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国人对朝鲜的认识：《崔溥漂海录》分析研究

3章　明代中国人对朝鲜的认识——以崔溥《漂海录》为路标

引言

1.对朝鲜文化的理解

2.对朝鲜历史的认识

3.对朝鲜人物的关心

小结

引　言

为了考察明代中国人对朝鲜的认识，我们广泛查阅了同时代的中国和朝鲜文献。但是可以反映中国人对朝鲜认识的明代文献资料数量极少，相反从中国回来以后朝鲜方面留下的记录中，可以更多考察到中国人对朝鲜的认识。其中，普通统称为《燕行录》的朝鲜人记录，共有400种，绝大部分为16—19世纪的记录，真要寻找15世纪明代中期的《燕行录》资料的话，不足5种。因此，明代中期记录的崔溥《漂海录》，虽然不能视为典型的《燕行录》，但是它不能不说是非常重要的文献。因为除了崔溥《漂海录》之外的15世纪《朝天录》、《燕行录》，大都是如《辛丑朝天诗》一样的诗文集，或是篇幅极少的曹伟《燕行录》等。

朝鲜成宗时期的文臣崔溥（1454—1504）在济州担任推刷敬差官时，在成宗十九年（弘治元年，1488）得到父亲去世的噩耗后急急忙忙踏上归程。这一行43人乘坐的大船因为遇到风浪，漂流到了中国的浙江省某海岸。经过各种苦难，他们朝鲜人的身份得到确认后，被移送到了杭州；之后经过大运河到达北京；又经过辽东回到朝鲜。崔溥回国后接受成宗的命令，将自己的见闻以日记体的形式，写成了报告书，就是《漂海录》。崔溥《漂海录》与其说是一般的漂流记，不如说是把重点放在中国登陆之后的某种中国见闻录。该见闻录属当时朝鲜人不易看到的对中国江南地区的叙述，因此惊动了朝鲜朝野上下。

明朝迁都北京之后，朝鲜的朝贡使节只能经辽东通过陆路到达北京，从而没有机会见到北京以南地区，尤其是经济和文化发达的长江南部地区。崔溥因为意外的漂流，有机会详细地见到被称为江南的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不仅如此，而且通过了连接杭州—北京这一当时中国的交通大动脉到达北京。在15世纪的有关大运河旅程的记录中，崔溥《漂海录》的准确性和详细程度，当然是首屈一指的。^[1]

因此崔溥在后来回国途中，在广宁遇到的朝鲜圣节使蔡寿说“我国人物，亲见大江以南者，近古所无，汝独历览若此，岂非幸乎？”这句话非常恰当地评价了崔溥一行的独特价值。^[2]

另外，成宗命令到达汉阳的崔溥推迟奔丧，先呈上报告书，也表明他对中国的江南极为关心。另外，在英祖四十五年（日本明和四年，1769），日本的清田君锦在京都将《漂海录》日译出版时，将书名改为《唐土行程记》的原因，也是因为将漂流故事与中国的江南和大运河周围的情报联系在一起，更容易引起当时日本人的兴趣。^[3]

崔溥《漂海录》非常好地反映了崔溥滞留在中国的136天里，与他进行过笔谈的中国人持有的朝鲜认识，尤其是在这里出现的同时代的中国人中，有些人是访问朝鲜后留下了著作。我们有必要将他们留下的各种记录和崔溥《漂海录》一起进行比较，比如张宁的《奉使录》和董越的《朝鲜赋》等。同时收录了出使朝鲜的中国使臣和朝鲜文人的诗文和答内容的各种《皇华集》也可以成为非常有用的资料。因此，我们将以崔溥《漂海录》为经，以张宁《奉使录》或董越的《朝鲜赋》及各种《皇华集》为纬，考察一番15世纪中国人所持有的朝鲜认识的一角。

1.对朝鲜文化的理解

通过崔溥一行在中国境内登陆之后，与遇到的中国人进行的对话和同时代的中国人的著作，我们想具体地考察一下，15世纪中国人对朝鲜的认识。崔溥一行在朝鲜成宗十九年闰正月17日，在浙江省台州府临海县的牛头山前面大海中的某一浦口登陆。^[4]崔溥一行与分乘6艘船逼来的一群人遭遇之后，感受到人身危险弃船登陆，翻过了两座小山后，过了六七里，出现了一处村庄，村民们先后聚集到这里。崔溥用笔谈告诉了村民他们一行从朝鲜漂流来的原因，有两位容貌不同凡响的人见到崔溥一行，依次齐跪在崔溥面前说道，“闻贵国礼义邦久矣，果协所闻”，^[5]即叫家僮将米浆茶酒以馈。被误认为倭寇的崔溥一行说明了自己朝鲜人的身份后，第一反应就是朝鲜乃“礼仪之邦”的印象。容貌不同寻常，可以进行笔谈的两人身份应该是读书人。住在这样偏僻而穷困的小渔村的读书人知道朝鲜是“礼仪之邦”的事实，首先让人感到有趣。

崔溥在桃渚所受到初次调查后，到达健跳所时，碰到了名叫张辅的乡绅。将崔溥一行到达的消息报告给张辅的子弟们说，“今之朝鲜，昔之高丽，箕子之遗墟，我之东藩也。其人必能守礼持义”。^[6]在这里，也展示出朝鲜人守礼持义在中国人眼中是普遍认识。张辅在两年前的成化二十二年（1486）乡试中榜，作为举人身份的人物^[7]，向崔溥抛去“你国亦贵其登科者乎？”这样的问题，旁敲侧击地炫耀了一下自己中举这一事实。^[8]张辅是在中国的地方志中，可以确认存在的人物。同时，张辅为崔溥饯行时写的《送朝鲜崔校理序》被收录到崇祯《宁海县志》，^[9]这是在中国文献中能证明崔溥滞留中国的唯一记录的重要文件。

崔溥一行在健跳所遇到的中国人张辅，也说了和朝鲜圣节使蔡寿说的“亲见大江以南者，近古所无”意思几乎相同的以下发言，这一点让人感到趣味盎然。

且朝鲜之陪臣以职事来者，无岁无之。然皆自辽东一道以入，其于舆地广轮之博，版籍生齿之蕃，城池甲兵之利，声名文物之美，古今兴亡之迹，固不得而历览也。子行将上会稽，涉钱塘，追延陵，渡天堑，历吕梁之险，登歌风之台，观泰山之蘶峩，孔林之丛蔚，以极于皇都之大举，朝鲜之以闻见自雄者，莫先焉，是亦此行之失收之也。^[10]

不能不说，张辅点出的“朝鲜之以闻见自雄者，莫先焉”，真是令人吃惊的敏锐评价。

认为朝鲜是“礼仪之邦”的反应，在崔溥一行离开苏州到达锡山驿时，再次出现。在这里崔溥一行恰巧遇到罗姓宦官，沿着大运河经过苏州向着北京出发的途中，先到这里停泊。^[11]崔溥没能记下名字，仅记住姓“罗”的太监，可能是担任过苏杭督织太监的罗政，这一点毫无疑问。^[12]罗太监为了接见崔溥，将他唤到自己的船上时，在船上以礼仪相待崔溥的三位御史，语曰“你是礼义国好人，我诸大人相敬你。”^[13]看到这些，我们可以非常容易判断出，在15世纪中国的读书人之间，“朝鲜乃礼仪之邦”的认识，是非常普遍的。

世宗三十二年（景泰元年，1450），明英宗亲征蒙古卫拉特部时，在土木堡遭到大败，发生了皇帝都被卫拉特部也先俘获的“土木堡之变”。明朝在英宗之后，拥立景宗为帝，即位的同时改变了出使的惯例，向朝鲜派遣的使臣，开始由宦官替换成满腹诗文，皓首穷经的文臣。当然，以后宦官作为使臣的实例也未能完全杜绝，时断时续。但是倪谦的出使，无疑说明了这种转换。倪谦之前派遣到朝鲜的明朝使臣主要是以宦官组成，而且这些宦官是以朝鲜籍的宦官为主，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朝鲜籍的宦官来到朝鲜横征暴敛的丑闻，广为人知。奉景宗即位诏书和敕书而来的倪谦，其官职为翰林院侍讲。倪谦在朝鲜时，为任元浚的书斋尊闻斋写了“记”，在此“记”中对朝鲜的士大夫，做了如下的评价。

嗟夫，国家诗书礼乐之化洽于四表，而朝鲜越在海东，不亦渐溉尤深。故其士君子，皆彬彬好学，穷理尽性，不畔圣贤之道。^[14]

倪谦在朝鲜滞留期间谢绝受礼，非常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明使这样谨小慎微的言行，在世祖六年（天顺四年，1460）出使朝鲜的倪谦的弟子张宁身上也有体现，张宁以“余赴朝鲜，与诸朝臣日日相见，其人端雅，尚礼仪”来评价朝鲜文臣。^[15]同样在成宗七年（成化12年，1476）来朝鲜的祈顺身上，也可以找到这样的倾向。祈顺不仅谢绝了朝鲜朝廷赠送的礼物，在回去时不吝溢美之词，赞叹道“朝鲜实为知礼之邦，称小中华非虚言也”。^[16]崔溥为了回国，离开北京向着山海关进发的路途中，遇到的董越可能是非常有代表的人物。司宪府大司宪李则的上疏文中提到“金湜和郑同出使似将国家贮蓄一扫而空，而董越和王敞的出使秋毫无犯”，将明朝派遣的宦官使臣和朝官使臣的言行，作了鲜明的对比。^[17]

派遣董越和王敞出使朝鲜的明孝宗，听到出使北京的圣节使蔡寿的翻译购买弓角50个而被捕的报告后说，“朝鲜为礼仪之邦，与我国无异，彼此下人买卖之事，宰相岂可知之。且朝鲜人有一年交易弓角一次惯例，可恕而不罪。可唤朝鲜宰相告之”。并下了宽大处理的命令。其中皇帝也说“朝鲜为礼仪之邦，与我国无异”这一点引人注目。

其次，中国人关心儒学和佛教。崔溥一行在浙江省海岸登陆之后，在风吹雨淋中承受磨难，被村民逐出时，自称隐儒，名叫王乙源的人，让崔溥一行人暂停下来后问崔溥从何而来，崔溥把漂流的经过告诉了他后，王乙源用茶招待了崔溥，用酒招行了随从人员。然后问道“你国亦有佛否？”^[18]崔溥住宿在杭州的武林驿时，和非常善良的叫顾壁的驿站人员非常亲近。顾壁一方面嘱咐维持安全，另一方面把事情的发展情况转告给了崔溥，并和崔溥进行了大量对话。通过顾壁，崔溥知道了在八盘岭有一古刹，称为“高丽寺”，据传是宋代的高丽使臣来建的寺院。

其实，“高丽寺”这一名字是俗称而已，寺院的原来名字是“惠因寺”，并不是宋代时高丽使臣来修建的寺院，是五代十国时代的10世纪吴越国的国王钱镠创建的。仅是在北宋时代的11世纪，高丽的大觉国师义天为求法来中国时，曾经在这座寺院住了一段时间。义天向惠因寺的净源法师学习华严教义的过程中，坚持不懈地摸索了华严和天台两宗的调和可能性。获得信心的义天又拜上天竺寺的从谏和尚，学习了天台教观之后回国，开创了高丽天台宗。义天在回国以后，以高丽国王的名义，为惠因寺送来了“青纸金书”的170卷华严经，以优厚的财政支援报答了净源法师的恩情。惠因寺在寺内，另建了高丽王祠，以此呼应，因此这座寺院以高丽寺这一别名，闻名于世。^[19]

崔溥一行远眺着山东的泰山，经过鲁桥驿时，向导中的陈萱问道“医、道、佛三法，贵国何重？”崔溥回答道“我国重儒术，医术次之，有佛而不好，无道法。”^[20]

中国人对朝鲜的各种制度也以极大的兴趣进行了询问，其中对礼制更为关心，比如朝鲜在举行丧礼时，是否也遵守《朱子家礼》。崔溥一行到达桃渚所之后，叫卢夫容的人询问崔溥道“车同轨，书同文，独你语音不同中国，何也？”、“尔奔丧，可行朱文公《家礼》乎？”^[21]

崔溥住在杭州时，按察提调学校副使郑大人问道“你国科目之制如何？”、“其试士如何？”、“你国礼有几条，刑有几条？”、“你国用何正朔，用何年号？”、“今年为何年号？”、“日月不久，何以知之？”、“你国冠服与中国同否？”表现了他对科举、学校、法律、服饰制度等的关心。^[22]曾经在世宗三十二年（景泰元年，1450）出使朝鲜的倪谦和司马恂也在拜谒文庙后，进入明伦堂行茶礼时，表现出对朝鲜科举制度的关心，提出“本国科举制度如何？”的质询。^[23]

崔溥在苏州浒墅镇钞关遇到的御使也问道，“你国尊何经？”、“你国亦有学校否？”、“尊崇古昔何圣贤？”、“你国丧礼行几年？”表现了他们的关心。^[24]又问道“你国礼有几条，刑有几条？”等。^[25]崔溥在北京的玉河馆滞留的某一天，国子监生杨汝霖、王演、陈道等头戴黑头巾，穿青衿团领^[26]，来曰:“你国学徒亦服此乎？”、“你国亦有专经否？”^[27]

中国的读书人从个人角度对崔溥的关心是，是不是会作诗，或能不能给写首诗之类。崔溥到达桃渚所之后，对卢夫容“你作诗否？”这样询问时，崔溥做了如下的答复。

臣答曰，诗词乃轻薄子嘲弄风月之资，非学道笃实君子所为也。我以格致诚正为学，不用意学夫诗词也。若或有人先倡，不得不和耳。^[28]

像朝鲜初期的士林派一样，崔溥虽然对作诗并不积极，实际上在中国滞留期间，崔溥接受邀请或作为感谢的表示作了一些诗，也曾经自告奋勇地作了些诗。

在嘉兴，发生了西水驿驿丞何荣因为崔溥对他作的诗欣然和答，携腊鸡和八带鱼特别招待的事情。^[29]在到达苏州时，姓王和姓宋的按察御史在礼宾馆接待了崔溥，然后对他的作诗能力，进行了质询“你能诗否”？^[30]崔溥一行到了北京，入兵部以后，向尚书余子俊、何左侍郎和阮右侍郎行礼之后，到了有郎中二人和主事官四人的其他厅舍，兵部郎中没有再问崔溥有关漂流的问题，一指庭院内的槐阴令做绝句，又以“渡海”为题，令做唐律。^[31]

崔溥一行住在杭州时，遇到了曾随给事中张宁去过朝鲜的陈梁和张宁的外甥王玠。王玠向崔溥问道“景泰年间，我国给事中张宁奉使贵国，做《却金亭诗》收录在《皇华集》，你晓得否？”崔溥立即吟颂了几句张宁的《题汉江楼诗》，^[32]“光摇青雀^[33]舫，影落白鸥洲。望远天疑尽，陵虚地欲浮，入窗风月好”。

并称赞这几句，尤称藉。其人喜形于色，又云，“张给事致仕在家，家在嘉兴府之海盐县，距此百里。张公到此杭城，闻朝鲜文士漂海来，欲问朝鲜事，留待累日，前一日回去”。^[34]

从北京出发的崔溥一行，离开渔阳驿，经过玉田县，向山海关前进的路中，遇到了从朝鲜归来的两名明朝官员。他们就是作为使臣从朝鲜回来的翰林学士董越和给事中王敞。翻身下马的崔溥，被叫到两人面前，说明了自己漂流后正在回朝鲜的路上，董越告诉他们“你国人已知你生到中国”。崔溥感谢后作揖而退，后打听才知道这两人叫董越和王敞。^[35]

董越是为了通报前一年弘治皇帝即位的消息，在弘治元年（成宗十九1488）1月被派遣到朝鲜。弘治皇帝作为东宫太子时，董越被选为东宫侍讲，弘治皇帝一即位，就晋升为右春坊庶子。他出使朝鲜时为58岁，以后又官任太常少卿和南京工部尚书。但是真正让董越出名的是作为使臣出使朝鲜之后，将在朝鲜的见闻以《朝鲜赋》^[36]这本书出版刊行。董越撰写的《朝鲜赋》和龚云冈的《使朝鲜录》，在北京的书店和广宁等地销售，朝鲜的风土和文化通过这本书传到了中国。^[37]《朝鲜赋》传到朝鲜后，卢公弼在成宗二十三年6月复命后献给了国王，成宗命令道“此赋，详记我国大小之事，速印之进献”。^[38]以后，朝鲜方面非常重视这本书，在编撰《新增东国舆地胜览》时，收录其中。^[39]《朝鲜赋》因为注释和内容充实而准确，脍炙人口，被广为流传。

在《朝鲜赋》中，15世纪中国人眼中看到的朝鲜面貌，被描画得栩栩如生。与高丽时代从开京（开城）返回的徐兢的《高丽图经》成为观察高丽政治、社会、文化的珍稀资料一样，董越的《朝鲜赋》也是研究朝鲜前期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仅有的遗憾是，因为是用符合韵律的赋的文体写成，更注重了文学性的表现形式，因而文章过短。为了弥补这个缺陷，不得不加了很多注释。董越在朝鲜滞留的时间约为月余，住在汉阳的时间也不过是十日左右。虽然在滞留期间，似乎有利用接伴使提供的《风俗帖》此类资料的痕迹，董越非常仔细地观察了当时的朝鲜政治、经济、制度、地理、语言、民俗、建筑、生活等各个方面，并记录下来，我们通过《朝鲜赋》的序，可以看到如下内容。

予使朝鲜，经行其地者涞月有奇。凡山川、风俗、人情、物态，日有得于周览咨询者，遇夜辄以片楮记之，纳诸巾笥。^[40]

《故事撮要》的《大明纪年》中，按年份把朝鲜和明朝之间的主要事件以短文记录下来。但是对弘治元年，只记录了下面两件事。

皇帝遣翰林院侍讲董越、工科右给事中王敞，颁登极诏，仍降效赐币帛、文锦。济州推刷敬差官崔溥奔父丧回来，漂到浙江台州府，礼部题准差官伴送。^[41]

董越和崔溥，在弘治元年（成宗十九年，1488）把到对方国家看到的见闻，在回国后立刻报告给各自国家的皇帝，这就是《朝鲜赋》和《漂海录》，成为15世纪的重要见闻录。而且两人在回国途中，在北京附近的路上偶然相遇，并进行了对话，不能不说这是千古奇缘。

需特别提到的一点是，对于朝鲜人到北京之后，在购书中投入的热情这一方面，当时的中国人是这样记录的。

朝鲜国人最好书，凡使臣入贡，限五六十人，或旧典或新书或稗官小说，在彼所缺者，日出市中，各写书目，逢人遍问，不惜重直购回，故彼国反有异书藏本也。余曾见朝鲜所刻皇华集，乃中朝册封使臣与彼国文臣唱和之什，镂板精整，且玺纸莹洁如玉，海邦缃帙，洵足称奇。^[42]

朝鲜使臣到中国时，特别热衷于购买如《韵石斋笔谈》的叙述，一目了然地描写了15世纪朝鲜文化的一个侧面。

2.对朝鲜历史的认识

明朝使臣出使朝鲜时，大体上都对箕子表明了巨大的关心。张宁作为使臣出使朝鲜时，在路过平壤时，通过参拜箕子庙，展示了对箕子的莫大关心。^[43]张宁留下了《方洲集》的文集，其中包含了他的《皇华集》和《奉使录》。在《奉使录》中，收录了他在天顺四年（世祖六年，1460）出使朝鲜时向皇帝报告的几个文件，其中的《游凤凰山记》中提到凤凰山是“亦为旧高丽城堡，传唐太宗东征时驻跸于此。”^[44]

其实比张宁早十年出使朝鲜的倪谦，也曾经向成三问询问“旧封箕子于朝鲜，其都邑今在何处”？^[45]表达了他的关心，最终在回程中，路过平壤时，参拜了箕子庙和箕子墓。^[46]从成宗七年出使朝鲜的祈顺也题赋一首来看^[47]，可以知道他也参拜了箕子庙。

崔溥一行经过绍兴和杭州到达苏州时，姓王和姓宋的按察御史在礼宾馆接待崔溥后询问道，“箕子封朝鲜，今有后否？且有庙墓祀事不废否？”^[48]。我想这可能是联想到在中国孔子的后代子子孙孙不断，所以进行了相同的询问。董越在《朝鲜赋》中，对于箕子庙，题赋如下。

东有箕子祠堂，按礼立木神主，写有朝鲜后代始祖，高度评价檀君是因为他是这一地的始祖，而箕子则是继承王统的人物。^[49]

把朝鲜的历史，和箕子进行联系，比如“朝鲜乃箕子之封国”^[50]，“高丽本为箕子之封”^[51]都是用传统认识来回顾现实。把朝鲜文化源流溯源到中国箕子，可以视为是再次确认中华意识的行为。

另外，崔溥在苏州的姑苏驿碰到的两位按察御使，他们就几处疑惑对崔溥进行了询问，“你国有何长技，能却隋唐之兵乎？”崔溥做了如下回答，“谋臣猛将，用兵有道，为兵卒者，率皆亲上死长。故以高句丽一偏小之国，犹足以再却天下百万之兵。今则合新罗、百济、高句丽为一国，物众地大，财富兵强，忠智之士，车载斗量，不可胜数。”同时强调了朝鲜继承了高句丽正统的事实。^[52]

崔溥经过山东临清时，先来这里经商的辽东商人听到朝鲜人到此的消息，特意来这里看望崔溥一行，曰“我辽东城，地邻贵国，义同一家。今日幸得相见于客旅之中，敢将薄物，以为礼耳。”崔溥回答说，“贵地即古高句丽故都。高句丽今为我朝鲜之地，地之沿革，虽因时有异，其实同一国也。今我喘息九死之余，漂泊万里之外，四顾无相识之人，得遇足下，又受厚惠，如见一家骨肉之亲。”

辽阳是明朝为了经营辽东，设置了前方基地辽东都指挥使司的地方。如果去辽阳的话，要渡过辽河。人们把辽河以西地区称为辽西，以东地区称为辽东。但是从狭义来讲，把辽阳称为辽东的情况也很多。

到了辽阳的第二天，僧人戒勉来找崔溥，说了下面一番话，“僧系本朝鲜人，僧祖父逃来于此，今已三世矣。此方地近本国界，故本国人来往者甚多。……此方即古我高句丽之都，夺属中国千有余载。我高句丽流风遗俗，犹有未殄，立高丽祠以为根本，敬祀不怠，不忘本也。”在明朝，孝宗即位后开始压制佛教，戒勉似乎想跟崔溥回到朝鲜。

崔溥也叙述道，“辽东即旧我高句丽之都，为唐高宗所灭，割属中原。五代时为渤海大氏所有，后又为辽、金、胡元所并。城中有……八座以至高丽市间，民居可谓繁多，揆之江南，可与嘉兴府相颉颃矣。”崔溥一行在辽阳城西侧的在城驿，停留了6夜，通过留在这块土地上的高丽祠或高丽市等有“高丽”字样的地名，确认了高句丽的残影。

在离开辽阳的路中，崔溥经过女真人的兀良哈馆，看到了朝鲜馆。这是来往于北京的朝鲜使臣们留宿的馆舍，崔溥记录了馆舍前面的扁额上写着“畏天保国”这四个大字。根据字面的意思可以解释为“敬畏上天，保存国家”。

我们考察了15世纪中国人对朝鲜历史有什么样的认识，发现主要是对箕子和高句丽非常关心。对箕子的关心也是出于中华意识的关心；而对高句丽的关心是因为与隋、唐帝国战争的历史事实。崔溥在健跳所遇到的张辅的子弟虽然准确地知道“今日朝鲜，旧为高丽”，但是在桃渚所审问崔溥的把总官刘泽却莫名其妙地询问道，“你国与日本、琉球、高丽相通否？”

3.对朝鲜人物的关心

崔溥到达浙江省杭州之后，在凌晨，镇守太监张庆派官人来问曰，“郑麟趾、申叔舟、成三问、金浣之、赵惠、李思哲、李边、李坚，以上俱系朝鲜人物，是何官职，一一开报来知”，崔溥回答，“郑麟趾、申叔舟、李思哲俱位至一品；成三问位至三品，李边、金浣之、赵惠、李坚，则我以后进之士，不知其人之职品。”郑麟趾、申叔舟、成三问作为名臣，对他们有所了解也是自然，但他如何知道连崔溥也不知道的金浣之、赵惠、李思哲、李边、李坚等世宗时代活跃的朝鲜人物，真是令人吃惊。

这些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疑问，在分析倪谦的《朝鲜纪事》过程中，得到彻底消解。这些上面提到的人物，都是世宗三十二年倪谦出使朝鲜遇到的，这在倪谦的《朝鲜纪事》中，都有记录。我们把名字和官职一起及当时作用，从《朝鲜纪事》中提取部分内容来看，如下。

闰正月　戊申（3日）:王都丞旨李思哲、礼曹参判李边送去皮袄、胡帽、衣服。

闰正月　庚戌（5日）:王遣右承旨李师纯、吏曹判书李坚已来问安，小宴有达郑工曹（工曹判书郑麟趾）诗，承知副知院事申叔舟、成三问惠刀酬之，以诗应答。后首阳偕诸王子来设宴。

闰正月　丙辰（11日）:王遣左副承旨李季甸、刑曹判书赵惠来问安，设小宴，午后首阳君来设宴。

闰正月　丁巳（12日）:王遣吏曹参判李审右承旨李师纯来问安，小宴继遣中官送庖羞，午后吏曹判书李坚已、户曹判书尹烟、礼曹判书许诩、兵曹判书闵伸、刑曹判书赵惠、工曹判书郑麟趾来后设宴。

闰正月　戊午（13日）:王遣右副承旨金浣之、工曹参判李思任来问安，设小宴。午后，中枢院副使李升平来设宴。^[53]

这八名朝鲜官员中，就连最长寿的郑麟趾也已经在十年前的成宗九年（成化十四年，1478）作古，^[54]镇守太监张庆也绝没有在北京碰到派遣到明朝的朝鲜使臣的可能性。通过这些，可以知道镇守太监张庆一定是读过倪谦《朝鲜纪事》，同时作为试探手段，以《朝鲜纪事》中出现的这些人名，来测试了崔溥是否为朝鲜官员。

崔溥停留在嘉兴府西水驿时，驿丞何荣说，“我朝郎中祁顺^[55]，行人张谨^[56]曾使朝鲜，著《皇华集》。^[57]朝鲜国人赓和，徐居正居首列也，其诗有曰:‘明皇若问三韩事，文物衣冠上国同。’今见足下，诚千载一遇，蒙不弃夏承和诗。”又继续问道，“徐居正今为宁馨官职？”回答为“议政府左赞成”。何荣又说道“（徐）居正文章，亦海东人物也”。但是何荣作为一个驿丞，是个居于微官末职的人物，居然读过《皇华集》，能知道朝鲜有个叫徐居正的人物，并且居然可以和崔溥以诗唱和，不可谓不是令人吃惊的事。何荣虽然只是位居西水驿驿丞这一低微末职，但是至少在文学上有相当的修养。

徐居正是朝鲜前期的代表性文臣、学者、诗人。1460年以吏曹参议身份，作为谢恩使出访明朝，回来后晋升为大司宪，参与了《经国大典》、《东国通鉴》、《东国舆地胜览》等的编纂工作，留下了《四佳集》这一文集。成宗七年，祈顺为正使，张瑾为副使的明使一行出访朝鲜时，朝鲜方面派徐居正作为远接使迎接了他们。徐居正和祈顺互相以诗和答时，祈顺最终不得不承认，“宰相作诗，迅速而精巧，我不及也。”^[58]又惊叹道，“如公之才，在中国亦不过二三人而已”^[59]。在明朝，徐居正的名声大到中国的“文士们，一见到崔溥就一定问候徐居正”的程度，徐居正在崔溥回国那年12月病故，享年69岁。^[60]

崔溥一行到达广陵驿时，杨旺让傅荣问崔溥，“你国有韩姥姥入在我国，知否？”崔溥回答道，“闻有韩氏者入大国耳”。杨旺说道，“正是此韩氏，即你国妇人入我国为大行皇帝^[61]乳母，今已作古，起坟于天寿寺。”傅荣说道“此指挥，即监葬韩氏者，故问云耳”^[62]，在《朝鲜成宗实录》中，史臣们评价如下。

臣曰:“致礼，确之子，确妹，选入朝，为宣宗皇帝后宫，以阿保功，有宠于成化皇帝。与宦官郑同相结，劝帝屡使郑同于本国，敕进服玩饮食之物，备尽细碎，诛求无厌，为生民巨病。又敕令韩氏之族，每岁充圣节使入朝，致礼及其兄致仁、致义、群从致亨、忠仁、侄子、、健，迭相赴京。带金带犀，皆出帝敕，金银彩段，赏赐无极，韩氏一族，因郑同，坐取富贵，而贻害于国，不可胜言矣。^[63]

韩姥姥就是左议政韩确姐姐，叫桂兰，她姐姐在太宗十七年被当做永乐帝后宫殉葬之后，她在世宗十年被选入宣德帝的后宫。养育成化帝的韩桂兰，在74岁这一年，即成化十九年（1427）去世。因为长期生活在明皇室，对宫内的情况一清二楚，因此嫔妾中被称为“姥姥”。另一方面，明朝下达敕书，明令朝鲜派遣韩氏族亲为圣节使来京，因此韩氏多人来过中国，像韩致亨还因官职和赏赐过厚受到批判和非议。^[64](www.chuimin.cn)

小　结

相对于中国人留下的关于朝鲜的记录，朝鲜人从中国回来后留下的记录，更为丰富。但是普通称为《朝天录》、《燕行录》的记录，500多种中绝大部分为16—19世纪的记录，其中，除了崔溥《漂海录》之外，其余两三种都是以诗文集形式出现。虽然《漂海录》不能视为典型的《燕行录》，但是可以考察当时中国人朝鲜认识的非常珍贵的文献。因此在这一研究中，以朝鲜成宗时期的文臣崔溥（1454—1504）漂流到中国浙江省后，又被遣返回朝鲜间的136天间的见闻记录写成的《漂海录》，作为本研究的方向性路标。

在崔溥《漂海录》中，不仅很好地展现了崔溥滞留中国期间遇到的同时代中国人的朝鲜认识，在《漂海录》中出现的中国人中，还有曾经去过朝鲜并留下著作的人。比如撰写了《奉使录》的张宁，撰写《朝鲜赋》的董越。这些人的文集和收录了中国使臣与朝鲜人和答的诗文的各种《皇华集》，也可以成为有用的资料。因此，笔者以崔溥《漂海录》为经，以张宁《奉使录》或董越的《朝鲜赋》及各种《皇华集》为纬，观察明代中期中国人所持有的朝鲜认识。

15世纪的中国官民大体上都持有朝鲜是“礼仪之邦”的认识。对于崔溥个人，他们想知道作诗的能力，并想获得他的诗作的人也不在少数。另外，中国人对朝鲜的礼制表现出了极大的关心，尤其是对于丧礼中，是否遵守《朱子家礼》非常好奇。还有是否同中国一样有儒学和佛教盛行；儒学中尊崇哪些经典著作。另外，对朝鲜是否存在学校、科举制度也表现出关心。

有关朝鲜历史，同时代中国人对箕子表现出了极大的关心，尽可能去参拜箕子庙，对箕子是否有子孙留下，非常关注。这可以看作是把朝鲜的文明，溯源到箕子的中华意识的产物。虽然难以找到对三国时代的新罗和百济的关心，但是对高句丽的强盛表现得非常关心。

崔溥因为和中国人只能用笔谈进行交流，自然而然其对象只能是局限在识字的读书人中。另外，崔溥作为漂流民，是被遣返到朝鲜的身份，交流的主要对象是官员的局限也是无法避免的。在崔溥遇到的中国人中，他们提及并关心的同时代朝鲜人物，有徐居正。作为杰出诗人的徐居正，中国人才对他的认知度和尊敬度达到较高程度，这是因为当时两国之间的外交中，文学尤其是诗文占据的比重非常高。

【注释】

[1]范金民，《朝鲜人の眼から见た中国の运河风景—崔溥〈漂海录〉を中心として》，《东アジアにおける国际秩序と交流の历史的硏究》，2004年3月。

[2]崔溥《漂海录》卷三，5月16日，参看《校注》第152页。

[3]《通俗漂海录》卷一《考》，“此书ノ原本ハ朝鲜ノ崔溥ガ撰セシ所ニテ。漂海录ト号ス。然レモ唐土里程ノ事ヲオモニ记セルニ因テ。今ノ名ニ改ム。”

[4]崔溥一行上陆的地点根据地方志编撰办公室的意见，就是浙江省三门县沿赤乡牛头门一带。

[5]崔溥《漂海录》卷一，闰正月17日，参看《校注》第21页。

[6]崇祯《宁海县志》卷十《艺文》，《送朝鲜崔校理序》。

[7]参考民国《台州府志》卷二十四，《选举》表4；卷一百一十八《人物》等。在成化二十二年（1486）丙午年举行的乡试中，张辅以第7等的成绩中榜，成为举人。

[8]崔溥《漂海录》卷一闰正月24日，参看《校注》第37页。

[9]崇祯《宁海县志》卷十《艺文》，《送朝鲜崔校理序》。序文如下:（明）张辅（字邦佐，邑人）朝鲜弘文馆副校理崔溥渊渊，将其王命括户口于其国之济州海岛，既而，奔父丧，乘巨舟，涉海道以还，为暴风所逆，飘泊入我健跳。守边堠吏往说之，告以故，遂迎其所率吏卒四十三人者，馆之公所，将致之藩府，以达于京师，而还诸其国。子弟邦职，请曰:“今之朝鲜，昔之高丽，箕子之遗墟，我之东藩也。其人必能守礼持义。”遂往访之，见其动静纡徐，声容哀戚，盖患难不入于心，而克持丧礼者，因加敬焉，告之曰:“子之此行，所谓失于东隅收桑榆者乎！是虽摧帆失楫于风涛之中，神泣胆落，自分葬于鱼腹，万无生理，抑孰知繇是以睹中国之大观，庸非天之意乎？且朝鲜之陪臣以职事来者，无岁无之。然皆自辽东一道以入，其于舆地广轮之博，版籍生齿之蕃，城池甲兵之利，声名文物之美，古今兴亡之迹，固不得而历览也。子行将上会稽，涉钱塘，追延陵，渡天堑，历吕梁之险，登歌风之台，观泰山之蘶峩，孔林之丛蔚，以极于皇都之大举，朝鲜之以闻见自雄者，莫先焉，是亦此行之失收之也。隋唐之际，中国之君，逞其好大喜功之心，而为之臣者，复以率繇汉晋故事济之，于是兵连祸结，数世无宁日，平壤扶馀银黄之野，流血千里，烟火辽绝，亦云殆矣。我太祖高皇帝平定海宇之初，诸臣亦有以郡县高丽为请者，上念其率先臣属，立其君为朝鲜国王，保彼东方圣子神孙，世守家法，朝鲜之人，老子长孙，不识兵革，鸭绿之水，驻跸之山，益高以清，故迹茫茫，不可致诘者，大明覆焘之恩也。子归故国，谒而君，以予言献之，臣节益坚，职贡益修，永藩垣我东土，子亦有无穷之誉，是亦此行之失收之也。”崔再拜曰:“遐僻之人死而生，幸也。闻至教，大幸也。海阔天空，徒勒瞻溯。倘他年入聘，风流运会于黄金台上，当不为生客”云。

[10]崇祯《宁海县志》卷十《艺文》，《送朝鲜崔校理序》。

[11]崔溥《漂海录》卷二，2月18日，参看《校注》。

[12]孙佩，《苏州织造局制》卷一，《沿革》，江苏人民出版社，1959年。

[13]崔溥《漂海录》卷二，2月18日，参看《校注》第81页。

[14]倪谦，《倪文僖文集》卷十四《尊闻斋记》。

[15]张宁，《方洲集》卷十三《奉使录下·皇华集》。

[16]《朝鲜成宗实录》成宗七年3月乙丑，十八年10月戊寅。

[17]《朝鲜成宗实录》成宗十九年11月辛酉。

[18]崔溥《漂海录》卷一，闰正月18日，参看《校注》第21页。

[19]鲍志成，《高丽寺与高丽王子》，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

[20]崔溥《漂海录》卷二，3月8日，参看《校注》第105页。

[21]崔溥《漂海录》卷一，闰正月19日，参看《校注》第21页。

[22]崔溥《漂海录》卷二，2月7日，参看《校注》第57页。

[23]《朝鲜世宗实录》世宗三十二年1月戊申。

[24]崔溥《漂海录》卷二，2月18日，参看《校注》第81页。

[25]崔溥《漂海录》卷二，2月18日，参看《校注》第81页。

[26]青色交领长衫，是指古代学生的服装。先秦时期是学生才能穿的服装，以后成为儒生的象征。

[27]崔溥《漂海录》卷三，4月8日，参看《校注》第105页。

[28]崔溥《漂海录》卷一，闰正月19日，参看《校注》第24页。

[29]崔溥《漂海录》卷二，2月18日，参看《校注》第82页。

[30]崔溥《漂海录》卷二，2月17日，参看《校注》第78页

[31]崔溥《漂海录》卷三，3月29日，参看《校注》第123页。

[32]《朝鲜世祖实录》世祖六年3月壬午，明使张宁浏览汉江之后，留下十首《登汉江楼诗》。原文如下:“东国有高楼，楼前汉水流，光摇青崔舫，影落白鸥洲。望远天疑尽，陵虚地欲浮，入窗风月好，下榻重淹留。”《朝鲜成宗实录》成宗二十一年8月戊申。

[33]是与白鹭相似的大鸟，因善抵抗风波，故有在船头画其形的风俗，也以其代指船舶。

[34]崔溥《漂海录》卷二，2月8日，参看《校注》第61页。《方洲集》卷十三，《奉使录下·皇华集》，登汉江楼十首。

[35]《朝鲜成宗实录》成宗十九年1月。作为贺登极使从北京回来的卢思慎已经把这些明使的情况，向成宗报告说“这次来的上使（董越）善作诗，副使（王敞）精通经学。”

[36]收录到《新增东国舆地胜览》，的《朝鲜赋》，在1969年民族文化推进会刊行《古典国译丛书》时，由成乐薰翻译。此后，1995尹浩镇又翻译后发行了单行本。也参考了曺永禄的论文，《关于董越的〈朝鲜赋〉》，《近世东亚细亚三国的国际交流和文化》，知识产业社，2002年。

[37]鱼叔权，《稗官杂记》卷三。

[38]《朝鲜成宗实录》成宗二十三年6月壬戌。

[39]《新增东国舆地胜览》第一卷，《京都上》。

[40]董越，《朝鲜赋》。

[41]《故事撮要》上卷，《大明纪年》，弘治元年戊申。

[42]《韵石斋笔谈》，《朝鲜人好书》。

[43]《方洲集》卷十三《奉使录下·皇华集》。

[44]《方洲集》卷十三《奉使录上·游凤凰山记》。

[45]《朝鲜世宗实录》世宗三十二年1月戊午。

[46]倪谦，《朝鲜纪事》，《纪录汇编》卷六十五。

[47]《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卷五十一，平安道，平壤府，祠庙。

[48]崔溥《漂海录》卷二，2月17日，参看《校注》第78页。

[49]董越，《朝鲜赋》，东有箕子祠堂，按礼立木神主，写有朝鲜后代始祖，高度评价檀君，因为他是这一地的始祖，而箕子则是继承王统的人物。

[50]《明史·列传》卷二百零八《外国·朝鲜》。

[51]《元史·列传》卷九十五《外夷·高丽》。

[52]崔溥《漂海录》卷二，2月17日，参看《校注》第79页。

[53]倪谦，《朝鲜纪事》，《纪录汇编》卷六十五。

[54]《朝鲜成宗实录》成宗九年11月癸未。

[55]祈顺生于广东东莞，字致和，号巽川。天顺年成为进士，任户部郎。成宗七年（1476）出使朝鲜。

[56]《朝鲜成宗实录》成宗七年2月。《朝鲜成宗实录》中记为“张瑾”，但是明记录为“张谨”。

[57]《朝鲜成宗实录》成宗七年1月壬申，己卯，甲申。

[58]《朝鲜成宗实录》成宗七年2月庚寅。

[59]《朝鲜成宗实录》成宗十九年12月癸丑。

[60]同上。

[61]大行皇帝是指驾崩后，未定谥号的皇帝，在此指明宪宗成化帝。

[62]崔溥《漂海录》卷二，2月22日，参看《校注》第88页。

[63]《朝鲜成宗实录》成宗十年7月戊午。

[64]《朝鲜成宗实录》成宗十二年12月丙寅，十八年7月癸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