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溥《漂海录》翻译分析研究

2章　崔溥《漂海录》翻译述评

引言

1.美国Meskill的英译本

2.朝鲜金灿顺译本

3.李载浩译本

4.崔基弘译本和崔周溶译本

5.中国葛振家点注本

6.徐仁范、朱圣志译注本

小结

引　言

在朝鲜成宗十九年（1488）崔溥以汉文撰写的《漂海录》，现在以韩文或其他语言翻译传世的译本种类可谓不少。被公认为最早的译本是由江户时代的儒学家清田君锦（1721—1785）用日语翻译，在朝鲜英祖四十五年（1769）以《唐土行程记》为名在京都出版。《唐土行程记》在初版26年后，改名《通俗漂海录》再次出版。在朝鲜则是在高宗十年（1873）左右，才以手抄的谚解本《（漂海录）》出版刊行。对于这两本书，笔者在《日译〈通俗漂海录〉和谚解本〈（漂海录）〉的书志学考察》中，已经详细地论述过，在此不再赘述。^[1]

进入20世纪后，崔溥《漂海录》翻译本虽有几种版本问世，但是令人吃惊的是，最初对崔溥《漂海录》表达了学术性关心的研究者，竟然是美国人John Meskill.Meskill在1958年，把崔溥《漂海录》翻译为英文并作为博士学位论文提交给了哥伦比亚大学，不久之后又将这篇论文修改补充，在1965年以单行本形式出版。最新出版的韩文翻译本是2004年出版的徐仁范、朱圣志的《漂海录》。我通过依次论述在过去的46年内出版的7种译本，想谈一谈古典文籍翻译的几个问题，这是本章的目的。把7种译本以初刊年度为准，按顺序进行了论述，如果有再版的情况，则以修订版作为对象。

1.美国Meskill英译本（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58年）

Meskill曾经把提交给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崔溥《漂海录》的英译本A Record of Drifting Across the Sea，P’yohae-rok（漂海录）稍事补充之后，在1965年以Ch’oe Pu’s Diary，A Record of Drifting Across the Sea为题，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发行。^[2]后来发行的这一单行本，因为是把当初的博士学位论文，删除了其中的一部分，所以从严格的意义来讲，已经不能视为是全译本了。但是，因为删除的主要是罗列的地名而已，因此和其它节译不同，可以视为非常接近全译本。在1966年，高柄翊在相当于这本书导论的Introduction中，通过书评指出了翻译者所犯的几种错误。同时指出“本文的英译本大体正确、适切的同时，注释停留在必要的限度上，虽然数量不太多，但是大体上还是比较合适的。”^[3]虽说如此，但是在Meskill的英译本中，仍然可以发现不少令人发笑的误译，在下面简单地列举几个例子吧。

闰正月7日:“在高丽时，尔济州朝大元（高丽时，你们济州向大元进贡）”，英文为“In Koryo period Cho Tae-Won of your Cheju”（高丽时，你们济州的朝大元），把“朝大元”误译为人名。

闰正月14日:“我之漂船，专是行李颠倒，不善候风之所致（我的船漂流的原因为急于赶行程，也许是没有等待顺风，才产生了错误）”，英文为:“Our boat has gone adrift solely because the baggage was unevenly stowed and because we were not good at forecasting the weather”（我们的船漂流的原因是行李没能装载均衡，我们没能预测到天气的原因。）

闰正月18日:“此汉此汉，无乃病狂欤？汝若艰苦，宜委四肢，莫之能起可也（这个家伙！这个家伙！一定是疯了！如果你精疲力竭的话，是不是应该张开四肢，站都站不起来，才可以啊？）”，英文为“These Chinese！They must mad！If you are really at the end of your strength，you had better just drop and not getup”（这些中国家伙们！他们一定是疯了！如果你真的精疲力尽了，最好张开四肢不要站起来了），把“汉”字，误译为“中国人”。

2月7日:“……则我以后进之士，不知其人之职品（我作为后辈，不知道那些人的官职品阶）”，英文为“……became Chins a after me，and I do not know their positions or ranks”（在我之后成为进士，我不知道他们的官职和品阶），将“后进之士”反译为“在我之后成为进士”。2月11日:“及将所获夷船，拖阁上坞外（将扣押之夷人船舶，通讨船渠拖上去）”，英文为“The seized boat was also towed outside Koshang-wu”（扣押之船被拖到阁上坞之外），将“阁上坞”误认为是地名或固有名词。

5月24日:“自今日坏寺长发云云，僧徒顾安所容一身乎？（说从今天开始毁寺留发之类言语，僧徒到哪里去寻找一个可以容身之处？）”，英文为“From now on the temples will be destroyed，and the monks will have to grow their hair. That is why Iam like this.”（现在开始捣毁寺庙，让和尚们养发。这就是我为什么成为这样的原因）。

除了这样明明白白的误译之外，不太准确的翻译，或遗漏的部分也不少。虽说如此，但是出现第一本韩文全译本之前18年，英语全译本已经出版的这一事实，也不能不让人大吃一惊。

一方面，Meskill在1950年代留学日本时，摸索着译成英文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牧田谛亮也开始对崔溥《漂海录》有了相当的关心。在研究日本僧侣策彦的《入明记》过程中，知道了在策彦中国行之前51年，朝鲜人崔溥已经通过相似的旅程，并留下了纪行记——《漂海录》的事实。牧田谛亮对18世纪时用日语翻译了崔溥《漂海录》的清田君锦的《唐土行程记》抱有莫大的关心，并把介绍它的文章收入到了《策彦入明记の研究》中。另外，牧田谛亮虽然没有进行正式的译注工作，但是以阳明文库本的《漂海录》为底本，在原文点注了标点符号，并作为参考资料，收入到了《策彦入明记の研究》的结尾部分。^[4]

2.朝鲜金灿顺译本（朝鲜文学艺术总同盟出版社，1964年）

朝鲜金灿顺翻译的韩文版《漂海录》在1964年出版。^[5]这是第一份韩文翻译本，但是遗憾的是这不是全译本，而是节译本。从作为《纪行文集（1）》，被包含在《朝鲜古典文学选集29》来看，可以推测《漂海录》是被当作文学作品来看待的。但是翻译者虽然以金灿顺的名义发表，但是存在着翻译者为他人的可能性，同时也不能排除多人共同翻译的可能性，这是因为，从《纪行文集》中登载的其它作品的翻译者名字也都是金灿顺来判断，金灿顺也许是《朝鲜古典文学选集》编纂总负责人的想法不断涌现。这一份韩文译本的内容进行了微小的改动之后，在1988年以改定版名义再版。^[6]1964年版本是把原文放在韩文下面排列，而1988年版则干脆把原文删除仅保留韩文。

金灿顺的译本中，加上了原文中根本不存在的中间题目，比如“登上海岸，冲破包围网寻找生路”、“离开绍兴府，走向杭州”、“滞留在北京”等。金灿顺译本并不是全译本，省略掉的部分相当多，省略的部分也仅以（“原文88字省略—译者”），（“略微，省略译者”），（“地名省略译者”），（“生疏地名省略译者”），（“名称省略”），（“中略”）等等，连表现“省略”的用语都没整理好来看，给人非常粗糙的感觉，这更让人觉得这一定是集体翻译作品。虽说如此，但是从另一方面讲，这个译本大量使用了在今天的韩国几乎消亡，只在朝鲜仍在使用的语汇，所以不能说这个译本完全无益。

这一金灿顺的译本使用的底本是什么版本，虽然状况不明，但是使用手抄本这一点是准确无误的。因为可能是字迹不清无法辨认的原因，到处有“路北〇余里之外”等缺字标记（用〇表示缺字）。尤其是“3月26日开始至4月1日为止，记录漏落”来看，原来手抄本本身似乎已经出现了遗漏。把这一译文和6种《漂海录》版本进行对照的话，马上可以知道它和任何一种版本都不符合。

但是仍有疑问的是，在翻译这本书时使用的底本比北京大学的葛振家教授给笔者复印的平壤金日成大学图书馆保存的手抄本的保存状态似乎更为糟糕。当然金日成大学图书馆保存的《漂海录》的封皮上写明了手抄时间为1965年2月。如果是这样的话，作为这一手抄本底本的原本，必定还有其他的手抄本，而且还比金灿顺译本的底本状态更好，但是没能把这份手抄本作为译本的底本，其理由我们也实在无法斟酌出一二。但是当时手抄时，以哪个版本为底本还需要进一步调查，可是现在我们实在没有闲暇纠缠在那些问题中。

金灿顺译本因为省略的地方较多，从整体而言分量减少了不少，随之出现的误译也相对较少。我们把几个重要的误译和误注挑选出来看的话，如下。

9月17日:将“推刷（寻找逃亡之人，并遣返原籍）”错误地注释为“接受逃亡之人”。

9月17日:将“司仆寺安骥崔根等（承担司仆寺安骥这一职务的崔根等）”误译为“司仆寺的安骥、崔根等”，将“安骥”作为人名处理是错误的。

闰正月4日:将“长寿哉！此船也。等至于破，何不速破！（真是长命百岁啊！这条船！我们就等着船破呢，为什么不快破！）”翻译为“这条船，命真长啊。反正要破了，为什么不马上破呢？船破的话，就我一个人去死吗？大家都一起完蛋吧……”插入了原文中没有的“船破的话，就我一个人去死吗？大家都一起完蛋吧……”。

闰正月5日:将“有如十盲仰一杖（就象“十名盲人指望一根拐杖”似的）”翻译为“恰好我成为十名盲人的拐杖”，没能翻译出俗语的原意，起到这个家庭的拐杖作用的人明显应该是“崔溥”，但是把这个主体当做了崔溥的仆人“莫金”。

闰正月11日:将“莫若先饮浆水，继之以粥，适可而止可也（先喝浆水之后，再喝粥，适可而止就行了）”翻译为“喝了酱油水之后，再熬粥适当地喝下”。

闰正月12日:将“其西岸有二草屋，如鲍作干家者（其西岸有二间草房，象是海女的家）”翻译为“好象是晒腌鱼的人住的草房”错误地理解了“鲍作干”一词。（鲍作干，就是借用韩国式汉文发音标注的韩国语Bojagi一词，是到海中采集贝类、海带等海产品的人）。

闰正月22日:将“臣解所着襦帖里，以与许清之子隆（臣（我）解开穿着的垫着棉花的官服，给了许清的儿子许隆）”翻译为“我因为他讨厌，把我穿的衣服解下来给了许清的儿子许隆”。

2月4日:将“镇守太监、绣衣、三司大人（镇守太监、绣衣和三司的大人们）”中，不知道“绣衣”是指“巡按御使”，把“绣衣和三司”连成一词，误译成“镇守太监和绣衣三司大人”。

4月11日:将“兀良哈（兀良哈，即指女真）”错误地注释为“突厥族”。

综合叙述:将“江南市儿以锡约臂（江南的混混们，用锡扎住胳膊）”翻译为“江南的都市小孩子们用锡做成镯子戴在胳膊上”，把含有“流氓”或“无赖汉”意思的“市儿”翻译成“都市的孩子”。

这本金灿顺的译本，在24年后才出版了修订版，但是很难找到印象深刻的修改之处。

虽然不知道准确的年度，但是在中国的延边有许文燮出版的《纪行文集》，以“漂海记”为题将崔溥《漂海录》收入其中。首尔的图书出版海努里在1994年出版了《纪行文集》。^[7]另外，中国的民族出版社也在《纪行文集》中收入了《漂海录》。^[8]我们仔细地查看这两种《漂海录》，发现都是以金灿顺译本为基础，稍微修改而已，而大部分内容我们认为只是抄袭而已。

3.李载浩译本（《国译燕行录选集》收录，民族文化推进会，1976年）

另外，在韩国1976年才有了李载浩翻译的第一本韩文译本。^[9]这一译本首先是第一本韩文全译本，民族文化推进会在出版发行古典国译丛书时，委托李载浩翻译后收入到《国译燕行录选集》。目前虽然学术界认为最早的韩文全译本是崔基弘的译本，这当然和事实有所出入。李载浩作为韩国史学者，同时具备相当的汉学修养的釜山大学教授，虽然翻译有注释不充分的问题，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他在翻译中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作为第一本韩文翻译全译本的译者，他是汉文学者也是韩国史学者，但是由于不是中国史学者的原因，我们可以发现误译也不少，我们把其中的一部分指出来，摘要如下。

闰正月4日:将“然人各有心，我等当竭力从事，毙而后已（然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我们应该竭尽全力，直到累死为止）”翻译为“虽然没有怀着各自本心的人，我们各尽全力干活，到死才算完啊。”

闰正月19日:将“父名泽，格进士试（父亲叫泽，通过进士试）”翻译为“父亲叫泽裕，通过了进士试”，不仅把“格”字当成“裕”字，还把父亲的名字“泽”误认为“泽裕”。

闰正月19日:将“镇守太监、绣衣、三司大人（镇守太监、绣衣、三司大人们）”中，不知道“绣衣”是指“巡按御使”，把“绣衣和三司”连成一词，误译成“镇守太监和绣衣三司大人”。

2月22日:将“江淮胜概楼，当道峥嵘（江淮胜概楼挡住了路，高耸在中间）”翻译为“江淮的好风景是楼阁在路中间耸立。”将固有名词楼阁的名字“江淮胜概楼”解释为语句。

4月1日:将“自浙江以来不见通事之人（从浙江之后，再没有见过来翻译的人）”误译为“自浙江之后，再也没见过通达事理的人。”

4月7日:将“我二人来讨些人情面皮（我们两个人来要些礼物）”翻译为“在人情上，是非常厚脸皮的事情。”

4月19日:将“都要赏赐衣服来，莫悮（全都要穿着赏给的衣服来，不要错了）”翻译为“就要赏赐东西了，不要忘记穿着吉服来”，把已经领到的赏，翻译为将要得到赏赐。

4月27日:将“有养马者，中途毙死（养马—看护马的官职名—在中途死亡）”翻译为“饲养马匹的人，在中途死亡”，不知道“养马”在此是职务名而误译。

5月28日:将“塜土累累耳（仅堆满了尘土）”翻译为“仅有丛丛的坟墓”，因为没有校勘原因将“塜”误认为“冢”。

6月3日:将“东宁卫方才拨军夫，于此（东宁卫才刚刚派拨军夫到这里筑城）”翻译为“东宁卫的方才出军夫”，看来是把“方才”误认为人名了。

除此之外，李载浩在这个译本中，犯下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李载浩依据的底本是大东文化研究院发行的《燕行录选集》的《漂海录》，是用了原来藏书阁本影印本。但是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在影印藏书阁本时，由于当时的失误，将影印第5页和第6页的前后次序排错了。但是，李载浩并没有看出这一点，对第6页和第5页生硬地进行解释和联结，在文章脉络出现问题时，进行了非常生硬的翻译。但是，李载浩的译本在韩文译本中是最早的全译本，在以后的崔溥《漂海录》研究中成为重要的基础。

4.崔基弘译本（三和印刷株式会社，1979年）和崔周溶译本（极东精版社，1984年）

在1979年，崔基弘以藏书阁本为底本，将全译本以非卖品形式出版；^[10]1984年，崔周溶以全罗南道务安郡生活的崔溥的第十五代孙崔正祚保存的手抄本为底本，翻译出版了全译本。众所周知，崔基弘是崔溥的旁支后裔；从崔周溶也有耽津崔氏大宗顾问身份看来，他也可能是崔溥的后裔。因此，这两位译者都是作为崔溥的后代，以相当强的使命感翻译了崔溥《漂海录》。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虽然不是专业的研究人员，但是根据各自的汉学能力尝试着进行了翻译。

崔基弘在之后出版的修正版《锦南先生漂海录》（教养社，1989）中，小说家李炳注代写了序言。^[11]又过了8年，又出版了修正版崔溥《漂海录》（教养社，1997），这次添加了探访中国时的照片，同时为了让韩国只懂韩文的年轻人便利地阅读，用韩文写得更加通俗易懂，同时又和李炳注写的推荐辞一起登载了北京大学葛振家的推荐辞。^[12]崔周溶译本也加入了大量的照片和插图，同时在脚注方面除了徐仁范、朱圣志的译注本之外，是所有译本中，最详尽和丰富的。

当时韩国的读者难以获得金灿顺译本，而李载浩的译本虽然是最早的全译本，但是因为没有以单行本出版发行，因此也没有传递到一般读者手中。虽然，第一次以非卖品出版发行，但是两次出版修正版的崔基弘译本则是一般读者非常容易得到的译本。最近大约二十年的韩国读者，读得最多的《漂海录》可能就是崔基弘的译本吧。与此相比，崔周溶的译本（极东精版社，1984年）在初版之后就成为绝版，也许是这样的原因，不仅是一般读者，就连学术界也对这个译本的存在，知之甚少。^[13]

这两个译本的译者可能都不知道之前有李载浩译本的存在，翻译时他们绝没有任何参考过李载浩译本的痕迹。这两个译本中当然也有相当多的误译，作为业余研究者的翻译，似乎没必要非得用学术性立场来进行过于细密的批判和咬文嚼字。但是业余研究者翻译的《漂海录》的出版，对于专业性研究者而言，确实是提供了鞭策奋发的最好机会。

在1988年，民族文化推进会出版了《韩国文集丛刊》，将崔溥的文集《锦南集》影印后收入其中，当然其中再一次包含了《漂海录》。与到目前为止，在韩国翻译的版本都是以藏书阁本（英祖元年，1725）为底本相反，这一《漂海录》的第一卷是以东洋文库本（推定为中宗后期出版）为底本，第二、三卷是以奎章阁本（肃宗二年，1676）为底本进行的。这样分开的原因是东洋文库本在国内只有高丽大学图书馆的华山文库留存了第一卷，奎章阁本是在奎章阁仅留存第二、三卷的原因。当然，这两个版本均早于藏书阁本。民族文化推进会标点后出版的版本，与目前为止翻译者们主要以藏书阁本为底本相反，向学术界第一次提供了其他版本。

5.中国葛振家的点注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

在1992年，中国北京大学的葛振家出版了《漂海录——中国行记》的点注本，这是在《漂海录》上注上标点之后，添加了简单的注释而已。除了美国学者和日本学者之外，中国学者也终于加入了对《漂海录》的研究之中。葛振家在十年之后，把自己的点注本《漂海录——中国行记》进行了修改，增加了两篇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过的2篇论文，^[14]然后在2002年把书名改为《崔溥〈漂海录〉评注》后再版。^[15]

葛振家并没有把崔溥《漂海录》翻译为现代中国语，只是通过标点和注释，提供了自己的解释。但是看看标点和注释的话，出人意料之外的是，可以发现相当多的错误。在葛振家经过一次修改和补充之后，以2002年出版的《崔溥〈漂海录〉评注》为准来考衡，可以视为误译或者误注的部分也不在少数。可以作为标点错误的部分，笔者不再一一赘述，仅把笔者认为是错误的注释，而且有代表性的部分标出来。笔者先标出的是原文，之后部分是笔者的注释，最后部分是笔者认为作者的误释。

闰正月4日:将“取露治船（煮海水制成饮用水，或修船的事）”注释为“寻陆地保船平安”。

闰正月6日:将“有染（染色）”注释为“垢染（不干净）”。

闰正月11日:将“涂附（干涸）”误注为“以恶附恶”。

闰正月12日:将“中船（中等大小的船）”注释为“我国船只（我国指中国）”。

闰正月12日:将“鲍作干家（指从海中采集贝类海事等海产品的人的草房）”注释为“制作鲍作干的渔户（制作干鲍鱼的渔夫家）”。

闰正月19日:将“绝倒（‘抱腹绝倒’的意思，即大笑到无法控制自己的程度。）”注释为“大哭”。

闰正月19日:将“轻薄子（轻薄的人）”注释为“浮荡少年（不良少年）”。

闰正月19日:将“颠倒”注释为“心神错乱”。

闰正月23日:将“犯夜（乘夜间）”注释为“违犯宵禁命令”。

闰正月24日:将“百技跛行（用各种姿势歪歪扭扭地走）”注释为“百般赶路（用各种方法赶路）”。

3月5日:将“龙飞（最初的举兵起义的军事行动）”注释为“喻帝王登极”。

3月5日:将“太宗文皇帝（明成祖永乐帝朱棣）”误认为是“朱允炆（建文帝）”。

3月5日:将“天顺（明英宗的年号）”误认为是“元天顺帝（阿速吉八）年号”

3月29日:将“一时（一起）”注释为“即刻”。

4月11日:将“兀良哈（女真兀良哈，不是蒙古兀良哈三卫，是鸭绿江北岸的兀良哈，即orangkae）”注释为“指兀良哈三卫（即指在辽西的兀良哈三卫）”。

5月19日:将“驿写子（驿站书记）”注释为“驿站文书”。

5月24日:“八音（八音遽密意味着天子突然升遐）”注释为“金石丝匏土革木之总称”。

综合叙述:将“市儿（流氓，无赖）”注释为“卖买幼儿”。

综合叙述:将“穿鼻”注释为“牵引”。

虽然这样的错误不算少，但是这是崔溥《漂海录》第一次通过中国学者之手介绍到中国学术界，从这一点上讲，我们认为它还是有重要意义的。

6.徐仁范、朱圣志译注本（韩吉社，2004年）

2004年在韩吉社出版的徐仁范、朱圣志翻译的《漂海录》是最近的译本。这一译本翻译者首先是历史研究者，更是明代史专业的徐仁范和韩国史专业的朱圣志来看，与过去的译本不同之处，这是具备专业知识的学术性译注本，这一点可以一眼就看到。这个译本具有丰富的脚注和多样的图板，其学术性远超过去的《漂海录》翻译本。但是，从另一方面讲，在总共656页中，脚注约有505页，和原文87页相比插图版面约有65页，无论如何插图版面有点太多的感觉。更何况插图版面中，只要是在崔溥《漂海录》中稍有提及的中国历史人物就占用一页插图，这样的必要性大可探讨一番，比如尧舜、秦始皇、宋太祖等人的肖像有必要作为插图出现吗？脚注丰富虽然是这本书的最大优点，但是在增添了大量丰富的脚注的同时，却没有把漂海录《研究文献目录》以附录形式登载，也让人难以理解。

在本书的解题中，更是提到了壬辰倭乱之前发行的3个版本，分别收藏在日本的东洋文库、阳明文库、金泽文库的事实。如果是这样的话，选择在日本的壬辰倭乱之前的3种版本中的一种作为底本，或许是更合理的选择。但是非常遗憾，没有任何理由来说明未选择这些版本的原因。在2003年，笔者在论文中分析了6种版本的出版经过和意义，同时就“东洋文库本”、“阳明文库本”、“金泽文库本”、“奎章阁本”、“藏书阁本”、“华山文库本”的新的版本名称提出了建议，同时尝试着对6种版本进行校勘。^[16]但是徐仁范、朱圣志译著《漂海录》的《原文校勘》中，把“奎章阁本”作为译著的底本使用，又因为“奎章阁本”缺失卷三的原因，用“藏书阁本”和“华山文库本”进行了补充，比较版本则使用了“藏书阁本”。既然是这样，应该说明一下缺失卷三的“奎章阁本”比“藏书阁本”或“华山文库本”好在什么地方，作为译者选择底本的理由，没有得到很好的说明，这不能不说是遗憾的事情。

在这本译注中的原文上，虽然有标点，但是仅有一种，即一逗到底的标法。在这样的情况下，逗号在文章中断句太短，使用得过于频繁，让人难以判断译者对文章整体的理解。不仅如此，这和1988年民族文化推进会发行的韩国文集丛刊中收入的《锦南集》中的《漂海录》的标点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即，通过标点无法知道译者是如何解释文章的。而且译文中的句子，也是汉文直译和韩文意译（韩式通俗翻译）两种方法混用，这虽然因为翻译的原稿是由两人分担而引起的，但是在文章的叙述中，应该根据翻译的原则有必要予以统一。

但是这本译注本中，从学术性角度来讲最大的问题仍然是误译和误注。对此问题，作为译者之一的徐仁范在译者后记中说明了“面对《漂海录》的出版，我们最担心的就是误译或错误的考证的存在。又很担心是不是强加了太多的注释而有蛮勇地使用的嫌疑，希望读者的指摘和谅解。”他们自己先说明了担心所在。当然，前面提到的6种译本中误译也不算少，除了Meskill的英译本之外，其余译本都难以被视为是正规的学术性翻译。但是徐仁范、朱圣志译注本，不是出自文学爱好者或业余研究人员，而是出自专业性的历史研究者的最早的学术性译注本。如果再一次强调的话，就像崔溥《漂海录》的译本在诸多译注本中占据的份量较大一样，对这一译本的翻译内容进行更为细致的学术性批判，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由此，笔者在承认徐仁范、朱圣志译本取得的学术性成果的同时，想就误译和误注从具体内容上和译者们进行商榷。比如崔溥《漂海录》的首段“以今六月十四日到青坡驿，敬奉传旨，一行日录撰集以进”中，这一译注本中将“今”译为“现在”；把“一行”视为是“一起行动的人们”的意思，并加以脚注进行了翻译。但是“今六月十四日”的“今”不是“现在”的意思，这句应该不是“现在是6月14日”，应该是翻译为“今年”，即“在今年6月14日”，是不是这样呢？另外“一行”，不是崔溥的“一行”之意，而是“这次路途”的意思呢？敬差官崔溥回国后，依据成宗的命令撰写“日录”，不是写“自己的日记”而是写“一行的日记”，分明和当时的时代特征不相符。因此“一行日录”可以压缩简写为“行录”^[17]，漂流之后，回国后写成的代表性行录是成宗十四年的李暹《行录》。因此笔者认为“一行日录”比起“一行的日记”，以“纪行记”翻译更为妥当。(www.chuimin.cn)

下面是徐仁范、朱圣志译注本中误译、误注、漏落、误读的代表性实例，我们来讨论一下。

1）错误翻译的实例

闰正月12日:将“如鲍作干家者（指以采集贝类海带等海产品为生的人的草房）”错误地翻译为“好象是制作干鱼的家”。

闰正月12日将:“贼之始至，示若从容，见我势弱，驯成大贼（海盗们开始还是非常客气的，但是见我们人少势弱，逐渐变成胆大妄为）”翻译为“海盗们开始来的时候，好象是听从我们的话似的行动，见我们的气势软弱，于是成为大贼”。

闰正月13日:将“所藏襦衣，俱失于贼，所穿之衣，久渍咸水（所藏袄衣，都被海盗抢走，也长时间泡在咸水中”翻译为“抢走了保存的袄子（襦衣，指冬衣是放纸后做成的士兵的衣服），把有窟窿的衣服放在海水中浸泡”。

闰正月14日:“不惑邪说，不为黩祭，则其可祸之乎？（就因为不迷于邪说，不设黩祭，就给那个人降什么大祸吗？）翻译为“不迷于邪说，不假装祭祀，会成为大祸吗？”。

闰正月15日:将“我其妄自尊大，坐见溺死，胡可哉？（我怎么能妄自尊大，坐等溺死？）”翻译为“我妄自尊大坐等淹死！怎么可以呢？”

闰正月16日:将“释丧即吉，非孝也（脱去丧服马上换吉服，不是孝道行为。）”翻译为“如果认为脱去丧服就是吉的话，那是不孝”。

闰正月18日:将“止里人少住（制止住村民稍停之后）”翻译为“在没有多少居民的村庄停下来”。

闰正月19日:将“其人抚掌曰（那个人拍着巴掌说）”翻译为“那个人高兴地笑着说”。

闰正月19日:将“看你也不是歹人（看你也不是坏人）”翻译为“看你也不是互人（互人，指人面鱼身之人，即美人鱼）”，这是因为没有进行版本的对校，将“歹人”误读为“互人”。

闰正月20日:将“则不敢仰见天日，以坚泣血之心（敢仰望上天和太阳，是因为无法忍受悲痛的心情）”翻译为“不敢仰望上天和太阳，是因为想坚定流着血和泪的心情”。

闰正月22日:将“却添一言曰:‘军人衣服俱有，云云（却加了一句话说:‘军人的衣服都还在，等等）”翻译为“却想增添说有军人衣服等话等等”。

闰正月25日:将“然不得一日之暇，与将军及庄、尹两官人，从容谈话，展布所怀（然而没有得到一天时间能够从从容容地和将军与庄、尹两官人谈话，把所想的说出来）”进行相反理解后翻译为“虽然是不到一天的时间，但是与将军和庄、尹两官人一起谈话，将内心想法进行了讨论”。

2月4日:“初以汝类为倭船刦掠，将加捕戮（开始以为你们是乘倭船来刦掠的家伙们，想抓住你们后杀掉）”理解颠倒后翻译为“开始把你们视为倭船，想吓唬和抢夺你们的东西后，抓住杀掉”。

2月5日:将“镇守太监、绣衣、三司大人（镇守太监、绣衣、三司的大人）”翻译为“镇守太监和绣衣的三司大人）”，把巡按御使“绣衣”与布政使、按察使、都指挥使之三使混淆。

2月7日:“李边、金浣之、赵惠、李坚，则我以后进之士（李边、金浣之、赵惠、李坚，我是他们的后辈）”理解颠倒后翻译为“李边、金浣之、赵惠、李坚是我之后的士大夫”。

2月8日:将“都总太监欲讨看总兵官所验点你弓一张、刀一把（都总太监想要查看总兵官所检查的你的那张弓和刀）翻译为“都司和总兵官，还有太监想查看在总兵官的住所检查的你的那张弓和刀。”

2月11日:将“赵宋时（赵宋时代）”翻译为“宋代赵匡胤时代”。人们为了和南北朝时代的“刘宋”区别使用了“赵宋”这一称呼，但是在这里误认为是“宋太祖时代”。

2月15日:将“明皇（英明的皇帝）”翻译为“明朝的皇帝”。

2月17日:将“又有官人姓郑者求和约轩诗韵（又有姓郑的官人求和韵于约轩之诗）”翻译为“姓郑的官吏要求和韵”，遗落了“约轩方湜之诗”几字。

2月22日:将“江淮胜概楼，当道峥嵘（江淮胜概楼挡住了路，高耸在中间）”翻译为“江淮的好风景是楼阁在路中间耸立”。将固有名词楼阁的名字“江淮胜概楼”解释为语句。

2月25日:将“擅自决杖我异国人，亦有法文乎？（擅自决定杖打我们这些异国人，有法规吗？）”翻译为“按自己的意愿执行杖刑，我虽然是外国人，但是明律中不是有法律条文吗？”

4月7日:将“我二人来讨些人情面皮（我们两个人来要些礼物）”翻译为“我们二人人情上来了”。

4月7日:将“后年差小，与寻常麻子一般（几年之后逐渐变小，和普通麻子一样了）”翻译为“以后虽然出现了差异，但是和一般的麻子变得一样了”。

4月11日:“生还本国，祗自仰天祝手而已，但琐尾逗遛，迁延日月（能活着回到故国，应该仰天祝手感谢上苍，但是流浪中，因为受限制不能自由行动，只能在这里消磨时间）”翻译为“仰天祝手祈求上苍能活着回到故国。就算是暂时停留，也是耽误时间”。

4月18日:将“事毕便打发回去（事情结束之后，就马上打发回去）”理解颠倒翻译为“如果事情结束，就立刻回去”。

4月23日:将“两京畿府州县，直隶六部（两京畿内的府、州、县均直属六部）”翻译为“两京之内府、州、县均直隶六部”。

4月27日:将“如蟪蛄蠛蠓之生死于天地中（就象蟪蛄蠛蠓在天地之间或生或死）”翻译为“就象蟪蛄蠛蠓一样，其生死决定于天地之间”。

5月19日:将“或渴水（喝的水没有了）”翻译为“有窟窿，涌出水”。

综合叙述:将“天又晚燠早寒（天气暖和得晚，又很快就冷下去。）”翻译为“天气白天暖和，到了晚上变冷”。

综合叙述:将“华妆自鬻，要价资生以成风（有卖身谋生的风气）翻译为“亲自经商，挣生活费的风俗”。

综合叙述:将“江南市儿（江南的流氓，混混儿）”翻译为“江南市场的孩子们”。

2）不正确的注释的实例

脚注39）:况海路的段落和虽竭心力的段落

大东文化研究院编纂的版本和奎章阁版本，完全颠倒了→影印藏书阁本时，错误地将两页的顺序颠倒了，不是版本自身的缺陷。

脚注45）:姜有夫

在奎章阁版本中标为姜有夫→奎章阁本卷一为缺卷，不能确认，又因为在任何版本中也没有标记的原因，没有理由必须标记为“姜有夫”。

脚注51）:驾

指“轭头”，置于船舷之上的横梁→在蓬屋之上“缠绕”的意思，作为动词来使用。

脚注270）:坞

汉代西北方向有监视匈奴等民族动向的叫坞候的要塞（砦，要塞）→在江边或海边，可以干燥或修理船只的码头或相似的设备。

脚注279）:一衣三十年

好象是指百结先生。生座年代不详，是新罗时代的音乐家是著名琴师→这个传说的由来是春秋时代齐国晏婴穿了三十年的狐裘的故事。

脚注280）:蛇鱼感恩

在汉代有位大孝子叫王祥。早年丧母，继母朱氏没有慈爱之心，非常爱在人前搬弄是非，让他也失去了父爱。王祥就算是清扫牛马棚也是非常恭顺和勤勉。父母生病之后，休息时也不脱衣亲自煎药尝药。冬天继母想吃活鱼，但是由于天气太冷水面结了厚厚的冰。王祥想砸开冰面抓鱼，忽然冰面自己裂开，两条大鲤鱼自己跳出来。母亲想吃麻雀肉，有几十只黄雀飞入帷帐中。《秦书》卷三十三，《王祥列传》:随侯看到大蛇的肠子断裂之后，用药治好了它，后来从江中，口含珍珠来报恩的故事，和有人钓鱼时，见抓到的鲤鱼流泪非常可怜，就放了它，以后鲤鱼从水中，含着珍珠来报恩的传说。

脚注358）:药王庙

为太古时代传说中的帝王黄帝时名医扁鹊进行祭祀→为战国时代郑国名医扁鹊进行祭祀的祠堂。

综合叙述脚注133）:浅

葛振家将浅解释为水流险恶之路→这是指在浅水滩为了行船，特意设置的浅铺，是某种交通设施。

3）翻译中遗漏的词语实例

闰正月19日:“如臣等者，若不先自下陆，若无印牌之信，岂复免于祸哉”→“像我这样的人，万一没有自己先登陆，万一没有印信马牌等信物，怎么能免于灾祸呢”

2月4日:“绣衣”→“巡按御史”

2月12日:“钱塘学”→“钱塘县的县学”

2月17日:“约轩诗”→“约轩方湜的诗”

跋文:“定州守尹侯行”^[18]”→“定州的郡守尹行（人名）侯”

4）错误的汉字读音和误读的实例

（1）人名:

朴重干→朴重斡，金栗→金粟，翟龙→翟勇，王羲之→王徽之^[19]，吴诚文→吴诫文，吴王→吴玺，

（2）地名:

满剌可→满剌加，折开岭→拆开岭，第洋铺→茅洋铺，院杜桥→院社桥，跨塘桥→夸塘桥，欈李城→携李城，册兵桥→丹兵桥，藩葑铺→潘葑铺，凤凰桥、墩淮子铺→凤凰桥墩、淮子河铺，平河桥里、泾河镇店→平河桥、里泾河、镇店，西湖河、嘴老和尚塔→西湖河嘴、老和尚塔，总厂东卫、总厂西卫→总厂东卫、总厂东街，溇水→漯水，郯子国→剡子国，至元→至正，玉楼桥→五楼桥，开渠头铺、山津铺→开渠、头山津，谭家庄→译家花，校堤→梭堤，元家湾→表家湾，减水闸→减水闸，趋家口铺→赵家口铺，平家口→平河口，玄宁观→玄灵观，给事坊、亚元门→给事方·亚元门，连河→辽河，雎阳→睡阳，连山、岛杏儿→连山岛、杏儿，涹安城、莺掌河屯→绣安城、莺拿河屯

徐仁范教授在译者后记中说明道，最初以汉文讲读方式在研究生院开始了轮读会，从1999年3月开始经过3年，完成了译注作业。开始的时候，有11名研究生参加，而到最后仅留下5名。在各种恶劣的条件下，艰苦奋斗的情况是能够预料到的。虽然徐仁范、朱圣志的译注本中还有相当部分的误译，但是学术界应该充分肯定这些丰富的脚注和插图，它们使得崔溥《漂海录》的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上。

小　结

汉文古典书籍的学术性翻译，实际上是非常难的事情。翻译中确实有一些是谁看了都能判断出的误译；同时几乎接近误译的译文，也不在少数；还有一些是虽然不能说是误译，但是会存在没有用到最适当的用语和氛围的部分。有时把两种译文进行比较时，也会存在难以辨明哪一种译文更好的情况。但是我们翻译古典书籍的最终目标，不正是把原文的意思以最完美的方式奉献给读者吗？

笔者把过去46年内出版的崔溥《漂海录》的7种译本，作为了批判的对象，把这些译本的优缺点进行了简单的评点。同时一一指明了译文中被判定为是误译或误注的部分。在讨论崔溥《漂海录》翻译出现的误译和误注的过程中，笔者不能不说再一次切身感受到了汉文古典书籍翻译工作中的困难。本人并没把目标仅仅放在批判各位译者的译本中，是为了以后出现更为准确的崔溥《漂海录》译本，以必须跳过一种桥梁的心情，写下了我的意见而已。

【注释】

[1]参考本书第2部3章《日译〈通俗漂海录〉和谚解本〈〉（漂海录）》。

[2]John Meskill，Ch’oe Pu’s Diary，A Record of Drifting Across the Sea，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Tucson，1965.

[3]高柄翊，《Meskil〈锦南漂海录〉译注》，《东洋史学研究》1辑，1966年；《崔溥的漂流记》，《东亚史的传统》，一潮阁，1976年再收录。

[4]牧田谛亮，《漂海录》，《策彦入明记の研究（下）》，法藏馆，1959年。

[5]金灿顺，《纪行文集（1）》，《朝鲜古典文学选集29》，朝鲜文学艺术总同盟出版社，1964年。

[6]金灿顺，《纪行文集（1）》，《朝鲜古典文学选集20》，文艺出版社，1988年。

[7]许文燮，《纪行文集》，图书出版海努里，1994年。

[8]洪林（编），《漂海录》，《纪行文集》，《朝鲜古典文学选集（19）》，1991年。

[9]李载浩，《漂海录》，《国译燕行录选集》，民族文化推进会古典国译丛书，1976年。

[10]崔基弘，《漂海录》，三和印刷株式会社，1979年。

[11]崔基弘，《锦南先生漂海录》，教养社，1989年。

[12]崔基弘，《漂海录》，教养社，1997年。

[13]笔者是从首尔大学图书馆国文学科全光镛教授遗赠图书中发见此书而首次介绍这翻译本。

[14]葛振家，《〈漂海录〉学术价值再探讨》，第2回朝鲜研究环太平洋国际学术会议，1994年；《崔溥〈漂海录〉价值再探析》，第3回朝鲜研究环太平洋国际学术会议，1996年。

[15]葛振家，《崔溥〈漂海录〉评注》，线装书局，2002年。

[16]参考本书的第2部1章《崔溥〈漂海录〉版本考》和2章《崔溥〈漂海录〉校勘记》。

[17]《朝鲜成宗实录》成宗十四年8月壬午，“命弘文馆直提学金宗直，因李暹行录，又采其言，书启”。

[18]在阳明文库本中有这样的六个字，但是奎章阁本中没有这些。根据版本校对的结果，插入此六个字。

[19]王徽之作为著名的王羲之的儿子，也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