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英国公学改革：教育史研究

李子江， 卢嘉濠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北京　100875)

摘　要：19世纪英国公学改革是公学发展的重要时期。这场改革修订了公学的章程，明确了公学内部管理机构的组织原则和相关要求，赋予了公学自主管理的权力。课程设置方面，肯定古典学科的价值，增加数学、物理等实用学科。学生管理方面，设立“级长制”鼓励学生竞争，以感化教育代替粗暴体罚，加强学生管理。19世纪英国公学改革使公学摆脱了困境，是一场自下而上的渐进式的改革。

关键词：英国公学；《克拉伦登报告》；级长制

“公学”是英国教育史上最具特色的一种办学形式，为英国社会培养了大批各行各业的领袖人物和精英人才，被人们誉为“教育的活化石”和“英国精英的摇篮”[1](P3)。19世纪上半叶，公学未能适应时代发展出现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受到英国社会各界的质疑。为此，公学自身和英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使英国公学摆脱了困境。

18世纪以来公学已经从过去只招收部分贫困学生转变为主要招收贵族学生的贵族学校。19世纪初，工业革命引起了英国社会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等方面的深刻变化，但公学却存在着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突出问题，课程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保守，偏重古典学科，忽视实用学科，严重脱离社会实际需要；学校管理混乱，校风衰微，体罚盛行。

(一) 学生管理方式简单粗暴

公学在建立之初，办学规模小，旨在招收少部分贫困学生，教授他们文法课程，培养合格的牧师。以温切斯特公学(Winchester College)为例，学校在成立之初仅招收70名学生，学校的管理人员有10多名，包括1名校监(warden)、10名董事(fellow)、1名校长以及1名教师等。随后仿效温切斯特公学建立的伊顿公学(Eton College)，亦是类似的办学规模和管理方式，招收部分贫困优秀学生，也招收少部分富人或贵族子弟，学校的管理人员包括1名院长(provost)、10名教士、4名办事员等 [2](P176-177)。在这样相对较小的办学规模下，公学教师需要管理的学生是较少的。19世纪以来，随着公学办学规模的扩大，入学人数日益剧增，学生人数远超于学校教师所能管理的人数，以1834年的伊顿公学为例，当时高年级有学生570人，却仅有9名教师[2](P178)。由于教师数量严重不足，导致学生基本无人监督，高年级学生养成了饮酒、赌博、寻求低级趣味等不良习惯。为此，许多公学的校长和老师只能通过体罚来维持学校的纪律。残忍的管教方式，也导致学生反叛活动时有发生，如18世纪后期的温切斯特公学就曾发生数次学生反叛活动，甚至需要动用军队来处理[3]。

(二)课程设置落后保守

作为以培养神职人员为目的的学校，公学在建立之初，其课程设置就以教授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语言、文学以及历史和地理等古典学科为主[4]。18世纪以来随着贵族学生的比例日益增加，公学的办学目的也逐渐从培养神职人员转为培养贵族绅士。19世纪中期，随着自然科学的快速发展并逐渐成为社会生活所必需，强调科学知识和重视自然科学教育成为了时代的精神，但公学课程设置仍以古典学科为主。赫胥黎(T.H.Huxley)曾尖锐地批判19世纪中叶英国的中等教育：“在中学里，近代地理、近代历史、近代文学和作为一种语言的英语，以及整个科学领域，甚至比在那些低年级学校(lower school)里更受到忽视。一直到前几年里，一个男孩可以带着最高的荣誉念完任何一所著名的公学，但他可能从未听到过我刚才提到的那些科目中的任何一门。他也可能从来没有听过地球围绕着太阳转。”[5](P69)这反映了当时提倡科学教育的教育学者对公学课程设置的不满。

(三)校长和教师不思进取

公学校长任期终身制以及他们凭借捐赠和学费收入享有优厚的待遇，必然导致他们安于现状，没有兴趣进行改革或创新。公学教师的任职许可证由国教会颁发，大部分教师思想守旧、作风刻板、方法机械、不思进取[6](P127)，教师基本不会考虑如何进行教学方式上的改进。公学内部从校长到教师均缺乏进取的观念，大部分教职人员安于现状，导致公学发展停滞，公学糟糕的现状受到社会各界的抨击。

表1　伊顿、哈罗、拉格比、圣保罗四所公学的

入学人数及家庭背景[7]

此表参见T. W. Bamford, Public Schools and Social Class, 1801-1850.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1961,12(3):224-225.

从上表可以看出，19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是公学发展的低谷。在伊顿、哈罗(Harrow School)、拉格比(Rugby School)和圣保罗(St Paul's School)四所公学中，除了拉比格公学在19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入学人数出现增加外，其他三所学校的入学人数均呈下降的趋势。拉比格公学之所以在19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出现了区别于其他三所公学的增长趋势，其原因归结于阿诺德(Thomas.Arnold)校长担任校长期间，对拉格比公学进行了全方面的改革，使拉比格公学一跃成为当时最优秀的公学。但一所学校的改革，不能改变19世纪上半叶公学整体低迷的状况。面对如此状况，部分公学校长开始采取措施对学校自身进行改革；英国政府则采取相应措施对公学改革进行干预和控制。

(一)公学校长的改革举措

19世纪公学遭到了社会各界的批评。“如果公学在19世纪不进行改革，它们也许无法继续存在”[8](P72)。什鲁斯伯里公学(Shrewsbury School)校长塞缪尔·巴特勒(Samuel.Butler)、拉格比公学校长托马斯·阿诺德、厄平汉公学(Uppinghmn)校长爱德华·思林(E.Thring)等一批不满足于现状和力求上进的校长，立足于自身学校的问题，对学校的课程设置、教学方法以及学生管理等方面进行改革，成为其他公学效仿的榜样，促使公学重新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

1798年，24岁的巴特勒接任什鲁斯伯里公学的校长，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使什鲁斯伯里公学的现状得到巨大的改善。在教学方法上，改革文法教学，不要求学生死记古拉丁教科书上的文法及语句；鼓励学生竞争，定期举行考试，实行计分制(system of marks)；修改课程，增加数学、地理与历史等课程。在学生管理上，设立级长制(the prefect system)，让高年级的优秀学生担任级长(preposters)，“使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上都实现自我管理”[8](P72-73)。经过巴特勒的改革，什鲁斯伯里公学的学生基本包揽了当时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奖学金和荣誉学位，学校的声誉和入学人数也在日益上升[8](P73)。英国的《每季评论》(Quarterly Review)当时如此评论巴特勒：“如果这种已经在公学当中实施多年的悄无声息却卓有成效的改革能够引起应有的注意，那么人们跟随这种改革步伐的时刻即将到来。人们将会重新定义公学教育，且给予当时几乎所有公学以激励的学者以崇高的荣誉。”[8](P73)

阿诺德于1828年8月成为拉格比公学的校长，时任牛津奥利尔学院(Oriel)的院长霍金斯(Hawkins)在推荐信中写道：“如果阿诺德被选为拉格比公学的校长，那么阿诺德将改变整个英国公学的面貌。”[8](P73)在阿诺德就任拉比格公学校长前，拉格比公学地位不高，存在课程设置落后，校风沉闷，师生关系对立等当时公学的“通病”。阿诺德担任校长后，亲自担任学校的牧师，与学生建立密切的关系。他提出区别教学(separate studies)、缩小宿舍规模以及增加教师以加强监管。同时，仿效什鲁斯伯里公学设立级长制(the prefect system)，让高年级学生管理低年级学生等学校管理措施[8](P78)。阿诺德也对课程进行了改革。他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提高学生学习的自我能动性、自我表达能力以及自我学习的能力。对于古典课程，阿诺德肯定了古典学科的教育价值，但并没使用过去传统的教学方法。他将历史学、政治学和哲学等多种课程结合在一起进行教学[8](P78)。同时，阿诺德鼓励以学校教堂作为社会活动的中心，通过感化教育代替粗暴教育学生的方式[6](P128)。阿诺德的改革让拉格比公学焕然一新，并为其他公学和学校所效仿。

除了上述两位公学校长，厄平汉公学校长思林于1869年10月联合当时12所公学的校长成立了校长联合会(Headmasters’Conference，以下简称HMC)，建立了公学校长们表达意见和聚会讨论的平台，使公学获得了独立学校的地位，并最终实现了内部的一体化。

(二) 英国政府的改革措施

1.公学调查与《克拉伦登报告》

1861年7月，迫于社会各界对公学持续不断抨击的压力，维多利亚女王任命克拉伦登(Clarendon)伯爵组成皇家委员会对英国9所公学开展调查，调查内容主要涉及公学的财产状况、学校管理、课程设置、宗教培养(religious training)以及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等。委员会于1864年3月提交了《关于特定学校的收支与管理的报告》(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s on the Revenues and Management of Certain Colleges and Schools)，俗称《克拉伦登报告》(the Clarendon Report)。该报告主要针对学校管理、章程和课程设置提出了改革建议 [9](P107)：

(1)学校管理和章程：

1)尽快改革学校管理机构，修订学校规章，废除规章中不合理的规定及义务。

2)学校管理机构应负责学校的财产及捐款的日常管理，有权任免校长及学校教师，有权制订学校行政与管理的制度。

3)校长应有任免助理教师、确定编班、工作时长、上课时间、假期安排、课程和教学方法；选用和更改学校教材与编辑教材；维持学校纪律、制订学生管理规则、执行惩罚与开除等职权。

(2)课程设置：

1)维持古典学科在课程中的重要地位。

2)学生应学习算术和数学，并学习至少一门现代外语(法文或德文)、一门自然科学(包括两部分：一是物理和化学，二是生理和自然史)以及音乐或绘画。学生应学习古代历史和地理的常识，对现代史有所认识，掌握英语。

3)古典科目、数学及神学课程的学习应贯穿整个学习期间。现代外语和自然科学的学习贯穿整个学习期间或只安排部分时间学习。音乐或绘画，利用部分时间进行学习[2](P182)。

报告的建议主要针对九大公学的学校管理提出建议，并要求学校尽快作出调整，对于课程设置，报告中未完全否定课程设置的安排，而是肯定了古典学科的主要地位，并建议除了学习古典学科外，还应增设其他课程，丰富课程学习内容，避免课程内容过于陈旧。

克拉伦登委员会的成立及其对九大公学的调查，是英国政府开始参与公学改革的重要举措，标志着英国政府对公学的态度从过去自由放任转向适度干预，其指导性建议也给公学管理机构改革提供了方向，直接推动了公学内部管理机构的改革；另一方面，报告中关于公学课程的建议，促使公学的课程设置进行调整，摆脱过去仅重视古典学科的局面，除维持古典学科的重要地位外，英语、现代语、数学等学科逐渐受到重视。《克拉伦登报告》结语部分肯定了公学的重要性。虽然公学存在诸多问题，但英国政府对公学仍持支持的态度。同时，英国政府也承认过去在教育事务管理方面缺少监督和管理，这预示着英国政府将采取措施加强对公学的监督和管理。(www.chuimin.cn)

2．英国议会通过《公学法》

1865年3月13日，《公学法案》(32号)(Public Schools(No.32)Bill)由克拉伦登首次递交上议院，法案内容包括基本规定和针对每所公学提出的具体建议，如针对伊顿公学，要求新的管理机构需要包括1名院长和14名董事(Fellow)(包括9名荣誉董事和5名带薪董事)，成员必须是英国国教的信徒，且不能是伊顿公学毕业生。院长人选必须是35岁以上的牛津或剑桥大学毕业生，且不能是牧师，其将由国王任命并要求在校内住宿。9名荣誉董事没有报酬，不需要住在学校里，其中1名是皇家剑桥学院的院长，3名由国王从牛津或剑桥大学的毕业生中任命，剩下的5名由新的管理机构推选。5名带薪董事必须是文学或科学研究方面的杰出人才或曾担任校长或校长助理，且至少有三名是牧师，每年需在校内住宿三个月以上。但《公学法案》(32号)在1865年4月3日被上议院否决。在随后近三年时间里，《公学法案》被多次商讨与修订。1868年7月，《公学法案》(262号)(Public Schools(No.262)Bill)通过了上议院并被国王同意，《公学法》(Public School Act)正式出台。除了少部分措辞和定义上的修改及采取上议院在1865年4月提出的重要建议，《公学法》与《公学法案》(32号)(Public Schools(No.32)Bill)的内容基本一致[9](P178-206)。《公学法》首先肯定了公学在英国教育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根据《克拉伦登委员会》的建议，要求公学改革学校管理机构。《公学法》所涉及的公学陆续进行改革，直到1870年，在委员会的帮助下威斯敏斯特、查特豪斯、哈罗、拉格比、什鲁斯伯里等公学陆续任命了新的管理机构[10]。

《公学法》中对管理机构的规定，对公学的管理机构成员要求更高，提高了学校管理机构的整体水平。同时，《公学法》要求公学提出新的管理机构方案，这表明《公学法》赋予公学的管理机构在学费制定、课程设置、宗教教学及校长的任免等方面的权力，这扩大了管理机构的办学权限。《公学法》没有采取克拉伦登委员会报告中对课程改革的建议，强行要求公学进行课程改革，而是让学校自行决定如何进行课程改革，这赋予了管理机构更多的自主权。

19世纪下半叶以来，从克拉伦登委员会的成立及其调查报告的提出，到1868年《公学法》的实施，是英国政府对公学采取干预措施的体现。克拉伦登委员会的成立和《公学法》的出台，授予了公学独立而优越的地位。

19世纪英国公学改革，是一场使公学从独立走向整体的改革。19世纪公学已成为英国私立学校的典范，但公学自身的问题在19世纪初也愈发严重。什鲁斯伯里以及拉格比等几所不太出名的公学首先采取改革措施，并取得一定成效，成为许多公学改革效仿的榜样。当时公学内部缺少一个供公学校长们表达意见和集会的平台，各公学仍相对独立。直到1869年HMC的成立，它为公学校长们提供了表达意见的平台，也意味着公学从过去相对独立的学校个体，开始转向为以集体方式去维护学校权益的整体。

19世纪英国公学改革，是一场自下而上的改革。面对19世纪上半叶时公学的低迷现状，首先采取措施的并不是英国政府，而是公学内部诸如巴特勒、阿诺德以及思林等一批不安于现状、力求上进的校长。英国政府则是在19世纪下半叶才采取措施对英国公学进行调查，出台《克拉伦登报告》以及《公学法》。这种自下而上的改革，反映了19世纪英国政府对待教育事务态度的改变。在19世纪中叶以前，英国政府对待教育事务一直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但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出现的众多社会自身无法调整或解决的问题，这使英国政府意识到加强政府干预的重要性。19世纪下半叶对公学采取的措施是英国政府加强教育事务管理的重要体现。

19世纪英国公学改革，是一场渐进式的改革。“世界各国所取得的教育成就都是渐进式发展的结果，但英国教育的渐进式发展的特点尤为突出”[11]。19世纪英国公学改革，也有着“有保留地变革”的渐进式特色。这一点在对于课程设置的改革上表现得尤为明显。19世纪公学课程设置落后是公学在当时最为社会所诟病的方面。但无论是公学内部的改革，还是政府所出台的法案，都没有对课程设置进行硬性规定，仅仅是要求公学的课程进行调整，增设实用课程。造成这种状况，一方面，是统治阶级维护自身利益的体现。公学在18世纪后已经发展成为培养绅士，为贵族服务的私立学校，为英国社会培养了大批的政治、军事人才。这表明，公学的培养方式关系到精英阶层的培养，直接影响到精英阶层的质量和统治阶级的利益。另一方面，是受英国教育“渐进式改革”传统的影响。

从总体上看，19世纪英国公学的改革，使英国公学摆脱了19世纪初由于学校管理不善、课程设置落后而导致的低迷现状，使人们重新建立了对公学的信心。但需要注意的是，19世纪英国公学的改革并没有解决教育公平问题。英国教育具有鲜明的等级性，贵族子弟与中下层阶级子弟所受的教育截然不同，英国公学教育的公平性问题仍值得人们关注。

参考文献：

[1]　原青林.揭示英才教育的秘诀——英国公学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

[2]　周愚文.英国教育史：近代篇(1780-1944)[M].台北:学富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8.

[3]　Glenn R.Storey. Heroism and Reform in English Public Schools [J].The Journal of General Education, 1985(36):257-269.

[4]　单中惠.试析十九世纪英国科学教育与古典教育的论战[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0(2):91-96.

[5]　托·亨·赫胥黎.科学与教育[M].单中惠,平　波,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6]　滕大春.外国教育通史(第4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

[7]　T.W.Bamford. Public Schools and Social Class, 1801-1850[J].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1961,12(3):224-235.

[8]　Barnard, H.C. A history of English education from 1760[M].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1961.

[9]　Shrosbree C. Public schools and private education: the Clarendon Commission, 1861-64, and the Public Schools Acts [M].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8.

[10]　Dora Pym. The Centenary of the Clarendon Report[J].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tudies,1964,12(2):199-204.

[11]　褚宏启.历史上英国教育现代化进程的渐进式特征[J].比较教育研究,2000(3):58-60.

[责任编辑　高小立]

LI Zi-jiang, LU Jia-hao

(School of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The reforms of public schools, conducted in Britain in the 19th centur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British education development. The constitution of public schools is revised to make clear the rules of organization and relevant requirements of internal management institution, and granting public schools the power of self-management. In terms of curriculum, more practical subjects are added, such as maths and physics. In addition, reformatory education is enforced, and rude physical punishment abolished. The reforms of public schools in 19th century advance steadily, and beginning from bottom up.

Key words:public school; Clarendon Report; prefect system

DOI:10.13763/j.cnki.jhebnu.ese.2016.01.005

中图分类号：G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13X(2016)01-0029-05

作者简介：李子江(1968—)，男，湖北竹山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教育史研究;卢嘉濠(1991—)，男，广东东莞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教育史研究。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DOA1502207)

收稿日期：2015-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