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溥《漂海录》研究分析

2章　崔溥《漂海录》校勘记

引言

1. 6种版本的对校

2.对校结果的分析

3.对中国文献的校勘

小结

引　言

在朝鲜时代，崔溥《漂海录》在壬辰倭乱之前和之后，各出版3次。壬辰倭乱之前刊行的3种，虽然是非常重要的版本，但在韩国一种完整的全本都没有，仅在日本的3所文库各有一套全本。3种版本中，中宗后期，以甲寅字刊行的初刊本就是《东洋文库本》。之后，崔溥的外孙眉岩柳希春，在宣祖二年（1569）向平安道观察使托付后，在定州刊行了木版本，这就是《阳明文库本》。随后在宣祖六年（1573），柳希春又再次向自己的继任官员，全罗道观察使托付后，在南原以木版本再刊，这就是《金泽文库本》。壬辰倭乱之后，将《漂海录》作为崔溥文集的一种而刊行，其版本也有3种。在肃宗三年（1676），依靠崔溥后裔，在罗州出版的木版本是《奎章阁本》；英祖元年（1725），依靠崔溥后裔又在罗州出版的木版本是《藏书阁本》；另外，高宗三十三年（1896），依靠生活在康津的后裔，以木活字刊印了《华山文库本》。

在介绍了崔溥《漂海录》6种版本的刊行经过和书志情况及刊行意义等问题^[1]后，校勘问题自然而然就作为下一个重要问题，直接摆在我们眼前。这是因为译注和研究《漂海录》时，选择哪个版本作为底本最合适，最终是关系到校勘的结果。笔者曾经借鉴了陈垣校勘《元典章》方法，按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的方式和顺序，^[2]对崔溥《漂海录》进行了校勘。崔溥《漂海录》有6种版本之多，非常有必要通过对校，对文字的异同进行充分的调查。通过分析对校结果，底本是否恰当的问题，就浮现出来了。一旦定下作为底本，就要对本书内容进行前后对比校勘。另外，在下个阶段，因为《漂海录》的内容主要记载了15世纪中国的事情，因此有必要通过中国文献，对《漂海录》的内容进行校勘。最后是相异的地方，是要通过校勘进行判断的。

如果依据姜顺爱按书志学的主题领域把韩国书志学研究倾向分为八大领域的话，校勘学研究在整体中仅占2.45%，是非常微小的领域。^[3]我们希望本研究对于书志学诸多主题领域中，一直以来成果过于单薄的校勘学领域，能助一臂之力。

1. 6种版本的对校

在1950年代，美国学者Meskill和日本学者牧田谛亮首次开始对崔溥《漂海录》抱有关心时，他们均从日本京都《阳明文库本》入手，开始了研究。Meskill虽然调查到当时的日本有东洋文库本和金泽文库本，^[4]但是没有充分的时间，对版本进行对校，便直接以阳明文库本为底本进行了英译。牧田谛亮也在不久之后，知道金泽文库本存在的事实^[5]，但是因为他的研究目的不是崔溥《漂海录》，因此在他的论文中，只是简单地提到了版本问题而已。

1964年，在金灿顺第一次节译了崔溥《漂海录》。^[6]我们无法确认的是，金灿顺在翻译《漂海录》时，选用了哪个版本作为底本。另外，在韩国，1976年李载浩的全译本出版，之后崔基弘和崔周溶的全译本也连续出版。^[7]但是这三位翻译者都不知道崔溥《漂海录》到底有多少种版本和收藏地点，在这种情况下，以当时最容易获得的藏书阁本作为底本，进行了翻译工作，因此随着版本的不同，一定会有文字异同现象出现，但是他们不但没有对不同版本进行对校，而且连尝试都没有进行。我们首先对6种版本的书志情况用表格进行简单整理，如下。

笔者先对崔溥《漂海录》的6种版本，进行了对校，想在决定研究所需底本时，留下确实的根据。在完成了6种版本的对校工作之后，以下面三条标准整理出了对校表。首先，虽然对俗体字、古体字、简体字、同体字等异体字或通用字进行了调查，因过于繁琐之故，在本对校表中完全排除。第二，华山文库本和前面5种版本相比，错误太多，我们判断其版本毫无价值可言，最终决定从对校表中排除。第三，奎章阁本因为缺失了卷一，就以空栏处理，缺字以〇表示，仅把明确无误的误字、补字、颠倒字列在备考栏中。

崔溥《漂海录》5种版本的对校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宣祖二年，柳希春恳请平安道观察使，在定州刊行阳明文库本时，以东洋文库本为底翻刻，是毋庸置疑的事情；宣祖六年，柳希春恳请全罗道观察使在南原再刊时，是将阳明文库本进行校正以后，发行了金泽文库本。因此，我们曾经认为壬辰倭乱之前刊行的3种版本中金泽文库本最佳，但是实际上通过6种版本的对校表来分析，真实的情况，并不是我们想的那样。

3.对对校结果的分析

（1）东洋文库本

和壬辰倭乱之后刊行的3种版本相比，之前刊行的3种版本当然是更重要的。作为初刊本的东洋文库本，在校书馆仅有少量的印本，它是用甲寅字印出以后，作为国王颁赐给大臣们的书籍。东洋文库本，仅在日本的东洋文库有全本保存，而高丽大学图书馆华山文库仅保存残剩的卷一，虽然它们是同一版本，让人吃惊的是这两部相同版本中，也有“文字异同”现象。这是因为，同一版本在不同印次中，稍迟的印本可以修正前面印本中发现的错误，在这样情况下，出现这种情况也就不足为奇了。

举上表中1-4b-2-16部分来说，在残剩本中虽然是“漂流”，但是在东洋文库本全本中为“漂渺”。另外，活字排列为10行17字的版本中，东洋文库全本1-32b的第10行，只有16字，^[8]这是因为后来把衍字“今”字去除的缘故。另外，1-32b-6-16中，高丽大学的残剩本是“歹人”，但是东洋文库本全本中是可以把意思视为相同的“反人”。由此可以知道，虽然版本相同，但是高丽大学图书馆的残剩本，是印刷时间更早的初印本，东洋文库的全本是经过了校正的精印本。

（2）阳明文库本

如果考察阳明文库本和约30年前刊行的东洋文库本的文字异同的话，首先1-20b-1-7把“露取”改为“取露”，这样类似的部分也不少见。而且把1-36b-5-2的“招臣等”改为“抬臣等”；把2-29a-6-14“微茫”改为“徵茫”；把2-31b-8-8的“洙水”改为“泆水”；把2-54b-2-10的“闭纵”改为“闲纵”的改错部分更多。其余部分，也难说哪一版本搞错了。

在阳明文库本中有3处脱字，1-13a-8-8的“一”；1-23a-2-10的“中全”；1-23a-4-10的“以后”脱落。参考东洋文库本对应之处，从笔划粗、着色又重的方面来看，可以马上知道这些是补铸字。这可以说明，翻刻阳明文库本时，使用的东洋文库本，也许是连补铸都没能完成的印本。东洋文库本中，也与此不同有3处脱字。其中2-6a-6-10的“楼”字的这一行，正常看起来是17字，从稿本开始阶段，这个字就好象脱落掉了。其余出现脱字的3-53b-7-14的“府”；3-53b-8-7的“担石”，均为空格，展现了没能补充铜活字完成植字的特点。通过这些，我们可以知道，第二次刊行的阳明文库本，比起初刊本的东洋文库本，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称赞的优点。

（3）金泽文库本

柳希春校正了阳明文库本之后，出版了金泽文库本。因为和阳明文库本的刊行年份，相差不过4年的原因，这两个版本之间，文字异同现象最少。在金泽文库本中，把阳明文库本中的“徵茫”误变为“微茫”；把“泆水”误变为“洙水”。但是把意味着“坏人”意思的1-31b-6-16的“歹人”变成了不知所云的“互人”；2-30a-2-15的“过白马大湖”改为“白过马大湖”；3-29b-3-13的“给事坊”改为“给事方”，这样反而改错的地方似乎更多。在朝鲜中期大学者柳希春亲自校正的情况下，还出现这样的错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猜测也许存在刻匠的失误。第三次刊行的金泽文库本，比第二次刊行的阳明文库本，没有更多的改善的地方，这一事实非常重要。

下面我们探讨一下金灿顺翻译的《漂海录》的底本和金泽文库本之间存在的联系。朝鲜文学艺术总同盟出版社在1964年发行的《朝鲜古典文学选集29·纪行文选集》中刊载的金灿顺翻译的《漂海录》中，不仅没有任何解说，就连《漂海录》的跋文等内容都没刊登，因此实在难以知晓是以哪一版本作为底本。仅从译文下端的原文来看，标为字样不详的地方较多，由此可以推测，他们使用了保存状态极为不佳的版本作为底本。

通过上述对校表，对照了几处重要的文字后发现，金灿顺翻译的《漂海录》的底本与金泽文库本一致的部分最多。例如，1-31b-6-16的文字在东洋文库本为“反”，阳明文库本中为“歹”，和金泽文库本一样是“互”。另外，2-3a-4-15在其它版本均为“过白”，但在这里和金泽文库本一样为“白过”。虽然如此，但是又和金泽文库本之外的阳明文库本和东洋文库本特有的文字一致的部分也不是没有。因此，金灿顺可能不是以刊印本，而是以手抄本作为翻译的底本。

在平壤的金日成综合大学图书馆中，保存着《漂海录》手抄本。^[9]这一手抄本是生活在平壤市牡丹区战胜洞的卢应坤在1965年手抄的记录本，但是不知是以哪个版本作为底本。从笔者也保存着的这一手抄本的复印本来看，从收录了柳希春的“万历元年跋文”来看，我们首先可以推定，它是手抄了宣祖六年刊行的第三次的金泽文库本。这是因为仅收录了“万历元年跋文”的版本，在6种版本中，仅有金泽文库本如此。详细地观察《漂海录》手抄本，发现和金泽文库本的特点一致。和前面金灿顺提出的相当多“原文不详”相比，手抄本并没有用空格处理过的痕迹，它保持了一个相当干净的状态。

金灿顺第一次出版《漂海录》翻译本之后的第二年，金日成综合大学图书馆才手抄了保存的手抄本，翻译之时金灿顺没有参考这一手抄本是可以充分理解的。但是，文艺出版社在1988年再版了《朝鲜古典文学选集20·纪行文集》。^[10]在这一《纪行文集》中，收录了包括崔溥《漂海录》在内的十个作品，还附有简单的解说“关于《纪行文集》”，但是对于底本仍然没有只言片语的说明。1964年版本把原文排列在页面下端，把译文中必要的汉字放在括号内标出，但是1988年版本，则是把原文排列到翻译本的结尾部分，在译文中非常彻底地删掉了汉字。

到了1988年，金灿顺好象仍然没有参考过手抄本，《漂海录》中以“不详”字样标示的文字，仍然在多处原样重复出现。24年过去之后，按理说修正后再次出版的《漂海录》翻译本，应参考金日成综合大学图书馆保存的手抄本。就算是金灿顺仅是出版《朝鲜古典文学选集》名义上的代表，而实际翻译是集体劳动成果的话，这样的疑问虽能理解，仍旧是无法解释的。

（4）奎章阁本

金泽文库本出版刊行103年之后，《漂海录》作为文集《锦南集》中的一种予以出版，这就是奎章阁本。奎章阁本因为是缺卷一的缺失本，金泽文库本和奎章阁本中的文字异同比较，只能在卷二，三进行对校。^[11]

续表

从壬辰倭乱之后刊行的奎章阁本，开始大量使用异体字或通用字。在奎章阁本中，虽然对金泽文库本中犯下的错误“白过马大湖”马上改正为“过白马大湖”，但是另一方面，也有把“不谙事”，改成正相反的“不暗事”等，因此我们列表说明。同时从奎章阁本开始，相同的字需要重叠使用的话，用“々”符号代替，这种方式在以后的藏书阁本中也沿用下来。

（5）藏书阁本

比奎章阁本晚了49年才发行的藏书阁本，其特征用一句简要提炼的话来概括:虽然藏书阁本纠正了刊印奎章阁本时产生的17处错字，但是，藏书阁本也出现了14处新的错字。另外，使用异体字和通用字的频度也明显增加。我们把奎章阁本和藏书阁本的异同用下表进行说明。

续表

如表，有把“使风”改为“便风”；“舟揖”改为“舟楫”；“江河之木”改为“江河之水”；“淮海”改为“淮河”；“万世”改为“万岁”；“无奈”改为“无乃”，这些准确的修改。但是另一方面，也有把“白鸥”改为“白昶”；“经学穷理”改为“经字穷理”；“小心过夜”改为“盗心过夜”；“辽河”改为“连河”等明白无误改错的地方，而且这样的地方似乎更多。(www.chuimin.cn)

另外，由于版刻匠的错误，而造成每行字数有所偏差。比如版刻匠最初在3-20b的第2行，由于失误，多刻了一个字，形成18字一行。另外，版刻匠在正常刻了第3行的17字后，好像是才发现了自己的失误，为了挽回前面的失误，版刻匠在后面的第4行刻了16字，才将字数回归到前面的格式。

由于奎章阁本是缺本，我们无法对缺失的卷一进行直接对照，因此只能和比奎章阁本更早的金泽文库本进行对比，我们可以知道，藏书阁本确实有更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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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用金泽文库本和藏书阁本对校，发现藏书阁本除了脱字、补字之外，修改了6处错误，但是却出现了9处新的错误。

（6）华山文库本

藏书阁本刊行171年之后，生活在康津的崔溥的后裔们，刊行了华山文库本。作为6种版本中最晚刊印的华山文库本，它是木活字本，其错误最多，印刷最为粗劣，其错字和脱字，数不胜数。事实上以壬辰倭乱为分界点，从奎章阁本开始就出现了相当多的异体字，这种倾向在藏书阁本中更为明显，出现了大量错字、脱字，到了华山文库本时，错误已经增到了不可胜数的地步。从朝鲜前期到后期，崔溥《漂海录》从官板本变为私板本出版，随着时代的变化，其版本趋于粗劣。

通过对校法进行校勘后，我决定以初刊本东洋文库本作为底本，然后以此为本校法的底本，进行校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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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校法校勘的结果，可以知道上面有四处人名和两处地名有误，同时有一处颠倒字的错误出现。

3.根据中国文献进行的校勘

以底本为准，通过中国文献与底本的他校法，又对底本进行了校勘。在中国文献中，地方志的重要性毋庸赘言。从时机来讲，崔溥中国纪行时期的15—16世纪地方志，其内容比通志和省志更为详尽，可作为重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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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地方志文献进行校勘，发现在地名上出现的错误，比我们预想的更多。当然在下面的列表中，对指出的《漂海录》的地名错误，并无确实的证据，同时中国地方志的记录，也不能全部都保证准确无误。随着不同时期所用地名随着时代出现变化，也是可能的。因此，从中国文献中挑选地名资料作为校勘资料时，我们认为有必要慎又慎。

最后，进入了校勘的最后阶段，即“理校法”，下表是我们进行调查和校勘的结果。

续表

在上表中，明确存在的误记，即“舶赶风”为“舶趠风”；“桃知所”为“桃渚所”。其他误记一一分析如下。张宁作为使臣，到朝鲜留下的诗句的准确的题目为“登汉江楼”。“武陵桃源”的地名为“桃源”，“桃园结义”时地名应当为“桃园”，这里的“桃园”地名，属于与“桃源”混用，在地方志中也可以得到一一确认。同时崔溥记载过“城东有巨庙，临河岸，大书其额，臣远望之，其上天字，其下庙字，其中一字，不知某字也”的祠庙的名字，我们除了推测为供奉沿海地区的海上保护神——妈祖的“天妃庙”或“天后庙”之外，实在难以想象还有其它可能性。崔溥记不起姓名的“郑大人”、“何左侍郎”、“阮左侍郎”、“倪右侍郎”、“张右侍郎”，通过调查中国文献，可以准确无误地确认为郑纪、何琮、阮劝、倪岳、张悦。另外，崔溥漂流后登陆的地点是浙江东部，因他没有到过闽东，当然可以确认“闽东“是“浙东“的误记。

另外还有一个不能不说的是，用“扬州”和“扬子江”的“扬”表示的地名。崔溥《漂海录》中有30余处，大部分用的是“杨”字。查阅中国的各种辞典，没有“杨州”，但是日本的《大汉和辞典》中，有“杨州”条目，认为“和‘扬州’”一致。^[12]因此，虽然不能认为两者绝对不能混用，但是“杨州”不是准确的地名标记法，是确实无疑的。让人感到有趣的是，崔溥在抄录中国的文章《眉山万翼碑》碑时，并非记为“杨”而是用“扬”字。

小　结

朝鲜中期，眉岩柳希春翻刻了外祖父崔溥《漂海录》的东洋文库本后，出版发行为阳明文库本，之后又将阳明文库本校正之后，以金泽文库本刊行于世。因此，我们曾经设想过朝鲜时代出版刊行的崔溥《漂海录》6种版本中，第三次出版的金泽文库本的内容，其完整程度应该最高。但是从前文崔溥《漂海录》6种版本对照表来看，出人意料的是，作为初刊本的东洋文库本，最应该被当作底本，这一结论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现实。

壬辰倭乱以后，首次刊行的奎章阁本开始大量使用异体字或通用字，到了藏书阁本时，这种倾向更为明显。壬辰倭乱之后的3种版本中，最晚的华山文库本的误字、脱实在太多，就连作为一个版本的价值，都难以得到承认。这种现象说明在刊印《漂海录》时，随着刊印主体从央官板到地方官板到私板的变化，出版刊行中，不仅筹措经费出现了困难，而且在文字的使用中也逐渐失去了往日的严谨。

从结论上可以讲，比起在16世纪以官板本刊行的东洋文库本、阳明文库本、金泽文库本，从壬辰俊乱后17世纪后期崔溥的后裔们以私板本出版刊行的奎章阁本开始，出现了大量错误。此后在18世纪前期，刊行的藏书阁本中，虽然不能说没有找出前一版中的错误，但是仍然出现了新的错误，同时异体字和通用字的使用现象，急速上升。这样的结果，最终造成了19世纪后期刊行的华山文库本，完全失去了其版本的价值。这一点，在朝鲜出版印刷史中意味着什么，我们实在是有必要进行一番深思和熟虑。

再次，把作为底本的东洋文库本和中国文献进行校勘后，可以发现在地名上出现了大量误字。崔溥一行从浙江的海岸登陆，经过杭州、北京、辽东，一直到朝鲜，是送还之人的身份，行程记录是由四名陪吏分担，因此是难以避免出现误字的错误。^[13]另外，崔溥一到达汉阳南大门之外的青坡驿，就奉成宗王命，推迟回家奔丧之事，以归箭之心，在8日之内完成了报告书，因此无暇进行更多的校阅，也是可以理解的。

在6种版本中，由于存在着文字异同，如果对各种版本不进行研究和校勘工作，那么崔溥《漂海录》的译注和研究，必然受到各种制约。进入20世纪，英译了崔溥《漂海录》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Meskill和仅在原文进行了断句和标点的日本京都大学的牧田谛亮，仅依靠阳明文库本进行了研究。而金灿顺的译本不是全译，推测其使用的底本为《漂海录》中保存状态并非完好的金泽文库本或其手抄本。韩国的李载浩、崔基弘、崔周溶的译著虽然是全译本，但是他们选择了问题较多的藏书阁本作为底本。同时，我们也有必要重新确认一下，中国北京大学的葛振家是否也是以从韩国复印去的藏书阁本为底本。

我们认为，从校勘崔溥《漂海录》的结果来看，以初刊本东洋文库本为底本进行译注和研究，同时参考其他版本，才是适合的方法。

【注释】

[1]参看本书的第2部1章《崔溥〈漂海录〉版本考》。

[2]陈垣，《校勘学释例》，台湾学生书局，1976年，第144—150页。

[3]姜顺爱，《韩国的书志学研究倾向——以〈书志学研究〉的分析为中心》，《书志学研究》第14辑，1997年，第9—10页。

[4]John Meskill，A Record of Drifting Across the Sea，Pyohae-rok（漂海录），1958，pp. 44—46.

[5]牧田谛亮，《漂海录と唐土行程记》，《金泽文库研究》272号，1984年，第16—17页。

[6]金灿顺，《漂海录》，《纪行文选集（1）》，朝鲜文学艺术总同盟出版社，1964年。

[7]李载浩，《漂海录》，《国译燕行录选集》，民族文化推进会古典国译丛书，1976年；崔基弘，《漂海录》，三和印刷株式会社，1979年；崔周溶，《漂海录》，极东精版社，1984年。

[8]无论是翻刻了东洋文库本的阳明文库本，或者是翻刻了阳明文库本的金泽文库本，其32-b的第10行均为16字。壬辰倭乱之后第一次刊行的奎章阁本又恰好缺失卷一，我们无法确认。但是藏书阁本的32-b的第10行也同样是16字来看，我们可以确认奎章阁本也是一样。

[9]《漂海录》手抄本，金日成综合大学图书馆所藏。

[10]《漂海录》手抄本，金日成综合大学图书馆所藏。

[11]金灿顺，《漂海录》，《纪行文集（1）》，文艺出版社，1988年，首尔研文社，2000年影印本。

[12]清田君锦在18世纪日译的崔溥《漂海录》，即《通俗漂海录》中，可以找到可以作为证明的最好实例。译者在译文中以“杨州”为准，但是在自己写的“考”中，仍记为“扬州”。

[13]崔溥在《漂海录》的结尾部分透露，“抵令陪吏四人，逐日观标榜问地方，挂一漏万，记其大略耳”。另外，通过《漂海录》闰正月21日本人记录和《朝鲜成宗实录》成宗十九年4月戊申条来看，陪吏4人是指“光州牧吏程保、和顺县吏金重、罗州牧吏孙孝子、济州牧吏李孝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