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温州中医院研究-近代温州中医之研究

一、中医院的合法性之争

晚清末造，人们对西式医院于社会的意义，开始有了相当的认识。1895年有人在《申报》刊文指出：“医院之设有六利也：有易于沾染之症病者住院，家人可免再病，一利也；住院之后，俾医者朝夕施治，体察病情，易于奏效，二利也；贫者省延医服药之费，能安心住院，三利也；且起居较便于家，房屋较于家为洁，病者所宜，四利也；家人不致忙乱，仍可营生，病者得以静养，五利也；如疯人及诸恶病，另设别院，俾皆得所愈，则固妙否，亦可终其天年，六利也。”^[20]时代在发展，在众多事实面前，中医也认识到单纯以门诊和出诊方式不足以应对病人和社会的需求，开始积极创办中医医院。在我国，最早设立中医院建议来自当时的殖民地香港。

1872年，香港创立了东华医院，该医院以中医为主，除医疗外，还有其他社会职能。同年澳门成立的镜湖医院、1899年成立的广州城西方便所（即后来的城西方便医院）与此类似，是综合性的慈善机构，但设有留医病房，并有医生巡视。20世纪初期，内地开始出现了一些公立性的医院。山东于1900年设官立中西医院，分设中西两部。1904年天津在北洋医学堂下设天津官医院，以西医为主。清末新政后，1906年和1908年北京先后开设了内城官医院和外城官医院，成为最重要的官立医院。在医疗方面中西并设，初期西医医生较少，以中医医疗服务为主，一度在人们心目中是一所官立中医院。此时的官办医院对中西医一视同仁，但是还没有规范的医院管理制度。

民国成立后，西医得到了很大发展，相反中医却受到了歧视。在教育方面，北洋政府时期公布的《学校系统令》，只列有西医学西药学，根本没有提及中医中药。当时激起中医界的强烈抗议，以神州医药总会为首组织的“医药救亡请愿团”，向政府递交的请愿书中，其中一项就是“开设医院以资实验”，希望“中西并重，比较成绩，得失相衡。使优者获交换之益，劣者兴奋勉之思，以求医学之进化”。^[21]虽然请愿无果，但社会与医药团体一直在努力兴办中医学校。为求得到政府立案，他们尽量依照政府学校规程中对西医学校的要求来设置，而规程中关于学校应附设医院一条，促使中医也把设立医院作为申请条件之一。1915年，上海丁甘仁首先筹设上海中医学校，其上书请求立案的文书中提出：“学校附近，尤当设立医院，聘中医数人为医员，俾学生实地观摩，以资造就，兼聘华人之精于西医者一人，凡遇病之可用西法者，以西法治之，学生可以兼通解剖，而补中医之不足。”^[22]学校得到批文成立，后中医学校申请立案的文件中，多数都把设立医院列入计划之中。随之各地又呼吁设立公立中医院，1935年中央国医馆焦易堂等发起建设首都国医院。目的也是希望摈弃自矜心得，各分派系，以便增进效能。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医院的创办给中医临床学术进步提供了新阵地。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废止中医中药”议案，引起全国中医药界强烈抗议。4月，国民政府卫生部公布了《管理医院规则》，规定“凡以治疗为目的设置病床收容病人者为医院”，^[23]要求所有医院呈报登记，另对医院设置传染病室者作了具体规定。当时上海、浙江均提出中医医院可否注册的问题，卫生部答复说：“《医院管理规则》系专指医师设立之医院，并不包括中医医院在内。按中医向来习惯及治疗方法，既无设立医院之先例，亦无设立医院之必要，该省如有特殊情形，设有中医医院者，即斟酌地方情形，拟定单行章程，呈候核定，暂资管理可也。”^[24]依据《医院管理规则》的精神，管理权限下放地方。据此上海市制定了《管理中医院暂行规则及注册规则》，在文件向上呈报时，把卫生部《医院管理规则》中的“医院”二字改为“医室”，并增添“消毒方法应遵照该管卫生官署所规定者施行之”一语。^[25]这一变通做法激起全国中医药团体的抗议。最后卫生部声称：“中医不能称医院之原因，因中医习惯向只诊脉开方，如管理医院规则第12条至第15条之消毒方法、第18条之使用大手术、第19条之尸体解剖，在西医为必具之技能，在中医则皆非所素习。若必袭用同一名主义，则《管理规则》中之各规定，执行则枘凿不相容，不执行则全等于虚设，非特管理上深感困难，且恐有危险之发生。因设立医院之目的，在病人之集中，若聚集数千百病人于一院而管理医院者又无消毒之知识，一遇急性传染病发生时，危险实不可以言状，故有改定名称之令。非如原呈所称医院改为医室即含降低名义之意……如果现在之公立中医院具有相当规模，且系稍解消毒隔离之大意者，亦可准其称为某某公立中医院，以资区别。”^[26]卫生部认为中医不符合近现代医院的条件，不准中医称“医院”。针对这个解释，中医界开始努力添置相关设备，实施消毒、隔离等制度，以期获得立案承认。其实，这些条文的确标明了近代医院制度的核心，就是要求在医院里必须做到卫生洁净，防止交叉感染。这些卫生消毒观念和技术并非中医素来所有，限制中医不是完全没有道理。1933年，广东中医院建成，设有完备的传染病室、手术室、器械室、消毒室、病房等，该院“特别辟传染病室，空气流通，光线充足，与普通病室完全隔离，又有消毒室，采用最新式之消毒仪器，以供消毒之用”。^[27]在中医院规范发展的事实面前，加之中央国医馆的努力，到1938年，国民政府正式行文允许中医称为“医院”，可以援引《医院管理规则》进行管理。医院形制诞生于西方，它是以被近现代科学武装起来的西方医学为基础的。中医尽管也有预防疾病的观念，但传统“气”理论下的病邪学说，只能提供宏观的卫生原则，近距离、可监控的消毒预防办法不如西医有效。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代中医医院设立消毒、检验部门并不仅仅是出于应付立案的需要，也是接受新知，促进医院发展的需要。

二、从利济医院到普安施医施药局

陈虬与陈介石、陈葆善等人创办利济学堂，同时创办利济医院，利济医院为温州首所具有相当规模和较高水平的中医医院。1895年秋，利济医院在温州城区小高桥设分医院，同时设分院学堂于城区周宅祠巷。陈虬在设立医院伊始，特请孙衣言为之书题“利济医院”匾额。^[28]利济医院“历办一十七年，两院亏折甚巨。通盘筹算，微特院董垫款五千余元无归，即报馆各股除已付外，尚二千余元，郡院亦无款可抵”，^[29]“历办十有余岁，亏折凡六千金，学报、医校于是停办。未几，……不特郡城医院岌岌欲坠，而瑞安原有之院亦相形无起色，以至于今”，^[30]经济困窘，入不敷出，无力继续运作而最终倒闭。分析其经济运作，除院董股金外，收入主要有三：一是社会捐款，二是诊病医润，三是生徒学费。但陈虬似乎一心只顾社会效益，从未想到开源：“从无妄取捐润，以医为市，致妨利济本旨”；“在院满十年者视所入医资多少，不足三十六千，则院中代为补足其数”，还可以“减润出诊”，生徒则“所得医润各如所入给还”；^[31]“学徒入院，岁计院中开费，如教习薪水、房租、伙食等项，每徒约共费银洋三十六元，院中仅收十二元，每徒须垫给银洋二十四元”。^[32]此外，陈虬还发行瑞安利济医院股份票，即使这样也没有挽救利济医院的倒闭。从这个创办到倒闭的过程来看，陈虬的确具有浓郁小农色彩的平均主义经济思想，同时还有“君子喻于义”的传统思维方式，最终导致医院、医学堂在经济上破产。^[33]

利济医院倒闭十多年后的1923年，工商界开明人士蔡冠夫等人，创办“永嘉普安施医施药局”，即温州市中医院前身。蔡冠夫（1884～1970），字良桢，温州市区人。幼年丧父，家境清寒，14岁到仁大南北货行当学徒，师满留店。1915年，蔡氏开设裕顺生号于西门，经营南北货拆兑，至1937年收歇。其后至解放战争时期，蔡氏曾担任温州糖业公司、统办公司暨谦泰、大陆等企业经理。1924～1938年担任温州南北货业同业会会长、主席；1931～1934年担任温州商会主席。解放后，蔡氏曾担任社会救济事业委员会委员。1957年被选为市人民代表并连选连任。

普安局的筹备费用，首先由发起人蔡冠夫等五人各自解囊捐助，共计银元640元。开办时基金及经费都赖向社会募捐。本着“专以施医施药救济贫病者”为宗旨，发起募办“普安”于永嘉府城殿巷。蔡冠夫等先租定府城殿巷（今广场路）黄家三间房屋一座为局址，次年规模初具，立即开诊。局内常驻医师四人，杂工三人，此外管理及财会人员皆为义务兼职。诊病给药，一律不收费。《募办永嘉普安施医施药局初创缘起》载：“同人等有鉴于此，因思一救济之法：创设医药局一所，聘请医士，内设药局，凡遇贫而病者，无论就诊、出诊、施医给药，不取分文，每号仅取号金铜币五枚。但经费浩繁，深愿大慈善家，解囊慨助，踊跃捐输”，倡议一出，深得社会各界人士支持。其募捐方式，分常年捐（固定捐）和特别捐（一次性捐助）两种。常年捐是每年固定捐助；特别捐是一次性捐助。所捐助的主要是现金；其他有房屋、地基、田地、药物等。随后各科渐增，中西医结合，疗效显著，声誉日隆。开诊之初，每日挂号病员仅几十人，后越来越多，最多时竟达五百余人。三年之后，原址已不够应用，而基金有限，1928年便以慈善组织“永善福”名义，另行筹集资金一万零五百元，在扬名坊购地建房两进，八个月即告竣（解放后为市老干部局离休干部活动中心“长青园”）。自此规模扩充，医疗科目增添，常驻医师增至14人，职工增至13人，除董事及经济股人员为义务职外，其他员工都只拿一份低工资。农村贫民远道赶来求医，无不称便感德。至1952年“普安施医施药局”结束其历史使命时，28年中，就诊者达120万之众。此外，该局尚有“众业”收入，例如晏公殿巷水龙社——永宁社，原系地方消防事业，后来亦划归普安局管理。收入除开支外，余数统充该局经费。该局由于施医施药成绩显著，深得社会人士赞助，至1924年全年募捐收入即达一万元之巨。自1924年至1934年10年间，办局总计捐款银元达73　700余块，1947年捐法币42　548．217　6万元，1948年捐金圆券达79　900余元。凡认捐资金100元以上者，发给纪念章以扬仁风。

普安局自创办以来，经费从不接受官方补贴。1932年永嘉县长张感尘，曾表示拟拨一笔专款援助普安局，但该局诸董事认为“有官一分钱，事事听官管”，故坚决拒绝政府资助，自行设法采取多种渠道筹集资金。该局募捐对象大都是工商业户以及有钱阶级，事先做好全面摸底工作，哪户有钱，谁人开明，心中有数。先从市区着手，以后推至平阳、瑞安、乐清、青田、丽水、龙泉等县以及宁波、上海、天津、江苏、福建诸省市。劝募方式每年一次，由该局各董事分头登门劝募，一次性认助，隔时取款，但不超越年度。自愿乐助的人，亦有不愿公开姓名而使用隐名或称“无姓氏”。该局为了防止套用之弊，规定经募人，必须注明介绍人姓名，以便登记核对。该局收入的现金除及时购进药物外，余款分存市区各钱庄，钱庄照顾慈善事业，利率高于一般存款。

组织制度

“普安”采用董事制的组织形式，凡认助常年经费及临时捐助巨款或热心代募功绩较著者为董事。曾设董事30名，其中常务董事五人，互推一人为董事长。当选董事的条件：一、必须是常年捐助户；二、本人在经济上有收入，在社会上有一定号召力。年选举一次，连选得连任。曾任常务董事的有蔡冠夫、陶履臣、陈子明、汪仲笙、李志竞、林桂生等，蔡冠夫任董事长。董事会下设经济股（主任陶仲华）、医务股（主任胡润之）与药房，推选年高望重者为主任。及监察、文牍、会计庶务、审计、交际等多人。“普安”初建时，常驻医务人员四人，后增至十二人；临时义务专科医生九人，后增至二十六人。发药部办事员初创时四人，后增至十余人。职员由董事中推选，任期一年，连选连任。医生须由董事会议表决通过，函聘精通医学、经验丰富者担任。凡董事均系名誉职位，不支薪水。医生每月薪金仅可购一听炼乳。职员在担任两年以上者，由局制给纪念章，凡医生任义务两年以上者，则呈“行政官厅”酌给奖章以示鼓励。职员须常驻办事，每届年终，将全年门诊人数及其成绩等报告董事会。

医务科室设置，除内、外、妇、幼科外，还有伤骨科、疔疡科、蛇伤科、眼科、喉科、针灸科、痔瘘科等。后来医事日兴，病员大增，曾聘请城内有关医院、诊所代诊，病员一切费用，均归“普安”结算。当时特约医院有白累德医院（今温州二医前身）、董若望医院（今温州三医前身）、蔡玉辉助产院（在今广场路）。该局医师分为常驻医师、义务医师、特约医师三种。常驻医师每日按规定时间上下班，拿一份生活津贴。先后任常驻医师的有：薛立夫、张玉生、郑平州、潘棣辉、朱洛生、郑叔伦、邱菊初、郑友陶、朱凤丹、熊渭卿、谷蓉芳、方鼎如、叶少庭、林伯龙、林栖泉、周介甫、陈葆三、吕汉光、陈一之、徐堇侯、夏紫庭、谷振声、郑仰之、麻志远、陆芷青、吴国栋、周介生、李铸忠、任侠民等。“普安”就诊规定：门诊出诊号额如满，逾限不收，但重病和来自远道者，则临时变通。就诊者均照次序换签，不得任意争先。遇有重病者，发给紧急签提前诊视。朔望停诊，但门诊出诊确系重症求治者例外。乞丐及赤贫者，其号金免收。诊治室规定，医生必须准时到局开诊，不得迟缓。夏秋天时炎热，为照顾患者就诊方便，上午提早一小时开诊，出诊号额已满，由挂号员午前报告医生，以便分配区域，下午出诊。候诊室规定：“求诊者就诊时，须将病因及近日变症，详告医生。求诊者服药三四帖后，仍未见效者，声明病症，予以更医，以免延误；复诊须带原方，俾易查治。”诊治室规定：“正方及方笺存根，须填病人姓名、年龄、住址，以便查考，至病状、药剂亦须逐条填写，加盖图章，以昭慎重。凡患病之人请求复诊，须检阅前方，查阅服药后形状，拟给方笺，须注明再诊、三诊等字样，以便注意前后病症，增减药味，庶得效验。如有重难病症，一时难以奏效，或须用贵重药品者，各医员当互相诊察，详加治疗，期收实效。”规定还指出：“隔日不来请诊者，当由原医生留意，嘱局派人调查，询明服药后病状，倘无效或加剧，由局换医或会诊，以期奏效。”为了保证药材饮片、丸、散、膏、丹的质量，防止“假、冒、劣”药进出，发药部除了规定购药时“不得重于装饰以艳外观而进。进存之货，每日由掌管人员检验一番，次由伙友随时巡阅，遇有潮湿，促令晒焙，庶免遭坏。处方须加核对，交给病家带去”。强调“本局之设，原为救济生命起见，按方配药，当炒则炒，应炙则炙，其药料分量而药味核对，均不得苟减草率从事，免致错误”。

该局有关重大事宜，常由董事会议集体研究决定。凡收入账项，为了取信于人，年终先由经济股作出决算，经各董事了解情况后，再经业务会计师汪惺时审查后公布。

普安局初办时，挂号费每人收铜元五枚，以后改收纸币五分，抗战时期因币值低落，该局每日挂号都有限额，如遇重病或急病者，可不受挂号限额和时间限制，随到随诊。凡赤贫病员（包括乞丐）不收挂号费，但须先向财务处登记，领取凭证。对病家要求出诊者也有规定，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一、行走不便的重病者及产妇，二、要自付医师车费。车费分城内外两种，城外要多付五分钱，如果确无力付车费，则完全免收，挂号诊病一切都有制度订定。

业务与服务

普安局的业务范围很广，并不局限于为贫病者提供医疗服务。其他的举措还有：

一是建立鲜药圃。普安局为了配方便利，提高疗效，特在局旁西首购地数亩，建立鲜药圃，种植各种鲜药。

二是开办中医图书馆。当时中医师认为医书为枕中物，一般不愿公开借阅。中医经典，浩如烟海，都要潜心揣摩，铭于心坎。普安局为提高医师业务水平，特拨款购置大批医书，并有珍本，如《黄帝内经》、《金匮要略》、《仲景伤寒论》，以及其他各家著作等，成立中医图书馆，同时动员全体医师交流学习心得，互相参阅研究。

三是协助有关困难单位解决医疗问题。温州救济院（现儿童福利院前身）、乞丐收容所、养老院等慈善团体，对所收容的孤苦老幼或残疾人，仅供应膳宿，并无医疗。被收容人一旦发生疾病，无处就医，殊为苦痛。普安局目睹此情，不顾本身经费支绌，自愿承担起这些单位的医疗任务。

四是修编中药丸散膏丹簿。中医丸散膏丹簿是中药房配制丸药的依据，全国一致。根据处方规定，历代相传。但时久境迁，互相传抄，难免差错。温州从清咸同年间修编后，未再整理。该局有鉴于此，特邀请名医师协同药业人员加以修编，使本市丸散膏丹的用料配制得到统一。至今温州使用的中药丸散膏丹簿，还以普安局的修订本为准。

五是协助举办妇孺收容所。1930年，乐清发生秋旱，农田龟裂，颗粒无收。农民纷纷携眷离乡，外出求食，大多数人来到市区，露宿街头。普安局董事会连夜召开董事紧急会议，呼吁有关部门速予救济。在该局倡议下，慈善社团“协济善堂”相互合作，成立了“协赈会”，向工商界劝募经费，在市区设立四个妇孺收容所，地点分广场路、南门山前街、丁字桥巷、应道观巷诸处，总共收容一千二百余人。其中大都是妇孺儿童，也有少数年老体弱的男人，历时七个多月。

“普安”从1923年秋开始筹备，1924年4月开诊。据温州市卫生志记载，1952年，温州市卫生局接管普安施医施药局并于1955年将其改名为温州市中医门诊部，聘白仲英医师为主任。1956年（注：当为1958年10月）又改办为温州市中医院，在“普安”存在的二十八年中（注：实际存在三十一年），接受施医施药病员达120多万人次，所支经费在50万以上。

医者仁心，以医技普济众生，所以中医自古有“悬壶济世”之说。而民国时期的温州人，更是将此仁心发扬到了极致。今天，回顾温州医药史上这段感天动地的慈善义举，仍然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讲究医德，方便病人，诚心诚意为病家服务，是“普安局”创办的宗旨。因此，“普安局”从1923年筹办到1924年开诊，直至1952年由政府接办为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共历28载，施诊120万病员，服务效果显著，受到了社会的赞扬。

附录1：永嘉中医公会会员录

民国二十八年（1939）刊行的《永嘉中医公会会员录》一册。“会员录”为永嘉县中医公会整理会办事处所编，共十一页，铅印。内页有整理员同启；民国二十五年一月国民政府明令公布的中医条例；民国二十六年五月修正公布的中医审查规则；永嘉县中医公会会员录和永嘉县中医公会章程等。“会员录”内有方鼎如、池仲霖、沙骥夫、邱菊初、南宗景、陆幹夫、徐堇侯、杨伯畴、潘澄濂、郑友陶等温州名中医共一百五十人，分别记载科别、姓名、性别、年龄、籍贯和住址等。现辑录同启如下：

永嘉中医公会之成立，始于民国二十年，届今九载，凡会员三百五十九人前奉。

省县当道，令饬整理，而以不佞等任其责，兹已登记完竣，给发证书，凡新旧会员一百五十人呈报备案。不佞等乃僭发一言，以告诸同志，曰中医公会之设，乃学术与职业团体之机关，关系极为慎重。闻泰东西各国诸学会之设，如声光化电，各种学术皆积月研究，岁有书报，举国播衍，互相印证。故艺术之兴，蒸蒸日上，文明启辟，冠绝环球。国医在近日衰替已甚，风雨漂摇，不绝如线。兹永嘉中医公会既有整理之举，则此后来日方长，我同志诸君务宜集群研究，出其心得或怀疑者登之书报，以质海内诸医会，俾得灌输知识，庶使瓯海医学日益光大，得与通都大邑相颉颃，硕学名医相质证，以振五千年祖国之医统，而炎黄岐雷之绪论，因之重昌弗坠，则其造福于亿万苍黎，非浅鲜矣，此则当道，兢兢整理之盛心也。不佞等学疏才拙，谨就管见所及，推阐论之，未识诸同志以为知言否耶。

永嘉县中医公会整理员池仲霖、陆幹夫、沙骥夫、白文俊、李兰生同启

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附录2：普安名医小传

方鼎如（1881～1972），字邦彝，温州市区人，原籍浙江平阳。温州名中医。受业于清末浙南医界之名宿徐润之先生。早年移居温州城区朔门，年二十，即悬壶温州。平生擅长于内科、妇科，深谙脉理，经验积累甚为丰富，晚年则偏重妇科。20世纪20至40年代受聘于“永嘉普安施医施药局”任义务及常驻医师。

1932年，温州药界同业发起编写《修正丸散膏丹配制法全集》，方鼎如与薛立夫、白仲英、李伯琦、邱菊初、金慎之等“普安局”名医一起为校正者；解放后，方氏在温州市区朔门万岁里开设诊所，虽年已七旬，仍勤学不倦，诊务繁忙；年逾九旬，尚鹤发童颜，墨守诊室，远道求治者，随到随诊，深为病家敬仰。1962年，被定为省级名老中医；1963年，被定为温州十大名老中医。曾参加《松龄医铎》一书的编著工作。1984年，“方鼎如妇科临床经验简介”在省卫生厅《医林荟萃》（第十辑）中刊载；《温州词典》曾载录其生平简介。

徐堇侯（1895～1979），1895年11月26日出生于乐清城关徐宅巷一个著名乡绅家庭。他幼承家学，1910年毕业于乐清县立小学，中学就读于旧制省立第十中学（今温州中学），18岁师从当地中医师刘之屏习医及文学。后又从汪香禅学画，随叶墨卿治金石，从刘绍宽、朱鹏、陈介石习文史词赋，从蔡旅平学三弦。1926年迁居温州后，堇侯先生仍坚持自学中医，又师事池仲霖、杨伯畴等名医，后至沪请益过陆渊雷先生。1946年受聘于永嘉普安施医施药局任常驻医师；1951年9月，辞去“普安局”常驻医师职务，转赴上海大中国图书局任绘画编辑；1955年进入温州第一医院（今温医附属一医）任中医师，直至退休。

徐堇侯先生不仅医术精湛，悬壶济世，被评为温州十大名中医之一，同时还广学博览，诗词曲赋皆能，与夏承焘、梅冷生、吴鹭山、苏渊雷等名家为至交，有“东瓯才子”之誉。先生的人品德行第一，溢而为诗，为医术，为书画。可谓永嘉画派的传承者和开来者，并成为近现代温州文人画的代表人物。当代温州籍著名书画家刘旦宅、谢振瓯、吴绶镐、张如元等都出其门下。

郑友陶，原名国康，字全臣，号益园，浙江永嘉人。清光绪二十年（1894），郑氏出生于永嘉县昆阳乡郑山村，其祖上为世代耕读之家，并以岐黄济世，愈人疾苦于乡间。郑氏幼承家学，时能赋诗作对，对历法、医术造诣尤深。至成年，郑氏就读于英国传教士苏慧廉在温州所创办的教会学校“艺文学堂”并肄业，能通晓英、日、德等国文字及梵文。

20世纪20年代初，郑氏迁居温州城区信河街倪衙巷益园，此间又拜海派名医恽铁樵先生为师。民国十一年（1922），浙江省永嘉县警察局根据郑氏呈请，发给其行医执照；1924年，温州工商界开明绅士蔡冠夫、陶履臣、陈子明等人募办慈善机构“永嘉普安施医施药局”，此时郑友陶医名渐隆，旋即受聘于“普安局”任常驻医师；郑友陶给患者诊病时，常先以医哲之理于患者，其后再予以开方。当时永嘉诗人陈继严经郑氏诊治病愈后，敬赠一个黄铜墨盒，上面镌刻着他对友陶大医士的谢意和评语：“能以诗人的感觉，探究病源，自然是知人所不知，治人所不治了”。“文革”之后，其隐居在乐清城北的三子家中，潜心钻研佛学，每日精勤打坐、诵经，安度他的极乐世界，正如以其悟道的心语所说“卅年不作医门话，偷取莲宗独养真”。1932年，温州药界同业发起编写《修正丸散膏丹配制法全集》，郑友陶与陆幹夫、张玉生、郑平州、刘玉如、潘棣辉等“普安局”名医为校正者，郑友陶并为之题词：“唯精唯一”。

薛立夫（1882～1964），温州市人。擅长中医妇科杂症，尤以经、带、不孕不育见长，在温州地区有较大的影响。亦为1917年温州市民免费接种牛痘疫苗第一人。20世纪二三十年代被聘为“永嘉普安施医施药局”常驻医师。解放后，与潘澄濂、陆幹夫、沙骥夫、许国华等人创办大康联合诊所。薛定华为薛立夫之子，抗战时期的热血青年。他与汪起霞、葛林宗一起主持举办青年救护训练班，分教医疗救护知识与技术操作，结业后成立救护队；20世纪30年代，上海《现代中医》举行第六次征文“中医药前途之预测”，薛定华在期刊上发表《中医药并非无望》的文章，这是在当时中西医论争背景下，中医界人士心路历程的真实写照，也是温州近代中医思想发展史的文献资料。解放后，薛定华任乐清人民医院中医师。

附录3：金慎之与桂枝尖

温州民间还流传着一个金慎之先生走麦城的故事。当年这件事弄得满城风雨，人人皆知，金慎之先生也被搞得土头灰脸。据说金慎之先生喜好章草，开起方子来龙飞凤舞。抗战初期初冬的一个深夜，一个中年妇女外感风寒，高烧不退，请金慎之诊治以后，处方送到三益堂中药店里配药。方子中有桂枝尖一钱，但是由于笔画潦草难认，司药的把“尖”字误认为“六”字，就给病家六钱的桂枝。病家将药熬汤喝下后，病情未能受到有效控制，后来不幸去世。病家受人怂恿以后认为死亡的原因不是疾病发生逆转，而是桂枝超量所造成医疗事故，为此围住三益堂中药店不肯罢休，要其偿还人命。三益堂惧怕事情闹大，店主不敢开门营业。病家向法院起诉，后由商会会长出面调停，三益堂负责全部丧葬费用和一笔抚恤金，方告平息。有人给死者送了一副挽联：“慎之不慎，三益不益，只因一字糊涂，竟致捐生怨小妇；砒石活人，防风杀命，休问六钱错误，倘能起死即名医。”死者出殡时，做成两个大字牌，上面用粗黑的墨字写上“慎之不慎”与“三益不益”八个大字，分左右走在队伍的前头。金慎之先生因此受到极大的羞辱与打击。

这个所谓的医疗事故，给金慎之先生的声誉造成了负面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给经方医学在温州地区的拓展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其实六钱的桂枝根本不会造成什么医疗事故。《伤寒论》桂枝汤中的桂枝是三两，相当于现代的一两半左右，六钱仅仅是它的五分之二。即使是用最低量的换算标准来说，也有三钱，六钱仅仅是它一倍，完全符合用药规矩。再说桂枝在古代是厨房里的佐料，辛温益胃，完全无毒，怎么可能会置人于死地，真是笑话。

桂枝造成的医疗事故的根据可能是《伤寒论·伤寒例》中的一句话“桂枝入咽，阳盛则毙”，与《伤寒·太阳上篇》的“若酒客病，不可与桂枝汤，得之则呕，以酒客不喜甘故也。凡服桂枝汤吐者，其后必吐脓血也”。说阳热盛的疾病，如果用桂枝汤的话，就可能会造成不良的后果。但仅仅是辨证错误的可能造成不良的后果，绝对死不了人的。经过这个案例这么一闹，八十年来，温州的一般中医师很少有人开桂枝，药店也有点忌桂枝，特别是桂枝的分量稍稍大一点，药店中的药工就会要死要活地拒绝抓药。作为群方之魁桂枝汤中的主药，就这样被打入了冷宫，百年不得翻身。《伤寒论》始于桂枝汤，《金匮》始于栝楼桂枝汤，张仲景在篇章结构上寓意深远，后世许多医家对此并不在意，或者熟视无睹，陈修园的《长沙方歌括》时就看到古代福建中医界也存在同样的问题。陈修园苦口婆心地说：“闽医习见余用桂枝汤，万无一失。此数年来，自三钱亦用至八九钱而效者，咸知颂予创始之德。”我在学习经方医学的过程中，渐渐地知道桂枝在《伤寒论》中的地位，它在112个方剂中出现43方次，套用一句“无湘不成军”的话来说，可谓是“无桂不成方”。《伤寒论》中去掉了桂枝，也就等于抽掉了《伤寒论》的主心骨，所以金慎之先生的桂枝事件令人心痛乎哉。陆渊雷《陆氏论医集·用药标准·桂枝》以后才知道畏怕桂枝，甚至不用桂枝的现象是全国的通病。陆先生说：“我对于桂枝已经千尝万试，没有出现大热的流弊，更没有吃桂枝吃死了的，请大家放一千二百个心。”并介绍了他自己未学汤液之前，因为偶患感冒，咳嗽很厉害，去请教针灸老师，老师说是膀胱咳，开了一帖桂枝汤，加三钱象贝，三钱杏仁，桂枝、白芍也是三钱，喝下去十分香甜可口，服完二帖，咳嗽居然好了。陆渊雷先生也揭示了一桩医林轶事，他自己跟随恽铁憔学习汤液的时候亲眼看到的一些情况。恽铁憔先生大力倡导经方，也著了一本《伤寒论研究》，然而恽先生治病不大用经方，对于桂枝尤其谨慎，往往是很典型的桂枝证，他老人家也只用一分桂枝，相当于0．3克，并且还在桂枝的旁边注上小字：“泡汤煎药”。就是叫病家先用开水泡桂枝，然后撩出桂枝，再把这汤拿来煎其他的药。陆渊雷先生问他为什么如此小心，恽铁憔先生说自己用桂枝栽过跟头，所以才在临床上极力设法规避。(www.chuimin.cn)

（本文依据娄绍昆文章改写）

神州医药会温州分会会长及全体会员九周纪念摄影
（二排左起四：白仲英先生）

永嘉普安施医施药局各科临时医士合影
（摄于温州信河街扬名坊普安局鲜药圃内之华胥厅前排左起：1．白仲英、2．方鼎如、4．李双潮、5．薛立夫；后排左起：5．章来峰）

方鼎如先生《成方便读》遗稿

徐堇侯题赠谷振声书法《雁荡纪游》

薛立夫治麻疹验方手稿

【注释】

[1]永嘉医派的主要著作包括陈无择的《三因方》和《易简方》系列著作，即王硕的《易简方》、孙志宁的《增修易简方论》和《伤寒简要》、施发的《续易简方论》和《察病指南》、卢祖常的《易简方纠谬》、王硕的《续易简方脉论》等。这是研究宋代温州医学和永嘉医派的重要史料，也是研究陈无择的学术思想和医事活动的重要资料。

[2]以李经纬、程之范主编：《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医学史》所载医家为统计对象。籍贯不详者以主要活动地为依据。

[3]李经纬、鄢良、朱建平：《中国古代文化与医学》（第1版），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0年。

[4]刘时觉：《永嘉医派研究》，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0年。

[5]参看邓铁涛等编：《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之《中医篇·近代中医教育》，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年。

[6]胡珠生：《陈虬集》（温州文史资料第八辑）之《陈虬年谱》，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57页。本节所引陈虬相关的史料，基本出自胡珠生所辑《陈虬集》，除非特别说明，下文不一一出注。

[7]胡珠生：《戊戌变法时期温州的〈利济学堂报〉》，《浙江学刊》，1987年第2期。

[8]刘时觉编：《温州近代医书集成（上）》，上海：上海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第234页。

[9]参考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近代期刊编目汇录》，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612～626页。

[10]《利济学堂报例》载：一、本报原出利济医院学堂，故医学独详。光绪乙酉集同志建院于浙江温州府瑞安县城东。医籍之外，兼课以古今中西一切学术，实欲借学堂为造就人材之地。星纪一周，颇著成效。本报即从积岁会讲语录编辑成帙，因取古人报最、报政之义，列为《学堂报》；二、本报遵医历二十四节气出报，每月两册，每册约五十页。报始今岁大寒日，以明年十二月小寒日为一纪。盖五运六气皆始于大寒也。年共二十四册；三、本报院课外，兼采各报。凡学派、农学、工政、商务以及体操、堪舆、壬遁、星平、风鉴、中西算术、语言文字暨师范、蒙学等类，区为十二门：（一）利济讲义；（二）近政备考；（三）时事鉴要；（四）洋务辍闻；（五）学蔀新录；（六）农学琐言；（七）逸事稗所乐共为提倡也；四、本医院向遵院章，从无妄取捐润，以医为市，致妨利济本旨。本年开办报务，幸蒙同志踊跃输捐，院中亦未便弪守成规，自狭善门。其有大力官绅共开风气，鼎力做助者，除将姓氏、爵里随时登报外，院中重行勒石，续出各书另议酌谢。见《陈虬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34页。

[11]王睿、姚远、姚树峰、吴幼叶：《晚清〈利济学堂报〉的科技传播创造》，《编辑学报》，2008年第6期。

[12]王晓萍、郭静、卢丹萍、谢红莉：《利济医学堂办学模式对现代教育的启示》，《中国高等医学教育杂志》，2010年第8期。

[13]胡滨：《清末民国时期的浙江中医界》，《中华医史杂志》，1997年第4期。

[14]林乾良：《我国近代早期的中医学校》，《中华医史杂志》，1980年第2期。

[15]《陈虬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39页。

[16]《陈虬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30页。

[17]《新建利济医院碑记》载：瑞安利济医院于清光绪乙酉始创于城东杨衙里，当时先建前进五楹，左廊筑药房，右廊筑诊室，各三楹，中座以设学堂。盖欲以昌黄帝、神农之教，医道甚殷，是为吾浙东南之有医院始。
乙未分设医院、学堂于郡城，丙申添设药房，丁酉复开报馆于杭州，而皆以利济名。历办十有余岁，亏折凡六千金，学报、医校于是停办。未几，而蛰庐、介石、苣石、栗庵四先生皆相继殂谢，不特郡城医院岌岌欲坠，而瑞安原有之院亦相形无起色。以至于今。
共和九年，始得复建瑞院正厅洋楼一座。楼上以设黄帝、神农栗主，楼下设蛰庐、介石、苣石、栗庵四先生遗像，而以介石先生弟醉石先生附焉。春秋率诸家子嗣暨同院释莫笾豆，有仪礼也。
上述文字引自《陈虬集》，第432页。

[18]刘练军：《评价与反思：晚清温州维新知识群体》，《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3年8月号，总第17期。

[19]《名医摇篮》，载《上海中医学院校史》，上海：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1998年。

[20]佚名：《述客言中国宜广设医院》，《申报》，1895年12月3日。

[21]佚名：《神州医药总会请愿书》，《医学杂志》，1922年第8期，第81～86页。

[22]丁泽周：《为筹设上海中医学校呈大总统文》，载宋大仁：《中医教育讨论集》，上海：中西医药研究社，1939年，第3页。

[23]《管理医院规则》，《内政部年鉴编纂委员会·内政年鉴》，南京：中华民国内政部，1936年，第170页。

[24]《卫生部指令第356号》，《卫生公报》，1929（8）：指令－26。

[25]《卫生部咨第288号》，《卫生公报》，1929（10）：咨－14。

[26]《教育部卫生部会呈第44号》，《卫生公报》，1930（3）：呈－102。

[27]佚名：《广东中医院概况》，《广东中医药学校校刊》，1937年总第9期，第77页。

[28]孙衣言对陈虬之请，欣然允诺。但对利济医院的“院”字，却有不同看法。他认为从古至今，历来只有中央署衙以“院”为名，如枢密院、理藩院、都察院、大理院、翰林院等；再从医疗机构而言，也只有皇宫内廷的太医院才称“院”，哪有地方与民间治病的地方，居然也称之为“院”，这岂非僭越吗？不妥。应该称“医舍”为宜，舍者民间之居室也。遂在书此匾额时，把“院”字改成“舍”字。陈虬收到题额后，觉得老先生虽然学问渊博，但有点迂腐，如叫他重写，怕也不妥，于是又请了城内的薛遇宸先生，另写了一个柳体的“院”字替换掉“舍”字。字虽二人所书，风格却也相同。

[29]参见前文引文《瑞安利济医院股份票》。

[30]参见前文注释《新建利济医院碑记》。

[31]陈虬：《蛰庐存稿·利济医院议》，见《瓯风》，1934年第1期。

[32]参见前文《利济医院习医章程》。

[33]刘时觉：《温州近代医学著作集成》前言，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