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溥漂海录：沿足迹游记

探访游记:沿着崔溥的足迹

1.韩国人为什么不知道崔溥？

　　——相比于韩国人，更多的日本人读过《漂海录》

2.和3种敌人搏斗的13天的漂流

　　——比风浪更可怕的内部矛盾和中国海盗

3.被误认为倭寇，而遭受百般磨难的一行43人

　　——在逆境中，发挥朝鲜士大夫的指挥能力

4.真正地观察到传说中之江南的朝鲜人

　　——豁然了解到的江南和江北的差异

5.探问大运河的开凿过程，留下记录的崔溥

　　——经过了大运河全程的第一位朝鲜人

6.记录了水车制作法的利用、厚生精神

　　——性理学者的另一个面貌

7.在北京看到的皇帝权力的断面

　　——感冒和压力引起的玉河馆的病痛

8.在山海关外遇到的两国使臣

　　——和明朝使臣董越的偶遇

9.辽东土地上仍旧留下的高句丽残影

　　——崔溥对高句丽的历史认识

10.围绕着忠和孝的崔溥的矛盾

　　——在“士祸”中被牺牲的悲剧性命运

1.韩国人为什么不知道崔溥？——相比于韩国人，更多的日本人读过《漂海录》

一直以来期待的《漂海录》漂流路线探访机会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笔者出乎意料地参加了《漂海录》探访队。^[1]我们一行4人踏上飞往上海的飞机，到达上海后，本来想马上换乘国内飞机直飞宁波。但是到达上海之后，我们听到已经预订宁波方向飞机延误的消息后，干脆换乘汽车，在傍晚到达宁波。第二天清晨，早早地从宁波出发的我们，来到了浙江省某一海岸开始了探访。

离开宁波后，汽车大约飞奔了三个小时后，看起来富饶而肥沃的平原，换成了丘陵地带，开始出现在我们眼前。尤其是进入三门县以后，丘陵重重叠叠，连续不断，农村的风景也迥然不同。看起来很贫穷的农村，连一家可以提供午饭的食堂，也难以找到。在同样的浙江省，就算是相同的农村，也有这么大的差距吗？……在漫天灰尘中，奔驰的汽车内，忍受着颠簸，在脑子中却是装满了，寻找朝鲜时代历史人物崔溥足迹的想法。

崔溥到底是谁？

从今天向上溯源515年，朝鲜成宗时的文臣崔溥，接受王命到济州岛出差中，突然得到了故乡的父亲去世的噩耗。他急忙办理完公务上的交接手续后，乘坐济州牧使准备的海船向着（全罗道）海南出发了，由于遇到猛烈的暴风雨，这一行43人乘坐的海船在楸子岛前的大海中，遇到了漂流海难。与死亡进行了13天殊死搏斗之后，最终崔溥一行乘坐的海船漂流到中国浙江省的某个海岸。登陆之后，最初被误认为是倭寇，受到大量折磨和苦难，后经确认了朝鲜人身份之后，就被移送到了杭州。

在杭州接受了最终调查的崔溥，为了返回朝鲜，通过大运河被移送到北京，在北京滞留了几天之后，出人意料地受到明朝皇帝的赏赐。之后，崔溥一行经辽东，在148天后，全体人员都平安地回到朝鲜。当时，朝鲜使臣难以到达北京以南，尤其是长江以南各地，成宗命令崔溥推迟奔丧，将见闻先作成报告书给国王。崔溥奉王命，以日记体形式写成的这份报告书，就是《漂海录》。

近代之前，在中国旅行的外国人中，留下的纪行记中，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最为有名。13世纪，威尼斯商人的儿子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后，滞留17年，虽然其所见所闻极为广泛，但是对于历史、哲学、文学、艺术等中国文化的核心，其理解无论如何，都会受到限制。精通中国文化的朝鲜知识分子崔溥，以其渊博的历史、地理、文学知识基础，记录他在中国的近5个月生活，留下了《漂海录》，敏锐地描述了15世纪的中国社会。

可以说，是《东方见闻录》和《漂海录》各自留下了差异不同的影响力。渴望得到有关中国消息的欧洲人，一边说这些内容不可信，一边又被其内容的魅力吸引。

已经熟悉中国文化的朝鲜，只有一部分两班士大夫，对汉文写成的《漂海录》有一定的兴趣和关心。19世纪的韩文手抄本《漂海录》，虽然在国立中央图书馆留存，但是也难以找到广泛传播的痕迹。

但是，这本《漂海录》传入到日本之后，日本人却表现出不同的反应。令人吃惊的是，1769年儒学者清田君锦翻译的《漂海录》，虽然不是全译本，但是在添加了批判性的论评之后，以《唐土行程记》为题出版刊行。“唐土”是当时日本人对中国的称呼。《唐土行程记》在不久之后，改名为《通俗漂海录》，在日本传播得更为广泛。从地理上，与中国的交流更为不便的日本，对中国的相关知识和情报，比朝鲜的反应更为敏锐。

在19世纪，读过《漂海录》的人中，日本人可能比朝鲜人更多。这样推测的原因有下列几条:第一，朝鲜的《漂海录》，主要是崔氏宗族刊行崔溥的文集时，收录在《锦南集》中；而日本的《通俗漂海录》，从一开始，就由以盈利为目的的出版社负责出版，向大众发行。第二，《漂海录》以汉文原文收录在文集内；以日语翻译的《通俗漂海录》，不仅添加了41个小标题，还有许多插画，以吸引读者的兴趣。第三，当时人口比朝鲜多的日本，读日译《通俗漂海录》的人数，比读汉文版《漂海录》的朝鲜读书人数，应当会更多。尤其是通过海洋，与琉球、菲律宾、南中国有着频繁交流的日本人，对于漂流这样的故事，会感兴趣。

已经去世的小说家李炳注也曾经回忆过，他最初也是在日本阅读了日语版《漂海录》，同时补充说“虽然我国读者大量阅读了英国小说《鲁滨逊漂流记》，但是在文学的质量上，同时在历史性记录性中，崔溥的《漂海录》显然更胜一筹，绝无逊色之处。但是，没能让一般读者知道这些，真是令人遗憾万分啊！”^[2]

进入20世纪后半期，对《漂海录》最先持有学术性关心的人，是叫Meskill的美国人研究者。既不是在韩国，也不是在日本，而是在美国出现了对汉文撰写的崔溥《漂海录》的第一份研究成果，这出人意料。美国人研究者怎么会知道崔溥《漂海录》，并着手这一领域的研究？这样的疑问随着Meskill1950年代在日本留学的经历公开，也得到答案。据说Meskill在日本留学两年期间，从指导教授宫崎市定教授那里，知道了崔溥《漂海录》。

那时京都大学牧田谛亮研究员也开始对崔溥《漂海录》有了相当大的关注。牧田谛亮在研究策彦的《入明记》过程中，知道了《漂海录》。策彦比崔溥晚50年左右到达中国，经历了几乎相同的旅程后，也留下了见闻录。到了1964年，韩国的高柄翊教授发表了第一篇研究崔溥和《漂海录》的论文，同一年，在平壤的金灿顺也出版了韩文翻译本。

1995年6月，在北京举办了以北京大学葛振家教授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召开的学术座谈会，以纪念《漂海录研究》的出版。这本书将各国已经发表的《漂海录》研究论文，用中文翻译成集。这次聚会中，牧田谛亮教授和美国的Meskill教授都参加了，韩国方面，则有高柄翊教授、金在先教授和崔来沃教授，还有1979年翻译了《漂海录》的崔基弘先生等人。《漂海录》研究者们的第一次聚会，不是在首尔而是在北京召开。虽然不是大规模的学术讨论会，但是《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以巨大的关心报导了这一会议。^[3]

《漂海录》不是单纯的漂流记，是朝鲜的知识分子写下的15世纪的中国见闻录。当时朝鲜的使臣们，只能通过辽东出使北京，而崔溥到达了中国经济和文化发达的江南地区，并留下了详细的见闻录。这一时代的大运河竣工以后，从杭州到北京1，800公里，崔溥成为完整地走过全程的第一位朝鲜人。同时，崔溥在这样窘境中，为了朝鲜的农民，学习了中国式水车的制作方法，充满了利用、厚生精神。他不仅有鲜明的历史意识和民族自尊，还有渊博的学识，以此为基础，和中国的士大夫进行了众多的交流。无论如何，崔溥是彻底贯彻自己信奉的儒教价值观，代表那个时代的朝鲜士大夫中的一人。

把《漂海录》第一次介绍到中国的北京大学葛振家教授，对于崔溥与命运搏斗的奋斗精神、考虑国家利益的爱国精神，和敢于叱责宦官跋扈的对中国政治的批判精神给予肯定。并把它和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和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一起，称为世界三大中国纪行记。同时，他对今天韩国人居然不知道崔溥，感到非常遗憾。这让人沉思。

2.和3种敌人搏斗的13天的漂流——比风浪更可怕的内部矛盾和中国海盗

崔溥到济州岛出差不到一个半月，家奴莫金从故乡罗州到济州，賫丧服而来，报告了崔溥父亲去世的噩耗。崔溥受到济州牧使为首的诸人的吊问，首先分类整理了业务相关的文书，将这些交人保管。听说水精寺智慈法师的海船比官船更结实，速度更快，因此到别刀浦等待坐船。

崔溥将要出发时，饯行的人中有人挽留这一行的出航，说:“老仆生长海国，谙经水路。汉拏山阴雨不调，必有风变，不可乘船。”这样一直等到太阳高高升起，也没下定决心出发。但是负责航海的镇抚安义固执己见，告曰:“东风正好，可以出航矣！”心情焦燥的崔溥，告别了饯行的人们，坐上了回程船。这是成宗十九年（1488），闰正月3日。

离开了别刀浦，划橹过了5里，风波越来越大，船上人之间，也出现了不同的意见。过了愁德岛向着可以停泊海船的楸子岛奋力划去，但是向后退去至草兰岛，随意依岸下矴而泊。停泊也不过是暂时的，在半夜三更感觉到船在一点点地漂向大海方向后，举矴观察，发现矴绳已断。船随着风雨和波涛，上下起伏，慢慢地漂向黄海。在东北部，在缥缈中隐隐约约可以看见远处有黑山岛，宛若一个小小的弹丸。船上所有人，都陷入了绝望中，船工们开始露骨地埋怨崔溥，认为“与其用力而死，莫如安卧而待死”，开始不服从上级的指示。

崔溥先清点了一下船上的全体人员。到济州岛出差时，全罗监司送来的光州牧衙前小吏程保等随行人员有6名；镇抚以下与航海相关的济州人有35名；来报丧的家奴莫金，和崔溥自己，共有43人。崔溥以丧家身份说道:“我奔初丧，情不可少留，人或有劝之行。为人子者，其可顷刻濡滞乎？汝等之同我见漂，实由于我，然势亦使之然也。”先求得众人的谅解，然后尽力说服道，船还未解体，大家活下来的希望还是相当大的，开始督促和鼓励众人。

面对这样的极端情况，每个人都展示出了千姿百态的人间群像。有因为生病，不能出力的人；从漂流开始之后，就躺下不服从命令的人；有实在不得已，才装模做样干一下的人；有在白天非常勤劳，而晚上就犯懒的人；也有不分昼夜，热心地修船，并激励同伴的人。崔溥在《漂海录》中，将这些人，进行了有趣的分类。

风雨越来越大，怒涛如泰山压顶，不停地拍打着舳舻。崔溥一行用尽全力，将打进船内的海水舀出船外，船舱内的海水也似乎没有减少。他们浑身被海水打湿，冻寒砭骨，命在瞬间。同时，还有人由于无法忍受这样的痛苦，打算结绳自杀。最后，就连莫金也劝道，“势已迫已，无复望已，请替换衣服，以待天命之至”，崔溥身怀大印与马牌，穿好丧冠与丧服，惴惴然挼手祝天祈祷。船上立刻充满了哭泣的声音。

幸得天佑，第四天开始，风浪开始减弱。但是碰到了从没见过的，如屋大小的鲸，靠近了海船，全船人员都屏住了呼吸。风浪稍停后，饥渴又折磨起这群人。装载着食用水的大船开始去向不明，船上众人争相把衣服、口粮、军器、铁器投入大海，以献给发怒的龙神，之后船上开始出现了食用水和口粮不足现象。崔溥查看了大家的行装，结果发现了五十多个黄橘和两盆酒，统一管理这些物品，酌量分给那些极度口渴难以忍受之人，以解燃眉之急。黄橘和酒也很快就分吃完毕，开始出现了接尿解渴的人，不久之后就连尿也没有了。最终，如果不下雨的话，所有人都可能患上脱水症，一个个倒下。这一行人，接了雨水喝下之后，才能稍微动动舌头。

在看见了一群海鸥和几对海鸬鹚飞上天空后，他们一行预感到已经离陆地不远了，在第九天终于到达了一个小岛。已经饿了很长时间的这群人，根据崔溥的命令，小心地用泉水煮粥吃下后，才稍微恢复了体力。由于岛上没有任何可以避风的地方，解船离开的这一行人，第二天到达了一个大岛。看到崔溥的船后，有两艘大船迎面而来。感到不安的程保等人，跪到崔溥面前，劝告他脱去丧服，换上官服，展示威仪，但是崔溥以不可违天行诈为由，拒绝了这些建议。崔溥和说中国话的人们，用笔谈方法说明了自己是朝鲜人，知道了这里是浙江省宁波府辖的叫“下山”的小岛，这群人的领头是个叫林大的家伙。他们一行人，终于漂流到了浙江省舟山列岛。

在这些人的引导下，停船下锚，做饭吃后，这一行人由于过于疲劳，互相依偎着睡着了。大约在夜二更时分，那个叫林大的家伙，率二十多名同党，或执枪或执刀而无弓箭，执炬拥至，叫醒了崔溥一行，说:“我是观音佛，洞见你心，你有金银，便觅看！”这些人是一群海盗，海盗头目林大居然自称观音佛，实在是有趣。这是因为，这岛附近的普陀山是中国佛教四大圣地之一，以观音道场闻名于世。“如要活命，快快留下金银！”，听到这话后，崔溥一行实在没有带着金银，在竭尽全力说明后，仍然没有太大作用。

海盗们用斫刀割断崔溥衣服上的衣纽，剥掉衣服，让他赤裸身体，背手曲足地用绳捆绑后，杖击左臂七八下。崔溥大呼:“身可脔，骨可碎，何所得金银乎？”海盗们听不懂崔溥的话，解开崔溥，让他写下想说的话。嗔目大怒的海盗头目，扯着崔溥的头发，缚而倒悬，做出挥刀欲砍的姿势，一行人真是魂飞魄散。他们搜查了船内，确认没有任何金银后，抢走了剩下的粮食和衣服，把临时制作的矴橹之类行船工具扔到大海中，把船用绳牵导到大洋中，然后乘船逃去。船工们又开始抱怨崔溥离开济州岛时，没有祭祀神祠，这些埋怨声音传到了崔溥耳中。

在茫茫大海中，又开始第4天的漂流，船乘东风向着烽火台罗列的海岸漂去。渔港中，停泊的6艘船发现了崔溥的船后，都开过来围住了他们。船上人员的穿戴服装和说话的声音，与在宁波碰到的海盗们非常相似。在船上，又出现了紧张的气氛。

3.被误认为倭寇，而遭受百般磨难的一行43人——在逆境中，发挥朝鲜士大夫的指挥能力

崔溥通过笔谈，表明了他们是朝鲜官吏，从而也知道了这里是浙江省台州府临海县的牛头山前面的大海。他们为了让崔溥一行可以煮饭，告诉了泉水的位置，并向崔溥一行讨要二三两胡椒之类的东西。他们是渔民还是军人，或者是海盗，并不明确。在6艘船的包围中，崔溥一行在船上过了一夜之后的早晨，又围上来的这些人，开始在船内东翻西找，抢到一些东西后，又强行要求崔溥一行跟随。崔溥一行开始显得不耐烦而暴躁，有人想弃船跟随他们而去，也有人想杀死其中几人。

崔溥一行人煮饭吃过，解决了饥渴问题之后，决定告诉他们要随之而去，先争取到时间后，再想办法登陆。当他们判断出这里不是小岛，已经是陆地后，恰好下雨，趁中国人进入船舱躲雨，没有人看守之机，他们一行人在崔溥的指挥下，蹑手蹑脚地逃出船，跑向了不远处的小树林。过了两个小山包，出现了村庄。崔溥在这里集合了全体成员，训示他们以后要守礼仪，有秩序地行动，团结起来一起克服危机，而这一行人也表示要服从他的命令。

在以后的调查过程可以知道，崔溥一行，如果当时没有强行登陆的话，也许全体都会被杀害在海边。崔溥遭遇到的人，是狮子寨管辖下的军人。这些人在判断出崔溥一行不是倭寇的情况下，向上级虚报前面大海中出现了14艘倭船。并增加兵力，一旦接到扫荡命令，就会大开杀戒屠杀这一行人，以冒“战功”。正是在一触即发的瞬间，崔溥带领一行人先行登陆，从而使得这些人失去了制造倭寇假象的机会。

村民们围住了崔溥一行。有两个容貌不凡的人，走到跟前与崔溥笔谈，崔溥把持有的印信、冠带和文书拿出来展示给他们。看到依次跪在崔溥前的一行人后，这两人感叹道“闻贵国礼义邦久矣，果协所闻”。即叫家僮，送来食物，让他们在村前佛堂安歇。但是，不久这两人又出现在崔溥一行面前，说要送他们去更好的地方，并催促前往。当他们走出村庄时，村民们不知什么时候，或带杖执剑，或击铮鼓，群聚如云，连续不断地驱赶他们，前村后村都是如此。

在大雨中，这一行人从这个村庄被轰到下个村庄，如此反复，夜已经深了，崔溥的脚已经肿起来，并出现伤口，实在到了走不动的程度，村民仍然强行把他们推出村外。到了叫仙岩里的地方，村民们都拿着大杖开始乱打这一行人，随从中叫吴山的，背着崔溥的马鞍，还被人抢去。崔溥挨了打之后，向前奔跑中，又摔倒地上，最终不得不放声大哭。旁观的村民们挥舞手臂指着脖子，作砍头之状给崔溥他们看。村民们不仅从来没见过朝鲜人，而且把他们当成了经常出没在这个地方的倭寇；同时把崔溥一行看作是伪装的倭寇，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事情。

到了凌晨，大雨稍停。到了一个村庄时，有一个率军吏跑来的官员，在路上简单地审问了他们。作为守卫塘头寨的海门卫千户，此人叫许清，他在得到倭寇侵犯的谍报后，十万火急赶来。崔溥由于耗尽全力，跛行蹒跚，到了无法站起来的地步，但是仍不允许在路中停留。崔溥叹息到“早知若此，莫如死于海上之为便！”程保以下，随行人员也和崔溥面对着痛哭。千辛万苦之后，他们一行人到了军队驻防的地方，好象是关防，才被允许留住一晚。第二天，崔溥一行终于到了桃渚所，在接受了各式各样的审问之后，才摆脱了倭寇的嫌疑，才通过健跳所、宁波、绍兴押送到浙江省的省会杭州。

我们一行探访崔溥一行曾登陆的海岸地区路程，也并不容易。很多时候因为方言，难以听懂对方说什么，因此只好通过笔谈来交流。探访后经证实，崔溥在不知名字的渔村登陆后，经过仙岩里，被拉到了南边的桃渚所；在桃渚所接受完审问，又经过仙岩里押到了北边的健跳所。虽经五百年之后，有太多的地名都已经发生了变化，令人惊奇的是仙岩、桃渚、健跳这三个地名，一直延续到现在。我们从位于桃渚和健跳中间的仙岩开始，经过几个村庄，向着东边海岸延伸的路线进行了探访。

我们的目标是离三门县渔西乡很近的海边。沿着尘土飞扬的山路跑了几个小时，一抬头突然发现眼前出现了一个小渔村。正是落潮时，在滩涂停泊着几艘小船，船上几名渔夫正在为下个月出海捕虾做着繁忙的准备，他们正在修着渔网，一片忙碌景象。我们虽然不知道，崔溥一行登陆时准确的渔村位置，但是可以感觉到，他们应该也是登上了这样氛围的渔村。

仙岩里现在的地名是三门县里浦镇仙岩村。这里是崔溥遭到各种苦难的地方。崔溥经过仙岩里后，在桃渚所接受了调查，被押送到健跳所时，又一次经过仙岩里。这时，受护送军人的帮助，找回了之前被抢走的马鞍，在村前的佛堂留宿一夜。我们探访过程中发现这村子前面，正有一座佛堂。寺庙的名字叫迁岩寺。虽然中间经过了几次改建，面貌也发生了变化，但是仍然维持了过去的规模。在寺庙清凉处，村中老人们正在兴高采烈地打着麻将。在寺庙前挂着一块老人协会的牌匾，这座寺庙实际上是被当作了老人活动站之类的场所。

离开仙岩村后，又一次越过小山包，在山路上的三个小时中，天黑时我们才到达了桃渚所。在奔波的山路和倾盆大雨中，连续两天没有休息的崔溥一行被不断驱赶的痛苦，我们也可以感觉到。崔溥一行停留了四天四夜，在桃渚所接受了审问，终于摆脱了倭寇的嫌疑，现在那里还完整地保存着明代的城墙。在城内，用砖瓦盖好的优雅的民家，排列得整整齐齐，其间有戚继光纪念馆，占据了重要的位置。戚继光于崔溥到这里70年之后，在此歼灭了侵犯的倭寇，一跃成为声震华夏的名将。

在这里，崔溥受到了备倭指挥刘泽比较和善的审问，在确认为朝鲜的官吏之后，才受到接待。通过笔谈，知道了崔溥学识渊博的中国人，争先恐后地过来和他们进行对话，开始向他们一行人表达了各种善意。

4.真正地观察到传说中之江南的朝鲜人——豁然了解到的江南和江北的差异

在桃渚所接受了调查的崔溥经过宁波和绍兴，被移送到杭州。被判定为朝鲜官吏之后，完全摆脱了倭寇的嫌疑，被允许乘坐轿子或车子。在省会杭州，在结束最后的调查之前，崔溥一行一到绍兴，又受到浙江省管辖宁绍道官员的调查。因此，崔溥一行实际在桃渚、绍兴和杭州分三个阶段，接受了调查。

从绍兴到长江，崔溥经过的杭州、苏州、常州一带，就是中国称为“江南”的地方。长江下游南部的三角洲地带，有着丰富的水资源和温暖的气候，还有肥沃的土地，这里在中国也是农业生产力最高，同时商业和手工业最为发达的地区。“苏湖熟，天下足”这句民谣，表明了江南已经成为中国的粮仓，这始于12世纪南宋时代。

作为中国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江南的优越性不仅体现在崔溥所处的15世纪的明代，19世纪的清末也如此。这个时代，能代表江南的都市，就是杭州和苏州。拥有迤逦多姿风光的苏州和杭州，被中国人视为地上的天堂，“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句话，脍炙人口。在13世纪，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到了中国，在旅行过这个地方后，对于江南的繁荣大为吃惊，把杭州误译为“天上的城市”，苏州误译为“地上的城市”，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

韩国俗语“跟着朋友去江南”或“去了江南的燕子，在春三月飞回来后……”中的“江南”就是指这里。韩国有名的《兴夫传》中，“要到三月三日了，潇湘江的大雁群，走吧，从江南来的小燕子，快来吧……”，《京板春香传》的“绝胜之景，世上难得，南原广寒楼，八道闻名，人称小江南”的“江南”当然也是指这里的长江下游的三角洲地带。借用中国的诗人墨客常用的表现方法，朝鲜人也对江南充满了憧憬。

但是，15、16世纪，真正去过江南的朝鲜人凤毛麟角。以杭州为首都的南宋时代，和高丽通过大海虽有过频繁的接触和交流，但是随着元朝建立，定都北京后，尤其是明清时代在朝贡贸易之外，不允许两国自由贸易。因此，朝鲜人仅从辽东去往北京，这是没能通过黄海与江南进行交流的重要原因。

崔溥的意外漂流，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机会，真正地见识了江南。后来路过广宁时，遇到的朝鲜使臣长篇大论地发表了感想，“我国人物，亲见大江以南者，近古所无，汝独历览若此，岂非幸乎？”虽然一些朝鲜人知道很多关于江南的知识，但是他们更认识到，见识过江南的朝鲜人实在太少，这也是同时代人准确的证言。

崔溥在15世纪对江南进行了细致的观察。而且把长江以南和以北地区进行了细致的对比，并记录下来，充分地体现了江南社会的特殊性。崔溥的观察范围有物产、产业、货币、住宅、饮食、服饰、风俗、山川、交通、武器等诸多内容。崔溥在《漂海录》中，对于人心和风俗，进行了如下的对比。

江南和顺，或兄弟。或堂兄弟、再从兄弟，有同居一屋。无男女老少，皆踞绳床交椅，以事其事。江北人心强悍，至山东以北，一家不相保，斗殴之声，礮闹不绝，或多有劫盗杀人。山海关以东，其人性尤暴悍，大有胡狄之风。

我们从绍兴出发，开车向杭州而去。车窗外，在一眼望不到头的土地上，还有等待收获的小麦正在灌浆成熟。在5月末收获小麦后，立刻插秧，在9月秋收后，又种上一季水稻，可以在11月末收获。在江南庄稼一年可以三收。在高速路两边，不时出现用砖瓦建成的结结实实的二层、三层小洋楼，人们可以一眼就看到江南农村的富裕。

进入杭州，过了钱塘江大桥，可以看到对面树林中雄壮而高耸入云的六和塔，我们坐船也和崔溥可以用一样的角度眺望这里了。杭州的城墙早就被拆掉了，崔溥见过的写有“武林之门”的北门，当然也就不复存在了。之后，我们决心要找到高丽寺址。崔溥滞留在杭州的武林驿时，和非常亲切的驿站官吏顾壁，进行了密切的交往。顾壁在嘱托崔溥保密之后，和崔溥进行了大量的对话。根据与顾壁的对话，崔溥知道了在八般岭中有一座古刹，叫高丽寺，说是宋代高丽使臣修建的寺庙。(www.chuimin.cn)

其实，高丽寺这一名称不过是俗称而已，这座寺庙的原来名称叫“惠因寺”。是五代十国时代的10世纪，吴越国国王钱鏐所建。北宋时的11世纪高丽的大觉国师义天，为求法来到中国时，在这座寺内居住了一段时间。义天在和净源法师修练中，被传授华严教义，并百折不挠地摸索了华严和天台宗之间调和的可能性。义天后来又到上天竺寺的从谏法师那里学习了天台教观，然后回国创立了高丽天台宗。

义天回国之后，以高丽国王的名义，给惠因寺送来了“青纸金书”的华严经170卷，慷慨地送来了财政支持，报答了净源法师的师恩。惠因寺在寺庙内，另建了高丽王祠，来报答了这些支援。以后，这座寺庙就以高丽寺这一名称，被世人所知。18世纪清朝的乾隆帝下江南到杭州时，进入到这座寺庙内赐名“法云寺”。高丽寺经历了无数兴亡盛衰之后，一直保存到19世纪，但是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中，被兵燹毁于一旦。

在1930年代，以上海临时政府要员为中心，为了重建高丽寺，曾经举行过募捐活动。到了1950年代为止，在剩下的几座建筑内，还寄居着几位僧侣，维持命脉，现在，这个地方的一部分土地，仍属于杭州佛教协会。1995年杭州大学韩国学研究所，编辑出版了鲍志成先生的《高丽寺与高丽王子》，社会科学院的金俊烨理事长对此书极为关心，为这本书题写了书名。

但是，笔者早就知道了高丽寺已经荡然无存的事实，过了风景秀丽而闻名的西湖，过了西南侧就到了筲箕湾，低矮的小山，三面环绕之中，出现了一座别墅式宾馆，名字叫杭州花家山庄，这一带就是高丽寺寺址。在这一带，留下了看上去像高丽寺遗迹的基石、碑石残片和泉水。最近在宾馆工程中，发掘出了一尊文官石像，大家推测，是不是宋代担任过杭州知府的苏东坡的石像呢？

离开杭州的我们，在路过嘉兴时，虽然去找了崔溥曾经看到过的三塔，但是大运河旁边的三座塔已经没有了，仅有基石默默地躺在那里。一进入苏州，我们借了一艘小船，乘船从北门向着寒山寺，进行了一番“船游”。这条船路，非常准确地说，就是崔溥曾经走过的路，但是大运河的水，实在是太混浊，太脏了，让人难以体会“水乡”的情趣。经过寒山寺时，崔溥无愧于朝鲜的知识分子形象，在头脑中浮现了唐代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这首诗。作为优雅的月牙型石桥造型的枫桥，和过去的面貌没有太多改变，在桥的两侧，有大量纪念品小商店，只能听到他们招呼客人的嘈杂的声音。

为了渡过长江，我们坐在向着镇江奔驰的车内，同时看着车窗外的山川，确确实实可以感受到我们正在逐渐离开长江下游的三角洲地带。江南在今天的中国，也仍然在经济、文化各领域占据着核心的位置。过去的传统时代中，如果说可以代表江南的都市是杭州和苏州的话，那么在现代的产业社会中，牵引江南的都市又是哪里呢？我们不能不指出从19世纪开始逐渐成长为世界性大都市的上海，就是这样的火车头。

5.探问大运河的开凿过程，留下记录的崔溥——走过大运河全程的第一位朝鲜人

为了从南到北地渡过长江，到达了镇江渡口的我们，看到排起长龙的货车队伍，心里咯噔一下，发自心底出现了担忧。来往于镇江和瓜州的渡船，是一次性把人和汽车运过长江的大船，到底要等多长时间才能渡河，我们有所担心。但是，非常幸运的是，货车和轿车等待的长队，是有区别的，数量比较少的轿车，马上就可以上船了。队伍弯了几道，在上百米等待的货车司机们的脸上，丝毫也找不到烦燥或着急的样子。不知道这是中国老百姓们已经对此死心的无奈，还是一种雍容闲雅呢……渡船到了瓜洲渡口，把轿车开下船之后，经过一个小时车程，我们到了扬州。扬州作为扬子江和大运河的交汇处，是九府通衢之地，从古代开始作为商业城市，就保持了繁荣景象，但是由于崔溥在这里，并没有留下来住一晚，而是直接乘船离开，所以他对扬州没有什么详细的描述。但是，我们从扬州的解说员那里，听到了一个令我们两耳聩鸣的消息。那就是在高邮市要复原一座明代的驿站，瞬间，我们认为这个驿站或许就是崔溥在这里留宿的地方，而且这种可能性非常大。

驿站是迅速传递公文，为往来的官吏提供住宿条件，传送物质，押送犯人等的交通手段，它有着多样的功能，是皇帝以中央集权国家统治着广大领土的血管兼神经组织。在15世纪的中国有1，291个驿站，围绕着北京，分成七大干线和多条支线，伸向全国。崔溥一行也是通过这样的道路网，从浙江到北京，又经过辽东到达义州，一路上受到了中国官员的护送。

我们在去淮安的路途中，决定去一趟要复原明代驿站的高邮。从扬州到高邮的汽车路，就是大运河的堤防。在大运河东侧堤防之上，畅快地奔驰的车内，充满了期待的我们有点点心潮澎湃。探访后的结果，驿站就在大运河的东侧堤防对岸。是的！这里是盂城驿。这是崔溥曾经住过一晚后离开的驿站。在崔溥《漂海录》中记录着，“夜二更，到盂城驿，驿在高邮州城南三里。”

盂城驿是今天为止中国发现的少数几个驿站遗址中，保存状态比较好、规模最大的驿站。高邮市买下了一直用作民宅的部分驿站，在1995年复原。复原部分也是仅占中心部分的10%，40%仍然是民宅，而其他部分已经完全被毁坏。作为中国唯一的邮驿博物馆而复原的盂城驿，由正厅和接待宾客的驻节堂、驿丞的住宅、驿卒的宿舍，还有马神祠和鼓楼、厨房和监狱组成。

盂城驿规模如此之大，是因为它位于连结南北交通大动脉——大运河的沿岸。大运河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南粮北运，即通过漕运把江南生产的粮食运到北京和辽东。负责漕运的最高责任人漕运总督就住在淮安。离开高邮，到达淮安后仅看到漕运总督部院的门楼，孤零零地立在原址。一点也找不到可以管窥到过去漕运总督巨大权势和荣华富贵的地方。

离徐州越来越近的我们，决定去探访吕梁洪。吕梁洪属于大运河全程中水流湍急，礁石耸立，最险峻的行程。但是，现在曾经让无数船夫吃尽苦头的吕梁洪，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崔溥提到的房村驿，现在改名为房村镇，吕梁山下的吕梁洪因为运河改道，早已成为农田。

现在吕梁山已经成为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之一的淮海战役中牺牲的解放军官兵长眠的烈士陵园。吕梁洪的开凿工程，在崔溥经过这里后，似乎也继续进行下去了，在崔溥走后57年，立下的《疏凿吕梁洪记》石碑，被我们一行在山顶偶然发现，引起了我们不停的叹息。因为这样贵重的石碑，却被随意丢弃在吕梁山山顶革命烈士纪念碑周围的围墙之内。位于苏、皖、鲁、豫四省交通要道的徐州，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崔溥曾经感叹极为华丽的云龙山石佛寺，现在位于徐州中心的云龙公园。其实，在徐州让我们最为关心的既不是石佛寺，也不是黄楼。我们最关心的是，要找到位于刘城镇黄家闸的眉山万翼碑。崔溥在经过黄家闸时，发现了有石碑的事实，向护送负责人请求去看一下，但是最初被简单地拒绝了。在多次强烈请求之后，才得到许可，崔溥仔细地阅读了碑文并记录下来。这一碑文就记录在《漂海录》中。

但是，研究大运河的论文中，没有提到过眉山万翼碑的存在。不仅如此，就连《明实录》在内的所有史书，也没有任何记载。仅在《漂海录》中，记录了碑文谜一样的内容。我们为了寻找眉山万翼碑，奔波了很久，终究没有找到。据说眉山万翼碑的所在地，不是“刘城镇”，而是“留城镇”，这个村庄在很久前就已经被水淹没。江苏和山东之间形成省界的微山湖扩张时，整个村庄都被淹没。

根据崔溥记录的碑文，眉山万翼碑于1458年，为了纪念在此设置闸门，减少了交通不便而立的石碑。在这个碑文中，详细地说明了为了缩短到北京的大运河路程，在15世纪初开凿会通河的过程。这不能不说是研究大运河极为宝贵的资料。

回国之后，通过文献进行调查后，才知道了崔溥离开这个地方后的第二年，黄河堤防决口，这个地方遭到了极大的损失。眉山万翼碑仅在此存在了30年，在崔溥离开这个地方后的第二年，就消失了。因此，在中国文献中也难以留下记录。在看到朝鲜士大夫崔溥的彻底的记录精神的同时，也为我们曾经轻视记录的文化风气感到羞愧。

大运河原来是隋炀帝充分地利用自然河川，在7世纪初完工的巨大工程。主要是把江南作为租税征收来的大量米粮，运送到北方时使用。大运河用水路把政治和经济中心连结为一体。在13世纪元朝定都北京后，在徐州和北京之间，新开凿了会通河，大大地缩短了江南和北京之间的距离。

但是让人期待的会通河，由于水深过浅，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在15世纪初，明朝永乐帝又挖掘河道，再次开通。今天我们看到的杭州北京之间的京杭大运河，在这个时候基本完工，和今天面貌几乎一样。在77年之后，崔溥经过会通河时，记录了眉山万翼碑后，继续沿着大运河，乘船到了北京城。崔溥成为第一个完成大运河全程旅行的朝鲜人。

6.记录了水车制作法的利用、厚生精神——性理学者的另一个面貌

离开了徐州的崔溥将经过沛县，精通中国历史和地理的崔溥，不可能不知道沛县就是汉朝开创者汉高祖刘邦的故乡。崔溥一行观看了高祖刘邦曾经高唱大风歌的歌风台。现在在歌风台位置上，新建了沛县博物馆，在门楼上写着“歌风台”三个斗大的汉字。汉代的歌风碑，仅有上半部陈列在博物馆楼顶。

从杭州到北京，护送崔溥一行的人员大约有十一二人左右，在每个阶段都会有当地的护送人员加入。护送人员和崔溥一行，分乘3艘大船，向着北京迎风而去。护送队伍中的负责人指挥杨旺不识字，崔溥和识字的副负责人千户傅荣之间，自然而然用笔谈进行了许多交流。两人在不知不觉中，围绕着两国的政治、制度、文化进行了毫无顾忌的对话。装载着崔溥一行的大船过了济宁、临清、德州、沧州后，快到天津时，崔溥谈到了他在绍兴时看到的中国式水车。

什么是水车？把在低洼处流过的河水，送到较高处的稻田，进行灌溉的装置。在不知道如何使用动力的时代，灌溉主要通过扬水机，利用人力，把水送到高处，一般两三人一起，站在上面用脚蹬，或用手摇。崔溥看到的就是用脚踏的水车。在经过绍兴附近时，目睹了中国式水车后，他萌生了浓厚的兴趣，过了一个多月之后，和关系密切的傅荣提出了要求，说“愿学水车之法。”

傅荣回答说水车的制作方法，只有木工明白，自己并不知道，崔溥并没有退缩，而是继续请求道，“我国多水田，屡值旱干。若学此制，以教东民，以益农务，则足下一唇舌之劳，可为我东人千万世无穷之利也，望深究其制，有未尽，则问诸水夫，明以教我”。最终，傅荣在经过考虑之后，向崔溥大概地说明了水车的制作与使用方法。傅荣说明的水车，不是崔溥目击过的用脚踏的水车，而是用手摇的水车。崔溥并不介意这些，又问了各部分使用的木材，然后仔仔细细地进行了笔记。

水车的种类繁多。中国的水车，按功能不同，有刮车、翻车、筒车、高转筒车等，有叫龙骨车的翻车，使用得最为广泛。在朝鲜把翻车称为“唐水车，”把在日本使用的水转水车称为“倭水车”。水车传到日本，根据日本学者说法，是在隋炀帝的大业六年（610），经过处于三国时代的韩半岛，传到日本的。但是，真正在韩文文献中，最早的相关记录《高丽史》却主张在恭愍王十一年（1362），由白文宝制作和普及了水车。我们可以了解到，崔溥之前，最迟在高丽末开始，水车的制作和普及，是很多人都知道的。

朝鲜太宗虽然也非常关心水车的制作和普及，但是没有取得明显的成果。之后，在世宗十一年（1429）以通信使身份去过日本的朴瑞生，报告了在日本水车也用来灌溉之用，受到刺激的世宗，对于制作水车，表现出了强烈的执着念头。此后，把倭水车和唐水车的设计图稿，送到朝鲜各道，督促制作，但是把水舀上高外不是问题，而是水舀上去之后，马上渗漏的土壤问题显露出来。世宗并不认可这一点，“官吏们都没有用心，在沙土地上设置，因此不能使用，非常不妥。上至中国，下到倭国，都享受到水车的利益，唯独我国不能实施？”经过几次试验之后，制作的水车效能也不明显，同时百姓的埋怨声越来越大，最终不得不中断了用人力运行的水车的制作和普及。

在世宗之后即位的文宗更关注川防灌溉，在这一理念推动下，到16世纪出现了川防灌溉。但是，人们对水车的制作和普及的热情，也没有完全消失。之后，在成宗时代，崔溥又把世宗之后已经熄灭的对水车的制作和普及的关心，又一次唤醒。《朝鲜王朝实录》中记载，后来崔溥回国之后，成宗命令全罗道观察使，说“听说崔溥在中国看到过水车制作方法，让精巧的木工，接受崔溥的指挥，制作水车后，呈上来。”崔溥用了大约一个月时间，用水车制作方法指挥之后，把制作的水车，在成宗十九年8月进献给朝鲜国王。但是，似乎崔溥制作的水车也没有广泛普及，得到很好的使用。之后，燕山君二年（1496）在忠清道发生了大旱时，燕山君命令崔溥去那里，制作水车来用，但是似乎没有得到太好的结果。因为，燕山君八年（1502）承旨张顺孙向国王上奏:“金益庆制作的水车，制法精巧，事半而功倍，告诉朝鲜诸道地方，按样本制作后使用。”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可以推测出结果。这时，燕山君下旨说“水车制作，并非易事，民间可能无法制作使用。同时，干旱严重的话，水车又有什么用处呢？如果及时下雨的话，就算是没有水车，又有什么损失呢？但是，先在较近的京畿、黄海、江原道等地进行试验。”让人看到了无所谓的反应。

明宗元年（1546），侍读官尹仁恕在经筵上建议，“听说济州人漂流到琉球国后，在遣返时，到达中国福建道，看到水车制度，记下后回来，现在如果照原样制作，将水舀到高处，将会非常方便。命户曹制作后，分发诸道，教给百姓如何？”明宗要求济州人朴孙，和匠人一起制作水车进呈上来。但是，这时也没有成功地制作出水车，因此也就没能普及到农民那里。因为过了104年，在孝宗元年（1650），孝宗直接将匠人叫到宫中制作水车后，将它送到“备局”，我们也可以知道这些情况。在过去，我在经过燕京和沈阳的路上时，仔细地观察了水稻田中使用的农具，在灌溉中，水车最为有用。但是，我国全然不知这一方法，就算旁边有哗哗流淌的水流，只要地势稍高，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庄稼干死而束手无策，真是让人感慨万分啊。农事为国之大本，连工具都不会使用，真是让人担心。

在孝宗之后，这样的努力也在不断进行，肃宗时将权倬设计的水车分送到各道，进行了试验；英祖时把孝宗时制作的那种类型水车，送到了朝鲜南部三道，不久之后，由于乡民们没有继续制作的能力，因此水车没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正祖时，李宇亨提出，按照明朝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中介绍的方法制作龙尾车的建议。龙尾车，作为西洋式水车，比龙骨车更节省人力。天主教传教士意大利人熊三拔（Sabbatino de Ursis）著有《泰西水法》，介绍了西洋的水利工程和机械，其中说到了龙尾车，而徐光启将此内容收录在《农政全书》中。但是，就算是到了实学盛行的正祖时代，这种龙尾车的制作和普及，也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在中国和日本，使用得非常广泛的水车，在同样的农业国朝鲜，其制作和普及经历了无数的失败。从高丽恭愍十一年（1362）开始，到了朝鲜的历代国王，都对水车的制作，给予了极大的关心，但是在朝鲜的农业生产中，最终也没能引进水车技术。这让我们对朝鲜社会的特征，可以进行更多的思考。李光麟教授曾经指出，制作水车过程中，需要大量经费，它和制作技术不足的社会条件一起阻碍了水车的使用；同时还要考虑到需要大量用水的中国北方的黄土地带，和水量丰沛的韩国、日本的自然条件不同，也影响了使用水车的积极性。但是，比起黄土地带的中国北方，中国南方水车的使用更为普遍，同时观察到在日本也普遍使用水车时，“自然条件”这一说法的说服力较弱。李泰镇教授论述道，一家一户的农民难以承担高昂的制作费用的财政问题，和文宗时代之后开始，逐渐普及的川防，即，洑的普及的原因，相对而言，水车的普及变得更为困难。如果按照李泰镇教授的说法，川防开发正式出现是在崔溥制作水车的成宗十九年之后，那样的话，从恭愍王十一年（1362）到成宗十九年（1488）为止，在126年期间，在朝鲜为什么水车的制造和普及，也未能形成呢？那也是历代国王中，在水车制造和普及中，投入最长时间（5年）的世宗国王，也最终不得不放弃这件事，其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台湾的张存武教授把水车技术未能在朝鲜传播的原因，归结如下。即，朝鲜作为士族社会，在空虚的性理学盛行的土壤中，对生产活动的关心比较少，而百姓懒惰而保守的姿态，与极度贫困的财力一起，与地方官的任期过短的原因，造成难以促进各种措施的实行的原因，同时传统的堤堰灌溉等，也成为一个重要的原因。其实，（韩国）国史研究者们，也不仅是强调朝鲜时代的发达的农业生产力，张存武教授的见解也都是建立在史料之上，但是水车的制造和普及未能形成的原因，需要更有说服力的论述。

世宗都以坚定的信念，付出巨大的努力之后，中止了水车的普及，到了成宗时代，崔溥又一次点燃了制作的火种。虽然我们难以找到崔溥制造的水车成功地使用和普及的痕迹，但是信奉性理学的士大夫崔溥把水车的制造技术，积极地引进朝鲜是准确无疑的。崔溥不是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人，他和后世的实学者一样，也是具有利用、厚生精神的。我沉浸在对水车的这样那样的深思中的时候，我们乘坐的轿车，不知不觉地开进了天津市内。

7.在北京看到的皇帝权力的断面——感冒和压力引起的玉河馆的病痛

离开天津后，到达北京的我们，先找到了原以为是崔溥到北京住了25天的玉河馆旧址，现名首都大酒店。位于前门东大街北侧的这个酒店的西侧和北侧都有路，西侧的路就是在覆盖了玉河后，修起来的。但是和历史地理学专业的北京大学李孝聪教授相遇之后，和他过去调查的资料对比才发现，玉河馆的准确位置并不是这个酒店。这座酒店的西侧路对面有公安局的建筑，公安局北侧胡同对面有公安局的警备队，我们确认了警备队的位置就是玉河馆旧址。但是在宾馆西北角落，以对角线过了玉河路，我们可以知道横穿的路上有玉河桥。这才和崔溥所说的“出玉河馆门，顾见东衢有桥，桥两旁建门，匾曰‘玉河桥’。”方向才保持一致。

其实，玉河馆就是一个别称，正式名称是四夷会同馆。明清两代，中国四周的国家或民族派遣进贡使节一行到达北京时，就在这里住宿一段时间，受到礼部的接待。正统六年（1441）会同馆分为南馆和北馆；在南馆款待了朝鲜、日本、安南、卫拉特；在北馆接待了女真、回回、西蕃等。这一会同馆南馆在玉河南侧，因此得名玉河馆。崔溥到达北京玉河馆后，住在这个地方，到过兵部、礼部，甚至也去过紫禁城之内。

崔溥到了玉河馆的第二天，就在移送负责人杨旺的带领下，到兵部点卯报到。他们在兵部见过侍郎和尚书，行完礼之后，被转交给了执行的郎中，郎中马上向院中的崔溥指着一槐树荫，要求他做一首绝句，又以“渡海”为题，要求做一首唐诗八律。其他郎中又把地图挂在墙上，审问了崔溥经过的海路，又问道在经过的路途中，是否经过琉球。同时，又简单地询问了在朝鲜是否实行《朱子家礼》，和国王是否喜欢舞文弄墨等情况。

傍晚，崔溥回到玉河馆，才知道了朝鲜贺册封使安处良一行24人，在此住了40天，但就在崔溥到达的6天前，出发回朝鲜去了。听到这话，崔溥非常伤心地认为，他们错失了可以早一天向故乡报告自己生还消息的机会。但是，四天之后遇到的朝鲜语通事（翻译官）李翔告诉他，安处良已经知道了崔溥生还的详细情况。崔溥因为自己是3月28日才到北京，对此非常疑惑。李翔告诉他，浙江的镇守已经另外派遣的指挥一人，不分昼夜，马不停蹄地赶到北京的日期是3月12日。因此，3月22日离开北京的安处良，是听到崔溥一行还活着，已经在移送到北京的路途中的消息后，才离开北京的。浙江镇守是指镇守太监。在明代，皇帝会派遣宦官到各地执行各种特别任务。非常有趣的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了在地方行政机关之处，特别派遣的宦官向皇帝直接报告的行政系统。我们可以知道，杭州的宦官发出的报告，比崔溥提前16天到达北京，并转达到皇帝那里。

崔溥一行的漂流事件，和兵部与礼部都有着相当大的关系。原来，从浙江向中央报告时，好像仅向兵部报告，而未向礼部报告。遣返崔溥一行回朝鲜的事情，也同样是负责外交的礼部的管辖范围。礼部把浙江官员没有向他们报告崔溥事宜的问题，上奏皇帝，使得浙江的责任人都受到了处罚，兵部也责罚了一路上非常辛苦地护送崔溥一行指挥杨旺20大板。兵部把崔溥的案子，以咨文形式，送呈礼部，礼部这才主动开始处理崔溥一行的遣返手续。住在出入受限行动不自由的玉河馆，消磨时光等待着尽早一天出发的崔溥，被礼部官员叫唤出来。得到礼部尚书和侍郎命令的主事说:“明早引入朝，给赏衣服，可易吉服。事毕便打发回去。”崔溥说他“仅守此丧服来，无他吉服，且我当丧即吉，恐不合于礼；且以丧服入朝，义又不可，请大人斟酌礼制，更示如何？”听到这个要求，礼部官员们议论很长时间后，得出的结论是，“明早受赏时，无展礼节次，可令你从吏代受，明后日谢恩时，你亲拜皇帝，不可不参。”

4月19日，崔溥的部下程保等人进宫后，在阙庭领赏而归。数次到玉河馆的鸿胪寺主簿李翔向程保通告说:“告你官，明早以吉服来谢皇帝之恩。”崔溥令程保和看门人一起，去了李翔家，转达了崔溥的想法，说“亲丧固所自尽也，若服华盛之衣，谓之非孝，我亦人子，其可轻释丧服，处身于非孝之名乎？”李翔说今天我和礼部尚书大人，已经商议过，向皇帝的恩惠表示感谢的事，比起亲丧更重要。同时，毫无商量余地要求他们穿着赏赐的衣服来，不要误事。第二天凌晨，早早就到了玉河馆的李翔遇到崔溥，崔溥说，“当此丧，衣夫锦戴纱帽，于心安乎？”李翔回道，“你在殡侧，则尔父为重，今在于此，知有皇帝而已。皇帝有恩，若不往谢，大失人臣之礼。故我中国礼制，宰相遇丧，皇帝遣人致赙，则虽在初丧，必具吉服，驰入阙拜谢，然后反丧服。盖以皇帝不可不谢，谢之则必于阙内，阙内不可以衰麻人。”崔溥又反复问，能否像领赏之时一样，谢恩时也让从吏代谢，李翔以已经向皇帝上奏过“朝鲜夷官崔溥”为由拒绝了崔溥的要求。

崔溥一行到了长安门前，李翔亲自脱下崔溥的丧冠，加以纱帽，说你今自此门穿吉服而入，行谢礼毕，复出此门时，还服丧衣，只在顷刻间，不可固执。以此，隐隐地埋怨崔溥处事死板，缺乏变通性。不得已换上吉服的崔溥一行，通过午门入宫晋见。笔者从1989年开始，数次访问北京，也曾经几次通过午门进入到紫禁城内。每当我到了午门前，停下来观看紫禁城的感觉，和站在光化门或敦化门前，看着景福宫或昌德宫的感觉，不可同日而语。看着有几人高的紫禁城朱红色的城墙，可以感觉到厚重的绝对权力。这样的差异，根本上是因为明代皇帝的权力和朝鲜王朝的王权，存在形态不同造成的。天亮前被带出来的崔溥写道“军威严整”。进入宫阙内的这一行人中，崔溥列在朝官班列，其他一行程保为首的人都在国子监监生之后，向着皇帝方向，施五拜三叩头后，简单地结束了谢礼仪式。出了午门的这一行，过了端门后，从承天门出了宫阙（承天门就是今天的天安门）。崔溥写道“承天门在大明门之内”，明代的大明门就在今天的天安门广场内，当然已经消失了。

在第二天的21日，隶属于左军都督府的百户张述祖到玉河馆来寻找崔溥，说他是要护送崔溥一行到达辽东的责任者，通知说2—3天之内，就可以出发了。但是，第二天崔溥就病倒在床动弹不得。在这个月初5日开始，他有点头痛，到了17日好转后，22日这一天，则突然阵阵胸痛袭来，记载道“胸隔相戾，手足不仁，冷气遍身，喘息危在喉咽间”。得到玉河馆的报告后，礼部立刻联系太医院，派来了医生朱旻。诊脉后朱旻诊断“此症本缘七情所伤，重之以感寒，因得此疾”，急回太医院，取回药物，亲自煎制加减七气汤让崔溥服下，崔溥在二更时分，又因呕吐，吐尽了这些药。第二天凌晨，朱旻给崔溥诊断之后，说有病愈回生的希望，又服用了人参养胃汤之后，身体逐渐康复。可能是感冒和过分的压力所导致的病因。受损的七情，不就是喜、怒、哀、惧、爱、恶、欲等七种感情吗？到达北京后，为了遣返等待，履行最后手续，无论什么原因，在父亲丧中穿了吉服的大不孝的愧疚感，对于执着于礼制的朝鲜士大夫而言，真是难以令人承受的精神压力。

8.在山海关外遇到的两国使臣——和明朝使臣董越的偶遇

将要护送崔溥一行到辽东的负责人张述祖，劝崔溥可以等病痊愈之后出发，把原定24日出发的日期，推迟到26日，但是崔溥坚持“今日少愈，车上卧在，可以去矣。”按照预定的日期出发了。从北京出发的一行人，朝着山海关的方向，几天后到达渔阳驿时，遇到了去往北京方向的朝鲜谢恩使一行，朝鲜谢恩使是知中枢府事成健。成健一行离开了朝鲜到了辽东东八站时，恰巧碰到了从北京回来的谢恩使安处良，他们已经知道了崔溥一行的消息。崔溥一行得到了谢恩使一行热情的接待，同时听到了故国的消息。成健叫来护送崔溥一行的百户致贺后，又赠送帽子和扇子作为礼物。

谢恩使是朝鲜向明朝皇帝表示感谢时，派遣的非定期使节之一，定期使节原来是“一年三使”，即，祝贺新年的正朝使、祝贺皇帝生日的圣节使、祝贺皇太子生日的千秋使。以后，从中宗二十六年（1531）开始，还增加了祝贺冬至的冬至使，成为“一年四使”的成例。非定期使节是指有各种报告或需要解释的事情时派遣的奏闻使或计禀使；接受朝鲜的请求或向皇帝表示感谢时派遣谢恩使；当新皇帝登基或皇太子册封等喜事时，派遣进贺使；在皇帝或皇后的丧事时，派遣陈慰使或进香使，进行慰问和吊唁。除此之外，虽然还有各种名义的非定期使节，但是其中谢恩使的派遣次数最频繁。崔溥在渔阳驿遇到的成健就是谢恩使，是为报答皇帝的恩惠而派遣的使臣。

离开渔阳驿，路过玉田县时，在崔溥前方出现了两名明朝官人。这是作为使臣出访朝鲜后回国的翰林学士董越和给事中王敞。翻身下马的崔溥被叫到两人之前，说明了自己是漂流事件，正在遣返回朝鲜之中，董越告诉他，“你国人已知你生到中国”。崔溥听后谢揖而退后，问这些人是谁？后才知道他们是董越和王敞。董越是为了通报前一年弘治皇帝的登基消息，在弘治元年（成宗十九年，1488）1月被派遣到朝鲜，他在弘治皇帝为东宫时被选为东宫侍讲，在弘治皇帝即位后晋升为春坊右庶子。出使朝鲜时，他的年龄已经是58岁了。以后，又晋升到太常少卿和南京工部尚书。但是，董越真正出名是因为他作为使臣，从朝鲜回来之后，把出使见闻内容以《朝鲜赋》出版传世。

在《朝鲜赋》中，董越用15世纪中国人的眼光，记载了朝鲜的面貌。如果说高丽时代出访开京（城）的徐兢《高丽图经》是观察了高丽的政治、社会、文化后留下的珍贵资料的话，那么董越的《朝鲜赋》则是研究朝鲜前期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可是遗憾的是由于韵律，文章过于拘泥于“赋”的文体，核心不是对于主题的详细描写，而是文学性的表现形式。董越在朝鲜滞留的时间大约为一个月左右，住在汉阳的日子，不过十日而已。在滞留期间，从接伴使那里得到了《风俗帖》之类的资料，并有利用过的痕迹，董越从多个视角，记述了当时的朝鲜政治、经济、制度、地理、语言、民俗、建筑、生活等多个领域。写下《朝鲜赋》的董越和将要写《漂海录》的崔溥在各自回国途中巧遇，虽然是非常短暂的一瞬间，但是互相问候，怎么不是一段千古奇缘！

我们离开北京向着辽宁省锦州方向出发了，在途中决定去山海关。崔溥一行和董越在途中交叉相遇后，过了大约一周到了山海关。正如“天下第一关”大匾所写，山海关真是位于天然要塞的关门。沿着蜿蜒的山腰下来的万里长城，在和渤海湾交汇的地方，这座山海关屹立在此。关外铁骑兵，突破这道关门，可能是非常少见的事情。崔溥写过的“望夫台即秦筑城时，孟姜女寻夫之处”的望夫台，就在海边。孟姜女石像，好像在凄凉地诉说着悲惨的传说。急匆匆地离开山海关的我们，在途中实在无法拒绝宁远城的魅力，虽然没在计划中，但是决定去休憩片刻。

在锦州停留了一晚的我们，找到北宁市后，继续北上。北宁就是明代的广宁，总摄辽东军政最为核心的政治、军事据点。更东侧的辽阳是辽东都司所在地，仅是都指挥使指挥的前进基地而已，在广宁有镇守太监，有总兵官和都御使等更高级别的官员长期驻屯。城墙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拆除，现在难觅踪迹。在城的中央还留着鼓楼和李成梁的牌坊。李成梁作为明末镇守辽东数十年的总兵官，是非常活跃的军阀，他的长子李如松在壬辰倭乱时，率明军驰援朝鲜，为韩国人所熟悉。李成梁的牌坊在崔溥经过时，还不可能竖立，但是挂着大鼓的鼓楼，在那个时候可能存在。

崔溥在这里的广宁驿，碰到了朝北京进发的朝鲜圣节使。圣节使是为了庆贺皇帝诞辰派遣的使节，这一年朝鲜的圣节使是参判蔡寿。蔡寿向崔溥说了暖人心的慰问之后，对崔溥在这一段时间的遭遇和见闻非常好奇。驻扎在广宁的明朝官吏们——镇守太监韦朗、都御史徐鑵、都司大人胡忠、总兵官缑谦、参将崔胜等人互相商议之后，非常热情地款待了崔溥一行，并赠送了衣服、帽子、皮靴等礼物，而且连随行人员也都有礼物。同时也派人向崔溥说道，“三堂老爹说你回国，以今日所受之物，俱要启于国王前”。

9.辽东土地上仍旧留下的高句丽残影——崔溥对高句丽的历史认识

离开了广宁的崔溥一行，向着辽阳出发了。辽阳是明朝经营辽东的前进基地，辽东都指挥使司就设置在这里。如果要去辽阳，就要越过辽河。人们经常把辽河的西部称为辽西，东部称为辽东。但是，这是非常宽泛的概念，狭义的概念是仅把辽阳直称为辽东。崔溥坐船过辽河时，记载道，“有一官人坐于河岸小厅，以讥察往来行人。”我们坐在轿车里，在大桥上奔驰着渡过了辽河，虽然河床非常宽，但因不是雨季的关系，河床已经干涸。崔溥一行在辽阳城西部的在城驿住了6个晚上。崔溥描述道“辽东既旧我高句丽之都，唐高宗所灭，割属中原。五代时为渤海大氏所有，后又为辽金胡元所并……及进士门八座，以至高丽市间，民居可谓繁夥，揆之江南，可与嘉兴府相颉颃矣。”

到了辽阳的第二天，有一个可以讲朝鲜语的僧人戒勉来找崔溥，诉苦道“僧本系朝鲜人，僧祖父逃来于此，今已三世矣。此方地近本国界，故本国人来往者甚夥。中国人最怯懦无勇，若遇贼，皆投戈奔窜，且无善射者，必抄本国人向化者，以谓精兵，以为先锋，我本国一人，可以当中国人什百矣。此方即古我高句丽之都，夺属中国千有余载。我高句丽流风遗俗，犹有未殄，立高丽祠，以为根本，敬祀不怠，不忘本也。尝闻‘鸟飞返故乡，狐死必首丘。’我等亦欲返本国以居。但恐本国反以我等为中国人，刷还中国，则我等必服逃奔之罪，身首异处。故心欲往而足趑趄耳。”

戒勉来找崔溥的目的是想随着崔溥一行人，寻找回到朝鲜的方法。成化帝尊崇佛教并鼓励佛教，但是弘治皇帝从即位开始，大力施行排佛政策，命将新建寺庙和小庵一律拆撤，同时找出没有度牒的僧侣强令还俗。这时好像戒勉也被叫到辽阳，并得到了“今日坏寺长发云云”等命令。对佛教没有什么好感的儒学者崔溥对弘治皇帝的排佛政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戒勉受到比较冷淡的对待后，他就悄悄地离开了崔溥一行。但是戒勉比较中国人和朝鲜人的差异，以及他对高句丽的历史性认识，也是非常有趣。

2月17日，崔溥在苏州姑苏驿停留时，有两个中国官吏谈笑间询问了他们对朝鲜感到好奇的方面，其中就有“你国有何长技，能却隋唐之兵乎？”这样的疑惑，崔溥做了如下回答，“谋臣猛将，用兵有道，为兵卒者，率皆亲上死长。故以高句丽一偏小之国，犹足以再却天下百万之兵。今则合新罗、百济、高句丽为一国，物众地大，财富兵强，忠智之士，车载斗量，不可胜数。”他强调了朝鲜继承了高句丽的正统，在谈笔过程中多多少少夸张地炫耀了朝鲜。

另外在3月14日，崔溥在经过山东临清时，先行来到这里进行贸易的辽东商人听到这里来了朝鲜人的消息，就来看望崔溥这一行人，崔溥以下面一段话表达了他的喜悦，“我辽东城，地邻贵国，义同一家，今日幸得相见于旅之中，敢将薄物，以为礼耳。”当时商人们以三瓶清酒、一盘糖饴、一盘豆腐、一盘糕款待了这一行人。在那时，崔溥也回答了“贵地即古高句丽故都。高句丽今为我朝鲜之地，地之沿革，虽因时有异，其实同一国也”。通过这些，我们可以知道辽东人对朝鲜有特别的亲切感，有丰富的历史知识的崔溥隐隐地强调了辽东曾经是高句丽旧土。

在辽阳，我们试图去寻找高丽祠或高丽市的痕迹，去了辽阳博物馆却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在崔溥经过时，也许只留下了名字的可能性也是非常高的。在离开辽阳的路上，崔溥记录了他在经过女真人的兀良哈馆时，看到了朝鲜馆。这是往来于北京的朝鲜使臣留宿的馆舍，在前面立标着“畏天保国”这样几个大字，崔溥也做了记录。按字面意思解释的话可以理解为“畏惧上天，保全国家”。但是在朝鲜使臣往来的地方立标，这“天”不是一般的“天空”，是不是意味着“天朝”即明朝值得商榷。因此这可以理解为给予朝鲜“知道畏惧明朝，守护好朝鲜”的重要暗示。崔溥一行过了石河儿，进入叫高丽洞的地方，经过了大石门岭和小石门岭，在两岭之间有一座王都督墓。又出现了一次有“高丽”字样的地名。虽然我们不知道王都督的名字，但是能推测出，他可能就是世宗年间活跃在辽东的明朝总兵官王狗儿。

越过分水岭，渡过八渡河，崔溥一行在6月4日到达了九连城。现在，只要过了鸭绿江，就是朝鲜国土义州。过了鸭绿江，牧使特意派来的军官，迎接和慰问了崔溥一行。这一行人，在夜晚3时，骑马进入了义州城。对义州的印象，崔溥描述为“城之制狭小颓残，城中里閈零落，良可恨也。”136天间，走遍了中国大江南北，又经过了山海关，走到了辽西和辽东的崔溥，在他的眼中看到的义州的面貌，真可以说简陋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10.围绕着忠和孝的崔溥的矛盾——在“士祸”中被牺牲的悲剧性命运

从义州出发后到达汉阳的崔溥，停留在南大门之外的青坡驿。成宗非常着急地下令要求丧中的崔溥，写出漂流日记呈上。成宗可能是对崔溥漂流的过程和中国江南的情况非常好奇。5年前济州族义县监李暹和崔溥一样，也因为海船漂流到了扬州，也是经过北京被遣返回朝鲜。那时，成宗也有给李暹下达写漂流记命令的先例。虽然想尽快回到罗州家乡服丧的崔溥内心焦急，但是王命不可违。在这期间，幸好有四名随行人员光州牧衙前程保、和顺县衙前金重、承仕郎李桢、罗州随陪吏孙孝子，保存认真记录的资料。以这些资料为基础，崔溥在8天之内完成了报告书，呈给了成宗。阅读了这份报告书的成宗也感叹道，“颠沛流离于万里之外，侥幸生还真是悲凉啊！”

从成宗那里得到赏赐的米和50匹棉布后，崔溥急匆匆地离开，向着罗州出发。但是，成宗在崔溥离开两天之后，又给全罗监司下令，让他在崔溥的指导下，制作水车后呈送上来。在崔溥的指导下，木工们制作的水车，大约过了40天，就送到了中央。崔溥在父丧初期既写了《漂海录》，又指挥制作。更为不幸的是，在第二年，又遭受了母亲离世的痛苦，之后四年都在服丧中度过。

成宗二十二年（1491），成宗授服完丧的崔溥为承义郎这一与司宪府持平的官职。但是接受任命过了一个月，司谏院也没有给予署经。“署经”是指接受了这样的职位，没有任何瑕疵的某种同意书。成宗向司谏院问了其原因，正元赵亨来以书面形式做了如此答复:崔溥以父丧，从济州出发，在中国漂泊后，写了大量诗和文章，姑且说那都是为了寻找生存之路，做下的行为。就算这些都可以谅解，但他在回到本国之后，就算是有王命，要写日记呈上，也应该马上呈上文章之后，力陈诉悲痛之情后，马上回到殡所，但是在首尔停留中，居然泰然自若地写着日记，丝毫没有人子哀痛的心理来对待命令。因为有这样让人羞愧的事情，因此没有签发署经。成宗叱责了司谏院的做事方法:寡人想知道崔溥经历的磨难和在中国的见闻，因此命令他速速写日记交上来。崔溥也是接受我的命令，才不得不那样行事。司谏院怎么能以这件事来指责！

但是，司谏院没有任何让步。过了几天后，正言李继孟又上书奏道:崔溥在初丧之中确有不妥之处。虽说王命不可违，但是又怎么能静静地坐在那里撰述文章？而且只要朝臣来访，就没有不接待的，而且把自己经历的事情和见到的事情，娓娓道来，好像根本没有什么悲哀之情，这在教化人伦中，其罪不可谓不大，又如何能授持平之职？司谏院对崔溥行为的指责是，虽说王命在身，但是从推迟撰写报告书先服丧这一点和接待来访的朝臣，炫耀自己经历都是不妥的。这似乎又涉及了忠孝问题。王命不可违，属于忠的范围，服丧优先当然是属于孝的范围。但是，其实崔溥在明朝争辩忠孝孰为先时，一直坚持孝为先。

在明朝滞留期间，崔溥始终一贯地坚持不脱丧服和丧帽，在向皇帝谢恩进宫时，为了不穿吉服，坚持到最后一刻还在争辩。进宫之前的夜晚，还找到鸿胪寺主簿李翔的家，坚持求情说自己无法违背孝道。崔溥最初在浙江桃渚所接受千户薛旻审问时，薛旻说道:“为人臣者，国而忘家。你因王事，漂到于此，当移孝为忠，何以家为？”崔溥曾经回答，“求忠臣于孝门，未有不尽孝于亲而忠于君者”。但是，真的到了青坡驿，在成宗命令写报告书后，没能先请求回父亲的殡所。在《漂海录》的其他部分，好像也可以发现矛盾的地方，但是这样的地方是不是更体现崔溥的人性美呢？

成宗对于司谏院的主张做了如此回复:撰进日记，不是因为不知道悲哀。只是接待朝臣的事，我也不知道。现在，你们认为这件事不妥，那就移到其他地方吧。并试图以折衷的方式处理这件事。成宗在崔溥从司宪府持平位置被撤下之后，叫到跟前进行了安慰，然后赏赐了一套衣服，任命为派遣到明朝的使节的书状官。因此，崔溥从明朝返回朝鲜四年后，这次以使臣的身份，又一次去了北京。崔溥没能留下这次出使的相关记录，真是非常遗憾。也许可以成为更充实的见闻。崔溥从明朝出访归来，成宗马上授他为世子侍讲院文学，不久又任命为弘文馆校理。对崔溥，成宗充满了信任。

但是，这次是司宪府提出了异议。司宪府持平李宗准上启提出“（崔溥）没有立即回乡执丧，在首尔停留数日，就可以知道他的用心，因此担任经筵官是不合适的”。成宗理所当然地拒绝了这些建议。但是，因为这件事，看到崔溥数年间遭遇困辱，弘文馆的官员们也出来送上拥护崔溥的上疏。这之后，司宪府认为这是对自己的挑战，司宪府大司宪李世佐向成宗上书:应该按礼制奔丧，就算是有王命要求撰写日记呈上，也可以在办完丧事之后把经历的事情记录下来呈进也不晚，马上美滋滋地“弄翰绘词”，卖弄才能，见到朋友和同僚也好像没事人似的聊天讲话，已经忘记了人伦大节，其他的不用看，也可以充分地判断。司宪府以更强的上疏指责了崔溥，同时指出应该谏言君主不当之处的弘文馆，竟然为崔溥的事情进言求情，更不妥当；同时扩大事态，要求纠出弘文馆领头者，进行鞫问。

由此，已经超过了崔溥个人的行为是否有违背礼教的地方，而是出现了新的问题，为了包庇同僚而站出来的弘文馆的处事方法是否妥当，是不是应该问责的问题，浮出水面。为了拥护崔溥，自己也陷入了难堪境地的成宗让诸大臣讨论解决这一问题，把皮球踢到别处。众多官员能理解弘文馆，可是最终站在司宪府立场，以尹弼相和卢思慎为领头，指责弘文馆存有“私意”。这样的局面下，成宗只能把论争的方向焦点由弘文馆转向了崔溥，命令道“对崔溥的对错，让大臣们再行论议后奏上”，理解崔溥处境的人们，也站出来展开了讨论。对“理”进行攻防之后，成宗二十四年（1493）成宗最终改命崔溥为承文院校理，换了个位置。但是，一年后的5月，崔溥又回来成为弘文馆校理，8月晋升为副应教，同时身兼艺文馆应教。艺文馆应教，当时被认为是担任大提学之前，必须经历的官职。我们可以知道，就在崔溥面临像箭一般的批判中，成宗也给予了他深深的信任。

但是，成宗仅在位25年，年仅38岁即去世，19岁的儿子燕山君即位之后，崔溥遭到了比大海的风浪可怕数倍的政治风浪，迎来了悲剧性的人生结局。金驲孙把自己恩师金宗直的《吊义帝文》放入史草内的事件，成为爆发“戊午士祸”的导火索。已经去世6年的金宗直受到剖棺斩尸的刑罚，其门下为主的士林派受到勋旧派强烈的压制。金宗直的门人崔溥也被流配到咸镜道端川。世间常说“祸不单行”，更大的悲剧是6年后的“甲子士祸”。“甲子士祸”虽然是燕山君对赐死自己生母的尹妃等相关官员进行处罚引发的士祸，但是又对戊午士祸时受罚者的罪行再次重罚。崔溥在燕山君十年（1504）10月24日被判斩刑，第二天他的头颅在百官面前枭示。享年51岁。

史官在《实录》中是这样记载，“溥公廉正直，博通经史，富于文词。为谏官，知无不言，无所回避。黿放达，不拘小节，气宇轩昂，无习俗态。其遇人，不以贵贱易其礼，好饮酒，善谈论。至是见杀，朝野咸惜之。”不过两年之后，随着中宗反正，崔溥又以复权，被追赠为“通政大夫承政院都承旨”。

【注释】

[1]这次《漂海录》探访中，关东大学朴泰根教授、中央日报罗英勋次长、KBS的金奎太PD和笔者，共4人参加。1997年5月17日从首尔出发的笔者一行从上海开始了探访，在5月29日，结束了13天的探访，经沈阳，回到首尔。

[2]崔基弘，《锦南先生漂海录·序言》，教养社，1989年。

[3]《〈崔溥漂海录研究〉出版》，《人民日报》1995年6月26日；《〈崔溥漂海录研究〉出版学术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1995年6月27日（海外版）。《五百年前崔溥撰成〈漂海录〉，五百年后首部专题研究问世》，《光明日报》1995年6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