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温州中医研究：前近代温州中医

2023-11-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医学人才及医学著作占全国近半，甚至过半，此时的苏杭一带，处于全国医药发展的中心。元代医学家的人数呈下降趋势，总数只占宋金时1/2弱，但重心在江南的江浙赣地区，安徽榜上无名，反映出同期安徽医学落后江浙赣。明清江南中医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高峰，其中吴中地区的医学最为发达。处于江南边缘的温州地区医学也获得很大的发展。就南方而言，近代浙江中医学进入名家辈出的时代，其中温州籍医家也灿若星辰。

中国医药源远流长，殷商时期就已有甲骨文记载。到西周已出现专职医生和早期医事制度、分科诊治、病历记录、死亡报告等；用药已达百余种，包括动、植、矿物，并区别了不同功用；有了卫生预防知识，发明了刀、针等医疗工具。春秋时期，则突破神鬼病因论，能从生活和环境中寻找致病原因，如医和的“六气致病说”等。战国时期有了医学专书，如《马王堆医书》、《黄帝内经》等书。秦汉时期形成了真正的医学体系，并为后世医学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古代医学发展的黄金时期是在金元时期，这个时期国家重视医学，建立较为完善的医疗卫生机构，组织编纂本草及方书，大量校勘古医籍，发展医学教育，提高医生的地位，并造就了许多儒医兼备者。这一时期的中医基础理论，尤其是病机学说有了长足的发展与进步，火热论、脾胃内伤论、攻邪论、相火论及阳有余阴不足论、脏腑辨证说、归经说、升降浮沉说相继问世；对针灸学、方剂配伍规律、伤寒学等理论研究日益深入而出现了学术争鸣，形成不同的医学流派。内、外、妇、儿、五官、针灸、骨伤、口腔等临床各科都有明显的进步，辨证论治普遍应用，芳香药物得以普及，临床疗效提高，对金石药的危害也已经有所省悟。明代医学家薛己、赵献可、张景岳等，继承易水学派温补之余绪，又受丹溪“阳有余、阴不足”等理论的启发，创立了温补学说。清代叶天士、吴瑭、王孟英等，受河间火热论的影响，同时吸收易水学派护养脾胃的基本观点，创立了温病学派。明代《本草发挥》、《本草纲目》等著作完整地继承了张元素的药物学理论，并成为中药学理论的重要内容。

在元代之前，江浙一带医学人才和医学著作相对缺乏，仅在南宋时期出现一次小高峰，那就是永嘉医派。^[1]但从元代开始，发展明显加快，江浙在全国医学中的地位特别突出。医学人才及医学著作占全国近半，甚至过半，此时的苏杭一带，处于全国医药发展的中心。此处选择杨士孝的《二十六史医家传记新注》中的110名汉族医家和李经纬的《中医人物词典》中注为医学家的387名汉族人物，去掉里居未详者44名，两书重复者70人，共383名，将其按朝代和地域进行列表。从后面的“古代中医学家地理分布表”中可看出我国古代中医学家的时空分布态势为：先秦至北宋呈现北盛南弱，南宋以后出现北弱南强。其中东汉末年南方略占优势，三国两晋南北朝医家分布呈南北均势，开始有从北向南转移趋势。东汉至北宋医学人物分布呈现北强南弱，北方集中在河北、河南、山东、陕西、山西五省，其中河南一直占有重要位置，其次是山东—陕西振荡交替。南方医学人物集中在江苏、浙江、四川省南部。但有一现象较为突出，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江苏人数达8人，这是其他北方各省无法比拟的，只有河南在北宋时超过江苏，有12人。到隋唐时江苏的卓越地位丧失，宋代浙江和四川人数超过江苏，仅次于河南、山东，排在第三位。南宋以后我国中医人物分布呈现出北弱南强的局面，北方以河南、河北、山东为重点，南方集中在江苏、浙江、江西三省。其中南宋和金对峙时期尽管南方总人数远远超过北方，但金朝统治下的河北是当时医学繁荣地区，医学人才遥遥领先。元代医学家的人数呈下降趋势，总数只占宋金时1/2弱，但重心在江南的江浙赣地区，安徽榜上无名，反映出同期安徽医学落后江浙赣。明清时期医学人物在北方的分布寥若晨星，特点是零星散落在北方六省和北京且远远落后于南方。南方集中在江苏、浙江、江西、安徽四省，且人数大大超过北方，甚至成几十倍地增长，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清代江苏又恢复了其人才的绝对优势。王九林在《医学文化中心的南迁》一文中所附的“古代中医学家地理分布表”可以明显看出这种趋势。^[2]

古代中医学家地理分布表

（注：先秦时期四位著名医家都在北方，具体籍贯不详，所以归到中原。表中东汉医家实际上都生活在东汉末年。）

从表可知，三国之前浙江为空白，著名医家人数陡增是在明清时期。而明清医学之发展则承金元医学而来，金元医学的繁荣为江南医学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明清江南中医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高峰，其中吴中地区的医学最为发达。处于江南边缘的温州地区医学也获得很大的发展。进入近代，维新思潮变法图新影响中医界，也在此环境下努力变革发展，中医学尝试走出来一条自己的道路。(www.chuimin.cn)

就南方而言，近代浙江中医学进入名家辈出的时代，其中温州籍医家也灿若星辰。其中出名的医家温州有：池仲霖、陆建之、王润谷、李伯琦、方鼎如等。洞头：陈允安、庄执三。永嘉：徐定超、陈体芳、李启河。乐清：徐浩如、黄景兰、黄辅郎、黄士甲。瑞安：孙诒让、吴幼莲、王厚斋、陈虬、陈葆善、陈介石、何迪启、潘乃潘、黄保中、应梦鳌、应开莹、士师筠、吴一勤、叶宝书、王恩植、王德馨、项仲芳、项维韬、吴葆善、管瞻蝰、许芑、蔡佩丰、张玉屏、释大川、释晓谷、洪阴南、林冠南、曾洪畴、林颂壬、薛凌霄、叶秀标、蔡其锷、叶一勤、陈侠、唐黼墀、陈绳夫、张景嵩、张景修、胡鑫、何炯、陈伟典、池锦廉、王朝熙、杨仲林、林獬、黄遵、王黼、高树屏、何樾、林翰、罗以礼、邱缄、潘作培、秦寿银、赵振丰、潘宝珊、潘祥霖、林楚才、池志澂、王恩植、唐黼鸿、王醒黄、陈侠夫、吴心如、薛树芳、薛学臻、郑辑甫、郑叔岳、郭风鸣、罗庆填、陈兆麟、胡鸣盛、陈平东、林乐、张懋衍、蔡滋蕃。平阳：王理如、方凤鸣、章来峰、陈载甫、陈商臣、陈次泉、吴友耕、陈仲彬、金慎之、沈亦舟、黄百川、陆煊、白钦楼、王连泉、白仲英、白崔洲、陈泉桢、宋盂芳、陈道生、白鹤洲、白汝商、徐润之。泰顺：周潜庵、周循齐、赖超树、包焕琳、徐彬公、徐昌熹、徐志仁、周保南、蔡步进、张辉山、张显亭、张淑台、夏孟蛟、林伯海……

举凡南方中医发达之种种原因，从根本上说就是医学发展的社会需求。中国古代经济文化中心一直在黄河流域，江浙大部分地区处于江淮以南，开发较为迟晚，自唐宋之后经济文化中心开始向南转移。到明清时期，社会财富和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正是此时的经济、文化、医学中心所在地——江苏、浙江一带。据明万历六年官书统计南方的直隶、浙江两省占3　611　475户，超过了整个北方的户数3　422　256户。疫病流行最严重的地区，也是江苏、浙江二省，共有疫病流行记载140次之多，几乎与整个北方地区的疫病流行总数相当。^[3]如吴有性目睹当时疫病流行死亡枕藉的惨状，同时又看到不少医生“误以伤寒法治之，未尝见其不殆也。……然迁延而致死，比比皆是”（《温疫论》自序），而催生了他研究温病的信念。以上情况决定了江苏、浙江地区对医学的需求量大，医生们有着更多的实践机会、更紧迫的社会压力，这就刺激着这一地区更多的人来从事医术，从而促进了这一地区的医学研究向更纵深的方向发展。

在南宋时期，温州地区医学也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众多医学家活跃于淳熙至淳祐年间，行医济世，著书立说，收徒授业，开展热烈的学术研究和论争，形成了盛极一时的“永嘉医派”。永嘉医派的开山鼻祖是陈无择，陈氏著有《依源指治》和《三因极一病证方论》，由此奠定了永嘉医派的理论基础。永嘉医派的其他代表人物和著作有王硕，著《易简方》（1196）；孙志宁，著《增修易简方论》和《伤寒简要》（1241）；施发，著《续易简方论》（1243）和《察病指南》（1241）、《本草辨异》。简略统计，大约有名姓可查考者十余人，有著作20部，现存10部。永嘉医派崇尚“易简”，从众多的方药进行筛选鉴别，确认疗效，使漫无边际的方书由博返约，以求规范化、实用化、普及化。以《易简方》系列著作为学术代表的永嘉医派代表了当时的医学水平。永嘉医派具有显著的地域性特点，无论是医学理论，还是认病识证的观点，以及处方用药的习惯，都有温州地方特色，是古代医学理论与地域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典范。永嘉医派以《三因方》为理论基石，以《易简方》为学术中心。这一医学学派，围绕编著、增修、校正、评述、批评《易简方》，开展热烈的学术研究和论争，与河间、易水学派，一南一北，同时活动，兴旺一时，共同开创了宋金元时期医学学派争鸣、学术繁荣的局面，因而在中医学术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4]

近代温州中医研究：前近代温州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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