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责任与公众利益：探索行为准则研究生入学之前的准备

2023-11-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在英语中，责任作为抽象名词是用来描述统治者的一种自我权利，是对其行使权力的每一行动的公众责任。相对于法律责任而言，伦理责任具有前瞻性。而法律责任是指人们要尽自己的本分并遵守与其在社会中的地位相应的约定俗成的规则。强调了责任的重要性。这说明科技人员的责任范围在不断扩大。这种社会责任就包含了前面所提及的“有责任性”规范。

从责任的辞源分析：责任，英文responsibility，其词根是拉丁文respondere，意思是——允诺一件事作为对另一件事的回应——或——回答，与和社会角色联系在一起的义务(duty)、责任(obligation)、法律上的应负责任(liability)含义是稍有区别的。在英语中，责任作为抽象名词是用来描述统治者的一种自我权利，是对其行使权力的每一行动的公众责任。在汉语中，责任通常是指与某个特定的职位或机构相联系的职责，是指分内应做的事或没有做好份内应做的事而应当承担的过失。

社会责任一般分为：宗教责任、伦理责任和法律责任。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传统中，宗教责任与伦理责任紧密相关。其责任含义是用于接受或拒绝上帝的召唤，人有一种趋善性，“人行善就是指他充当应上帝召唤而负责的人，就我们回答上帝对我们的启示而言，我们的行为是自由的，因此人的善总是在于责任。”相对于法律责任而言，伦理责任具有前瞻性。在此责任的含义是指人们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该行为是可以答复的、解释说明的。而法律责任是指人们要尽自己的本分并遵守与其在社会中的地位相应的约定俗成的规则。

责任观念和因果性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果性必须涉及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即原因与结果的关系。一因可能多果，一果也可能由多因造成。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的曹南燕教授提出：“责任是知识和力量的函数。”强调了责任的重要性。科技人员或统治者等特殊人员，由于掌握了知识或特殊的权力，其行为对他人、对社会、对世界所施加的影响比其他人显然有大得多的影响，这些人员需要有特殊的规则来约束其行为，并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这说明科技人员的责任范围在不断扩大。在当今科学技术发展瞬息万变的时代中，科学技术渗透在社会各领域，人们对科技的依赖越来越大，科学从业人员越来越庞大，社会重大的决策和管理有赖于科技专家的论证，科技人员的社会责任日益成为值得探讨的必须直面的严肃的话题。

科技人员为什么要承担社会责任?我们知道科学技术从本质上讲是为了人类本身利益而进行的一种实践创造活动和精神创造活动，其最高宗旨应是为我们人类增进福利，实现幸福。“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人们把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的福祉归功于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然而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为善和作恶的巨大可能性。核能的和平利用可以产生巨大的能源，而核武器又足可以把地球毁灭；生化医学技术可以延长人的寿命，但又可以制造和传播病毒，致人于死地。马克思早就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件事物好象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渡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无庸争辩的事实。”李克特也认为“现在，科学与社会中急剧变化的环境使得科学共同体的规范体系正在发生变化。变化的一个源泉，是科学家和其他的人普遍认识到科学知识的滥用可能会产生势不可挡的灾难性后果。”科技人员对科学技术导致的消极后果是否应该负责?科技人员必须顾及自己行为可能的后果，必须面临科学技术在实际运用中的二重性，既可为人类带来好处，亦可为人类带来灾难。是趋利避害，还是趋害避利?这其中就取决于科技活动的主体——科技人员，因此科技人员对于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就必须要有一种社会责任来规制约。这种社会责任就包含了前面所提及的“有责任性”规范。这种社会责任的限度是一种伦理或道德责任，而不是法律责任，它取决于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良知和伦理道德水准，这种规范实质为一种伦理道德规范，或称科技人员的职业道德规范，它需要科技共同体内的科技人员自觉遵守、自觉行动。这种责任是科技人员向善的追求和道德律令。它审视着科技人员的各种科技活动及与科技活动相关的社会活动，成为科学技术共同体内的行业规范。

实际上，在科技共同体内早已认识这种特殊行业规范的重要性。杨振宁等科学家曾旗帜鲜明地指出：在科研活动中，科学家的社会责任、科学工作的社会意义，是不会不对一个科学家的工作产生一种决定性的影响，科学研究的价值判断就不会取决于为了科学而科学，而是取决于科学是否对人类有益。前苏联科学家谢苗诺夫曾指出：“科学为人类提供了一种伟大的认识工具，他使人类有可能达到史无前例的富裕和绝无仅有的平等，构成了科学的社会功能最重要和最有成效的关键。科学家的社会责任越来越大，一个科学家不能是一个`纯粹的'数学家、生物物理学家，因为他不能对他工作的成果究竟对人类有用还是有害漠不关心，也不能对科学应用的后果究竟使人民境况变好还是变坏漠不关心。不然，他不是在犯罪，就是一种玩世不恭。

早在1931年，爱因斯坦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对青年学子作演讲时说：“如果想使你们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么，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爱因斯坦成名后致力于制止战争、倡导和平、呼吁为了全人类的未来而发展科学技术并合理利用科学成就。(www.chuimin.cn)

1946年7月，在伦敦成立了世界科学家协会。作为第一次世界性的科学家组织会议，第一次在世界范围内讨论了科学家的社会责任问题，会议上明确了如下宗旨：1、充分利用科学，促进和平和人类幸福，尤其要保证科学应用于解决当代的迫切问题；2、促进科学和技术的国际合作，特别是通过同联合国教科组织的密切合作来推进这项工作；3、鼓励科学知识和科学工作者的国际交流；4、维护和鼓励各国和国际间的科学工作自由和协作；5、鼓励改进科学教学，在各国人民中普及科学知识，扩大其社会影响；6、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建立更密切的结合；7、改善科学工作者的职业、社会和经济的状况；8、鼓励科学工作者积极参加公众事务，并使他们更自觉地为在社会中起作用的进步力量。

1949年9月，国际学会联合会第五次大会通过了《科学家宪章》，其中规定了科学家应尽的义务：1、要保持诚实、高尚、协作精神；2、要严格检查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的意义和目的，受雇时须了解工作的目的，弄清有关道义的问题；3、用最有益于全人类的方法促进科学的发展，要尽可能地发挥科学家的影响以防其误用；4、要在科学研究的目的、方法和精神上协助国民和政府的教育，不要使它们拖累科学的发展；5、促使国际科学合作，为维护世界和平、为世界公民精神做出贡献；6、重视和发展科学技术所具有的人性价值。

1980年，日本学术会议通过了一个《科学家宪章》，制定了科学要遵守的道德纲领，其中有：明确自己研究的意义和目的，为人类福利和世界和平做出贡献；警惕对科学的忽视和滥用，努力排除由此造成的危险。这些科学组织强化了科技人员应尽的社会责任，尤其是有责任性规范，拓展了社会责任的范围。二十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在军事和工业中甚至在人本身的应用日益增加，科学技术的负面社会影响越来越明显。

上述一些社会责任，是在反思核武器、日本法西斯和纳粹的人体实验等科学的非人道运用的基础上形成的科技共同体规范。而如今，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出现了令人担忧的问题，克隆等生物基因工程技术、纳米技术、智能技术给人类带来福音的可能性越大，然而危及人类生存、挑战人类种群的消极影响的可能性亦越大。如克隆人取代人本身?在克隆问题上，国家固然可以通过制定政策法规进行限制，但最主要还取决于从事此项研究的科学家的良知来进行自我约束。在科学技术的发展已进入大科学时代的今天，科学技术研究的高投入、高风险和高回报，必然地使功利追求成为科学技术的重要目标。这就需要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的科技人员，用其自身的道德约束，承担尤其是“有责任性”规范的社会责任，把科学技术引向有利于人类的发展道路。科技人员应当全面预测和评估科学技术应用中正负效应并对公众进行科学教育，科技人员这种有责任性的强化甚至超越了其本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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