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温州中医教育及传播研究

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人口的增多，师徒父子式的教行已逐渐不能适应人民群众对发展医学的需求，因此需要扩大教育规模，培养更多的医生。中国古代社会，虽然有国家专门的管理机构和培养医生的场所，但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古代医学教育，学生由医官保送，主要是医官子弟及普通平民。学习的内容不外乎《内经》、《伤寒论》以及本草之类的有关本专科的医书。

1840年鸦片战争后，国势衰微，清王朝医学教育之太医院也因经费不足而中辍，教习厅倾塌，近三十年不闻侈声。1865年，应胡庆源之请整顿医学，并改名医学馆，然亦形同虚设。清末的医学校主要有三部分：一是西方传教士办的医学堂、医校，自1866年至清亡的三十余年内，此类医学校达35所之多。二为清廷自办的医学校，也有十来所，多为改良主义者和洋务派图强之举，然所教内容多为西医。三是中医界的志土仁人创办的民间中医教育机构。

近代中医界的许多仁人志士为拯救中医学，不得不汲取西方教育先进理念，开始举办具有现代教育模式的中医学校。追根溯源，近代的中医教育源头为陈虬创办的利济学堂（下文就此详述陈虬办学之事）。温州徐定超1902年任京师医学堂总教习、京师神州医药会会长时，大力提倡开办医学以造就中医人才为民造福。民国建立伊始，绍兴丁泽同即呈文建议创办中医学校。这里兴学者和创办者中以辛亥革命元老章太炎的呼吁最为有名，影响甚大。在民国期间，浙江各地先后建立了十余所中医学校，其中温州地区创办中医学校则是近代浙江中医教育的中心之一。这种教育模式与传统的家学和师徒传承有很大的不同，对培养近代中医人才起了非常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陈虬之思想

陈虬，原名国珍，字志三，号蛰庐，自称皋牢子，温州瑞安人，祖籍乐清斗门，祖上从乐清迁居来瑞安已过十世，他依然自称“乐清陈虬”，终身未改。陈虬自幼家贫，祖父三代无知书者，但他天资聪颖，从小由兄长教读，因此刚入蒙学即能“读书目十数行下”，塾师“日授数十册以困”，他“终日不作诵声，及背读无一字遗”。14岁时，陈虬显露出了少年锐气和健硕品格。“稍长尤不羁，使酒负气，习拳棒，善泅水。见不平，叱咤用武，虽不敌不计。不屑屑于帖括，博览群籍，好说部，兼涉历、相、星命诸学。遇老师、宿儒，往往摘经史以难先生，于是得狂名。”17岁时，出应试。长沙徐尚书树铭视浙学，见到陈虬的文章，手诏说：“尔文恢怪奇伟，他日当以文章横行一世！”^[6]后陈虬“始学词章，间复留心训话”（《上东抚张宫保书》）。他在“二十以后，留心经世。施以过劳，得咯血不寐疾”（《上东抚张宫保书》）。青年患病的经历，使得他久病成医，反而走上岐黄之道。“虬自庚午患病，始有志于医”（《蛰庐诊录》）。

陈虬可以说是当时受东西方杂糅的知识体系浸染的一代士人的典型样本。尽管从小领受谨严整肃的旧式教育，他却自觉地将自己的知识、信仰体系进行了荡涤更新，摒弃了埋首于故纸堆，穷究于考据、辨伪的汉学，排斥了拘囿于“身心性命义理”的宋明理学，开始接受魏源等人提倡的经世致用之学和西方的民权思想。陈虬对《宋史·道学传》中的朱熹理学大为不满，对程朱经典训条“存天理，灭人欲”予以驳斥，他在《利济丛书总序》提出应“通其俗，乐其利，在于给生人之欲。故人得其欲，则弱者不为虱与蠢，强者不为狼与豹”。他追古思今，以宋代先贤永嘉学派的继承者和发展者自居，自称“生永嘉先生后七百年矣”。陈虬摒旧趋新自然而然带有很多西方民权思想的印记。他在编辑《利济学堂报》时常常旁征博引，摘录西报上的内容，主张从制度层面而不仅仅是洋务派提倡的器物层面去学习西方。他本人就极其重视言论自由，有“在上有政权、有教权，在下有言权”的精彩论断，力主“广言路”，扩大民权，求富于民，以黔黎兆庶之强健来支撑起国家强盛的脊骨，在《利济学堂报》上曾作《言权》（上、下）、《论国之强弱系于民心，民心之向背系于州县，宜以州县的民为强国之本》等文。

陈虬的思想也随着人生轨迹的变化而变化，在维新时期时代氛围的浸染下，陈虬身上散发着极其浓烈的力主“变易”的思想，这从他的政治著作和医学著作中，都可显明窥见之。他力主为“救时”而变法，“国家自通商以来，局又大变，华夷杂处，巧力相尚，有未可概以儒术治者。则诸子近法亦将有取焉。夫良剑期乎断，不期乎莫邪；良马期乎千里，不期乎骥骜。循表而导溺，契舟以求剑，自谓能法古，不知时已徙矣，而法不徙，乌在其能儒也！”从中可以感知陈虬与时俱进的变易观念。这种“变易”思想与其医学思想有着惊人的相通之处。

此外，陈虬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教育、妇女解放等方面多有宏言说论的思想阐发。陈虬的教育思想在彼时较有见地。他认为官制改革是变法之纲，而科举改革是变法的“纲中之纲”，而变法最终要靠改革传统的封建教育来实现。甲午海战之后，他接受了西方的民权思想，“为今之计，宜大假民权”，主张冲破封建愚钝民众的樊篱，大力开通民智、强民心。他又指出开民智的两条途径：首先是开讲堂、兴学校，开讲堂属于开民智的应急之举，而广设学校才是长远之计。另外，把文字改革的迫切性提升到国家昌盛的无上高度，认为：“现今吾们大清国的病呢，是坐在‘贫弱’两个字哪，只有富强是个对症的方儿，因此造出新字，当那富强药方的本草。”他朝乾夕惕三十余载，研习文字改革，于1903年春第一个创造出拼音文字，取名瓯文。他分瓯文为28部，据新创98字演为标音符号404个，清新洗练，易识易记易学，“真乃是文字场中的轮船、铁路”。他已经认识到了普及性强、穿透力大的传播技术、符号对社会系统的摧天坼地的强效应，“文字如衣冠、车船一般呢，原取便民适用，合时为主”。1903年秋，他刊行了《新字瓯文七音铎》和《瓯文音汇》，前者为新字初级教科书，后者为用新字注音的温州话同音字汇。他还主张多设瓯文学堂，并在利济医学堂开办了瓯文学堂。他开创瓯文识字，还与他的另一教育诉求有关，实施义务强制教育和平民教育，希望通过人人可学的瓯文，来破除佶屈聱牙的复杂汉字先天携带的阶层区隔力，使得“不论妇女、农野，每日熟课一点钟，月余皆自能写信记账”，再稍使气力，“并能阅报读书”。这种视教育为本的理念也有力促进了乡土中国的建设和近现代温州的民间启蒙发育。纵观其一生，思想庞杂，不成体系，大抵而言，核心是“变易”，实现途径是维新变法。

二、陈虬与《利济学堂报》

教育是晚清温州知识群体重要的维新实践，利济医院和利济学堂即是这一维新实践的代表性产物。

陈虬既对传统中医造诣颇深，亦对新式西方医学有所涉猎，且胸襟疏阔，提倡中西医利弊互见，取长抑短，不愧是近代温州中医代兴不衰的开风气者之一。他能够积极运用所长，打造砥砺社会智识、传播昌明科技的平台。他所打造的这样的平台具体有医院、学堂、报馆三位一体的功能。^[7]1884年，他写成了我国第一份建立中医院和中医学校的翔实计划——《医院议》。1885年，他与陈献哀、何迪启在瑞安城东杨衙里合资创办利济医院和利济医学堂，广揽生徒，培训医生。1895年，在温州小高桥设立分院，在周宅祠巷设利济分院学堂。他的一些思想在他倾尽心血主持的《利济学堂报》中皆有清晰的体现，他的办报也正是为了实践这些人生的诉求。1897年1月20日，陈虬主编的《利济学堂报》正式出版，该刊为半月刊，开辟有文录、院录、书录、报录专栏。在报录之下设洋务掇闻、学部新录、艺事稗乘、见闻近录、近政备考、利济外乘、经世文传、商务从谈、农学锁言、格致厄言、时事鉴要等11个栏目，内容唯“医论外兼及时务、术学等学”。^[8]

《利济学堂报》是具有维新政治刊物和最早医学期刊的双重身份，学界多看重此刊在当时的强悍政治传播功能，却忽略了它的中医传播影响。在“人心莫不思变”的狂飙突进的特殊时空场域中，因为主办者陈虬的历史身份一直是兼有维新政治思想家和中医药大师，他的论医，借医以论政，医医即医国，习医以保种。从这点看，陈虬的政治思想家内核更加张扬于其医者的外貌，“医医”与“医国”浇铸一体，“鼓吹手”和“实干家”并行不悖，都是为了一个更远大的目标。所以，该报在中医传播方面的功能，也是从属于陈虬所宣称的世界观、政治观。中医传播与昌明开化，从本质上引领的是关于世间生命一律平等的普遍性体认，“而悟大小齐同之理”，进而喧腾而出的是民权思想的萌发、政治信仰的改观。这一作用路径，颇类似于徐继畲的《瀛寰志略》这本地理普及著作实际上对近代国人所产生的平地惊雷般的政治教科书的强效应。该刊上登载的重要政论《上医医国论》就很好地揭示了政治传播与中医传播间的关系。

作为最早飨世的中医学期刊，《利济学堂报》第1至16册所载的医学知识涉及多个方面。它以连载的方式刊登了利济医学堂自编的教材《利济元经》、《医历问答》、《教经答问》、《利济卫生经》、《中星图略》、《利济讲义》、《蛰庐诊录》，同时还在“利济外乘”栏目专门转载国内外报刊登载的医科内容（文章目录见下表）。

附表：《利济学堂报》转载的医学文章目录^[9]

从附表不难看出，《利济学堂报》不但传播了中医医理，而且对国外的医学知识也进行宣传，在医学内容上，对瘟疫方面的知识关注较多。该报在医学知识传播与宣传上具有相当大的地位和作用。《利济学堂报》之后在杭州、宁波、兰溪、衢州等处设立分馆，面向全国各大城市发行，在北京、天津、上海、苏州、南京、扬州、芜湖、汉口、杭州、澳门等城市都设有售报点。

陈虬撰写的《瘟疫霍乱答问》作为利济医学堂的教材刊载于《利济学堂报》“利济文课”一栏，这一著作对霍乱瘟疫的诊断和治疗起到了破除以往的偏见和蒙昧、对预防和治疗传染病都起到了积极社会效应。《利济学堂报》还载有陈虬的《利济医药讲义》八册、《元经宝要》二卷、《利济本草》六卷、《利济医统》六卷、《医雅》四卷、《医绎》四卷等，重要医论有陈虬的《祷医圣文》、胡鑫的《论医家古三学之源》、《论小儿中暑痉挛不宜骤开心窍》、陈葆善的《白喉条辨》等，这些中医学论述和著作既是医家自己的研习心得和学堂授课材料，同时也通过报刊这个新的媒介将中医方面的知识传播给普罗大众，实现了中医知识的普及和思想的交汇。

近代中国，报刊是作为一种外来新物，都是立足于“新知”而接触、认识并加以使用。报刊正是在“新知”——媒介就是知识中进入人们的视野。这不仅是说报刊可以起到新知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本身就是一种新知，属于东渐的“西学”。《利济学堂报》在很大程度上经历这样一个历史进程。但是在中医传播内容方面，却是毁誉参半，有不少遭人诟病之处。批评者认为它残存着不少封建、保守、陈旧甚至是落后的因素。《报例》^[10]赫然将“堪舆、壬遁、星平、风鉴”列入提倡内容。这在陈虬的论著中最为典型，《蔑时》、《保种首当习医论》、《霍乱病源方法论》等文中都有所发挥阐扬。如《报国录》按照“奇（门）遁（甲）”、“九宫紫白法”列阵图，甚至依据五运来认识过去，预测未来；《心战·下》说“金行应运，得时者胜”。该刊“书录”中的《中星图略》是利济医学堂测候学的教材（以45大星划分法），《医历表》、《医历答问》是把测候学结合古代天文学中的“中星图”，从而创制的一种医学专业的历本——医历，“推其将然，策其未然”来推算预测疾病，具有凌空蹈虚、神秘莫测的气息。陈虬的认识水平还处在前现代，自然不能像现代一样对待这些古代糟粕——方术，激起了谭嗣同等进步学者的不满，以为“中多迂陋荒谬之谈”，并严正指陈：“其阴阳、五行、风水、壬遁、星命诸说，本为中学致亡之道，吾辈辞而辟之犹恐不及；若更张其焰，则守旧党益将有词，且适以贻笑于外国，不可不察也！”

另外，陈虬在医学上虽不乏创见，但其医学主导思想却依然是阴阳五行，与西学格格不入，显得有点封闭保守、不切时潮。他在医论上过分强调五运六气学说，将运气视为医学之本，主张将运气与藏象、经脉相提并论。自从医学分门户于金元之后，运气学说日益式微，到清代医界动辄就言运气者已寥寥无几，而一代医学巨擘却将这一见地当成论学之本。^[11]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他的医学思维并没有接受西学医学的影响，占主导的依然是传统中医的那一套，自然方术和迷信不可避免地包含其中。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包袱，也对他的医学思想和实践产生了掣肘，体现在他发表的医学思想论述上和报刊的运作上也时不时散发出一种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气息，也为当时直欲冲决网罗、汰弃旧学、破坏主义盛行的激进人士所指摘。关于陈虬在《利济学堂报》上所登载的中医阴阳五行、运气学说这些内容，我们不妨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从当时的科技知识传播和知识体系的结构来看，西学里面的科学知识和政治理念不完全同步，即使在西方本身，在医学方面的进步也不能和后来的科技进步相比。相比较而言政治上的西学则是显得相当的文明和进步。对中国影响大的就是这些政治方面的西学比科学来得更猛烈。从中医学的传承来说，这种陈旧的立学之本也并非完全没有存在的合理价值性。很大原因在于中医并不具备较为严整的现代科学理论体系和学科界限。中医学正是在很大程度上从阴阳、运气之说中汲取了独特的符号体系和哲学根基，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神秘气息的笼罩下一路至近现代。思想和政治上的激进并不意味着陈虬一定完全具有全新的医学思想，因为破旧立新的思想家也浸染着旧的痕迹和底色。这主要由于他是从士大夫等旧知识分子的阵营中濡染新学后分化出来的，双重身份的杂糅交织间，强势诉求的新面貌下也难以褪去潜隐运行的旧底色。

梁启超在考察清代自然科学缘何滞步不前时指出：“此其事非赖有种种公开研究机关——若学校若学会若报馆者，则不足以收互助之效，而光其大业也。”他认为“一国学术之盛衰，可于其杂志之多寡而知之”，《利济学堂报》在当时则一直践履着配合学堂建设的先天职命。但是对于近代中国启蒙来说，这种新的媒介就是新的知识只具有历史的意义。

三、利济医学堂

利济医学堂采用现代西方的理念办学，与传统中医的师徒传授、家传式有很大的不同。利济医学堂首创中西医教学模式，运用现代西方办学制度传授传统中医理论，有一整套先进的办学制度、教学方法和管理模式。^[12]

1885年创办的利济医学堂是我国最早的中医学校，比上海名医丁甘仁、谢利恒创办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还早了30多年。^[13]林乾良也考证，这是我国近代第一所中医学校。^[14]1885年，利济医学堂在瑞安县城创办，后又在温州、永嘉、平阳等地接踵设立分校，足见当时办学规模的盛大。19年间共培养学生300多人，许多学员成为彪炳中医史的魁儒大师，其中陈葆善、林懈、池志澄、郑叔伦、金慎之等不仅医术精妙，而且著述丰赡，名重一时，泽被身后。

（一）制定办学章程和管理机制

利济医学堂制定了《习医章程》，学堂附设有医院、药房、中药圃和图书馆。在经济上，医院的盈利、药局和药圃的收入可以帮助学堂、报馆、图书馆这些非盈利机构。

利济医院习医章程

东瓯陈虬志三撰

一、如有聪颖子弟年在十四岁以上，情愿入院学医者，先由监院察看，拨入某字派下，择吉授书，一月后令其亲人具一人院结状，方予注籍。每年伙食银洋十二元，闰月照加，灯油费每年一元。五年之内眠食皆当在院，以便督课。房租、束金、伙食皆由本师及院中津贴垫给。第四年免贴食一半，第五年全免，第六年可放令归食，院中给予薪水十五千，第七年二十千，第八年二十五千，第九年三十千，第十年三十六千，岁永为常。

二、入院学徒不拘年限，课其所业有成，即行给予试医图章。所得医润各如所入给还，惟每人须另提二成归院，以作经费。

三、所定年分薪水之数，实为培植学徒恐不能竟其所学起见。系指未曾试医或初医而医润所得不及所定之数者而言，院中当照章给补；若所得已逾薪水之数，即不得再给薪水。

四、院中学徒学成，无论外邑本地，准其出院自行售医，惟号簿、方纸、医案当仍院章，以便按季报院备核。

五、院中所定应诊章程，专就温郡、瑞城两处而言，并非定例。如在别处，可视该地通行医例通筹酌减几成。务使贫富均沾利益，方为建院本怀，当先行向院报明核准照办。

六、无论外邑近地，如有立志习医，将来情愿入院，目前碍于院章者，准其在家肄习，取结注籍，酌捐若干以作束金，由主讲授以门法，院中先行起名，惟不准擅用医院印章、方纸，俟入院之日试其学业，再行酌定年数，一体照办。此指未曾在外售医者而言；若已曾就医者，仍当照章入院。

七、如有学问专长之人，年龄已长，不得习医，自愿附院中者，亦应量助捐费。一俟入院后，课其所得，照院徒年例，一体照给薪水。惟每人须另招习医学徒一人，以绍医统。

八、本医院现议各处创设分院。凡来入院者，除幼年子弟外，如有学问通达、声名素著、年已逾冠者，须先报明，学成后，或情愿出省，或仍归本地，以便分门教授，方无麇聚一处之虞。(www.chuimin.cn)

九、如疡科、正骨、痘科、眼科、祝由科等各科，如有情愿入院，许其专门传习学徒，定章酌办。

十、学徒入院，岁计院中开费，如教习薪水、房租、伙食等项，每徒约共费银洋三十六元，院中仅收十二元，每徒须垫给银洋二十四元。三年之内，每年本师垫给十元，余归院中支应。嗣后即于学徒归院二成中拨出一成永归本师，以作膳仪。非特平渐之供，礼所不废，要亦饮食教诲在院之义当然也。

十一、本医院已成学徒，皆别有兼长。医籍、文史以外，特增体操、音韵、书算、术数、制造、种植、词章、著作、时务、游历各门，兼设分教，以便督课。其有志趣远大、材力富强者，尽可分途肄习，以冀将来勉成国手，方不失上医医国之旨。

十二、在院学徒，每季汇考一次，分作三班，以便递次转课新进。非特节省薪水，且可兼收教学相长之益。其已经问业者，虽非本师，亦当一体尊礼，将来膳仪仍归本师。

十三、院中设有“道济群生，泽衍万世，津梁广启，执圣之权”十六字世次，均就本师递衍以绍医统。此为院章，不论本来辈行。其平时称谓、礼节，悉如其旧。

十四、所定《习医章程》，原指所业在医者而言。若试医之后，别有所事，不能一意于医，或身历仕版，或躬亲商务，所得自必视医润所人为优，准其向院报明不支薪水，酌照上年二成之数每年补缴入院。而所有医案则仍不可废。盖既注籍院中，因当力以共兴医学为志，方能承先启后，使院务大昌。

十五、如有志识背谬、行止卑污及违犯院章者，院中即行除名。所有从前一切利益，不得借口再争。

十六、本医院创办学堂，原议广置分院，大兴医学，使轩岐之道远出于老氏、浮屠、基督诸教之上。将来如有在别处添建分院，及著书刊行，广招学徒，或计其入院二成医资，或自出私财数在千金以上者，皆于吾道有助。除院中画象、立置栗主外，每岁三月朔，院中派其本派后学墓祭。添置医院功次尤大，每届六十年，则酌估修墓之费，交其本家跟同修筑。功崇惟志，业崇惟勤，于同院有厚望焉！^[15]

从陈虬亲自制定的《利济医院习医章程》可知，规定学徒入学年龄为14岁，学习年限6年，学成要经过严格的考试，才批准试医，并给试医图章，学徒膳宿皆在院内，第1年至第3年学徒伙食费由院垫借（针对衣食无着、蓬门草户出身的穷苦学生），将来毕业行医后由所得诊金中提成归还，第4年院中津贴半数，第5年全部，毕业后即给俸金，优秀者留医院服务行医教学。学堂教材分普通课和专业课，设置丰赡，知行结合，择取各学所长。普通课有国文、历史、音韵、书算、术数、制造、种植、体操、词章著作、时务游历等。专业课分医学经典和各家医籍，自编教材有《利济教义》8种，包括《利济教经》、《中星图略》、《医历表》、《医历答问》、《卫生经》等，其他重点教材还有《新字瓯文七音铎》、《利济文课》、《蛰庐诊录》，全部以讲义体、问答体的形式刊于各期“书录”中，兼作社会教育之用。此外，《章程》中还规定了严密的考试稽查制度、学生等级制度、作息制度等。学堂按照“道济群生，泽衍万世，津梁广启，执圣之杖”16字区分世次，“道”字辈是他的初传弟子，如陈葆善为“道一”，依次为再传“济”字辈、三传“群”字辈。在学习方法上，陈虬亲为垂范，平日主持教席，注意培养学生的自学阅读能力。他为学生指明治学方略中的源流互证之道：“读书之道当由源及流，流别一清，须再治流溯源，回环往复，左右逢源，将所得无一非书矣”。并开列“医藏书表”，区分医书为必读、必阅、必备三类：必读书21种，如《王经内注》、景岳《类经》、陈修园《本草经读》、徐灵胎《本草》、《难经注释》、《伤寒贯珠集》、《金匮心典》等；必阅书50种；必备书32种，皆允当中的。学堂还分古今医籍为名家书59种，如陈无择《三因极一病证方论》等；专家书21种，如吴又可《瘟疫论》等。面对卷帙浩繁的医籍，“必读之书当循序渐进，必阅之书当择善而从，名家则观其独到处，专家则求其独异处”。学堂专设近代最早的独立图书馆“心兰书社”以供学生借阅。同时针对学生知识群落的参差不齐、级差分化，他提倡简捷通俗的教学方式，专门为弟子们编撰近代最早的公共教科书——《利济教经》36章，三字为句，协韵好读易记，帐触广泛，内容翔实，为百科式的蒙学课本。

（二）主张利济医学堂培养“通才”和中西结合

陈虬希望通过学堂培养“医国”能手。他说：“实欲借学堂为造就人材之地。”主张“医籍之外兼课以古今中西一切学术”。因此，利济医院学堂的课程安排，除“医籍、文史以外，特增体操、音韵、书算、术数、制造、种植、词章、著作、时务、游历各门，兼设分教，以便督课。其有志趣远大、材力富强者，尽可分途肄习”。教学目的是使本院学生除精通医学外，“皆别有兼长”。显然，陈虬主张培养“通才”，使他们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利济医学堂在承认中医价值的基础上汇通西医，兼容并包，提倡学术宽容和自由。陈虬把刚传入中国的新医书分为“全体学（解剖）”、“心灵学”、“卫生学”三学七类介绍给诸生阅读，共列书目48种174卷。这在中医教育史上实开了中西医结合之先河，该种雍容大度的学术胸襟和气概令人感怀。

（三）强调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法

利济医学堂在知行取向上知行贯通，重视真知灼见的融注医事实践，培养实际知识和技能。学堂重视实际知识和技能，《习医章程》规定学习年限十年，前五年攻读医学课程，后五年边学习边诊病。学堂聘请温州各地的优秀中医人才任教，陈虬亲自主教，临床实习中，指导学生“每临一症皆要认病和辨证”、“医必有案，方能于脉因症治有所发明”；此外，学堂开设生药局和鲜药圃，注重引导学生掌握实际知识技能，知医识药，培养了医治白喉专家陈葆善等大批有相当理论水平和丰富临床经验的中医师。

临床实习中，指导学生“每临一症皆要认病和辨证”；整饬有序地写好脉案，“医必有案，方能于脉因症治有所发明”；严格考核疗效，“立案以明治法”。陈虬吁求“读遍图经千部，不如栽药一区”，在学堂内设生药局和鲜药圃，要求学生身体力行。在药物制剂方面也有创举：教习们指导学生提高识别药物真伪的本领；创立宣白散、清肺散等名目，以避温州、瑞安畏石膏的医事风俗，苦心孤诣地推行保护性医疗方法，以减少实际推广中遭致的梗阻。

（四）采用股份制办学

利济医学堂实施股份制办学，其运行的资金来源主要有：院董股金、社会捐款、诊病医润、生徒学费。“学徒入院，岁计院中开费，如教习薪水、房租、伙食等项，每徒约共费银洋三十六元，院中仅收十二元，每徒须垫给银洋二十四元”。虽然经济上比较拮据，但陈虬始终坚持办学宗旨，减免诊病医润和生徒学费，注重社会效益。

瑞安利济医院股份票

本医院创自光绪乙酉，戊子开设药房，筹集资本，分为十股。当时原视各人经手多寡定股：蛰庐先生坐认六股，何志翁二股，陈介翁、陈栗翁各一。原议将来提还股息，药房归公，后世子孙不得视为祖业，曾立善券五纸分执。乙未，郡城设立分院，添置医局、学堂，亦由瑞院拨用。丁酉另招新股，由院拓办《利济学堂报》，缘事停止。历办一十七年，两院亏折甚巨。

通盘筹算，微特院董垫款五千余元无归，即报馆各股除已付外尚二千元，郡院已无款可抵，唯瑞院药房，涂产以及一切医润各项，目前虽未畅旺，瑞院将来确有进款大宗尚可作抵，重议化大为小，招新辅旧。新制份票三百张，票计英洋四十元，以一百股归院，储为扩充院务之用，一百股归蛰庐先生，一百股归何、介、栗三翁，自行分解各项垫借。

辛丑年正月起，瑞院所有药房、院产等项结算交出，归众酌派轮管。每年所入，除提二成归院外，余均照股匀摊，于次年正月元宵日按给。郡院归蛰庐先生独办，启闭听便，与瑞院无涉。从前所立善券概行作废。原存股友

除诚愿作捐者，院中勒名志德，余均一体给发股票。若不捐不入股者，各唯经手之人是问，不得再向郡、瑞两院饶舌；已入股之友亦不得恃有份票，强向药房赊欠，以及兜收账目。如有习医同志捐润积至四十元或自行出资者，即与各股存洋之数相符，应准补给份票，利益均沾，以昭公允。

此票只准售赠院中同事以及本家，不得外售坏规。此为振兴医道，共拓善门起见，较之寻常公司份票，似无赢余。然将来院务大兴，即可长绵世泽，实隐为子孙造无穷之福利。愿吾同院，以土壤涓流之助，辅移山衔石之诚，众擎易举，久道化成。

爱立份票，略具始末，幸乞鉴原。须至份票者。

字第　号给　计一股荚洋四十元。

光绪二十七年岁次辛丑正月瑞安利济医院给^[16]

陈虬在戊戌变法后，受到了经济和政治上的双重打击：《学堂报》和医学堂的原先亏损加剧了医院的债务，学堂被迫关门，但他毫不灰心，还找朋友“讥评汉宋、拟议欧亚、拔剑起舞、对酒当歌”。1901年，发行了“利济医院股份票”，郡院由他自己独办，并已拓地重建。1903年，郡城利济医院开办新字瓯文学堂，陈虬撰写《新字瓯培绎》和《瓯谚略》作教材，门人郑曦校刊。他以独创的字母，标注温州方言的语言，为地方文字改革作过尝试。不久，因贫病交迫，心力耗竭，于1904年元旦与世长辞，享年仅五十三岁。

1904年后陈黻宸、陈葆善继续惨淡经营利济医院。1916年、1917年，介石（陈黻宸）、石茞、栗庵三先生皆相继殂谢，不但郡城医院岌岌欲坠，而且瑞安原有之院亦相形无起色。1920年，始得复建瑞安医院仿西洋主楼一座，但利济医学堂医事、教学、编辑出版已告终结，只是形式存在，是为其尾声。^[17]抗战初期因战乱，医院解散，院舍并入瑞安社会救济院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1949年至1958年，利济医学堂所在瑞安社会救济院改称瑞安社会福利院。同年8月，瑞安社会福利院利用利济医学堂旧址创办“瑞安福利电器设备厂”，作为企业用房，其后一直沿用至2000年春。

陈虬之后，徐润之于民国甫立，即上书浙江省教育司，呈送《创办中西医专门学校书》，要求代呈教育部，在全国“务须各省创办中西医学专门学校”，提出全面开展中西医结合教育与临床事业的主张，并就学校经费、学生、教员、中西课本、实验实习、毕业升学、奖励等陈述其办学大端及具体方法，而且身体力行，热心教育实践。作为陈虬之后的近代温州中医教育事业的先驱之一，徐润之亦功不可没。所以，重视教育，投身教育，躬行实践，既是近代温州医学的显著特点，也是时代风潮的产物。

四、小结

总之，温州地区志士仁人前仆后继的努力，中医学校教育确实还是有成就的。办学延绵不断，虽间有停办，但此起彼落，从清末至解放未曾间断。要认识近代温州中医传播与教育则必须从特殊的地方社会特质、历史传统和生存条件作用等诸多地方因素出发，除了时代救亡主题的推动外，晚清温州能在开拓务实的维新传播事业上践履躬行，还要归因于温州地域整体上的注重“实事事功”、“淡漠于意识形态之争而热衷于物质利益追求”的思想文化底蕴。^[18]而这些因素都熔铸进了陈虬主办的利济学堂及其报纸《利济学堂报》，使得报纸少了一些激烈决绝的浓烈政治意味，多了一些务实经营的平和社会色彩。温州尤以医药行业对此民间办学资助者最多，政府则多作壁上观；学校分布比较集中在温州永嘉；办学者思想开放，敢于创新，教学方法先进，观念较新，大多重视西医基础课及科学技术课的开设与教学，并出现了中西医结合、中医函授等当时国内鲜见的中医学校。

此外，还具有如下特点：一、重视临床实践。西医学校往往有医院作为实验基地，近代几乎每一所中医学校都设有自己的实习基地，或施医所，或医院，或诊所，规定学生有一定的实习时间。如利济医学堂与利济医院同时创办，利济医院就是中医学校设的实习基地。二、重视教材编写，实行“刊学相辅”。教材编写可以把原来庞杂的中医基础理论进行系统整理，对于中医学的发展和教学的便利，起了一定推进作用。编写讲义的过程，就是系统研究、整理中医有关学术的过程。编写的教材和讲义，对开阔学生的眼界，拓展其知识面有很大的帮助。教材的编写、课程设置的理论，不仅在近代教育史上有重要的意义，而且为现代医学教育的教材建设和课程理论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在创办近代中医学校的过程中，为了宣传中医教育、互通信息，近代中医药期刊的出现成为必然，很多中医学校创办了自己的期刊。从19世纪末开始，中医药期刊便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近代中医药期刊在中医学校教育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开创了中医学校的规模教育，展示了中医存废的交锋场面，丰富了中医学校的教学内容。中医教育及中医学校教育是近代中医期刊讨论最多、最具特色的内容。中医学校教育使近代中医药学术研究进一步拓展与深化，使近代中医药期刊充分发挥了为人民健康造福的作用，同时近代中医药期刊的学术价值也得以显现出来。三、办学适应近代教育。中医学校建立各种规章制度，完全改变了旧式教育自由散漫的特点。“旧式教学入门拜师，一般是不设年限，也没有什么教学计划，全凭师傅指定课本熟读，当师傅认为学得差不多了，即可离开师门，自谋生计。而学校教育则不然，必须在一定时间内，学完规定的课程。”^[19]中医学校教育移植了近代教育的特点。教育社会化；学校组织严密，分工精细；教学内容要求统一、系统、条理和循序渐进等西学东渐是中医教育近代化的直接促成因素，中医教育近代化是顺应这一文化发展趋势的产物。在中学与西学的冲突和融合，在不断更新和改革封建主义的教育观念、教育体制、教育内容与方法的过程中，近代中医学校教育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近代化模式，完成了教育思想、教育体制、教育目标、课程、教学方式、教学方法等方面的近代化。

在近代中国，中医学校教育主要是民间开办中医学校，传播中医学、培养中医人才，这在当时是保护、发展中医最有效的做法。近代中医教育开办学校，仍然遵循了古代中医教育学习经典著作和随师临床的传统。近代中医教育继承了古代中医教育重视学生医德修养的传统。中医学校教育比传统师承教育在培养中医人才方面有很多优势。中医学校教育可以博集众长，矫正一家一派医术传承的不足；中医学校教育提供了同学们之间相互砥砺的学习环境，同学们可以互相学习、互相切磋、互相激励。近代中医学校教育是现代中医学校教育的雏形，符合中医人才的培养规律，为现代中医学校教育提供了一些借鉴，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