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温州中医研究揭示中国古代疾病治疗实录

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中国人与疾病作斗争的历史就开始了。这种防治疫病的历史历代不断积累和总结，以各种方式传承下来，其中的经验与教训形成文字记载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在中国古代文献中，疾病方面的记载史不绝书，相关治疗疾病的医书可谓汗牛充栋。然而这一切都已经归入古籍。对中国古代医学真正从现代意义上进行总结与规律性研究，则是从20世纪初开始的，高峰是20世纪20～40年代出版的三大医学史著。1920年，陈邦贤先生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医学史著作《中国医学史》，作为现代中国医学史研究的开拓者，他对历史上的医政、名医、名著及所形成的学说、成就作了系统的介绍。此书另一特色是有疾病史专章，专门论述了鼠疫、伤寒、霍乱、痢疾、疟疾和天花等14种疫病的流行历史。李涛编《医学史纲》（上海：中华医学会出版委员会，1940年），除论述西方医学史外，还注意到各国医学的互相交流，如中国医学输入日本，西域医学传到中国，以及西方医学输入印度、日本及中国等。王吉民、伍连德合著《中国医史》上、下卷（中央防疫处，1932年初版，1936年第二版），^[1]这是第一部用英文撰写的中国医学史专著。此书上卷将中国传统医学发展分为四个时期：一、古代或传说时期（公元前2697～前1122）；二、黄金时期（公元前1121～前960）；三、争鸣时期（公元前961～公元1800）；四、现代或转折时期（公元1801～1936）；下卷介绍现代医学（即西医）传入中国的经过，以及西医院、西医院校和现代医学教育的情形。此书是国外学术界了解中国医学史的主要依据之一，至今仍有颇大的影响。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医学史或疾病史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有的也只是一些探索某种疫病史的介绍性论文，^[2]这些文章重点是对鼠疫、霍乱、猩红热等对明清以来中国社会造成重大影响的几种疫病进行钩沉与考略。1949年后，陈邦贤对所著的《中国医学史》（1957年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第三次修订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及更充分的史料，对医学的起源、发展的动力、医学史分期、史料的运用，都提出了新的见解，内容较前两版有所提高。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关中医中药的著作逐渐增加，贾得道著《中国医学史略》（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是中医史专著中较具特色的著作之一，“着重阐述祖国医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突出了中医学是在古代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基础上，通过整体观察和长期医疗实践，探索疾病发生、发展的规律，从而形成中医辨证论治这一独特体系”。^[3]书中利用了一些新近出土的数据，对医学理论的发展亦有较好的整理。

20世纪70年代末，医学史界对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及应对措施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主要成果有范行准的《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上海：华东医务生活出版社，1953年），在该书的第六部分“避疫与检疫”中谈到我国古代的“避疫”、“隔离病院的设置”等措施。有关的研究成果绝大部分由医学专业人士完成，故“关注点较多地局限在技术和病理层面”，在疫病病名、病因的认识、诊断和治疗等方面着墨颇多，而在疫病的流行状况、影响疫病流行的因素分析、疫病对社会的影响以及疫病发生后社会的应对措施等方面则鲜有提及。^[4]

20世纪80年代之后，有关医学史的研究大增。俞慎初著《中国医学简史》（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是一册逾五百页的著作，分上古、中古、近世、近代、现代五大历史时期，阐述医学发展与时代背景、社会制度、政治经济、科学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现代医学”篇着重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医药卫生成就，尤为值得重视。范行准著《中国医学史略》（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86年），对中医的起源、发展、成熟、充实、衰变、孱守等几个阶段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此外，关于民间医生的医疗活动对中国各学科的推动作用，传信方在普及医疗保健事业中的功绩，门阀与山林医家的学术分野，以及鼠疫、天花等传染病对中医理论和临床的影响等，有较详细的说明。此外，相关著作还有赵璞珊著《中国古代医学》（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周一谋等编《中医史话文选》（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1年）、颜克海编著《论中医学术渊源·体系·发展》（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严世芸主编《中医学术史》（上海：上海中医学院，1989年），与一般的医史比较，在学术的深度和广度方面有所增加，更强调了中医各家学说发展的脉络。

海外也有不少医学史的书籍出版，如郑曼青、林品石编《中华医药学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及史仲序著《中国医学史》（台北：正中书局，1984年）。郑曼青、林品石之书是陈立夫主编“中华科学技艺史丛书”的一种，书首有陈立夫《我对于中西医药的看法》（代序），内容编排不依一般史书的朝代划分，而按中医药的实质演变，分十六章论述，计为：中华医药源流、中华医药文献中之最古医典、《伤寒论》、中华医学中之阴阳五行、中华医学中之道家思想、病机、诊法与脉法、治法与医方、针灸学之发展、唐宋时代外国医药之传入、金元四子之学及其流派、《本草纲目》、历代医政及医学教育、医德及禁例、近代医学之大变、中医之衰落及其未来。史仲序之书的处理方式则采折衷办法，前五章叙述上古至清代的医学，分为“巫医相混”、“医学隆盛”、“汇注医籍”、“医学　鸣”及“医学没落”五个时期，后七章分论中西医学贯通、针灸医学经纬、中国药学发展、历代疾病载记、卫生保健纪要、历代医事制度、中国传统医德。还有一些不明著撰人的普及读物，如《中国医药史话》（台北：明文书局，1983年）、《中国医学家史话》（台北：明文书局，1984年）等。

进入20世纪90年代，医学与文化的研究和出版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医学史的研究开始热闹起来，主要论著有李经纬、李志东编著《中国古代医学史略》（石家庄：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史兰华等编《中国传统医学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年）及廖育群主编《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纲·医学卷》（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程之范主编《中外医学史》（北京：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1997年），首述世界医学史的发展，以过半数篇幅介绍中国古代和近现代的医学史。李良松、郭洪涛编著《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提出“文史医学”的新学科概念，^[5]此书以外，还有高春媛、陶广正著《文物考古与中医学》（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更可注意的是出现了两种有关中国医学文化史的著作：其一是马伯英著《中国医学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其二是马伯英、高晞、洪中立著《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中外医学跨文化传通》（上海：文汇出版社，1993年）。两部书都是洋洋数十万言的巨著，相信有关方面的研究，今后会朝着更专深的方向推进。

20世纪90年代的台湾出版有王树岐、李经纬、郑金生合著《古老的中国医学——中国医学编年史研究》（台北：纬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0年），魏子孝、聂莉芳著《中医中药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甄志亚、傅维康主编《中国医学史》（台北：知音出版社，1994年），详述医药学的起源（远古至公元前21世纪）、早期的医药卫生实践（夏代至春秋）、医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战国至三国）、医药学的全面发展（两晋至五代）、医药学在实践和理论上的新发展（明代至清代鸦片战争前）、近百年的中国医药学（1840～1949），内容编排颇有条理，书末附有中国医学大事年表，适合高等院校作为教学参考之用。同时也出现一批较为简易的中医史知识读物，有傅维康著《杏林述珍——中医药史概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刘国柱编《中国医学史话》（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陶御风、洪丕谟、王佑民著《中国传统医学漫话》（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等。陈乐平著《医俗史》（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也值得一读。黄仓、王旭东著《医史与文明》（北京：中国医药出版社，1993年），从历史角度对中西医学的两种体系加以分析，追溯中西医学发展的历史轨迹，强调“以史为鉴”、“以史为补”，使其成为中国医学走向未来的阶梯。

随着对中国医学知识的大规模整理和出版，中国医学史研究的成果日见丰硕。陈敏章、李经纬及多位专家学者合力编著的《中国医学通史》，由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此书共四百余万字，分为四卷：一、古代卷（原始社会至1840年）；二、近代卷（1840年至1949年）；三、现代卷（1949年至1995年）；四、医史文物图谱卷（收录古代至1995年间的图片近一千幅）。这是现时最具规模的中国医学史著作，综合了20世纪多位医家学者的心血结晶。希望从21世纪开始，这方面的研究可以有突破性的进展。

除了医学史书籍出版之外，医学史期刊的出版也渐受重视。比较集中地刊载中医史论文的，是《中华医史杂志》（季刊）。其前身是1947年创立的《医史杂志》，1953年更名为《中华医史杂志》，后曾停刊及改称《医学史与保健组织》、《人民保健》，1980年起复刊，定为第十卷，而将前此各期编为九卷，由北京中华医学会出版。20世纪出版的医史论文资料，为数虽然不少，估计逾一万篇，但内容繁简不一，水平参差不齐。此外，中医古籍过刊的整理出版也有大的举措。《中国近代中医药期刊汇编》是近年来学术界整理、研究、出版的大型中医文献项目，由上海中医药大学和上海辞书出版社编纂出版。全书汇编1897年至1949年间创刊、具有重要影响的中医药期刊48种。所选期刊遍及温州、上海、绍兴、苏州、无锡、北京、广州、天津、太原、南京、重庆、香港等地，共计约12万页，精装（16开）212册，分五辑出版。这为中医研究者提供很好的一手资料，可谓功莫大焉。(www.chuimin.cn)

长期以来，中国的医史学和历史学被划为两个几乎互不相干的学科。医史学有其自己的研究队伍、研究机构、学会和学术刊物，发表了大量有关中国医学史研究成果。对于医史学界疾病史的研究，专家们做了系统的回顾。他们也对民国以来报刊中的医学史论文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索引，为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遗憾的是，迄今为止，这些研究成果为历史学界所引用的并不多。医史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和研究方向等是历史学界进行同类研究和相关研究的基础。在1958年之前的医史学界，伍连德、王吉民、陈邦贤、范行准、李涛、余云岫、陈方之、李庆坪等人对中国传染病史做了大量的研究。几乎每一种传染病专病史，都有专门的研究论著，这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他们的传染病专病史研究论著，着重于名实症状的考证、病因与证治。^[6]尤其要注意的是，伍连德除了注意利用中医文献进行传染病专史的名实症状考证，并将已知的传染病与中医诊断方面做对应研究外，还大量采用《海关医报》、各种医院报告等西文资料进行研究。^[7]伍氏与王吉民合作，用英文撰写《中国医学史》，其引用西文资料之丰富，迄今未有出其右者。日本学者井村哮全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个利用中国地方志去研究疫史。^[8]

在区域疾病史领域，赖文和她的研究小组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1999年，赖文和李永宸完成了“岭南古代疫病史研究”，但其成果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出版。她们从岭南古代疫情资料出发，从定性、定量、相关因素筛选、病种考证等方面对整理古疫情资料的方法论进行了初步探讨，总结了岭南地区1911年以前瘟疫流行的特点和规律，分析了自然灾害、政治、经济、军事、人口和国内交往等因素对于这一地区古代瘟疫流行的影响，提出广东人间鼠疫流行可能与地震活动有关、霍乱与旱灾有较明显的伴发关系等十分重要的观点。^[9]岭南瘟疫史的研究，代表了目前大陆区域瘟疫病史研究的最高水准。岭南区域瘟疫病史只是她们研究计划的一部分，已完成但尚未发表的还包括张涛的《四川古代疫情研究》和庞宏广《山西古代疫情研究》。前者结合自然和社会因素进行疫情分析，后者研究了现今山西境内1911年以前发生的疫情的时间分布、空间分布和烈度分布，并对某些年份的疫病类型进行判别。^[10]由于传染病史研究论著众多，即使医史学界的学术综述也很难收集齐全，例如都忽略了王吉民、李涛、伍连德以及零星外国研究者用英文发表的研究论文。另外，《1939～1944年十种法定传染病流行史料》、《苏州地区历史疫情资料辑存》和《上海疫病灾害史料（1454～1989）》是三种未公开出版且为学界忽略的疫病灾害史料集，系统收集了给定时间及区域中十种法定传染病的档案资料、地方报刊中的疫病资料和上海的疫病资料，有的还对疫病灾害的发生原因、历史变迁及展望与对策进行探讨，颇能显示从事疫史资料整理的医疗工作者所关心的问题。^[11]除此之外，李玉偿的博士论文《环境与人：江南传染病史研究（1820～1953）》对区域疾病研究作了新的探索。上述综述论文对于国内外历史学者的研究亦有遗漏的地方，其研究表明大陆对于中国的传染病史研究着重于鼠疫和霍乱这两个病种，目前所关注的内容主要是社会对于这两种疫病的应对。

台湾学术界受西方史学的影响，医疗社会史已经成为主流史学的一部分。影响很大的“生命医疗史”的研究旨趣是要打破科学史的内外史之分，从而将医学史视为一种社会史与文化史的课题。这样，生命医疗史与科学史基本上没有关系，而形成杜正胜所构想的新社会史的一个组成部分。^[12]近些年来，台湾地区的不少相关研究，都是沿着这一构想进行。比较而言，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从事医学史研究的梁其姿的研究显得与众不同。以她近期的研究为例，在《中国麻风病概念演变的历史》一文中，她通过分析不同时代对于“疠/癞”、“大风”、“麻风”这几个病名的描述、病因分析、疗法等，把握疾病分类概念的变化及其背景。从研究思路上看，和大陆医史前辈传染病专病史的研究有些不同。梁其姿的兴趣在于从“这个具体例子来看中国传统医学里疾病分类方式的历史”。与其将她的这一研究看成是社会史的，倒不如说是开辟了传染病专病史的崭新的研究方向。^[13]在一篇题为《疾病与方土之关系：元至清间医界的看法》的论文中，她通过分析自元至清时期中国医界对于疾病与方土之间关系看法的变化，指出这些变化“不仅部分修改了原有疾病分类与治疗的原则，而且对明清之际的疫病的病因理论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并和西方进行了对比。与此类似的还有皮国立的《近代中医的身体观与思想转型：唐宗海与中西医汇通时代》一书。

在大陆历史学界，疫史被列入灾害史研究的一个内容。对于区域疫灾史比较系统的研究是余新忠著的《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14]冯尔康和梁其姿在此书的序言中对本书的内容和评价做了很好的归纳。梁其姿从医学史研究的思路方面指出：“作者不轻率地用现代西方医学知识来解释明清疾疫的性质与发展，而处处谨慎地从原始资料出发，分析每次疾疫的现象及其社会影响。”在杨念群看来，该书作者关注的是瘟疫的社会史，特别是国家与社会的反应，他也指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本书的问题意识之一”。之后，杨念群也按照此思路写出《再造病人》一书。除余新忠外，曹树基在关于明代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的研究中，在病种判断上采用了鼠疫专家伍连德的看法，并采用和井村哮全基本一致的研究方法，“复原”明代后期及末年华北的鼠疫流行区域。^[15]他的贡献在于试图揭示传染病与历史的关系，从传染病史角度去重新思考重大历史事件的演进。台湾学者张嘉凤最近一项关于满洲在征服部族、朝鲜和明朝的军事活动中对天花防治问题的研究同样揭示出天花在军事历史中的地位。两项研究都揭示出传染病在历史中的地位。曹树基和李玉尚合作撰写了一系列的文章，主要就不同状态下鼠疫流行与人口死亡之关系、鼠疫的命名、鼠疫发生或者流行的机制与模式、社会对于鼠疫的应对等鼠疫专病史的各个方面进行一系列的研究。^[16]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和社会应对机制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和问题。首先体现在医学史界和历史学界基本上是在各自的模式下展开研究的，各自为政，互不相通。医学史界关注的多是疫病病名、病因的认识、诊断和治疗等方面，而史学界则侧重于疫病对社会的影响及疫病发生后社会的应对机制、救助措施等方面的研究。必须促成二者之间的联姻，从多视角、方法入手，研究中国古代疫病的流行、防治及社会的应对措施，从而使我们对中国古代疫病流行的状况、特点、规律、社会应对机制和疫病对社会的影响等有一个全面系统的了解和认识。其次，在疫病防治及社会应对机制方面的研究有待加强。一般是就某一朝代疫病流行特点和救助措施展开论述的，缺乏整体性和全面性。个别涉及整个中国古代疫病流行与救助的文章则过于简略，缺乏深度与广度。相关的研究专著，见邓铁涛先生主编的《中国防疫史》，主要研究的是历代的疫情概况、卫生和防疫知识及医事制度等方面。余新忠的两部大作《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和《瘟疫下的社会拯救：中国近世重大疫情与社会反应研究》，重点研究的只是明末以来江南地区疫病流行及国家和社会的疫病反应机制，而对其他朝代和地区皆未提及。这些研究成果尚不能使我们对中国古代疫病流行的状况和社会应对机制有一个全面的、系统的、清晰的认识。从事医学史研究的学者需要加强史学修养，而历史学界的研究人员，则需要加强医学、疫病学和卫生学方面的修养，相互之间多加交流，以促进该领域研究的深入和突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现在有一些具有传统中国医学和史学训练的学者在进入这个领域，只是他们目前还在地域医学研究这一块探索，不久的将来，这些具有两种学术训练的人可能会越来越多，这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关于地域医学的研究，开始多为整理地方医学文献特别是当地古代地方医学的文献古籍。张玉才教授主编的《新安医学》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发行，是安徽地区的地域医学研究集大成者，旨在对20年来发掘、整理、研究新安医学的成果作一次全面总结。新安王氏医学传承人王键领衔编撰的《新安医学精华丛书》，近年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丛书共分10册260余万字，内容涉及新安医家学术、医话、医论、医案、方药、针灸以及内、外、妇、儿、五官各科。地域医学史志研究以前为学界所忽视，只有部分地方史志研究者关注较多，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很多地方出现一批研究地方医学的著作成果值得学界关注。如刘时觉的《温州近代医学著作集成》一书，此书为《温州文献丛书》一部分，于2005年6月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刘时觉在地域医学古籍整理方面做出努力，由于收集的古籍数量有限，很多传世的医学出版古籍和抄本没有被收录。但其对永嘉医派的考证和研究则填补了南宋医学学派研究的空白，提出了“永嘉医派”的概念，充实了中医各家学说史的内容，是温州地域医学和地方志研究的一大贡献。^[17]瞿汉云的《瑞安医学史略》和《瑞安卫生志》也是类似的研究。关于温州地域医学的相关研究历史学和医疗史学界零散有一些相关文章发表，如胡珠生的《戊戌变法时期温州的〈利济学堂报〉》（《浙江学刊》1987年第2期），2008年西北大学的吴幼叶以相同名字的不同视角的论文获得硕士学位；刘时觉、陈克正、杨力人、朱国庆、李珍、瞿汉云的《晚清的利济医院和利济医学堂》（《中医药文化》2003年第3期）和《近代温州医学代表人物和维新思潮》（《中华医史杂志》2006年第2期），郑国志、郑国庆的《陈虬生平及利济医学堂的历史沿革》（《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11年第3期）等文章。此外，有一些研究单个医家的学术思想文章，如陈克正的《浙南名医徐润之学术思想略述》（《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1984年第8期）、周朝进、曹云霖的《略述南宗景先生的学术经验》（《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1981年第6期），也有反映温州地方中西医相互影响的文章，如陈勇的《苏慧廉夫妇笔下的近代温州医学》（《温州医学院学报》2011年第11期）等。近年来，这些文章逐渐增多，从某一方面来说表明温州地域医学史研究在逐步深入，在此不一一举例。

自生民以来，人类即饱受各种疫病的严重侵害；就是在现代医学高度发达的今天，依然无时无刻不在遭受其威胁，人类与疫病的斗争历史还将一直延续下去。认清历史，总结经验，揭示规律，提供历史的借鉴，不仅具有重大的历史和理论意义，其现实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