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温州地域社会环境与中医研究

2023-11-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在政治上，温州地方港口、海关主权沦落，被迫敞开大门接纳西方各国。在文化上，温州地处社会矛盾、民族矛盾激烈冲突的港口，那个动荡的时代，也是近代新旧思想激烈交锋与冲突的时代，各种思潮蜂拥而入。温州宗族组织盛行的根本原因是温州社会是一个移民社会。它成了温州社会除官、绅、民外的第四种势力，它在温州的发展导致了温州社会的剧烈动荡，促成了官、绅、民几种主要势力的消长变化。

1876年是温州近代史上的一道分水岭，那一年晚清王朝和大英帝国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开辟温州为商埠。温州开埠是温州历史上遭受的最大最剧烈的变化，这个标志性剧变是温州历史上的里程碑。从那以后，温州开始遭受现代化冲击，在向近代社会变迁的道路上愈行愈快。1877年1月，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委派英籍税务司好博逊（H．E．Hobson）筹设瓯海关，4月1日温州海关建立，温州港正式对外开放。随之而来的是大量外国商品涌入温州，与之相伴的西方文化随着商品一起逐渐渗入，冲击了温州固有的社会生态。温州的开埠既是当地经济利益的被钳制掠夺，也是某种程度的被动卷入现代文明的收编整合过程。随着洋广局设立，进口洋货剧烈冲击着温州传统自然经济，这种自给自足的经济效率低下，只能趋于没落。由于外力的强烈介入，晚清温州社会自觉不自觉地发生了诸多方面的深刻转变，原有的温州地方社会制度架构、生活方式都在逐渐变化，各种新生事物接踵出现，逐步瓦解和重构了温州地方的社会场域。

在政治上，温州地方港口、海关主权沦落，被迫敞开大门接纳西方各国。瓯海关建立后，好博逊一人独揽行政管理和人事任免权，积极部署外籍管理人员控制瓯海关。披览1877年到1926年大权在握的瓯海关税务司的名单，可发现：共有14任英国人，3任法国人，1任美国人，2任德国人，1任俄国人，唯独没有中国人的名字留下。海关主权旁落他手，直接后果就是经济上不能自持和文化上剧烈震荡。^[4]

在经济上，随着国内外航线的相继开辟，源源不断的洋货对温州地区原来的自然经济形成了非常严峻的挑战，传统自然经济的脆弱性，在强势的外来商品冲击面前暴露无遗。英国怡和洋行拔得头筹，率先在温州设立代理行，各国蜂拥而上，相继在温州设立公司和商行，大肆倾销洋货，掠夺廉价的土特产和原料。西方的新鲜器物伴随着外国公司走进了寻常巷陌之间，逐渐改变了温州地方社会的整体气息和原有底色。

在文化上，温州地处社会矛盾、民族矛盾激烈冲突的港口，那个动荡的时代，也是近代新旧思想激烈交锋与冲突的时代，各种思潮蜂拥而入。维新思潮是当时温州知识群体的思想主流，对医学学术和医事活动的影响是非常巨大和深刻的。以晚清朴学大师孙诒让为代表的，孙衣言、孙锵鸣和黄体芳、黄绍箕、黄绍第两个家族为中心的晚清温州知识群体，既尊重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又勇于接受西方现代文明；既有变法图强、拯危救国的雄心，又有开拓实业、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和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成为当时温州精英的基本思想、方法和作风。^[5]另一方面，由于西学的传入，基本上颠覆了温州士人沿袭几千年的认知方式和价值观。加之温沪航线开辟后，温州人坐船到上海、杭州方便了很多，从原来辗转取道丽水、金华的近半个月缩短至几天工夫。更多的人选择了往来于各大通商口岸之间，互通见识，大开眼界，温州人告别了闭塞。尤其是上海十里洋场的西方文明，更令温州人眩晕不已。^[6]

除了传统的精英文化外，温州鬼神崇拜异常发达。后世的府志、县志都把温州人鬼神崇拜的源头追溯到秦汉时期。乾隆《温州府志》称“始东城主信鬼，故瓯俗多敬鬼乐祠”。鬼神崇拜中，居大部分的是祖先崇拜。祭祀仪式多而繁琐。除了家祭外，族祭现象也较为突出。每年春、秋之祭，合族人都要祭祀本族的祖先。另外，祭祀野鬼也极普遍，每年七月半至冬至，乡村都要举行各种蘸会，还要酬神演戏，祈求野鬼不要为害人间。寻常人家，除供奉灶神、宅神（俗称檐头亲爷）、井神、财神、白虎神、土地神这“六神”外，还供奉观音、三官大帝和其他诸神。在山区，巫风严重，各地有不少巫婆。民间看病，不喜请医生，而多半请巫念咒驱邪。温州人笃信鬼神、信巫，其中山神、山鬼信仰又尤其突出，这与温州地区自然地理环境密切相关，境内山脉高耸、山地众多，一些大山对当地人的生产、生活构成了重大的影响，狩猎、伐木、烧炭等成了当地山区百姓的主要谋生方式。^[7]

温州人宗族观念之强是十分罕见的。平阳县内强宗林立，祠堂密布，活动有序频繁。温州宗族组织盛行的根本原因是温州社会是一个移民社会。如前所述，从秦汉到清时的康雍乾时期，大规模的移民时有发生，小规模的移民从未间断。一批移民到温州定居下来后，首先要防备原住民的攻击，还要与不同移民群体争夺生存资源。站稳脚跟之后，又需组织较大规模的人群建造水利灌溉系统，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组成坚强的社群团体。举族迁徙的族群可利用固有的宗族或氏族以达到目的，但如果是零星的移民，联宗就是团结整合的一个有效手段。钱杭在论及联宗动机和功能时也强调其实际的物质利益，他认为联宗大多是为了通过恢复或重建该姓之间的历史联系，合作解决与他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有着非常密切联系的具体事务，如水利、商业、科举、文化、安全等。在大多数情况下，联宗的直接成果，一是可以极大地唤醒各同姓宗族之间的历史认同感，二是能够成为一座桥梁，将各村落的宗族，整合成一个具有某种实际功能的地域社会^[8]。

明清以来，士绅利用宗族介入地方社会事务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和广度，地方学务（兴办学务，设馆授徒，修建社学、义学，维修官学校舍、贡院，修撰地方志等）是士绅的当然责任，地方公产（地方公共财产、经济事业，如育婴堂、恤抚局、粥厂、义仓、社仓等）皆由士绅管理，地方公共事务（水利、桥梁、津渡的工程）的建设非士绅参加不能成事，而如教化、治安（团练）、断案、调解、祭祖、礼仪、书写记账、福利等事，更是非地方绅士莫属。地方志中这些士绅参与各种公共事务，具有相当的影响。实际上，士绅参与的大量公共事务是由官府主持的，许多慈善事业甚至是在官府压力下兴办的。至少在县级以上的地域单位，地方士绅的公共作为只有在地方官的赞同（至少是默许）的情况下，才是合法、正当的，他们在地方事务上的自主性极其有限。

温州开埠以后，西教在条约的庇护下迅猛发展。西方教会对中国社会来说是一个异物，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激烈的排斥反应。它成了温州社会除官、绅、民外的第四种势力，它在温州的发展导致了温州社会的剧烈动荡，促成了官、绅、民几种主要势力的消长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撼动了官—绅—民的权力等级秩序，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个权力格局，因为士绅在地方事务中扮演角色的合法性或正当性仍取决于地方行政首长的态度。教会势力在温州发展壮大以后，士绅通过反洋教运动成功地消解了官府的地方统治权威，从而使州县官丧失了把地方一切事务或政治职能整合起来的功能，继而他们又与教会达成和解，镇压了民众的反抗，最终成为地方社会的主导力量，传统的官—绅—民的权力秩序被瓦解。^[9]

【注释】

[1]谢灵运诗《种桑》载：“浮阳骛嘉月，艺桑迨闲隙，疏栏发近郛，长行达广场。”(www.chuimin.cn)

[2]林鹗纂：《分疆录》，清光绪五年望山堂刻本。

[3]谢利恒：《中国医学源流论》，《谢氏全书》第一种，1935年，第61页。

[4]胡珠生：《温州近代史》，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9页。

[5]刘时觉：《温州近代医学著作集成》，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

[6]胡珠生：《温州近代史》，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

[7]李世众：《晚清士绅与地方政治——以温州为中心的考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04页。

[8]钱杭：《血缘与地缘——中国历史上的联宗与联宗组织》，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

[9]李世众：《晚清教会势力的楔入与地方权力格局的演化——以温州社会为例》，《史林》，200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