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温州中医应对传染病研究

2023-11-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1880年，陈虬从历年病历中整理典型的医案共20例，撰成《蜇庐诊录》两卷，在医学界得到好评。比如他论说有关霍乱的预防措施，并没有特定的针对性，只是泛泛而谈。该病因喉症特征明显，故中医将其纳入喉科，归为“疫喉”类疾病。喉科专书的刊刻流传，促进了中医喉科的迅速发展。衷中参西派明显受到了西方医学的影响。

一、陈虬与《瘟疫霍乱问答》

陈虬的医药实践也很不平凡，在多年行医过程中非常注重总结行医经验，30岁时著《蛰庐诊录》一书，提供了早年的辨证施治，解决疑难疾病的范例，后著有《利济医药讲义》八册、《元经宝要》二卷、《瘟疫霍乱答问》一卷、《利济本草》六卷、《利济选方》四卷、《利济验方》三卷、《利济新方》二卷、《利济医统》六卷、《医雅》四卷、《医绎》四卷等多种医书。1880年，陈虬从历年病历中整理典型的医案共20例，撰成《蜇庐诊录》两卷，在医学界得到好评。尤其对于霍乱病的防治，贡献最为突出，1895年陈虬编写了《霍乱病源方法论》，经过1901年夏“瓯郡霍乱盛行”时“投剂立起”的检验，终于在1902年总结为《瘟疫霍乱答问》，其后作为名著，被收入曹炳章《中国医学大成》丛书中，为发展中医科学方面作出了贡献。

《瘟疫霍乱答问》以问答形式讨论霍乱病源、证治、方药，闪耀着辨证施治的光芒。针对当时医者用药“一刀切”的陋习，他认为：霍乱有寒有热，若瘟疫霍乱则属于热，而寒者不过虚人百中之一耳。并研制出了九服利济专治霍乱方剂，又服利济天行应验方，一服利济秘制保命平安酒方，补全了王孟英《随息居霍乱论》有论无药的缺憾，这在当时医药卫生因循凋敝的情况下无疑是一场滋润土地的清风雨露。1902年夏，东瓯霍乱大行，民虞深重。陈虬秉持此种医学认知，著成《瘟疫霍乱答问》一书，在当时构建地方医疗体系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过程中有着至伟厥功。曹炳章曾赞誉陈虬的药方治疗霍乱“试之多验，远近传抄，时医奉为圭臬。先生昕夕出诊，不以为苦，活人无算”。^[20]

在实际临床方面，对霍乱病因病机的理论分析，病证症状的诊治措施，具体的方剂药物，都切中肯綮，贡献卓著。陈虬以白头翁汤加减等方治疗霍乱，颇有效验，遂编此书。如《利济瘟疫录验方》利济定乱第一方——定乱救急汤：

治男女老幼瘟疫：霍乱吐泻，肢冷脉伏，脐腹绞痛，或不痛而心躁口渴，舌苔秽黄，甚则厌黑，目眶内陷，唇面爪甲俱青，危在顷刻者，此方主之！

白头翁五钱　大青叶四钱　水连三钱　木通二钱　东引桃根三钱，清明采者尤佳　秦皮三钱　益母草三钱，端午午时者尤佳　川柏一钱二分升麻一钱二分　槟榔二钱　大黄八分　吴萸八分　鬼箭羽二钱　马齿苋三钱，六月六日采者尤良　绿豆七十二粒　赤小豆三十六粒　鲜车前一两青大钱六枚，古文钱更佳

右十八味，用地浆水或阴阳水煎，多煎少服，中病即止，轻者减半，重者再加金汁一杯。得药吐者加猪胆汁少许或童便冲服。

作者辨析瘟疫霍乱，对其病因、治法等多所答辨。既有理论探讨，又有临床实践，尤其是在临床治疗方面留下了很多验方，这些都对普通老百姓预防和治疗霍乱等瘟疫大有裨益。

陈虬对霍乱等的认识是离不开他对经方方义的认识的，他认病识症，都以《内经》、张仲景之说为本，尤其是对运气学说的阐发是自始至终坚持的学术基础。其实，金元之后，运气学说日渐衰微，清代医界言运气者已寥寥无几，而陈虬却视为其学之本，这在陈虬的整个思想体系里面是统一的，如在《利济学堂报例》提倡“堪舆、壬遁、星平”，在《报国录》按照“奇（门）遁（甲）”、“九宫紫白法”列阵图，甚至依靠五运来认识过去、预测未来，在《心战·下》说什么“金行应运，得时者胜”。陈虬作为维新时期的思想家，在政治方面是非常激进的，但在医学方面却有不少思想是相当传统，甚至可以说是相当落后的，运气之学这些沉重的古代方术和迷信糟粕，则是他思想的另一面，在当时就曾遭到谭嗣同的剧烈反对：“其阴阳、五行、风水、壬遁、星命诸说，本为中学致亡之道，吾辈辞而辟之犹恐不及，若更张其焰，则守旧党益将有词，且适以贻笑于外国，不可不察也！”这种旧的痕迹和新旧思想很奇怪地交错在一起，表现出某种相互矛盾。如在《瘟疫霍乱答问》一书开章明义便以五运六气司天，甚至在阐述瘟疫霍乱的发病、病因和病情，直至回答“运气之说或多不验，故自来医流多不甚信。何先生持之甚坚”的疑问时，仍曲与辨说：“此当旁参他术方验。精于此学乃知五行家言出于吾医运气。但当曲类旁通，沿流溯源，方能得其肯綮耳。而与医最密切者，则九宫紫白之法。”

此外，由于历史的局限性，陈虬对霍乱并没有达到现代医学的认识程度，只是在当时环境下对霍乱一定程度的辨清本源，直叩积弊。比如他论说有关霍乱的预防措施，并没有特定的针对性，只是泛泛而谈。还有对霍乱等病因还发生与痧症混淆不清的现象，这是他认识水平所限，相对来说书中所阐述温州公共卫生方面的弊端，都不拘陈言，倡扬新论，俱中肯綮。

二、陈葆善与《白喉条辨》

白喉属中医学温病范畴，中医文献中的“喉痹”、“喉风”、“锁喉风”、“白蚁疮”、“白缠喉”、“白喉风”等包括本病，系感受时疫毒邪引起的热性传染病。主症初起发热恶寒，脉浮，喉痛，喉间有白点，随之壮热，白腐满喉，喉肿极疼，甚则喉闭神昏，酿成危症。该病因喉症特征明显，故中医将其纳入喉科，归为“疫喉”类疾病。

清乾隆以后，白喉疫情泛滥，其传变迅速，见证凶险，医者苦无现成治法，故多致不救。众多医家开始了对喉症的研究，喉科医家纷纷著书立说，推广各自的治喉经验，无数中医在继承古代医家宝贵经验的基础上，统一白喉病名，在对白喉病因病名、诊断、治疗及预防等的认识上，继续进行着不懈的探索，为防治白喉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在白喉的治疗方面，众多医家见仁见智，从而形成了许多派别。乾隆至道光数十年间，中医喉科的发展趋于成熟，各类喉科书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重要的、对后世影响较大的喉科专书几乎都产生于这一时期。喉科专书的刊刻流传，促进了中医喉科的迅速发展。如喉科名书《重楼玉钥》、《重楼玉钥续编》等。这些派别主要有主张清凉滋润养阴派、忌表派、反对忌表派和衷中参西派等，众医家对白喉治法的探讨和争鸣，在一定程度上，是近代中医积极抗击白喉的明证，同时也大大丰富了近代中医防治重大疫病史的内容。

衷中参西派明显受到了西方医学的影响。《奇验喉证明辨》（1887）中提到了西方医学关于白喉的论述：“白喉症博医学会谓之疨喉，东医谓由实扶的里菌与酿脓性连锁状球菌混合传染而起，潜伏期二日至七日，发生之症候，由其部位分咽头实扶的里，喉头实扶的里及鼻嗓实扶的里三种。”“本病因白喉菌，侵入咽头喉头气管粘膜而发生。”该书中还论及使用气管切开术治疗白喉，“欲救此危险，非施气管切开术，无他法也。”尤其是后期的喉科文献中，出现了专科的诊治器械。《喉科家训》在咽喉外治法中，提出了通关、针法、探吐、喉针法、用钳法、噙漱、提泡、吹散八法，其中探吐中“用捺舌捺至喉中”，喉针法中“用喉枪轻手刺破”、用钳法中“用喉钳轻手接去腐肉”，^[21]捺舌、喉枪、喉钳这些喉科器械的出现，受到了西方医学重视诊疗器械的影响。在此环境下发展起来的喉科，具有中西汇通的性质。从第一部白喉专著终于问世至1936年前后，大约六七十年间，白喉专书共出版50余种，陈葆善对喉症的研究也是近代中医喉科的重要贡献之一。

陈葆善（1860～1916），字粟奄，晚号锹谬斋主人，浙江温州人，世居瑞安北城锦湖里，为陈虬弟子，属于利济医学堂正式科班出身且以医疗为职业的医学家。撰有《白喉条辨》、《本草时义》、《燥气总论》、《燥气验案》等书，其中以《白喉条辨》一书影响最大。他的医学思想不尚玄虚，切合实际，讲求实用。他从实践中悟得“伤燥之理及麻杏石甘汤、大青龙汤为治燥气之主方”，^[22]并进一步深入研究，从而发扬光大《素问》原已逸脱的“秋伤于燥”内容，著成《燥气总论》，进行理论推阐，明本义，述病理，详脉候，出治法，自成一家；又辑《燥气验案》，反复辨难，所录诸案，意在独抒心得，不拾陈言，尤见得心应手。二书相互印证，一则推阐病源，举其纲目，一则证之实践，穷其变化，非深明医理，久久沉浸医事者不能为。^[23]《白喉条辨》则是运用燥气理论认病识证，为解决现实的疫病治疗的专著。值得注意的是，陈葆善回避了陈虬所迷信的运气学说，基本上是依据实际的症候病情、治疗效应进行辨证论治，这是一个医学家重视实际立足临床的应有本色。他的《本草时义》，阐释药理，探讨药物，辨别药材品种、规格、等级、产地、炮制、时价，亦非别具心得者不能为。亦如其所言：“寝馈既久，妙悟良多，一得之愚，颇足自信。”^[24]所以，陈葆善是有深厚理论功底、有丰富实践经验、有创见有心得的临床医学家。

《白喉条辨》是陈葆善的白喉专著，他认为郑宏纲之《重楼玉钥》、张绍修之《时疫白喉捷要》及耐修子《白喉治法忌表抉微》三书，皆有未尽之处，遂采集众说精要，参以临证经验，撰成《白喉订正论》一卷，稿成未刊。1897年，陈氏仿《温病条辨》例，将原稿节删而成《瑞安陈氏白喉条辨》，简称《白喉条辨》。该书较系统地论述了白喉的病因、病机、诊断、治疗以及救误、用药禁忌、善后调整等内容，汇集了先贤各种白喉专著中论白喉的主要精华，又能从医疗实践中辨明前人各种观点中的是非曲直，并有著者本身临证治疗白喉的丰富经验。对研究中医治疗白喉病，有较大的参考价值，是一部较好的论治白喉的中医专著。

该书列十五条辨，首列辨病源，介绍前贤有关白喉之看法，次论色脉及经络辨证。陈氏根据六经分型，按标本证治之不同，详述白喉证治及方药，继述救误、善后、外治、禁忌等项。在前人基础上，多有发挥。对于白喉的治疗，一般医家、病家皆奉《抉微》为典要，对忌表之说深信不疑，“虽有名医不敢立异”，致传染死亡者数百人。陈葆善在1909年重刊《白喉条辨》时作“辛卜义”一节，认为治疗白喉不能“动辄表散”，但若确属“挟有时感表症者，则解表自难容缓”。陈氏有感于读《抉微》之时医，“往往泥守忌表二字，纵有外感甚厉，开手即一味清滋，转使外邪陷入，里燥愈甚”，从而导致病情恶化甚则毙命之现状，从而强调，“若挟六淫时感，自当湿因湿治，寒因寒治，暑热因暑热治，先解其表，则本症治法，自无顾虑，断不可泥守忌表二字，使外感与伏燥，互相牵引”。与陈葆善观点基本相同的杜钟骏，也认为《忌表抉微》中所指忌表之喉症，“乃阴虚伏热之喉症，自当忌表”。^[25]但不能一概而论，若喉症实有表邪，仍须辛凉解表。

陈葆善白喉专著《白喉条辨》中论治白喉，有很多独到之处，在近代中医学发展史上具有较大的学术成就。主要的学术贡献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注重博采众长，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为己之用。如喻嘉言、沈自南、吴鞠通的燥气致病学说，张善吾、郑梅涧、耐修子论治白喉的经验等，特别是郑氏的清肺养阴法，均有选择地将其选入。^[26]陈氏先后引用了喻氏的清燥救肺汤，吴氏的增液承气汤，郑氏的养阴清肺汤，张氏的神功辟邪散、养正汤、雄黄解毒丸等有效方剂。同时还继承了前人科学的煎、服法，如先煎、冲服及根据病情采取日二剂或弃剂等。正如陈氏在自叙中说：

从前医治之或得或失，一一了如指掌。且深悉张氏、郑氏，耐修氏三先生之书，虽各有心得，实未能穷极源流也。于是潜心探索，汇集众长，证以经义，参以阅历，迟之数年，作《白像订正论》一卷，呈政于蛰庐主讲。主讲曰：“是论虽详，然头绪繁多，篇幅长冗，恐阅者未易贯彻。盍仿吴鞠通氏着温病例为白喉条辨，庶几纲举目张，作者既易于发明，阅者复易于寻绎。”余曰：“善”，退而作条辨一十五条，稿既脱。因为叙其大旨，虽当仁不让，于张氏郑氏耐修氏三先生之言，间多指摘。然非三先生开先河之，余亦安能遽集其成也？后有作者，倘能阐发微旨，匡兹不逮，岂特余与三先生之幸，抑天下生灵有浓望焉？^[27]

陈氏对于先贤的观点，并非一味兼收并蓄，而是采取扬弃的态度。如对白喉病因的认识，陈氏认为：“郑氏梅涧虽言此症或遇燥气流行而发，而支离庞杂，尚非真能探及源头者。至张氏漫言火热，耐修氏言肺之灼，由于胃之热，胃之热，实由于肠之寒，模糊影响，全无确见，更不足辨矣。”又如陈氏在“辨张氏无治之症第十四”中，针对张氏善吾所列无治之症十一条，逐条分析辩驳，指出：“白喉本无坏病，不识本源，适足碍事。若经误治者，症必危险，亦当悉心讲求，设法补救，慎不可泥张氏之言，委诸无治。”在“辨耐修药表并药忌第十五”中，陈氏则认为耐修子用药虽颇为简当即，然选药不多，而且其议论多数不以经典为依据，难于指导、说服后人，故“取其意而辨之”。

二、首次提出燥气为白喉致病的理论。陈葆善“历考古人喉科方论，言风、火者固多，言寒、湿者亦颇不乏，独未有专言燥气为病者”。因此认为《内经》脱“秋伤于燥”一条，后人遂有燥气不为病之说。陈葆善以《黄帝内经》脱“秋伤于燥”一节，其法不传，喻昌、沈明宗、吴瑭虽有所发明而未详，为发挥光大，爰著《燥气总论》。引证经义，首明本义，阐述了燥邪与火邪、湿邪、寒邪的联系和区别，认为“燥气者，秋气也，兼火、湿、寒三气而有之也。大概初秋多火，中秋多湿，三秋多寒，虽兼有火、湿、寒三义，而实非正火、正湿、正寒可比”。^[28]依此理论为基础，陈氏首次明确提出了白喉证属燥火：白喉“病属燥火无疑，唯间挟少阳相火，少阴君火而发，不得不兼治耳”。强调了白喉的病机是肺液枯涸，燥火炽盛，从而为白喉病的治疗、救误、禁忌及善后调理等提供了正确的依据。正如陈虬在《白喉条辨》序言说：“秋燥之论，至本朝而始有定说，白喉之源，至吾院而始有专书。”

三、自制新药三炁降龙丹，开辟白喉治疗新途径。张绍修的《时疫白喉捷要》是我国最早以白喉命名的专著，他所拟的“除瘟化毒散”、“神仙活命汤”与郑氏的“养阴清肺汤”被列为当时通治白喉之三方。但有些白喉疾患，应用张氏法及郑氏法治之，其疗效仍不尽如人意，陈氏在临证过程中潜心探索，发现白喉病初起咽燥无痰，七八日后忽然痰声镜流，甚则喘促心烦者，非真痰也。其病机是由于误治或迁延日久，致肺金燥火炽盛，肺液枯涸，因而引水自救，聚五液而为痰，故创制三炁降龙丹（西洋参、生石膏、海浮石、牡蛎、阿胶、白芍、生地黄、败龟版、珍珠母、麦冬、犀角），方中清热解毒之石膏、犀角、生地，滋阴潜阳之龟版、牡蛎、珍珠母与养阴扶正之西洋参、阿胶、麦冬三管齐下，为论治白喉开拓了一条新途径。此方用之得法，切合病机，确能立起沉疴，转危为安。^[29]

四、论治白喉实事求是。陈葆善抓住病变的本质即病因病机进行论治，而且根据病情的变化随证施治，既强调了原则性又体现了灵活性。如陈氏虽然认为白喉“病属燥火无疑”，但又认为“间多挟少阳相火，少阴君火而发”，故在治疗上不仅要用清燥救肺、养阴扶正之法治疗本病，而且须根据病情兼用他法治疗标病，做到标本同治，甚则重治其标。“辨三经标本并病第八”述：“标本发病，各有轻重，随证治之，法无不愈。然有三经并病，太阴、少阳、少阴之候俱见者，亦各视其势之轻重，按法施治。若少阳标证独甚，即重用少阳之药，少阴标症独甚，即重用少阴之药，参观前后，心法自明。”

陈氏审症细心，辨证准确，施治灵活，经验老到。如陈氏在“辨救误上第九”中虽认为“初起咽燥无痰，七八日后，忽痰声滴摘，甚则喘促心烦”，是由于肺火炽盛，阴津枯涸，引水自救而为痰，提出“忌一切苦燥化痰药”，以免助燥有虚虚实实之虞。接着又指出：“初起即多痰涎挟有风火者，不在此例。”又如陈葆善对白喉症状的描述比较有特点。他认为与其他“喉间必红肿，甚则紫”的时疫喉病不同，白喉则喉间“独发白，或点或片或块，色如鸡脂，或发热后数日始见，或顷刻满喉”，服药后若白色转为微黄色者，是病将愈的表现。另外，还提出六种禁忌：忌升提并吐，忌温散发汗，忌大下亡津，忌刀针，忌病重药轻、忌苦寒助燥。此亦为经验之谈。

陈氏依照不同见症的分经诊断，分别临床用药。书中不仅记载有内服方药，而且还有外用方药及外用法。如陈氏虽然认为白喉“病属燥火无疑”，但又于“辨外治第十二”说：“白喉病手太阴本病未罢，始终不得用吹喉法。初起即红肿痰涎，间用吹喉，”“轻者以青黄散，重者以张氏雄黄解毒丸或白填鸭散。”甚至在病情危急情况下，急宜于红肿处，用刀针刺破局部，出恶血以杀其病势。

综上所述，陈葆善能从医疗实践中辨明前人各种观点中的是非曲直，还以本身临证治疗的丰富经验，提出了很多具有独到之处的见解，在前人论治白喉经验的基础上，推进了白喉的诊治水平。

【注释】

[1]《大公报》，1932年7月23日。(www.chuimin.cn)

[2]综观古代医著中“霍乱”的记述，其内容多指以挥霍撩乱、吐泻腹痛为主要症状的急性胃肠道疾病，包括现代医学认识中的急性胃肠炎、细菌性食物中毒，甚至肠梗阻之类的急腹症（干霍乱）等。中医对“霍乱”一病的病因、临床症状及证候分类、诊断、治疗等方面的认识，是相当完备的。但一般认为，清代中后期以前中医古籍中所说的“霍乱”，不是由霍乱弧菌引起的“有燎原滔天之势，有灭村屠城之惨”的流行性烈性霍乱。中医医家关于霍乱病名如霍乱转筋、吊脚疹、瘪螺疹、麻脚疹等，只是霍乱严重失水后所发生的症状，在其他有失水现象的疾病中，也可能发现此类症状。因此，把它们当作病名，是有一定局限性的。但是因其通俗易懂，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使用和流传也比较广。至于伏阴、脱疫等病名，则可能又与其不太通俗易懂有关，基本上没有流传开来。进入20世纪后，西医学借用了中医“霍乱”病名，用其指感受霍乱弧菌引起的，以骤起剧烈吐泻米泔水样物，并不腹痛，目眶凹陷，小腿转筋，甚至因厥脱而毙为特点的烈性传染病。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及越来越多的中医，逐渐接受西医学知识，“霍乱”这一古老的中医病名，被赋予新的含义，并被沿用至今，成为一种法定的烈性传染病病名。霍乱病名及内涵的变化过程，也是近代中医不断认识疫病并接受新知识的过程。

[3]W．E．Plummer，“Report　on　the　Health　of　Wenchow　for　the　Half－year　ended　30th　September 1902”，Medical　Reports　for　the　Year　ended　30th　September　1902，No．63－64，p．37．

[4]《疫死计数》，《大公报》，1902年8月31日。

[5]余新忠：《嘉道之际江南大疫的前前后后——基于近世社会变迁的考察》，《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

[6]许起：《霍乱燃墀说·自序》，第1页，《珍本医书集成·内科类》。

[7]明代吴又可目睹当时疫病流行死亡的惨状，“静心穷理”，创立“戾气”学说。在戾气学说中明确提出：“客邪贵乎早逐”，强调疫病重在预防的思想。

[8]王士雄：《随息居霍乱论》，见《中国医学大成》（第四册），卷上，第654、667～668页。

[9]杨林生、陈如桂、王五一、谭见安：《1840年以来我国鼠疫的时空分布规律》，《地理研究》，2000年9月第3期。

[10]李庆坪：《我国白喉考略·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7年，第97页。

[11]郑梅涧：《重楼玉钥》卷上，清道光戊戌年谦吉堂藏版。

[12]郑梅涧：《重楼玉钥》卷上，清道光戊戌年谦吉堂藏版。

[13]吴文清：《近代中医防治重大疫病史》，中国中医研究院博士论文，2002年，第108页。

[14]吴文清：《近代中医防治重大疫病史》，中国中医研究院博士论文，2002年，第108页。

[15]《申报》，1919年7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