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温州传染病研究：中医角度

温州地区关于瘟疫有着丰富的史料，与水旱灾害和其他灾害研究不同，瘟疫研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在于辨别某年某地盛行的流行病究竟是何种疾病。通过对近代温州历年各县志所记载的每一次疫病的类型进行辨别，可发现县志中所记载的“疫”只是某几种十分重要的急性传染病。如以县为单位，往往并不能真正了解疫病的流行次数和流行特征。尽管温州地区乡镇志资料对于该地区疫病史研究很有帮助，但这些资料只提供传染病形成流行病时的情况，我们并不能从中了解更多关于温州地区传染病在病种、流行过程中强度和广度上的变化情况。鸦片战争之后，外国医生在温州开设医院，对当地的传染病或流行病进行诊治和观察，留下了珍贵的文献报告。晚清报刊也为我们提供很多有关疫情的资料，结合近代温州的中医诊疗医案医书，这样既能更具体地了解温州地区的疫病，也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县志中所记载的“疫”，使我们能够更多地了解温州地区的瘟疫发生情况，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近代传染病流行与温州地域社会的应对和中医的发展。

从清代前期开始，有关温州瘟疫的记载在各种史志文献中频繁出现。如：

“顺治十六年（1659）夏秋，大疫。”（李璋等《康熙温州府志》）

“顺治十六年己亥春夏，瘟疫大行，人死过半。”（《滕有盛年谱》）

“嘉庆三年（1798）春夏，大疫。”（王棻等《光绪永嘉县志》）

“嘉庆十六年（1811）正月十二日夜，天火雷电，逾时乃止。二月二十四日五更，地震异常，春、夏瘟疫，又大旱。五月至八月河水稍通，田禾枯槁，岁大饥。次年谷价百斤一千二百文，人多采草充饥，甚有盗取初葬死孩而食，多有饿死者。”

“嘉庆二十五年八月，大疫，时患霍乱转筋之病，犯者顷刻死，哭泣之声，几遍里巷。”（陈申等《光绪乐清县志》）

“嘉庆二十五年庚辰，岁大饥，疫疠并作，饥民取山中石粉食之，皆胀懑死。”（《吴氏谱》、《祝之笔记》，吴、祝均平阳人）

“嘉庆二十五年八月，痧疫流染，朝发夕死，遭此厄者，十室七八，得生者十之一二，一门数日间有舆三四口者，啼哭之声，遍于里巷。”（洪守一《瓯乘拾遗》，洪瑞安人）

“道光元年（1821），大疫。”（《民国瑞安县志》）“道光十三年癸巳春夏，大疫。”（黄汉《瓯乘补》，黄永嘉人）

“道光十四年甲午，又大疫，无处无病人，死者甚多”、“闻永邑廿三都葵溪陈岙人说，本年夏秋间大疫，其中村落有死及半者。其村五里外有一村落，同族十七家只留一家。陈岙聚落百五十家，共丁五百，失二百”、“闻葵溪一客说，本年白钱纸所以稀少之故，由春间皆以笋当饭，兼之大疫，死者几半，其得生者亦无资本而歇业”、“本年春夏间，闻郡城双门一聚落共三十二家，死于疫者几尽，只剩三家。”（赵钧《过来语》，赵瑞安人）

“道光十四年甲午大饥，石米八千。春夏大疫，贫民乞丐死于饥疫者横塞道路，日以十百计，木棺既缺，以一棺殓二三尸，甚至以蒿草裹卷，凶惨形状不堪寓目，实为从来所未见”、“十六年中夏，大疫。”（《瓯乘补》）

“道光二十六年春夏，大疫”、“秋冬瘟痢流行”、“二十七年秋，飓风为灾，大疫。”（刘绍宽等《民国平阳县志》）

“咸丰四年甲寅（1854），现在疫气到处传染，大荒之岁，加以疾病，死丧累累”、“上半年瘟疫流行，近海村落为甚。钱桥、梅头二村，各失丁二千，上戴一村百七十丁，失去一百，鲍田、海安，失皆不少”、“温郡自旧秋水灾后，瘟疫流行，愚民惑于沾染之说，骨肉不相颜，枕藉以死者，在在有之。”（《过来语》）

“咸丰四年甲寅，大饥，秋大疫。”（《民国平阳县志》）“咸丰七年丁巳五月间，邑有痧症及疫痘，甚险。”（《过来语》）

“光绪四年戊庚（1878）六月，大疫”、“光绪二十八年壬庚夏秋，大疫。”（《民国平阳县志》）

“光绪二十八年（1902）夏，东欧霍乱大行，死亡接踵，率多寒热莫辨。”（陈虬《瘟疫霍乱问答》）

……

1932年，7月初，温州疫发，中旬疫炎大增，三天内疫死百余人。白累德等医院已“人满为患”。^[1]

……

近代浙江霍乱流行简表

续　表

从上述史实可知，明清以来温州瘟疫肆虐，而温州地区瘟疫的爆发城镇重于乡村。城乡之间不仅存在着人类生活方式的不同，而且存在着致病的环境差异。温州乡村人口密度低，流动人口少，生产和生活的空间集聚程度不高，相对而言，瘟疫较少，规模不大。城镇则正好相反，是瘟疫的多发地带。温州瘟疫分布重心与人口分布重心契合。瘟疫流行与人口密度直接相关。近代温州的瘟疫爆发多集中于城镇，这些城镇正是当时温州人口最多，人口流动性最强的城镇。自然疫源地多为瘟疫多发地区。作为对温州危害最深远的瘟疫，霍乱多经水传播。温州等地水网密布，在这些地区长期多频度地爆发瘟疫显然与其水源丰富的自然疫源地密切相关。自然灾害多发地往往是瘟疫多发区。自然灾害频仍，灾后饥民流离失所，环境严重恶化。据《温州市志》记载，在清朝267年间，温州发生重大风灾43次，旱灾11次，洪涝25次，冰雹11次，有感地震18次，虫灾6次。这些重大灾害之后导致瘟疫流行。当然最根本原因无疑是当时医疗水平和技术低下。

通过对县志及其相关文献疫情资料进行分析，相对于中国其他地区的疫病研究而言，温州地区具有文本示范意义。这一章选择对当时温州社会流行广、影响较大的几种传染病做案例分析，首先由于温州所包括的区域过大，不同年份的疫病极有可能在一地方行政区域之内的不同地方流行；尽可能选择史志记载详尽的疫病流行次数和病种进行研究，以探析近代温州地域社会应对传染病相关举措和中医的认识及其应对方法。本章就选择霍乱、鼠疫和白喉为例研究分析。

一、霍乱^[2]

温州府的东瓯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发生了霍乱，陈虬的《瘟疫霍乱问答》提要载：光绪二十八年夏，东瓯霍乱大行，死亡接踵，率多寒热莫辨。他用白头翁汤医治霍乱，颇具成效。同年在温州的平阳县发生了大疫，但对疫情记录较少。平阳县地处浙江东南沿海温州府治的西南一百三十里，与省城距离较近。该年平阳发生的瘟疫为霍乱，温州1902年的《海关医报》对此有记载：温州的霍乱疫情开始于七月，而平阳县此疫出现要在两三个月之前（即四五月份）。^[3]这份海关医报提到平阳县霍乱出现要远早于温州，但对于平阳霍乱的由来并未做出解释。报告称，此疫传播极为迅速，两周之内即已传遍全城。7月底死亡人数最多，8月至9月上半月日渐减少。本年夏季出现不同寻常的干旱少雨，因此所有的东西都干了，水也极度缺乏。9月15日夜天降大雨，河渠溢满。与之巧合的是，霍乱死亡人数亦随之陡升，并表现出了另一种流行方式，死亡人数也要大大多于第一次霍乱流行。到本报告撰写的日期——10月10日——霍乱又一次消逝。据估计，死于霍乱的全城人口大约在5　000～6　000，全府大约有至少30　000人罹难。可见温州霍乱疫情亦相当严重。据《大公报》记载，浙江8月底的疫死人数在16　300人左右^[4]。该区由于为大河大江下游宣泄处，河湾众多，同时人烟稠密，便利了霍乱的传播，体现出了霍乱的水性传播方式，使该地蒙受霍乱流行重创之灾。9月份的半年度海关医报对霍乱多有描述：在8月到9月上半月的极为干旱季节里，霍乱弧菌由于缺少赖以生存的环境，危害力曾一度减弱。但在9月15号大雨后又死灰复燃，表现出霍乱水型传播方式。从“另一种流行方式”可以看出，在干旱的季节里，霍乱应为不同于水型传播的另一种传播方式，推测为借陆路交通线进行的交往接触传播。

该医疗报告还记载了发生于此间的疟疾的相关情况：

当八九月间第一次霍乱流行势头慢慢减弱之时，疟疾在全府流行，那些以前因在山区而表现出对霍乱有一定免疫力的人们，也同平原地区的人们一样饱受疟疾之苦，其死亡人数亦非常多。

据此可知，霍乱流行有特定的条件要求，如山地的人则较少受其害，一方面由于山地人口一般较少，难于满足传染病流行的高人口密度条件，另一方面与外地联系较少，客观上阻隔了霍乱弧菌的传入，而山区水流通畅且不淤积，不利于病菌在此孳生。(www.chuimin.cn)

综上所述，温州府在1902年夏秋之际发生严重霍乱疫情，期间伴发疟疾，导致大量人口死亡。

瘟疫在给人类社会带来灾难的同时，也刺激和触动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在欧洲，霍乱流行发生后，不仅引起了医学界瘴气学派和接触传染学派的论争、新式卫生保健法的陆续出炉，还直接促成了英国新下水道系统的建立。而在18世纪前，霍乱只存在于印度。1949年以前，世界已历经六次霍乱大流行，使无数国家的人民深受其害。而每一次的霍乱世界大流行，都波及了我国。第六次世界大流行从1899年开始，到1923年消退，流行25年，是六次世界大流行中时间最长和最严重的一次，波及全印度、中国和菲律宾及欧洲等众多国家和地区。在嘉道之际南亚真霍乱传入之前，专门的论述并不很多，更没有专著问世。然而，在嘉道之际大疫之后，在真性霍乱反复流行的刺激下，不仅相关的论述在大量的医籍中涌现，而且出现了相当数量的专门论著。最早作出反应的是当时江南的温病学大家王士雄。道光十九年（1839），他刊行了我国第一部关于霍乱的专著——《霍乱论》，二十余年后，经过修订，同治元年（1862）于姑苏再梓，更名为《随息居霍乱论》。此后，相继出现比较重要的专著还有：徐子默《吊脚痞方论》（咸丰十年，1860）、江曲春《霍乱论》（光绪十四年，1888）、许起《霍乱燃犀说》（光绪十四年）、田宗汉《医寄伏阴论》（光绪十四年）、连文冲《霍乱审证举要》（光绪二十五年，1899）、姚训恭《霍乱新论》（光绪二十八年，1902）等。^[5]这些著作的撰成，无疑与当时霍乱的凶猛和不时流行有关，也是近代中医对瘟疫的反应和应对。比如，苏州许起自述其著述源起曰：

是症也，每于夏秋之间，甚则流人似疫，合境皆然，而莫甚于去年，往往有灭门之染。谓非暑、湿、热三气所酿，兼之医药之害，抑何至于斯极乎？余目击病霍乱，而疫者之丁附姜桂，服之无不含冤而毙。每一念及，辄为心痛。兹姑缕述钱仁之名论若干……^[6]

钱塘连文冲的撰书缘由则为：“目下霍乱盛行，同人悯之，鸡资为施药举……故不分寒热，胡乱施治，爱人之心，转为杀人之事……爰发秘籍，撷群书，猎普华而荟萃之……遂撰《霍乱审证举要》。”

中医学究竟是如何应对新疫病的出现的？霍乱刚刚出现时，社会一时出现手忙脚乱、不知所措的景象。不久之后，一些医家便纷纷开始积极探索这一疾病原理和疗法，近代中医医书和医案留下了不少对霍乱症状颇为准确的描述和防疫对策。从嘉庆季年到同治建元，不过40余年的时间，就是在这一段并不算太长的时间内，中医学人士已初步完成对真霍乱这一新疾病的医理和疗法的探索。不仅如此，霍乱还促进了一些新的卫生观念的形成。清人对瘟疫的认识基本是建立在吴有性的“戾气说”的基础上的，^[7]之后才有人开始将疫病的传染与水质的污染、蚊蝇的叮咬等直接加以联系。自真霍乱传入后，这样的认识便开始明确了，如王士雄就明确指出了环境污染与疫病的关系。他说：“今夏余避地来游，适霍乱、臭毒、番痞诸证盛行。而臭毒二字，切中此地病因。”并据此对居所环境和用水卫生提出了要求：

人烟稠密之区，疫病时行，以地气既热，秽气亦盛也。必湖池广而水清，井泉多而甘洌，可藉以消弭几分，否则必成燎原之势。故为民上及有心有力

之人，平日即宜留意。或疏浚河道，毋须积污，或广凿井泉，毋须饮浊，直可登民寿域，不仅默消疫病也。

当此流离播越之时，卜居最直审慎，住房不论大小，必要开爽通气，扫除洁净。设不得已而居市廛湫隘之区，亦可以人工斡旋几分，稍留余地，以为活路，毋使略无退步，甘于霉时受湿，署令受热，平日受秽，此人人可守之险也。

食井中每交夏令宜入白矾、雄黄之整块者，解水毒而辟蛇虺也。水缸内宜浸石菖蒲根、降香。^[8]

这些认识的提出可以完全归功于霍乱的刺激，对新疫病的认知和治疗的探索，以及由此引起的相关问题的观察和思考，这种近代中国的地域社会和医学文化资源都显现了相当的应变能力。这不仅刺激了中国传统医学卫生的发展，此外，也反映了近代中国地域社会本身所具有的活力，这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二、鼠疫

鼠疫，是由鼠疫杆菌（耶尔森菌）引起的自然疫源性疾病，也叫做黑死病。鼠作为重要传染源，人类主要是通过鼠蚤为媒介，经人的皮肤传入引起腺鼠疫，经呼吸道传入发生肺鼠疫。以起病急骤，高热，出血，臀核肿痛，或咯痰、咳血，甚至因厥脱而毙为特点的一种烈性传染病，至今仍在国家法定传染病名单上位列榜首。

鼠疫在中国古代文献中的确切记述较少，范行准先生在《中国医学史略》中指出《金匮要略》中的“阴阳毒”、宋末周密在《齐东野语》中记述的“喉闭”、杨氏《拯济方》中描述的“时疫吃胳”、程山禽《医按》和吴又可《瘟疫论》中的“虾蟆瘟”、“瓜瓤瘟”等名称，都极似鼠疫或兼有鼠疫的疾病特征。清代乾隆年间，赵州师道南作《鼠死行》，开始认识到此种疫病的发生与死鼠有关。该文详细描绘了鼠疫流行时人民死亡枕藉的惨状。后人对这些记述大都缺乏更详细的证据，只能流于猜测。直到同治初年云南鼠疫流行，《俞曲园笔记》中记载了这次“大疫”流行时的情形，但仍无相应的病名。1891年，吴宣崇的《治鼠疫法》印行，即近代第一本鼠疫专著。该书书名即将“鼠疫”命名其中，其书中称：“鼠疫者，疫将作则鼠先死。人感疫气，辄起痕疡，缓者三五日死，急者顷刻。”吴氏根据疫病流行时总有大批鼠先死的现象，非常明确地将此种疫病定名为鼠疫。

《治鼠疫法》一书，对此后的鼠疫类著作影响很大。1897年广东罗芝园对其进行增删，作《鼠疫汇编》；1902年福建郑肖岩又在前两书基础上进行批注，增添验案，成《鼠疫约编》；1910年上海发现鼠疫病情，名医余伯陶又在罗书、郑书基础上作《鼠疫抉微》。1911年由郁闻尧、丁仲枯、杨心梅编订的《鼠疫良方汇编》，其中许多内容也多来自前三种鼠疫著作。而对于确立鼠疫病名，几位著者意见大多一致。民国名医冉雪峰在其《温病鼠疫问题解决合编》一书中，认为鼠疫病名的确立，是中西汇通的结果。两千多年前《黄帝内经》中有鼠瘘的记载。《灵枢·寒热第七十》篇：“黄帝问于岐伯曰：寒热痕疡在于颈腋之间者，皆何气使生？岐伯曰：此皆鼠瘘寒热之毒气也，留于脉而不去者也。”冉氏据此关于鼠瘘的描述，认为其具有鼠疫的特征，曰：“不知发于肾脏之水毒者，为鼠瘘，无论为寒为热，统以鼠瘘名之；毒重而成为一种传染性者，为鼠疫。亦无论为寒为热，为闭为开，为气分为血分，统以鼠疫名之。”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世界第三次鼠疫大流行期间，又有吉、黑、陕、浙、赣、湘、沪等七省市陆续发生鼠疫。1900到1949年，全国鼠疫流行达最高峰期，共有20个省市501个县、旗流行鼠疫，发病人数达115万人，死亡102万人。^[9]

鼠疫病情指标的分省统计

续　表

自1840年至1949年近代中国百余年中，在这片大地上鼠疫频频爆发，祸害连连，给社会和老百姓带来了深重灾难。在与鼠疫作斗争的过程中，近代中医积极进取，吸收新知，在对鼠疫的病名、病因病机、诊断、治疗等的认识方面，均取得一定成绩。就鼠疫的防治而言，这是近代中医应对疫病史中很重要的一环。

综合图表所示，表明在我国鼠疫流行分为南、北两大区域，南方的广东、云南、福建、广西、海南等省区为中国历史上成片的鼠疫病情严重区，北方的吉林、内蒙古、陕西病情亦较严重，而浙江主要在浙南比较严重，温州也是受瘟疫侵扰重灾区。温州地区的应对比较其他地区要好很多，从死亡率来看，是最低的。

实发病年数分级示意图

注：上述两张图表摘自李海蓉，杨林生，王五一，谭见安：《150年来中国鼠疫的医学地理评估》，载《地理科学进展》2001年3月第1期。

三、白喉

白喉，是由白喉杆菌引起的，以发热，咽痛，咽、喉、鼻等处出现白色假膜不易剥脱为特点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该病在清代以前的文献记录较少，关于疫病的起源，有学者认为是清代门户开放白喉从境外传入，加之外国侵略者数度入侵及外国商船的频繁来埠，疾病多由沿海地区发起、渐次向内地蔓延而成。李庆坪曾对白喉流行状况做过研究，其结论是“每次相隔都是七八年左右”的流行周期。^[10]18世纪以前，白喉在我国医书未见明确记载，喉证中曾有“喉痹”、“马喉痹”等症状描述，但多语焉不详，并未明确谈及“传染”二字。18世纪下半叶，白喉开始在我国零星出现，医学文献始见相关文字。而中医防治白喉的丰富经验和诊疗方法的逐步完善则主要是在近代形成的。1795年郑梅涧在《重楼玉钥》中有一段关于“白缠喉”的论述，这段文字可说是我国白喉确切记载的第一声。其曰：“喉间起白如腐一症，其害甚速……小儿尤甚，且多传染，一经误治，遂至不救……”。^[11]郑氏寥寥数语把白喉的主症、流行性、传染性、易感人群、预后一一涉及。同时，指出白喉在中国初始流行的年代，大约在18世纪70年代前后，其曰：“乾隆四十年前无是症，即有亦少。自二十年来患此者甚多……按白腐一证，即所谓白缠喉是也。”^[12]大约在1880年前后，近代早期的中医已基本统一了白喉的病名。

进入20世纪后，由于大量医学报刊杂志的出现和西方医学在中国广泛传播，白喉流行情况的记载也相对详细。此病道光中叶盛行于江浙，“咸丰六年，此症南北大行”。1879年黄炳乾刊行《时疫白喉捷要白喉全生集合编》，称白喉一病，“道光中叶，始于江浙，迄乎荆湘黔滇间，发作无时，传染甚速，巷陌街衢死者踵相接，惟时西北诸郡邑无有焉。迩来疫气流行，与时变迁，秦陇地方亦丁其厄……”可见，此时全国大部分地区多已流行过此病。

在近代早期的中医众多描述白喉病的病名中，有白缠喉风、走马喉疮、白喉风。进入20世纪后，一些早期的白喉病名如白腐、白缠喉、时疫白喉咙等，仍可散见于一些医著中，但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入，“白喉”病名的应用更加广泛。近代早期的中医从众多描述白喉病的病名中，统一使用“白喉”病名；到近代中后期中医融会新知认识白喉病名，经历了一个由博返约、日渐丰富和完善的过程。白喉病名的统一，也是近代中医在认识传染病病名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成果。^[13]

近代中医对白喉病因病机的论述，早期医家宗郑宏纲学说者较多，认为白喉之发，多系肺肾阴虚感受燥邪所致；进入20世纪后，部分中医在坚持中医病因病机学说基础上，逐渐将西医的细菌致病学说内容，引入相关的著作中来。郑宏纲父子认为白喉病因是肺肾阴虚感染燥邪的观点，在近代仍被许多医家继续沿用。宗郑氏父子病因说并将其进一步完善的，是《白喉条辨》一书作者陈葆善。其学术思想下文详述。

郑氏制定了“养阴清肺汤”，确立治疗白喉的基本法则。其方剂组成为：生地、麦冬、生甘草、玄参、知母、丹皮、薄荷、炒白芍。“经治之法，不外肺肾，总要养阴清肺，兼辛凉而散为主。”^[14]“养阴清肺”，这一原则始终被后世医家奉为圭臬，但治疗白喉的丰富经验还是后代医家逐渐积累起来的。18世纪我国交通尚不甚发达，彼此隔绝，故传染病流行较为局限缓慢，又经过半个世纪，白喉病开始在

我国广泛流行与传播，人们才对白喉有了深刻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