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学派城市研究及建筑文化研究成果

威尼斯学派的城市研究

胡恒

“威尼斯学派”是一个并不太精确的说法。一般而言，它指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聚集于威尼斯建筑学院（Istituto Universitario di Architettura di Venezia ，简称IUAV）的一批年轻人。他们因为共同的学术兴趣和政治立场而走到一起，进行一些相似的研究与合作。马里斯泰拉·卡齐阿托（Maristella Casciato）认为，有一个事件是威尼斯学派（Venetian School）真正的确认之点。“威尼斯学派”这一术语正是自此时开始，进入了建筑词典。⁽¹⁾那就是1976—1977年在威尼斯建筑学院的第一个学术年。它的主题为福柯（Foucault）的《规训与惩罚》（Surveiller et punir）这本著作，以及相关的历史分析方法。这一学术年由曼夫雷多·塔夫里（Manfredo Tafuri）和佛朗哥·莱拉（Franco Rella）组织，马西莫·卡西亚里（Massimo Cacciari）、莱拉、塔夫里、特索（G.Teyssot）参与讨论。

可以说，这个说法是对1968年之后威尼斯建筑学院知识分子团体活动的一个阶段性总结。由于那个时代的特殊性，导致了我们通常对“威尼斯学派”认识方向的确定——马克思主义、批判哲学、阶级斗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诸如此类。实际上，在整个意大利现当代建筑、城市学术史的图景中，“威尼斯学派”还是个更为源远流长的历史概念。

我们来回顾一下威尼斯建筑学院（IUAV）的历史。IUAV的前身是“威尼斯高等建筑学校”，它是继“罗马高等建筑学校”（Scuola Superiore di Architettura in Rome）之后，意大利的第二所建筑学校。1919年“罗马高等建筑学校”创立，这标志了意大利建筑学校的诞生。该校尝试着用科学与文化相结合的课程来培养新的职业类型。在它之后，以它为典范，法西斯政权推动发展了另外四所同样名为“高等建筑学校”的高校，它们分别出现在1926年的威尼斯、1929年的都灵、1930年的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但在1935—1936年期间，除了威尼斯以外，所有的高等建筑学校都被合并到其所在城市的大学中。威尼斯的例外，也就导致了后来一直独立于城市大学而自治的威尼斯建筑学院，亦即IUAV。⁽²⁾实际上，其独立姿态是威尼斯这座城市一贯的传统——它从文艺复兴以来就被称为是“另一个世界”。

1936年，西西里人朱塞佩·萨蒙那（G.Samonà）来到威尼斯高等建筑学校，成立了威尼斯建筑学院（IUAV）。这是一个转折。萨蒙那是西西里贵族，1922年毕业于巴勒莫大学工程系。他是一位相当出色的建筑师、都市规划专家。萨蒙那在威尼斯逐渐获得个人的声望，与此同时，他也将威尼斯建筑学院的学术与教育模式调整到自己的路子上。他打破了旧有的传统，转向现代运动，转向风格派的形式主义、赖特、柯布西耶。萨蒙那没有奉现代运动的原则为圭臬，他与现代运动建立起一种游戏关系。他用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和哲学思想来平衡现代建筑冷冽的形式品质，这使得他避开了充斥于意大利建筑界的各种风尚变化。IUAV也因此成为一个容纳多种思想的“另一个世界”。

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对于所有意大利新派知识分子来说是安全岛一样，IUAV也是相当长的时间里的异端建筑知识分子的庇护之所。在任期内，萨蒙那不仅把卡洛·斯卡帕（Carlo Scarpa）、路易吉·皮契纳托（Luigi Piccinato）和佛朗哥·阿尔比尼（Franco Albini）等杰出建筑师招揽到威尼斯任教，还对那些在其他学院（米兰工业大学、都灵工业大学等）被排挤和无法接纳的“知识逃亡者”大开方便之门。这里有塞维（Bruno Zevi）、艾莫尼诺（Carlo Aymonino）、塔夫里……可以说，从1936年开始，IUAV中就已经存在“威尼斯学派”，只不过它的形态（人员构成）在不断地变化。

1968年应萨蒙那之邀、塞维的推荐，塔夫里来到IUAV，担任建筑史教授。这是威尼斯学派的一个重大转折。塔夫里一方面和威尼斯建筑学院的左翼知识分子们建立起紧密合作的关系，其中包括卡西亚里、马里奥·托隆蒂（Mario Tronti）、托里·内格里（Toni Negri）、阿贝托·罗萨（Alberto Asor Rosa）。另一面，他迅速在身边团结起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其中既包括乔尔乔·丘奇（Giorgio Ciucci）、马里奥·伊利亚（Mario Manieri Elia）等来自罗马的追随者，也有弗朗切斯科·达尔科（Francesco Dal Co）、马可·德·米凯利斯（Marco De Michelis）等新一代的学生佼佼者。他们利用《反设计》（Contropiano）、《新天使》等刊物展开自己的理论建构、历史探索和政治历险。这就是经典意义上的“威尼斯学派”的诞生：一群人在一个共有的政治、文化氛围中自然形成。更为重要的是其精神领袖的出现——曼夫雷多·塔夫里。

1976年艾莫尼诺出任IUAV校长。建筑批判与历史分析系（Dipartimento di analisi critica e storica dell’ architettura）创立，取代了塞维1960年在此设立的“建筑史研究所”（Istituto di Storia dell’ Architettura）。以塔夫里为中心的研究团队也有了新的成员加入，合作模式也越发独立、细化。也正是在这一年，IUAV开始了第一个学术年。这就是本文开头所提到的关于福柯的《规训与惩罚》的历史方法论的学术年。这是一个更新了的开端，它是一系列前期研究的总结（《现代建筑》于1976年出版），也是一系列新的研究的开始。所以卡齐阿托认为“威尼斯学派”于此时进入建筑词典，是相当准确的。

在塔夫里的领导下，威尼斯学派进入黄金时代。二十余年里这些学者们创造出了丰富的、令人难忘的知识财富——十余本专著、无数篇论文（发表在各种语言的国际刊物上）。这里既有意识形态批判的战斗檄文，也有广阔视野的全球建筑文化探索，还有艰深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研究。这些普遍超高质量的思想炸弹接二连三地冲击着学术界，威尼斯学派也由此成为国际建筑学界的一块高地。即使在那些席卷一时的时尚建筑风潮最盛行之时，比如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建构等等，其理论家们也都对威尼斯学派抱有一份崇高的敬意。不过在塔夫里于1994年去世之后，威尼斯学派迅速滑向低谷。核心已逝，盛况难再，如今威尼斯学派已经成为一个历史名词。当然，回顾这一学派的思想遗产在任何时候都是需要的，尤其在意大利的历史语境中还原其理论探索与现实世界的微妙关系对于当下的研究来说无疑更有启迪意义。

无论是从1936年由萨蒙那开始的旧“威尼斯学派”，还是1968年由塔夫里开始的新“威尼斯学派”，城市都是研究焦点。首先，这是建筑学科之现代转向的表现。意大利现代建筑的转向之路十分艰难，由于历史原因，意大利建筑的原始场地大多为历史城市——诸如威尼斯这样的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已具有完成形态的城市为数甚多。建筑一直都是联系过去与未来的中心，所以，它几乎不可能像某些欧洲国家那样顺畅地转向现代主义。由于另一个历史原因，意大利战后对现代运动的接纳也有着巨大的阴影。以特拉尼（Terragni）为首的现代运动的倡导者和推动者的法西斯身份，令战后的建筑学发展进退两难。萨蒙那于1936年在威尼斯的探索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将建筑经验与城市经验等同起来，然后在此空间里探索现代运动和历史共存的可能性。其次，这和意大利现当代社会史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因为战后的意大利，就是一个城市规划不断堕入深渊的意大利。这一点已经不再只与专业相关，它影响到每个意大利人的生活。

自1945年意大利最后一个国王下台而宣告君主政体结束后，意大利共和国内一直都是政治党派激烈角逐、肉搏连场。战后重建是一项迫在眉睫的要务，50年代意大利出现“经济奇迹”则给所有人带来希望。但是无论是重建工作所兼带的建设任务，还是经济奇迹所创造的良好的心态环境，都没有在政策上获得同步的支持。放任的经济政策（laissez-faire，有点类似我们现在的“粗放型”政策）产生了一系列不良后果——建筑失控、与黑手党签约、非法建造……社会状况如此混乱和复杂，城市规划法规也同样的脆弱、漏洞百出。战时的1942年，第一部城市规划法在意大利通过。时代在经历巨变，规划法要与时俱进却异常艰难——1953年才发表了新城市规划法的第一个目录。在此背景下，战后出现的一些建筑团体都不约而同地表现出对城市问题的强烈关注。1945年成立的“建筑研究运动”（MSA）是温和协调派，它主要承担国家重建的工作。其控制方式有两种：城市规划（包括都市化进程的管理）和预制配件工业化。它的成员在一系列城市计划的项目中表现出对相关问题的思考：计划作为调停关于土地的社会矛盾的方法，赋予控制不动产的方法以重要性，区域主题、关系的组织以及在城市不同部分之间功能的合理配置。1944年成立的“有机建筑协会”（APAO）是政治激进派，和MSA的方向完全不一样，它的领导人塞维主张城市规划和建筑的自由。由APAO成员参与的INA-CASA的项目，就是对和谐的都市规划思想的公然反对。

60年代，意大利出现了中间和左翼势力试图合作的微妙局面，当时的建筑业积极将自身纳入到即将成为未来希望的中左联盟中。塞维在1959年建立的“国家建筑学院”（Istituto Nazionale di Architettura）就是这样一种组织，该学院包含了建筑各阶段所涉及的人，从建筑承包人直到建筑师。还有一些比较激进的团体，比如莱奥那多·本奈沃罗（Leonardo Benevolo）、阿尔纳多·布鲁斯基（Arnaldo Bruschi）、马里奥·伊利亚、卡洛·麦罗格兰尼（Carlo Melograni）和萨蒙那等人成立了“建筑与城市规划协会”（Società di architettura e urbanistica，缩写为SAU）。他们有着极端左翼和共产主义倾向，希望攫取权力进行变革，然后质疑职业手段。另外，还是学生的塔夫里及其朋友在1960年一起成立“城市规划师与建筑师协会”（Associazione Urbanisti ed Architetti，缩写为AUA）。他们的宗旨是拥护实际改革和现有状况的改善。他们也希望能借此参与进在当时的罗马甚至意大利全国正进行的城市保卫战中。无论他们的宗旨有否区别，社会责任、政治意识和专业知识都已经处于相等同的位置上（甚至更为重要）。

这些政见不一的团体聚焦于一个重要的事件上。中左政府的天主教民主党人菲奥伦蒂诺·苏洛（Fiorentino Sullo）在1962年起草了一部城市法——《苏洛法》（Legge Sullo）。他试图以此控制城市的发展与规划，控制地产投机行为。这激起了右翼政党、小地主和建筑业的群起攻之。为了不影响之后的选举，不安的天主教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及时刹车，停止了苏洛城市法改革计划的实施，他们甚至出尔反尔地表示，“城市法只是苏洛的个人想法”。这一事件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国家城市规划学院（Istituto Nazionale di Urbanistica，简称INU，成立于1930年）为执行这一法律发起了战斗。无论是SUA还是AUA，这些团体都不同程度地卷入其中。但右翼势力的强硬和中左政府意志力的薄弱，终究使得该法的执行以失败告终。而那些团体也随之逐渐解散。

在这个风云变幻的宏大社会图景中，我们已经看到一些熟悉的身影闪现于其中——塞维、萨蒙那、塔夫里……他们对城市问题的关注形式在这段时间（战后到60年代中期）里大多以实践斗争为主，理论研究为辅。而且这部分理论研究也是直接针对意大利的现实语境。比如塔夫里在1962年写的“1945—1961年的罗马建筑事件”就是关于战后到60年代的罗马建筑史与城市史。更有影响力的1959年出版的萨蒙那的《城市规划及其在一些城镇中的实施》与1964年出版的艾莫尼诺的《现代城镇的起源与发展》也是同一类型。研究幅度最大的当数罗西（Aldo Rossi）的《城市建筑》。不过他的最终立足点在于建筑设计，而不是历史研究。所以，尽管城市问题一直都是知识分子们的共同事业，但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历史与理论研究直到1968年之后才得以展开。

1968年，塔夫里来到IUAV，迅速开始其大规模的历史研究工作。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则是，若干个“历史工地”同时打开，即使这一年极其疯狂的第34届威尼斯双年展（罢工、罢课、游行、巷战……）都无法转移塔夫里的视线。这并非因为塔夫里已经厌倦了这种外在的身体抵抗行为，而是对于此时的他来说，历史研究已经成为另一种政治斗争。

1962年的《苏洛法》和中左政府的失败极大地触动了塔夫里。他感到进步知识分子对社会变革的参与不再有效，并且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这些知识分子在专业上的不诚实和刻意扭曲。尤其是1964年塞维策划的米开朗琪罗—波普展，它表现出的“操作式批评”就是左翼知识分子在面临现有的政治困境时不惜改变历史真相的权宜行为。这种做法虽然在眼前的政治斗争中无可厚非，但是塔夫里感觉到其中隐藏的危害性——对历史的真诚都失去了基本的信仰，还怎么可能成为对历史真正有推动力的人呢？塔夫里发现为知识分子提供一个全新社会身份的时代近在眼前。从他个人角度来说，成为一个研究“真实的历史”的历史学家是紧要之事。

“真实的历史”就是为历史“去魅”。为历史“去魅”的最终目的是为“知识分子”的身份去魅——只有正视过去才能正视自我，只有为历史去神秘化才能对左翼运动进行深刻反思，只有完成了对自身的去神秘化，才能为知识分子的新职责重新定位。

为历史去神秘化并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塔夫里的做法相当有成效。首先，开发若干新的历史工地。最初建立的是欧洲及苏联的先锋派研究与美国研究两大场地。随后是维也纳和法兰克福等城市的研究，1973—1975年提出过一项更大规模的研究计划——涵盖所有魏玛德国的城市的集体研究计划。这个计划半途夭折，但是促成了一项70年代末意法合作的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建筑的研究。1976年之后关于意大利的都市政策的研究分量增加：关于威尼斯造船厂的大型研究和里阿托区的研究。这些场地在当时几乎都是未开垦的处女地：在1973年《美国城市——从内战到新政》出版之前尚未有过专门的美国城市史的写作。这些研究的视角的独特、思维的强度、对资料的占有深度，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都难有比肩者。另外，在这些场地中，建筑、城市、历史三者融为一体。城市是稳定的背景，是资本主义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产物。它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关系最佳的物质载体，取代了建筑原有的意识形态的传输功能，由此取消了建筑的学科存在基础。当然，建筑的普遍状态证明了这一点。与此同时，它的某些偶发性现象（以杰出的建筑师为代表）也在潜在地抵抗这一状况：在美国是赖特（Frank Lloyd Wright）和“纽约五”，在德国是门德尔松（Mendelsohn）和哈林（Häring），在法国是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在意大利是皮拉内西（Piranesi）。苏联和某一特定时期的维也纳与魏玛德国作为新大陆和欧美相对照。它们是现代性发生的异在之地，也预示着某种未来。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相当明确的历史周期当中，从启蒙运动到20世纪。塔夫里所选择的每一块历史工地都有建筑、城市、历史的交织，而背后更为缜密的网络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现代性这些观念的构成。大致来看，这里最主要的成就有1971年出版的《社会主义、城市、建筑——苏联1917—1937年：欧洲建筑师的贡献》（Socialismo,città,architettura,USSA 1917-1937: il contributo degli architetti europei），1973年出版的《美国城市——从内战到新政》（La Città Americana）和《计划与乌托邦》（Progetto e utopia），1976年出版的《现代建筑》（Architettura Contemporanea），1980年出版的《红色维也纳》（Vienna rossa）和《球与迷宫》（La sfera e il labirinto）。有几本到现在为止都还未有英文译本。

其次，塔夫里的团队运用了多种研究方法。方法，是威尼斯学派的历史研究的核心所在，也是最重要的识别标志。一般而言，塔夫里的团队会根据研究对象而设定相应的研究策略和路径。比如塔夫里个人完成的《计划与乌托邦》，他研究的是自启蒙运动到20世纪60年代一个特定的历史周期。他采用的方法是划分出一对历史平行线，一根线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城市史。他用意识形态这一哲学概念连缀起这段历史的关节点，以阐述这个由法国人发明出来的概念，是如何在资本主义的全球发展中逐渐向城市转化。用塔夫里自己的话说就是，“用意识形态批评所提供的方法，来重读现代建筑史，用最严格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认同的术语，来理解现代建筑史”。⁽³⁾这个方法设定和论证模式的前提是，建筑的意识形态是资本主义知识法则的一部分。平行线的另一根是建筑的先锋派实践的历史。这一段历史也自成一格。在之前的那根历史线的关节点上都有先锋派活动相附着。他们一方面印证了城市意识形态如何侵吞建筑的领地，另一方面也表示出知识分子的工作性质的转变。这就是第二条历史线的要旨所在，它最终引出的是塔夫里自己这一代饱受磨难的知识分子如何进行自我身份定位的问题。

在关于维也纳和魏玛德国的城市研究中，文献资料的积累和诠释工作的交叉有了新的理论参考模式。威尼斯学派的专业哲学家们的著作对于塔夫里的团队有着直接的帮助，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卡西亚里关于大都市与否定思想的研究，尤其是卡西亚里的“大都会”一文。他用西美尔（Simmel）和本雅明（Benjamin）的都市社会学来论证其关于大都市与否定思想的关联。卡西亚里的逻辑是，大都市是社会关系理性化过程的一般形式，它是由生产关系理性化引发的全部社会关系的理性化阶段或问题。“对西美尔而言，它是现代性生存的决定性阶段；而对本雅明来说，则是作为社会结构的资本统治的深化时期。”⁽⁴⁾卡西亚里将西美尔的大都市形式（以及现代性形式）用综合思维与否定思维区分开，然后将后者通过本雅明而放大。在西美尔那里，否定的悲剧性和无价值特征准确地表现了大都市的形式与功能，否定思维聚焦在历史的跨越、断裂和变革之处……它不仅描述了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危机，还描述了危机在发展中的作用。在本雅明那里，否定是理解大都市社会关系的理论工具，是反映这些关系的透镜。否定暴露出社会的内部冲突、矛盾、主要的问题。这些观点大多被移植到《红色维也纳》或《现代建筑》、《球与迷宫》的相关章节之中。按照卡西亚里的理论模式，维也纳和魏玛德国的法兰克福在20—30年代的城市政策，是希望对大都市的社会关系作出理性化处理。换而言之，就是进行综合思维——使工人阶级等中底阶层都能获得住房的保证。他们所创造的低成本住宅区试图恢复共同体的价值，恢复共同体中的个体化的自由和平等，并使其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大都会的否定本质（危机与发展的复杂纠结），当社会危机出现不可预见的变化时，比如纳粹上台，这些综合思维的努力瞬间化为乌有。这个城市史的逻辑和卡西亚里的观念逻辑贴切地吻合在一起。由于这里的研究对象基本上为城市政策和不知名的建筑与小区，所以几乎所有现代建筑史（包括城市史）的研究都对之有所忽略。这正显现出塔夫里的团队的价值——他们在社会学的背景下将建筑、城市研究的边界延展开去，与此同时，改变了建筑史写作的整体结构。

美国研究是威尼斯学派投入心血最多的一个领域。且不说《美国城市——从内战到新政》这一本煌煌巨著，《现代建筑》就有四分之一，《球与迷宫》有三分之一的内容与美国城市相关。美国研究是塔夫里进入IUAV的第一个历史工地。它从一系列相关的主题课程开始，资料积累相当充分，这为后来的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后续的成果大约有7—8年的时间跨度，塔夫里的团队在这些研究中采用的方法也有不少变化和改进。在最初的1969年的“走向建筑的意识形态的批判”一文中，关于美国的研究是按照塔夫里最初设定这一历史工地的思路来进行：美国是和苏联相对应的一个独立世界，也是所谓现代性在全球体系下点式爆发的两个异怪之地之一。塔夫里将美国嵌入建筑的意识形态发展史的一个重要转折位置——它是建筑的意识形态向规划的意识形态彻底转化的标志，它的实用主义和道路方格网成为和欧洲文化传统毫不相干的新的符号。这里塔夫里运用的是典型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www.chuimin.cn)

在随后的《美国城市》中，塔夫里的团队进行了一次集体的史学冒险。书由四篇文章组成，丘奇、达尔科、伊利亚、塔夫里各写其一。每篇文章都分量十足，可以独立成书。一切都是全新的尝试。首先，研究对象尚未有先例。这里不是对美国城市史的综述研究，它针对的是一个极其狭窄的时间区域——从城市意识形态的出现到其具体的实施这一“短暂的时间跨度”。其次，研究方法也无从参照。这项研究计划的基本逻辑是，我们要研究美国城市形成的历史，起点是其特定形式背后的因果关系。这些关系使城市规划成为资本主义制度发生巨大转变的工具。所以，这些因果关系所涉及的结构、机制、科学效率是我们需要弄清楚的。当然这里牵涉到的层面过于多样、复杂，通常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已经不敷使用。按照塔夫里在《美国城市》的前言的说法则是，我们要“运用能够不断更新的历史解释的方法”。这里的“不断更新”的含义是指方法并无一定之规。问题、主题是先决条件。比如丘奇的“农耕理想的城市与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广亩的起源与发展”一文，是城市史与传记写作的结合，再叠加充分的社会政治信息。方法的运用并不明确，但是主题的编织却相当有机：边疆神话（美国传统）、土地运动及影响为背景；赖特的广亩城市与田纳西的水利项目的对比为内容。

在1980年的《球与迷宫》当中，美国研究的方法有了新的进展。塔夫里在其中的几篇文章中尝试将法国当代批评理论的经验引入进来——福柯、巴特（Barthes）等人的著作成为塔夫里的主要引用对象。这暗示着从《美国城市》类似于社会史的研究模式向新批评的转化。《球与迷宫》中的“杰斐逊的灰烬”就是一例。美国70年代大都市（纽约）的城市建设与知识分子的关系被密码化，换言之，这一关系成为一个有待分析的文本。神话、语言、主体、话语等概念成为进入这一文本世界的工具。有一类知识分子在进行第一级语言（和现实的需求直接对应的物质形式）的运行工作，比如那些区域规划协会会员或克拉伦斯·斯特恩（Clarence Sterin），他们在维系都市的神话系统——它由浮华和喜剧所构成。另一类知识分子致力于第二级语言的创造，比如“纽约五”这些先锋建筑师，他们对学科的语言边界进行挑战，“用一种二级语言喃喃自语，并且，在此语言中，某种至尊的主体的缺席，描绘出其本质上的空无，和其话语统一性的持续不断的破裂”。⁽⁵⁾这里的二级语言就是“纽约五”所进行的绝对形式演算。它们把都市的神话系统推到一个自相矛盾的状态——真正在语言上有所探索的试验结果都落入难以为人居住的中心空无的荒诞境地。文末塔夫里引用巴特的《文本的快乐》里的一段可说道出了他在方法上寻求变化的用心：“如何将世界的专用语外在化、客观化，而不求助于某个基本的专用语呢？……文本怎么才能从虚构及社会言语方式的战争中‘脱身而出’呢？”⁽⁶⁾此刻历史研究已经没有什么历史味了，历史事件和相关角色都只是批评的对象。在1968年以前塔夫里曾经尝试过的结构主义批评方法（在1968年出版的《建筑学的理论和历史》这本理论大杂烩的著作中，法国的当代结构主义思想是塔夫里的主要理论趣味），在十几年之后重新出现，和历史研究叠合在一起。或者说，批评与分析已经进化为历史写作的一种模式。

塔夫里在1986年的名为“没有批评，只有历史”的访谈中提到一个相近的观点：“历史学家必须评估与作品相关的所有因素，作品涉及的一切边界（margins）；只有这样，他才有可能发现建筑师或赞助人达到的自由或创造性的边界。”⁽⁷⁾这句话非常适合于概述他在“杰斐逊的灰烬”中对“纽约五”的分析。我们也看到，结构主义要想成为历史方法，实际上必须和福柯的另一个重要概念“越界”连接才有可能。当然，福柯的史学观和方法论如何被塔夫里的团队吸收，也有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

关于意大利的城市研究是塔夫里团队的独立领域。它由两部分构成：当代意大利城市研究和文艺复兴城市研究。前者集中在1983年出版的《意大利建筑史——1944—1985》一书中。这本书有不少章节与城市相关：重建、新政策、70年代的规划等等。这些章节统一在一个更大结构的现代史写作当中，虽然篇幅都不大，但是所讨论的问题点极其专注，写作方式也直接、简练。这在塔夫里的著作中是相当罕见的。

文艺复兴城市研究包含在规模更为庞大的文艺复兴研究之中。在1968—1980年这段时间，塔夫里的团队虽然主要精力集中在现代运动，但是文艺复兴研究从未间断过。而且由于这个领域难度过大，基本上都是以合作形式进行。有鉴于此，塔夫里自己的团队在1976年之后对此设立专项人员：多纳特拉·卡拉比（Danatella Calabi）、保罗·莫拉基艾罗（Paolo Morachiello）、艾尼尔·贡屈纳（Ennio Concina）及安东尼·弗斯卡利（Antonio Foscari）等人专于此道。但实际上真正富有成效的合作都是跨学科的——塔夫里和专业的艺术史学家、考古学家组合成研究团体。

1973年出版的《朱利亚大道：16世纪城市规划的乌托邦》（Via Giulia.Una utopia urbanistica del ’500 ）是一个开端。该书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包括3篇文章：一篇由斯贝扎费罗（Luigi Spezzaferro）谈论尤利乌斯二世及其继任者的城市策略，一篇由塔夫里谈论朱利亚大道作为城市结构的历史，还有一篇由萨莱诺（Luigi Salerno）谈论相关的画家、雕塑家和赞助人。第二部分为文献附录，共由39篇文章组成。每篇文章长短不一，各论一个建筑。除了跨学科合作之外，这项城市研究还尝试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微观史学与政治史相结合。这条大道，按照塔夫里自己的说法，被一寸一寸地来研究——当时总的政治与经济要素、16和17世纪的土地政策、建筑语言等等全部糅合在一起。意大利新史学的代表人物卡罗·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和其微观史学的研究方法对塔夫里影响颇深。这种对古文献有着特殊处理手段的史学路子和文艺复兴的研究极其匹配。⁽⁸⁾1983年出版的塔夫里与佛斯卡里合著的《和谐与冲突：16世纪威尼斯的圣弗朗切斯科·德拉·维尼亚教堂》（L’armonia e i conflitti. La chiesa di S.Francesco della V igna nella Venezia del’500）就被放在艾瑙地出版社的“微观史学”丛书当中。1984年，塔夫里编辑出版的《城市改革：安德里亚·格里提时期的威尼斯（1523—1538）》（“Renovatio Urbis”.Venezia nell’età di Andrea Gritti[1523—1538]）也是微观史学式的。它完全“沉浸在文献的细枝末节和第一手资料中”⁽⁹⁾。这本书是威尼斯建筑学院头一年举办的“安德里亚·格里提时期的威尼斯”大会的文章集合。塔夫里将来自各国的历史学家聚集到一起，极其广泛地从其他学科的视角讨论了相关的主题。布鲁斯·布歇（Bruce Boucher）认为，这本书中也涉及到法国年鉴学派（Annales school）的方法。

在1985年出版的《威尼斯与文艺复兴：宗教、科学、建筑》（Venezia e il Rinascimento.Religione,scienza,architettura）和1992年出版的《诠释文艺复兴：君主、城市、建筑师》（Ricerca del Rinascimento.Principi,città,architetti）这两本著作当中，文艺复兴的城市都是其中的主要研究对象。前者研究的是1490—1620年间，威尼斯的建筑设计与城市规划决策的过程，以及该过程如何对设计者的选择和风格产生影响。后者正如书的副标题，它研究的是文艺复兴时期君主—城市—建筑师三者之间的关系。塔夫里对文艺复兴的城市研究所运用的方法越加精密复杂，塔式的微观史学、塔式的年鉴学派（长时段）、塔式的事件史，甚至塔式的意大利新马克思主义，都糅合于其间。对此问题，笔者另有专门的文章加以分析，在此不多赘述。

正如前文所述，威尼斯学派的城市研究线索相当丰富，而且在每一个方向上都可说成就卓著。无论是遥远的苏联、魏玛德国、美国（塔夫里们并没有对这些国家有深入的直接接触），还是本土的意大利文艺复兴，这些研究都隐含着历史研究和现实的社会语境、政治语境之间的敏感关系。它们都是塔夫里这些知识分子借以确立自身社会身份与政治身份的必要渠道。一些美国评论家认为威尼斯人的美国研究缺乏切身体验成分，过于主观想象，难免偏离事实轨道。这种批评虽然貌似有理，但是它没有意识到想象力（或者说社会学想象力）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更没有看到这些研究和意大利现实语境之间的对称关系。而这两点正是威尼斯学派最重要的特质，也正是这两点（而非关于历史的具体阐述）吸引着后来的研究者的关注。

从20世纪初大都会的兴起，到现在已经有百余年了，大都市基本上已经成为人类主要的居住环境。关于城市（都市、大都市）的研究在20世纪70、80年代之后突发性地繁荣起来，社会学、地理学、哲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多种人文学科都意识到这一研究领域的广阔前景——新兴的形态和层出不穷的问题意味着无数研究空间的存在。他们从自己的学科迈出第一步、第二步，比如大卫·哈维（David Harvey）、亨利·列菲伏尔（Henri Lefebvre）等人。甚至交叉衍生出一些新兴学科，比如城市地理学之类。20世纪之后的城市研究的热度有增无减，其中多学科合作的趋势已成必然——通常都以建筑学为主，结合社会学、文化研究、城市区域研究、城市经济学等。以国际基金会为依托，建立多学科的跨国合作团队，最终以图书和系列展览做总结，并以此探讨后续研究的可能性，这种愈加普遍的合作研究的开启者无疑应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的威尼斯学派。当然，由于现在的城市研究多为关注当下，而威尼斯学派是历史与当下兼而有之，所以方法、路径差别颇多。尽管如此，对于中国目前城市研究同样繁荣的状况来说，这些合作方式都大有借鉴之处。而意大利的研究经验的参考性尤为特殊，因为无论是城市化的极速所带来的某些结构性翻转，还是由于历史过于悠远所带来的某些结构性抑积，我们的现状都和当年的意大利非常相似。也许，这就是回顾该学派的最佳时刻。当然，现在我们最需要做的是，打开那些书，开始阅读第一行。

胡恒：南京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

“大都市与精神生活”,格奥尔格·西美尔

【注释】

(1)参见Maristella Casciato，“The Italian Mosaic: The Architect as Historian”，trans.，Barry Fifi eld，JSAH，Vol.62,No.1（Mar.,2003），p.98。

(2)“罗马高等建筑学校”之后建立的四所建筑学校，最初都无法与罗马的建筑学校相提并论。只有1933年成立的“米兰高等建筑学校”——米兰高等工业学院（Istituto Tecnico Superiore of Milan）的建筑系，能在意识形态和体制上同罗马的建筑学校相抗衡。而意大利曾一度盛行的“罗马建筑系”（Facoltà di Architettura di Roma）一说——一个代表着权威的称呼，也正是源于1935—1936年间高等建筑学校被并入城市大学的事件。以上背景参见Maristella Casciato，“The Italian Mosaic: The Architect as Historian”，trans.，Barry Fifi eld，JSAH（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tectural Historians），Vol.62,No.1（Mar.,2003），p.92。

(3)Manfredo Tafuri，Architecture and Utopia: Design and Capitalist Development ，trans.，Barbara Luigia La Penta，Cambridge：MIT Press，1987.Preface ix.

(4)Massimo Cacciari，Architecture and Nihilism: On the Philosophy of Modern Architecture，trans.，Stephen Sartarelli，Yale University Press，1993，p.4.

(5)Tafuri，The Sphere and the Labyrinth: Avant-Gardes and Architecture from Piranesi to the 1970s，trans.，Pellegrino D’ Acierno and Robert Connolly，Cambridge：MIT Press，1987，p.295.

(6)Ibid.，p.302.

(7)J.Richard Ingersoll interviews Manfredo Tafuri，“There is no criticism,only history”，Casabella，619-620（1995），p.97.

(8)“金兹伯格认为，取代一种畏惧去尝试重组和解读历史知识片断的史学，同时取代一种因为不存在‘真实的’ 、‘客观的’意义便对诠释犹豫不决的史学的，是一种微观史学(microhistory)。这种史学对线索、轨迹和文献进行细致分析，并以此去尝试理解特殊历史时期或艺术对象的‘真实含义’。金兹伯格对塔夫里影响颇深，因为他展示出如何去书写一种有深刻政治性的历史。”参见Carla Keyvanian,“Manfredo Tafuri: From the Critique of Ideology to Microhistories”,Design Issue, Vol.16,No.1（Spring 2000）,p.7。

(9)Bruce Boucher，“Book Reviews”，Burlington Magazine，Vol.127,No.989（Aug.,1985），p.5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