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洋务派实业教育制度研究

 

吴洪成， 张媛媛

(河北大学 教育学院, 河北 保定　071002)

摘　要：晚清时期(1840-1911年)来自西方的坚船利炮促使有识之士认识到军事技术与机器制造对于挽救民族危亡的重要性，遂产生学习其先进技术的要求与动力，进而出现学习“西艺”的热潮，促成实业教育制度的萌芽，经由维新运动实业教育机构的演绎，到清末“新政”时期实业教育制度建立，基本构成了此期实业教育制度化脉络或线索，实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现代职业教育之前奏或先导。

关键词：晚清；实业教育；洋务派；维新派；“新学制”

“洋务”，狭义上讲，是指与外国交涉，处理和解决外交事务与问题的活动；广义上讲，是指不同于中国传统生产、生活方式，而与西方国家，特别是与西方工业化文明和近代社会形态有关的各项活动，包括创办军用工业、民用企业、新型学堂、译西书、办报纸、派遣留学生等。洋务派以曾国藩(1811-1872年)、左宗棠(1812-1885年)、李鸿章(1823-1901年)、曾纪泽(1839-1890年)、奕(1833-1898年)和晚期的张之洞(1837-1909年)等为代表，他们与顽固派展开了学西学西艺与排斥西学西艺的论争，最早对“尊夏攘夷”的传统观念进行了修正，他们的著述和言论很少使用“夷”、“夷务”等字眼，而代之以“洋”、“洋务”等概念，这反映了人们思想认识的变化。

1862年设立的京师同文馆是第一所新式西语学堂，接着便有了1863年的上海广方言馆。但洋务派在与外国人打交道和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渐渐认识到学西文并不足以自强，认为有必要学习西艺，以为实用。最初的行动是在同文馆添设算学馆，这表明洋务派从重视学习西方语言文字逐渐进入到更为重视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在这种认识的推动下，中国创设了近代最早的一批技术学堂，如：福州船政局设立的福建船政学堂(1866年)、上海江南制造局附属的工艺学堂(1868年)、福州电报学堂(1876年)、天津北洋水师学堂(1880年)、广东实学堂(1891年)、湖北矿务学堂(1892年)、山海关铁路学堂(1895年)等。这些学堂都是附属于某一工厂或企业，显示出这种洋务学堂为实业服务的性质。

“中体西用”是这些洋务学堂办学的指导原则。为了让学生不忘本，不被西化，洋务学堂开了许多中学课程，但也添设了很多实科，如数学、物理、化学、几何、地理，最为难得的是增加了很多实用技能教育的内容，涉及到广泛的应用性知识和技术，包括轮船驾驶技术、洋枪洋炮使用技术、指挥技术、发电报技术、造船技术、采矿技术、机械制造技术等。以天津水师学堂为例，在堂学生四年内应习功课涵盖语言文字、天文地理、算学几何、物理化学诸端。在实际办学中，又兼顾理论学习与技能训练，学堂分设驾驶和管轮两班，每班均分设内堂课与外场课。所谓内堂课，就是理论课程，两班均开设国文、英文、几何、代数、立体几何、物理、化学、静重学、水重学等，驾驶班另有驾驶、天文、海上测绘等相关专业课程，在管轮班则开设力学、汽学、桥梁学、锅炉学、制图学、煤质学、手艺工作学、鱼雷学等专业课程。所谓外场课，就是教授陆军兵操、升桅操练、弹药及引信法理等的实际军事训练课程，驾驶班与管轮班外场课程类似[1] (P508-509)。

上海江南制造局所附设的工艺学堂在实施近代工业技术教育方面有独特之处。早在1874年它已经设立了学习军事工程的操炮学堂，学习内容除中英文外，还有算学、绘图、军事与炮法。1898年江南制造局总办又提议添设工艺学堂，主要仿照日本各地工业学校，以关系“国家之工艺”及“民生之工艺”为两大宗旨而创办的。同年，操炮学堂并入工艺学堂。“工艺学堂章程”规定其课程除汉文、英文、算学、绘图外，其余仿照日本大阪工业学校设立化学工艺和机器工艺两科，并以江南制造局各厂的实际生产场地和设备为50名学生学习提供实验条件，“应翻化学工艺书籍，已择要购买，一俟购到即可陆续译出。其译印书籍，除供宁沪两学堂取用外，余照制造局图书处一律发售，以广流传。教师主要由制造局中熟悉化学、机器等学者担任，算学则有华衡芳、化学则有徐寿、工艺则有王世绥、绘图则有杨渐逵、机器则有华备钰，拟令分司教授，俟将来扩充，再聘洋师以求深造。”[2] (P470)教学所需的教材，则在东西洋各种工艺书籍中选择切于实用的先行翻译；另外，教学所需的器具，除制造局各厂内的各种汽机等生产设施都可使用之外，还择要购买一些必需的化学仪器、化学试剂及机器模型等。福州电气学塾请西人任教习，主要传授制造电线、电报等各种机器，以及电信寄法等技术知识。教学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把有关电气的一般原理与制造和使用机器的方法相结合[3] (P483)。

晚清年间，洋务派先后创办了37所新式学堂。这些开风气之先的洋务学堂以前是以语言文字教育为主，后又向军事技术教育和专门技术教育拓展。洋务派所开办的学堂，多是依附于其所创办洋务事业，与社会需求密切结合是洋务派教育的最大特点。近代职业教育家黄炎培认为，近代中国职业教育的开端乃是事实所迫，不得已而为之，他说：“在学制未颁布前，大中小各级学堂都未成立，乃竟有职业教育性质之学校，率先举办；且其门类，包括农、工、商、铁路、电报各种，想见当时事实所迫，不得已起而因应。原来一部教育史，全发于人群生活之需求，不足异也。各种学校之发起，亦只为国家谋所以增进生产，开发交通，而初非注意于为个人推广生计。”[4] (P135-136)甲午海战后，洋务运动宣告破产，洋务教育亦逐渐沉寂，而洋务派所创办的新式学堂以顽强的生命力继续存在。于此同时，甲午战争后新创办的15所学堂，不仅体现了教育的持久性特点，而且必然为中国近代化提供了新式专业技术人才。

课程和教学活动是教育培养目标实现的途径，也是办学实践的主体或基本内容。洋务派操办的早期技术学堂多规模较小，各学堂之间亦缺少明确的界限和相互衔接的关系，课程设置上也不尽相同，开设的课程并不全是西学的学科，有一定分量的中学学科。各学校的课程都分基础课和专业课，注重专业理论和实践。教学内容因洋务学堂专业领域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深浅和侧重，但因为受洋务运动指导方针的影响，各学堂办学亦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基本模式。而教授专业技术与实用知识之外，“四书”、“五经”教学依然是课程的重要组成。以广东水陆师学堂为例，要求学生“大抵兼采各国之所长，而不染习气；讲求武备之实用，而不尚虚文。堂中课程，限定每日清晨先读四书、五经数刻，以端其本。每逢洋教习歇课之日，即令讲习书史，试以策论，俾其通知中国史事、兵事，以适于用。在堂者一律仍准应文、武试，以开其上进之程”[5] (P90)。洋务学堂有严格的教学管理制度，规定学堂教学时间和作息时间。天津水师学堂要求学生“盖自开堂以来，一日之间中学西学文事武事，量晷分时，兼程并课，数更寒燠，未尝或辍，叠经季褚生课业，月异而岁不同。”[6] (P71)为激励学生学习，洋务学堂设有名目繁多的考试制度和严格的奖惩措施。福建船政学堂规定：“开艺局之日起，每三个月考试一次，由教洋员习分别等第，其学有进境考列一等者，赏洋银十元，二等者无赏无罚，三等者记惰一次，两次连考三等者戒责，三次连考三等者斥出。其三次连考一等者，于照章奖赏外，另赏衣料以示鼓舞。”[7] (P505)依据学制年限的规定，如果学堂实现教育目标，达到质量要求，学生学习及实践卓有成效，对教师及学生实施奖励，以取得目标管理中的积极效果。

重视实践、创立实习制度也是洋务学堂办学的一项重要举措，其目的是为了打破传统的读书观念，让学生能够真正将学到的理论知识应用于实际工作。1867年1月由闽浙总督左宗棠、船政大臣沈葆桢创办、主持福州船政学堂是洋务学堂中工业技术学堂的典型。学堂不仅为学生开设船体建造实习课、蒸汽机制造实习课等，还特别规定“在最后两年中，制造学生须至厂中工作，管轮驾驶学生须至船上实习”[8] (P79)，以此提高学生的实际技能。为了“精求博览”，“切实考察”，船政学堂最先派学生留欧，在西方本土学习。其他的洋务学堂，比如福州电气学塾、广东水陆师学堂等也仿照此法派学生赴西欧游历学习。值得一提的是，广东水陆师学堂有机地将课堂讲授、理论学习与现场实习相结合，甚至选派海外练习及训练。

在洋务运动后期，出现这样一些思想家，他们虽然与洋务派一样宣传向西方学习，变法图强，但他们在对封建教育提出批判的过程中逐渐与洋务派思想分离，主张反映民族资产阶级的需求，建立西方化教育制度。他们将西学的范围从西文、西艺拓展到西政，主张从技术层面上升到制度层面，由此形成了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初的思想群体——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为容闳(1828-1912年)、冯桂芬(1809-1874年)、王韬(1828-1897年)、薛福成(1838-1894年)、马建忠(1844-1900年)、陈炽(？-1899年)、郑观应(1842-1922年)等。甲午惨败进一步加深了民族危机，在此危亡关头，维新派人士和具有维新倾向的士人纷纷上书言事，提出兴学校、改革教育以图存，代表观点如梁启超所言“救弊之法，归于废科举兴学校”[9] (P61-62)。一时间，设厂自救、兴办教育在变法前夕成为一股热潮。他们继承了早期改良派的实业教育思想，主张建立实业教育制度。戊戌变法期间，“废科兴学”，开办实业学堂的议论更是达到高潮，上自光绪皇帝，下至具有改革图强意识的封疆大吏以及资产阶级维新派实业教育代表康有为(1858-1927年)、梁启超(1873-1929年)、严复(1854-1921年)等人。戊戌变法失败后，实业教育相关的法令未施行，但实业教育思想广为流传，深深地影响了一批清朝封建统治的上层人物，通过张之洞、荣庆(1859-1912年)、张百熙(1847-1907年)之手，近代实业教育制度最终得以确立。因而，就废科举、兴学堂、开办实业教育来说，戊戌变法可以被视为清末新政“教育改革”以及“新教育体制”建立的先声。

面对内忧外患的民族危机，目睹西方经济的发达，早期改良派认为要加强商战，设工厂、开矿藏、行轮船、筑铁路以及学习西方的商务等，逐渐形成了一股实业救国热潮。从实业救国和实业教育的关系看，如果没有农工商近代经济的建立，实业教育也无由产生；没有实业思潮的激荡，实业教育也成了无本之木。

(一)早期改良派的实业教育思想

早在1860年，容闳在南京会见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时，就建议设立各级学校教育制度，其中第7条建议是“建立一套工业学校系统”，首次提出了建立实业学校的主张，是近代首倡实业教育的先驱。1867年，容闳上书曾国藩于江南制造局“附设一所机械学校，以培养中国青年学习机械工程的理论和操作”，[10] (P61-62)其目的是用他们来替代外国工程师和机械师，使工厂完全独立掌握在中国人手里，得到了曾国藩的赞同。

继容闳之后，其他的早期改良派的代表在洋务派实业教育的基础上，对实业教育的认识有了进一步发展。他们的逻辑主线是以商战求富强，商战之本是人才之战，而人才的培养则依靠学校，即展开学战。王韬说：“人才者，国势之所系也，国家之有人才，犹人身之有精神。”[11] (P82)薛福成认识到，开矿修铁路需要实用人才，而中国时感人才难求，比如“欲求一上等矿师，颇难其选”[12] (P108)。改良派之所以在此时期异常关注人才问题，一方面是农工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当时选拔与培养人才的制度与此要求根本背离，阻碍着工商业的发展。他们一方面批判封建教育，一方面畅言建立适应时代要求之新教育。

陈炽认为实业教育非常重要，“农非学，无以辨菽麦，别肥跷，尽地力；工非学，无以区美恶，审良木苦，制械用；商非学，无以察时变，精确算，殖货财。由是而游惰之民多矣，彼异端邪说，乃得乘虚而入，惑世诬民，甚则流为盗贼，暴戾恣睢，白昼横行，掠入于市。”[13] (P29)西方富强的奥秘是“学”，以实业之学为重点，在自然科学知识基础上，依个人条件进入各专业学堂；中国贫穷在于“不学”。农工商之“有用人才”只有通过实业学堂才能培养。因此他要求各行各业办学，企业公司办学。

郑观应直言专门教育的缺失是造成专门人才缺乏的主要原因，而西方国家之富强，则由于西方“士有格致之学，工有制造之学，农有种植之学，商有商务之学，无事不学，无人不学。”[14] (P595)正式因为专门教育的完善培养了大批专门人才，造成西洋兵战商战上的胜利。郑观应的结论是商战之本在学战，以西方为例说明农工商的发达与学校教育的关系，并且较早地介绍了其实业教育制度。他对西方实业教育制度的介绍并不完整，但从中不难发现，农工商矿的教育是一种专门教育，这种专门教育有高等如技艺、通商、农政等学院，也有初中等如工艺院、夜校、徒弟讲习所等。

(二)维新派的实业教育思想

康有为始终提倡实业救国和实业教育救国。1895年，他在《上清帝第二书》中认为，中国的形势危急已经到了非变法不可的地步，变法可求富求强。他提出包括发展铁路、邮政、制造机器、开矿、务农、劝工等10条富国办法，突出发展工业、农业、商业的重要性。而发展实业要依靠各类实业人才，在当前的中国，实业人才的缺乏是一大困境。因此，康有为呼吁尽快广设专门学校，培养实业人才，为变法服务，因为人才培养而言，不可一日而致，未雨绸缪，才能收日后之效。“夫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今宜改武科为艺科，令各省、州、县遍开艺学书院。凡天文、地矿、医律、光重、化电、机器、武备、驾驶分立学堂，而测量、图绘、语言、文字皆学之。选童十五岁以上入堂学习，仍专一经，以为根本；延师教习，各有专门。”[15] (P122-123)他把实业人才称为专门人才，认为专门人才与通才不同，专门人才应以救国匡时、富国富民为最大责任，其次就是要懂得西学，尤其近代自然科学，拥有实际技术。基于对欧美工商经济及机器化大生产复杂性的分析，康有为认为专业技术的门类分化与未来社会生产的分工精细化是国际大潮，这必然会对人类的专业技术教育目标及学科分类发生影响。主张“五年之中，强敏者既听兼通数学，中才者亦得妙解一门；虽极愚下之资，笃守一业，亦足以下之自养其身，上之足赡公用，此乃大同仁复众生之意也。”[16] (P119-120)这充分表明他对社会物质生产及近代科学技术的运用与学校教育培养人才之间关系的清楚认识，是十分卓越的。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上奏光绪皇帝，“自京师立大学，各省立高等中学，府县立中小学及专门学，若海、陆、医、律、师范各学”[17] (P213)。同年6～7月间，康有为对 “专门学”又作了详释或说明：专门学着重工艺学校、铁路学校、商学校、农学校、茶务蚕桑学校、矿学校，体现了社会物质生产领域的主要部门与学校教育专业设置及人才培养的关系。“专门者，凡农商矿林及其工程驾驶，凡人间一事一艺者，皆有学，皆为专门也。”[18] (P305)他希望凡有实业之处都立实业学校，“大劝农工”，凡有中小学校处都同时设立实业学校，“遍开新学”，实际就是主张普及实业教育。

梁启超的实业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是生利分利理论。根据进化论，他认为物竞天择，自然淘汰是公理。世界上任何民族如果不能适应世界时势变化，都不能存在。“生计界之竞争，是今日地球上一最大问题也。各国所以亡我者在此，我国之所以争自存者亦当在此。”[19] (P243)为此应急切研究生计问题，因为生计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中心问题。基于对我国国情的上述认识，梁启超提出了生利分利理论，生利的生产性劳动为资母孽子的活动，而分利的非生产性劳动所造成的结果是蚀母亡子[20] (P201)。当前的中国要发展经济实力，提高竞争力必然需要多生利，减少分利，因此必须发展实业。从振兴实业的愿望出发，梁启超主张通过教育培养大批的生利之人，即实业人才。他从开民智角度论证了人才的重要性。要救亡图存，就要发展实业，要发展实业，得先开民智，培养实业人才。同时由于本国人才的缺乏，在已开办的农工商矿铁路等行业中，不得不大量雇用洋匠洋师，导致财富外流，利权为洋人控制的局面。因此，他主张将开办实业学堂作为开民智的第一步。梁启超把实业学堂作为培养实业人才的最重要的渠道，但科举制是一个最大的障碍。因为实业教育要求人求学时，先确定将来欲从事什么职业，然后一切学识材料都为职业做准备，学有用之学，养实用之能。而科举却使人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因此必须扫除障碍，废除科举。这样，就由实业学堂的兴办提出了废科举，发展近代新教育这一富有生命力的命题。

严复强调实业教育不仅在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及产业进步，而且克服传统士子“征逐虚名，作为无益，坐令脑力萎缩，则四十以往，其人必衰”的弊病，能有效发展学生身体素质并焕发其精神面貌。他在对当时流行的实业教育进行反思与批判的基础上，从他所传播、颂扬的西方科学主义教育学专业视角出发，阐发自己的实业教育的主张和观点。严复认为，“实业教育者，专门之教育也。专门教育，固继普通教育而后施。”[21] (P204)由此看来，严复将实业教育放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将其在教育系统的地位确定为一种高等阶段的专门教育，只是严复的这种构想并不符合清末落后的实业发展状况。在实践中，严复认识到当时实业发展的真实状况，继而提出建立发展实业教育的当务之急是建立初等、中等的实业教育。在分析了中国实业教育发展薄弱且结构不健全的弊端之外，严复又指出当时实业教育发展的另一弊病，即趋官现象：“使其国以平等为精神，将执业虽异，而于社会，皆为分功而不可阙，初无所谓贵贱者也。操术固有巧拙难易，而贵贱不甚相悬，而后诸业皆奋，而其群无废事。中国重士，以其法之效果，遂令通国之聪明才力，皆趋于为官。百工九流之业，贤者不居。即居之，亦未尝有乐以终身之意。是故其群无医疗、无制造、无建筑、无美术、甚至农桑之重，军旅之不可无，皆为人情所弗歆，而百工日绌。一旦其国入于天演之竞争，乃惶然不可以终日。”[22] (P1001)这既是传统职业价值导向的延续或反映，同时也是近代教育改革不彻底性以及科举取士的束缚所致。他又对实业教育与传统教育作了总体上的比较：“是故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欲讲实学，非另立选举之法，别开用人之涂，而废八股、试帖、策论诸制科不可。”[23] (P30)这就突出了实业教育的优点以及实行的紧迫性。而且，与康、梁相比，严复更是高屋建瓴、鞭辟入里地论述社会产业的关系、结构的调配及其与教育的互动性，体现了一代中西会通思想家的远见。

(三)维新运动时期建立的实业学堂

维新运动实际成就主要在思想观念的启蒙、解放以及认识程度的升华、提升，制度的建设及实践尚处在宣传、尝试的早期，并未能全面展开，这也同样地反映在实业教育领域。这也表明，洋务教育比较其军事、工业、航运等相关领域或事业来其延续性及实际价值会更明显，将其视为有限或暂时性功用的评价有失公允。随之而起，在“百日维新”(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前后，各地创设了一些颇具影响的实业学堂，介绍如下：

江西蚕桑学堂，由江西绅商蔡金合于1896年在高安县创办，学堂讲求种桑、育蚕之法。杭州蚕学馆，由杭州知府林启于1897年创办，次年4月开学。学生名额30名，课程设置物理学、化学、植物学、动物学、气象学、土壤学、桑树栽培论、蚕体生理及解剖、蚕儿饲育法、缫丝法、显微镜、操种法、茧审查法、生丝审查法、害虫论等。

维新变法运动中，大举创办实业学堂及专门学堂亦是一项重要改革内容。1898年6月光绪帝诏令各地兴办农务学堂，“工学、商学各事宜，亦著一体认真举办”[24] (P57)。是年9月，于通商口岸以及出口丝茶的省份设立茶务学堂、蚕桑公院的奏陈获准。在清政府的大举推动下，全国兴起办理实业学堂的热潮，尤以农政学堂、蚕桑学堂、工业技术学堂为主。比如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湖北省设立农务学堂；京师设立农务中学堂，讲授中西农政种植之学；江宁设立农务学堂，“聘明于种植物学、农艺化学人员为之教习，以讲求物质土性所宜，粪溉壅植之法”[25] (P302)。安徽安庆设立课桑园，其蒙学馆以10岁左右农家子弟为招生对象，定额50人，学程共计5年，分为两个阶段。前三年学习基础知识；后两年分科学习，包括化学、验种、栽桑、养蚕、缫丝等科。工业技术学堂有矿物类学堂和工艺学堂两种，比如两江总督刘坤一设立于陆师学堂中的矿路学斋，以及设立于上海的工艺学堂[26] (P141)。

在“新学制”酝酿、产生过程中，1901年，清政府封疆大吏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名“江楚会奏”，提出应在各省以下设农工商矿等专门学堂，以培养实业人才，这一主张受到清政府的高度重视。1902年，山西巡抚岑春煊奏开农林学堂，为新政时期最早设立的农业学堂。同年，袁世凯在直隶设工艺局，建工艺学堂，聘中外教习教授化学、染织等工艺，成为新政时期最早设立的工业学堂。

清朝末年在内忧外患的刺激下，开办实业、增强经济实力和国家竞争力逐渐成为共识。早期改良派对西方实业教育制度的宣传介绍以及所提出的初步构想，是维新派深入设计实业教育制度的基础。通过维新派的大力推动，实业教育的制度化被提上日程。张之洞、荣庆、张百熙所建构的学制系统使得实业教育制度得以最终确立，亦为近代实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新学制”在清末新教育制度中占有核心与主体的地位，也是近现代教育制度史的里程碑。同样是实业教育全面走向现实实体的催化剂。

在张百熙拟订的《钦定学堂章程》中，在普通教育系统外，设立了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两个旁系，将实业教育纳入到学制系统中。虽然关于实业学堂的级别、类型均作了相关规定，但同时应当指出，在此章程中，师范、实业教育均是附设于高等小学堂、中学堂及高等学堂中，并无关于实业学堂的专门章程，这就表明实业教育并不具有独立和专门的地位。“壬寅学制”中纳入了实业教育，在普通教育的主体版块之外，列出师范、实业教育两个旁系，但都附设于高等小学堂、中学堂及高等学堂之中，没有实业学堂专门章程，这就表明实业教育不是独立办理。而在之后颁行的《奏定学堂章程》中，这一缺憾得到补充。

在《奏定学堂章程》中，对于实业教育做出了详细规定，颁发了一系列章程文件对各级各类实业教育做出详细规范。包括：《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中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初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实业补习学堂通则》、《实业补习普通学堂章程》、《艺徒学堂章程》。在此学制系统中，实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一样被分为初、中、高三级设置。与高等小学堂并行，设有4年制实业补习学堂，3-4年初等农工商实业学堂，此外还设有艺徒学堂；与中等学堂平行，设有中等程度的农工商学堂的本科及预科；与高等学堂平行，设有实业教员讲习所及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大学中则设有实业教育性质的农、工、商科。

初等实业学堂相当于普通高等小学程度，分为农业、商船和商业三种，招收初等小学毕业生(13岁以上)或同等学历者，通过考试方可入学。农业、商业学制三年，商船学制为二年。中等实业学堂，相当于普通中学程度，于农业、商业、商船之外增添工业学堂，农业、工业、商业分科设学，商船不分科。此外，中等实业学堂有本科、预科之分：本科招收高等小学毕业生(15岁以上)和同等学历者，三年毕业；预科招收初等小学毕业生(13岁以上)和同等学历者，二年毕业。高等实业学堂，与普通高等学堂(大学预科)程度相当，分设农业、工业、商业、商船四种，招收普通中学毕业生以及18岁以上同等学历者，并且规定普通中学毕业生持毕业证明即可免试入学。高等农业学堂、商业学堂设本科和预科：预科一年即可毕业；本科除农业学堂的农学科为四年毕业外，森林学、土木工学、兽医学都为三年毕业，高等商业学堂依旧不分科，本科三年毕业。高等工业学堂本科三年毕业，分设机织、染色、建筑、机器、造船、图稿绘画等13科。高等商船学堂分为机轮、航海两科，本科五年毕业。

除上述机构外，还有三种实业教育机构：一是艺徒学堂，招收未入初等小学二粗知书算的12岁以上的青少年，无固定修业年限，但至多不过四年。二是实业补习性质的普通学堂，学制三年，招收学历程度相当于初等小学以及年岁已过“学龄”之儿童，在教授实业知识技能的同时补习普通小学教育。三是实业教员讲习所，附设于农、工、商大学或实业学堂内，招收中等学堂或初级师范学堂毕业生。农业及商业学堂二年毕业；工业分一年毕业之简易科与三年毕业之完全科。此外还规定，中等、高等实业学堂都可附设专修科和选修科。毕业生若相继续专攻已学某科，可进入专修科；选修科为志愿选修某科或者数科的学生而设。

设立统一的教育管理机构也是清末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在新学制颁行后，全国掀起兴学热潮，更需要一个部门行使统一的教育管理职责。在1904年所设学务大臣属官中，有实业处这样一个机构，负责管理实业教育的学科、学务工作。1905年学部成立后，下设5司12科，实业司下设有实业教务、实业庶务两科。翌年，各省改设提学使司，内置学务公所，分设6科，实业科为其中之一。至此，中央至地方实业教育的行政系统趋于完善。1906年学部颁发教育宗旨，将“尚公”“尚武”“尚实”确立为振起之策，其中，“尚实”为富强之策，就是要“讲求农工商各科实业，物无弃才，地无遗利，斯有益于国计民生”[27] (P3-4)。

“癸卯学制”所制订的实业教育章程、法规以及两年后管理机构的建立，构成了近代一幅完备的实业教育蓝图，实业教育制度由此完整呈现，正式形成，并实现现代化的雏形。

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指出，中国近代学西方是“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觉得外国的“器物”先进于中国的“器”，这种学习开始于洋务派，他们最早学习西方的措施是兴办洋务学堂，引进西方先进文化和技术。当时的洋务学堂分三种，即外国语学堂、技术学堂和军事学堂，这三种学堂都有西艺教育的内容，但主要以归属于技术学堂的课程内容为主。张之洞将其概括为“新旧兼学，政艺兼学”[28](P248)这既是科学教育的起步，又是实业教育的最初形式。

这些先进的人士权衡形势，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温和的方式也好，改良的方式也罢，但发展实业的强烈愿望却是一致的。他们都论述振兴实业的重要性及其对推动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而发展实业的有力途径是发展教育，培养实业人才。因而，早期改良派将其实业救国的主张部分地落实到实业教育救国的行为上。他们在西方影响的刺激下，根据我国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试图通过教育培养发展实业所需的人才，从而达到实业救国的目的。

维新派在早期改良派的基础上，对实业教育思想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而且，他们对西方的实业教育制度的介绍更为完善，深入构想了近代中国的实业教育制度，因此成为清末实业教育制度化的直接推动者。与洋务派运动时期的实业技术教育相比，维新时期的实业教育视域范围扩大到农、工、商、矿等诸多社会生产部门及行业，同时实业学堂不再是某工厂企业的附属部分，而是被统治者所承认，最终在清末“新学制”体系中取得了法律地位。

“癸卯学制” 所提出的教育改革的宗旨和内容十分具有世界眼光和国际意识。在实业教育规定上，主要表现为要求各科实业学堂加设外语课程，并且接受相关的国际贸易、商务来往的知识和技能，有意识地培养能够走向世界市场的专业人才。此外，“癸卯学制”还规定，各省至少需要设立一所完全制的实业学堂，并且在经过地方督抚深入考察当地情形后，选出本省“最相需最得益”之实业门类，并且选派学生出国学习深造。这里所提出的“相需”与“得益”的办学主张，显然是对传统教育所倡导的弃利唯义格局的突破，意味着中国近代教育已经开始转向沟通文化知识与社会生产。此学制颁行后，全国范围内的实业教育制度正式建立，随着实业教育行政机构的完善以及“尚实”宗旨的颁布，晚清实业教育进入迅猛发展的阶段。

1906年、1908年学部先后通令各省府州县设立实业学堂。据统计，1907年到1909年间，全国实业学堂数量、学生数量几乎翻倍。(详见表一)尽管相较于同期普通各级学堂入学人数而言，数量并不突出，比例较低，但毕竟为中国近现代培养了一批实业人才，对推动中国近代农、工、商业的发展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表1　1909年的各实业学堂和学生情况表

(资料来源： 学部总务司编： 《宣统元年分第三次教育统计图表·各省实业学堂学生统计表》，单印本。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334页)

值得注意的是，清末女子实业教育也开始起步。清末“学制”上并无女子实业教育的规定，但是女子实业教育在清末亦有所发展。1905年史家修创办于上海集捐的女子蚕业学堂是女子实业教育之肇始，福建蚕桑女学堂、杭州蚕桑女学堂随之相继开学。从实业教育的区域地理布局看，各地实业教育的分布也较为平衡，边远的地区也出现了许多实业教育机构。1909年各省实业学堂统计如表2所示：

表2　清末实业学堂分省统计表

(学部总务司编：《宣统元年分第三次教育统计图表·各省实业学堂学生统计表》，单印本。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333～334页)

从图中可以看出，学堂数量前6位的排列顺序依次为河南、直隶、新疆、山东、湖南及湖北，即使是远在西南的贵州也建有2所，学生人数的分布也大体如此。各地差异依然存在，但绝大多数行省均设立了实业学堂，而且大体在6-14所之间集中，表明存在一定的均衡程度，其差异的剧烈反差并不突出。这其中的因素固然较多，但与各地官僚督抚对实业学堂的高度重视存在显著性联系。除了上文所述的名宦官员之外，其他如四川总督锡良、赵尔巽，浙江巡抚廖寿丰，杭州知府林启，闽浙总督松寿等奏折文稿中均有如何创办实业学堂的言论及思想。(www.chuimin.cn)

“癸卯学制”是西方实业教育制度中国化的第一次尝试，其破旧立新的历史功绩不容小觑。同时由于时代的局限和统治者思想的保守，该学制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首先该学制对日本的仿照多而对中国国情的参考少，盲目重视高等实业教育而忽略当时社会普遍需要的初、中等实业教育，也不重视实践实习。再者，该章程的封建烙印很深，将修身、中国文理视为各种教育之根本，修身、人伦、道德为各级各类学堂必修课程，其中初、中等学堂的修身、读经各占到每周总学时的47%、28%[29] (P506)。

“实业”一词何时出现有待考证。但在19世纪以农工商矿这类东西为主要内容的实业一词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已经产生。在实业学堂、实业教育两名词出现前，人们把培养农工商矿类应用人才的学校叫实学、农工商学、艺学、西艺或专门之学等。实业学堂或实业教育是指19世纪下半期到20世纪初十余年间我国为农工商矿铁等物质部门培养专门应用人才的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1917年5月6日，由教育界、实业界40余人联合发起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会上发表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制定了该社社章。宣言书指出中国当下最重要最困难的问题在于生计，欲解决生计问题需要改革教育，以谋教育与职业之沟通。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华教育社需完成的任务是：推广职业教育；改良职业教育；改良普通教育。具体的工作办法是：1.调查、研究、劝导、指示、讲演、出版、表扬、通信答问；2.设立职业学校，设立教育博物院；3.组织职业介绍部。1917年10月，中华教育社出版社刊《教育与职业》。该教育社团的诞生以及专业期刊的出版，正式拉开了近代职业教育运动的帷幕。由此，从学界到一般国民逐渐以“职业教育”取代“实业教育”，职业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彼此促进，不断高涨。

实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关系问题，是一个还没定论尚待进一步探究的问题。历史上对此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实业教育就是职业教育，两者没区别，一种意见认为两者有异有同，因而不能说两者等同。对于两种观点的不同意见，限于篇幅，不再赘述。笔者认为，两者是有不同的，这就导致了实业教育后还有职业教育的替代。它们的不同在于二者的范围、层次及与社会生活的适应程度，相同在于根源和目标。正因为它们有范围和层次的差别，职业教育更加贴近生活需要，导致了职业教育逐渐兴起，实业教育的称谓逐渐减弱，以至人们习惯称为职业教育。也正因为有了实业教育几十年的发展，它的培养应用性技术人才的目标与职业教育目标相同，其发展为职业教育打下了基础，是职业教育兴起的前奏。实业教育追求实用性，这就是实业教育为职业教育所做的思想条件。这里“实用”的基本含义是教育与社会生活生产密切联系，培养各类社会专门领域的专业技术与应用型人才。实业教育的兴起与发展为职业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它的逐渐谈出人们的惯用词汇范畴，恰恰预示着职业教育使命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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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赵志伟]

WU Hong-cheng, ZHANG Yuan-yuan

(School of Education,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071002, China)

Abstract: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1840-1911), westernization makes recognized the military and mechanic techniques and significance of learning from the western technology for the sake of national salvation. Likewise, the craze and passion are motivated for the western art. All this contributes to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industrial education. The reform movement and new deal adds to its prelude to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industrial education, or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campaign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Key words:late Qing; industrial education; westernization; reform; new academic system

DOI:10.13763/j.cnki.jhebnu.ese.2016.02.005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13X(2016)02-0033-09

作者简介：吴洪成(1963—)，男，浙江金华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收稿日期：2015-03-08

张媛媛(1988—)，女,河北保定人，在读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研究。