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人察觉明朝弘治中兴征兆

2章　朝鲜人察看的明弘治中兴征兆——以弘治元年（1488）崔溥《漂海录》为中心

引言

1.朝鲜对明朝弘治中兴的视角

2.朝鲜得到的弘治新政的实例

3.崔溥感受到的新政新气象

4.崔溥听到的有关新政情报

小结

引　言

明朝第八代皇帝明孝宗一般被称为弘治帝，在位十八年，这一时期明代史中称为弘治中兴或弘治新政。明宪宗^[1]驾崩之后，明孝宗即位年为成化二十三年（朝鲜成宗十八年，1487）8月。明孝宗即位之后，马上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和魄力，进行了果断的肃清，这一信息也马上被往来于北京的朝鲜朝贡使节捕获。当时的朝鲜成宗，对明朝的这种动向反应敏锐，通过来往于北京和汉阳的朝鲜使臣，收集了大量情报。这些弘治新政初期的展开过程，和几年之后改革力度衰退的细微变化，也被朝鲜朝廷得知，而且被毫无遗漏地收录到《朝鲜王朝实录》中。

成化二十三年，被任命为济州敬差官派遣的崔溥因为漂流事故到了浙江省，在中国登陆时，正是明孝宗即位后第二年的弘治元年（朝鲜成宗十九年，1488）闰正月16日。崔溥从浙江被护送到北京，又经过辽东，在6月4日渡过鸭绿江，在中国境内一共滞留136天。崔溥在中国境内滞留时间，正是弘治元年，即相当于明孝宗即位的第一年第六个月至第十个月。因此，这一时期明孝宗进行的多项改革措施形成了社会的新氛围，就连处于漂流民身份的崔溥也能敏锐地感觉到。崔溥在《漂海录》中，多处提到新政出现的面貌。

因此我们想了解，对于明代中期的弘治中兴开始的征兆，同时代的朝鲜人是如何看待的。为了研究这一主题，从资料来说，《朝鲜王朝实录》当然是基本史料，尤其是通过深度分析崔溥《漂海录》，将揭示15世纪的朝鲜是如何迅速而准确地了解明朝的政治改革。对中国明朝与朝鲜的关系史研究，仍然有不少空白。通过结合崔溥《漂海录》和《朝鲜成宗实录》，描述出15世纪朝鲜人眼中的明朝弘治中兴，同时通过这类研究，希望填补这方面研究的空白。

1.朝鲜对明朝弘治中兴的视角

《明史·本纪》中，史臣对明孝宗进行了这样的评价。

赞曰:明有天下，传世十六，太祖、成祖而外，可称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仁、宣之际，国势初张，纲纪修立，淳朴未漓。至成化以来，号为太平无事，而晏安则易耽怠玩，富盛则渐启骄奢。孝宗独能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兢兢于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清宁，民物康阜。易曰:无平不破，无往不复，艰贞无咎。知此道者，共惟孝宗乎。^[2]

《明史·列传》何乔新等传之赞中，有如下评价。

赞曰:孝宗之为明贤君，有以哉。恭俭自饬，而明于任人。刘、谢诸贤居政府，而王恕、何乔新、彭韶等为七卿长，相与维持而匡弼之。朝多君子，殆比隆开元、庆历盛时矣。乔新、韶虽未究其用，而望著朝野。史称宋仁宗时，国未尝无嬖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孝宗初政，亦略似之。不然，承宪宗之季，而欲使政不旁挠，财无滥费，滋培元气，中外乂安，岂易言哉。^[3]

清代历史家谷应泰在《明史记事本末》中，对明孝宗进行了如下评价。

三代而上，成康启甲尚矣。降是，其汉文宋仁乎。乃予所闻于明之孝宗，近是人主在襁褓，则有阿姆之臣，稍长则有戏弄之臣，成人则有嬖悻之臣，即位则有面谀之臣。千金之子，性习骄佚，万乘之尊，求适意快志，恶闻已过宜也。汉文止辇受言，张释之冯唐，皆以片言悟主。宋仁开天章阁，图治。韩范富欧无不先后登朝。孝宗之世，明有天下百余年矣。海内久安，户口繁多，兵革休息，盗贼不作，可谓和乐者，而孝宗恭俭仁明，勤求治理，置亮弼之辅，召敢言臣，求方正之士，绝嬖悻之门，却珍奇放鹰犬，抑外裁中官平台暖阁，经筵午朝，无不访问疾苦。^[4]

撰写了《明通鉴》的清代夏燮也引用了《明史》内容，对明孝宗进行了“仁宣之后，可称中兴之主”的评价^[5]。清代的郑晓也在《皇明通纪述遗》中，把明孝宗描述为如下人物。

郑晓曰:帝仁恕恭俭，敬慎英明，清心寡欲，爱民节用。方术宦寺，莫敢于扰。悯灾思患，戡盗防胡，且崇德报功兴灭继绝忧勤惕励，始终不渝，迹其修齐治平之效，盖有得于二南六典九经之道矣。^[6]

但是和各种史书对明孝宗赞不绝口相反，明代史学界对明孝宗的历史面貌，并不是只有一种统一的口径。郭厚安在《弘治皇帝大传》中指出弘治年间的改革，实施的时间较短，范围也不太大，所谓弘治中兴之光，出现得极为短暂。即当时实际情况是国势日衰，进展缓慢，在表面上仍旧维持着歌舞升平的局面，但是实际上潜伏着深深的社会危机。从根本上讲，明孝宗既不是圣君，也不是暴君，而是一位平凡的人物，是墨守成规的“太平天子”。^[7]

另外，对于弘治新政时期明朝政治弊端之一的宦官干政是否消失，存在着不同见解。即，明孝宗以忠直和廉洁为准，也起用了宦官，只是对宦官的约束更严厉而已，他并不是完全同意宦官不干政的方针。因此，明孝宗时期，宦官的权力虽然有所收敛，但是宦官干政并没有停止，活动的范围在采办、监工、督军、镇守、审狱等方面，进行得非常活跃。^[8]

如果说明太祖和成祖都是创业之主的话，仁宗、宣宗、孝宗则可以称为守成之君。但是相比于仁宗、宣宗继承了国势日隆的太祖、成祖时代，而孝宗继承了“土木堡之变”后国势一落千丈的英宗时代和社会经济矛盾更加激化的宪宗时代。因此，把孝宗的业绩和仁宗、宣宗进行简单比较，确有商榷的必要。为了从政治史上准确地评价孝宗的业绩，以他所处的时代为出发点，分析他推进的政策和取得的成果，以此为基础进行评价，似乎更为贴切。

明孝宗即位的同时，发动了人事上焕然一新的政治改革。首先，明孝宗将宦官中的奸邪之辈逐出宫中，其中有梁芳、王敬、韦眷等；又将成化年间以不正腐败闻名的李孜省下狱。同时，又肃清了明宪宗授予官职的一千余名禅师、国师、真人、法王、啰嘛等佛道方士等三教九流之辈。当然，也将引导明宪宗走上荒淫之路的内阁大学士万安逐出群臣之列。另外，也积极选拔了一批有真才实能，比较正直的人才，形成了“朝廷君子麋集，比于唐之开元、宋之庆历之盛世”^[9]的状况，出现了王恕、柳大夏、徐溥、谢迁、刘健、李东阳、马文升等多位名垂青史的大臣。

全方位来评价明孝宗，他在即位后致力于限制宦官、尊重内阁、广开言路、整顿官吏考察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从经济上，通过在全国实施均徭法，不仅改革杂役、减免赋税、赈恤灾民，而且注意解决流民问题，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厉行节俭之风。从军事上，对应正在崩溃的卫所制，实行了民壮法，也将武举法步入正轨。从法律上，通过编纂《问刑条例》和《大明会典》，整顿了刑律和制度。与政治、经济改革同步进行的还有文化改革，以“前七子”为中心，出现了明代文学的“复古运动”时期。^[10]

2.朝鲜得到的弘治新政的实例

经常被称为弘治帝的明孝宗登极为帝的消息传到朝鲜时，已经是成宗十八年（成化十三年，1487）9月27日。离开了汉阳的圣节使韩儹到达辽东时接到了急报，“8月22日，皇帝升遐，太子即位，辽东人等皆顶白笠。又闻新帝法令严明，臣之别进献恐不可进献”^[11]。这虽然是只言片语，但是皇太子登基御宇天下的消息，和新皇帝明孝宗正实施“法令严明”的施政方针的情报，一起成为向朝鲜朝廷传达的第一份情报。

和中国有着册封朝贡关系的朝鲜，在10月为了哀悼明宪宗的升遐，派遣了作为进香使的户曹判书李封和作为陈慰使的同知中枢府事卞宗仁访问北京。^[12]然后，几乎同时为了祝贺明孝宗的即位，派遣右议政卢思慎和武灵君柳子光作为贺登极使在同月内到了北京。^[13]贺登极使卢思慎到了辽东时，把打听到的新皇帝的相关情报，在12月3日急报给了成宗。

臣到辽东，闻新皇帝政令严峻，老宦不法者七八人，移置南京，籍没家产。^[14]

但是在贺登极使卢思慎之前，为祝贺明宪宗的诞辰派遣的圣节使韩儹也在回国前，向成宗发来了紧急公文，驰启以下内容。

太监谷清遣家人李懈语臣曰:“前者云南人献玉于先皇帝，因赐银若干两。今皇帝即位，令囚鞫其人曰:‘汝何以戏玩之物，冒献先帝，多取御用监银也？’其不喜宝玩类此。今贵来别献之物，朝廷所不知，先皇帝使我掌其出入，今已崩逝，我亦将往陵所，业已陛辞，难以奉进，宜还赍去。但银与象牙，先帝钦赐，不可任置。当于后行，别写单本以进。”臣答曰:“太监往陵所，则将谁因奉进？”^[15]

圣节使韩儹在明孝宗即位后，为了另献贡品相关之事，将中国朝廷的新情况，紧急地报告给了成宗。在报告中把管理这一事务的太监谷清“为去陵所，将要陛辞”的事进行了报告，这和之后的圣节使蔡寿的报告中“前代年老宦官，都要去先皇陵地守陵，朝廷之事都将委任于御前士大夫”的内容相呼应。^[16]12月14日结束了经筵讲论的大司宪权健向成宗进言道，“听闻，新天子法令明，不可不派选进贺使。”^[17]同时，又声讨了在山海关遇到进香使李封后，才把这一情报驰报于朝鲜的韩儹。第二年闰正月，成宗向回国的进香使李封问道“新皇帝理政如何？”，李封做了如下的回答。

政治严明，内外清肃，故有上书言欲诛万氏族亲者，又有言当朝大臣过失者。彼万氏见宠于大行皇帝，晚年色衰宠弛，私取远方美女进之，以悦其心，以固其宠。新皇帝在东宫，又欲求宠，养得老鹦鹉一双，教之曰:“皇太子享千万岁。”以送于太子。太子闻其语，怒曰:“此是妖物也。”即欲以刀断其项。万氏闻之，自知其不见宠而反取怒也，自缢而死。然未知其详。^[18]

另一方面，贺登极使卢思慎和副使柳子光也在弘治元年1月回国，他们把这次出使总结为“朝廷已经安静，百姓生活好转，皇帝严明，所有臣子恭敬恐惶有加。臣曾以书状官去过北京，那时关外民家凋凌，现在闾井稠密。”这样把他们所知情形，报告给了成宗。另外，在成宗和卢思慎之间，出现了下列对话。

上曰:“闻皇帝多罪宦官及万氏族亲，此因人请罪而然乎？”思慎曰:“闻有人上疏故罪之耳。臣等发还时，亦见有万氏族亲者以罪就狱矣。”上曰:“闻皇帝法令严明，信乎？”思慎曰:“然。皇帝在东宫时，常曰:‘僧人是何物也？’人皆曰:‘太子即皇帝位，则僧人必不得志也。’僧人及道士除职者，果皆罢矣。先皇帝或于用人，间以私意；今皇帝，则铨注登庸，一出于正。又性不喜宝玩之物，虽风雪不废朝会，临群臣皆以丧服，惟祀天祭用黄袍。臣等慰宴时，不奏乐，不设杂戏，劝花置于床上而不簪。大抵先皇帝弊政，一切更张矣。”^[19]

朝鲜君臣之间的这些问答的内容，记载了称为弘治新政的政治改革的核心。在这些问答中，贺登极使卢思慎了解到明孝宗的改革内容，可以大致整理为如下内容。

1.肃清了专横跋扈的万贵妃一族。

2.严明法令。

3.罢免了所有获得官职的僧侣和道士。

4.通过铨注，将公正处理人事。

5.不会无故废止朝会。

6.不贪宝物珍器，崇尚节俭。

这些都是为了罢除明宪宗在位时的弊政，所采取的措施，孝宗在即位初期进行的新政改革的内容，可以说几乎都被朝鲜掌握。^[20]

但是，崔溥接受了济州三邑推刷敬差官任务，辞别王宫的时间是成化二十三年（1487）9月17日，在全罗道海南县馆头粱登上去往济州的船的时间是11月11日。可是，贺登极使卢思慎报告了明孝宗改革内容时间是弘治元年1月18日，崔溥已经接受了成宗的命令，以推刷敬差官身份停留在济州。崔溥在这个月的30日，接到了父丧消息，在下个月的3日，乘船离开了济州，因为暴风雨原因，船漂流13天后，到达了中国浙江省台州府临海县。因此，从时间上推断，崔溥仅知道了明孝宗即位的事实后，就出差到济州岛，在下一年的闰正月3日离开济州岛，开始了漂流。关于明孝宗的新政情报，他在事前一定是一无所知的。

在崔溥一行43人平安地返回朝鲜后的弘治元年6月之后，朝鲜成宗对于明朝廷发生的事情，也没有放松注意。比如，弘治二年3月以正朝使访问过北京的辛铸回来时，成宗向他询问中国朝廷发生了什么事情时，辛铸报告道“皇帝严明，臣僚恪勤职守，无特别之事可言”。但是过了三年后的弘治五年3月，从北京归来的正朝使金自贞面对“中国可否太平？”的询问，作出了如下的回答。

太平。但闻皇帝不豫，朝会望见，天颜殊瘦，皇帝初即位，皆称明断，今纪纲不严，雨旸不若，年谷不登，民甚困穷。向者朝会，朝臣各以位次序立，莫敢私语，今则或聚立私语，以此知纪纲不严也。^[21]

上述记载中，引人注目的是明孝宗即位初期严明的纪纲，在经过了三年之后，已经开始出现了涣散，而且这样的现象轻易地就被朝鲜使臣感知到。但是更重要的是，有关推进新政的弹力开始出现松动的起点，与明朝方面模糊的记录相比，我们不能不承认朝鲜方面的记录，对这些现象更明显地保持了关注。再次强调的话，中国方面对明孝宗开始怠于政事的报告起点是弘治八年左右^[22]，《朝鲜王朝实录》中对这一起点的记载则是在三年前的弘治五年左右，已经指出明孝宗开始失去“明断”，朝廷纪纲开始出现紊乱。

另外，听到明孝宗健康状况不佳的报告后，成宗即刻召集最近访问过北京的宰相们进行了询问，柳子光、朴崇质、蔡寿、李睦等人进入王宫都确认说“皇帝原本瘦瘠，并无病恙”。^[23]弘治五年明孝宗册封皇太子之后，派兵部郎中艾璞^[24]到朝鲜颁布了有册封内容的诏书和敕书。对于明使艾璞，就连成宗也留下了极为恶劣的印象，感叹道“接待之中国使臣，虽非一两人，未见如此轻举妄动者”，在这次出使之后，朝鲜认为艾璞是“急躁而浅薄之人”。^[25]在艾璞到达平壤时，在宣慰宴席中问通事官（翻译），“崔溥可好？”通事回答“随进贺使赴京”后，自言自语嘟嚷“上次漂流之时，我负责的护送等全部事宜，如何不见一面就出发？”^[26]

艾璞在汉阳观看了文庙之后，在成宗举行的饯送宴中，他向成宗夸耀了自己的功绩，说“崔溥在何处？余在南方之时，崔溥与40余人一起漂流到海岸之事，余奏报朝廷，方才得盘缠和脚力，遣返到本国。在东八站凤凰山设置堡垒，也是我奏报，自此因朝贡往来路途者无忧矣。王可知否？”^[27]虽然可以推测这件事发生时，艾璞就在浙江省杭州，但是崔溥在《漂海录》中，并没有对艾璞这一人物，留下任何一言半语的记录。

从这之后，又过了两年，弘治七年从北京回来的圣节使河淑溥向成宗进行了如下的报告。

圣节使河叔溥回自京师。传曰:“成希颜言，广宁有此童子云:‘皇帝有病。’然乎？”叔溥对曰:“臣亦闻皇帝有病，又见龙颜，不润泽，常晏起视朝，或至日高三四竿。圣节贺日，朝班无序，儒生或历士大夫之列赞唱，而或有不拜者，我国人蹴而使拜，然后乃拜。又人言，皇帝宠待后戚，多出内藏珍宝，月给三四度。”^[28]

通过以上记载，我们可以非常容易地判断出，在政事中明孝宗的姿态和即位初期相比，已经非常懈怠了。

3.崔溥感受到的新政新气象

离开了济州的崔溥一行遇到暴风雨，经过9天的漂流，先漂流到浙江宁波府所属的叫“下山”的小岛。^[29]但是在这里崔溥一行遭遇到海贼，所剩不多的衣服和口粮都被劫掠一空后，又被赶到大海中。崔溥一行所乘之船在海中又漂流了3天，最终在浙江台州府临海县的牛头外洋到岸。“牛头外洋”是指牛头山^[30]岛和西南部陆地间的大海。在这里，崔溥一行和分乘6艘船的一群人相遇。崔溥一行在牛头山前大海中遇到的人，不顾崔溥已经表明自己是朝鲜大臣的身份，喧闹着登上崔溥的船，虽然只是看见了一些不值钱的东西，也将它们掠夺一空。^[31]感到生命遭到巨大威胁的这一行人，悄悄地登陆后进入村庄，但是反而被误认为是倭寇，被逐出村庄，对此情况崔溥进行了如下的描述。

臣从其言，率从者登途而行，则里中人或带杖剑，或击铮鼓。前途有闻铮鼓之声者，群聚如云，叫号隳突，夹左右拥前后而驱，次次递送。前里如是，后里又如是。行过五十余里，夜已央矣。^[32]

第二天凌晨过了仙岩里，到达蒲峰里，才遇到了海门卫^[33]千户叫许清的官员。防御塘头寨的千户许清听到倭贼入侵的消息，为了逮捕他们，率军吏赶到了这里。千户许清向崔溥说的第一句话是“我大唐法度严切，你别处人，不可久在此乱为搅扰良民。”^[34]自此以后，千户许清开始押送崔溥一行，在遭到夜雨后，被押送的崔溥一行，又碰到了举着灯笼火把率军士追来的另一官员。这位官员是桃渚所^[35]千户陈华，也是听到倭人侵犯消息后赶来的。在两位千户的带领下，崔溥一行来到了桃渚所。到达城池之前的七、八里开始，军卒们穿上盔甲举起了刀枪，武装起铳筒和盾牌，充斥了街道。到了桃渚所之后，崔溥才知道他们被误认为是倭寇。这是因为尚不知姓名的一个人，通过笔谈把下面的事实告诉了他们。

自古倭贼屡劫我边境，故国家设备倭都指挥、备倭把总官以备之。若获倭则皆先斩后闻。今你初系舟处，辖狮子寨之地，守寨官诬汝为倭，欲献馘图功。故先报云:“倭船十四只，犯边劫人。”将领兵往捕汝斩汝之时，你辈先自舍舟，投入人多之里，故不得逞其谋矣。明日把总官来讯你辈，你其详辨之，少有违误，事在不测。云云。^[36]

崔溥一行和暴风雨展开生死搏斗，在饥渴中忍受的13天的漂流虽说极为艰苦，但是登陆后经历的两天的苦难也是难以忍受的，这是因为他们被误认或伪认为倭寇。崔溥一行第二次登陆的牛头山前大海中遭遇到的分乘6艘船的一群人，其实是守卫狮子寨^[37]的军士们。狮子寨守寨官明明知道崔溥一行不是倭寇，仍旧报告了14艘倭船出现在海面上的虚伪情报，等待扫荡命令下达，抄杀崔溥一行，毁灭证据，然后伪指他们为倭寇。如果当时崔溥一行没有急忙登陆进入村庄的话，我们可以推测出崔溥一行也许就会被他们杀害，被诬陷为倭寇。

在此我们可以知道，以中国人为主的“后期倭寇”，和持有扫荡倭寇任务的沿海地方卫所的军兵，在行动模式中难以发现显著的差别，可谓是官匪一家。这是证明明代中期以后的卫所制度无法发挥军事警察作用的一个例证。

被押送到桃渚所的崔溥一行，受到把总官刘泽审问时，如实供述了内容，但是阅读了这些供述内容的把总官要求删除在下山遭遇到海贼和仙岩里受到殴打的事件，重新写供述；而把总官的部下薛旻偷偷地给崔溥写了暗示性语句，进行了如下说明。

今皇帝新即位，法令严肃，若见你前所供辞，帝意必谓“盗贼盛行”，归罪边将，非细事也。为你计，当以生返本国为心，不宜好为生事也。^[38]

崔溥离开了桃渚所，经过宁波到达绍兴接受第二阶段调查，也发生了相似的事情。面对总督备倭都指挥佥事黄宗、巡视海岛副使吴文元、布政司分守右参议陈潭的共同审问，崔溥如实交待了事实真相，三位高官在询问了为何与之前的供述不同之后，也要求崔溥按之前在桃渚所陈述的内容，原样照抄一份。不仅如此，以后无论是在杭州接受镇守太监、绣衣、三司大人的审问，还是在北京的兵部和礼部接受审问，都要求将前面的供述内容原样陈述。

问以臣之姓名、所住之乡、所筮仕之官、所漂风之故、所无登劫之情状、所赍器械之有无。臣答以答把总官之辞，却添载下山逢贼、仙岩遇杖之事，所赍行李，又添马鞍一部。三使相即下把总官所报状以示臣，曰:“是何供辞前后详略不同乎？”臣曰:“把总官初问，只答以漂流到泊之情。今曰布政三司更问，详举遇贼等事耳。”三使相徐谓臣曰:“供辞有违，汝实有罪。汝宜誊写前辞，无一字加减”云云。臣便写之。三使相又谓臣曰:“他日你到杭州，镇守太监、绣衣、三司大人，到北京，兵部、礼部，亦更问汝情，其亦以是答之。少有相违，大不可也。”^[39]

从结果而言，这些官员最为紧张的是把总官刘泽呈上的报告和崔溥的供述不一致的地方。从他们要求崔溥到了杭州或北京也要保持同样的陈述内容来看，我们可以知道他们比较重视，怎样避免因为新皇帝重振纲纪而带来的责问。

离开了绍兴的崔溥一行到达杭州以后，停留了7天。管理崔溥一行住宿的武林驿事务的人叫顾壁，他对崔溥特别亲切，但是在向崔溥提供情报时，也没有忘记下面的嘱托。“国法甚严，律条甚重，漏泄夷情，新例充军。凡我所言，不可与人见，只可自知。”^[40]

由此，我们可以窥视到，为了重振朝纲的明孝宗实施的政策，已经深入到担当驿站职务的下级职务中。

4.崔溥听到的有关新政情报

崔溥一行和杨旺、傅荣、陈萱等护送人员分乘3艘船，离开杭州向着北京出发了。担负护送责任的指挥杨旺不识字，崔溥自然而然同副责任者千户傅荣进行了大量的笔谈。随着同行的日子越来越久，在漫长的旅途中，两人不知不觉地对两国的政治、制度、文化进行了广泛的对话，也形成了可以无所忌惮地进行对话的关系。崔溥一行到达从山东省泰山可以看见的鲁桥闸时，恰巧目击了要回北京的刘姓太监手持弹丸，向着船上之人，任意射击的狂暴行为，傅荣和陈萱与崔溥一起进行了下列对话。

陈萱曰:“此舟中内官，如此歪为。”傅荣问诸臣曰:“贵处亦有此太监否？”臣曰:“我国内官，只任宫中洒扫、传命之役，不任以官事。”荣曰:“太上皇帝信任宦官，故若此刑馀人，持重权为近侍，文武官皆趋付之。”萱曰:“医、道、佛三法，贵国何重？”臣曰:“我国重儒术，医方次之，有佛而不好，无道法。”萱曰:“成化皇帝最重道、佛二法，今新皇帝一切禁之。”^[41]

首先，从这些对话中，我们知道朝鲜虽然也有和明朝一样的宦官制度，但是运用方法有大不相同之处；同时注意到了虽然明宪宗尊崇道教和佛教，但是新皇帝却在压制这些迷信的东西。这一行人路过沧州时，崔溥把他感到疑惑的事情，和傅荣进行了下列对话。

臣问诸傅荣曰:“自过淮河以后，若兵部、刑部、吏部等各司之官之舡，络绎不绝，何也？”荣曰:“今天子圣明，朝臣以旧日所为，或致小过者，皆降贬之。河路中带锡牌而归者，皆见贬下乡朝士也。前日在绍兴府，问你所从来之总兵官黄宗，亦贬罢归。”臣曰:“朝臣贬秩者多，何以不斥宦寺之徒，使得意以行？”荣曰:“宦官见杀降贬者，亦不可胜计。今在河进京者，皆先帝所差，回则亦难保。前日相见太监罗公、聂公，皆因回迟，贬作奉御之职。”臣曰:“当今天下，再得尧舜之君，举元凯，黜四凶，朝廷肃清，四海妥帖，不亦贺乎？”荣曰:“正是正是。我皇帝远之者，小人与宦官也。日亲经筵，与阁老学士讲诗书、论政事，亹亹不已。以今三月初九日，躬幸国子监，释奠先圣，崇儒重道之意亦至矣。”^[42]

在崔溥和傅荣的对话中，可以知道最近受到贬职的朝臣极多，曾经在绍兴审问崔溥的总督备倭都指挥佥事黄宗也在其中。这时，离崔溥接受黄宗审问离开绍兴（2月5日）也不过46天，而且以黄宗的报告为基础写成的公文，现在还由护送负责人杨旺携带着，走在路上。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黄宗遭贬回乡的消息，已经传到经大运河北上京城的傅荣耳中，这不能不让人感到吃惊。不仅如此，崔溥在2月18日恰巧在苏州浒墅镇前的钞关遇到了去北京的某一罗姓太监，并受到热情款待。^[43]但是罗太监也因为到达北京的时间晚了，也于最近受到贬职处罚。罗太监受贬的情报又沿着大运河返回到他们耳中。

另外，明孝宗远离宦官和小人，亲自出席经筵，坚持和内阁大学士们议论政事的“新政”情报也传到他们耳中。明孝宗在这一年的3月才第一次开始召集了经筵。^[44]不仅如此，他们还听到了明孝宗在3月9日亲自到国子监向孔子进行了释奠礼的情报；崔溥记录的这一内容在《明实录》中也有相应记载。

上视学行释奠礼，御彝伦堂，授经于讲官、祭酒、司业赐之坐讲。^[45]

明孝宗的国子监之行，是明孝宗将要尊崇儒教的公开仪式。在3月21日这一天夜晚，傅荣又来到崔溥的船上，和崔溥又进行了下列的对话。

夜间荣又来语臣曰:“方才京中来者言，有一尚书与一学士对立，不知所言，校尉拿告于天子，命下锦衣卫，监问所言何事，学士身居内阁，至尊有大小事，皆与议，今与尚书相对言，尤恐有私嘱，故问之。”^[46](www.chuimin.cn)

校尉目睹了内阁学士和尚书在宫内为私事请托场面，便向皇帝密告，这是反映了该时期中国朝廷氛围的最好实例，而崔溥又非常恰当地记录了这一过程。这是因为，明孝宗刚在一个月前颁布了严禁官吏们相互请托的指示，而且这一指示也收录在《明实录》中，内容如下。

太监覃昌传旨，谕在京诸司朝廷政事。祖宗俱有成宪，今后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务洵遵守毋得互相嘱托，有亏于公。适有内外官敢有写贴子嘱托者，内官连人送与东厂杨鹏，外官送与锦衣卫朱骥奏来处治，若欲隐不奏者，事发俱治以重罪。^[47]

通过这一事件，我们也可以管窥到想确立官吏们纪纲的明孝宗的严格态度。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推测出官僚社会也因为这个原因，变得非常紧张和耿直。崔溥一行经过天津卫时，傅荣向崔溥说了下面的一段话。

浙江三司奏你等漂风之事，表本限在四月初一日。我奉表而来，恐未及限，自此驿乘驲先到京师。他曰于兵部前相遇，莫敢揖礼以示相知之意，新天子法度严肃故云。^[48]

傅荣为了将公文在时限内上交，急换陆路到达京师，但是因为浙江三司直报兵部，而没有报告到礼部的原因，礼部便上奏朝廷处罚他们。另外，兵部杖责指挥杨旺二十大板。^[49]

结束了北京的日程，崔溥一行经过山海关到达广宁时，恰巧遇到了为祝贺明孝宗圣节而去北京的朝鲜使臣蔡寿一行。但是蔡寿一行到达北京之后^[50]，发生了李郁等人私买弓角而被没收的事件。圣节使蔡寿先派通事将此事报告给了成宗，根据这一事件的报告，陈述其经过如下。

臣等在北京，通事李郁、庾思达买弓角以来，唐人见之，告于校尉，序班谢绅使罗将，直入李郁等房，搜探得弓角五十对而去。即逮捕角主，囚锦衣卫，并推馆夫把门人等，奏于皇帝。^[51]

这一事件也是因为校尉告发而扩大，接到报告的明孝宗对此指示宽大处理“朝鲜，礼义之邦，事同一家。彼此细人，潜相买卖，非宰相所知。且朝鲜人一年一度许贸弓角有例，并赦勿治。可召朝鲜宰相言之。”宰相其知之。且言曰:“皇帝既赦卖角人之罪，其收买通事不宜治罪，宰相慎勿告殿下。”

崔溥一行在回国途中，到达辽东都司所在的辽阳时，能娴熟地用朝鲜语交谈的僧人戒勉找到崔溥，进行了如下的对话。

有僧戒勉者能通我国语音，谓臣曰:“僧系本朝鲜人，僧祖父逃来于此，今已三世矣。此方地近本国界，故本国人来往者甚夥。中国人最怯懦无勇，若遇贼，皆投戈奔窜，且无善射者必抄本国人向化者，以谓精兵，以为先锋，我本国一人，可以当中国人什百矣。此方即古高句丽之都，夺属中国有千余载。我高句丽流风遗俗，犹有未殄，立高丽祠，以为根本，敬祀不怠，不忘本也。尝闻鸟飞返故乡，狐死必首丘。我等亦欲返本国以居。但恐本国反以我等为中国人，刷还中国，则我等必服逃奔之罪，身首异处，故心欲往而足趦趄。”臣曰:“汝以清净之流，宜在深山之中，何为僧冠俗行，出入于闾阎之中乎？”勉曰:“僧入山中已久矣，今为官吏所招来”。臣曰:“招以何事？”勉曰:“大行皇帝尊崇佛法，巨刹半于天下，方袍多于编户，僧等安卧饱食，以修释行。新皇帝自为东宫，素恶僧徒，及即位大有剪去之志。今则下诏天下，凡新设寺庵，并令撤去，无度碟僧刷令还俗之令，急于星火。故三堂老爹令吏招僧，自今日坏寺长发云云，僧徒顾安所容一身乎？”臣曰:“此乃撤寺刹为民舍，毁铜佛为器皿，发髡首充军伍之渐，乃知大圣人之所为，出于寻常万万也。汝徒当祝嫠曰:皇帝陛下万万岁。汝之祝嫠如是，大行皇帝之崇佛如是，寺刹僧佛之盛又如是，大行皇帝寿未中身，八音遽遏，汝之祝嫠之勤，安在哉？言未既，勉辞谢而退。”^[52]

戒勉来找崔溥的目的，是因为他已经无法忍受明孝宗的佛教弹压政策，寻找随崔溥回朝鲜的办法。通过上文对话，可以知道明孝宗颁布的佛教弹压政策中有“凡新设寺庵，并令撤去，无度牒僧刷令还俗之令，急于星火”这样非常具体的内容。但是，这一方针，也在同年闰正月左都御使马文升向明孝宗建议的十五条中，与下面一条相对应。

敕礼部，查天下及两京寺观僧道额数不许再于额外给度。凡私创寺观，即令拆毁。行道童年十五以上无度牒者，虽在古刹亦令还俗。有容隐者僧道官住持俱发充军，所司不举以枉法论。^[53]

明孝宗接受马文升的建议，积极地施行了排佛抑道的政策。

另外，圣节使蔡寿在8月24日从北京回到汉阳，在向成宗报告见闻事件之前，和他进行了下面的对话。

圣节使蔡寿还自京师。上御宣政殿引见，仍问新天子何如？寿启曰:“皇帝法令严明，中朝人皆称圣明。以先朝老宦，皆移置于先皇陵侧，朝廷庶务，皆委于贤士大夫。”上曰:“闻皇帝悉欲罢去僧人道士有职者，因大皇后之教而停之，然乎？”寿曰:“臣未之闻。日者董越、王敞还朝，盛称殿下为贤主，且称许琮为贤宰相。”上曰:“皇帝容仪何如？”寿曰:“容仪甚端。”仍袖出闻见事件以进。^[54]

我们在圣节使蔡寿和成宗进行的对话中，知道明孝宗的“法令严明”被多次强调。也知道明孝宗的“法令严明”的事实，由圣节使韩儹第一次传回朝鲜之后，到圣节使蔡寿的报告为止，大约经过了一年，此间毫无间断。

小　结

对于明中叶的明孝宗时期，明代政治史中常称为弘治中兴或弘治新政进行了一定分析。弘治中兴是明孝宗为了革除各种累弊而实行的政治改革，即弘治新政的结果。明孝宗的几项改革措施，通过往来于北京的朝鲜使臣，立即就被朝鲜感知。朝鲜成宗对明孝宗的改革政治抱有极大的关心，通过探问从北京回来的使臣带回的新情报，他非常关心这些改革。这些新政的开展，主要是通过移动官僚人事完成，这在《明实录》中也有记载。与《明实录》的枯燥记录不同，在《朝鲜王朝实录》中，被叙述得更为客观和有趣。

接受了成宗的命令，以敬差官身份出差到济州的崔溥在接到父亲去世的消息，马上乘船返回陆地（朝鲜半岛）时，途遭暴风雨，随船漂流到浙江省台州府临海县的日期为弘治元年（成宗十九年，1488）闰正月。崔溥作为漂流民在中国停留的136天，正好相当于弘治中兴的初期。在中国境内的136天是新政展开的初始阶段，对于弘治元年的政治、社会氛围，崔溥在《漂海录》中，非常生动地进行了具体的描述。比如害怕由于新近确立的纪纲而受皇帝问责的官员，在绍兴审问过崔溥的总兵官黄宗和在苏州遇到的太监罗政均遭贬职的情报，“凡新设寺庵，并令撤去，无度牒僧刷令还俗”的佛教弹压等情况，都作了具体而生动的记录。

事实上，明孝宗在即位初期铲除了部分专横的宦官势力和万氏亲族，之后淘汰了出任官职的僧侣和道士，通过铨注实施了公正的用人制度，严明了法令，而这些情况，当时的朝鲜朝廷不过在数月之内，几乎毫无遗漏地得到这些情报。同时还详细地记录了明孝宗无论是天气如何恶劣也不会懒于朝会、缺席经筵，在宴会中不奏乐舞、不贪珍宝器物、崇尚节俭的细节，甚至连明孝宗的个性都掌握得了如指掌。但是以这样猛烈的气势推进的新政，随着明孝宗热情的下降，改革后期也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停滞。这样的变化的起点，虽然在《明孝宗实录》中没有反映出来，但通过在弘治五年至七年派遣到北京的朝鲜使臣们的细致观察，将这一情况记录在《朝鲜成宗实录》中。

【注释】

[1]明宪宗喜游乐，贪珍宝奇玩，迷信道教，怠于政事，在“土木堡之变”之后，一度消声匿迹的宦官政治又死灰复燃。因此在明宪宗的成化年间流传“天下只知有汪太监，而不知有天子”，这里的汪太监就是叫汪直。暴鸿昌把这段时期总结为“朝廷荒废，宦官奸臣当道，土地兼并日甚一日，奢糜之风盛行，国库空虚，明初百年来积蓄用之一空，灾变频繁，社会矛盾开始激化。”参见许大龄、王天有主编，《明朝十六帝》，紫禁城出版社，1991年，第173页。

[2]《明史·本纪》卷十五《孝宗》。

[3]《明史·列传》卷一百八十三，何乔新等传的赞。

[4]《明史纪事本末》卷四十二，《弘治君臣》。

[5]《明通鉴》卷四十《孝宗》。

[6]《皇明通纪述遗》卷八《孝宗敬皇帝》。

[7]郭厚安，《弘治皇帝大传》，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

[8]张宏斌，《论弘治时的皇权与内官干政》，《渭南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

[9]《明史·列传》卷一百八十三，何乔赞新等传赞。

[10]李梦芝，《论弘治帝的历史地位》，《史学月刊》1997年第2期。

[11]《朝鲜成宗实录》成宗十八年9月癸亥，圣节使韩儹在10月到达北京入朝的记录在《明实录》中可查。《明孝宗实录》卷五，成化二十三年10月乙酉。

[12]《朝鲜成宗实录》成宗十八年10月丙子，《明孝宗实录》卷七，成化二十三年11月甲子。

[13]《朝鲜成宗实录》成宗十八年10月壬午，《明孝宗实录》卷八，成化二十三年12月甲申。

[14]《朝鲜成宗实录》成宗十八年12月戊辰。

[15]《朝鲜成宗实录》成宗十八年12月戊辰。

[16]《朝鲜成宗实录》成宗十九年8月乙卯。

[17]《朝鲜成宗实录》成宗十八年12月己卯。

[18]《朝鲜成宗实录》成宗十九年闰正月戊子。

[19]《朝鲜成宗实录》成宗十九年闰正月癸巳。

[20]明孝宗不同于明宪宗，不贪珍玩剞器的事实，在朝鲜记录中也多有提及。弘治六年圣节使李谊报告的内容中“中国朝廷的人们说‘成化帝时，诞辰时进献珊瑚树，当今皇帝弗受。亦不受鞑子所献真珠，”这样的内容记于《朝鲜成宗实录》成宗二十四年8月庚寅条。弘治十五年正朝使李秉正的报告中“皇帝不以珠玉为贵，宫中府库珠玉全无，故市中无买卖珠玉之辈。”这样的记载见于《燕山君日记》八年3月丙申条。

[21]《朝鲜成宗实录》成宗二十三年3月庚辰。

[22]傅衣凌主编、杨国桢、陈支平著，《明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52页。这本书的作者认为明孝宗在纠正正统以来的政治积弊中未能彻底，周围的近幸小人，如李广等人仍得到重用，弘治八年（1495）之后，明孝宗也开始热衷于赍蘸、炼丹，迟于朝会，也未能及时批复奏章。

[23]《朝鲜成宗实录》成宗二十三年3月庚辰，10月癸亥，同年10月，向谢恩副使李季南询问皇帝的起居情况，得到了“康宁”的答复。

[24]《明史·列传》卷二百《伍文定》，《明史》中记录为“艾朴”。

[25]《朝鲜成宗实录》成宗二十三年5月丁酉，6月甲子。

[26]《朝鲜成宗实录》成宗二十三年5月甲子。

[27]《朝鲜成宗实录》成宗二十三年5月戊戌。

[28]《朝鲜成宗实录》成宗二十五年9月更子。

[29]三门县地方志办公室金贤德副主编最近确认了“下山”从行政划分上属于浙江省舟山市，是舟山列岛的“垈山”岛。“垈山”岛的位置，在舟山列岛最大岛舟山岛北侧。《联合消息》2004年2月9日。

[30]嘉靖《浙江通志》卷十一《地理志》第一之十一:“临海山，在县东北二百四十里，濒于海，旧名牛头山。”

[31]崔溥《漂海录》卷一，闰正月17日，参看《校注》第20页。

[32]崔溥《漂海录》卷一，闰正月17日，参看《校注》第21页。

[33]《筹海图编》卷五《浙江兵防官考·沿海卫所》。

[34]《漂海录》卷一，闰正月18日，参看《校注》第22页。

[35]《筹海图编》卷五《浙江兵防官考·沿海卫所》，海门卫下属编制有新河所、海门前所、健跳所、桃渚所。

[36]崔溥《漂海录》卷一，闰正月19日，参看《校注》第22页。

[37]《筹海图编》卷五《浙江兵防官考·沿海关台寨烽堠》。

[38]崔溥《漂海录》卷一，闰正月22日，参看《校注》第33页。

[39]崔溥《漂海录》卷一，2月4日，参看《校注》第46页。

[40]崔溥《漂海录》卷二，2月8日，参看《校注》第46页。

[41]崔溥《漂海录》卷二，3月8日，参看《校注》第105页。

[42]崔溥《漂海录》卷二，3月21日，参看《校注》第114页。

[43]这是成化年间曾任苏杭督织太监的罗政。《苏州织造局志》卷一《沿革》，江苏人民出版社，1959年。

[44]《明孝宗实录》卷十一，弘治元年3月丙子。

[45]《明孝宗实录》卷十一，弘治元年3月癸酉。

[46]崔溥《漂海录》卷二，3月21日，参看《校注》第114页。

[47]《明孝宗实录》卷十一，弘治元年2月丙辰。

[48]崔溥《漂海录》卷二，3月25日，参看《校注》第120页。

[49]崔溥《漂海录》卷三，4月1日，参看《校注》第124页。

[50]《明孝宗实录》卷十五，弘治元年6月壬寅。

[51]《朝鲜成宗实录》成宗十九年8月丁未。

[52]崔溥《漂海录》卷三，5月24日，参看《校注》第156页。

[53]《明孝宗实录》卷十，弘治元年闰正月己巳。

[54]《朝鲜成宗实录》成宗十九年8月乙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