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溥《漂海录》研究：日译本和谚解本分析

3章　日译《通俗漂海录》和谚解本《（漂海录）》

引言

1.从《唐土行程记》到《通俗漂海录》

2.《漂海录》的谚解和手抄时期

3.《通俗漂海录》和《漂海录）》的错误

4.《通俗漂海录》和《（漂海录）》之比较

小结

引　言

我们现在无法准确地知道，崔溥《漂海录》是什么时候传到日本的。仅知道在壬辰俊乱前刊行的3种版本，在韩国都没有留下来全本，也许是战乱时，混入到倭军掠夺的朝鲜典籍中，从而流传到日本。崔溥《漂海录》被江户时代的儒学者清田君锦（1721—1785）^[1]翻译为日本语，明和四年（英祖四十五年，1769）以《唐土行程记》作为书名，在京都出版刊行，在26年之后，又改名为《通俗漂海录》。

当朝鲜只能是一部分属于“识字阶层”的人，才能阅读以汉文写下的《漂海录》时，日本的庶民百姓们从18世纪后期开始，就可以阅读用日本语翻译的《漂海录》。在朝鲜，从19世纪后期开始，虽然也有谚解本《（漂海录）》的手抄本，但是难以找到这本书广泛流传的痕迹。由于《通俗漂海录》和《（漂海录）》是把崔溥《漂海录》原文压缩后进行的翻译，所以难以和原书保持一致，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翻译上的错误仍然非常明显。在这两个译本中，《（漂海录）》，仅是存在着单纯的误译和过分的压缩而已，但是《通俗漂海录》不仅错字和误译百出，还有故意对文字进行的润色，它暴露出译者在论评中，对朝鲜极其露骨的歧视性观点是确实存在的。

日本的《通俗漂海录》，相当于朝鲜的所谓“坊刻本”。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有必要思考一下，在18世纪的朝鲜，为什么韩文《漂海录》的坊刻本没能出版问世？直到19世纪的朝鲜，除了《（漂海录）》手抄本之外，没有其他任何版本问世？这可以成为比较18—19世纪朝鲜和日本两国的出版印刷文化的重要线索。

1.从《唐土行程记》到《通俗漂海录》

清田君锦将崔溥《漂海录》，译为日语的《唐土行程记》，并在江户时代的明和四年（英祖四十五年，1769）在京都的书店皇都书林出版刊行。对于《唐土行程记》的译者清田君锦的人品、著作、史观，牧田谛亮已经进行了相当详细的评述。^[2]我们分析清田君锦的译本，首先，清田君锦在翻译时，到底是使用了《漂海录》的哪个版本作为底本？从《唐土行程记》出版的年份来看，朝鲜时代的《漂海录》6种版本中，除了《华山文库本》以外，其他之前的5种版本，都有成为底本的可能性。^[3]但是《唐土行程记》以“旧跋”的题目，收录了柳希春的“隆庆三年跋文”，在结尾处，又添加了校正者之一的倔荣吉撰写的几句话。

清先生所翻译漂海录原本，即朝鲜刊本，无有序跋。近阅高氏所藏写本，有崔希春跋二首，^[4]因取其一，详言斯书，之由者附之卷末云。^[5]

但是，在笔者调查的《漂海录》6种版本中，没有序言或跋文的版本，只有初刊本《东洋文库本》。因此，清田君锦在翻译《唐土行程记》时，使用的底本可以断定是东洋文库本。牧田谛亮虽然认为“君锦依靠的朝鲜刊本，最后隆庆三年序2页偶然缺失来看，其刊本可以推测为与阳明文库保存的朝鲜刊本是同一版本。^[6]这是因为当时不知道存在东洋文库本，所以这仅是牧田谛亮的臆测而已。

《唐土行程记》的底本是东洋文库本的一个例证，我们来看一看崔溥一行在杭州短暂停留的2月8日的记录。某某曾经问过崔溥，是否知道当年给事中张宁作为使臣出访朝鲜时，留下的诗文《皇华集》。崔溥当时就马上回答道，以“汉江”为题的诗文最佳，并且即刻吟出了几句。但是这首诗，准确的标题是“登汉江楼”，所以阳明文库本以后的所有版本，不顾每行17字变为18字，插入“楼”。^[7]但是《唐土行程记》中仍为“汉江ニ题スル诗”，从仍旧把诗的题目介绍为“登汉江”来看，可以认为是把东洋文库本作为底本来翻译。^[8]

《唐土行程记》是节选压缩崔溥《漂海录》后翻译的，所以不是全译本。在译文中，处处有清田君锦以“考曰”开始的简短思考，这是可以体现18世纪日本知识分子思考倾向的绝好资料。在译文序言的“考”中，对崔溥《漂海录》和朝鲜历史进行了简略的说明，尤其是把书名由《漂海录》改为《唐土行程记》的原因，进行了如下的说明。

这本书的原本是朝鲜的崔溥所写，叫《漂海录》。虽然如此，但是因为是记录了唐土（中国）里程的事情，所以改称现在的名称。^[9]

对于清田君锦翻译本书的原因，牧田谛亮谈到“我认为这是由于对中国本土，沿着大运河从宁波至北京两岸的街道风光，或中国的事务有了大量的兴趣，这也告诉了我们，当时日本文人对中国的文化的倾倒程度。^[10]但是更为重要的，我们还要在后面论述，本书的翻译工作并不是因为译者本人的想法开始的，是否是因为商业性出版社的劝说，才开始翻译的呢？在18世纪通过海洋和中国进行的民间贸易非常活跃的日本，出版社判断在大洋上的漂流故事、中国江南和大运河周边的情报，可以吸引大众的兴趣，这才是决定出版翻译本的原因。

皇都书林出版《唐土行程记》26年之后，在宽政七年（正祖十九年，1795），这本书又通过东都书林、浪华书林、皇都书林的合作，以《通俗漂海录》改名后，再次刊行。^[11]把书名由《唐土行程记》改为《通俗漂海录》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出版社判断更改后的书名，更具有大众阅读兴趣。此时，因为清田君锦已经去世10年，书名的变更与译者显然没有什么关系，仅是因为出版社想要改变标题而已。

牧田谛亮把京都大学图书馆保存的《通俗漂海录》和《唐土行程记》进行比较后，就其结果进行了如下的论述。

京大本《通俗漂海录》的第4册，卷尾中有伊藤圣训的跋，平安书林文锦堂藏板目录2页，在各书的末尾没有罗列校正者的1页，版心是没有“通俗”2字的《漂海录》。^[12]

但是根据笔者调查京都大学图书馆保存的《通俗漂海录》的结果，《通俗漂海录》中有伊藤圣训的跋文。不仅如此，除京都大学图书馆保存有《唐土行程记》和《通俗漂海录》之外，在日本国立中央图书馆也收藏了《唐土行程记》和《通俗漂海录》。^[13]我们对这4本书的目录进行严谨的比较，其结果如下。

续表

从上表来看，虽然刊记内容一样，但是可以知道目录的排列顺序各自不同。从根本上讲，《通俗漂海录》原样使用了《唐土行程记》的版本，仅换了标题和卷首题，版心题面则从“行程记”换为“漂海录”的事实，我们马上就可以知道了。

我们对《唐土行程记》和《通俗漂海录》的内容进行讨论时，也是把底本确定之后再进行探讨。笔者认为更应该重视比《唐土行程记》晚26年出版的《通俗漂海录》。两种不同馆藏地的《通俗漂海录》中，应以京都大学图书馆藏本为标准的，这本书的标题和卷首题为“通俗漂海录”，版心题只有“漂海录”而已。如果查看《通俗漂海录》的内容的话，文字排列顺序如下。

题言:平安　江村绶

通俗漂海录卷之序:柚木太玄

通俗漂海录目录图:41小题

附言六条:清绚

插图:9幅

通俗漂海录卷之一

通俗漂海录卷之二

通俗漂海录卷之三

通俗漂海录卷之四

旧跋:柳希春隆庆三年跋文附堀荣吉识文

跋:伊藤圣训

刊记:宽政七年乙卯六月

在这本书中，有清田君锦的二哥江村北海，即江村绶的题言和江村北海的弟子袖木太玄的序文。我们再次查看通俗漂海录目录的话，有《漂海录》原书中没有的41个小标题，从而有利于更好地了解内容。但是小标题仅罗列在目录中，在正文中则没有。“附言六条”以6个条目进行整理，作为清田君锦对自身的翻译进行“提示”的文字。

我们认为在原书中是没有插图的，但是为了帮助读者理解和引起读者的兴趣，出版社增添了9幅插图。分别是海鳅图、西湖图、扬子江图、黄河图、无支祈图、孔林图、阙里形胜、北京、点苍山。但是，正如我们在下表中可以确认的是，目录中罗列的插图的标题，和9幅插图有不一致的地方。即使“黄河运河”可以充当“黄河图”来看，“泰山”和“阙里形胜”还是有相当的不同的。而在目录中出现的“南海西海”、“吴三桂”、“渤海图”根本没有插图，而“点苍山”仅有插图，在目录中没有。^[14]

和原书《漂海录》分为三卷相比，《通俗漂海录》分为四册。我们把译本的41个小标题和内容，与原书制表对比如下。

在结尾部分，收录了柳希春的“隆庆三年跋文”，其后有堀荣吉的短小识文，并有清田君锦的侄子伊藤圣训的跋文，同时还有“宽政七年乙卯六月”这样的刊记。

本书的书名，在日本的牧田谛亮以《唐土行程记》指称以来，韩国学者们也无意中沿袭了《唐土行程记》的称呼，^[15]以后希望学术界以《通俗漂海录》来统一称呼，似乎更为恰当。其理由有如下三条。第一，《唐土行程记》虽然是清田君锦以日语刊行时第一次使用的书名，但是26年后改为《通俗漂海录》，以后在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内，在日本沿用了这个书名。第二，《唐土行程记》是“唐土（中国）行程的记录”的意思，这并没能很好地体现本书的书名。第三，从根本上讲，因为是崔溥《漂海录》的译书，所以应该突出“漂流的记录”的意思，为了让大众更通俗地理解，我认为使用《通俗漂海录》是更合适的书名。

2.《（漂海录）》的谚解和手抄时间

虽然比18世纪日本的《通俗漂海录》稍晚，但是朝鲜也在19世纪出现了用韩文翻译的谚解本《（漂海录）》。现在这谚解本《（漂海录）》，被收藏在国立中央图书馆胜溪文库。由于这一时期没有出现《（漂海录）》的刊印本，因此可以判断这一手抄本可能是用韩文翻译的《（漂海录）》的唯一版本。

这一谚解本分为《（漂海录）》、《（漂海录第二）》、《（漂海录三）》共三卷。分卷方式比较生硬。译文好坏本身先不评论，就连基本的空格都没有（韩国的基本文法），甚至在日期都已经变化的情况下，都没改换段落。这与利用日历中的纸张等细节一起，成为特别爱惜纸张的最好证明。因此分册时，更多地是根据文章分量多少，分为三卷。

《（漂海录三）》记录停留在3月15日为止，我们实在是无法知道剩余的部分是缺失还是遗失，还是手抄本在中间中断。崔溥赴任济州三邑推刷敬差官，在处理事务过程中，得到父丧消息的日期是弘治十九年（1488）正月30日，到越过鸭绿江回国的6月4日为止，以“日录”形式写成的整体记录，而在此中断部分连一半都不到。因此《（漂海录）》在分量上，仅有原书的一半左右。

在《（漂海录）三》的封面中用毛笔字写下了“止庵公朴夫人遗墨”。看来朴夫人可能不是单纯的传抄者，更可能是译者。如果那样的话，《（漂海录）》不是其他手抄本，是朴夫人亲自翻译的抄译本。

尹致富根据《（漂海录）》的封面写的“癸酉历书”文字，把手抄时间的最早年代限定为燕山君八年（1513，癸酉年），最晚年代限定为高宗十年（1873，癸酉年），同时根据日历中纸上写的日期，小心地推定手抄时间为高宗十年（1873）左右。^[16]但是笔者在尹致富上述的推定基础上，更进一步把《（漂海录）》的谚解时间推定为高宗十年（1873）以后，并打算在谚解本的内容中找到可以证明的蛛丝马迹。

崔溥一行在2月4日左右到达绍兴，受到了总督备俊暑都指挥佥事黄宗为首的一班官员的审问。黄宗质曰:“初，以汝辈为抄寇之倭船，欲擒而诛之。若为朝鲜之人，当细书以其国沿革、都邑、山川、人物……以史书校之，以验其实。”对此，在崔溥记述朝鲜的沿革和都邑中，有如下内容:“今，吾国改名朝鲜，迁都汉阳，已逾百年。”对此《（漂海录）》的译者作了如下翻译:“今天，我们成为朝鲜，把汉城作为都邑，将要五百年了。”

在此把朝鲜以易姓革命代替高丽，迁都汉阳之后的时间，从“百年”改为“五百年”的事实，可以知道将这些内容修改后翻译的原因是，从朝鲜建国开始到崔溥那时为96年，即接近百年，但是对完成谚解的人或阅读谚解本的读者而言，“百年”是不正确的，对他们而言是“五百年”。因此调查朝鲜建国之后接近五百年的“癸酉年”的话，即为高宗十年（1873）。如果准确地说，应是离五百年还有十九年的481年，即“将要达到五百年”。

另外，还有一个不可放过之处，即手抄本的封皮使用了癸酉历书这一点。作为历书，一定是把失去价值的历书，重新利用为手抄本的封皮。由此看来，谚解本《（漂海录）》的手抄时间只能是高宗十年（1873）之后。

3.《通俗漂海录》和《（漂海录）》的谬误

《通俗漂海录》和《（漂海录）》都不是全译本，如同其他节译一样，其内容和《漂海录》不可能完全一致。首先，进行了日文翻译的清田君锦在翻译的过程中，有其误译的部分，也有理解错误的部分，同时还有误译和意译的分界线比较模糊，不能明明白白地认定为误译的部分。另一方面，和清田君锦一样，有译者进行润色的地方，或者为了帮助读者理解，补充了新的句子。另外，非常露骨地贬低崔溥或朝鲜的内容也并不少见。在日译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可以归纳为五大类型。

（1）单纯地误记人名、地名的情况

在《通俗漂海录》中，虽然不能清楚地知道误译是译者的错误还是刻匠的失误造成，但在人名和地名中，可以发现大量误字，如下表。

续表

除此之外，对《漂海录》中出现的人名，《通俗漂海录》中仅以“某”来代表。比如2月18日的“太监某”实际是“太监罗”，5月17日的“总兵某”实际是“总兵官缑谦”，6月朔日的“千户某氏”应为“千户董文”。

（2）在翻译中，对原文的错误解释

译者在翻译中，由于缺乏准确性，在解释时犯下错误的地方如下。

（3）在原文中润色或添枝加叶的地方

清田君锦为了使翻译更加顺畅，润色或添加了原文中根本就没有的句子。同时，又特别用心地避开了一些特定词语。比如将“倭”或“倭贼”改为“海贼”；将“倭船”改为“外国船”，想瞒下“海贼”就是“日本海贼”的事实。这样的例子在闰正月19日有4处，闰正月21日有2处，2月9日有1处。因此把为了防备倭寇侵入而设置的明朝官职“把总松门等处备俊指挥”翻译为“指挥官”。同时，与上述润色不同的是，清田君锦为了帮助读者理解，甚至插入了原书中根本没有的句子，情况如下。

（4）译者没能很好地理解的情况

译者在翻译原文时，在各处附上“考”以帮助读者理解，同时又在“考”之外，在原文中附上了短小的注释。但是在这些“考”的说明中，有一些内容是清田君锦理解错了很多事实。这样的例子，比如卷首的“考”中，对朝鲜历史进行了概述，有“至明初，宰相李仁人灭君主王氏，篡高丽改国号为朝鲜至今”的部分。这是因为参考了原来就发生了错误的中国史书，可能清田君锦参考了最先发生错误的《大明会典》中明太祖的《皇明祖训》。另外，3月7日记载“山之奇峻，闽之黄山天下第一……”条目中，其实黄山不在“闽”即福建，而是位于安徽的天下名山。

（5）歧视崔溥或朝鲜的情况

最后是清田君锦歧视朝鲜或崔溥本人的部分，在翻译本中随处可见。因为这是反映18世纪日本儒学者的朝鲜观的实例，因此格外引人注目。对于这一问题，牧田谛亮已经进行过比较详细的论述，在此似无赘述必要，仅以简略的概述一带而过。

仅是通过观看上述几例来看，清田君锦对崔溥和朝鲜的歧视态度格外明显，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日本优越的民族意识。事实上，在翻译中，也犯下不少错误的清田君锦，在别人评论他的文章粗糙时，用以下贬低之词进行辩解。

序文:先生购朝鲜崔溥之《漂海录》阅后曰:“文章虽有朴陋之嫌，亦可为异域风土之证。”^[17]

附言六条:乃曰。文虽朴陋。其于异域风土。亦可以证也。^[18](www.chuimin.cn)

崔溥一行在经历了13天的漂流后，漂落到了浙江的海岸，登陆之后，在那样迫切和艰难的情况下，为留下简单的笔记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以这样零碎的记录为基础，一回国就奉成宗之命，撰写了《漂海录》。当然，对于崔溥推迟奔丧之后，仅在8天之内撰写完毕的事实，清田君锦当然是不会知道的。清田君锦的评价，未考虑到崔溥以漂流人受问，又被遣送回国的身份，因而评价有失公正。

我们再看看《（漂海录）》的译文，就会发现这不是全译，而是节译。文中不仅有大量的省略和压缩之处，误译的地方也不在少数。对于原本的保存状态并不太好的《（漂海录）》，尹致富付出了大量努力进行了注解，并指出了大部分文中的谬误。^[19]我们在此仅对遗漏的几处误译进行了整理，如下表。

4.《通俗漂海录》和《（漂海录）》比较

《漂海录》的作者崔溥，作为性理学者，精通历史和地理，曾在成宗十六年（1485）帮助徐居正编纂了《东国通鉴》，第二年帮助金宗直编纂了《东国舆地胜览》，并在其中起到了主导作用。恰巧清田君锦也是性理学者，他也有渊博的历史和地理学知识，他有包括十卷《资治通鉴批评》在内的诸多历史著作。这在他的弟子柚木太玄写的“通俗漂海录序”之后的论评中可以看到。

先生尤精史学。其谈史，唐虞迨明请。若目亲见其域世焉。其可旁以及证异域舆地。亦若足亲履其地焉。^[20]

另外，崔溥在《漂海录》5月28日中写下“辽东……五代时虽为渤海大氏所据，后为辽、金、元并吞”这样多多少少不准确的文字，对此清田君锦吹毛求疵道，“渤海国之大氏，中唐时势力炽盛，备百官之制，俨然为一国之主也。五代之初，受辽侵寇而衰。崔溥之言，误也”。另外，《通俗漂海录》的译者清田君锦是持有国粹主义立场的儒学者，他这样的思考，在“附言六条”或“考”中也反映得一清二楚。

旧时中国亦称蕃戎，今日妄自菲薄卑称倭俗，以旧时蕃戎之国名以中华·中夏，良可叹矣。^[21]

凡天地间无可匹于大日本者也，不可不明。^[22]

文录役（壬辰倭乱）之时朝鲜王亡命于义州。吾大日本军，未追踪至彼，其之天幸，可称额矣。^[23]

18世纪的日本知识人具有的两面性中，一方面是歧视朝鲜，同时另一方面，曾极尽全力款待朝鲜通信使的事实，我们也要充分重视。

18世纪后半期以来，日本人通过清田君锦翻译的《通俗漂海录》，可以比较容易地阅读崔溥《漂海录》。但是相同时代，在朝鲜仍然只有用汉文撰写的《漂海录》，仅有一部分阶层可以阅读。在朝鲜进入19世纪后，虽然也出现了手抄的谚解本《（漂海录）》，但是几乎没有韩文《（漂海录）》的刊印本存世。可以对日译《通俗漂海录》和谚解本《（漂海录）》进行比较，但是把两者进行直接比较还是有不合理的地方。日本的《通俗漂海录》是18世纪的出版刊印物，但是朝鲜的《（漂海录）》只是19世纪的手抄本而已。《通俗漂海录》虽然是以商业利润为目的的书店出版的“坊刻本”，但是《（漂海录）》就连谚解者是谁都不清楚，仅知道是“止庵公朴夫人”的遗墨，就连这份手抄本也是仅存留一半而已。

即便是这样，我们仍然把两者作为比较对象放在一起的原因，是要通过比较了解一下18—19世纪朝鲜和日本两国出版印刷文化的面貌。出版了日本《通俗漂海录》的“书肆”是一家盈利出版社，日本的《通俗漂海录》相当于朝鲜的所谓坊刻本。我们有必要反思一下，为什么朝鲜在相同时期内没有出现坊刻本《（漂海录）》，而是继续放在崔溥文集《锦南集》之中出版刊行。

朝鲜的坊刻印刷，以宣祖九年（1576）出版的《故事撮要》为源头，最后章内刊刻有“水标桥下，北部二第里门入口的河汉水家刊刻木版，求购者可来”的内容。但是这无论如何只能算是起源而已，在朝鲜坊刻本印刷盛行实际上是在17世纪中期以后。^[24]

17世纪，朝鲜经历了壬辰倭乱和丙子胡乱之后，在战火中失去的书籍，需要应急性地补充，因此需要廉价出版坊刻本。但是18世纪英祖、正祖时期，中央有官板活字本盛行，地方有木活字，因此对坊刻本的需要，并不强烈。到了19世纪，一般大众也对书籍有了较大需要，以盈利目的出版廉价坊刻本，大为活跃。^[25]

夫吉万把朝鲜时代的坊刻本出版时期，分为下面几个阶段。

第1期:强调实用性（1576—1724）

第2期:强调儒教修养和儿童的学习（1725—1842）

第3期:娱乐功能的强化和实用性的扩大（1843—1910）

尤其是把第三期特征，定为“不仅是士大夫家门的的妇女子，平民层中也出现了扩大的读书层，多种多样内容的小说开始出现。到这时为止，以儒教修养或学习目的出版的坊刻本，开始以娱乐的目的出版。即，坊刻本小说开始出现。”^[26]推定为谚解本《（漂海录）》的手抄本时间的高宗十年（1873），就是第3期的中期。当然崔溥《漂海录》在鱼叔权撰写的《稗官杂记》中被提及，“在我东国缺少小说，仅台谏李仁老之《破闲集》……校理崔溥之《漂海记》，海平郑眉寿之《闲中启齿》，忠庵金净之《济州风土记》，适庵曹伸之《谀闻琐录》，传于世”，^[27]崔溥《漂海录》被当做“小说”，受到世人关注。^[28]

在19世纪，在朝鲜虽然盛行坊刻本小说，但是始终没有出现韩文《漂海录》坊刻本。但是在日本，18世纪为了追求商业利润，出版社出版了坊刻本《通俗漂海录》，并在原本中添加了41个小标题和多幅插图。清田君锦的二哥江村绥写的题言中，提到了下面重要的事实，“书肆某请弟君锦。抄略其书。译便幼学。又求余题言。”^[29]

这家叫皇都书林的出版社，先决定翻译和出版《漂海录》，然后确定了最适合的译者清田君锦后，与他进行了接触。不能不说，这是18世纪日本出版印刷文化状况的最好实例。把日本的《通俗漂海录》和朝鲜的《（漂海录）》进行简单的比较，如下表。

在朝鲜为什么没能出现《（漂海录）》坊刻本，我们以几个假设来讨论这个问题。首先，在日本坊刻本出版非常活跃的18世纪，是朝鲜坊刻本出版相对萎缩的时期。即，受朝鲜英祖、正祖时代官板本活跃的影响，这是一个坊刻本相对较少的时代。但是在19世纪朝鲜的坊刻本出版活跃的时候，也没有出现《（漂海录）》的坊刻本。

当然，我们可以认为朝鲜王朝保持以王室为中心的书籍出版政策，使得朝鲜保持了保守的传统。^[30]同时，可以提出否认书籍为商品化的想法。中宗二十四年（1529），以大司谏鱼得江向中宗提出的建议为中心，君臣们展开了如下的讨论。

得江曰:“我国之人，无长久悠远之计，凡立法、行事，例皆取办龄目前。大抵礼乐，必积德百年而兴，至龄法令，亦非朝令而夕行也。我国人心，今日立法，而明日欲行，故法不能行也。臣前为掌令时，以书店设立事启之。人皆以为，非所当启而启之，此事不必行于一二朔内也。虽至十年或百年而行之，无妨也。世家、大族，或有祖上传来之书，或有受赐之书，而反为无用之物者，必多有之。若立书店，则欲卖者卖之，欲买者买之。为儒者，若毕读一册，则卖其册，而买他册读之。交相买卖，以为悠久之计矣。古人云:‘借书痴，还书痴。’世人以卖祖上传来之书，为非而不肯为之。然束之高阁，一不披读，其为蠹虫之食，亦何益哉？外方之儒，虽有志于学，以无书册，不能读书者，亦多有之。其穷乏者，不能办价买册，而虽或有办价者，如《中庸》、《大学》，亦给常緜布四三匹买之。价重如此，故不能买之。若书店之册，则量定其价，又设监掌之员，而通行买卖，传于永久，可得无弊矣。古人家贫无册者，阅书于市肆，而成功者有之。今设书店，出置书册，则有志者，虽不买读，终日披阅，犹可记忆矣，至为便益。请令该曹磨炼设立。”上曰:“此事前亦议之，皆以为不可。以他馀市肆见之，则此果有益。向学之人，无书册而未读者，必多有之。予意亦以为，书店可设立也。但立前古所无之事，其举行与否，未可知也。”^[31]

三公启曰:“书店设立事，名似崇文，果为好矣，但国俗所未曾为之事也。且如寡妇之家，虽或有卖书册者，其私相买卖之事，必为之矣，出置于书肆，则恐不为也。书册比处，不为措置，而徒设书店，则法何由行。大抵可行之法，则立之当矣，不可行之法，则立之非徒无益，反为有害。臣等之意，此事在所不当为也。”^[32]

对于鱼得江打算设立书店流通书籍的提议，中宗基本表示同意的同时，说道“前所未有之事，是否实行未可知也”，三公也以“我国风俗未有之事”为由来反对。这最好地反映了16世纪，朝鲜书籍未能以商品形式进行流通的现实。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在18世纪“商业发达”形成的朝鲜后期，作为商品的书籍坊刻本的出版比日本沉寂的现象。对于这样的问题，金东旭下面的说明，给我们的启示非常大。

这样小说的坊刻本的出现比中国或日本晚，是朝鲜可以读小说的读书阶级的形成缓慢的最好证明。即，就算是中人阶级，其数量也是有限的，两班家的妇女子更依靠手抄本；而以胥吏、军官为中心的低级的读书阶级的形成，是更晚的事情了。和日本江户时代的板本小说《读本》、《黄表纸》等的需要源町人阶级相似的我国的商人阶层，财富的积累是远远不够的。^[33]

18世纪朝鲜后期的“商业发达”和日本江户时代的“商业发达”，经常被相提并论，我们不得不提出两国18世纪的“商业发达”实质是否一样的疑问。虽然这一问题要在社会经济史领域进行正式的比较研究，才能得到答案，但是我们可以推测的是，出版印刷文化的面貌也根据商业发达的面貌，在两国之间有所差异。另外，不仅日本的人口比朝鲜多，而且读书人口的比例比朝鲜自然高得多。更重要的是，只能通过海洋与外国进行贸易的岛国日本人，对“通过海洋活动而得到的外国故事”，比同一时代的朝鲜人会更感兴趣。

小　结

传到日本的崔溥《漂海录》，在英祖四年（1769）被儒学者清田君锦译为《唐土行程记》一书，26年后改题为《通俗漂海录》。在京都大学图书馆，收藏了《唐土行程记》和《通俗漂海录》，国立中央图书馆也收藏了这两本书，虽然从内容上看，没有什么差别，但从目录的排列看，四部均有略微不同。改题的《通俗漂海录》作为译本更为适合，以后在学术界应该以《通俗漂海录》来统一称呼。

《通俗漂海录》的译者清田君锦，为把中国的相关知识以通俗方式传达给日本人，将原书压缩后进行了翻译。在朝鲜只能是一部分“识字阶层”的人们能阅读以汉文撰写的《漂海录》时，日本的庶民百姓已经从18世纪后期开始就可以用日本语来阅读《通俗漂海录》。朝鲜也从19世纪后期出现了《（漂海录）》谚解本的手抄本，但是这本书的谚解与手抄时间，已经是高宗十年（1873）以后的事情了。同时，我们也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证明《（漂海录）》手抄本曾经以刊印本出版流通。

《通俗漂海录》的译者清田君锦，在翻译上有大量的错误，同样，无法确认译者的《（漂海录）》谚解本，也存在大量错误。另一方面，清田君锦以论评“考”，展示了他的博识，但是也把他的国粹主义的面貌暴露无遗。虽然我们知道一些逸话，说在18世纪日本人为了得到诗文，特别殷勤地接待过朝鲜通信使；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这时以一部分国粹主义知识分子为中心，长期以来形成了对朝鲜歧视的思潮。

《通俗漂海录》一开始就被商业利润驱使的书店（书肆）出版，相当于朝鲜的“坊刻本”。崔溥《漂海录》虽然在18世纪已经在日本以坊刻本的形态出版，但是在朝鲜，到了19世纪也没有出现坊刻本的《（漂海录）》。坊刻本在出版印刷领域，是商业化进展程度的重要指标。谚解本《（漂海录）》仅在国立中央图书馆保存了一本粗糙的手抄本而已。

我们认为这是两国出版印刷的不同文化传统引起的。同时，我们可以着眼于当时两国之间全体人口的差异、可读书人口比例等问题；另外，通过海洋与外国贸易的日本人，比朝鲜人更关心海洋活动也是重要原因。最后，就如金东旭曾言，从18世纪两国不同的商业发达水准和坊刻本出版相关的视野出发，以后我们需要在出版印刷文化史中，对该课题进行更深的比较研究。

【注释】

[1]清田君锦本名为“绚”按理应称为“清田绚”但是在日本儒学史使用“儋叟”这样的号，因此一般被人称为“清田儋叟”。另外，写下关于《唐土行程记》首篇论文的牧田谛亮以字称之，曰“清田君锦”。《唐土行程记》的题文、序文、跋文中又写为“清君锦”在书店的刊记中也记为“清君锦先生”。另外，清田君锦本人在“附言六条”末尾和各卷的卷首将自己的名字称为“清绚”。为了避免同一人物多个姓名引起的混乱，在本文中将统一使用“清田君锦”这一名字。

[2]牧田谛亮，《唐土行程记谈义》，《神田喜一郎先生追悼中国学论集》，京都二玄社，1986年，第610—624页。日本的牧田谛亮教授将本人保存的《唐土行程记》复印本在1995年赠送给了北京大学的葛振家教授，而笔者在同一年，又从葛振家教授那里得到了复印本。

[3]参考这本书的第1部1章《崔溥〈漂海录〉版本考》。

[4]从高氏保存的手抄本收录了柳希春的“隆庆三年跋文”和“万历元年跋文”来看，这是肃宗三年（1677）出版刊行的奎章阁本的手抄本的可能性非常大。当然“崔希春”是“柳希春”的单纯错误。

[5]《唐土行程记·旧跋》:“锦南崔先生讳溥，字渊渊，希春之外祖父也。以经术气节遭遇成庙，擢置侍从尝奉命往耽罗。适奔父丧，为风所逆，漂到中国之台。还至都城外，上命撰进一行日录，览而嘉之，遂俾藏于承文院。其文字，卷不过三，而不唯状大洋变化。自瓯徂燕，一路山川、土产、人物、风俗，粲然森列，而先生经济之才，亦可得其什一。求多闻务博览之士，愿见者众矣。而至今八十年间，未有锓梓以广其传者。希春自塞外蒙恩还朝，亟思所以寿是书者，校正既了，唯以主张措画为难得。会博雅吴公出按关西，希春以书恳属。公遂欣然而诺，定州守尹侯行鸠游手完其役，而讫于成。噫！是书残缺沈沦且百年，今乃得显放久晦之馀，将大行于斯世，岂非幸也欤？隆庆三年龙集己巳八月既望，外孙通政大夫成均馆大司成知制教柳希春谨识。”（标点:笔者）

[6]牧田谛亮，《策彦入明记の研究（下）》，京都法藏馆，1959年，第234页。

[7]参考本书的第1部2章《崔溥〈漂海录〉校勘记》。

[8]《唐土行程记》卷二，京都大学图书馆所藏影印本，2月8日。

[9]《唐土行程记》卷一，“考”:“此书ノ原本ハ朝鲜ノ崔溥ガ撰セシ所ニテ。漂海录ト号ス。然レモ唐土里程ノ事ヲオモニ记セルニ因テ。今ノ名ニ改ム。”

[10]牧田谛亮，《漂海录と唐土行程记》《金泽文库研究》第272号，神奈川县金泽文库，1984年，第23页。

[11]笔者向京都大学文学部夫马进教授请求，在2003年得到了京都大学图书馆《通俗漂海录》复印本。

[12]牧田谛亮，前揭论文，1986年，第609页。

[13]崔溥著、播磨清绚译，《唐土行程记》，日本国立中央图书馆古典运营室，请求记号韩古朝63—42；《通俗漂海录》，日本国立中央图书馆古典运营室，请求记号韩古朝63—53。

[14]点苍山是位于云南的名山，清田君锦仅在为帮助读者理解而写的“考”中提及，在崔溥《漂海录》的原书中绝无提及。

[15]曺永禄，《关于近世东亚三国的传统社会比较史的考察——以崔溥的〈漂海录〉和日译〈唐土行程记〉为中心》，《东洋史学研究》64辑，1998年，第1—14页；《近世东亚细亚三国的国际交流与文化》，知识产业社，2002年，第175—205页；宫岛博史，《对崔溥〈漂海录〉的日译〈唐土行程记〉的研究》，《大东文化研究》第56辑。

[16]尹致富，《注解·解题》，图书出版博而精，1998年，第1—2页。

[17]《通俗漂海录·序》。

[18]《通俗漂海录·附言六条》。

[19]尹致富，前揭书，第2—3页。

[20]《通俗漂海录·序》。

[21]《通俗漂海录·附言六条》。见べシ吾国の古へハ。唐土ヲモ蕃戎トヨバセ玉ヒシコトヲ。イカナレパ今ノ人ハ。吾国ヨ倭俗ト鄙シメ。彼蕃戎トヨバヤ玉ヒシ国ヲ中夏ナド尊称ス。吾国ノ法令ニ畔ノ甚シキトイフベシ。

[22]《通俗漂海录》卷二，闰正月21日。凡ソ天地ノ间。吾大日本ニ及ノ国ハ。决メナキト知ベシ。

[23]《通俗漂海录》卷四，6月4日。文录ノ役。朝鲜王义州ヘ逃入ル。吾大日本ノ兵ノソレマデ追付ザルハ彼国ノ天幸トイフベシ。

[24]千惠凤，《韩国书志学》改订版，民音社，1997年，第232页。

[25]金东旭，《关于坊刻本》，《东方学志》11辑，1970年，第97—139页。

[26]夫吉万，《朝鲜时代坊刻本之出版研究》，首尔出版媒体，2003年，第34—37页。

[27]《大东野乘》卷一，《稗官杂记》第四卷，民族文化推进会古典国译丛书DB。

[28]国立中央图书馆书志学部《朝鲜书志学概观》，国立出版社（平壤），1955年，第202页，韩国文化社1999年影印本现在仍然把崔溥的《漂海记》放在稗官文学的范畴内。

[29]《通俗漂海录·题言》。

[30]韩东明，《对朝鲜初书籍出版政策的考察》，《庆熙史学朴性凤教授回甲纪念论丛》，庆熙大学校，1987年，第446页。

[31]《朝鲜中宗实录》，中宗二十四年5月己未。

[32]《朝鲜中宗实录》，中宗四年5月庚申。

[33]金东旭，《关于坊刻本》，《东方学志》11辑，1970年，第108—1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