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温州中医研究的内容、方法与概念界定

2023-11-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研究的深入程度有时完全取决于资料的详尽程度。本书主要内容由五个部分构成。《内经》不仅明确指出疫病是具有传染性的疾病，且用温疠、热病的概念，揭示了疫病的温热性质，用“疫”和“疠”之别来提示疫病有传染性强弱之分。这二者强调的是疫病的性质。温病属常见病，其发生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大多起病急骤、传变较快，且多数具有程度不等的传染性、流行性。

本书的核心是探讨温州地区历史上的中医与疾病、社会环境和人之间的互动关系，揭示上述各种因素如何综合地影响温州地区的历史进程。中医当然与国家或者社会有关，但它首先是一个与技术和疾病有关的科学问题。这一视野中，中医是环境、社会与人之间关系的一个表征，也是笔者探讨三者之间关系的一个角度。本书也希望这一分析框架成为解释温州近代历史的新思路。

利用温州地区丰富的史料，对地方史志资料进行分析，对于中国其他地区的中医史研究而言，具有文本示范意义。研究的深入程度有时完全取决于资料的详尽程度。本书主要内容由五个部分构成。一是近代温州的自然、地域社会环境、人口和卫生；二是近代温州中医学的传播与教育；三是传染病与温州社会以及中医的应对；四是温州中医的嬗变与汇通；五是结语。

一、时间

梁其姿认为16世纪是中国疾病史的分水岭，因为此时中国已纳入世界体系当中，几种新的流行病进入中国，中国医学也面临新的问题。但是温州地区的中医面临这一问题却相对要晚，更重要的冲击来自社会，特别是维新变法时期。故本研究时间起点是维新变法时期到民国时期。

二、地域

本书所要考察的重点主要是构成温州核心区域的永嘉、瑞安、平阳、乐清、泰顺五县。此五县在历史上一直是温州地区的经济和文化重镇，相互联系紧密，故可视为同一经济文化单元。

三、环境

环境是指与体系有关的周围客观事物的总和。在环境学上，中心事物是人类，因而环境分为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其中自然环境是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人类的一切自然形成的物质、能量和自然现象的总体，有时简称为环境。在物质中，除了空气、水、岩石外，还有动植物和微生物。如果以人类为主体，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自然环境是由岩石、地貌、土壤、气候、生物等自然要素构成的自然综合体。经济环境指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经人类开发利用后形成的地域生产综合体的经济结构，包括工业、农业、交通和城乡居民点等各种生产力实体的地域配置条件和结构状况。社会文化环境包括人口、社会、国家、民族、语言、文化和民俗等方面的地域分布特征和组织结构关系。在本书中，重点是人文社会环境。

四、中医

所谓中医是相对西医而言的，西医其实应该叫现代医学，但在近代西方医学没有与现代科学结合之前，依然是与中国传统医学并列的传统医学。在本研究当中，中医不只是作为一个学科或者技术的研究对象，而是把传统文化相混杂的中医一起作为一个不可剥离的整体来研究，是一种知识和制度的混合体。

五、瘟疫和温病

通过梳理中国古代关于疫病的文献记载我们可以看出，从《内经》起就是从疾病的性质和程度强弱来认识疫病概念的。《内经》不仅明确指出疫病是具有传染性的疾病，且用温疠、热病的概念，揭示了疫病的温热性质，用“疫”和“疠”之别来提示疫病有传染性强弱之分。之后的医家在《内经》基础上，经历了一段温疫和瘟疫混淆不清的阶段，到明清时期温病与疫病分离为两个不同的概念，瘟疫、杂疫概念出现，温疫和寒疫的分类明确，而瘟疫与温疫混用。但最终清楚地界定了瘟疫与温疫虽都属于温热性质的疫病，但二者的不同在于瘟疫更强调具有强烈的传染性。

自《伤寒杂病论》起就开始揭示了寒性疫病的内涵，提示疫病既有较为多见的温热性质的一面，也有具有寒性的一面，进一步扩大了疫病的概念认识。而清代医家又在温热性疫病中将一些比较特异的疫病命名为杂疫。因此，我们不能像现在很多文献中将疫病称为具有强烈传染性的疾病，更不能将瘟疫与温疫混淆不清。中国古代医家对疫病的定义是：凡是具有传染性、流行性的疾病都叫疫病，而无论其传染性是否强烈、流行是否广泛。温疫是指具有温热性质的疫病，寒疫自然是指具有寒性的疫病。这二者强调的是疫病的性质。而所谓湿热疫、燥热疫都属于温疫病的范畴，是温疫概念的延伸。瘟疫则是指具有强烈传染性的疫病，甚至导致死亡，这是强调其程度剧烈，但在性质上仍属于温热性质。杂疫则是主症各异、流行范围小的一类温热性质的疫病，内涵上仍属于温疫范畴。

温病是感受温邪所引起的一类外感急性热病的总称，又称温热病，属广义伤寒范畴。以发热、热象偏盛（舌象、脉象、便溺等热的征象）、易化燥伤阴为临床主要表现。温病包括范围很广，一般外感疾病中除风寒性质以外的急性热病，都属于温病的范围。例如风温、春温、暑温、湿温、伏暑、秋燥、温毒等。温病属常见病，其发生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大多起病急骤、传变较快，且多数具有程度不等的传染性、流行性。

【注释】

[1]参阅《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要籍大辞典》，“王吉民、伍连德：《中国医史》（蔡景峰撰）”条，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1223～1224页。关于王吉民的生平和贡献，可参傅维康：《医史园地悉心耕耘50年——著名医史学家王吉民》，《中华医史杂志》，第17卷第3期（1987），第145～148页。

[2]主要有余云岫的《霍乱沿革说略》（《新医与社会汇刊》，1928年第1期）、《猩红热旧说之回顾》（《新医药》，1934年第2、3期）、《猩红热与中国旧医学》（《中华医学杂志》，1941年第5期）；伍连德的《中国鼠疫史》（《中华医学杂志》，1936年第22卷第11期）、《中国霍乱流行史略及其古代疗法概况》（《同仁医学》，1935年第8卷第4期）；关任民的《猩红热在吾国之考察》（《中医医学报》，1930年第7期）；另外，还有日本学者井村哮全的《地方志所载之中国疫疠略考》（《新医药》，1937年第4期）、《中国疫疠考》（《现代医学》，1943年第12期）等。(www.chuimin.cn)

[3]《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要籍大辞典》，“贾得道著《中国医学史略》（傅芳撰）”条，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1225页。

[4]有陈方之的《中国猩红热简史》（《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7年第2期）；庞京周的《中国疟疾概史》（《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7年第1期）、刘牧之的《麻风病在中国医学及历史上的记载》（《中华皮肤科杂志》，1956年第1期）；萧运春的《祖国医学对麻风病之认识》（《中医杂志》，1956年第4期）；姜春华的《祖国医学对急性传染病病原的认识》（《新中医药》，1955年第1期）；朱颜的《祖国医学在传染病认识和防治方面的成就》（《中医杂志》，1955年第8期）等，分别对猩红热、疟疾、麻风病等急性传染病的名称、疫史、症候、疗法等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其对中国古代疫病史的研究也受到国外一些学者的关注。1975年美国学者邓海伦（Helen　Dunstan）发表《明末时疫初探》，从社会史的角度探讨明末发生在山西、北直隶、山东、南直隶和浙江等地区瘟疫的疫情及其影响。

[5]李良松、郭洪涛认为“文史医学就是从中国文化史的角度来研究文史典籍中的医学史料和医学思想，以及医学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此书共有三部分，上编总论包括《文史医学概述》、《文化背景与医学通论》两章，中编各论分别探讨甲骨文、十三经、诸子、史书、政书、文集、类书、诗词散曲、笔记小说、古文史工具书及其他方面的医学史料和思想研究，下编是文史医学年表，其编排和内容结构，大抵上为文史医学的研究竖立了框架。

[6]对这些医史前辈研究旨趣的概括引自赖文、李永宸、张涛、庞宏广：《近50年的中国古代疫情研究》，《中华医史杂志》，2002年第2期。比方说余云岫《猩红热与中国旧医学》（《中华医学杂志》，第27卷第5期）一文，探究的是猩红热的名称、疫史、病因、证候、治疗。陈方之在《中国猩红热简史》（《医史学与保健组织》，1957年第2号）一文中关注猩红热病的辨别、病名、证候与治疗。李庆坪在《我国白喉考略》（《医史学与保健组织》，1957年第2号）一文中考察白喉古今病名的演变与疫史。李涛在《中国结核病史》（《中华医学杂志》，第25卷第12期）一文从医学文献中类结核病的资料中去分析结核病，考查中医的认识。王吉民的《中国麻风病史》（《博医会报》，1930年第8期）有同样的研究旨趣。

[7]伍连德、陈永汉、伯力士、伍长耀：《鼠疫概论》，卫生署海港检疫处1936年版，第1～53页；伍连德：《霍乱概论》，卫生署海港检疫处1937年版；Wu　Lien－teh，“Preliminary　Report　Upon　Cholera　in Investigation　in　Shanghai　Summer　1930”，National　Quarantine　Service　Report，1931，pp．1－57．

[8]井村哮全：《地方志所载之中国疫疠略考（一）》，《新医药》，1937年第5卷第4期。

[9]赖文教授对她们以往研究的概括参见赖文、李永宸、张涛、庞宏广：《近50年的中国古代疫情研究》，《中华医史杂志》，2002年第2期。他们已发表的研究成果包括：赖文、李永宸：《古代疫情资料整理方法初探》，《中华医史杂志》，2001年第1期；赖文、李禾、李永宸：《广东湛江地区古代疫情资料分析研究》，《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98年第5期；赖文、李永宸：《1894年广州鼠疫考》，《中华医史杂志》，1999年第4期；李永宸、赖文：《岭南地区1911年以前瘟疫流行的特点》，《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李永宸、赖文：《岭南古代瘟疫流行的社会背景》，《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创刊号；李永宸、赖文：《广东人间鼠疫流行与地震的关系（1867～1911）》，《中华医史杂志》，2000年第1期；李永宸、赖文：《岭南霍乱流行情况及其与旱灾的关系（1820～1911）》，《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0年第3期。

[10]庞宏广：《山西古代疫情研究》，广州中医药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

[11]范日新编著：《中国1939～1944年十种法定传染病流行史料汇辑》，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卫生防疫司1955年内部印行本；苏州市档案馆编：《苏州地区历史疫情资料辑存》，内部印行本；林发雄主编：《上海疫病灾害史料（1454～1989）》，1990年内部印行本。

[12]杜正胜：《作为社会史的医疗史——并介绍“疾病、医疗与文化”研讨小组的成果》，《新史学》，1995年第1期，第113～153页。

[13]梁其姿其他的医学史论文，参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44～549页的著作目录。梁其姿：《中国麻风病概念演变的历史》，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本第二分，第399～438页。

[14]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15]曹树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

[16]参见曹树基：《光绪年间云南的鼠疫流行——以市镇和村庄为基础的研究》，《历史人类学集刊》2003年创刊号；曹树基、李玉尚：《鼠疫流行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载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编《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李玉尚、曹树基：《18～19世纪的鼠疫流行与云南社会的变迁》，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编《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李玉尚、曹树基：《咸同年间的鼠疫流行与云南人口的死亡》，《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李玉尚、曹树基：《清代昆明的鼠疫流行》，《中华医史杂志》，2003年第2期；李玉尚：《近代民众和医生对于鼠疫的观察与命名》，《中华医史杂志》，2002年第3期；李玉尚：《近代中国的鼠疫应对机制——以云南、广东和福建为例》，《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李玉尚：《东西方对于鼠疫的应对》，《社会科学报》2003年5 月8日；李玉尚：《和平时期的鼠疫流行与人口死亡——以近代广东、福建为例》，《史学月刊》，2003年第9期。

[17]刘时觉：《永嘉医派研究》，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0年。

近代温州中医研究的内容、方法与概念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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