的洁净空气和阳光，而农村人民得到更多城市的经济和社会生活”）；⁽¹⁵⁵⁾政府与法律的废除（“社会将因此接近杰斐逊民主制的理想—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希望之乡，政府的废止”）；⁽¹⁵⁶⁾所有人都可能成为资本家（“更均衡的财富扩散会将资本家与劳动者集于一人之身”）。⁽¹⁵⁷⁾这些和乔治的许多其他的观点都能在广亩城市中见到，并且形成了它的思想体系。

广亩的形式对赖特而言反映了它的服务功能：“形式与功能在广亩城市中是一体的。”1932年9月塔里埃森学校（the Taliesin Fellowship）建立之后，在聚集于赖特身边的学生学徒的帮助下⁽¹⁵⁸⁾，他所完成的模型，表现了4平方英里典型乡村的发展，它汇总所有的建筑方案以组成一个新的社会。⁽¹⁵⁹⁾这个模型是为1400户五口或以上成员的家庭构想的，因此有超过7000名居民。⁽¹⁶⁰⁾它是为温和地区的气候条件设计的，因而只需小小改变便可适应北部或者南部的气候。这个规划的基本元素是公共服务和设施，包括停车、交通及其分化的运输系统，包括实验室和工作室在内的居住建筑。因此工厂直接与住宅相连，并且仅有有限的区域专门为小型工业所用。

约翰·斯图尔特·柯里（John Stuart Curry），《堪萨斯的洗礼》（Baptism in Kansas），1928年（惠特尼美国艺术馆，纽约）(www.chuimin.cn)

尽管赖特将住宅区所占据的场地设置为方形，广亩城市的结构仍然倒退回线性城市。从索里亚·玛塔（19世纪末他成为亨利·乔治的坚定拥护者）的线性城市延续到福特的马塞尔沙洲城市，这一发展路线一直在赖特的广亩城市中延续。⁽¹⁶¹⁾事实上，甚至赖特的方案也是基于连接起所有的机动车交通和工厂的主要道路轴线的，在此基础上二级道路网络提供居住、服务和社会公共功能。通过引入新的交通方式，直升机或者赖特称之为飞行器（aerotor）的东西，它们不需要明确的方向性结构，赖特的线性城市可以在任何方向上延伸出去；只有地面交通，机动车和单轨铁路，必须保持精确的方向性，整体的组织总是与之相关。

广亩城市平面：（1）村社中心——管理处；（2）飞行器—起落港和管理处；（3）马球场；（4）棒球场；（5）俱乐部；（6）湖和河流；（7）手艺和乡村建筑师；（8）专业人员；（9）运动场；（10）旅馆；（11）疗养院；（12）小型工厂；（13）小型农场单元；（14）小公寓；（15）室内公园；（16）音乐花园；（17）商店；（18）汽车旅馆；（19）上层为住宅的小厂房；（20）装配工厂；（21）飞行器服务处；（22）飞行器工厂；（23）主干道；（24）葡萄园和果园；（25）住宅；（26）学校；（27）庙宇；（28）社区客房；（30）科学与农业研究；（31）植物园；（32）动物园；（33）水族馆；（34）豪华公寓（台地住宅）；（35）塔里埃森（equivalent）；（36）豪华住宅；（37）供水处；（38）森林小屋；（39）乡村俱乐部；（40）公寓住宅；（41）儿童小学校；（42）汽车对象的建筑（automobile objective）

广亩城市中三辆车的住宅模型

广亩城市中两辆车的住宅模型

与主要的交通动脉平行的是带状的葡萄园和果园，一端由大停车场限定，另外一端由商业综合体限定。绿化带将居住区与广亩更喧闹、更“城市”的部分隔离开来。居住区占据了模型宽阔的中心地带，其中住宅稀疏地分布在学校周围，学校因而成为组群构成的焦点。位于条带中的居住区外围并与之平行的，是前面有广阔湖面的村社中心、运动俱乐部、专业办公室，以及体育场；沿着条带更远处是水族馆、动物园、植物园以及科学与农业研究建筑。后者位于山脚下，山上有更复杂的住宅：“豪华住宅（台地住宅［House on Mesa］）”、“塔里埃森（equivalent）”以及“豪华家园”。这是赖特用来描述这些住宅的术语，显然是为“真正的资本主义系统”的“基底宽大的金字塔”顶端的人们准备的。⁽¹⁶²⁾

在广亩城市中，住宅不再依据房间的数目划分等级，而是根据家庭拥有的汽车数量划分等级，所以居所被区分为一辆车、两辆车、三辆车，或者五辆车住宅。汽车成为个人自由的标尺，表明了家庭单元的组成。事实上，它是广亩城市的物质和空间组织中最重要的元素，反映了那一特定年代汽车使用空前发展的状况：1923年生产536万辆小汽车的纪录，直到1953年才被超过。

现实和乌托邦的不断融合，对既有现实的接受和对未来计划的不断融合，是广亩城市的首要特征。一方面，它包含了许多19世纪的乌托邦思想；另一方面，这一方案预示着美国郊区的无尽发展，它们成为沿着城市中伸出的道路组织起来的真正的线性城市。广亩城市的规划再次表现了有着第一批杰斐逊城镇典型特征的街道网格，比如杰斐逊维尔（Jeffersonville）或者边境城镇，尤其是摩门镇的那些特征。⁽¹⁶³⁾然而在赖特的城镇中，主要的方向性道路引导城镇无止境扩张的这一压倒一切的愿望，改变了原本的网格。有待全方位开辟的美国的巨大领土和线性城市规划中理论上连接各集中活动枢纽的主要交通动脉的方向性并存于此。

在这一使土地合理化并可用的方案中，赖特可以插入他以往的设计作品。以这种方式组织起来的环境，使它们的存在更有道理。作为广亩理论的一部分，它们事实上不再是为个别业主所做的设计，而是为背后蕴含着美国边界一切“价值”的社会而创造的作品。广亩城市所要表达的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在手段许可的情况下，以不同的方式组织社会的真正可能性。当健康和未堕落的自然得以复兴时，美国人的生活将重获拓荒者的传统精神，他们过着完全自由主义的、健康且未堕落的生活。人类的天性即是如此；集中、聚集，城市摧毁了人类原本天生的真正价值。

在塔里埃森起居室中展览的广亩城市模型，背后是悬臂的圣马克塔楼，被插入了广亩城市，形成了其中一个焦点，并强调了分散的思想

鼓舞了奥科提洛营的精神，不再用于为来自荒凉旷野的百万富翁创造消遣场所，而用于构想一个计划，将作为艺术家的赖特从失败中拯救出来。在广亩理论中，梭罗和爱默生，惠特曼和卡莱尔，莱恩和贝洛克，博尔索迪和南部平均地权论者，一起被带到一个虚构的场所，那里“暴徒”（mob）已经消失：“意志是唯一控制它的因素。意志是暴徒统治所不知晓的科学。”⁽¹⁶⁴⁾广亩理论是赖特的宣言，它与过去甚至赖特自己的过去并不存在断裂。他的“全国性的，乡村城市”恰好是正确的，因为它印证了这种连续性。自传写作和广亩方案的同时发展，使赖特确认自己的生活经历是一个世纪美国文化的合理结果。因此，在经过长时间精心推敲的其假想的内在正确性的支持下，那一经历的所有矛盾都被抵消了；自传是广亩理论在实证过程中长期发展而成的不可辩驳的证明。

圣马可塔楼的模型，赖特1929年为纽约东村（East Village）设计，后被插入广亩城市（左）

普莱斯塔楼，位于俄克拉荷马州的巴特尔斯维尔，是赖特在圣马克塔楼模型的基础上建造的（右）

插入广亩城市的塔里埃森，不再是孤立世界的中心，而成为这一城市中最重要的住宅。在广亩城市规划中，与之毗邻的是台地住宅，理想的Usonia豪华住宅。与罗比住宅（Robie House）或者塔里埃森不同的是，台地住宅不是被作为一个逃避世界的洞穴似的庇护所，而是一个朝自然开放的场所，一个由神化的建筑师创造的新的自然。Usonia住宅的原型，以其宽阔的玻璃和摆脱了所有沉重历史回忆的室内设计，成为真正的草原住宅的对立面。然而，它们之间的不同并不意味着它们不能共存。事实上，它们必须共存，因为赖特不得不将他的过去引入广亩理论，如果它要担负起整个人生经历的重要意义的话。

赖特在最危急的人生转折期完成的很多设计，也与塔里埃森和台地住宅一起，被引入了广亩城市，它们帮助证明了那一危急时期的积极作用。它们是赖特在1923—1924年之后没有成功建造任何作品这一时期里精心设计的方案。1930年回想这一时期时，赖特写道：“关于设计的最后一项工作是1923—1924年间在塔里·埃森完成的，已经是大约7年以前了。我渴望得到工作，而非荣誉。为约翰逊先生的联邦保险公司悬臂玻璃和金属摩天楼所做的进一步的设计，以及为戈登·斯特朗（Gordon Strong）所做的汽车坡道⁽¹⁶⁵⁾的研究，这些似乎是我活跃的工作时期的终结。”⁽¹⁶⁶⁾如同前文所述奥科提洛营担负着的重要性，这一段话证明了奥科提洛营代表着一个新的开始。然而在广亩城市中，甚至这一消极时期也可以被弥补，且被定性为虽无创作却非消极的时期。因此，1924年设计的尼可曼乡村俱乐部（Nakoma Country Club），1925年为戈登·斯特朗设计的甜面包山（Sugar Loaf Mountain）天文馆，以及1926年设计的钢的教堂（the Steel Cathedral），都在广亩城市中出现。同时出现的还有1928年设计的圣马克斯水园游客营（San Marcos Water Garden Tourist Camp）和标准乡村服务站（Standardized Village Service Station），1929年的圣马可塔楼（the St.Mark’ s Tower，1953年才真正建造为普莱斯塔楼［Price Tower］），1929年为伊丽莎白·诺贝尔（Elizabeth Nobel）设计的公寓住宅，1931年为乔治·普特南（George Putnam）设计的首府日报大楼（Capital Journal，它成为5年后建造的约翰逊制蜡公司大楼［Johnson Wax Building］的方案的基础），1931年为芝加哥设计的摩天大楼（与广亩城市中的行政管理大楼有相似之处），1932年设计的戴维森农场（Davidson Farm），以及同年由另外一个设计衍生而来的一座剧场设计。⁽¹⁶⁷⁾

在所有这些建筑中，赖特将整个艺术生涯重建为一个完整过程的最直接的努力是圣马可塔楼。这一作品最能表现复杂的矛盾。这一塔楼原本是为纽约11街和12街之间的第二大道上的圣马可公园设计的。后来它从城市环境中孤立出来，并插入了广亩城市规划，在其中它成为形式和空间组织最重要的元素；只有插入无约束、无边界的土地，这个摩天楼才成为可能。

广亩城市的透视图巨大的交通干道从农村穿过，电力汽车以及直升机似的飞碟丰富了乡村景观，预示着一个新的生活和人类聚居的空间组织

因此，赖特改写了自己的生活历程，并且摆脱了离开橡树园之后陷入的僵局。广亩城市提供了不同的文脉，在其中他来自美国之外的设计成为Usonia的必要组成部分。赖特将他的设计分散在乡村的观点，成为其独特思维和农耕思想的真正表达。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曾经写道：

多罗西娅·兰格，《路口的商店》（Crossroads Store），亚拉巴马

使得现在各处正在进行的城市的自发瓦解进一步完全分散的梦想，可能是赖特建筑中最重要特征的唯一合理的表达：理论上，他的每一座建筑必须在完全自然的环境中独自竖立，脱离于其他建筑物的支持。如果你把一座城市中他的所有建筑放到一起，结果将是建筑物各自为政的审美竞争；它们都是个人表演，而非互利互惠的呼应共处。⁽¹⁶⁸⁾

赖特设计的一个标准乡村服务站，1928年

1958年赖特在明尼苏达州克洛凯（Cloquet）建成的服务站

1940年的水晶高塔（Crystal Heights Hotel）方案，设计了一系列互相毗邻的圣马可塔楼，就是这种“审美竞争”的景观。⁽¹⁶⁹⁾位于朗方（L’ Enfant）⁽¹⁷⁰⁾的华盛顿规划边界之外的居住区设计，是对商业集合体官方建筑的回应，是为城市化程度最低的美国城市所做的方案。事实上，它是他独特建筑“客体”的完美唯一性和个性的震撼表达。1953年，赖特得到建造圣马可塔楼的机会，该建筑在投资方改变之后更名为普莱斯塔楼。它没有建在纽约，而是建在俄克拉荷马州巴特尔斯维尔（Bartlesville,Oklahoma），在那里它成为只在美国各省才可能出现的“新征服地”的象征。⁽¹⁷¹⁾

为每个人提供一英亩土地并将农业劳动与小工厂劳动结合起来的广亩城市计划，回到福特的马塞尔沙洲思想。在1938年的《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¹⁷²⁾对《建筑和现代生活》的回顾中，迈耶·夏皮罗（Meyer Shapiro）提到这一关系：“生活的非都市化，在高生产力水平下融合城市和乡村，是社会学家和无政府主义者共同追求的理想。但当它们在赖特的著作中成为危机的应急解决方案时，就是另外一种意思。它是福特和斯沃普（Swope）的方案，是在遥远的磨坊中，一个以合作劳动的方式永久生存的方案，是一个在生活水准紧缩的状况下分散的国家公司式的村庄的方案。”⁽¹⁷³⁾赖特的理想共同体关注的是中间阶层，“他焦虑的真正对象”，带着恢复他们“人性完整”的目标转变为保守的农民。

赖特1940年的水晶高塔设计，包括商场和一个剧院，位于华盛顿特区康涅狄格和佛罗里达大道之间

这种原始的完整性仍然存在于斯宾格勒的“景观中心”，先于城市的“乡村生活和兴趣的交汇点”。和斯宾格勒一样，赖特在农民“扎根于土地”中看到了逃离城市的社会分裂的途径。耕作自己土地的农民，（斯宾格勒所形容的“已成为作物的人们”，对他们来说“土地成为母亲大地”的人们）遵从自然的法则，跟随自然的节奏和缓慢变化，并且他的住宅，“本身也是植物，将根深深插入它自己的泥土”。⁽¹⁷⁴⁾这样的完整生活，在美国的南部和西部，在那些还没有被“现代文明”腐蚀的地区，仍然是可以实现的，在那里建立一种基于美国传统文化的新的生活和发展方式仍是可能的。广亩城市成为新理想共同体的模型，它包括了赖特以及美国整个过去、现在和未来。赖特预言，在三四代人之后，城市将被抛弃，因为人们将完全被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征服。

全面的疏散化可以通过电力与新技术革新成为可能；建筑复兴将由建筑师来完成。如夏皮罗所观察到的，“赖特的社会想象不应与伟大乌托邦者们的想象归为一类，虽然他们看起来有点类似。”⁽¹⁷⁵⁾事实上，广亩城市并非乌托邦，也不是一个新社会的有机建筑；而是从以新建筑改变文明的目的中复兴起来的一系列贡献和观念的一种形式组织。同时，它在一个整体的环境中插入建筑师个人的特殊经历。夏皮罗非常准确地做出如下总结，然而，“即使在更富足的条件下，建筑师群体也没有进行纯粹艺术创作的机会；他们是埋没在资本主义事务所里领薪水的工人，没有自我发展的可能”。⁽¹⁷⁶⁾

赖特拒绝的正是这种依附关系。他必须保持自由和独立；他的客户必须遵从他的想象力。比如说，赖特唯一一次与政府机构的业务合作失败了，而且不是由于他自己的失误。⁽¹⁷⁷⁾这位建筑师，广亩城市的伟大创造者，不仅通过一种新的建筑学让他的世界更为真实，而且用魔法召唤出它的未来；像飞碟的直升机，新设计的汽车在多层公路上飞驰，超高速的单轨铁路本已存在，但是在赖特的图画中，它们成为未来的象征。在赖特看来，人类仍然是机器的奴隶，但也正是技术通过无限扩张领土来保证人类最大化的个人自由。西部的传统和游牧先锋的神话，在广亩城市中复兴并被带到今日。

对于今天的很多人来说，赖特在创造性艺术上代表了建筑师的典范。生活经历的坚韧、纯粹的特征以及绝对的一致性，都是创作的天资禀赋（quality），是与他真正有创造力的个性联系在一起的，并且作为典范被推崇。在对抗总体的秩序危机的斗争中，赖特成为一个象征，他的范例成为唯一出路。作为“广博的理想领导者”，意味着建筑师能够设计建筑杰作并同时能够进行土地规划。

赖特的土地规划与时间无关，但是他的建筑，生命由之扩展的焦点，现在已经渐渐迷失在巨大的美国郊区中。住宅、悬臂塔楼以及服务站，是形成广亩城市道路网络节点的三个基本要素，1931年设计的台地住宅，1929年设计的圣马可塔楼，以及1928年设计的标准化乡村服务站，事实上都是后来建造的。然而，接受了这些建筑以及其他杰作的美国，已经成为一种场所，赖特的“天资禀赋”（quality）以及它所基于的价值都是在其中被同化且转变的。

边界和技术进步的未来，自然和科学，将被剥去赖特赋予它们的双重概念的内涵（quality）；赖特的理想城市将只在迪斯尼乐园和迪斯尼世界的怪诞、荒谬的形式中实现。迪斯尼乐园不只是米奇鼠和他的朋友们的王国，也不仅仅为了孩子们，它已经成为大众寻找它们自己王国的场所。今天，广亩城市再次被批评家提议作为对待城市的混乱以及随之而来的价值和传统作用的丢失等问题的解决方案；迪斯尼乐园，以它对美国梦的庸俗呼吁，成功地将传统价值与国家未来融合起来，并将它表现出来的“内涵的缺乏”转变成一种“新的内涵”（quality）。

乔尔乔·丘奇：意大利建筑历史学家，威尼斯建筑学院教授

（译者：白颖、贾亭立、杨俊、范国杰）

赖特的葬礼，塔里埃森，斯普林格林，威斯康星，1959年4月

【注释】

(1)奥尔特鲁里亚（Altruria）是在加利福尼亚Sonoma County曾短暂存在过的一个乌托邦公社，成立于1894年，1896年废止，其间真正繁荣的时期只有几个月的时间。—译者注

(2)Usonia，赖特以United States of North America的开头字母创造的名词。—译者注

(3)以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和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派。—译者注

(4)以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1809—1865）和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1825—1864）为代表的流行于19世纪后半期的欧洲早期社会主义学派。—译者注

(5)斯坦韦音乐厅（Steinway Hall），现名为Creative Arts Center，位于芝加哥64E.Van Buren Street，1894年由德怀特·珀金斯（Dwight Perkins）为斯坦韦钢琴公司设计。建成后，德怀特·珀金斯在建筑的顶层租赁了一间工作室，后斯宾塞、赖特、迈伦·亨特等年轻建筑师陆续聚集于此，形成18人小组。—译者注

(6)帕特里克·格德斯（Patrick Geddes,1854—1932），苏格兰生物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学家和城市规划思想家，他将生物学、社会学、教育学和城市规划融为一体，创造了“城市学”（Urbanology）概念，是西方近代建立系统区域规划思想的第一人。—译者注

(7)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1850—1898），著有《回顾：公元2000—1887》一书（中译本由林天斗、张自谋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作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系列出版）。该书为一部社会空想改良主义长篇小说，作者从幻想波士顿城一百年的“惊人变化”，叙述想象中20世纪的美国新社会和生产制度。该书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各种矛盾和弊病，提出了空想改良主义的经济、政治主张。作者认为私人资本占有制度是一切社会灾难的根源，实现工商业的国有化是首要的任务。—译者注

(8)莱奇沃斯，霍华德田园城市理论的两个实践地之一。—译者注

(9)蒙特内格鲁（Montenegro）即黑山。—译者注

(10)拉尔夫·博尔索迪（Ralph Borsodi,1886—1977），经济学家、社会批判家，致力于开展自给自足的自耕农乡村生活实验。萨弗恩是美国纽约罗克兰拉玛坡（Ramapo）镇的一个村。拉尔夫·博尔索迪1920年搬入萨弗恩，30年代他在萨弗恩附近创建了生活的学校（the School of Living），在这片40英亩的拜亚德·纳勒（Bayard Lane）社区中，4英亩的学校位于16户住宅的中心。—译者注

(11)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著有《西方的没落》。—译者注

(12)英国人C.H.道格拉斯（C.H.Douglas,1879—1952）于20世纪初提出“社会信用”理论。该理论以个人权利伦理学为基础，提出了改善资本主义滞胀影响的经济和伦理体系。

(13)赖特设计的戈登·斯特朗天文馆方案，建筑采用了螺旋汽车坡道，该设计并未实施，但被赖特后来的广亩城市建筑所吸收，并影响了古根海姆美术馆的设计。—译者注

(14)皮埃尔·查尔斯·朗方（Pierre Charles L’Enfant，1754—825），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规划者。—译者注

(15)《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美国著名的左派杂志。该杂志由William Phillips和Philip Rahv于1934年创办。在其鼎盛时期，它是美国公共知识分子的重要论坛，很多著名的政治家、哲学家、作家、批评家都是其撰稿人。2003年4月，该杂志停刊。—译者注

*

(16)William Dean Howells,A Traveler from Altruria （1984,reprinted.,Hill and Wang,New York,1957）,pp.187—195.

(17)Frank Lloyd Wright,The Living City（Horizon Press,New York,1958）,p.110.

(18)Ibid.,pp.59—60。

(19)见Paul K.Conkin,Tomorrow a New World: The New Deal Community Program（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Ithaca,1959）,pt.1。

(20)关于美国知识分子对城市的态度，见Morton and Lucia White,The Intellectual versus the City: From Thomas Jefferson to Frank Lloyd W right（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and MIT Press,Cambridge,Mass.,1962），另见Leo Marx在“Pastoral Ideals and City Troubles”（Journal of General Education 20,no.4,Jan.1969,p.270.）中对Whites的著作的批评。

(21)关于美国思想中回归自然与田园神话的全面分析，见Peter J.Schmitt,Back to Nature。The Arcadian Myth in Urban America（Oxford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69）。同见于Henry Nash Smith,Virgin Land: The American West as Symbol and Myth （1950; reprint ed.,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Mass.,1970）；Leo Marx,The Machine in the Garden: Technology and the Pastoral Ideal in America（Galaxy Books,New York,1967）。

(22)The Reverend Heber Newton,in U.S.Congress,Senate,Committee on Education and Labor,Investigation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Labor and Capital,48th Cong.（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Washington,D.C.,1885）,p.575; quoted in Conkin,Tomorrow a New World,p.16.

(23)Conkin,Tomorrow a New World.

(24)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Holt,New York,1921）,pp.2—3。特纳1893年的讲座，原发表于美国历史协会，1983年年度报告（Washington,D.C.,1894）成为这本书的第一章。该书汇集了作者1893至1918年所写的大部分重要的论文。

(25)见Mauro Calamandrei,“II pensiero storiografi co di F.J.Turner”Turner著作的意大利文版介绍，La frontiera nella storia americana（II Mulino,Bologna,1967）。

(26)Smith,Virgin Land,p.259.

(27)见Daniel J.Elazar,Cities of the Prairies.The Metropolitan Frontier and American Politics （Basic Books,New York,1970）,p.45。

(28)Henry George,Jr.,introduction to Progress and Poverty,25th anniversary ed.（Doubleday,Page,Garden City,N.Y.）,pp.vii-x.

(29)关于这一状况的讨论，见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The Contours of American History（World,Cleveland and New York,1961）,pp.313—317。

(30)George,Progress and Poverty,p.xv.

(31)Ibid.,p.336.

(32)这些书是Garland大约于1883年开始写作的故事的合集；Parrington 认为它们是“农耕美国的第一次真实的表述和抗议，紧接着它们就被工业革命淹没了”。《大路》的第一版收录了豪厄尔斯的序言。见Vernon L.Parrington,Main Currents in American Thought,3 vols.（Harcourt Brace and World,New York,1930）,3:294—297,391—392。

(33)引自 Richard Hofstadter,The Age of Reform.Fr om Bryan to F.D.R. （Knopf,New York,1955）,p.35；同见于Williams,Contours of American History,pp.334—336。

(34)1860年，芝加哥是美国人口介于10万至25万之间的6大城市之一。同一年，美国的城市人口达到总人口的19.8%，分布于392座城市中，其中93座有1万名以上的居民。到1900年，城市人口增长到总人口的39.7%，分布于1737座城市中，其中440座有1万名以上的居民。到1910年，城市人口增长到总人口的45.7%，分布于2262座城市，其中597座有1万名以上的居民。这些数据来源于Elazar，Cities of the Prairies,table 1-1。

(35)Arthur M.Schlesinger,Paths to the Present （Macmillan,New York,1949）,p.233.

(36)见W.Stull Holt,“Some Consequences of the Urban Movement on American History”,Pacifc Historical Review 22,Nov.1953,pp.337—351。

(37)Arthur M.Schlesinger,The Rise of the City,1878—1898（Macmillan,New York,1933）,p.79.

(38)Page Smith, As a City upon the Hill.The T own in American History（1966; reprint ed.,MIT Press,Cambridge,Mass.,1973）,p.113.

(39)Marcus L.Hansen,“Remarks”,in Dixon Ryan Fox,ed.,Sources of Culture in the Middle West（Appleton-Century,New York and London,1934）,pp.103—110; 引自Smith,City upon the Hill,p.113。

(40)引自A.Whitney Griswold,“The Agrarian Democracy of Thomas Jefferson”,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40,no.4,Aug.1946,pp.657—681。

(41)Jefferson to James Madison,December 20,1787,引自Griswold,“Agrarian Democracy”,p.668。

(42)以上数据来自 Arthur M.Schlesinger, The Rise of Modern America,1865—1951,4th ed.（Macmillan,New York,1951）,p.146。

(43)见Morton White,“Two Stages in the Critique of the American City”,in Oscar Handlin and John Burchard,eds.,The Historian and the City（MIT Press 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Mass.,1963）,pp.84—94。

(44)Morton and Lucia White,“The American Intellectual versus the American City”,Daedalus,Winter 1961,p.175。该文是注释5引用同作者著作的简编本。

(45)赫尔大厦建于19世纪末，由Jane Addams主持建造，并用于文化活动和社会福利事业。这座由Pond兄弟建造的新都铎式（neo-Tudor）建筑，成为中世纪修道院的现代版，包括了一个戏剧工作室、手工艺工作室、对穷人开放的饮食设施以及为社会工人雇员准备的宿舍。两位建筑师之一，Allen Pond，这样评论赫尔大厦：“在我们这个非福音的、科学的、工业的时代，它是承担着传教、教育和劳动功能的古代和中世纪修道院设施的合法的社会继承者。”修道院的四方院，和它的餐厅、集会空间、图书馆、商店和个人卧室，是今日社区建筑的对等物。（引自Mark L.Peisch,The Chicago School of Architecture ［Random House,New York,1965］,p.68。）关于赫尔大厦的历史，见Jane Addams,Forty Years at Hull House （New York,1935）。

(46)关于Steinway Hall，见 H.Allen Brooks,“Steinway Hall,Architects and Dreams”,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tectural Historians 22,no.3,Oct.1963,pp.171—175。关于草原学派，见同作者的 The Prairie School（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Toronto and Buffalo,1972; Norton,New York,1976）。

(47)这一事实在Barry Byrne的专访中有报道，Barry Byrne在1903—1908年间曾在赖特工作室任绘图员；引自Robert E.McCoy,“Rock Crest / Rock Glen: Prairie School Planning in Iowa”, Prairie School Review 5,no.3,1968,p.15,n79。

(48)见Scott Donaldson,“City and Country: Marriage Proposals”,American Quarterly 20,Fall 1968,pp.547—566。

(49)引自John Burchard and Albert Bush-Brown,The Architecture of America.A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Atlantic-Little,Brown,Boston,1961）,p.101。

(50)见Everett Chamberlin,“Types of Suburbs”,in Chicago and its Suburbs（Hugerfold,Chicago,1874）,pp.407—416。在谈到Parkside、Lake Forest、Riverside、Park Rise和Mount Forest郊区的形成时，Chamberlain强调地点选择的“自然”品质。同见于Harold M.Mayer and Richard C.Wade,Chicago: Growth of a Metropolis（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Chicago,1969）。

(51) Marx,Machine in the Garden

(52) George,Progress and Poverty,p.449.

(53)Adna Ferrin Weber,“The Growth of the Citi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A Study in Statistics（1899; reprint ed.,Cornell University Press,Ithaca,1963）,p.475.

(54) Frederic C.Howe, The City: The Hope of Democracy （Scribner’s Sons,New York,1905）,p.204.

(55)引自Park Dixon Goist,“City and ‘Community’: The Urban Theory of Robert Park”,American Quarterly 23,spring 1972,p.53。关于Park对社区的分析，见Robert E.Park,Ernest W.Burgess,and Roderick D.McKenzie,The City（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Chicago,1925）。

(56) Leonard K.Eaton,Two Chicago Architects and Their Clients.Frank Lloyd Wright and Howard Van Doren Shaw（MIT Press,Cambridge,Mass.,1969）,p.33。关于赖特事业形成期的中产家庭的社会学肖像，见Richard Sennett, Families Against the City.Middle-Class Homes of Industrial Chicago, 1872—1890（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Mass.,1970）。

(57)这是Meredith Nicholson（Scribner’s Sons,New York,1918）论文集的标题，其中，中西部的城镇和乡村，是没有被财富和将生活建立在友谊与团结基础上的典型中产阶级美国居民所污染的安乐之所。将他们团结在一起的平等精神，建立于由天赋而来的个人价值的基础之上。

(58) Thorstein Veblen,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1899; reprint ed.,Randora timse,Modern Library New York,1934）,p.103.

(59)Ibid.，p. 253.

(60)在1896 —1897年之间，Winslow出版了William C.Gannett和Frank Lloyd Wright的House Beautiful（Auvergne Press,River Forest,III.; facsimile ed.,Prairie School Review Press,Park Forest,III.,1963）。

(61)Veblen,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p.122.

(62)近年来，广亩和赖特的全部作品被重新思考。其中最有趣的评论是George R.Collins的“Broadacre City: Wright’s Utopia Reconsidered”， Four Great Makers of Modern Architecture（1961年3月到5月在哥伦比亚大学召开的研讨会；Da Capo Press,New York,1970）；Norris Kelly Smith的Frank Lloyd Wright，A Study in Architectural Content（Prentice-Hall,Englewood Cliffs,N.J.,1966）；Robert C.Twombly的 Frank Lloyd Wright.An Interpretive Biography（Harper ＆ Row,New York,1973）。赖特去世后出版的诸多著作和论文，除了本文引用的，重要的还有Vincent Scully,“The Heritage of Wright”,Zodiac,no.8,1961,pp.8—13；Finis Farr,“Frank Lloyd Wright: Defiant Genius”,Saturday Evening Post,Jan.7,14,21,28,and Feb.4,1961；Peter Blake,Frank Lloyd Wright（Penguin Books,Harmonsworth,Middlesex,1963）；Edgar Kaufmann,Jr.,“Frank Lloyd Wright’s Years of Modernism,1925—1935”,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tectural Historians 24,no.1,1965,pp.31—33；Henry-Russell Hitchcock,“Frank Lloyd Wright 1867—1967”,Zodiac,no.17,1967,pp.6—10；Martin Engel,“Frank Lloyd Wright and Cubism: A Study in Ambiguity”, American Quarterly 19,no.1,Spring 1967,pp.24—38；Norris K.Smith,“Frank Lloyd Wright and the Problem of Historical Perspective”,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tectural Historians 26,no.4,Dec.1967,pp.234—237；Rayner Banham,“The Wilderness Years of Frank Lloyd Wright”,Journal of the Royal Institute of British Architects 76,no.12,Dec.1969,pp.512—518；Edward Frank,“Filosofi a organica,architettura organica e Frank Lloyd Wright”,L’architettura cronache e storia 15,no.169,Nov.1969,pp.426—486；Bruno Zevi,“Frank Lloyd Wright domani”,同上,p.423；Edgar Kaufmann,Jr.,“Frank Lloyd Wright: The Eleventh Decade”,Architectural Forum 130,no.5,June 1969,pp.173—183；Martin Pawley,Frank Lloyd Wright-Public Buildings（Thames and Hudson,London,1970）；Giorgio Ciucci,“Frank Lloyd Wright,1909—1938: dalla crisi al mito”,Angelus Novus,no.21,1971,pp.85—117；Jonathan Barnett,“Rethinking Wright”,Architectural Forum 136,no.5,June 1972,pp.42—47；William AIlin Storrer,The Architecture of Frank Lloyd W right.A Complete Catalogue（MIT Press,Cambridge,Mass.,1974）；John Sergeant, Frank Lloyd W right’s Usonian Houses.The Case for Or ganic Architecture (Whitney Library of Design,New York,1976）。赖特的许多文字和关于他的早期著作在1969年4月到9月献给Pope-Leighy House的Historic Preservation的专刊中重新出版了，还有为数众多的展览，这些都表现了众人对赖特的兴趣，其中1976年12月到1977年1月在那不勒斯举办的那场展览展出了赖特从1887年到1959年的设计作品。

(63)见Arthur E.Morgan,Edward Bellam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44）,pp.392—393。尽管赖特的某些观点源于Bellamy，但他反对Bellamy构想的那种社会类型。Bellamy赞成集中化，他认为“美丽的”城市有简单的住宅，但也有着“壮丽的”公共生活和广泛信任的政府。相反，赖特赞成分散化，赞成城市的消除，一种完全在家庭中表现自己的生活，以及最少的政府管制。Bellamy构想的私有财产的缺席，与赖特财产权广泛扩展的概念针锋相对。

(64)关于南部平均地权论者对新政的立场，见Edward Shapiro,“Decentralist Intellectuals and the New Deal”,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58,no.4,Mar.1972,pp.938—957；以及同作者的“The Southern Agrarians and the 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 American Quarterly 22,Winter 1970,pp.791—806.

(65)Calamandrei,“II pensiero storiografi co di F.J.Turner”,p.xvii.

(66)在Turner仍在发展他的观念的时代，Wilson早已接受了他关于边界重要意义的论题。Wilson将1890年的危机视作边界封闭的结果，并相信一种新的扩张将成为“自然且新鲜的推动力”。见Williams,Contours of American History,p.411；同见于Richard Hofstadter,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and the Men Who Made It （Knopf,New York,1948）,chap.10。

(67) White and White,Intellectual versus the City,especially chaps.3,12.

(68)关于美国城市规划的产生和发展的丰富讨论，参见Francesco Dal Co,“From Parks to the Region: Progressive Ideology and the Reform of the American City”,this volume。

(69)关于橡树园时期，见Grant Carpenter Manson, Frank Lloyd Wright to 1910.TheFirst Golden Age（Reinhold,New York,1958）。

(70)引文见Louis H.Sullivan, Autobiography of an Idea（1924; reprint ed.,Dover,New York,1956），p.314；同作者的Kindergarten Chats（Revised 1918）and Other Writings （George Wittenborn,New York,1947）,p.107。

(71)Sullivan,Kindergarten Chats,p.110.

(72)George R.Collins列出了赖特广亩思想的来源：在讲演以及撰写他的规划的过程中，赖特公开且大方地承认了他所欠下的对至少30个人的“债务”。列出一些他提到过的：The Arabian Nights,The Bahaist writings,Edward Bellamy,William Blake,Ralph Borsodi,John Brown,Samuel Butler,Thomas Carlyle,C.H.Douglas,Ralph Waldo Emerson,Henry George,Silvio Gesell,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Heraclitus,Thomas Jefferson,Jesus Christ,Lao-tse,Abraham Lincoln,Giuseppe Mazzini,George Meredith,Thomas Paine,Paracelsus,John Ruskin,Percy Bysshe Shelley,Louis Sullivan,Henry David Thoreau,Leo Tolstoi,Jules Verne,Victor Hugo,George Washington,Walt Whitman。他们实际上都身处于文学折中主义的放纵中（“Broadacre City”,p.68）。在他去欧洲之后的那些年，赖特也对这一“折中主义的放纵跃跃欲试”。事实上，他早已知道这些作者，不仅仅是先验论者，还有比如Carlyle。1908年，在他的文章“In the Cause of Architecture”中，赖特回忆了1894年他如何在Carlyle警句的启发下形成了一系列关于建筑学的观点：“理想内在于你自己，你身处的环境只是你从中形成了同样的理想的素材而已”；见Frank Lloyd Wright,On Architecture.Selected Writings 1894-1940，ed.Frederick Gutheim（Duell,Sloan and Pearce,New York,1941）,p.32。Ruskin和William Morris在赖特最早期的著作中也常被引用。

(73)关于伦敦会议，见Royal Institute of British Architects,Town Planning Conference, London,10—15 October 1910 .Transactions（London,1911）；Giorgio Piccinato，La costruzione dell’urbanistica.Germania 1870—1914（Offi cina,Rome,1974）。同见于chapter 8 of Manieri-Elia,“Toward an ‘Imperial City’: Daniel H.Burnham and the City Beautiful Movement”,this volume。

(74)The portfolio,Ausgeführte Bauten und Entwürfe von Frank Lloyd W right（Wasmuth,Berlin,1910) 包括了赖特写的导言；同见于William Wesley Peters作序的新美国版，Buildings,Plans and Designs of Frank Lloyd Wright （Horizon Press,New York,1963）。

(75)见Alan Crawford,“Ten Letters from Frank Lloyd Wright to Charles R.Ashbee”,Architectural History,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tectural Historians of Great Britain 13,1970,pp.64—73。

(76)Bellamy实际上反对独立的合作聚居。在1891年5月2日的New Nation中，他写道：“很显然，国家主义者通常不相信合作聚居是最有效的传播信仰的途径。这其中的原因是聚居群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有很大的优势，因为它只是一个巨大竞争系统中的一部分。”（p.232）见Stanley Buder,“Ebenezer Howard: The Genesis of a Town Planning Movement”,Journal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Planners 35,no.6,Nov.1969,pp.392,397,n3。

(77) Letter from Hilaire Belloc in response to a letter from Bernard Shaw, American Review 8,no.3,Jan,1937,pp.314—320.

(78)对这一立场的先例可以在亨利·乔治身上发现，他认为两个危险阶层是过于富裕或过于贫困的阶层。同样的，人民党主义者的说法则是社会“上层或下层的渣滓”，豪厄尔斯认为，美国的发明、艺术和文化，既不会在最上阶层中产生，也不会的最底阶层中产生，而是在中间阶层的人中产生。如George E.Mowry所述：“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改革论者从不质疑天才和正义身在何处。他也不会不清楚国家罪恶的来源。‘掠夺财富的问题自上而来’ ，某人写道，‘……贫穷和愚蠢粗野的犯罪问题自下而来’ ”；见The Era of 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America,1900—1912（Harper and Row,New York,1958）,p.103。

(79)第一版见注释59。第二版，简编本，Charles R.Ashbee作序，标题与1911年相同，且同样由Wasmuth在柏林出版；新美国版由Edgar Kaufman,Jr.撰写前言，名为Frank Lloyd Wright,the Early Work (Horizon Press,New York,1968)。

(80)引自1910年 Wasmuth版中图版97的说明。

(81)Manson,Frank Lloyd Wright to 1910,p.207.

(82)据Brooks说，赖特选择Holst，可能是因为他在Steinway Hall曾有自己的办公室；见Prairie School,p.86。Manson提到Marion Mahony，赖特最信任的合作者，也曾在Holst的工作室待过一段时间，但他不认为这是赖特选择Holst的真正原因；见Frank Lloyd Wright to 1910,p.212。赖特与Holst其他更直接的联系，比如相信通神论（theosophy），也不能被排除。事实上，赖特的文化和哲学源泉的一大部分，也与通神论者相一致。在美国通神论杂志The Theosophical Path（1911年创刊）引用的名字中，最常出现的是佛陀、耶稣基督、老子、孔子、卡莱尔、歌德、惠特曼、朗费罗、帕拉塞尔苏斯以及贝拉米，这些名字都可以在赖特的论著中发现。关于Griffi n和Geddes与通神论者的联系，见Manieri-Elia,“Toward an ‘Imperial City’”,this volume,n215—217。

(83) Manson, Frank Lloyd Wright to 1910,p.213.

(84) 同上,p.217; McCoy,“Rock Crest/Rock Glen”,p.15。

(85)格里芬同一时期开始的城镇设计，表现出同样的规划和建筑的结合；如同样设计于1911年伊利诺斯温内特卡（Winnetka）的Trier Center社区和芝加哥的Ridge四方院，都与科摩果园类似，而与赖特1913年为芝加哥市郊设计的典型居住区非常不同。见James Birrell,Walter Burley Griff n（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St.Lucia,Brisbane,1964）,pp.57—62。

(86)比如Suzanne Ganschinietz，“William Drummond”,Prairie School Review 6,nos.1,2,1969。Mahony的手稿“The Magic of America”（Burnham Library,Chicago Art Institute）中，同样有一些对赖特相当坦率的批评。

(87) Ganschinietz,“William Drummond”,no.2,p.12.

(88)见Alfred B.Yeomans,ed.,City Residential Land Development.Competitive Plans for Subdividing a Typical Quarter Section of Land in the Outskirts of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Chicago,1916）,pp.37—47,reprinted in Western Architect 25,no.1,Jan.1917,pp.6—8 and plates。同见于Robert C.Twombly,“Undoing the City: Frank Lloyd Wright’s Planned Communities”,American Quarterly 24,no.4,Oct.1972,pp.538—549。

(89) Frank Lloyd Wright,“A Home in a Prairie Town”, Ladies’ Home Journal 18,Feb.1901.

(90)见Arthur C.Comey,“Regional Planning Theory: A Reply to the British Challeng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8,Jan.1923,pp.81—96；发表于C.E.Nash,Augusta,Me出版于1923年的同名论著。Comey设想了一个道路系统，形成一个三角形的区域和地方交通轴网络；在主要轴线的交叉处设置了商业中心；工业区域沿着运输要道从这些节点呈线性发展；分布在主要路网内的是居住区，内有第二级的道路辅助交通。广阔的农业区域和绿色空间，将不同的线性要素分开。Comey脑中的生活模型是美国郊区社区的理性版本。见Collins,“Broadacre City”,pp.60,63，Comey的思想与广亩计划在这一点上发生关联；Thomas A.Reiner,The Place of the Ideal Community in Urban Planning （Trustees of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1963）。关于Comey和马萨诸塞宅地委员会的合作，见Dal Co,“From Parks to the Region”,this volume。

(91) Frank Lloyd Wright,An Autobiography（Duell,Sloan and Pearce,New York,1943）,pp.168—169.

(92)关于南部平均地权论者与国家天主教乡村生活会议的联系，见注释49所引夏皮罗(Shapiro)的论文；同见于John L.Stewart,The Burden of Time.The Fugitives and Agrarian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rinceton,1965）,pp.180ff.；Conkin,Tomorrow a New World,pp.14—15,25。

(93)Frank Lloyd Wright,Writings and Buildings,ed.Edgar Kaufmann and Ben Raeburn（World,Cleveland and New York,1960）,pp.55—73.

(94)Wright,On Architecture,pp.85—97.

(95) Parrington,Main Currents 3,p.319.

(96)Wright,Living City,p.245.

(97)这两篇论文可能成为“摩天楼的暴政”（“The Tyranny of the Skyscraper”）和“城市”（“The City”），1930年末普林斯顿大学的六个演讲其中的两个。《消失的城市》于1945年作为《当民主建造时》（When Democracy Builds）重新发行；后来它被完全重写，并以《活着的城市》（The Living City）为名于1958年出版。

(98)Wright,Autobiography,pp.254—259.

(99)Wright,Living City,pp.58—59.

(100)Wright,Autobiography,p.259.

(101)见Henry-Russell Hitchcock,In the Nature of Materials,1887—1941.The Buildings of Frank Lloyd Wright（Duell,Sloan and Pearce,New York,1942）,p.82；Arthur Drexler,The Drawings of Frank Lloyd Wright （Bramhall House,New York,1972）,plates 114,115,273。

(102)Wright,Autobiography,p.275.

(103)Ibid.，p.276.

(104)George E.Mowry，The Urban Nation,1920—1960 (Hill and Wall,New York,1965),p.2.

(105)Franklin K.Lane，美国内政部，1918年6月30日年末财务年度报告（Government Printing Offi ce,Washington,D.C.,1919）中，p.11，引自Conkin，Tomorrow a New World,p.51。

(106)Franklin K.Lane，美国内政部年度报告，p.112，引自Schmitt，Back to Nature，p.162。

(107)总人口的26%生活在10万多个居住地中的68个中心，16.5%生活在1万到10万个居住地中的648个中心。见Elazar，Cities of the Prairies。

(108)见Parrington，Main Currents 3，p.405。

(109)见David Graham Phillips，Golden Fleece.The American Adventures of a Golden Hunting Earl（McClure,New York,1903）pp.57—58。

(110)见Daniel Bell,“Crime as an American Way of Life: A Queer Ladder of Social Mobility”,in Alexander B.Callow,Jr.,ed.,American Urban History.An Interpretive Reader with Commentar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69）,pp.274—291。

(111)田纳西流域管理局的起源，见Preston J.Hubbard,Origins of the TVA.The Muscle Shoals Controversy,1920—1932 （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Nashville,Tenn.,1961）,especially chaps.1—4。

(112)Donald Davidson,The Tennessee,2 vols.（Rinehart,New York,1946-1948),vol.2,p.184,引自Hubbard,Origins of the TVA,p.40。

(113)关于马塞尔沙洲城市，只是被提议，但从来没有真正设计，见“A City All Main Street”，Literary Digest 73，1922年4月8日，pp.72—74；Little McClung,“The seventy-five Mile city”,Scientif c American 127,1922年9月，pp.156—157,213—214；New York Times，1922年1月12日。

(114) Hubbard,Origins of the TVA,chaps.3—5。

(115)见George R.Collins,“Lo sviluppo della pianifi cazione lineare”,Arturo Soriay Mata,La citta lineare（II Saggiatore,Milan,1986）的序言，特别是pp.63—64。同样见其“Linear Planning throughout the World”,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tectural Historians 18,no.3,1959,pp.74—93。

(116)引自Conkin,Tomorrow a New World,p.29。

(117)弗兰克·劳埃德·赖特1930年在芝加哥对National Terra Cotta Society的讲座，On Architecture,p.144。

(118) Frank Lloyd Wright,“Modern Architecture.6: The City”,The Future of Architecture (Horizon Press,New York,1953),p.175.

(119) Patrick Geddes,Cities in Evolution（Williams and Norgate,London,1915）,p.129.

(120)在美国，像其他地方一样，电力被视为工业革命的开始。特别见Paul Hutchinson,“Revolution by Electricity.The Signifi cance of the Tennessee Valley Experiment”,Scribner’s Magazine,Oct.,1934。

(121)Hofstadter, Age of Reform,p.288.

(122) Ibid.，p.294。

(123)引自Francis E.Rourke,“Urbanism and American Democracy”,Callow,American Urban History,p.378。

(124)Hofstadter,Age of Reform,p.300.

(125)Wright,“Modern Architecture 6: The City”,p.177.

(126)Baker Brownell 和 Frank Lloyd Wright,Architecture and Modern Life（Harper and Brothers,New York,1937）,pp.177—179.

(127)1933年，《丑陋的文明社会》第二版的评论，Donald Davidson认为Borsodi的著作处在农业经济的广阔背景下，但他告诫说在杰斐逊派的肯定下，Suffern实验很可能向农业社会的相反方向发展；见Donald Davidson,“Agrarianism for Commuters”, American Review 1,no.2,May 1933,pp.238—242。赖特和Borsodi观点的关系见Paul和Percival Goodman, Communitas.Means of Livelihood and Ways of Life（Vintage Books,New York,1960）,pp.88—93。

(128)见Stewart,Burden of Time,特别是chap.3,“Toward Agrarianism”。

(129)Ibid.，p.321。

(130)Ibid.，p.354。

(131)见Patrick F.Quinn,“Agrarianism and the Jeffersonian Philosoghy”,Review of Politics 2,Jan.1940,pp.87—104。

(132)Donald Davidson,review of Arthur M.Schlesinger,The Rise of the City ,1878—1898,in American Review 1,no.1,Apr.1933,pp.100—104.

(133) Ralph Borsodi,“Land Tenure”,American Review 7,no.5.Oct.1936,pp.556—563.

(134)引自E.Shapiro,“Decentralist Intellectuals and the New Deal”,p.941。

(135)罗斯福的农耕思想主要发展于他作为纽约地方长官时期。20世纪初，他已经开始在自己的海德公园的土地上采用科学的耕种方法并进行土壤保护。1920年，罗斯福主张，通过在本地工厂雇用他们，将人们留在乡村是可能的。作为纽约的地方长官，通过促进运输和通讯设施的配置，他致力于实现工业分散化和在城市和乡村间取得一种新的平衡。乡村电气化、道路、再造林以及新本地工厂，是乡村规划扩展计划的组成部分。罗斯福的土地使用政策的重要结果是1933年国家规划部的成立；它的第一项任务是准备一份关于土地和水资源的报告。见National Planning Board,Federal Emergency Administration of Public Works,Final Report-I933-34（Government Printing Offi ce,Washington,D.C.,1934），其中说道：“农村乡野规划迄今为止相对而言是不发达的，但毫无疑问，在不久的将来它将提上日程，诸如土地利用和教育设施等问题将日趋紧迫，生存的家园和如田纳西流域管理局这样的组织将变得更加紧密。”（p.24）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规划部的关注范围扩展到城市问题和技术发展（1937）、国家的经济结构（1938—1940）、人口的科学研究（1937-42）、区域规划（1942）以及很多其他领域。见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Age of Roosevelt: The Coming of the New Deal（Houghton Miffl in,Boston,1957）；Charles E.Merriam,“The National Resources Planning Board.A Chapter in American Planning Experienc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38,no.6,Dec.1944,pp.1075—1088.

(136)John Kenneth Galbraith,The Great Crash（Houghton Mifflin,Boston,1954; Penguin,Harmondsworth,Middlesex,1961）,p.32.

(137)Wright, Autobiography,p.310.同见于 Olgivanna Lloyd Wright,Frank Lloyd Wright,His Life, His Work,His Words（Horizon Press,New York）,pp.102—109。

(138)Wright,Autobiography,pp.304—317.

(139)“Points of View”,Southwest Review 14,Summer 1929,pp.414—494.

(140)Frank Lloyd Wright,“In the Cause of Architecture,VII: The Meaning of Materials-Concrete”, Architectural Record 64,no.2,Aug.1928,p.99.

(141)Walter C.McKain,Jr.,“The Concept of Plane of Liv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Plane of Living Index”,Rural Sociology 4,no.3,Sept.1939,pp.337—343.

(142)尤见于E.Shapiro,“Southern Agrarians and the 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

(143)Ibid.，pp.803—804.

(144)Brownell and Wright,Architecture and Modern Life,p.67.

(145)Jonathan Daniels,A Southerner Discovers the South（Macmillan,New York,1943）; Daniels以讽刺的笔调叙述了Arthur E.Morgan和他的妻子（二者都是酒与烟草的反对者）如何努力阻止诺里斯的啤酒售卖；在“挑选的”住在该镇的工人中举行的投票表明，啤酒售卖是受欢迎的。

(146)在他批判性的专著《爱德华·贝拉米》中，摩根将小说Looking Backward的作者（即爱德华·贝拉米）定义为“城市的叛逆者”（pp.94—96），并从贝拉米未出版的论文引用了如下的宣言：“我唯一所不能理解的是……任何……一个有灵魂的人，能够满足于居住在砖和石头砌筑的城市中，而不选择住在有大山、森林和小溪的乡村中。”这一态度为赖特所接受，但他不能接受Looking Backward中设想的工作组织形式。同见于n48。

(147)见Milburn L.Wilson,Farm Relief and Allotment Plan（University of Minnesota,Minneapolis,1933）,p.50。Wilson被摩门镇社群的高标准生活极大地鼓舞，且这一社群的案例直接影响了Wilson执掌的联邦主管机构的工作。

(148)见Ralph Borsodi,“Dayton,Ohio,Makes Social History”,Nation 136,1933,pp.447—448。Borsodi的计划是Division of Subsistence Homestead批准的第一个计划。第二个是西弗吉尼亚的Arthurdale，埃莉诺·罗斯福表示了直接的兴趣。第一批预制的住宅在几个月内开始建造，但是在一年半以后，却只完成了125处住所。尽管对这一实验有无数的批评，Arthurdale仍是最广为人知的生存宅地社区。关于生存宅地计划的简短评论，见Conkin,Tomorrow a New World,pp.237—255。到1935年中，已存在20个自给自足的社区，另有40个已经被批准；6500人已经居住于其中。

(149)Frederick Gutheim,“Frank Lloyd Wright: Prophet of Decentralization”,Free America.A Magazine to Promote Independence 5,no.4,Apr.1 941,pp.8—10.

(150)Wright, Living City,pt.4,pp.181—216.

(151)Ibid.，p.215.

(152)Brownell 和Wright,Architecture and Modern Life,pp.254—260。O.E.Baker,Ralph Borsodi和Milburn L.Wilson撰写的著作，Agriculture in Modern Life （Harper and Brothers,New York,1939），保持了许多与布劳内尔和赖特的著作相似的论点。除了标题相似（标题意译了《建筑与现代生活》），两本著作在结构上也很奇怪地相似，都有每位作者个人撰写的章节，以及末尾的一篇作者间的讨论，他们都非常赞同对方的观点。

(153)Frank Lloyd Wright,“Broadacre City: A New Community Plan”,Architectural Record 77,no.4,Apr.1935,pp.244—245.

(154)Collins,“Broadacre City”,p.57.

(155)See C.H.Douglas,Economic Democracy（Palmer,London,1921）.

(156)George,Progress and Poverty,p.325.

(157)Ibid.，p.336.

(158)Ibid.，p.449.

(159)Ibid.，p.453.

(160)Ibid.，p.466.

(161)塔里埃森学校，一个学校、职业工作室以及农场，实际上是一个大的学习工场。Norris Kelly Smith将这一团体的灵感来源追溯到Tennyson改写的亚瑟王神话中亚瑟王的圆桌会议（Round Table）。Smith注意到赖特自己曾说，“塔里埃森，督伊德教的祭司，是亚瑟王圆桌会议的成员之一”。这一团体的社团精神浸透着边界传统和边界神话，这些当时正被地方主义画家描绘着，比如John Stuart Curry的Baptism in Kansas或者Grant Wood的Dinner for Threshers。塔里埃森学校的第一学期是在赖特1902年为他的姑姑Nell和Jane Lloyd-Jones建造的Hillside Home School，他后来又用这块土地的一部分建造了自己的住宅。今天，塔里埃森学校已经成为塔里埃森建筑师联合会。见The Taliesin Fellowship（Spring Green,Wis.,1933）; N.K.Smith,Frank Lloyd Wright,pp.119—120。

(162)广亩城市模型于1932—1933年冬天开始在亚利桑那州被实现。这一项目最初是由Edgar J.Kaufmann接受他儿子（未来建筑历史学家，当时正跟随赖特工作）的建议投资的。1936年Kaufmann委托了流水别墅的设计，一座“典型Usonian”的住宅。

(163)见Seymour Stillmann，“Comparing Wright and Le Corbusier”,Journal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Architects,Apr.—May 1948,pp.171—178,226—233。Stillmann比较了广亩城市的居民数量与“乌托邦”计划的居民数量。

(164)同见于 Collins,“Lo sviluppo del la pianifi cazione lineare”。

(165)见Wright,Autobiography,p.325。

(166)见John W.Reps,The Making of Urban America（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rinceton,1965）。

(167)Frank Lloyd Wright,Genius and Mobocracy（Duell,Sloan and Pearce,New York,1949）,p.13.

(168)Wright,Autobiography,p.303.

(169)见Hitchcock,Nature of Materials,p.87; Drexler,Drawings of Frank Lloyd Wright,plates 134—136。

(170)Lewis Mumford,From the Ground Up（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New York,1970）,p.87。引文来自论文“A Phoenix Too Infrequent”,原发表于1953年的《纽约客》。

(171)见Hitchcock, Nature of Materials,p.101,figs.411—413。

(172)见“The Price Tower”,in William A.Coles and Henry Hope Reed,eds.,Architecture in America: A Battle of Styles（Appleton-Century Crofts,New York,1961）,pp.354—384。

(173)Meyer Shapiro,“Architect’s Utopia”, Partisan Review 4,Mar.1938,p.42.

(174)见Oswald Spengler,The Decline of the W est,2 vols.（Knopf,New York,1926—1928）,尤其是vol.2,chap.4。

(175)M.Shapiro,“Architect’s Utopia”,p.45.

(176)Ibid.，p.47。

(177)见Talbot Wegg,“Frank Lloyd Wright versus the USA”,Journal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Architects 103,no.2,Feb.1970,pp.48—52。1940年，很多建筑师（格罗皮乌斯、两位沙里宁、康、斯特恩、Neutra、Wurster、Stubbins以及赖特）都受国防住宅司的Clark Foreman邀请设计麻省匹兹菲尔德市的100座工人住宅，并被保证赋予最大的自由。官僚政治的困难阻碍了赖特的设计，这一事实让他坚信华盛顿绝不可能将项目委托给一个像他那样的“自由”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